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感想是，文才与治国绝对无关。文人有“不遇”的感唱，千年不绝。然而，杨广该算“遇”了吧，谋得了皇帝的宝座，但“诗家天子”的才华并没有对他的治国方略提供一丁点的帮助。所以我们对李白的自诩“我辈岂是蓬蒿人”不必太当真。
八十
隋大臣宇文述治杨玄感谋反案，就野外，缚诸应刑者于路上，以车轮括其颈，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乱发夭如蝟毛，支体糜碎，犹在车轮中。积善、福嗣仍加车裂，皆焚而扬之。积善自言手杀杨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则枭类耳！”因更其姓曰枭氏。
文言文的长处在此显示出来，寥寥数字，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真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按照韩裔历史学家郑琪来教授的说法，这样的杀人属于“习得性”的——它的意义远远溢出杀人行为本身。而隋炀帝比一般帝王更喜欢文字游戏，最好还要“指人为枭”。“指人为枭（或其它‘不祥’的动物）”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它，正与邪才得以区分。有了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才取得文化上的合法性。你是枭，我是圣，圣杀枭乃是天经地义的事，谁敢怀疑？谁会怀疑？于是，杀“枭”的行为的残酷性被抹去了，反而被涂上了一层“崇高”和“正义”的金粉。
八十一
隋炀帝杀斛斯政于金光门外，如杨积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至饱，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鲁迅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字“吃人”。有人理解为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吃人”，即文化对人性的吞噬。因此，“吃人”是象征意义。我却认为，鲁迅所说的是“双重吃人”，即就灵魂与肉体上的“吃人”。中国的吃人技巧，远盛于外夷万邦，堪称“世界之最”——国学大师们又该在国际汉学大会上唾沫星子四溅地宣讲这一“辉煌”了。
杨广是个读书胚子，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也是第一流的学术大师。“帝好读书……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其珍丽。”这样一个大学者、大作家，却率人而食人．而且吃得津津有味，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那么，他读的书是否有问题呢？千万卷诗书，作用竟然不能让人读后分辨“吃人”的对错，它们的价值何在呢？孔老夫子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们的病根在文化上，“中体西用”的药方服了一百多年，病反而越来越重了。奇怪的是某些国学大师不仅看不到这点，反而施施然地从幕后走出来，欣欣然地说“‘中体’必为‘西用’”——既然中国文化救世界，西方人也得用“中体”！今天的国学大师，没几个读书超过隋炀帝的，中气有些不足，于是拼命读“中国书”（正是鲁迅说“不必读”的那些类别的书）。
八十二
隋末，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加之饥馑无食，百姓采树皮叶，或捣蒿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而官食犹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
最缺乏法治的社会，在某些时刻却又表现出惊人的“守法精神”。一个“畏”字，道尽隋代官吏们的“难言之隐”。为了“守法”，他们可以视“自相食”的外部情形而不顾，而将“国有”的粮仓小心看护住。一种存在严重问题的体制，就像茧一样，闷死的将是织茧的蚕自身。
八十三
炀帝凶问至长安，唐王哭之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李渊的眼泪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假如炀帝落到他的手上，说不定会死得更惨，尽管他俩是亲戚。中国人太善良，往往把这些表演当真，包括写史书的人在内，不惜用上“恸”这个夸张的字眼。
这些眼泪背后还有另一层含义：尽管李渊自己在造反，但他却弘扬忠臣孝子的伦理。他是未来的皇帝，他要言传身教，教育臣下们个个对他忠心赤胆。
八十四
王世充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王泰主。世充杀尽皇泰主身边的亲信大臣，皇泰主谓世充曰：“擅相诛杀，曾不闻奏，岂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强力，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谢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报。若内怀不臧，违负陛下，天地日月，实所照临，使臣阖门殄灭，无复遗类。”词泪俱发。皇泰主以为诚，引令升殿，与语久之，因与俱入见皇太后。世充被发为誓，称不敢有贰心。然而，不久之后，世充自己称帝，遣兄子唐王仁则及家奴梁百年鸩皇泰主。皇泰主曰：“更为请太尉，以往者之言，未应如此。”不许。乃布席焚香礼佛：“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饮药，不能绝，以帛缢杀之。
读史书的时候，把前后相关的几个片断连缀起来读，方能有“天崩地裂”之感。从皇帝到小民都是天生的戏剧家——这种文化是培养戏剧家的天然土壤。《通鉴》中写到眼泪的地方甚至比鲜血还多，但这能说明中国人多愁善感、温柔多情吗？王世充的眼泪居然能迷惑精明的皇泰主，其表演艺之高超，可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以往者之言，未应如此”，皇泰主临终的感喟，道出了这个谎言王国的实质。
八十五
封德彝是隋唐之交最卑劣的小人。宇文化及弑炀帝时，他奉命数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为亦尔？”他赧然而退。后来投靠李渊，李渊以其为隋室旧臣，而谄巧不忠，深谓责之，罢谴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悦，寻拜内史舍人，俄迁侍郎。李世民与窦建德决战，封德彝建议退保新安。李世民不用其策，一鼓作气获得全胜。封德彝入贺，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虑，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惭。
以唐太宗之明，犹取封氏而用之，因为他确有可用之处。封氏象征着某一类高级知识分子：首先是才子，而后是流氓。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没有确定性的体验，随波逐流，墙头小草。像他这类人，无论是在昏君还是明君的手下都能活得风风光光，在历史转型期率先脱颖而出。而且，无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都会受到统治者的原谅。我想，封氏是不会有“惭”这种感觉的——有这样的敏感的人，也就有了飞黄腾达的障碍。佛家所谓“破执”，封德彝破掉这一切顾虑之后，自然就心安理得，这跟某些当代文化人“我是流氓我怕谁”是同样的思路。在当代政治史上，康生等人大约可看作封德彝的“转世灵童”。
八十六
宇文化及败亡前，叹曰：“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鸩杀秦王浩，即皇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署置百官。
说“来世不愿生帝王家”的末代之君众多，在灭亡前匆匆即皇帝位的枭雄更多，黄巢、李自成、张献忠都是在情知必败的时候称帝的。称帝仅仅满足了他们心理上的需要，却改变不了行将就戮的下场。宇文化及用的年号很有意思——“天寿”，意味着他希望自己像天一样长寿。然而，转瞬之间他便人头落地。宇文化及不仅“称”帝，而且还署置百官，把小朝廷搞得有板有眼的，好像小孩子做家家。
中国的历史最盛产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外强中干，拉大旗作虎皮。正如鲁迅在《古书与白话》中描写的：“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相片，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宇文化及的同伴，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
独裁者永远离不开花架子。
八十七
王世充被李世民包围。唐军将领王怀文引槊刺之，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为。世充归，解去衷甲，袒示群臣曰：“怀文以槊刺我，卒不能伤，岂非天所命乎！”大臣郑廷于是谓世充曰：“臣闻佛有金刚不坏之躯，陛下真是也。臣实多幸，得生佛世，愿弃官削发为沙门，服勤精进，以资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国之大臣，声望素重，一旦入道，将骇物听。俟兵革休息，当从公志。”郑廷仍然私自削发被僧服。世充闻之，大怒曰：“尔以我为必败，欲苟免邪？不诛之，何以制众！”遂斩廷于市。
王世充不愧为乱世豪杰，有一套制造神话的叙事策略。郑廷借水行舟，你愚弄我，我也愚弄你。王世充知道郑廷的用意，一不做二不休将他杀掉了。两人的一段对话颇似禅宗公案，充满机锋，针尖对麦芒，玩的是高级的智力游戏。连佛祖也成为游戏中的一枚棋子，可见中国人是不怕地狱轮回的。
郑廷的命运类似于杨修，郑廷之死是必然的。当叙事仅仅停滞在叙事的阶段时，它还能拥有几分“真实性”，而一旦进人操作层面，它的虚伪与荒谬则暴露无遗。郑廷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必死，而此前此后的大多中国人，都死得稀里糊涂。
八十八
玄武门事变，李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惊慌地询问身边的大臣。裴寂等曰：“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凡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我想，假如是建成、元吉杀了世民，李渊身边的大臣也会说“太子功盖宇宙”，李渊也会说“善！此吾之夙心也。”然后召建成来，同样感叹“投杼之惑”。无论哪方获胜，李渊都将成为胜者的囚徒，看胜者的眼色行事，乖乖交出皇帝的宝座。箭在弦上，哪能不发呢？李世民既然杀建成、元吉，第一步肯定是派猛将入宫威吓老父退位。至于后来的吮乳、号拗，当作卡通片看看就行了。
八十九
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是统治者们的两面。例外的如雍正皇帝，最近出版的一本他的“上谕”影印本里，看到他那比贩夫走卒还要粗野的批语，他是口诵桀、纣之言且身为桀、纣之行，反倒显得有几分率真。
山东泰安市市长的胡建学，一面出版《胡建学选集》，一面干尽坏事。陈希同也是这样，在他下台前几天，在全市干部会议上还振振有词地大讲党风建设、做人民的公仆等。他们的人格，还赶不上雍正可爱。
这段话给我的第二个启示：有学问的统治者并不见得比没有学问的统治者更好。知识要么成为娱乐方式，要么成为帮凶工具。
九十
贞观名臣周范忠笃严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终于内省。当时皇上行幸，范与房玄龄相抱而诀曰：“所恨不获再奉圣颜！”
我很怀疑周范的临终之语，因为这有背人性。凡是正常的人，临终时考虑的多半是自己的爱人与子女。这是值得尊重的“自私”。没有这种“自私”的人，是人格扭曲的人。当然有少数的伟人和宗教殉道者，死前想的是“理想”和“道”，但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想法是凡俗的。在苏联的战争片中，战士牺牲前从口袋里掏出的不是入党申请书，而是心爱的女子的照片。这是生活的真实。
“所恨不获再奉圣颜”，要么是编造出来讨皇上欢心，向皇上多要点优恤的；要么说明周范已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九十一
太宗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陛下倘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
著名汉学家布迪与莫里斯两人在他们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指出：“中华帝国正式的法律总是以垂直方式发生作用——由国家指向个人，而不是以水平方式在个体之间发生作用。”法律条文写在本本上，是僵死的无力的；皇帝却坐在宝座上，是神圣的有力的。皇帝和他的官员们才是真正的“活的法律”。于是，百姓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够多有几个唐太宗。唐太宗的“神话”化，说明了他们愿望的破灭。
九十二
著作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近世的大官们却连唐太宗的明智都不具有。他们热衷于印行自己的文集，连那些“今天天气好”、“同志们辛苦了”的讲话稿也次第收入，栉比鳞次，蔚为壮观。殊不知，这些“文集”很快被当作废纸运回造纸厂里。这分明是自取其辱的举动。这也是“高贵者”才拥有的愚昧。
九十三
尚书奏：“近世掖庭之选，或微贱之族，礼训蔑闻；或刑戮之家，忧怨所积。请自今后宫及东宫内职有阙，皆选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礼聘纳；其没官口及素微贱之人，皆不得补用。”上从之。
最开明的贞观朝，也强调不可逾越的出身、等级。诗书确实只是钟鸣鼎食之家才备有，可这样的“良家”所出产的子弟，大都是贾珍贾琏之流。而刑戮之家的后代，则永远背负着“红字”，沉沦在罪恶之中。文革时流行的血统论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渊源。对于高干子弟来说，自然认同“老子英雄儿好汉”；相反，“五类分子”的子女全都是混蛋。遇罗克为破除这一“真理”，付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所谓“文明古国”，从另一角度看，亦是“野蛮古国”。喜马拉雅山那一边的印度，至今还盛行种姓制度。
九十四
太宗诏以“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比来诉讼者或自毁耳目，自今有犯，先四十，然后依法”。
保护人的身体，说明文明的进化。先有对肉体的尊重，才有对灵魂的尊重。
九十五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可惜我一直没有找到《高识传》。我想，这本书也许能治治当代人的迷狂。傅奕精究术数，最终发现术数全是一派胡言。他破除了好些西域僧、婆罗门僧的骗术。大概是一名“唯物主义者”吧。
令人好笑的是，八十年代写《新星》、鼓吹改革的柯云路，九十年代却摇身一变，成为“特异功能”的痴迷者。更令人可悲的是，“水变油”、“气功救国”一类的骗术，居然骗倒了不少领导人和科学家。
九十六
大将侯君集马病，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括州刺史。
官场纵横捭阖，究其精魂，脱不了一个“谄”字。谄人是一境界，如宋代寇准为相，饮宴时长须上沾了汤水，在一旁的丁谓立刻趋近为其擦去，“溜须”遂成一典故。谄人之犬马又是一境界，如赵元楷之流。但赵的谄术不太高明，给御史看出来，给参了一本、降了一级，偷鸡不成反折一把米。“无形之谄”方是最高境界。睁大眼睛多看看我们的身边，从蛛丝马迹着手，还是能看出一二来。苍蝇蚊子不绝，善谄之人也不绝。
九十七
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愈公。”世勣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不久，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李世民是最英明的皇帝，但在李世民手下办事，脑袋搬家的可能依然很大。看前面半个片断，让人如坐春风，鱼水情，暖人心。看后面一段的对话，则如处喜玛拉雅山顶，心冷如冰。李世勣亦是高人，受诏之后“不至家还去”，得保全首级；
李世民所谓“为社稷，非为卿也”，说的是大实话。社稷是他一个人的社稷，是他和他的儿子的社稷，与苍生无关。李世勣啮指出血，出的是真血，非出血不足以体现他的“忠心”，非“忠心”无以保命。
我又想到刘备白帝托孤的一幕，史家写得多么感人呵——刘备说，汝可取阿斗而代之。而诸葛亮说，即便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新君。这一幕动人的场景后面凶险绝不亚于鸿门宴。我猜测，帷幕后一定埋伏着甲士，若诸葛亮神色稍有差异，刘备必定呼出将其杀死。
史书前后往往自相矛盾。矛盾处，真理浮现出来。
九十八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忍”字是有参差之势的：在庞大的封建家庭里，是青年人忍老年人，忍受老年人的苛责、压迫和束缚。在巴金的《家》中，我看到了年轻的觉慧怎样“忍”——以至失去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爱情、自己的生命。“忍”是一个可怕的字，它要求人们为了“和谐”的目的泯灭自我。它使整个民族的少年都早早地“老成”了。它是青春的死敌。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进步便是大家庭的解体。青年一代再也无须“忍”字当头了。可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又有最新研究成果：还是宗族、祠堂好，它们既保存了亲情又维护了稳定。
九十九
渭南尉刘延 ，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勣谓之曰：“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得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李勣即李世勣，避太宗名改为李勣。他是个老滑头。武则天谋求为后，高宗召群臣议，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强烈反对，均遭贬斥，最后被安上谋反的罪名杀掉。独有李勣说，这是陛下的家事，想咋办就咋办，何必问臣下呢。因此得以平安过关，还受到武后的恩宠。
这里，他对刘延 的教导当属经验之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一个扼杀天才、追求平庸的国家。尤其是天才与年轻的结合，往往被视为不祥之兆，早晚杀身之祸会上门。而昏庸的老人们安然地主宰着日晷，让日晷永远停留在黄昏的时刻，拒绝黎明的到来。
一百
卢承庆尝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晋魏的品评，倒是风雅。但我认为，这种品评只适合于文学人物。若在考查政绩上，也使用这样的标准，未免张冠李戴。我假设那位被考的官员是个弱智儿，他的表现自然是无言语也无喜怒哀乐，那么仅凭这点就能获得上官的敬重吗？那么，上官显得更加弱智了。
道德、度量的高低靠装傻的能力的强弱来判断，简直像电影公司招老演员。我不认为被卢承庆连升两级的官员会是个“能吏”。
一百零一
刘晓上书论选，以为：“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放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刘晓对文章取士的批判大抵是正确的。把政事处理得一团糟糕者，大多都是文章写得好的才子。福柯在分析教育制度时指出，“每一个教育体系都是一种用它们带来知识和权力控制或改变话语规则的政治手段。”
但刘晓也有两个误区。一是泛道德化。其实道德比文章更靠不住。东汉靠道德取士，有的人为获得“孝”的美名，躲在放有父母棺材的地下室里，自称与一切欲念断绝，一心尽孝道，地方官十分感动，举为孝廉，推荐做官。后来才发现，他在守孝期间还是生了一大堆儿女。可见本能压倒道德。伪道德比空洞无物的文章更让人讨厌。
其二，刘晓批评人们“好名”。然而谁不好名呢？我以为这是人的天性，通过正常途径获取名声，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人人都不好名，人们所做的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刘晓自己又何必上书呢？
一百零二
武则天广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来俊臣、周兴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
一个靠告密者维持政权的时代，必然是最残暴最黑暗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同情、怜悯、关怀、温情、信任全都湮没了，只剩下恐惧、怀疑、阴郁、冷漠、紧张充满人的神经。我想起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斯大林时代，告密者渗透到帝国的每个角落。于是，那些想表达的知识分子、那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们没法在这样的空气之中生存。
鼓励告密等于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再想将魔王收回来已不可能了。鲜血会淹没刽子手本人——周兴、来俊臣辈最后还是被武则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又想起苏联历史上的若干特务头子，除了捷尔任斯基以外，几乎没有能得善终的，而且死得一点也不比被他们杀害的人舒服。
一百零三
武后当权时期，酷吏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瓮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
今天的中国人多半有汉唐情结。汉唐有辉煌的业绩，而且辉煌的业绩被我们夸张并神话着。相反，汉唐的黑暗，却被夹在史书里，人们大都避而不谈。我私自想，能产生以上名目繁多的酷刑的文明，是有问题的文明。一方面大唱王道，把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供在文庙里吃冷猪肉；一方面施行不把人当人的酷刑，把孔老二的教导扔到九霄云外。武则天这样一个杀自己的子女、杀高官显贵、杀平头百姓的女魔，至今还被无数的历史学家、女权主义者和群众赞美，这更说明文明的问题“扩大化”了。
忘记盛唐时代的杀戮，可以找到“历史久远”的理由；忘记文革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杀戮，我们能找一个什么样的、能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出来呢？血海的波澜触及到每一个人，没有人能躲避。所有人都是有罪的。而试图忘却罪行、掩盖罪行、消减罪行、美化罪行的所有言行本身，就是更大的罪行。
一百零四
魏玄同被周兴诬陷，太后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证！”玄同叹曰：“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通鉴》并非完全漆黑一团，其中有不少星星点点的微光。魏玄同临终前掷地有声的话“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如一颗流星，划破历史黑暗的天幕。尽管是瞬间的明亮，那明亮也是如许的美丽动人。可以说，能与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绝笔相映生辉。
要是人人都能像魏玄同一样保持人格的完整、宁死也不背叛自己的信念，那么秘密机关就只有关门大吉。可惜，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这样的伟大，效仿起来太困难了。大多数人只能心向往之。
魏玄同，一个值得被我们记住的名字。二十六史中大多数名流都是虫豸，而魏玄同是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仅凭他临终的一句话，他的灵魂就比三皇五帝、秦皇汉武高大得多。
一百零五
以卖饼为业的侯恩止，看到告密的甜头，通过告密使几个家族被族灭，他也升为游击将军。时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恩止求为御史，太后曰：“卿不识字，岂堪刺史！”对曰：“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太后悦，以为御史。它日，以先所籍没之宅赐之，恩止不受，曰：“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太后益赏之。
不识字的人并不比识字的人傻。知识阶级老在这个问题上翻船——认为大字不识几个的贩夫走卒都是白痴。殊不知“白痴”一旦得志，比知识阶级在位时要厉害得多。侯恩止一言可屠灭几个诗书礼义之家。他与太后的对话也聪明到了极点，烘云托月地表彰自己，关键处画龙点睛，皆得“厚黑学”之“三味真火”。
卖饼人的智慧也如此之高，引无数洋人竞折腰。
一百零六
宁陵丞庐江郭霸以谄谀于太后，拜监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问之，因尝其粪，喜曰：“大夫粪甘则可忧；今苦，无伤也。”元忠大恶之，遇人辄告之。
魏元忠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知道郭霸舍得亲口尝他的粪便，异日必然会吃掉他不吐骨头。谀者同时也是最凶狠残忍者。
一百零七
武后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
胡三省注曰：后禁屠捕，而杀人如刈草菅，何以人而不如物乎！陈垣引《北齐书·文宣纪》，齐主高洋也有此举，一方面“凡诸杀害，多令肢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酷滥不可胜纪。”又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抑何其仇视人类，而爱惜物类如此乎？
天使与魔鬼的混合物便是人。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不断地“变脸”（川剧一绝）。你还在为他的仁慈感恩戴德的时候，他的屠刀已经架到了你的脖子上。
一百零八
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怀一啖，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回：“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我也想唾他一口！这样的家伙今日比昨日多，明日比今日多。这是人类退化的标志吗？
一百零九
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摺膺签爪，悬发薰耳，号曰“狱持”。或素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
鲁迅曾研究过古代及当代的“酷刑”问题。迄今为止，各类专史层出不穷，偏偏少了一本《中国酷刑史》。这本书并不难写，只须把史书中的材料汇编在一起就蔚为大观了。为什么没有人写呢？
也许因为学者们胆子太小。也许因为他们过着高雅的生活，有“恐血症”。
一百一十
娄师德为相，李昭德骂曰：“田舍夫！”师德徐笑曰：“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将行，师德谓曰：“吾备位宰相，汝复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长跪曰：“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为兄忧。”师德愀然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
首先，娄师德研究心理学细致入微，可以与弗洛伊德并肩。其次，他强调人唾其面“不拭自干”，似乎与《圣经》中“别人打你的左脸，把你的右脸伸过去”的精神暗合，有人便认为娄师德乃是降生在中国的天使。
然而，他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获得和捍卫权力。一旦他获得权力之后，他将对那些欺辱过他的人大开杀戒。
一百一十一
杨再思为相，专以谄媚取容。司礼少卿张同休，易之之兄也，常召公卿宴集，酒酣，戏再思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即剪纸帖巾，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举座大笑。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莲花。”再思独曰：“不然。”昌宗问其故，再思曰：“乃莲花似六郎耳。”
媚语亦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也真难为杨再思了——能有“主体性”的想法，捍卫主子的“主体性”的忠心，惟有后世红卫兵能与他相比。
一百一十二
武三思即杀五王，权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间何谓之善人，何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性者则为恶人。”
武三思俨然是现代“个人主义者”他崇尚个人的“权力意志”。惟一不同的是，他判断善恶的时候，背后有无边的权力在那里支撑着。倘若他仅仅是一介子民，能说此等活来，那我才佩服他呢。
一百一十三
唐中宗皇后韦氏老乳母王氏，本蛮婢也。中宗诏封莒国夫人，嫁为御史大夫窦从一妻。俗谓乳母之婿曰：“阿 ”，从一每谒见及进表状，自称“翊圣皇后阿 ”，时人谓之“国 ”，从一欣欣然有自负之色。后来李隆基政变杀韦后，窦从一立即斩王氏首以献。
这就是中国官僚的婚姻。窦从一比变色龙的反应还要迅速，所以他能保持永远是“高质量的生存”。儒教中国，代代有千百万士人自称孔子的学生，但有几个学会孔夫子的固执呢？有几个人会像孔子一样为一个理想而奔波终身？他们是一群比变色龙还要狡猾的“变色龙”。
—百一十四
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帧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帧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疾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帧言之。
卢藏用还想虚伪地谈风景，没想到承帧一句话就点破了他的腿，“此乃仕宦之疾径耳！”中国少有像梭罗那样真正的隐者，他们不过是“学而不优则隐，隐而优而仕”。看似多了一层转折，实际运作起来却比科举还快些。连大自然也被利用起来作为求官的工具，中国人真太厉害了！
今日则多隐于“学”的学者，在家等着“一顾茅庐”。仅一顾他们就会出山的，无须三顾。
—百一十五
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常捕埋之，为害益甚。”拒御史，不从其命。
我很惊奇居然有这样的迂夫子、这样的道德至上主义者。转而一想，倪若水是一方土皇帝，即使蝗虫啃完一省的庄稼、千百万百姓饿死，他也照样有饭吃，而且吃的全是山珍海味。这样，他的肠胃里一边消化着美食，一边在口头上大谈“修德以禳之”。红光满面，盛气凌人。
这样的废物尤其可恶。倪氏宛如一条在酱缸中快活地蠕动的蛆虫。
一百一十六
上种麦于苑中，率太子以下亲往芟之，谓曰：“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之艰难耳。”又遍以赐侍臣曰：“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
这样“表示表示”就能“知稼墙之艰难”吗？至少我不相信。
一百一十七
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勿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
李林甫以马喻谏官，在他眼中谏官就是马。他讲道理深入浅出，若学禅必为禅宗大师，若教政治课必然是优秀教员。
相信谏官们都听懂了李林甫的话——何必乱鸣呢，有高级草料吃着，日子过得挺好！
一百一十八
玄宗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人求得之。
我想，使者一定是自己准备一张画像去交差。为保住脑袋，也不顾欺君之罪了。胡三省注曰：明皇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是其初不信神仙也，至是则颇信矣，又至晚年，则深信矣。史言正心为难，渐入邪而不自觉。又曰：史言唐之君诞妄而臣佞谀。
这些议论道出一个历史的普遍规律：老人必然走向昏庸，当权的老人因昏庸而乱天下。没有正常的选举机制，只好由昏庸老人当权至死，上上下下陪他一起糊糊涂涂。
一百一十九
安禄山奏言：“去秋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祗，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上从之。
安禄山一定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不然，他哪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打这样一个生死之赌！假如他有一点儿愚夫愚妇的迷信思想，他又怎敢发如此重誓！相反，唐玄宗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居然相信安禄山的一派胡言。在这一点上，他与乡间愚夫愚妇没有什么区别。
一百二十
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筑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
判断一个高官的好坏善恶，只需看他卫队的多少。卫队越多者，他的心越虚，他的坏事干得越多；反之亦然。那些搞恐怖活动的首领，反倒是世界上保卫自己的措施最严密的人。而那些北欧福利国家的首相们，大都习惯于一个人到街上散步——没有干过坏事，何必怕自己的人民呢？
一百二十一
秦王世民坐阊阖门，苏威请见，称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数之曰：“公隋室丞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及至长安，又请见，不许，卒于家，年八十二。
胡注曰：“史言苏威之寿，不若早夭。”陈垣发微：苏威不保晚节，一陷于非义，身名俱丧，天下至今羞称之，又谈及降元的宋臣夏贵，降元四年后方死，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我对这些看法都不以为然。活得长并非苏威、夏贵之罪，国家的败亡更不是他们的罪过。像隋炀帝这样的主人，扶也扶不起来。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臣犹妻也，妻遇夫不淑命运悲惨，臣遇君不明任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所作为。我想，苏威若在唐代，未必比房玄龄、杜如晦差。
与庞大的体制相比，人的力量微乎其微。
一百二十二
武后久视元年，初，狄仁杰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为之立生祠。后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患，人遂毁其像。
陈垣评曰：口碑为上，铜像不足恃也。政潮起伏无定，则祠像之兴废亦无定。巍巍丰碑，数年之间，旋起旋仆者有矣，一时之虚荣乌足羡乎！
我则有两个想法，其一是：是非功过自在人心，树碑立传过眼烟云。记得小学一年级学的第一篇课文是“伟大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你办事，我放心”。现在呢？现在的孩子谁记得华主席是何人？而华主席当年的题词和肖像，哪里还能够找得到呢？所以，我想提醒那些喜欢到处题字、到处挂头像的领袖们，悠着点儿！
第二个想法是：“子不教，父之过”，任你再大的功勋，不肖之子轻易就能毁掉。
一百二十三
安禄山破潼关，唐军中的蕃将火拔归仁等执主帅哥舒翰降。禄山谓火拔归仁曰：“汝叛主，不忠不义。”执而斩之。
大叛徒谴责小叛徒时，往往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安禄山之流，玩弄伦理道德如同扑克牌，出牌的规矩由他自己来制定。
一百二十四
玄宗逃出长安，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留内侍监高力土，使扑灭乃来。
杨国忠之奸险冷酷与唐明皇之仁厚慈悲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明皇还是个有人性的人，难怪后世许多戏曲家演绎他的故事。
我尊重那些尊重别人生命的人。
一百二十五
太子在逃难途中有意掉队，即位于武灵。武灵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
肃宗自立为帝，夺取大权，玄宗焉能“喜”？史书胡说八道。我推测，玄宗此时心境，比闻安禄山反叛还要难受——连儿子也抛弃了他！只是木已成舟，人心离散，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读史书的时候，必须有自己的“定见”，否则越读越糊涂。
一百二十六
肃宗重用房琯。房琯喜宾客，好谈论，时人谓之“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将其比作晋时清谈误国的王衍。房琯将兵收复两京，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惊骇。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人而已。
自赵括以下，中国的“纸上谈兵”的读书人层出不穷。因为历史是由士人写的，所以多载宦官乱国、外戚乱国的事例，实际上士人乱国并不亚于以上两者。房琯好用“古法”，四万多战土的生命因此丢在战场上。我不得不警惕今天那些大谈国粹的博学之士。
一百二十七
房琯性高简，时国家多难，而琯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日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商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庭兰以是大招权利。
“无为之官”的危害有时比奸臣还要大。奸臣人皆见其奸，是显在的蛀虫；而像房琯这一类的愚臣，是隐在的蛀虫。
一百二十八
两京收复，上皇北返。上皇在宫南楼，上释黄袍，着紫袍，望楼下马，呜咽不自胜。上皇索黄袍，自为上著之，上伏地顿首固辞。上皇曰：“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请，自扶上皇登殿。尚食进食，上品而荐之。上皇上马，上亲执鞍。行数步，上皇止之。上乘马前引，不敢驰道。上皇谓左右曰：“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左右皆呼万岁。
这是一幕值得仔细鉴赏的戏剧，亏得司马光有一支生花的妙笔。肃宗所有的言行都像个天大的孝子，但也仅仅是“像”——他很清醒自己在演戏。演给臣下百姓看。让万民感到他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的实践者，因而万民该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并且人人都以他为标本，做忠臣孝子。惟有如此，帝国江山才能永远不变色。实际上，肃宗对父亲是又恨又怕的，他是自乱中取得的皇位，怕父亲又来夺回。后来，明皇居兴庆宫，肃宗怀疑明皇与外人交通，不利于己，便令李辅国严加看管，宫中三百匹马仅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他不敢说，其实儿子本非孝子。再到后来，明皇被迫迁居西内，高力士、陈玄礼等旧臣全被遣散。“上初犹往问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问起居。”我想，“上亦有疾”是春秋笔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