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雕侠侣》写李莫愁之死，是一段如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文字。
李莫愁遍身受了情花之刺，穴道受制，真气涣散，花毒越发越猛。她胸腹奇痛，遥遥望见杨过与小龙女并肩而来，一个是英俊潇洒的美少年，一个是娇柔婀娜的俏姑娘，眼睛一花，模模糊糊地竟看到是自己刻骨相思的意中人陆展元，另一个却是他的妻子何沅君。她冲口而出，叫道：“展元，你好狠心，这时还有脸来见我？”心中一动激情，花毒发着得更加厉害了，全身打颤，脸上肌肉抽动。众人见她模样可怖之极，都不自禁地退开几步。李莫愁一生倨傲，从不向人示弱，但这时心中酸苦，熬不住叫道：“我好痛啊，快救救我！”最后，她滚下山坡，直跌入烈火之中，霎时间衣衫着火，火焰火舌，飞舞周身，但她站直了身子，竟是动也不动。
小龙女想起师门之情，叫道：“师姐！快出来！”但李莫愁挺立在熊熊大火之中，竟是绝不理会。瞬间之间，火焰已将她全身裹住。突然火中传出一阵凄厉的歌声：“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唱到这里，声若游丝，悄然而绝。
在佛家看来，情为“障”也。李莫愁误入情障，以至走入歧途，越陷越深，终于不可自拔。我想，倘若能够自拔，那就不是真爱了。真爱不是博弈，能够思前想后，盘算出一个得多失少的“最佳方案”来。当进入爱情的最佳状态后，其结果必然是：要么全赢，要么全输，要么拥有，要么丧失。不存在任何首鼠两端的中间状态。像李莫愁这样走极端的痴心男女，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中写练霓裳因绝望而一夜白发，比起伍子胥过昭关而白发的故事来，更让人心醉神迷。绝望的爱情让人悲哀，让人恋栈，正如一片碎瓷，在阳光下折射出夺目的光泽，反倒比一件完美的瓷器更有摇曳人心的魅力。
三
现实永远是一双扼住爱情喉咙的手。
有一部美国电影《不道德的交易》，描写一对度蜜月的青年夫妇遇到一名亿万富翁，富翁看上了新娘，提出用一百万美元作交换，让新娘陪他一晚。巨大的诱惑在夫妇两人的心中掀起了波澜。最后，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接受。但是，一夜之后，他们之间的真爱已不复存在。
这里凸现的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今天的世界上，爱情作为一种终极价值，是否成立？何以成立？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讲述了鲜为人知的苏联肯吉尔集中营暴乱的真相。在长达四十天的时间里，囚犯们占领了营区，向惨无人道的内务部提出最后的抗议。四十天后，暴动被镇压，数百人被杀害，一千多人被送进秘密监狱或科雷马河沿岸。整个事件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却最让我感动的小插曲是：相互爱慕的男女囚徒举行了婚礼。他们让集中营里的各种神职人员帮助举行仪式，按照真正的教堂仪式结婚。
这些新婚夫妇的绝望之爱，是那些过着慢悠悠的生活的人所永远不能理解的。他们的痛苦和甜蜜极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与那些甜得发腻的爱情迥然不同的味道。这些新婚夫妇把这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度过，只要昨夜镇压没有降临，他们便把今天的早晨看作是天赐之福。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或者几天之后便将与爱人永别，他们在狂热地爱着，这种爱也是对那些无爱的专制者的反抗。
我看到了爱情所面对的两种极端状态：一种是金钱与权力的挤压。爱情能不能完全脱离金钱与权力而成为一个自足的系统？那对美国夫妇作出了令人失望的回答。少男少女们心比天高，对他们的卑鄙和龌龊不屑一顾。然而，当他们真正成为社会网络中的一员时，还能冷静地面对这道考题吗？
集中营的新婚夫妇们，却因为完完全全的绝望而产生了比黄金还要致密、比火焰还要热烈的爱情。他们即将一无所有，包括生命在内。但此刻，他们拥有真正的爱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绝望是否能够充当爱情的催化剂呢？
如果换一种不那么沉重的叙述方式，那么最好的例子便是《罗马假日》。公主心里知道与记者的爱情是绝望的爱情，但在那短暂的人生一瞬里，她一心一意地投入进去。不求天长地久，但求风风火火。凡是有过失恋经历的人，都能从轻喜剧的情节理解读出难言之痛来。她爱他，但她绝不可能属于他；他也爱她，但他也绝不可能拥有她。特殊一点的，仅仅是她的公主身份而已。那种人生无常、个体渺小、身不由己的体验，大部分人都曾经历过，或者将要经历。
《罗马假日》的结尾，喜剧色彩戛然而止。赫本的眼泪是电影史上最真实的眼泪。咫尺就是天涯，对于公主和记者来说，都在沉默中承受着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如罗兰·巴特在《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中所写道的：“在剧烈的发作过程中，由于恋人感觉到恋爱境界如同一条死胡同，一个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陷阱，他宁可毁灭自己。”
《廊桥遗梦》的结尾也一样。两部影片的主人公都生存下来了。受到绝望之爱的侵袭后，他们的生存会有怎样的变化呢？大部分的爱情都是心灵的地震，地震之后的一切都将面目全非。“恋爱的灾难也许近似人们在精神领域里称作极端环境的现象，即‘病人生活其中的环境仿佛就是造来摧毁他的’。”我们能认同罗兰·巴特的观点吗？
现实一口口地吞噬着爱情，对此谁都无能为力。
绝望一口口地吞噬着生命，我们还有抵抗的办法吗？
四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我最喜欢的唐诗。“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这是我最喜欢的宋词。
在中国人的诗词中，永远歌吟着一种“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绝望之爱，一直到戴望舒《雨巷》里那个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中国诗人写得最好的，往往不是男欢女爱、心满意足的现实，也不是充满幻想和希望的明天，而是已经消逝的、不可能重现的昨日之爱。鱼儿在水中游，雁儿在天上飞，它们都不能传递我们的相思。于是，我们在相思中苦苦煎熬着。
“人面桃花”诗，是绝望之爱的形象化，是诗人灵感的一个不竭的源泉。它贮存着中国诗人无限恋情的一个精神原型。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白居易的“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千年前旧板桥”，韩偓的“向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都隐藏着一个桃花下的女子、一个小桥边的女子。那是一段永不复返的错失。伤心人各有怀抱，断肠人各有因缘。把爱看作梦，真能缓解内心的隐痛吗？而回忆有如一根银针，冷不防就刺到骨髓里，让人从梦中猛然惊醒。为什么拥有的只能是“失去”呢？我们的手掌是有缝隙的，无论捧起哪条河里的甘泉，谁都会从指缝里悄悄地流走。
中国诗人的怅惘，在齐克果那里则成为形而上的恐惧。他爱上了年方十四的蕾琪娜·奥尔森。但他的感情里交织着畏惧。他得到她的爱后，却抛弃了她。他不是无赖，他要“播种野麦”，他们分道扬镳。齐克果整夜地躺在床上哭泣，但一到白天又和常人无异。齐克果的兄弟对他说，愿意代替他到女孩家，向他们证明弟弟并不是无赖。但齐克果说：“你要是那样做——我就用子弹打穿你的脑袋。这是我对整个事态关切至深的一个证明。”
齐克果赶赴柏林，痛苦异常。他每天都想念着她。每天至少为她祈祷一遍，经常是两遍，或者用别的办法想念着她，从不间断。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获得爱情，每一代人中，总有一些人命定要为其余的人做祭品，他相信自己是要献祭的，“因为我理解我的痛苦和苦恼使得我得以创造性地钻研有益于人的真理”。
毕竟没有比爱情更无限的事情了。但他却不得不离开她，出去痛哭。
像齐克果这样的“献祭者”毕竟是沙中之金。大多数人还是渴望平凡之爱，他们的绝望是因为连平凡之爱也无法获得。那么，让我们低吟叶芝的诗句，当年华与爱情都如水而逝之时：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这或许是绝望的人类惟一的安慰。
这或许是无情的岁月惟一的温存。
那么，捏着这份安慰，拥着这分温存吧。
第一辑·口吃的人
残缺之美
中学时候，读金庸小说，最喜欢的人物自然是郭靖。这是一个完美的大侠，堂堂正正，大义凛然，找不到一点缺点，缺点也许就是“太老实”。金庸写郭靖，是按照孟子所谓“大丈夫”“君子”的模式来写的，长大以后，却越来越不喜欢郭靖，觉得虚假的成份太多，只可仰视而不可亲近，关键是少了几分“人气”。王国维曾阐释过’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矛盾，借用到郭大侠身上，则是：完美的人不可爱。
小时候，最不喜欢的便是杨过，他的奇思异想、狂放骄纵，他对伦理规范的轻蔑，以及他的独臂形象，都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所不愿接受的，长大了，却越来越喜欢杨过，喜欢他空空的长袖。我逐渐悟出金庸什么要让杨过失去一只胳膊，因为只有失去胳膊的杨过才有可能炼成绝代神功，残废反倒使他生气勃勃，光彩照人。金庸写杨过，是按照庄子寓言的写法来写的。
一部《庄子》里，游荡着百十个畸人的身影，说《庄子》是一册“残废人大全”并不夸张。如《人间世》里的“支离疏者”，身体畸形，“颐隐于脐，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算是一个超级驼背了。他正是凭着身体的残缺免除了兵役，终其天年。在险恶的人间世，残缺成了天赋的美德。《养生主》里的右师只有一条腿，公文轩惊曰：“是何人也，恶乎足也?天与?其人与?”右师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好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大宗师》里身体弯曲的子舆，《达生》里的佝偻女人，《德充符》里断足的王骀和申叔嘉，被砍掉脚趾的叔山无趾和跛脚、伛背、无唇的游说者……庄子仅仅是一个审丑大师么?
庄子其实想说的是：神比形重要。躯体残缺的人游离于正统的价值体系之外，虚无恬静，顺应自然，逍遥于天地之间，获得心智的健全。躯体残缺的人深味自身的有限性，敬畏生命，滤净心灵，超然于利禄功名，获得精神的自由。因此，残缺是真正的全、真正的美。
写武侠的高手，一般都把绝世高手的桂冠捧给躯体残缺者。《书剑恩仇录》中的无尘道长，乃是使剑的第一高手，也是独臂的老头；《天涯·明月·刀》中的傅红雪是个患羊癫疯的病人……武功可以看成是人体能量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最高的武功往往蕴藏在残缺的躯体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金庸、古龙都是庄子的知音，是一粒沙里见天堂的智者。
有一则关于东坡的轶事，说东坡的老友刘贡父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一日两人饮酒，东坡戏之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刘贡父不以为忤，相对大笑。我既为东坡的幽默喝采，也为刘贡父的旷达喝采。他们窥破了“臭皮囊”的本质，直抵灵魂的自足与自适。这种幽默仅有智慧是无法孕育的。在最悲惨的时刻，作拈花一笑，境界之高，令吾辈仰望。我认识一个正在谈恋爱的少年，因为脸上长了颗青春痘，怕有碍观瞻，影响在女友眼里的形象，整天忧心忡忡，在镜子前晃来晃去的。殊不知，“情人眼里出西施”，真正的爱，会把缺点也看作优点的，为镜中之像所囿的人，生命是苍白的。
陈寅恪一九四五年失明，一九六二年膑足，大难降临后，得以窥破黄龙三关。所谓“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之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观忧愤，实质上是“形”的解体后“神”的升华，即使是西山之日，也有无限余晖!“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无可奈何的背后，是铮铮的铁骨，此生的道路是不会回头的了!陈寅恪的好友吴宓，一九六九年在一场批斗中左腿被扭折，从此只能倚杖艰难地行立，双目又因白内障一度全盲，目盲膑足与陈寅恪相似。但就在惨死前，他仍高呼：“我是吴宓教授!”不亚于陈寅恪之“四海无人对夕阳”。残缺之美，何等悲壮、美丽!相比之下，那些苟全躯体于乱世之人反倒是丑的了!
在卑琐的当代文坛，史铁生是境界最高者之一，他如老僧入定，却又热眼观世，名利场的龙争虎斗离他很远很远。黄庭坚曾写诗赠一剃头师傅，最精采的一联是：“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中。”这一联可赠予史铁生，他用文字所剃除的，乃是人间的恶行与谎言。
我想，史铁生那接近澄明之境的文字，一定与他残疾的身体有关。他的身体跟正常人不一样，他的身体对世界的感受也跟正常人不一样。罗兰·巴特把人的身体看作特殊的符号和修辞学，他认为“自我”的存在由躯体来保证。如果说“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了一系列语言秩序内部的复杂定位，那么躯体将成为“自我”涵义中最为明确的部分。这一部分残缺了，人的体验也就陌生了。
于是，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遇到了“惑”——惑即距离，空间的开拓，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灵的寻觅，写作因此遥遥无期，《命若琴弦》中，瞎眼艺人的把琴弦指认为光明。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就找到了医好眼睛的药方，这种说法把目的手段化了。小说的结尾和开头是一模一样的，在陈凯歌的电镜《边走边唱》中，画面更为动人：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
身体的残缺是无法改变的，但对残缺的态度却可以改变。正如史铁生所说：“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我想走不能走，那么健全的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相对于史铁生而言，当代作家群中不乏潘安、西施类的美男女，更不乏精力过人、行如风、坐如钟的超健康者，但健美的形体却成了他们存在之累——他们整天想着如何给躯干穿上万贯皮裘，如何让肠胃享受龙虾鱼翅，如何使面容在电视里出尽风头，如何把名字挤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们一天比一天丑陋。我相信，绝大多数当代作家都不能问心无愧地面对史铁生——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丝羞愧之心的话。
正如光明的定义只有在黑夜中活了一辈子的海伦才能给出，她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让我们所熟悉的光明黯然失色；美的定义也只有在史铁生的文字里找到，这里没有烟火色、没有暴戾心、没有铜臭味、没有血腥气的文字，如冬日的阳光春日的雨。写作之于史铁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光荣，也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与残缺一样，是一种命运。
老子说：“大成若缺”。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这四个字的注释。
第一辑·口吃的人
赤足之美
那一夜，在遥远的东京，在异乡的客栈，从绍兴来的少年客，偶然瞥见了奉茶的日本少女的一双赤足。从此，这名唤作乾荣子的十五岁少女轻盈而白净的赤足，像一片幽香扑鼻的茶叶，溶解在这个中国人心中。那一瞬间，意乱情迷的少年周作人朦胧地意识到，那是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那是一种纯朴率真的文化，那是一种活泼丰盈的生命，那是一种澄澈宁静的意境，那也正是祖国曾拥有过，却又不知为什么失去了的东西。若干年后，两鬓斑白、历尽沧桑的知堂老人依然动情地写道：“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脚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船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种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中国女子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总是赞美赤脚，想起两脚如霜不著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古代殊不可多得……”日本文化中有不少变态的部分，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却没有学习中国缠足的文明，所以日本女性保存了天足。
重读知堂文集的今天，缠足的陋习已成为记忆之外的记忆，然而女子的天足又被塞进一双双又短又窄又高的高跟鞋里。大街上，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总是一串串骄傲而艰难的步伐。象征着现代物质文明和生活时尚的高跟鞋，再次留给女性一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爱恨交织的尴尬。步步生莲的梦想与“哒哒”的脚步声，与夜晚双脚麻木疼痛纠结成无法斩断的情结。在男性一次次绅士风度十足地回首里，赤足的美丽对于穿高跟鞋的女子而言，陌生得像一双檀木制成的书签，寂寞地夹在一本盛唐时代的线装诗集里。
其实，真正的美丽源于自然，真正的优美得于天成，真正的高雅源于天真。哲学拒绝权威的枷锁，艺术拒绝金钱的包裹，生活拒绝物质的栅栏；同样，天生之足也有理由拒绝装饰它、约束它、囚禁它、折磨它的或精致、或华丽、或玲珑、或绚烂的鞋与袜。“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千载而下，屈子兴之所至，赤足戏水的姿态，犹在眼前。这是一种生命张扬的人才有的情致，这是一种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声音，这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生存状态。当云南边陲的一群傣家少女，穿着短短的筒裙，拎着小小的水桶，扭着细细的腰肢，赤着白白的天足，一溜烟穿行在小溪畔的石板路竹林间时，如画、如诗、如酒、如歌。任何一个巴黎的时装大师看见了，恐怕也无法进入这赤足的氛围中吧？
为美丽而制造的美丽，就好像没有灵魂浇灌的音乐，没有香味萦绕的鲜花，没有露水滋润的绿叶。而被财富奴隶的美丽，就好像古时候那位卖柑者筐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子。好多女孩把自己当作丑小鸭，以为有一双昂贵的高跟鞋以后，才能变成天鹅，她们却没有反过来想想：自己原本就是天鹅，何须以高跟鞋作为标签来命名呢？（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有设计师设计出了镶嵌满钻石的、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高跟鞋，谁有“福气”穿呢？）有个女孩说：“只有穿上高跟鞋，我和男朋友一样高时，我才有信心面对他和面对自己。否则，我觉得，在自己的心中和在对方的心中我都少了几分美丽。”有这样想法的女孩决不在少数，散步时走得气喘吁吁地咬紧牙关，还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美其名曰：为美丽受难。
然而，因受难而产生的美丽仅仅是一个苍白的外壳。当一个男孩称赞你，“你的高跟鞋真漂亮”时，单纯的女孩你千万别高兴得太早了：他是因物而爱人还是因人而爱物呢？这双鞋穿在另一个人脚上，他会不会同样称赞呢？当你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时，你就找到了发现自己的窗户：只有自己才是世间最美丽那一部分啊！一双少女健美的天足，优美柔和的足弓、润泽的血脉、洁白的肤色、敏感的神经，本来就是上天赋予的一件艺术品。
赤足之美，如池塘中亭亭的芙蓉，如竹林里悠悠的琴声，如陶壶内淡淡的茶香，如黄昏时柔柔的光晕。赤足之美，在春则为鹅黄的柳芽，在夏则为润泽的梅子，在秋则为静谧的弯月，在冬则为轻盈的白雪。赤足之美，却又在这一切比喻之上，连艺术大师罗丹也头痛地说：“塑像时，女性的赤足几乎令我无法复现万分之一的美丽。”因为每个青春女性的身体，都集中了山水的灵气、自然的精华、神灵的挚爱，而天足恰恰是长期被遮蔽的却又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一粒沙里见天堂，半瓣花上说人情”，知堂老人确实有颗慧心，有双慧眼，独辟蹊径地在一双赤足里找到了身体的神韵。一向温文尔雅的他，之所以辞严色厉地反对裹脚，斥之为恶习之源、贬之为民族之耻，这与他希望建立一种自然即人生、人生即艺术的审美体系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那位年仅十五岁便开始辛勤地操持家务，既天真可爱又善解人意的日本女孩，可曾想到自己那双在榻榻米上款款而行的赤足，居然成了那位惶惑而弱小的坐在几案边的少年一生珍藏的财富?
最美的东西往往被过分聪明的我们忽视、遗弃或者加工、雕琢，而加工、雕琢得面目全非时，我们才发现自己苦苦向往的却常常是美的反面。手术刀下出现的双眼皮、嘴唇上如鲜血淋漓的口红、比皮肤还厚的脂粉，以及挂着沉重的耳环的耳垂，佩着金光灿灿的项链的脖子、戴着晶莹的玉镯的手腕，这一切都是时尚给“美女”一词所下的定义。然而，“时髦”究竟是美丽的近义词还是美丽的反义词呢？女性对高跟鞋的执著究竟是一种勇敢还是一种软弱呢？对那些穿着高跟鞋艰苦地在人流里穿梭的女性，男性又该负多少责任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了，于是，我们就像一只鲜艳的气球，在半空中为自己的美丽洋洋自得，却不知道自己占据的仅仅是一个庞大的空洞。在这样一个包装泛滥的时代里，不管是穿高跟鞋的女性，还是不穿高跟鞋的男性，都该读读知堂老人的那些一天天被忘却的文章。
感谢冰清玉洁宛如出水芙蓉的乾荣子姑娘，她留给知堂老人那代人的，绝不仅仅是一双“白如霜雪，不著鸦头袜”的天足。
第一辑·口吃的人
九种武器(1)
古龙在名著《七种武器》中说，真正的武器其实并不是杀人的兵刃，而是诸如微笑、诚实、信心、爱情这些生命质素。我同意古龙的这一说法，我也有自己的“九种武器”。
——题 记
天 真
有朋友问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法国的女影星阿佳妮。”这位算不上风华绝代的女子，在《罗丹和他的情人》等影片中有诸多出色的表演，那种淡得感受不到的忧苦被她表达得入木三分。阿佳妮是个天真的女子，她以天真的姿态进入艺术角色。同时，她还在个人生活中保持着这种可贵的天真。我在一部新闻片中看到几个关于她的家庭生活的实录镜头：周末，一家三口来到一个普通的餐馆，个子矮矮的、不施粉黛的阿佳妮坐在餐桌旁，左边是丈夫，右边是儿子。她打开菜单，征询丈夫和儿子的意见。显然，三口之家口味不同，阿佳妮便建议“我们举手表决吧。”表决前她与儿子耳语了半天，终于把儿子拉到自己一边来，二比一胜利了，做母亲的她像小女孩一样天真地笑起来。看到这组镜头时，我十分感动，同时，也理解了阿佳妮艺术魅力之所在——真正的艺术，是离不开天真的。我认为，国内的某些大腕明星，缺的恰恰是这份“天真”。如刘晓庆、巩利、姜文等人的表演，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刻意为之的痕迹。在台下的时候，即使是与记者聊点家常话，他们往往也矫情得令人反胃。
天真与人类的童年、人类的原生状态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在现代社会里，本应是人人拥有的天真却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天真太容易受到伤害，许多人宁可不要。对于那些为名利而活着，而且只为名利而活着的人来说，天真确实是天大的负担。而对于那些渴望“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天真却是一对让灵魂飞翔的翅膀。我很少读中国的现代诗，因为我认为现代诗中很难找到唐诗宋词中处处皆可遇到的“天真”的情趣。有一次，偶然读到台湾诗人陈斐雯的诗，顿时被她天真烂漫的诗句吸引住了：
为了让你相信!
我们真的可以拥有
一座地球花园
请原谅
我不让你摘花。
——《地球花园》
我也喜欢鸟
不过
比你贪心一点
总共拥有几万几千几百零几只
统统养在天空里
——《养鸟须知》
被惊雷撞伤的星星们
都在送医途中
不治而亡了
——《失眠》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陈斐雯是一个天真得像童话里的公主的女孩子。天真中却带着执拗和倔强。在《地球花园中》，不让摘花的目的是希望拥有“地球花园”，倘若在花园里写上这样的诗句，而不是竖着大煞风景的“禁止攀摘”的白牌子，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谁还忍心伸出他的催花辣手呢?除非他是一个全无心肝的家伙。《养鸟须知》更让我联想到北京城里千万计的鸟笼，那些养鸟的老人们那么兴致勃勃，提着笼中鸟时甭提有多自豪了。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愚昧而残忍的爱好——鸟的美丽全在它飞翔的瞬间。剥夺鸟的自由的老人们，自己的心灵之泉也干涸了，他们历尽人世，反倒不如一个小女子有气魄，把所有美丽的鸟类都“养在天空里”。《失眠》没有一个字写自己的失眠之苦，反倒怜悯星星的命运，这种伤感真的让人睡不着。从陈斐雯的小诗中，我寻找到了失却已久的天真，透明的天真，没有一丝杂质的天真。
诗总是与天真相联系，诗人总是像天真的小孩。普希金、莱蒙托夫、华兹华斯、拜伦、徐志摩………他们从本质上讲都是“孩子”，是不愿长大的孩子。一长大，诗神缪斯便会弃他们而去，然而，天真不能成为他们生存于世俗世界的保护伞，为了天真他们受到各种高傲的心所难以忍受的伤害。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早早地终结了他们在人间的履迹，“轻轻的我走了，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留下一颗天真的心在不天真的人间。
天真，既有浅的天真，如诗人；也有深的天真，如思想家。思想家的天真比诗人的天真更难得。天真，是一种温馨的品质。如果一个人看透了人世以后，心灵不仅没有冷下去，而且还热起来，那么他便拥有像海一样深的天真。鲁迅曾经摘译过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中的一句话：“我希望常存单纯之心；并且要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后人大多注意鲁迅“深味这复杂的人世间”的一面，而忽略了鲁迅也有一颗单纯的、天真的心灵。有这颗心作底子，他才能用笔写出“活的中国”来。鲁迅的小说，冷峻到了极致的地方，往往有一股温热透过纸背，传递到读者的手上，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朗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我每天面对无数笑容——由脸部肌肉配合活动的技巧所创造的笑容，突然读到这段文字时，不由得不怦然心动，悠然神往。能够这样开怀大笑的人，一定有颗天真的心灵。能够看到这样天真笑容，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所必需的能力和品性会一代代传下去，而那些不利于生存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天真，便是人类所抛弃的品性之一。世间的一切，全都归结到一把秤上，有重量的东西才有价值，而天真是没有重量的。当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谎言和欺骗所淹没时，当世故与乡愿成为生活的主潮时，厌倦、迷惘与恐惧的感觉便油然而生，一种“返朴归真”的要求也就产生了。人们意识到，天真是一种向善的力量，是人性中最有魅力的那一面，它给冷漠的世界抹上一层温暖的阳光，它给丑陋的现实添加一道柔和的弧线。天真的人接受着一次次的挫折与失望，但天真的人永远不会绝望，他们坚持着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拥有着健全的自我。天真的人，有颗赤子的心，像星辰，永不坠落；像灯火，永不熄灭。
静穆
这几年来，文化界很爱引用巴赫金的一句名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因为“众生喧哗”是我们真切的感觉。在夜的深处，我们常常被那风吹窗玻璃的哗哗声惊醒，我们的心中也时时响起阵阵并不和谐的噪音。
城市像章鱼一样，向空旷的处女地伸出它长长的触角，郊区的田野被圈成了高尔夫球场，巨大的广告牌与更巨大的升降机从天而降，海边的沙滩被铁丝网分割，铁丝网内是拥挤的、享受到自己的阳光、海浪的都市男女；足球赛的票越卖越贵，顶着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声嘶力竭的球迷念念不忘扔出最后一个汽水瓶；阴暗如冥府的卡拉OK厅里，是一串串跑调的高音与一双双狼眼一样贪婪地搜索着的眼睛；证券交易所的电脑屏幕前，有一张张欲哭无泪或欣喜若狂的脸。又是一桩小学生绑架小学生的奇案，又是一起母亲误杀考试不及格的儿子的悲剧。无论是大酒店，还是亭子间，生活都像一场没有固定角色的戏，热热闹闹，有滋有味。从国际会议上的讨价还价，到邻里之间的唇枪舌战，生活就象一条没有入海口的河，起起伏伏，迂回往复，我们似乎过得很惬意，尽管有许许多多的欲望还未满足，但这些欲望都在向我们招手。于是，我们飞快地向前面奔跑。
奔跑的状态，对人生而言显然不是坏事。然而，在奔跑中，我们觉察到一种恶魔附身般的“不安”的感觉，一位丹麦思想家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发现了这种文明时代的通病。他就是存在主义的先驱者齐克果，他指出，“不安”已经昭示了人类精神的不健全，试图以喧闹和吼叫凸现自身价值，仅仅是自欺欺人而已。齐克果在日记中写道：“你一定是幼稚得很，居然相信在这世界上大哭大喊大叫能有用场，宛如这么做就改变了你的命运。最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年轻时去饭店，我总要叮嘱侍者‘割好一点的肉来’。那侍者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我，更不用说理睬我这个要求了。我的话更不可能传到厨房，说动厨子的，即使说动了，也许整片肉上已不剩一块好肉了。我如今从不大喊大叫了。”齐克果的视角也许太悲观了些，不过静穆的姿态确实是一面能够照出生命本体的镜子。在草原，在沙漠，在山谷，在任何一个万籁俱静的地方，人们往往有过沉浸在静穆之中的感觉。当我们不再是一片片万能的却冰冷生硬的芯片的时候，我们便开始由平面化、本能化和自我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正的万物的灵长。
静穆是一首古典的诗歌。嵇康刑场上一曲广陵散，顿成千古绝唱。他引首就戮时，想到的不是自己神采飞扬的生命，想到的却是一首没有传人的音乐；他轻轻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一颗颗需要滋润的心灵。可惜的是，在中国乱哄哄的几十部史书中，这样的场面太少了。安静而能达到肃穆，这是一种永恒的境界，在评估古希腊艺术时，美学大师温克尔曼说：“正如海水表面波涛汹涌，但深处却总是静止一样，希腊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即使在一场剧烈的情感中的也体现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被莱辛赞不绝口的雕塑拉奥孔了。被海蛇环绕的英雄拉奥孔，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保持着恬淡、刚毅的神色。在拉奥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可动摇的人的伟大，正是这些内心的宁静战胜了世界的磨难。“静穆”艺术品的价值不在情感的发作而在激情的凝炼，不是火山的爆发，而是海底的静谧。人类特有的静穆将心胸里情感的风浪、意欲的波涛、外部世界的灾难统统摄进宁静和雅的境界。
帕斯卡尔说过：“当一切都在同样动荡着的时候，看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在动荡着的，就好像在一艘船里那样。当人人都在恣纵无度的时候，就没有谁好像是出于其中了。唯有停下来的人才像一个定点，把别人的狂激标志出来。”静穆是一种真空状态，它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与大境界，不为拥有的而欣然，也不为失去的而怅然。这种状态下的人以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与自己有关联的人，在认识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有承担苦难的勇气。静穆表示的是一种深度，一种充盈，一种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真挚与宏伟皆生于安谧。今天，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环视四周，看一看公共汽车和商场中的人们，看一看坐在打字机后面涂脂抹粉的可怜的姑娘，扫一眼奔波劳碌的家庭主妇以及捶胸顿足的男人，在这些地方还有隐含生命的平稳之流吗？在这里还有静穆之感吗？
在《向死而生》一书中，曾写到垂死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面对死亡，他没有丝毫的惶惑不安，他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私人秘书卡波维拉说的：“如果诸事都已完结，就请您离去，看望您的母亲去吧！您不要为我担心，我已把箱子收拾停当，一切都已就绪，即刻可以登程了。”教皇没有想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想到的却是一位普通的母亲，这时所表现出来的“静穆”是动人心弦的。人的实现、人的忘我、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就精神关系而言，高尚之人往往具备静穆而温和的坚忍，以及宽宏温馨的力量。如果静穆的人生活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新的存在的可能，一种伟大的幸运与财富。这样的人触及到最深的根基，并在那里释放出本原：他对外界状况来说是独立的，他无时无地不存在于痛苦与快乐之中。如果一个时代缺少静穆的人和静穆的心境，那将是天大的不幸，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样的后果已经日益令我们恐慌。没有谁不做亏心事，没有谁感到满足，没有谁不心惊肉跳，可没有人愿意忏悔，愿意承担毫发那么重的痛苦。在北京某家大酒店的门口，一群保安蜂涌而上，抡起大棒，扬起皮靴，对几名顾客大打出手，直到受害者躺在地上连呻吟也发不出才扬长而去。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好容易过把瘾。”也是在北京街头的一辆豪华奔驰车里，一个曾因扮演妓女而出名的影星果然在生活中继续她的角色。当警察上前盘问时，她甩出一句：“我拥有美国国籍，不受你们法律的约束。”在广州一处破烂的民工棚里，一个学香港录像片的民工残杀了十多个青年女子。“变态色魔”突然出现在市民身边，一时间人人提心吊胆。破案后，罪犯的残忍却又令人不寒而栗。是到了静下心来想想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中还需要别的一点什么？
诚然，一辈子都保持静穆状态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生活的浊流中行舟，不可能不打湿我们的人生之桨。然而，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静穆状态的人是可悲的。这样的人，其价值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的延伸，与大树底下忙忙碌碌地搬运着一粒米的蚂蚁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曾经体验到静穆的人，则获得了精神的贯通和心灵的清洁，在澄澈的境界中走向一个新质的世界。
想起一则禅宗的故事，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有人说是树在动，有人说是风在动，真正动的是什么呢？大师说：“是心动。”动荡不安的心灵，有没有可能在静穆中升华呢？这个艰难的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回答。
第一辑·口吃的人
九种武器(2)
腼腆
青年作家刘震云在北大作讲座。他说本来忙得不可开交，真是抽不出时间来，但是两个来联系的小师弟，红着脸走进他的办公室，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默默地坐在一边等待答复。“正是他们的腼腆象闪电一样打动了我，使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在北大念书时的自己。在这个某些人一天比一天厚颜无耻，并且把厚颜无耻当作光荣的时代里，这种腼腆比金子还要可贵，我又怎么能够伤害它呢？”刘震云如是说。
刘震云这里谈到的“腼腆”，的确是现代人心灵里的一个盲点。腼腆是一种内在性的处世方式，即使不能说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至少也算是不合时宜。今天，公共关系和形象设计成为一代显学，“包装”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我们为自己准备了无数个面具，利用它们与三教九流的人周旋。人们笑里藏刀，说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刚才还趾高气扬，现在却唯唯诺诺。这便是面具的妙用。孙行者有七十二变，现代人却比他厉害多了。变来变去，忽然有一天，咒语失灵，再也变不回自己。每一面镜子都像是哈哈镜，怎么也找不回真实的自我。“我”是谁？这居然也成了困惑现代人的一个问题。
有一本自从三十年代以来就一直畅销不衰的书——《厚黑学》，谈的是中国式的处世之道、中国式的终南捷径。该书风靡大江南北，上至领袖哲人，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痛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所谓“厚黑”，即脸皮厚心肠黑也。只要脸皮厚心肠黑，就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呼风唤雨有求必应。有时，这也确实是实情。但是，我们付出厚脸皮黑心肠的代价后，等于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许愿，最后能用什么把灵魂换回来呢？
腼腆，意味着对灵魂的坚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罗斯人都是那样的敏感，因为对他们说最重要的是灵魂。“您是不是对我表示轻蔑？”希伯利特问梅什金公爵。“为什么？难道因为您过去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受苦，我就该对您表示轻蔑？”梅什金公爵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不配受这些苦。”希伯利特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这是腼腆的极致，在自卑与自尊之间，腼腆的人寻找到了一切价值的所在。梅什金公爵并不是“白痴”，而是真正的神人。腼腆的梅什金公爵，像善良的布道者，坚持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和评判一切，最后象基督一样，在历尽苦难之后，不被世人所理解，寂寞地死在路上。
腼腆的人心灵纯洁脸皮薄，他们对陌生的事与物保持着天生的敏感，与它们保持一定的适于观察的距离。腼腆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尊重。腼腆的人当不了大款和政客，也当不了歌星影星和炒股大王，他们太容易受到伤害，却永远也不会去伤害别人。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是那样的透彻，不会焦灼也没有奢望。他们外表木讷，内心淳厚，掌握不了滔滔不绝的语言和察颜观色的本领，却拥有保护真我的最好的盔甲。腼腆是一种真诚的羞涩，是一种从容的敏捷，是一种冷静的善良。巴金先生就是一个腼腆的典型。他的腼腆保持了一辈子，从童年一直到现在，即使经历了文革欺瞒哄骗的岁月，他仍然本色不改。岁月无法使他增添一分圆滑与世故。文艺界名流开会的时候，人高谈阔论、眉飞色舞，他却远远坐在圈子外，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德高望重”。在非讲不可的场合，他往往让几句简单的话脱口而出，不加一点修饰。巴金的腼腆使新闻界颇多微辞，因为要写一篇采访老人的文章非得跟厌恶宣传自己的老人磨好久。据我的理解，老人们的腼腆并非守旧与固执，他们的腼腆是由孩子率真与老年忧郁揉合而成的。没有孩子的率真，对生活的思考和提炼就不会有敏锐的直觉；没有老年的忧郁，精神世界里就没有愤怒与宽容的紧张冲突。腼腆是他们文学生命的核心，也是他们改造世界的方法。腼腆令他们明察秋毫，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又是时代的旁观者；腼腆使他们有回首与否定的勇气，负荷起被风雨漂白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