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爱好戏剧，自然也是演戏高手，他的技艺远远高于肃宗。例如，为肃宗穿黄袍、避正殿等行动，均心细如发。因为他的生命亦千钧一发间，他不得不来演主角。倘若他真的把肃宗脱下的黄袍穿在自己的身上，我敢肯定：晚上一杯毒酒立刻让他上西天。明皇对左右所说的“为天子父，乃贵耳”的话，鬼才相信。可是“左右皆呼万岁”。肃宗执导的戏，没有玄宗来充任主角是演不下去的。两人配合，于人于己皆有利，故这场戏大获成功。水平之高，今天的人艺名角也望尘莫及。
中国人是自觉的表演者。
一百二十九
司马光强调：“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他痛骂那些陷在安禄山中的官员：“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
我想，司马温公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一类人。倘若他晚生数十年，处于北宋灭亡之时，他自己真能杀身成仁吗？道德杀人与安禄山杀人一样都是杀人。因此，我坚持一点：要人死的道德至少不是什么好道德。
一百三十
代宗在东宫，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皇帝与黑社会的龙头老大是合二为一的。宫廷其实就是一个美化了的梁山。一面是堂皇的杀戮，另一面是阴险的暗杀。李辅国当然是死有余辜，但代宗杀他的手段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我联想到斯大林暗杀基洛夫的事件来，两者惊人地相似。不过，斯大林比代宗还高出一筹：他不仅策划暗杀基洛夫的全部部属，而且以之为起点大兴冤狱，将一大批反对派送去见上帝。现代极权主义毕竟比封建专制主义有所进步。
一百三十一
禁州刺史李藏用平刘展之乱。其牙将高干与之有怨，诬其反，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上级验之，藏用将吏皆附成其状。独孙待封坚言不反，被引出斩之。或谓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封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灭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
在孙待封这名低级官吏的身上，我发现了久违的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孙待封对“反”的理解竟然如此深刻：“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这句话，足以概括中国千年动乱中所发生的好些事情。孙待封的选择是刚毅的：“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这样的人，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一百三十二
邓景山为河东节度使。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人一马以赎死，乃许之。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杀景山。
统治者从来就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在他们心目中，人确实比不上马。将校们杀死邓景山，乃是他罪有应得。他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别人当然也不会将他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
我们的文明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依然是没有对生命起码的尊重，这样的文明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一百三十三
唐代宗大历四年，回纥皆环董晋拜，既又相帅南面序拜，皆举两手，曰：“不敢有意大国。”
胡注曰：此晋使韩愈状晋之辞，其言容有溢美。全谢山曰：董晋庸人耳，韩公为之点缀生色，本来面目希矣。
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骨子里是个偏狭的小人。这则记载出自他的手笔，从中可看出他的文笔有多么恶劣。当时回纥强唐室弱，且以董晋之庸，何能让回纥环拜？除非有郭子仪的才干和人品，方能让回纥敬畏。韩愈以文媚人，以文编造历史，罪莫大焉！这样的行径，与他写谀墓之词互为表里，一脉相承。
一百三十四
唐武宗会昌五年，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始无“道”字，中旨令加之。
会昌五年，即武宗毁佛之年。一面毁佛，一面崇道，统治者的技止此耳。《左传》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至理名言也。
武宗政绩平平，而尊号却堆砌了一大堆美妙、宏大且威严的形容词。我的读法是：所谓尊号、庙号、谥号之类的，先“译”为反义词，方能读出真相来。老子曰：“反者道之动。”我深以为然。
汉语是一种必须“翻译”的语言。“翻译”的过程便是一层一层地剥去充满油彩的京剧脸谱的过程。可惜的是，大多数读书人都不知道读书要“翻译”，结果书读得越多脑子越糊涂。在清末的中法战争中，退缩不前、逃离前线、以致滇军大败的云南巡抚唐炯，被下刑部狱治罪。他在狱中居然还读书作诗，并有“已空万念仍忧国，末了残生且读书”之句。若不知他劣迹的人，大概会以为他是文天祥、史可法一流的人物。他虽然身陷牢狱，依然在诗中忧国忧民，难道不是一个忠义之臣吗？
所以，我再三强调对中国文字的“翻译阅读法”。
一百三十五
唐代宗时，元载专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仍以上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颜真卿上疏说，如果这样做的话，皇上将“自掩耳目”。然而，他却被以“诽谤”罪贬为峡州别驾。高明的独裁者，并非公开不让人说话，而是建立一种制度，让你说的话不仅没有用、而且还会因为说了真话而使自己受苦受难。
我想起现在的“检举”来。我看到过太多的检举者落到被检举者手里、检举者受到被检举者残酷打击报复的报道。美国“水门”事件中的两个小记者为什么那么勇敢？为什么他们敢于挑战总统？因为有一套严密的制度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百三十六
马璘为节度使，段秀实为其部将。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盗当死，璘欲生之。秀实曰：”“将有爱憎而法不一，虽韩、彭不能为理，”善其议，竟杀之。磷处事或不中理，秀实力争之。璘有时怒甚，左右战栗，秀实曰：“秀实罪若可杀，何以怒为！无罪杀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实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实而谢之。
千载而下，我仍为段秀实的铮铮铁骨而折腰。一部《通鉴》中，像这样的人物确实太少了。有几个中国人会拼死捍卫“法”的价值呢？
同时，我又感到几许悲哀。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法的落实只能靠人的品质。而人的品质却是最不可靠的东西。段秀实的所作所为，如果在一个法治化的社会里，仅仅是一名普通法官应有的反应。然而，他却因而名垂千古，幸耶，不幸耶？
尊重法律，尊重人的生命，这样的人方能受后人的尊重。
一百三十七
剑南节度使严武薨。武三镇剑南，厚敛以穷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杀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数戒其骄暴，武不从；及死，母曰：“吾今始免为官婢矣！”
严武就是大诗人杜甫流寓四川时的庇护人。在杜甫的笔下，他俨然是勤政爱民的青天大老爷。为什么这样大的反差呢？因为严武是杜甫的衣食父母，是他的恩公，给他官做，给他草堂住。杜甫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也无独立的政治地位，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人格。“诗史”之说，该打个问号。
严武之残酷，令他的母亲也心惊胆战。常人呢？那些在他的治下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任何保障的老百姓呢？读至此，我为蜀人悲。蜀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如同一块奶油蛋糕，苍蝇哪会嗅不到它的香味？从严武到张献忠，这些鲁迅所说的“猛人”残酷地屠戮蜀人，何尝把人当人看？蜀人的富有难道也是一种罪过吗？不然，他们为何一方面对财富怀有刻骨的仇恨、拼命毁灭财富；一方面又如饥似渴地掠夺财富、享用财富？
严武的母亲同样不是什么伟人——史书企图把她描写成有先见之明的女巫。我却认为，她考虑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命运、害怕的不过是遭到“报应”。在她的逻辑里，只要自己能够免于沦为“官婢”，儿子的罪过便可以一笔勾销。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官太太罢了。
史书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这样的人物出来，她们的出现，让我们减轻了对严武们的痛恨。这是御用文人们的伎俩，他们说：统治者中也有好人，也有观音菩萨。该不该相信他们呢？
一百三十八
陇右节度使朱泚献猫鼠同乳不相害以为瑞；常兖帅百官称贺。中书舍人崔 甫独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
相信“符瑞”一类的玩意，是中国人最大的恶习之一。从朱泚、常兖之流的唐代高级官员到以柯云路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以及像家中供满佛像、财神、关公等三教九流的神仙的贪官、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这些人一直对此痴迷不悟。我在很久以前就想：在科学发明和文化创造上，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想象力？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原来中国人的想象力都耗费到了捏造“符瑞”上面。于是，在科学发明和艺术创造方面的想象力就很薄弱了。
将自然现象与现实政治相联系，这种思维到底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我欣赏崔 甫的独立见解以及他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勇气。但是，他的思路依然是朱泚、常兖的那一套，只是掉了个儿：朱、常以为“祥”，崔以为“祸”。实际上，那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自然现象而已，与政治的好坏无关。
一百三十九
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悦，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中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于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
皇帝爱“面子”，为手下人大开行贿、收贿之门。腐败与文化紧密相连，“人情味”越浓的国度里，腐败越猖撅，如意大利、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与“人情”水乳相融的腐败，想清除非一日之功。《通鉴》接着写代宗为消灭此种弊端，对一名受贿的太监邵光超杖六十而流之，于是腐败便消失了。这可能么？反正我不相信。制造病毒的科学家，后来往往丧失对病毒的控制。晚唐政治日渐败坏，实际上就是由皇帝们的一言一行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形成的。刚加完油，又去浇点水，火能灭吗？
代宗为什么纵容腐败呢？代宗当然还有他自己的统治逻辑：他让所有的官员都贪污腐败，都有斑斑劣迹，他就能够把他们都控制在手中。谁不听话，他立即以腐败的罪名严惩之，让宦官和大臣都无话可说，而老百姓们，哪里知道宫廷斗争的内幕，他们听到腐败官员被治罪的消息，都会打心底里赞赏皇帝的英明。
一百四十
及安史乱后，法度松弛，大臣、将帅、宦官竞治第舍，各究其力而后止，时人谓之木妖。
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就是毁在一代代“木妖”的手里！游历山陕大地，见遍地黄土、漫天风沙、千沟万壑、水贵如油，不禁泪下如倾！这里难道就是古代典籍中描写的郁郁葱葱的森林、水波不兴的湖泊的所在地吗？五台山不再清凉，梁山泊早已干涸，北中国的大地上，是累累的伤痕！
毁灭树、毁灭自然环境者，剥夺的是后代人的生命。他们乃是人类的“公害”。
一百四十一
御史中丞卢杞，貌丑，色如蓝，有口辩。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连战功显赫的郭子仪辈也如此害怕一个小人——由此可见，中国向来就是一个由小人把持的国度。宦海风波恶，能生存下来的，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惴测人心的人。再造唐室的郭子仪，一副如履薄冰的可怜状，令人怜，亦令人哀！
中国政治是不约束小人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用小人来约束好人，最后将好人统统变为小人。
《格列佛游记》中有“小人国”之谓。
一百四十二
唐德宗被藩镇所逼，逃到奉天城。围城之危，不得不发罪己诏。此乃千古奇文：“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喑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暴令峻于诛求，疲甿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
《通鉴》中说：“赦下，四万人心大悦。”对此，我很是感到怀疑——一纸空文，真能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大悦”吗？倘如是，中国的百姓确实比绵羊还要温顺、比肥猪还要蠢昧。在晚唐诸帝中，唐德宗不算一个太坏的皇帝，可他的“自画像”勾画出一副多么丑恶的面目！这不是史家强加给他的评价，而是他自己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时刻，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收买人心的低姿态。果然，一旦时局好转，他照样我行我素。独裁者有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至少还有这样的智慧，但鲜有能彻底改正错误的——独裁者哪里离得开独裁制度呢？
不要听信独裁者们声泪俱下的“自我批评”，这是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起码的智慧。
一百四十三
节度使李怀光叛。初，其子璀密言于德宗曰：“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之备。”上惊曰：“知卿大臣爱子，当为朕委曲弥缝，而密奏之！”对曰：“臣父非不爱臣，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顾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对曰：“臣之进言，非苟求生，臣父败，则臣与之俱死矣，复有何策哉！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怀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
统治者希望他的臣民个个都像李璀一样忠心耿耿。李璀究竟是忠于皇帝还是忠于父亲，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认为两者都无可厚非。然而，他居然亲手杀死自己的弟弟，我不禁想追问：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两个弟弟的生死？你凭什么要剥夺他人的生命？李璀的回答一定是大义凛然的：为了“义”，为了“国”，为了皇上！
理念杀人、信仰杀人，比起刀剑来要容易得多，也要从容和快乐得多。而且，凶手往往会沉醉在某种崇高感之中。
一百四十四
关中仓禀竭，禁军或自脱巾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黑瘦，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德宗的可怜状如在目前。“神武圣文皇帝”原来也是这么一个软蛋。皇帝最怕什么？最怕吃不饱饭的军队。我不会同情德宗，也不会同情禁军，我同情那些在饥馑中死去的平民，特别是那些突然吃饱后涨死的百姓。二战结束时，许多从集中营里被拯救出来的战俘也是这样死去的，真是乐极生悲。五分之一的人数，我不知道史家有没有夸张。
一百四十五
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伏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对于这件事，司马光的评论是：“德宗奉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千载之遇也。因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我一边读这段话，一边心里发笑。司马光迂腐到了极点。德宗哪里是“不寤”呢？对于帝国的毛病，他心里是雪亮的。但独裁者怎么可能推翻独裁体制呢？
独裁者一般不会从制度上改进政治运作的方式，他只会时不时地做出一些“姿态”来——例如德宗对光奇一家的“关怀”——表明他有一颗爱民的“仁慈之心”。德宗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如果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进行政治上的“大手术”，其可行性则难于上青天；而像德宗这样做点“好人好事”，则易如反掌。仅恢复一家人原有的徭役水准，就可收买千万人之心。听到这件事，百姓们都会想：也许皇上会知道我们的处境吧，也许我们也会有光奇那样的好运……有了希望，大家也就不会有造反的念头了。德宗的智商远远高于司马光，德宗能在乱世中保全皇位，岂是等闲之辈！
一百四十六
德宗与李泌论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好邪，朕殊不觉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上曰：“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
李泌所描述的卢杞之言行，乃是对古今奸臣的写照。从卢杞到康生，皆是大奸也。李宗吾厚黑学认为最高境界乃是“无形”，而卢杞之流更高——其奸对下“有形”，对上“无形”。下层害怕，上层信任，故能无所不为。
一百四十七
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孟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真话只能由优孟来说出的时代，必然是暗无天日的时代。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谓的“低标准”和“自然灾害”时期，却连一个优孟也不复存在。彭大将军只是想为百姓“鼓与吹”，却被罢了官而后被残忍地害死。于是，还有谁敢为百姓说一句话呢？而百姓并不能保护为他们说话的人，或许还会蘸他们的人血馒头吃。
优孟与元帅死于同样的原因。
一百四十八
宪宗二年，供奉中央赋税的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一增一减，数字触目惊心。二户资一兵，岂能不“苛政猛于虎”？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寄生虫阶级，从古皆然，于今为烈。这种政府好似一个既想减肥又控制不住自己贪吃的嘴巴的少女。
一百四十九
元和十二年，先是吴少阳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燃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裴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胡注曰：“解人之束缚，使得舒展四体，长久大伸，岂不快哉！”陈垣曰：“以‘解人之束缚’，写生民之乐，其言似肆，然‘犹解倒悬’，已见于《孟子》。身之当时之处境，概可见矣。”
这两段注解，使我充分体认到，正如鲁迅所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是统治者的帮凶、帮忙和帮闲。他们不去关心在吴氏父子的残暴统治下，百姓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后任者裴度的一丁点仁政上，然后大肆夸张仁政如何了得。
两段注释，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大学者所写，生动形象，极写生民之乐，而对此前的苦难只字不提、一笔勾销。我记得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恐怖使百姓服从、使文人粉饰。孟氏又说：“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在这样的政体上，就连胡三省与陈垣这样第一流的学者，心智也是残缺的。他们惟一的渴望是：奴隶主仁慈一点，让奴隶坐稳奴隶的地位。“岂不快哉”，多么传神写照的四个字呀！
一百五十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咸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
司马光是个典型的“酱缸文人”。他居然正义凛然地责骂淮西民众“犷戾”、“过于夷貊”。老百姓有什么错呢？他们难道有权利填写选票选择统治者吗？对他们来说，藩镇与皇帝一模一样，同样凶残、同样歹毒、同样冷酷。而司马光却认为“正统”高于一切，在藩镇的统治下就是低一级的“伪人民”。这是一种奴性十足的价值观，如同一个庄园的奴隶心满意足地跟另一个庄园的奴隶炫耀说：“我的主子比你的主子对下人好！”
由这样的史家所创造的“史官文化”，水分究竟有多大呢？穆勒说过：“一个国家把国民变成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就算是为了有益的目的，但这样做只会发现，与侏儒在一起是没法成大事的。”首先，司马光是一个精神上的侏儒；其次，因为他掌握了言说和书写的权力，他又是千千万万个精神侏儒的克隆者。
一百五十一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
买卖官位，受害的最后还是人民。买官者贪心不足蛇吞象，上任伊始，拼命敛财，俗语形象地称之为“鸡脚杆上也要刮下一层油来”。时下报章披露的若干起买官卖官的案件，手段之恶劣、敛财之迅猛、数额之巨大，怕又要让古人咋舌了。
一百五十二
文宗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司马光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处也，所以人君只要做到分辨忠奸就行了。这样，他把制度问题置换成为道德问题。只要提高人君的辨别选择能力、提高臣下的道德素质，似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果真如此吗？
我认为，导致结党营私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即使是组织极端严密的纳粹德国，其内部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派系。大小派系互相牵制、争斗、合作，共同组成专制国度的宏伟大厦。这与道德之高下风马牛不相及。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专制由其本性决定是多疑的，把人们之间的分裂视为维持统治的最好保证，它通常尽各努力将人们保持在分裂孤立的状态。”所以，文宗的内心其实是认同朋党的，朋党之争愈激烈，各方愈是要向皇上献媚，由皇上来充当最后的仲裁者。这样，皇权不就越来越巩固了吗？
消灭朋党，道德教化是一剂毫无用处的药。民主体制的建立，是朋党自然消亡的前提。专制主义体制下，朋党如四大家族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互相之间是血肉的联系，一旦站错了队，一辈子的前程便泡了汤，还可能丢掉身家性命。
一百五十三
文宗幸会宁殿作乐，有童子缘橦，一夫来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访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之曰：“构害太子，皆尔曹也，今更立太子，复欲尔邪！”执以付吏，已巳，皆杀之。上因是感伤，旧疾增。
史官渲染这一动人的情节，是想说明：皇上不是青面獠牙的吃人怪兽，而是个“心太软”的好人——他也像常人一样爱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位“心太软”的皇上，却向宫人、倡优发泄自己满腔的愤怒。皇上一愤怒，十多人就人头落地了。皇上永远是对的，永远能找到替罪羊。即使杀死自己的儿子，也是“受蒙骗”而已，皇上自己是没有错的。
皇上心软或心硬，与极权体制无涉——体制永远是一块僵硬冰冷的大理石。
一百五十四
唐文宗太和七年，杜牧注《孙子》，为之序，以为：“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
中国的教育，传授的大半是“大而无当”的知识。《儒林外史》中描写了众多“百无一用”的书生，“百无一用”却瞧不起井市间“术业有专攻”的专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家产式官僚体制的条件下，统治者阶层的竞争把其他所有的追求都扼杀了……官吏阶层摆脱了所有的竞争，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技艺训练，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学和自然科学和技术，没有神圣的权威或者势均力敌的人类的权威；而只有一种切合于官僚体系的伦理。”杜牧“不务正业”地注释《孙子》，所得何者？于事无补。中国的大部分文人就在注释几部破经典中度过了一生。
一百五十五
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待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它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皇帝拥有天下，是天的儿子，百姓心中的神。但在宦官的眼里，皇帝却是愚昧的木偶。《中庸》里记载孔子的名言：“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存四海之内，宇宙飨之，子孙保之。”孔子从理论上确立了“家天下”的合理性，而“家长”有半数以上是昏蛋。于是，聪明的太监“总管”便掌了权。许多朝代，皇帝本人也是可怜的被愚弄者，他们的愚蠢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爱默生曾感叹中国的政治制度说：“一系列严肃的没完没了的穿襻儿鞋的皇帝，他们生是一样的生，死是一样的死。他们统治着无数的动物，在一个欧洲人眼里，这些动物并不比同样多的绵羊的脸更好区别。”
中国的朝政可以简化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太监愚弄皇帝，一种是皇帝豢养太监放出去咬人。总之，主角就是皇帝和太监。我欣赏穆勒的名言：“一个中国官员和最卑微的农夫一样，都是专制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中国文明的精华，体现在太监们身上而不是儒生们身上。
一百五十六
宣宗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辄足成之。及中书复人，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罚谪之。
宣宗有“小太宗”之誉，似乎是个聪明人。但宣宗朝恰恰是晚唐由硬撑转向崩溃的关键时期。宣宗是个失职的医生，没有发现他的帝国已经患上了癌症。他的勤勉和他的博学都改变不了帝国的命运。这位能干的皇帝对于将崩塌的大厦而言，仅仅是一颗无用的铁钉。改一个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无知的史家津津乐道而外，我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宣宗又不是批改学生作业的汉语教授。
皇帝超凡的记忆力，倒是收买人心的好工具。在一个“奴在心者”的国度里，奴隶的姓名要是能被奴隶主记住，奴隶就会感恩戴德、热泪盈眶：“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呀！我多么有面子啊！我再不努力为主子工作，还算是人吗？”我读某些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常常发现有相似的情节：某领袖在会议或其他场合上，一下子认出这位知识分子来，走上前来招呼、慰问、握手。于是，这个知识分子顿时受宠若惊，恨不得肝脑涂地，以报领袖的“知遇之恩”。后来，他还不停地如祥林嫂般将此“恩遇”向无数人讲述，并终身难忘（甚至写进回忆录之中）。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如同在黑暗的路上误踩了一堆粪便。
面子、权力崇拜、皇帝的记忆力，是专制社会这尊巨鼎的三足。
一百五十七
宣宗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专制体制的中坚力量便是李行言之类的“官方屠夫”。皇帝最赏识的就是他们这类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尽杀之”三个字的背后，是多少条无辜的生命呢？而这些生命所换来的则是李行言一身的“金紫”。
不尊重个体生命，尤其是弱者、被压迫者生命的文明，绝非“灿烂”的文明。《通鉴》以肯定的笔法来写皇上对李行言的提拔。皇上有一双发现“英才”的慧眼，要不，他怎么会有“小太宗”的美称呢？当杀戮被允许、被鼓励、被合法化之后，杀戮者便心安理得地挥起屠刀，被杀戮者也认命地伸出脖子。白须飘飘、温文尔雅、焚香弹琴的新儒家大师们，也许还会为杀戮的场景吟下一两首绝对合乎格律的诗句来吧？王阳明大师当年能在升堂时发签砍人头，在退堂时翻书谈心性，这便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一个重要的体现便是是否尊重个体生命。一个草菅人命的国家，“文明”不过是一块遮羞的面纱。爱默生认为，对普通个人生命的不尊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对人类生命的不尊重。我曾读到一则新闻，美军为营救一名降落在伊拉克的飞行员，动用上千架次的飞机，耗资上千万美元，终于救回了这名同胞。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不就死一个人吗？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寻找、去营救？这不太浪费金钱吗？抗战期间，抓壮丁上前线，没有起码的衣服、食物、住宿及医疗保证，在路途上死亡的便有数十万青壮年。相比之呢？我们该对哪种文明说“不”呢？
一百五十八
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者犹在浙东，诏式帅以赴徐州，骄兵闻之，甚悍。八月，式至大彭馆，命围骄兵，尽杀之，银乃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
数千人的屠场，会有怎样的壮观呢？汉民族向来是柔弱的民族，强盛如大唐王朝，也不是吐番、回纥的对手，一个安禄山就能令帝国倾覆。然而，柔弱的汉民族在杀戮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却丝毫不显得柔弱。《通鉴》把王式作为果敢有略的大帅来歌颂。如果说王式用刀杀人，那么《通鉴》的作者们用笔杀人；王式创造着杀人的事件，《通鉴》营建着杀人的文化。
鲁迅在《“死地”》一文中沉痛地写道：“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惟一要道，甚至于还当快乐。”直到今天，国人最爱看的还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最血腥的场景。看客们从刑场上转移到电视机前面，这算不算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呢？
一百五十九
懿宗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至德令陈叟因上书召对，言：“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上问：“咸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陈叟于爱州，自是无敢言者。
晚唐政治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权臣路岩门下的一个官吏边咸，其家财就可支付两年的军费，那么路岩本人的财产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至理也。历史在进步，腐败也在进步，今天的腐败分子们，足以傲视他们的老祖先路岩、边咸辈。某高官显贵是北京燕莎商场员工的“福星”，只要他在商场露一次面，员工们当月的奖金立即就翻番。
一百六十
西川定进节度使李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也。
李师望征还后，必定高升了。他的百万钱分一部分给朝中权贵，不难为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而朝廷派到此处来的后任，贪婪程度却青出于蓝胜于蓝。百姓和戍卒们，一辈子也甭想有好日子过。小时候，我很天真，不满于县长乡长们的贪暴昏溃，便经常自我安慰：他们坐满一届交椅就会下的，换一届新人总会好一点吧？这种“盼新厌旧”的心理是小民惟一的自我安慰。
一百六十一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补阙杨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免冤，当诉于朝廷，置诸典刑，岂得群党相聚，擅自斥逐，乱上下之分！此风殆不可长，宜加严诛以惩来者。”
杨堪是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奴才：百姓要是有诉冤的可能和途径，又哪里会揭竿而起、驱逐刺史呢？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统治的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哪里舍得放下那只装有半碗稀饭的饭碗？不过，杨堪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专制制度的秘密在于“上下之分”，这“上下之分”一旦乱了，便将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故“此风殆不可长”，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严诛以惩来者”。
后面的事情，《通鉴》没有记载。不过，我想，“诛”是一定诛了的。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矩：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做‘天下太平’。”晚唐的子民，是一群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子民，他们连想做稳奴隶的努力也遭到残酷的镇压。杨堪之流，不是衣冠禽兽又是什么呢？大唐的子民，其实并没有那些崇尚“汉唐盛世”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幸福。所以，我厌恶“唐朝”乐队的那些歌词。
一百六十二
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上大怒，叱出之，贬为振州司马。漳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夕，仰药卒。敕曰：“苟无蠹害，何至于斯！恶实贯盈，死有余责。宜令三日内且于城外权痉，俟经恩宥，方许归葬，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惧。”
小时候，每当我向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的时候，父母便会说：“难道天上的星星也要摘下来给你吗？”这句话比喻强迫办那些办不到的事情。唐懿宗就是一个无知的小孩，女儿病死，却拿医生来开刀，杀了二十多人还不够，连医生的亲族也统统抓起来。他难道不知道，医生只是医生，不是神仙，医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我想，是绝对的权力让他愚昧而疯狂。黑格尔说过：“东方世界的政府可以被形容为政教合一，神就是世俗统治者，世俗统治者就是神，统治者同时是二者，国家由一个神的替身来统治。”唐懿宗既然是“神”，就会有摘天上的星星的念头。
温璋的命运是悲惨的。他想效仿屈原及一系列“忠臣直士”，结果死后还被泼上一桶污水。皇帝自有皇帝的逻辑：你没有干过坏事，你干吗自杀？你自杀，就说明你干过坏事。这使我想起文革中最流行的名词：“畏罪自杀”。自杀者的家属还得背上耻辱的罪名。卑鄙向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历史给予“公正评价”的机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
斯大林、贝利亚一伙制造的犹太医生下毒案是这个故事的现代俄罗斯版。独裁者们玩的是同一套拳法。小心啦！
一百六十三
权臣路岩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出任西川节度使。岩出城，路人以瓦砾掷之。权京兆尹薛能，岩所擢也，岩谓能曰：“临行，烦以瓦砾相饯！”能徐举笏对曰：“向来宰相出，府司无例发人防卫。”岩甚惭。
人一走，茶就凉。路岩的下场，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他向昔日的部下求救，希望其发兵护卫，没有想到却立刻碰了个钉子。
百姓的瓦砾是“历史”中残存的几分真实。而薛能说认为的“古来宰相都是得民心的宰相”，其实并不正确。历史上的丞相，获万民伞者少，获瓦砾者多。
一百六十四
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有一妇人，临刑，朝手大骂曰：“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土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疚，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它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免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言毕，拜天，怫然就戮。
此烈女子足以永垂不朽，在她的面前，帝王将相如蚂蚁般无足轻重。这是一个“纠缠如毒蛇，执着如厉鬼”的灵魂，在血污中闪闪发光。鲁迅曾经追问：“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惊的怪鸣的真的恶声在哪里？”真的恶声就在这里，在血淋淋的屠杀的现场。人们沉默着死去，群体性的沉默是可怕的。而她，一个无名的女子，发出了最后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复仇的宣言！甘地说过：“力量并非源于生理能力，它来自于百折不回的毅力。”这名奇女子才是真正的勇者。
《通鉴》没有记下这个女子的姓氏，这并不重要。《通鉴》记下了这段报仇雪耻的快言快语——虽然不足以对抗屠杀，但总可以让屠杀者感到一点不快。我终于明白，临死前不久鲁迅为什么要写一篇名叫《女吊》的文章了。
一百六十五
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抢荆棘而死。”
这套鬼话，老百姓是不会相信的——并不是说百姓比官僚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的庄稼早被蝗虫吃光，他们的生命也被蝗虫夺走。而在官僚们的想象里，蝗虫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因而它们也具备读书人恪守的“礼义廉耻”。蝗虫哪敢吃京城的庄稼呢？它们也要给皇上面子呀！
有两套思维和语言：一套是民间的，一套是官方的。民间的语言是写实的散文，官方的语言是超现实的诗歌，杨知至的奏章分明就是一首优秀的荒诞诗，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先锋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