三十三
后秦王苌与群臣饮，酒酣，言曰：“诸卿皆与朕北面朝秦，今忽为君臣，得无耻乎！”赵迁曰：“天下不耻以陛下为天子，民等何耻为臣！”苌大笑。
耻是相对的，正如道德本身也是相对的：道德是一根警棍，被有权力的人拿来痛打没有权力的人。《镜花缘》的作者看到了这一点：那个言必称道德的国度，恰恰是最缺乏道德的国度。
三十四
魏主珪徙军常山之九门。军中大疫，人畜多死。将士皆思归。珪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什四、五。” 珪曰：“此固天命，将苦之何？四海之民，皆可为国，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无民！”群臣乃不敢言。
统治者向来不把人当作人来看待的。威廉·詹姆斯说：“人简直是食肉猛兽中最令人生畏的，他是惟一有组织地捕食同类的猛兽。”这实际上就是魏主珪的言外之意。这是一个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我又想起鲁迅的一段话来：“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老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华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鲁迅看透了皇帝其实都是吃人者的领袖，而中国所谓的“文明”不过是吃人者抹去他们嘴角的血迹的餐巾纸。
老百姓的生存能力与生殖能力都是极端顽强的，统治者不必担心他们死绝，因此皇帝才得意洋洋地宣布“何患无民”。
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洋洋三大卷的《古拉格群岛》，其核心便是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何以变得不是“人”？而我们的祖先们早就有了答案：不把人当“人”看，是统治的最高境界。也只有不把人当“人”看，统治才能持久。
三十五
秦山贼王始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镇讨擒之。临刑，或问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奈何尚耳！”始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终不改号！”
即使是马克·吐温这样的幽默大师也写不出这样的场面来。王始是个有趣的人物，他的临终之言，不仅可以压倒魏晋名士们对清谈，而且也不逊色于近世以来烈士们就义前高呼的“某某某万岁！”王始人如其名，有始有终，为理想而捐躯，理应迎入先贤祠，吃几斤冷猪肉，喝几瓶掺水的假酒。
无论是为了当皇帝还是所谓“为万民谋幸福”而被砍头，都是中了死神的阴谋。最后，剩下的便只有零零碎碎的各种“说法”。这些“说法”能否成为死者们的安慰呢？王始心满意足地死去了，以皇帝的身份死去。王始的子孙们呢？
三十六
桓玄篡夺东晋政权后，以前代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固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
统治者大多好名，好名者必如桓玄这般费尽心思制造“隐士”。从这里可以发现，真的隐士原本就不存在，隐只是一种姿态，一条终南捷径。《北山移文》写隐士的心态，传神绘影。以前人们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出世和入世。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其实两种选择都是一样的：都是花瓶的命运。
惟一能与这则故事平分秋色的时事是：据报载，武汉某医院开办修补处女膜的业务，应诊者如云，大多是准备从良的妓女。我觉得，即使她们也比“隐士”们更加高尚。
三十七
燕王熙的皇后符氏卒，熙哭之懑绝，久而复苏；丧之如父母，服斩衰，食粥，命百官于宫内设位而哭，使人案检哭者，无泪则罪之，群臣皆含辛以为泪。
无独有偶，《史记》载，汉武帝时，卫后找到失散在民间的兄弟卫青，两人在宫中见面。卫后大哭，而宫女太监皆“助哭”。太史公用“助哭”二字，堪称神来之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群臣迫于无奈，口含辛辣之物让自己泪如泉涌，倒也是另一种忠心。近读《古拉格群岛》，写斯大林死后，苏联人个个痛哭流涕，索尔仁尼琴在人群中，也不得不装出悲哀的样子，尽管他心里恨透了这位“教父”。
判断专制与民主，标准之一是：看这种制度是否企图控制人们的感情。
三十八
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门：东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凉，北曰平朔。
细读史书，我才发现夏国其实是最弱小的一个国家。夏主患的是中国人的常见病：语言文字征服病。鲁迅为此塑造了一个典型：阿Q。阿Q对王胡、假洋鬼子、赵太爷的态度，跟夏主对魏、宋、凉、朔的态度一模一样。汉语真有反败为胜的魅力吗？至少我就不相信。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也患上了这种顽疾，台北市的马路皆以大陆各省省名冠之，如“四川路”、“浙江路”等等。既可怀旧，亦可壮胆。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因为名字一改，就“光复”了大陆锦绣的江山。
靠文字为生的人都是弱者——包括我自己在内。
三十九
竟陵王刘诞平反被镇压之后，诏贬诞姓留氏。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馀男子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馀口。长水校尉宗越临决，皆先刳肠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斩之，越对之，欣欣然若有所得。上聚其首于石头南岸为京观。
鲁迅说，中国从来就是安放一桌吃人筵席的地方。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愤愤不平：礼义之邦，个个是慈眉善目的菩萨，连蚂蚁也不会踩死一只，何来吃人？说这些话的，都是些跟摩天大楼一样高耸入云的大学者，如钱穆、如季羡林。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读过《通鉴》。他们能否解释：既然传统文化如此美好，为何孕育出无数个像宗越这样的杀人狂来？
苛政岂止猛于虎！虎吞噬其他的生命，不过是因为肚子饿，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倘若吃饱了，像在动物园的笼子中那么舒服，它绝对不会主动去伤害别的动物。而像宗越这样的“人”，不仅杀人，而且“虐杀”；不仅“虐杀”，而且还“欣欣然若有所得”。文革中，无数的宗越复活了。
四十
跟三十七则中燕王强迫群臣哭符后一样，宋世祖葬殷贵妃，数与群臣至其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悲者当厚赏。”德愿应声恸哭，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故用豫州刺史以赏之。上又令医术人羊志哭贵妃，志亦呜咽极悲。他日有问志者：‘观那得此副急泪？”志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
重赏之下，不仅有勇夫，还有“哭夫”。羊志相当聪明，“你哭你的，我哭我的”。你玩弄我，我岂不玩弄你，彼此彼此！一首时下的流行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足以概括中国的历史。
四十一
知识跟智慧，跟品性无关。宋世祖刘骏是个昏暴之君，“终日酣饮，少有醒时”。但《通鉴》仍称赞他“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
儒家文化一向把知识传授与道德教化合而为一，结果却适得其反。苏东坡说：“人生识字糊涂始”；我却说：人生识字心始歪。能同时读七行文字的刘骏，照样把国家搞得暗无天日。他的聪明和博学并没有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
四十二
宋王太后疾笃，使呼废帝。帝曰：“病人间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谓侍儿：“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
金庸的一大发现：人世间最黑暗的地方有两个——皇宫和妓院。王太后绝望的呼喊传不出九重深宫，孔老夫子若听见了，会作何感想呢？孔庙中高高在上、“万世师表”的老夫子，其实是世间最寂寞的人——他说的话虽然被千万人学习，却没有人当真。
四十三
宋废帝自帅羽林兵讨太宰义恭，杀之，并四子。断绝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谓之“鬼目粽”。
统治者有个常用的把戏，将“坏人”贬为“鬼”——对鬼，自可无所不用其极。《白毛女》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因此成为最受欢迎的样板戏。那个时代，台上在演出这幕意义深刻的剧目，台下无数的人则又被变成“牛鬼蛇神”。
四十四
宋明帝以故第为湘宫寺，备极壮丽，欲造十级浮图而不能，乃分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入见，上谓曰：“卿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钱不少。”待郎虞愿侍侧，曰：“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愍；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王公贵人自可信佛，留下的事让百姓干去！阿育王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那些被他杀害的千万冤魂何为？
当信仰以金钱或权力来衡量时，它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教皇卖免罪符的时候，新教也就诞生了。
四十五
宋明帝好围棋，棋甚拙，与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围棋，抗每假借之，曰：“皇上飞棋，臣抗不能断。”上终不悟，好之愈笃。
独裁者多一两种爱好，于国家大事无甚大害，但对有这方面特长的人来说，则多了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厨子权力超过宰辅，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弄臣”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四十六
魏诏曰：“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入阖门。朕为民父母，深为愍悼。自今非谋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
这是《通鉴》中少见的一点亮色。“族”字几乎每页都有，一个普通的汉字后面有可能是数十、数百余人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后赵时石虎杀太子石宣，杀尽东宫人等，连自己最疼爱的孙子也不放过。我为魏帝诏令中“君权神授”的心态而不快，却赞赏他的“改革”。尽管是不彻底的改革，但这一纸诏令毕竟可活千万人。
四十七
宋苍梧王即帝位后，一日不杀人，则惨然不乐。太后屡训戒帝，帝不悦。会端午，太后赐帝毛扇。帝嫌其不华，令太医煮药，欲鸩太后。左右止之欲：“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狯？”帝日：“汝语大有理！”乃止。
看来，儒家的三纲五常、礼乐制度还是有作用——保全了太后的一条小命。残暴如宋帝者，也害怕当“孝子”，为太后的后事操劳。谁说礼乐无用呢？它远胜于刀剑，连恶向胆边生的宋帝也被吓退了。难怪新儒家们要念念不忘儒教的教义，它是金箍棒，看你们谁能受一下！礼教也成了一种毒，用来“以毒攻毒”的毒，这岂不是礼教的悲哀！
四十八
梁武帝猜疑临川王萧宏。有人报告萧宏建造房屋百间，内堂之后，门户紧闭，疑为铠仗。武帝于是到萧宏家饮酒，半醉后，渭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宏恐上见其货贿，颜色怖惧。上意益疑之，于是屋屋检视，每钱百万为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为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馀间。上屈指计，见钱三亿馀万，馀屋贮布绢丝绵漆蜜料蜡等杂物，但见满库，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悦，谓曰：“阿六，汝生计大可！”乃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方更敦睦。
武帝只害怕弟弟谋反，却不害怕他贪污。一个词“大悦”，将其心态勾画得惟妙惟肖：只要你不夺我的位子，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国库如擎天大柱，你一人的贪欲最多像个小蛀虫而已，动不了它的根本。贪污是可以被允许的。同时，贪污的官僚也容易被控制。有把柄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还不乖乖听话？这就是专制帝王独特的思路。虽然宋子文、孔祥熙贪污腐败，蒋介石却依然重用他们，原因也在于此——至少他们不会造反。
萧宏的财富来自何处？来自老百姓那里。但皇上是不会为百姓考虑的，他只挂念着自己的宝座。贪污横行的国度，必然是缺乏民主的国度。贪污不仅是贪污问题。韩国总统金泳三之子因贪污而入狱，我视之为一个标志：韩国民主制度初步确立的标志。而萧衍、萧宏们的幽灵们，还在中国转世作乱。
四十九
魏宗室外戚权幸之臣，竞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馀匹，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旆。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晶杯，马脑碗，赤玉卮，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缯布，不可胜数，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素以富自负，归而惋叹，卧疾三日。
依稀觉得另一本书上也有相似的情节——《天怒》。天是不会怒的，书呆子才会这样想。报刊上频频公布中国富豪的排行榜，种种标准，不一而同，使评比亦成为一门深奥的学问。魏国的富翁们大概会羡慕今天的富翁的——今天学问突飞猛进，有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评比，大家心服口服。而那时，他们只能通过参观获得的感性印象来粗略估计。
可惜的是，“排行榜”上只有民间人士，还有很多“非民间人士”更为富有，他们淡泊名誉，如陶渊明般高洁；他们深藏而不露，如武林高手般泯然众人。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只苦了缺乏想象力的老百姓。正像清末笑话中所说的，一个庄稼汉向朋友们吹嘘，他进宫见过老佛爷，老佛爷正在啃两张肉饼。
人们对富豪“排行榜”的兴趣，超过了晋人，也超过了北魏时代。那些“十大杰出青年”、“十大劳模”之类的评比，除了被评上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之外，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的。相反，《福布斯》杂志却成了在中国最有名气的美国杂志，人人口头上都在谈论着中国人的排名。这也是一种爱国心，一种民族自豪感，值得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诸公大力提倡。
在西方，大多数富人还是“人”；在中国，一旦富有，相当大一部分富豪的本性便迅速被“蛮性的遗留”所取代。关于某些“富兽”们的兽行，大约不必由我来举例了吧。
五十
魏步兵校尉宇文泰入关，以功迁征西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凋弊，泰抚以恩信，民皆感悦，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辈岂从乱乎！”
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做稳了奴隶和没有做稳奴隶的时代。所谓明君清官，无非是让百姓做稳了奴隶而已。“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是一句令人心寒的感叹。字文泰所做的，仅仅是扔出一两根没有肉的骨头，人们便摇着尾巴奔上前去献媚了。
五十一
魏权臣尔朱荣好猎，不舍寒暑，列围而进，令士卒必齐壹，虽遇险阻，不得违避，一鹿逸出，必数人坐死。有一卒见虎而走，荣渭曰：‘汝畏死邪！”即斩之。自是每猎，士卒如登战场。尝见虎在穷谷中，荣令十馀人空手搏之，毋得损伤，死者数人，卒擒得之，以此为乐，其下甚苦之。
这个世界上，某些人的欢乐即是某些人的痛苦。但将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对他人生命的剥夺上，这种欢乐便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尔朱荣指责士兵怕死，真是岂有此理！谁不怕死呢？后来魏敬宗设计诛尔朱荣，亲自挥刀手刃之，侍从亦抽刀乱斫，不知尔朱荣此时心态如何？是视死如归还是魂飞魄散？临死的瞬间，他大概才体味到死亡的可怕。
我想起了古罗马的角斗士，想起了斯巴达克。中国又何尝逊色呢？
五十二
魏敬宗杀尔朱荣后，尔朱家族的将领起兵攻陷洛阳。帝步出云龙门外，遇城阳王徽乘马走，帝屡呼之，不顾而去。尔朱兆执帝，锁于永安寺楼上。帝寒甚，就兆求头巾，不与。
大乱来时，谁还顾你是皇帝呢！敬宗被抓之后，居然想求一头巾也不得，其可怜状如在目前。司马光与其说是历史学家，不如说是文学家，在这些细节处，他往往有神来之笔。政权出自枪杆子，想当皇帝，先当军阀头子。魏敬宗、宋徽宗等人均非政治家之流，故国灭身死。
五十三
魏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
这是一则很有意思的记载。在分裂时代，若双方对峙，耽耽相向，则在语言上互相蔑视，指责对方是“伪”，而自以为是“正统”。在这个空洞的帝国里，无数能指与所指脱离的语言像幽灵一般游走着，充斥了帝国广袤悠远的时空。中国人自古就有语言崇拜，对仇人的一个报复办法是：做一个对方的木人、布人或纸人，然后天天对其咒骂，骂他生病、死亡，最后果然灵验。《红楼梦》中对此有过详尽的描写。
不知道起草这道诏书的大臣是谁。我想，也一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终于弄明白了一个其实很简单的道理：语言仅仅是语言而已。
五十四
魏主与权臣高欢交恶，在信中如是说：“朕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人所图，则彰朕之恶；假杀还为王杀，幽辱齑粉，了无遗恨！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至此。”
中国的文字，向来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双方都在秣马厉兵，积极备战，书信却写得情深意重，义正辞严。魏主势力不如高欢，在堂皇的言辞背后，已露出怯意。“百姓无知，或为实可”此八字道出统治者们的一以贯之的心思：谁当皇帝，老百姓是无权决定的；既然我当上了，他们这些愚夫愚妇就只有认可的份儿。正如庄稼地必然遭受害虫，至于害虫是蝗虫还是别的什么，对老百姓来说都是一样的。
双方起草书信的都是文章高手。但改变事实的不是文章，而是战争：高欢的军队打败了魏主的军队。帝鞭马长骛，糗浆乏绝，逃向西边。高欢入洛阳重新立了个傀儡皇帝。百姓照样无可无不可。读完后面的结果，再读前面的信，趣味倍增。
五十五
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梁武帝以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跃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
我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中国把天体学人文化，是为“天文’。天体运行，旱涝地震，岂与政治有关？一八九九年十月六日，《京报》登了一则光绪的手谕。光绪在谕令里提及，自己的罪过是发生干旱的原因。不管谕令是否代表失去自由的光绪的本意，但其思路仍是旧日怪圈的延伸。天象和民谣的合力，使梁武帝跣足下殿，我又有点怀疑，老百姓是否也有大愚若智的时候，故意制造出这样的谚语，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来捉弄皇帝？
第二点是梁武帝的自我解嘲：“虏亦应天象邪！”他把对方当作“虏”，自己却不见得有多么高尚，不过是一名夺取齐的天下的武将而已。东晋本来已是偏安的朝廷，自宋取而代之以后，就更加“名不正，言不顺”了。那么萧衍又有什么资格自傲呢？他为自己找了个不是说法的说法，对于他自身的尴尬丝毫没有什么帮助。昏昧如此，焉不引狼入室，导致侯景之乱，活活饿死台城？
我读史书时的最大乐趣，便是寻找统治者们的愚昧。
五十六
宋游道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省中豪吏王儒之徒并鞭斥之，令、仆以下皆侧目。高隆之诬游道有不臣之言，罪当死。给事黄门侍郎杨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
“畜狗求吠”这是统治者对中国文人的政策，此四字真言石破天惊，道出皇权体制下士人的命运。孔子以降，要么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要么啃着骨头秉承主人的意旨乱咬一气。主人则有两类，一类是昏主，辨不清看家狗的狂吠实际上是吓唬偷儿、保护自己的财产，反倒为吠声惊醒自己的美梦而大怒，而挥刀杀之；另一类则是明主，即唐宗宋祖之流，纳谏如流，知道狗儿叫江山固，不时赏给狗儿几块肉多一点的骨头，再加上几许温柔的抚摸。
五十七
魏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
肉体上的阉割废除了，精神上的阉割呢？太史公以残缺的肉体完成了象征精神完整的《史记》，此后那些精神残缺的后代们呢？
五十八
高欢之子高澄，尝侍饮酒，举大觞属帝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帝三拳，奋衣而出。
傀儡皇帝还想向权臣摆架子，下场可想而知。“狗脚朕”三字，倘若每个老百姓都这样痛骂，“朕”还有什么威风可言？
每当读到皇帝被侮辱的段落，我便开怀而笑。尽管侮辱者与被侮辱者一样都不是东西。
五十九
帝欲杀高澄，开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以告澄。澄勒兵入宫，见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帝正色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王欲自反，何乃责我！我杀王则社稷安，不杀则灭亡无日。必欲弑逆，缓速在王！”
谁有兵权，谁就有真理。魏帝还想以“大义”压高澄，哪知高澄丝毫不理他那一套，君臣之义岂为我辈设乎？自古以来，政变成功的一方，必然把前领袖指斥为“叛徒”。领袖反，反谁呢？
六十
侯景在梁主持朝政，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以诏文呈上。上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
中国人对名号有特殊的癖好，名号是权力的象征。侯景的名号，简文帝为之惊诧，因为宇宙的“等级”远在皇帝之上。侯景有妄想症，必然谋反。最后败亡时，他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将入海，其亲信背叛。景欲投水，部将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部将以矛刺杀之。
宇宙大将军最后死无立锥之地，连想投水自杀得全尸也不得，足为妄想狂们引以为戒！景尸被暴于市，土民争取食之，并骨皆尽；溧阳公主亦预食焉。枭雄被士民所吞食，历史上倒是常有的事。最可怕的是，溧阳公主作为侯景的妻子，也亲口吃丈夫的肉。侯景得势时，囚禁梁武帝，强占公主。但仇恨达到吃其肉的地步，实在让人毛骨悚然。
六十一
侯景部将彭隽被捉住后，梁兵生剖隽腹，抽其肠，隽犹不死，手自收之，乃斩之。
这样的情节，我在现当代的革命史中时不时地读到。烈士们被同僚杀害的时候大都比彭隽要勇敢得多。
六十二
梁陆纳反叛，湘州刺史王子方略讨之。王遣宦者陈旻往谕之，纳对旻刳载腹，抽肠以系马足，使绕而走，肠尽气绝。又脔割，出其心，向之抃舞，焚其馀骨。
我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什么都不能发明，偏偏能发明许许多多虐杀的方法。在全世界，这方面的成就没有谁能与中国争锋。可是，中国人挖心挖肠这么熟练，却直到近代都搞不清人体内脏的具体位置。
六十三
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颇用爱憎为褒贬，每谓人曰：“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
这句话活脱脱勾勒出某些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语言文字，便有权对他人的生死荣辱下判断。这种想法，比强盗还要可怕。难怪庄子说，孔子才是强盗中的强盗！
在《西游记》中，如来佛将孙猴子压在五行山下，在山上还贴了一张偈语。等唐僧揭了偈语后，孙猴子才得以爬出来。这个故事说明，文字的力量就有这么大：山的重量是可以称的，而文字的重量则无法计算，它超然凌驾于唯物世界之上。
什么时候与祭师的身份脱钩了，什么时候知识分子才拥有一颗“平常心”。你可以褒贬，可以启蒙，但你决不能决定别人该怎么生活。用文字来让别人上天、入地，就跟选美大赛时由评委打分来决定谁美一样可笑。
六十四
梁元帝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或差误及欺之，帝辄惊寤。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魏兵攻陷江陵，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梁元帝代表了一种典型人格——拒绝自省。正如项羽死前所叹：“天亡我也，非我之过！”他们绝不会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是书的错，是剑的错，自己永远是无辜的。梁元帝是一代才子，在今天他也许是个一流的学者。然而，今天的学者们都对他恨之入骨：他焚书十四万卷，给中国学术的传承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李敖说过，“疏于自省”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之一。书是无罪的，同一部《孙子兵法》，日本人读之则可成商界巨富，赵括读之则令四十万赵卒成为坑中之鬼。梁元帝年纪轻轻就被魏人所杀，他的死对历史进程没有多大的影响，但他江陵烧书的火光，与秦始皇焚书的火光遥遥映照，是中国文化自身酿成的中国文化的悲剧。
六十五
薛嫔有宠于齐帝，久之，帝忽思其与岳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出东山宴饮。劝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于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骼为琵琶，一座大惊。帝方收取，对之流涕曰：“佳人再难得！”载尸以出，被发步哭而随之。
这是一种变态的爱情，即使是后现代主义者们也难以想象。齐帝若把他的想象力运用到写诗或画画上，他也许会成为兰波或毕加索。可惜他把想象力用到了杀戮上。
六十六
齐显祖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殊无怖畏；时复雅歌，折旋中节，傍人见者莫不寒心。尝于道上问妇人曰：”“天子如何？”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杀之。
这个顽童皇帝在今天会是一个体操或田径运动员，说不定为国家捞得一两枚奥运的金牌。但体制把他像螺丝钉一样限定在皇帝的位置上，他改变不了命运，便只好捣蛋了。帝王们有一大半都是这样的玩意。
六十七
齐主囚永安简平王浚、上党刚肃王涣于地牢。齐主临穴讴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觉声颤；帝怆然，为之下泣，将赦之。长广王湛素与浚不睦，进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闻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见汝！”帝亦以浚与涣皆有雄略，恐为后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槊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折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烧杀之，填以土石。后出之，皮发皆尽，尸色如炭，远近为之痛愤。
中国的历史比英国浩瀚百倍。英人莎士比亚犹能作一系列宏伟的历史剧，中国人为何写不出一部像样的历史剧？就连曹禺、郭沫若这样的大家，也只能写出《王昭君》、《屈原》这样小儿科的作品。
其实，史书上的好些段落，本身就是比戏剧还要戏剧的段落。就像上面这段齐主杀死两位亲兄弟的场面，两百余字，当事人面貌活灵活现，言语一字不可更替，有如《辛德勒名单》之片断。建议有志于戏剧电影创作的朋友写写这样的历史场景，不然，老是项羽、刘邦、武则天、唐明皇粉墨登场，离真正的历史只会越来越远。
六十八
齐显祖尽诛魏朝元姓王族，或祖父为王，或身尝显贵，皆斩于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矛。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弃尸漳水，剖鱼者往往得人爪甲，邺下为之久不食鱼。使元黄头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至紫陌乃堕，仍付御史中丞毕义云饿杀之。
三个细节，都令人不能平心静气地读完。这个国家文化，其实是杀戮的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或道家文化。肉体的杀戮与精神的杀戮同步进行着。国粹家们从风筝上考据出中国是最早发明飞机的国家，而齐显祖却用风筝来杀人取乐。这种文化的血腥气，连在天上飞的风筝和在水里游的鱼儿也避不开，何况人乎？
读完此段，再读《狂人日记》，许多疑团不解自开。
六十九
齐权臣和士开威权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为之假子。尝有一人士参士开疾，值医云：“王伤寒极重，它药无效，应服黄龙汤。”士开有难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须疑，请为王先尝之。”一举而尽。士开感其意，为之强服，遂得愈。
这简直是顽童的恶作剧，用粪便来医伤寒，荒唐透顶。不过，没有这么荒唐的药方，也没有这么厉害的献媚者。献媚献到代尝粪便的地步，哪会不飞黄腾达呢？
点石成金易如反掌，且看汉语的力量——粪便可成“黄龙汤”。这样的语言，能浸泡出怎样的思维来呢？
七十
定州刺史南阳王绰，喜为残虐，尝出行，见妇人抱儿，夺以饲狗。妇人号哭，绰怒，以儿血涂妇人，纵狗食之。齐主召问：“在州何事最乐？”对日：“多聚蠍于器，置狙其中，观之极乐。”帝即命夜索蠍一斗，比晓，得三二升，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欢，喜噱不已。因让绰曰：“如此乐事，何不早驰驿奏闻！”由是有宠，拜大将军，朝夕同戏。
不要怀疑史书的夸张——你有勇气正视它吗？爱与非暴力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处于缺席的地位。今天，我们应当呼唤甘地的思想和精神，甘地说过：“非暴力是我们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其体内，反映出来就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可惜的是，我们这个号称“文明古国”的地方，却从来不曾诞生这样巨大的精神力量。于是，在每个朝代暴力都像洪水一样泛滥着。
七十一
周灭齐，周主入邺。齐国子博士长乐熊安生，博通《五经》，闻周主入邺，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生驷马以自随。引入宫，即留内省，三宿乃归。
我想，司马光写这段文字时，一定兴奋到了极点。是啊，能得帝王如此青睐，一生足矣！“花径不曾为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大儒熊安生，摆出一副迎新君的姿态来，宛如沐浴干净、等待嫖客上床的妓女。妓女技艺丰凡，媚态十足，嫖客自然赏赐极重。名儒即名妓。名儒生活在这样的时空之中：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的儒家经典桎梏、人生取向上的科举取士制度、日常生活中的宗法伦理关系等等。徐复观说，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所谓政治，无非是大一统时代的皇权或多元分裂时代所追逐的皇权的代名词而已，徐复观自己，也没有走出此怪圈。
七十二
隋灭陈，大军围石头城。陈主下诏曰：“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虿有毒，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
陈后主是个大文人，其诏文采艳艳，气宇轩昂。对方不过是“犬羊”而已，而自己俨然是武功盖世的一代圣主，“亲御六师，廓清八表”，何其壮也！
然而，中国的文字是当不得真的，越是冠冕堂皇的文字，越说明写文章的人内心极度虚弱。隋军入陈宫殿，后主乃曰：“锋刃之下，未可交当，吾自有计！”他的妙计是什么呢？是与张贵妃、孔贵嫔自投于井，最后束手就擒。
七十三
杨素用兵多权略，每将临敌，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馀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立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称为名将。
“求”之一字，写尽杨素之奸诈残忍。刻意搜求人的过失。以杀人来振兴军心，这就是中国的“名将”之道。“流血盈前，言笑自若”这样的语句使我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人是地球上最残忍的动物，只有人才会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自己的同类。动物如虎狼之间的撕咬残杀，仅仅是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而人类的杀戮，则远远超越了生存的界限。
吴起治军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吮吸土兵的伤口，以此“恩遇”来换取土兵的卖命。所以土兵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不感激，反而大哭。吴起的“宽”与杨素的“严”同样卑鄙无耻——谁最卑鄙无耻，谁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厌恶绝大多数“伟大”的“军事家”们。
七十四
隋文帝建仁寿宫，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变沟谷为平地。死者万数。
隋文帝是有节俭之名的帝王，建一宫殿尚且“死者万数”，别的帝王的作为就可想而知了。而宫殿之下，是万人的尸骨。帝王们枕着尸骨享着他们的福。
修仁寿宫的这段描写，像电影镜头一样定格在我的眼前。
七十五
员外散骑侍郎王劭言隋文帝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悦，拜著作郎。劭前后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众，又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经文佛典，曲加诬饰，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闭目而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前后赏赐优洽。
读到此段，我想起了文革时代的一个故事。一九六九年，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搞拉练。学校学生也请解放军战士带队拉练。一连三个排的队伍出发了。红旗前面，一个大个子战士捧着一尊巨大的毛主席白瓷半身像。排长怕他累了，找人替他，他急了，大叫：“我要保卫毛主席，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他的誓言让学生们感动又钦佩，马上呼起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战士们立刻用宏亮的口号应答：“向革命小将学习！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一呼一应，愈喊愈起劲，为了使喊声响彻原野，让人听见，压倒“敌人”，这一鼓劲，一直走到天黑地黑。
突然发生意外情况：大个子脚底一滑，天塌地陷般要命的事出现了——毛主席大瓷像摔碎了！大家全都惊呆了：把毛主席像打碎，杀头的罪过呀！没等大伙清醒一下，那大个子忽然两条腿一弯，“扑通”给毛主席像跪下，请罪！紧接着二排、三排全都跪下。人们都是抢着跪，谁先跪下谁就忠得最彻底，最坚决，最不犹豫。可那时候人们这根弦绷得一样紧，几乎同时唿喇喇一齐跪下。谁先站起来就是不忠。在星月之下，荒郊野外，大土道上，黑压压，不知是傻是疯，跪着一大片人，可没人吭声，没人敢动，谁也不敢看谁。都以一种悔罪心情面对着前边，地上，那片给月光照得白花花、不成任何形象的碎瓷片儿。
此事见冯骥才之口述报告文学集《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九四九年以来，所谓的“主导思想”是唯物主义。其实，唯物主义在中国依然是游离物体，中国人依然坚持非理性的思维，我称之为“谶纬思维”——用“象征”来维系一种体制，用对“象征”的迷信来愚弄百姓。这种有毒的思维，自先秦时代就已经成形（我并不太看好“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那不过是一个毒素原创的时代）。先秦以降，毒素开始扩展，由肌肤到骨肉再到膏肓。到了二十世纪，此毒已扩展及全身各处，不可救药也。于是，崩溃接二连三地来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走出“谶纬时代”。
最可恶的是王劭之流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从王劭到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全是为统治提供某种“合理性”解释。自身的独立与真理的求索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样的“知识”与民众的苦难息息相关——“知识”越精密丰富，民众的苦难越深重绵长.
七十六
隋文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世，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
盗是杀不尽的——因为整个制度就是制造盗的制度。大盗与小盗，跟皇权体制共生共存。
七十七
幽州总管燕荣性严酷，鞭挞左右，动至千数。尝见道次丛荆，以为堪作杖，命取之，辄以试人。人或陈无罪，荣曰：“后有罪，当免汝。”既而有犯，将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许以有罪宥之。”荣曰：“无罪尚尔，况有罪邪！”杖之自若。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逻辑学是极权主义的死敌。像燕荣这样的独裁者，从思维到语言都是反逻辑的，反逻辑构成独裁的基础。有罪杖，无罪亦杖；先杖，后亦杖——取决于独裁者的喜怒哀乐。在这样的社会里，法治荡然无存，人们没有任何可以保护自己的资源。
七十八
隋炀帝曰：“杨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
中国历史自始至终都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炀帝这一句话，他的臣下便用严刑峻法杀了三万人。一句话与三万人，孰轻孰重呢？
七十九
隋炀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被杀，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被杀，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日：“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土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我有两个感想：一是文人如美人一样多妒。隋炀帝身为帝王，在兼有文人的身份之后，妒嫉狂便不可抑止地发作了。然而，他能杀薛道衡和王胄，却杀不死薛道衡和王胄的诗句。至今我们还吟诵“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的名句，却没有人记得杨广的任何诗句。这也许是文学对于历史的一点微弱的对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