腼腆是良知良能的产物，是巧妙得体的自我控制。真正的腼腆无论在乡村田园还是在闹市名都都能开花结果。环境固然能影响腼腆的质地，腼腆亦能在柔韧中生出坚韧的反抗力。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是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贵族青年，有一天却向挑衅者拔出了枪，终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腼腆如一股潜流，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天才有天才的腼腆，就象见到国王仪仗队时拉紧自己的帽檐，昂首阔步与之擦肩而过的贝多芬；凡人有凡人的腼腆，就象契诃夫笔下不卑不亢、在接二连三的苦难中保持自身人格独立的小人物。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千篇一律的面孔触目心惊，而腼腆的姿态却像沙漠中的绿洲，令人轻爽而惬意。腼腆作为一种倾向善良与质朴的润滑剂，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最后一缕温情与关怀，从而不至于彻头彻尾的粗鄙、丑陋、猥琐。
腼腆是一笔看不见的财富。每一个自信觉醒的人，都会以腼腆的姿态面对喧嚣的的世界，至少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刻。
认真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恋忘返。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自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衢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这段话深深地震憾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处。“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戛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参予生活、改造生活。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不是因为太天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认真”二字知易行难：人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认真是行而下层面的行为，它收获的往往是行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以体现。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白天，他在昏暗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淬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认真，使爱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内核而光彩夺目。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徽音的恋爱可用“认真”来概括。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后来林氏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度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林氏去世后，一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席间，金先生含泪倾倒美酒一杯，坦坦荡荡地说：“今天是徽音的生日。”在座诸人看先生，却已满头白发。这种“痴”，就是认真的极致。在爱情日益贬值的今天，还能找到这样真正“认真”的爱情吗？认真使我们无法潇洒走一回，却使我们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真情的永恒呼唤。
认真昭示着人类对世界和生命本体的执着追索。布鲁诺甘受教会的火刑和世人的唾弃，而绝不放弃对真理的坚持，是一种认真；斯各特明知南极之行已经失败依然大步向前，最后献身冰天雪地，也是一种认真；清洁工人披着晨曦，打扫干净街道的每一个角落，是一种认真；读者为了一个印刷的错误，写信给编辑部，也是一种认真。认真，可以体现在伟大的事业、纯洁的爱情里，亦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在面临每一个困境的时候，认真在怀疑与肯定中螺旋式的演进，使认真的人永远拥有自信的微笑。透过“认真”这扇发掘人类高贵性的窗口，我们的心房将洒满黄金般的阳光，所有的沮丧与失望将被战胜。认真是我们用以观察和感觉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压力的个人的方法，它在最细微的缝隙中发挥作用，但它展开了宽广的前景，以认真的姿态生活的人，也正脚踏实地地走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
怜悯
二十世纪的天堂里，怜悯已经成为一棵不招人喜欢的杂草。
刚刚读完一本斯大林的传记。斯大林的肃反、清洗、民族迫害、集中营体制……这些政治暴行早已众所周知。这本传记中却描述到斯大林私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暴君角色：斯大林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羞辱自己的妻子，致使其不堪忍受饮弹自尽。他的亲身儿子雅可夫也受不了父亲对他长期的恶劣态度而企图开枪自杀。在众人的劝说下，好不容易前往医院探视的斯大林，见了儿子劈头一句就是挖苦：“哈哈！没有打中啊！”当时周围的人为其毫无怜悯之心的处世态度而震惊。斯大林对妻儿的态度，反映出他对于人所区别于任何动物而特有的尊严与情感世界，是何等罕见的冷漠与藐视！斯大林非常喜欢看一部描写海盗生涯的美国影片。影片中，老海盗与同伙下围棋取乐。每吃掉一个棋子，便把同伴杀掉一个。影片的结尾，是老海盗吃掉对手的最后一个棋子，同时把最后一个同伴扔进大海，然后驾着船，哈哈大笑地向大海上耸起的冰峰驶去。斯大林看得津津有味，不停地说：“满有意思的。”还建议全体政治局成员一起观看。观看过程中，斯大林的狂笑与老海盗的狂笑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令他的“同志们”心惊胆战。作为一个大国领袖，假如其世界观中丝毫不能为人的尊严留下一小块空间的话，那么这个大国的人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怜悯是一个社会正常与否的标志。我非常尊重基督教与佛教中关于“怜悯”的教义。尼采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否定“怜悯”，认为“怜悯”是弱者的人生观。作为哲学家，他持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也离不开怜悯。当尼采神经错乱的时候，没有妹妹的怜悯与照料，他也许早就病饿而死了，著书立说更是无从谈起。尼采以后的德国，“反怜悯”居然成为一套伦理准则，这便走到了尼采的反面。当大多数人都把怜悯像穿旧的衣服一样扔进垃圾箱时，纳粹便有了一个应运而生的温床。然而，德意志毕竟是一个诗歌与音乐之乡，也有人没有卷入到冷酷与仇恨的狂潮里。住在柏林郊区的一个老太太，儿子被送上前线，她毅然收养一名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小姑娘。“小姑娘的生命与我的儿子的生命同样宝贵。如果儿子死在战场上，小女孩便是他生命的延续。”老妇人的这句话足以让所有的人道主义宣言黯然天色。对他人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的尊重。怜悯，代表着一种毫无私利的爱，一种至柔至刚的善。有了怜悯，人与人之间，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才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神秘联系。在那些黑暗的时代里，怜悯是一盏人们可以捧在手心里的烛光。
怜悯并不是一种轻易就能具备的品质。在利弊得失的天平上，怜悯显得无足轻重。卡夫卡认为，怜悯不仅要施加给小人物，还应施加给变形了的大甲虫。小公务员的躯体变成了甲虫，思想却还是人的思想。然而，父母和妹妹先后对他失去耐心，关上了那扇厚厚的门，把他抛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怜悯终究被猜忌与厌恶吞没。我宁愿把《变形记》看作一个关于“怜悯”的故事。人类的感情像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可见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卡夫卡却勾勒出海水下面那大部分的形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一类人是坚强而麻木的，如贾府里的焦大，被王熙凤叫人捆起来痛打一顿，嘴里塞满马粪，第二天照样高高兴兴地干活去。焦大这一类人，连自己的痛苦也若无其事，浑然不觉，又怎能怜悯别人的痛苦呢？另一类人是脆弱而敏感的，如卡夫卡，父亲严厉的一个眼神就可能使他跳河自杀，不设防地面对种种伤害。卡夫卡这一类人，对痛苦体验得刻骨铭心，又怎能忽略别人的痛苦呢？然而，卡夫卡一天比一天少，焦大一天比一天多。
没有怜悯的世界与地狱无异，甚至还有过之。学者王友琴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革中学生打老师情况的文章，读完之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我震惊得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北师大女子附中高一年级发起“斗黑帮”，那天打斗了五名校领导。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尽管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后来抬进医院时，人已死了。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五十岁，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今天迷恋张国荣、刘德华，穿名牌服装，爱吃零食的高中女生绝对想象不到，三十年前，一群同样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会把她们的老师活活打死。在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进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甚至小学生也参加了暴行，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一群不到十三岁的小学生打死。
读到这样的历史，我无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施暴的人也许还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亦有可能变成施暴的人，当人们认为什么都富足的时候，匮乏的只有怜悯。温室效应的缘故，气温越来越暖和，与之相反，人心却越来越冷。当穿着狐皮大衣的女士白眼瞥着衣不遮体的民工的时候，当医生无情地拒绝交不起入院费用的重病人的时候，当显贵的奔驰车撞伤行人车也不刹地疾驰而去的时候，殊不知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是一致的。正如帕斯卡尔所说：“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样的境况中看到了自身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在这样的境况下，怜悯是我们共同的体温，在寒冷中让我们互相温暖。《费城故事》是一个所有的当代人都必须直面的故事：最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恐惧与憎恶的感情。如果让恐惧与憎恶压倒了同情与怜悯，那么还不等艾滋病泛滥，我们就自取灭亡了。如果我们还能将怜悯存留在柔软的心房里，那么我们还有希望在战争、杀戮与灾难之后顽强地生存下去。
第一辑·口吃的人
九种武器(3)
轻蔑
轻蔑是忍耐的对立面。中国人有忍耐的德行，却无轻蔑的志气。中国人不缺乏对善良的认同，却罕有对丑恶的轻蔑，所以在中国，丑恶一直驾临在善良之上。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反思了“中国式的好人”的问题。北平这座古城，由千万个胡同、四合院组成，胡同、四合院里有无数个像祁家这样的家庭。他们艰难地活着，忍气吞声、不得罪人、整天陪着笑脸；他们随波逐流，八面玲珑，明明知道什么是卑下的、可耻的，却不敢去指认。他们活下来了，但他们也死去了；活下来的是臭皮囊，死去的是精神。
轻蔑是人的尊严内最后一道防线。一个人还能对那些理应轻蔑的东西表示轻蔑，这就说明尊严尚在。德国占领巴黎的时候，在国家剧院举办音乐会。当有军官在包厢里喧哗的时候，指挥立刻停止庄严的交响乐，哼起一曲黄色小调来，令全场为之惊愕。他冒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也要表达他的轻蔑。“没有人能够侮辱艺术，即使这个人有决定我的生死的权力。”指挥如是说。最后，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不得不向他道歉。轻蔑，改变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弱者轻蔑强者，败者轻蔑胜者，方显英雄之本色。
“虽万人吾往也”，轻蔑的力量四两拨千斤。首先，你得有轻蔑对方的本钱，倘若与对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那么轻蔑便无从谈起。对方是淤泥，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对方是流沙，你是流沙中发出光芒的金子；对方是燕雀，你是展翅高飞的鸿鹄；对方是鱼虾，你是见尾不见首的游龙；如是，你方可以轻蔑对方，你向对方表示轻蔑时，才能理直且气壮。
嵇康是中古最有个性的文人。他有个奇怪的爱好——炼铁。夏天酷暑，他在大柳树下亲自打铁。当时，深得皇帝宠幸的新贵钟会，“精而有才理，乘肥衣轻，宾客如云”，钟会久闻嵇康的大名，乃邀请当进的贤隽之士，一起去拜会嵇康。嵇康在院子里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会等了许久，自讨没趣，只好起身而去。嵇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一代高人，自是疾恶如仇，将权贵视作一片鸿毛，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而钟会亦是一世奸雄，不动声色，对答如流。脸皮不厚何以能在朝廷中混一碗饭吃呢?后来嵇康果然为他的轻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钟会怀恨在心，向晋武帝进谗言，成为嵇康被杀的导火线之一。然而，倘若嵇康不对钟会表示轻蔑之意，而与他交好，那么嵇康也就不再是嵇康了。
嵇康的朋友吕安，想与嵇康见面，便命令手下准备千里马，飞驰见嵇康。有一次，嵇康不在家，其兄嵇喜邀请吕安进屋。吕安不入，独坐车中良久，离去前题门上作“凤”字。嵇喜十分高兴，还以为吕安在称赞他。殊不知，吕安此字拆开乃是“凡鸟”也。
我常常想，我们离魏晋人的生活态度太远了。我们不敢哭、不敢笑、不敢爱、不敢恨、不敢敬佩、不敢轻蔑，自以为坚强似钢，其实脆弱如玻璃。我们为他人而生活，而不是为自己而生活。我们习惯于看他人的脸色，自己却只能作媚笑，除了媚笑以外，脸上没有其他的神态。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们、最下等的文官们，以卑微的灵魂换取怜悯。各种公共关系，处世大全被演练、被实践，一切以“厚黑”为旨归，至于尊严、纯洁全不在考虑之列。
我喜欢读武侠小说，最欣赏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代武功，而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狂狷之气。对那些三脚猫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们不屑于动手，一个白眼便令鸡鸣狗盗之徒屁滚尿流而去。我身上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气轻蔑那些利禄熏心之辈。对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主席”、“书记”、“会长”之类的人，我一向是连白眼也不给。擦肩而过的时候，把脖子绷得紧紧的，好像身边窜过了一条狗、一只猫。我洞悉他们如何拉选票，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见风使舵，全然是梁山草寇的转世灵童。我的蔑视无遮无掩，痛快淋漓，自然会遭来恨意，不过我不怕。木秀于林，风岂能摧之?
我所说的轻蔑是精神上的轻蔑。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轻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对，并且对这种“轻蔑”示以我的轻蔑。除了拥有“户口”，所谓的城里人并不一定比乡下人聪明能干。而“户口”的获得，显然与他们本人的努力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且在城里作爱罢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假如他们诞生在乡下，他们的处境也许会比民工还要糟糕。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王宝森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焉能不泛滥?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轻蔑是当下我们最急需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了。
轻蔑那些只应被轻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气。
从容
一个朋友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失败后跑来向我诉苦。他讲述了许许多多竞选的内幕，如派遣“间谍”到竞争对手那边去偷窃对方准备的讲演稿，在辩论赛上找好“托儿”提那些事先拟好答案的问题，动用一切关系邀请各方面有头脸有份量的人物去饭店交流感情……而他的失败，并不是个人才华的欠缺，而仅仅是竞选的“技巧”略差一筹。他对失败咬牙切齿，甚至涕泪并下。我没有劝他的心情，因为我的心情也被他破坏得差不多了。“学生干部”还算不上真正的“官”，可学生们对这种“准官”的如痴如醉的迷恋，已经说明我们生活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学生本来是离名利最遥远的一群人，但到了学生也为求名利而不择手段，被名利搞得废寝忘食、心神不定的时候，这个时代便多少显得有些不健康。名利剥夺了我们所有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将我们推上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疯狂行驶的火车中。
米兰·昆德拉的新著《缓慢》保持了他以往作品一贯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力。《缓慢》触及了现代生活中极为严重的现象：现代人为何失去了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外部生活是那么可怕，工具也是那么可怕，人的内部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昆德拉认为，在慢速和记忆之间，快速和忘却之间，潜藏着一种有机联系。而慢速与记忆的强度必然成正比——“例如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记不清细节。这时，他极为自然地放慢脚步。反之，一个人急于忘记他刚才经历的令他不愉快的遭遇时，必将加快步子以便尽快逃过那一段离他太近的时间。”这里，昆德拉揭示了现代人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的本质：是用“忙”的借口来回避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样，人被锁定在“现在”之中，“过去”和“将来”都被抽空了，“回忆”和“眺望”也都消失了。昆德拉对“缓慢”的发现，希望能警醒现代人：重新审视生活观，重新建构一座轻与重名副其实的天平。现代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汽车、别墅、权势、金钱，真的比宁静的心灵、自由的时间、温馨的情感和从容的境界更重要吗?
一九九六年二月发生在英国邓布兰的惨案，十六名无辜的儿童死于凶手乱枪之下。凶手托马斯是个典型的狂人，傲慢而暴躁，他想获得英雄般的位置，全身心地投入到童子军的组织活动中。心理学家分析他生前的信件，认为他并无任何卑劣的动机，只是想领导、控制少男童男，影响他们身心的发展。然而，家长们不愿把孩子交给他，深深地伤害了这名狂人的自尊。他用拒绝去回答抗争，社区里的人也用与他相同的态度回答他。托马斯绝望了，他写道：“我已尽到一切努力，但我视为生命的事业与自尊仍遭到致命打击，没有生路了。”他感到自己惟一的，也是最后能支配主宰的领域是“枪”。不幸的是，他最后用以毁灭自己与对方的也是它。那天早上起来后，他认真擦干净枪，对每个邻居都投以微笑。他想自己将永远摆脱窘境了，他高昂地抬起了自己的头，然后大步向邓布兰小学走去。托马斯以血腥的屠杀证明了自己能最后一刻控制自己与世界，能向他最需要报复的对象实施最残酷的报复计划——你们不把孩子给我，我也不给你们，我要不到的谁也别想要。
读完报道，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其实，我们身边处处皆有托马斯。他们隐匿在茫茫人海中，平时是个好职员、好公民，但是丧失了从容心境的他们，随时可能受某件突发事件的刺激，从而成为下一个托马斯或“亚”托马斯。心理失衡，被欲望所控制，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异中饱受挤压的人，就好像一颗颗随时会引爆的不定时炸弹。
我常常想，是不是我们只能这样生活?是不是我们非得得到那些我们难以得到的东西不可?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必须依靠各种有形的物质来标定?一位美丽的女孩，强迫未婚夫带她一起去拍八万元一套的婚纱照。未婚夫为讨得爱人的欢心，不惜挪用公款，结果触犯刑律。一个在学校当教师的青年，坚决不去参加难得一聚的同学会，因为他觉得有的同学成了老板，而自己一介教书先生，实在寒酸。畸形的比较、汹涌的欲望、焦灼的心态、美妙的白日梦、决心和誓言、奔波和疲惫，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不相信人只能这样生活，我翻开了《世说新语》，发现古人原来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
《世说新语》中我最喜欢的一则是：“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何必见戴?’”这是一则小巧玲珑的散文诗。从这则故事中，我发现了一种从从容容的、任性自足的生活态度。好一个“何必见戴”！对“兴”的重视，也就是对自我的张扬。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得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生命本身的满足与肯定。他们远离功利荣名，也就远离了鄙俗和不安。
“不安”是齐克果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概括。“不安”是从容的对立面，它揭示了在不可控制的环境中的人所作的一切无望的挣扎。克林顿那样的领袖是不安的，托马斯那样的歹徒也是不安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他的豪华宅邸中是不安的，他得搅尽脑汁地思考在未来的网络之战中克敌致胜的妙法；古老的英国王室是不安的，他们不得不应付不停地揭丑闻的新闻界；非洲穷国富有的独裁者们是不安的，他们的梦中也会出现鲜血淋漓的军事政变；学校里的学生是不安的，他们紧张地等待着分数的公布，也许一分之差就划出重点与非重点的楚河汉界，从而决定阶级的分野——记得中学时候，一位担任班主任的老师曾恶狠狠地对无辜的我们说：“不认真学习看你们怎么办，只有前五名将来能成为穿皮鞋的，后面的全都只能穿草鞋!”可怜的孩子们能够从容起来吗?北宋时小皇帝折了根柳条，道貌岸然的理学名臣、皇帝的老师程颐便跟过去说，这是伤害自然、有违天道的举动。小皇帝从此不再“从容”了。苏东坡说，这是扭曲人性的教育。然而到了今天，这样的教育从城市渗透到了农村，就连农村的孩子也远离了花草虫鱼，逐渐淡漠了对花草虫鱼的自然的情感。
没有人意识到丧失从容可能导致的恶果，因为要有这种意识，本身就需要某种从容的心态。我在床头贴上一条横幅，是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知道，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很难很难。
第一辑·口吃的人
九种武器(4)
朴素
时下学者出版专著，扉页的自我简介中往往列上一大串头衔：教授、博导、奖获得者、学会理事、协会顾问、收入某某名人录之中。读者还没有开始阅读著作，便被这些显赫的招牌吓坏了。而我偶然读到著名学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王瑶先生的一部著作时，却发现了这样几句自我介绍：“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这是真正的幽默。在幽默的背后，我看到了一种本色的朴素。学界泰斗的王瑶先生，终身保持着这种朴素。可惜我来到未名湖畔的时候，先生已经去世了，我无缘与乘单车横冲直撞的先生相遇。而先生的这段自我介绍，足以令今天一打两打的学者们为之汗颜。
我常常怀念那些这个时代所稀罕的品质，正如人们热心保护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朴素显然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到一名暴发的朋友家里去，他家里装修得让我眼花缭乱：水晶吊灯、柚木地板、大理石浴缸、希腊裸女像、真皮沙发，沙发旁边摆着一盆文竹。在这样的氛围内，文竹是那样格格不入——因为文竹是一种朴素的植物，把它摆在珠光宝气的客厅里，文竹难受，人也难受。主人浑然不觉，我却全身起鸡皮疙瘩，为文竹不忍，也为自己不忍，更为被亵渎的朴素而感到痛心。
世间没有靠得住的财富，而朴素却是一种绝对靠得住的品质，是人永远的财富。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联大八年，培养出一大批星光灿烂的杰出人物，自然科学家有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华罗庚；人文学者有何炳棣、朱德熙、吴晗；文学家有穆旦、汪曾祺、郑敏……在极为艰难的环境里，西南联大涌现出来的人才比三校前十年、二十年的总和还要多，这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谜。其实，谜底很简单，只有两个字——朴素。
当时的师生，把学术作为第一任务。既没有条件也没有闲功夫追求舒适的生活。学生的衣着，多数是褪了色的黄制服，天气冷了就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脚上是家制的布鞋或三元一双劣质皮鞋，露脚跟的线袜自然占优势，甚至缀着一层层各色补丁，沾有三千四百公里征尘的粗布湘袜也有人穿。教授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吴大猷回忆说：“那时，我有一条黄卡叽布裤子，膝盖上都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丁。虽然学校里有人穿得好一点，但无论谁穿什么，倒也没有人感到希奇。”客观上，战时物资匮乏，无法享受锦袍华服；主观上，整个身心都浸到学术研究中，物质上但求温饱就行了。谁有才华、谁有成就，谁就受到尊敬；而不像今天一样，谁有钱，谁有权，谁就受到尊敬。西南联大奉行这种朴素的价值观，为中国学术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朴素是生命的动力，放弃朴素，也就丧失了生命的动力。朴素既是坚持又是失去，失去的是无限膨胀着的享受欲，坚持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纯洁性。朴素与矫情、虚假及谎言无缘。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官方的传记宣扬说，他的遗物只有几件打着补丁的外套和他喜欢的桦木鞋。这种“朴素”是制造出来的，因为稍有常识的苏联公民都知道：斯大林在国内有几十座豪华别墅。在别墅里，斯大林常常通宵达旦地大宴群臣。一桌山珍海味刚动一点，他就醉醺醺地吼叫：“换掉!”于是侍从连桌布一起撤下，又换上一桌美食。要把这样的领袖树为朴素的典型，只能弄巧成拙。二十世纪真正称得上朴素的政治领袖大概只有印度的圣雄甘地了。甘地以白布裹身，赤脚行走在祖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让自己的灵魂感受到土地的冷暖干湿。甘地从不为自己的影响力而骄傲，临终前他也只说了这么一句：“在这可爱的印度，有她的一个卑微的儿女，够坚强，够纯洁……”这种朴素是天地之气孕育出来的朴素，它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困厄、仇恨和麻木，甚至是死亡。我终于理解了这位衰弱的、瘦小的老人的魅力所在，也是两个字——朴素。
我喜欢穿朴素的衣服，喜欢听朴素的歌曲，喜欢读朴素的诗句，如陶渊明的诗句：“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真理往往是最朴素不过的，这两联像大白话一样朴素的诗句，却道出了生与死、个体与世界之间千变万化的纠葛的真相。我喜欢朴素的朋友，有空来我简陋的小屋坐坐，喝一杯并不名贵的茶，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怀。我喜欢朴素的女孩，从她的身上能嗅出自然的芬芳，感受到女性天赋的灵气。朴素是少女最好的打扮，因为少女正当好年华。我喜欢朴素的生活，朴素却并不粗陋，朴素却并不苍白的生活。带着几分诗意，几分满足，几分感激，迎接每一天的阳光雨露。不羡慕别人，也不夸耀自己，欣赏自己所欣赏的一切，离开自己所不喜欢的一切。这种朴素，岂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
法国浪漫派大师夏多布里昂在他的杰作《阿达拉》的楔子中，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壮观的密西西比河和两岸艳丽多采的美洲原野风光。然而，他在下一部小说《勒内》的结尾却冷静而忧伤地写道：“密西西比河在离发源地不远处只是一条河水清澈的小溪，有那么一天，它突然厌倦了这种状态，它向高山索要雪水，向激流索要大水，向暴风索要雨水，它终于跨过河岸毁坏了身旁的树木。起先，高傲的小溪对其威力洋洋得意，但是，当它发现留在它身后的是一片荒凉，它只能孤零零地独自向前流去，而且已经混浊不清时，它为失去了大自然为它挖就的简陋河床，为失去了小鸟、鲜花、树木和其他小溪——在它平静地流淌时的朴实同伴——而懊悔莫及。”
密西西比河是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专一
时下，大学兴起“考证热”。许多毕业生去求职时，往往带着一大叠证书，以证明自己有着多方面的才华，是复合型的人才，然而“考证热”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受着各种花花绿绿的证书的诱惑，学生们逐渐把精力从专业课的学习上转移到考取各种“证书”上。我有一个朋友，整天奔波于各类辅导课课堂上，如剑桥商务英语辅导班、会计资格考试辅导班、法律辅修辅导班……最后，证书倒是捞了一大叠，专业课却给荒废了。读完大学，才发现自己无一技之长，空对着一堆证书长叹息。
诱惑的增加，机会的增加，选择的增加，使专一变得越来越困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能用来形容农业社会里的人们，而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兴趣爱好、理想志向瞬息万变，不可捉摸。“愚公移山”成为被嘲笑的故事：愚公确实愚昧得可以，他就不知道搬家?“铁捧磨成针”也显得不可思议：老婆婆难道就不知道把铁棒拿去卖了，买一把针回来?现代人太聪明了，就连孩子也会提出这样一大串“逆向思维”的问题来。令父母无言以对，世界变化太快，我们还需要专一吗?专一是不是一种迂腐的态度呢?
我想起心理学上有名的“皮格玛力翁效应”。雕塑家皮格玛力翁塑造一尊女神的塑像，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终于有一天，上天为他的专心、虔诚所感动，塑像变成了风华绝代的真人，来到尘世作他的妻子。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它揭示了“专一”所蕴含的无穷能量，足以能“惊天地，泣鬼神”。同样，大画家米开朗基罗奉教皇之命为大教堂的天花板画油画，他站在脚手架上，弯着腰，仰着头，一笔一画，一点一滴。等到作品完成的时候，米开朗基罗背也驼了，发也白了，他的专一使他昔日健康的身体残疾了。但不朽的艺术精品却留了下来，令后人叹为观止。
专一是创造力的源泉，三心二意的人到头来一事无成。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似乎是多才多艺的朋友惶恐地对我说：“这几年的光阴，不知道怎么就过去了。我猛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会，又什么都不会!”这位朋友谈过恋爱、做过生意、考过托福、当过兼职，每隔一段时间碰到他，他都在捣鼓什么新的行当。后来，搞得样样懂点、样样都不精通，这时他意识到“专一”的重要性，可惜逝去的年华只能追忆了。而另一位学历史的朋友，几年功夫硬是把一张冷板凳坐热了。他没有赶新潮，跟着身边的同学一窝蜂地辅修经济、法律之类的热门学科，而是一心一意地守着自己的专业，一锄一犁地踏实耕耘。”只要自己喜欢的事，就应当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他一连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两位朋友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对“专一”的认识又更上一层楼。任何成功都离不开专一。专一是一把舵，掌好了这把舵，自然能沿江而下，一日千里。
小时候，读曾巩的《墨池记》，总觉得有点夸张，但听师长说，身边就有一个真正的墨池。我们中学的前身是南宋著名的鹤山书院，著名学者魏了翁曾在此讲学，书院建在白鹤飞舞的山巅，了翁先生在书房后的池塘里洗墨，把一池清水变作了墨池。八百年前的传说，仿佛发生在昨天。墨池的故事，是老师给刚入中学的我们讲的第一堂课。这堂课，留给我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只要专一地对待生活，奇迹会在山重水复之际豁然涌现。
专一到了一定的境界，便成了“痴”。蒲松龄说过：“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多是有些“痴”性的，爱石的石清虚就深深地打动了我。谁会把石头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呢?这类人不屑于世俗的价值观念，而将兴趣爱好升华为某种超越性的关怀。这种专一，将单调的人世点缀得丰富多采，将无情的人世浇灌得繁花似锦。这种专一，彻底过滤了人天生的卑微、鄙俗的一面，拓展了人类广阔的精神空间。专一是事业成功的前提，更是爱情魔力的所在。我读东汉乐府诗时，常被那首《上邪曲》感动得回首垂泪。那位深情的女子这样吟唱道：“我欲与君相思，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她的爱情与天地共生共存，除非整个世界覆亡，她的爱将永无休止。我想，在这惊心动魄的诗句背后，是一颗被幸福溢满的心。不管她所思念的那个人是否以同样的态度思念她，她的专一和坚贞已然令她在爱情的向往中得到完全。能够专一地对待一个人，生命就不是虚度。我又想起了那么多美丽动人的女子：绿珠、红线、杜丽娘、李香君……她们有着相同的专一、相同的痛苦和相同的幸福。即使那是一场绝望的爱，那种专一所导致的凄楚的心情，也是一种享受。爱情的目标也许并不在于某个人，而在于专一的爱情本身。沉缅于爱情的人，往往是爱上了爱情的本身，以及因为专一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温柔感受。
《上邪曲》中的感受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现代人的感受里，这种感受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更能审时度势，更能察颜观色。在最适当的时候抽身而出，避免受到伤害，避免浪费精力。昨天坚持的东西，今天可以轻易地放弃，昨天放弃的东西，今天可能面不改色的捡回来。聪明的人们把生活当作利弊得失的计算。于是，生命的核心便消亡了，只剩下一张空壳。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专一，能不能把专一当作新的价值观得以建立的基石。我自己，正在作这样的尝试。
第一辑·口吃的人
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在八十年代，如果把摇滚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来讨论，许多文化人也许不以为然。八十年代的摇滚乐坛只有崔健一个人孤军奋战，尽管崔健在一九八六年唱红《一无所有》，唱出那个伤痕累累、困惑而多梦的时代的精神状貌，但持精英立场的作家学者们宁可视而不见。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没有人能继续无视摇滚音乐的存在。在文学日渐失去影响力的今天，流行歌曲尤其是摇滚乐却如日中天。不管知识界愿不愿意承认，事实明摆着：一个电影明星、一个音乐台的主持人、一个摇滚歌手拥有的感召力、渗透力与影响力，完全能够超过数十个著名作家和学者。因此，认识他们、理解他们、剖析他们，在沟通与交流中激活民间的文化资源，共同塑造新世纪的文化精神，是当代文化人迫切需要完成的工作之一。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最孤独的歌手——张楚。张楚是一个永远的流浪汉。从十岁起他就断断续续地流浪。从陕西机械学院退学后，身无分文地来到北京，瘦小的身影在举目无亲的都市里游荡，偌大的城市在他的眼里宛如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北京是一个只有冬夏没有春秋的城市，怎么拴得住流浪汉的心呢?于是，张楚又开始流浪，命运的反复无常正如幸福之可望不可及，新疆、内蒙、西藏，越是文明稀薄的地方对他越有吸引力。
我读不出方向
读不出时光
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是死亡……
风吹来
吹落天边昏黄的太阳。
《在西出阳关》中，张楚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恰如宋人陈与义诗云“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相同的是对时空的超越性体验，而张楚却少了一分古人的疏旷，多了一分现代人的苍茫。
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中，张楚唱出了《姐姐》这首成名作。记得那时我正作为一名北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的军营里接受军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个性倔强的我不得不成为队伍中循规蹈矩的一员。星期天在水房里用毛刷心烦意乱地刷洗厚厚的绿军装，水哗哗地流着，窗外是风吹白桦树的沙沙声。忽然，旁边的一个同学几乎是喊着唱出一句歌词：“姐姐，我要回家!姐姐，我要回家!”我猛地一愣，他却自个儿反反复复唱着这一句，不知是记不得别的歌词，还是对这句情有独钟。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泪水一滴滴地掉到脸盆里。虽然我并没有姐姐，但在听到这句歌词的一瞬间，我突然获得了“弟弟”的身份，获得了被关切、被疼爱的权利。从此，我不仅不敢唱这支歌，而且也害怕听这支歌。著名歌手Lou Reed说过：“摇滚需要在任何可能的领域存在，它应该有一颗可以打动你、感动你的心。它应该具有持久的魅力，就像你愿意一直去回味童年时代听过的童话故事。”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流浪者，张楚唱出的正是我们的心声。
“回家”是张楚歌曲中不断强化的主题。无论是《走吧》，还是《北方过客》，他强调的总是“一个人走”的感觉。他具有行吟诗人的冷静和深刻，用稚真的嗓音唱出穿透心灵的悲凉的余响。德国哲人海德格尔认为，诗学是人类带着浓浓的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漫长旅程，张楚的作品亦可作如是观。九十年代初，张楚面临的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人、人性、人道、主体性、人的解放等宏大理想都被对秩序的认同所取代。无可奈何花落去，新的东西降临后并不如想像中的那么可爱，经受了深刻的挫折感的人们很需要回家的温馨。所以，“回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感情上的回归。张楚的歌声中包含着两种互相冲突的因素：一是承认个体的软弱和无能，个人不愿再承受风吹雨打，宁愿跑到“家”的屋檐下去寻找庇护，即使这个“家”是自己曾经背叛过的“家”，高老太爷当家的“家”。另一种因素则是对当下境况的拒斥，我注意到几首歌曲中经常出现的几个动词“走”、“过”、“出”、“望”……这些动词中显然蕴含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又使人联想起鲁迅笔下过客的形象：“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两种截然相反的运动方向，不仅没有导致张楚作品的自我消解，反倒使之具备了巨大的张力，从而成为九十年代人们精神废墟上几朵萧索而动人的野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