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社会转型加剧，张楚更敏锐地捕捉人们复杂的心态，用最准确的语言和旋律把握思想上的每一波动。《光明大道》已明显不同于早期的作品：
没有人知道我们去哪儿
你要寂寞就来参加
你还年轻
他们老了
你想表现自己吧
太阳照到你的肩上
露出你腼腆的脸庞。
这里面既有愤怒也有梦想，既有失望也有无奈，张楚在认同社会进程的同时也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还新鲜
他们熟了
你担心你的童贞吧
青春含在你的嘴里
幸福写在我的背上
尽管不能心花怒放
别沮丧
就当我们只是去送葬。
尽管这一代人比上几代人都要幸运，但张楚还是在这些表象后发现了惊人的秘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个严峻的时代，一个吞噬了同情和想像力的本质、只给人们留下一堆物的空壳的时代。物质的丰裕加剧了灵魂的痛苦，青春与童贞已成为明日黄花，衰老过早地来临了。这是一种嵇康、阮籍式的透骨的悲凉。张楚大胆地用了“送葬”这一意味深长的词语。为谁送葬?为即将逝去的二十世纪?为我们面对的无物之阵?还是为我们自己?
我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
只是麦子还在对着善良愤怒地生长
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吧
或者紧紧鞋带听远处歌唱。
在《冷暖自知》中，张楚还是回归到自我，系紧的只有自己的鞋带。我想起了本雅明写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指出，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而对的是“一群读抒情诗很困难的读者”；九十年代中期的张楚，面对的则是一群不了解自己的歌迷。
张楚的歌声逐渐向“众生平等”的主题集中。他以“雷鬼乐”的外在形式，表达的却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是真诚的，在九十年代中期，这种真诚比金子还要可贵。音乐评论家张培仁这样写道：“这是一九九四年的春天，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楚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群，他依稀想起生命里许多画面；一点简单的浪漫，也许粗布衣裳，人们的笑容那时还没有什么目的，却有许多天真。他静静地笑，有一些美好的事物，终将一去不返。”这正是这个时代最细微最柔软的一部分，张楚像老牛一样咀嚼着这些流动的情感，反刍出“众生平等”的思想。他正式拒绝早期引以为自豪的孤独，因为孤独代表的是精英的立场。他更愿意在深深的小巷中呼吸生长。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着的人
别的就不用再问
还保佑太阳按时升起
地上没有什么战争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
小资产阶级
姑娘和民警
升官的升官
离婚的离婚
无所事事的人
在《上帝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中，这段歌词表现出张楚对世事深刻的洞察。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妥协和退却的姿态，但对比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我便看到了张楚鲜明的先锋色彩。《苍天在上》仍然坚信有一双高高在上的苍天的眼睛注视着世人，善善恶恶，泾渭分明，这是原始图腾观念在现代社会的翻版，凭什么人在下而苍天在上呢?张楚对上苍却并无尊崇之意，上苍的职责被他限定在“保佑吃完饭的人民”这一空洞的要求之上，其他的事呢，人民自己会干。这句调侃的背后，隐约可以看出哈贝玛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如果说上苍代表着国家，那么张楚悄悄完成的，是一种权力的转移，权力从上苍那儿转移到看不见的“公众社会”之中。
九十年代初，张楚是一位不愿抒情的抒情诗人；九十年代中期，他开始成为一位躲着布道的布道者。他最让人尊重的地方便是他的同情。“同情”在这样一个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上来看，社会分层急剧加速，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个人生活的基尼系数（即距离１越近则盆富差距越大——一九七八年为0.16，一九九四年已达0.4343，相当于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的水平。拥有一百万财产的富有阶层已达一百万人，而绝对贫困人口则有八百万人。贫富不均，权力膨胀，必然造成对人的尊严的践踏。这样的事例报纸上每天都有，许多知识分子却充耳不闻，在象牙塔里用轻蔑的眼光看着芸芸众生。
张楚采取的却是迥然不同的态度，他把同情看作是“将心比心”——每个人包括其自身在内都是被同情的对象，天不必“悲”，人却不能不“悯”。《赵小姐》中描绘了如许的生活状态：
她有一份不长久的工作
钱不少她也不会去做到老
在一种时候她真的会感到伤心
就是别人的裙子比她的好。
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如此地吻合。张楚的优势在于叙述，在于叙述之流中不动声色的真情，这种真情使所有的歌词都明亮起来，像《阳关三叠》一样，从遥远的旅社的窗玻璃外激荡而入。
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同情”，叔本华认为，领悟世界的痛苦也就必须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同样的本质上挣扎，都是同一本质的幻象，从而看穿个体化原理，以他人之痛苦为己之痛苦，以世界之痛苦为己之痛苦，这就产生了“同情”。在张楚的眼里，麦子、蚂蚁、苍蝇都是“像鲜花一样绽开的生命”，一只蟑螂、一只耗子的死并不比一位伟人的逝世更不重要。在《和大伙儿去乘凉》中，我体会到张楚想要表达的思想：一切纯洁的爱都是同情，都是“众生平等”。当今，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张楚调侃背后的辛酸，叙述背后的思想。《蚂蚁》是张楚最精采的作品之一，它在理念上达到了对“悲悯”的超越——
蚂蚁没有问题
天之下不多不少两亩三分地
冬天播种夏天还不长东西……
阴天看见太阳也看见我自己
晴天下雨我就心怀感谢
朋友来作客请他吃西瓜皮
仇人来了冲他打个喷嚏
从这可听性并不强的歌声里，我发现张楚心灵的广度。中国士大夫历来有悯农的传统，但我在汗牛充栋的悯农诗中体味到的却是一种极为伪善的表达。士大夫之所以悯农，目的不过是为了达成人格的自我完善，或是失意时所作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哀叹。与其说是一种感情，不如说是一种姿态，居高临下的对“他者”俯视的姿态。相反，张楚身处苦难之中，我即蚂蚁，蚂蚁即我，彻头彻尾的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则是一种大度纳百川的宽容，“仇人来了冲他打个喷嚏”，这使我想起《圣经》、想起甘地。这种精神对于润滑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各阶层和集团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与冲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没有心事往事只是蚂蚁
生下来胳膊大腿就是一样细
不管别人穿着什么样的衣
咱兄弟皮肤永远是黑的
张楚不同于王朔的正是在这些地方。王朔真正做到了“躲避崇高”，张楚唱了无数次“离开”，却不曾真正离开自己的宗教。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一段关于童年兄弟间生活情形的描述：“我记得，我们特别喜欢‘蚁兄蚁弟’这个词，它使我们想到沼泽地塔头墩上的蚂蚁。我们甚至还做过蚁兄蚁弟的游戏：大家钻进几把椅子底下，椅子外面围些小箱子，挂上头巾之类的东西。在一片漆黑里，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地坐在里面。我还记得所体验到的爱和温存的感情，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这段并不引人注意的回忆，其实是托翁所有伟大作品的源泉。谁不理解这点，谁就不能理解托翁。张楚的歌试图传达的，也正是这种人类越来越疏远的品质。
“孤独的人是可怕的”，这是一种令许多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观点。张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如海子的出现一样。如果说一九八九年海子之死象征着文学在八十年代所依据的伦理话语（主体、人）和历史话语（黑格尔式的乐观进步的历史信仰）的溃败，以及最后一次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努力的终结；那么九十年代张楚的出现则象征着一个青春不再、激情不再的时代，对真实、对平等、对安稳的渴望，以及由外部世界返归自我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这种表面上的保守，实质上却是可贵的坚执。当布道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的使命时，当年为了捍卫崇高而牺牲青春的王蒙无可奈何地赞赏“躲避崇高”的王朔。而另一群知识分子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使他们拼死捍卫的崇高与大众普遍的生存痛苦之间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这样的精神真空中，张楚则直面这个时代的一切严峻的问题，并以一种外表平淡内心狂热的姿态开始自己的“布道”，他的“道”隐藏在生活的洪流之下，他是布道者亦是受道者。
浪花淘尽英雄，记得的老歌有几首?当我们站在下个世纪的地平线上回首九十年代的时候，这大概是我们关于这个时代惟一能够记起的一句话——孤独的人是可怕的。
第一辑·口吃的人
谁是白痴?
读《山海经》，也许是巧合，随便一翻便是那则“夸父逐日”的故事。整则记载只有三十五个字：“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华夏族不像古希腊人和玛雅人，对太阳有绝对的崇拜，但“夸父逐日”隐隐约约地显示了华夏先民与太阳之间神秘的联系。在那灼人的阳光之下，夸父古铜色的脸庞上汗珠闪闪。我想象不出夸父巨人的身躯是什么模样——能将河、渭之水饮尽，气魄之大，恐龙与之相比，大概只是蝼蚁吧。但我想象得出夸父的心灵：单纯、热烈、固执。在古代是一颗英雄的心，在今天则会被看作白痴的心。
谁是白痴呢?我想，夸父临死时候的弃杖之举，表明他依旧深爱此生。一片邓林，与他无涉，为的只是给作后人遮荫。在他接受失败的时刻，成功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安慰他。雅斯贝尔斯说过：“在原始的想象里，悲剧和悲剧解脱是绾系在一起的。悲剧蕴含着一个潜在的哲学，因为它们给本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夸父的毁灭是对作为目的的理想的否定和对作为过程的理想的肯定，“日”已然是一个被悬置的空洞的概念，而生命的本质结晶在动词“追”的上面。
夸父以纯粹的白痴的举动，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奥秘。
平原上，行走着一主一仆，一马一骡。瘦骑士和瘦马在阳光的斜照中十分惹眼。
远外矗立着几十架推转石磨的高大风车，堂·吉诃德兴奋地说：“运道的安排太好了。你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我要把他们一一杀死。”
桑丘说：“您看清楚了，那是风车，上面胳膊似的东西是风车的翅膀。”
这时，风刮动了风车的翅翼，堂·吉诃德的战斗激情高涨。他用盾牌遮住前胸，托稳长枪，踢着驽辛难得，奔向第一架风车。他还大喊大叫为自己壮胆：“不要跑!我要跟你们一决高下!你们面对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无畏骑士!”
他一枪刺出，正好刺中风车的翅膀，那翅膀在风车中转得更猛，立刻把枪杆撅断了，一股巨大的劲道把他连人带马扫了出去，翻腾踢滚，狼狈不堪。
我倾向于把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的举动当作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人类意识到，想像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加真实。而白痴，以骑士的身分战斗，战场却被魔法师装进了宝葫芦。这次战斗的重要性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校园里的塞万提斯像前，我苦苦冥想：这位真正的战斗者为什么要精心描述这一幕?为什么要选择风车作为堂·吉诃德的敌人?塞翁在饱受海盗折磨的时刻，大概就已经发现了近代世界所包孕的荒谬性：他为国王而战与堂·吉诃德为并不存在的“原则”而战，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真理是钢丝，是让人踩的，你不踩它，它高高地横亘在那里，朝你冷笑。
堂·吉诃德是第一个受不了冷笑的人。他便成了白痴。悬崖上的钢丝绷紧了。而风车不动声色地转着，带着半截堂·吉诃德的长枪。
谁去拔下那半截长枪?
于是，阴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白痴》。
当卑鄙的加尼亚挥拳朝妹妹死命打去的时候，梅什金公爵站在他和他妹妹中间，浑身颤抖着。
“你是要永远挡住我的路吧!”加尼亚咆哮着把妹妹的手甩开，接着就用那只腾出来的手，极其疯狂地狠狠一抡，打了公爵一个耳光。
喊声四起。公爵面色苍白。他用奇怪的责备目光瞪了加尼亚一眼；他的嘴唇哆嗦着。竭力想说点什么；他奇怪地，完全不合时宜地微笑了一下，把嘴唇都扭歪了。
“来吧，我随你打……反正我不能让她……挨打……”末了他轻声说道；但是他忽然忍不住了。就撇开加尼亚，双手捂面，向屋角走去，面对墙壁断断续续地说：“啊，您会为这种举动羞愧得无地自容的!”
这一瞬间，女主人公菲利波夫娜意识到：“我的确曾在哪儿看见过他的脸!”
是的，这是一张曾在十字架上呻吟的脸。这张脸受到凶猛的殴打，显得浮肿，带着可怕的、血污的伤痕。这是上帝的儿子的脸。
这幕百字场景，意义足以涵盖庞大的《战争与和平》。梅什金以他的温顺，拔下了堂·吉诃德留下的半截长枪——而这正是拿破仑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事情。梅什金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活呢?用凌辱、恐惧、喜悦、吉利、绝望、美、未来、丑、奴役、自由这些“没有重量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路堵死了：世上的一切都在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在结束。夸父是悲剧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是喜剧的主人公，而梅什金则是正剧的主人公。白痴成为正剧的主人公，正剧便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所有人都被关进绝望地下室。
白痴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他们指认为白痴。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被用来焚书；安徒生童话里的夜莺，在皇帝的烤箱里；大观园倾覆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一页一页地读佛经，“如是我闻”四个字模糊成了“你是白痴”。
谁是白痴呢?最聪明的人还是最愚蠢的人?在布尔加科夫的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大师被囚禁在疯人院里——谁离真理最近，谁就是白痴，太阳灼伤纤弱的眸子。就好像斑马线一样，亮着红灯硬要走，必然丧生车轮下。二十世纪是一个对待白痴比任何时代都要残酷的世纪，我不仅仅指希特勒的焚尸炉，也指斑马线和红绿灯——要是夸父走来，堂·吉诃德走来，梅什金走来，他们怎么办呢?
田野里有一粒麦子，它不发芽。这才是真正的麦子，真正的白痴。
第一辑·口吃的人
不可救药的理想者
乌托邦，如同一面伟大的哈哈镜，落地后摔成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每个碎片里，照出的都是我们变形的面目。
然而理想者依旧。
真正的理想者站在悬崖边，只是悬崖才适宜于眺望，而眺望是理想者固有的姿态。理想一种个人化的品德，理想拒绝“主义”，因而理想者与“理想主义”格格不入。“理想主义”是败坏理想者尊严的恶魔，理想的主义化便意味着理想的死亡。“理想主义”带来统一和规范，故“理想主义者”多矣，每个纳粹党徒、每个契卡成员、每个红卫兵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用最卑劣的方式创造着“美好”。“理想”则意味着自由与独立，意味着权力的紧张关系以及对秩序的怀疑。故而“理想者”少矣——谁能在惊涛骇浪中让自己成为一座屹然不动的孤岛呢？又有谁能在时代的分崩离析，个人的穷途末路中拒绝黑暗的来临？
首先想起的是齐克果这位身材矮小、背有点驼，面容白皙而消瘦的丹麦人。在哥本哈根狭长的街道上，每天都有一群恶作剧的小孩跟在他后面大喊“疯子，疯子！”而他迎着苦涩的海风往前走，恍若未闻。齐克果把自己看作一棵自我封闭的枞树，“处在除了我以外任何一个人都把事情说得比较容易的时代，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某件事说得比较艰难”。为了寻求自基督受难以后这个世界就不曾有过的“大爱”，为了克服现代社会人类普遍承受的“不安”的感受，他解除了与心爱的未婚妻的婚约，放弃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
那是一个谎言根深蒂固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幽暗难明的时代，齐克果却认为，一个人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有希望发现他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否则，他就会继续淹没在理智生活与道德生活的贫乏和虚伪之中。他在灵魂深处忍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绝望地与世界以及一切属于世界之物断绝关系。齐克果悲惨而不朽的一生说明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凡是理想都要忍受痛苦、都要被嘲弄、都要被贬抑。“我是自己的忏悔者”，他的忏悔却打动了千千万万异时异地的理想者的心灵。就“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理解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疯子；就“从相同的位置探究和反省生活”这个意义而言，理想者等同于忏悔者。
理想是逃避现实，是反抗现实，亦是创造现实。因为理想与现实既相冲突又相依存，所以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现实将理想粉碎之后回归平凡庸俗的人生，或者是理想将现实升华之后变成新的现实。前者易如反掌，后者却难于上青天。
贵为俄罗斯帝国伯爵的托尔斯泰，穿了几十年的桦木鞋与褐布衣，尝遍农奴的艰难困苦。然而，府邸里伯爵夫人却天天操办着豪华奢侈的筵席与舞会。在双重生活中煎熬的托翁，一八九零年开始创作《光在黑暗中发亮》，这是他晚年最矛盾的作品。他没有为主人公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这部作品也就始终没有完成。
一九一零年十月末，风烛残年的托翁毅然决定离家出走。这并不是一个孩子气的决定，正如托尔斯泰自己所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临死之前像一头野兽似的及时爬回那丛莽中去。因为死在家里，就象我活着时一样，是完全不合我的心意的。我已经八十三岁了，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使自己完全摆脱世俗的力量。”
十月二十八日，一辆 马车在黎明前的黑夜中远远驶去，前面是茫茫苍天。三天之后，这位曾代表俄罗斯良心的老人因患肺炎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十一月七日清晨，在这个小站站长简陋的木头屋子里，在一张临时拼凑起来的小床上，在窗外无数旅客哀痛的目光下，老人与世长辞。
关于托翁的出走，历史上有种种捕风捉影的说法。我赞同斯·茨威格的说法：“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于托尔斯泰的伟大。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永远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堂·吉诃德要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理想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风车。托尔斯泰则要艰难得多，他面对的是从他的妻小到他的国家的巨大压力。而在制度化的二十世纪，理想者的艰难与危机显得更加严重。
在极度物质化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是一位极为奇特的知识分子。面对“千千万万正在枯萎的灵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了睡，睡了吃”的状态，他仍然坚持“人类必须恢复它的想象力，恢复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的理想。在《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约瑟夫长时期生活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不停地寻找内在稳固的生存支点。在《赫索格》中主人公是一个崇尚理性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不停地写信，一会儿给古人写信，一会儿给今人写信，一会儿写给总统，一会儿写给故去的父亲。赫索格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却始终无法摆脱世俗世界的影响与支配。
几乎在索尔·贝娄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理想者的形象。对于现实，贝娄是悲观的：“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居于政府最高地位的，已经看不到真正称得起人的人了。……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我们没有挨饿，我们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纠缠，没有因为我们的思想而被关到疯人院去。既然我们如此得天独厚，那就应当系统地阐述人类所遭遇到的新问题。然而，与此相反，人们正在丧失一切关于个人的生活，剩下的惟有嘲弄，憎恶和腻烦。”尽管如此，作为一名不屈不挠的理想者，贝娄依然没有放弃他的理想——他坚信：“宇宙间可能有一些真理，它们毕竟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东西确实在四分五裂，但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必然经历的“精炼”的过程，重要的并不是找得到或找不到人生支点的问题，也不是能够或不能够实现理想的问题；而是在追求理想与价值的过程中，人的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一切恰恰悍卫了人的尊严，申明了人存在的意义。
对于一切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来说，理想者都是有病的，他们无法和谐地与自己周围的一切相处。真正的理想者是如此罕见，以致于艺术村里盯着美元流唾液的画家们与校园里搂着女友嚷痛苦的诗人们也堂而皇之地以理想者自居。塑料花比真花还要美丽，这已是人们惯有的感受。当修补处女膜变成医院挣大钱的生意时，还谈“理想”未免显得不伦不类。然而，我平静地走在理想者应当走的道路上，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避免用“理想”去攻击我所告别的人群，因为“理想”只用来打击自己过于脆弱的心房。我也避免用“理想”去拯救我所疏离的生活，因为“理想”只用来拯救自己过于躁动的灵魂。
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呢？我不知道。
行囊里，有一部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第二辑·反叛之后
鲁迅三题
秋天出生的人
他出生在秋天，一八八一年的九月二十五日。秋天出生的人，沉着地面对凋亡，镇定地注视荒凉。“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当也是在秋天出生的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枣树依旧，主人却不在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鲁迅买定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第二十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他欠下了一笔债务，却拥有了一个家。经过半年的设计改建，一九二四年五月迁入居住，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四合院，院里先生手植的丁香还茂盛着。丁香丛后面，便是先生的“绿林书屋”，又叫“老虎尾巴”——既是工作室又是卧室。在这里，鲁迅写下了《野草》《热风》《坟》《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部分作品。
故居的参观者很多，孩子尤多。孩子们的笑脸与笑声显然与这里的气氛不合。鲁迅是孤独的人，“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孩子们会不会打扰先生呢?我转念一想，也许先生乐意看到、听到这一切，先生的努力，正是让后世的孩子拥有笑脸和笑声——尽管今天的笑脸和笑声与昨天的笑脸和笑声一模一样，仅仅属于童年。
对于枣树来说，秋天是一个苛刻的季节，“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对于鲁迅来说，秋天是一个真正沉下去的季节，像大水缸里的一粒米，慢慢地沉到最底部。《坟》中的杂文是鲁迅杂文作品中最精华的部分之一。秋天，奏响的是失望的序曲。秋天之后降临的是萧条而冷酷的冬天。可先生何尝害怕过失望呢?他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跑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尽管他自己已然弱不禁风。秋天是热与冷、明与暗的过度，是颓唐的辉煌，是无奈的挣扎；秋天出生的鲁迅则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与光明交界线上的牺牲者。
鲁迅与秋天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作为一个中间季节的秋，转瞬即逝，尤其在北京。这个坚硬而明亮的金属般的季节，却蕴含着黯淡与尖刻的情绪。中国人的秋天，是孤魂野鬼最多的时候，这才有那么多的祭祀，焚冥箔，燃河灯，送他们盘缠，为他们照路。先生呢，在秋夜里，写文章的时候发现扑在灯罩上的小青虫，便“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其实，茫茫人世间，先生自己就是这样一只自取灭亡的小青虫。“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先生与夹在夏冬之间的秋天一样，感到既困惑又尴尬。
这是一个易老的国度。像李守常那样保持青春热血的革命者只能被送上绞刑架——看你还能妙手著文章?看你还能铁肩担道义?丰子恺——还不到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进入了人生的“秋天”；而先生的年龄早已超过了钱玄同所规定的“自杀线”，肺病开始蠢蠢欲动。刚搬进新居，他就大病一场，吐血不止，余下的生命便全靠“熬”了。
“绿林书屋”的主人是个千夫所指的“恶人”。他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敌人——包括亲人，包括时间。墙上，我看到了那副有名的离骚集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 之先鸣”。屈原是个悲剧的诗人。先生呢，是悲是喜说不清。他把自己，同时也把秋天看作“中间物”，他这样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物之间，无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真正了解了秋天，也真正了解了自己。
走出先生的故居，走远了，还能看到灰墙外落尽叶子的枣树；沈从文说：“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直想下跪。”可惜的是，现在北京空气污染越来越厉害，秋天的天空也阴沉沉的。在这阴沉沉中，我忽然想到，先生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去世的。还是秋天，是深秋，寒意已浓的深秋。一个秋天出生的人，在秋天里去了。
看哪，这个人
鲁迅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开幕了，这次展出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两张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一张是在厦门郊外的乱坟堆中，海风吹乱了先生的头发，身后是重重叠叠的坟、“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这真的是人间吗?我忽然想起《红楼梦》中所说的“铁门槛”与“土馒头”来。臧克家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被无数人吟诵，其实诗人并不理解鲁迅，真的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便已自“非人间”死去，世间有谁像先生一样乐意在坟头照像?另一张则是鲁迅与一群青年在一起，身穿长衫的先生安坐在宽大的藤椅中，双腿交叠，指间夹一只点燃的香烟，对热爱文学的年青人侃侃而谈。四五个西装整洁的青年毕恭毕敬地环绕近旁，他们欠坐在椅沿上，如醉如痴地倾听着。我想，倘若上帝让我实现一个心愿，我的选择必定是：穿越时空隧道，成为那几名倾听者中的一个。
有一次，听张中行先生的讲座。张老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辈，讲到三十年代鲁迅有一次到北大作讲演，“很可惜，那天我不知在忙什么事，没能去听，错过了与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八十高龄的张老追忆往事，如丝如缕，清晰可辨。虽然张中行与鲁迅绝对是两种人，但是一时之间，我还是被什么东西打动了：坐在我面前讲台上的老人，是一位曾拥有过跟鲁迅见面的机会的老人!原先好端端的时空忽然错乱起来，晃动着的窗玻璃让阳光也是晃动着，我看到了先生那双横眉下的眸子，那双自两千年历史中看出“吃人”两个字的眸子。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这是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时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我都像被石块砸中脚趾一样，感受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与我同宿舍的一位“逍遥派”经常用嘲笑的口气对埋头写作的我说：“你整天写啊写啊的，有什么意思，多少人读呢?”此君家境良好，用度阔绰，女友漂亮，优越的工作也早已找定。虽与我同为中文系的学生，却从不拿笔写文章。然而，我无法反驳他，他于我有的一种莫名的威慑力。我只能经营一个苍白的纸上世界，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比我舒服得多。他就像参孙一样，推倒了支撑宫殿的柱子，我对于崩塌无能为力。直到与鲁迅的这段文字猝然相遇，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字的“无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没有说，先生讲了一个“神”的故事，或者说，一个“人”的故事。
“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复仇其二》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鲁迅只会写作，而看客从不读书报。对于耶稣来说，“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他爱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却不爱他。学者林毓生深味鲁迅的心思：“鲁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只缠结的网。人生于其中，就难逃它的文化影响。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中国人并不存在一种足以改变文化和思想，走向更人性社会的内部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人只有变成‘狂人’，才能真正抓住他所在的社会和文化的本质。正因为他觉醒了，他却被这社会的‘正常人’指为‘狂人’。虽然狂人被描写成一个特别勇敢的、敢于向整个社会挑战的形象，但他同时也是个悲剧形象。他的觉醒使他变成无用，使他与社会其他成员不能沟通，他的批评也不能生效。这就存在着矛盾：不觉醒，不从社会影响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和吃人主义决裂；而一旦觉醒了，解放了，反而又使他无力改造这个社会和文化。”鲁迅终生都没有摆脱这种无所不在的“无力感”。他的心太累了。
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鲁迅本能地拒斥着“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猫头鹰、骆驼，正是这些动物的身上，他寻找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孙郁编的《被亵渎的鲁迅》，其中有一篇苏雪林的文章《吾对鲁迅由钦敬到反对的理由》，她这样写道：“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拥护他，愈是肉麻滥恶的谀词，他愈听得入耳；愈是卑躬屈节的丑态，他愈看得入眼，他嘴里提倡青年的‘狂狷精神’，实际上则要青年像狗似地对他驯服。”鲁迅真的是让青年成为他的驯服工具吗？我忽然想起鲁迅的一则轶事来：一位落魄的文学青年上门来，鲁迅安排他休息，然后拎着青年那双破了个洞的鞋子到街上去帮他补。这种“赤子之心”却赢得了苏雪林之流的辱骂。对于“纯真”和“崇高”，我们的同胞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其实，这种被亵渎的命运，鲁迅早已料到，他曾写到，自己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对盘旋在身边的青蝇和蚊子的无可奈何。他始终在身上带着短刀。在北京时代，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面，学生中传说是自杀用的。可是先生自己说，仅仅“用于护身”。去世之前，他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在走路的时候，忽然有个坏人从路旁隐蔽处跳出来，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给杀了。耶稣是不会杀的人，鲁迅却不忌讳杀人——他知道，就在自己的一族人当中有敌人，绝不可宽恕的敌人，必须用短刀干掉的敌人。因此，他终身带着短刀。
辉煌的庞培城毁于一座火山。对中国来说，鲁迅不是一个“人”，而一座火山。蕴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热的熔岩。一旦触摸，便会被烧伤，甚至被熔化。有朝一日，终将汹涌而来，像铁流一样，淹没“死的时代”。
鲁迅的偏激
辩证法是杂文的死敌。在一个辩证法被当作匾额高高挂起的国度里，我很难看到有川菜麻辣味的散文。面面俱到，就好像要求一道菜同时具备川、鲁、湘、粤各大菜系所有的味道。那么，厨师只好什么佐料也不放。在报刊上，大部分的文章都好像一个人写的，甲与乙一模一样，乙与丙大同小异，正如李敖批评台湾政界人士讲话的方式：“他们除了各自发音上的不同，没有任何内容上的不同，这是很可恶的。我们应该有表达个性的语言，但中国的官场和中国的党棍政客们，都太缺少表达个人锋芒和立场的讲话，几乎全都滥套。我们应该多鼓励有个性、有所不同的语言表达。”无一例外地被戴上“偏激”的高帽子。
王小波冒冒失失地闯进文坛，然后如流星一般消失。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却继续对他冷嘲热讽，罗织的第一个罪名理所当然的是“偏激”。这把利刃杀人不见血，表面上看是前辈对后辈的关心和爱护，实际上是以一种僵死的思维来克隆生机勃勃的思维。幼儿园老师要活泼顽皮的孩子不得乱说乱动，手要背在背后，脸要擦干净；文坛长老们同样告诫年轻人，不要乱想乱写，要像我们这样三思而后说，否则后果自负！说不痛不痒的话语，写四平八稳的文章，养温驯可爱的小猫，种不鲜不艳的小花，保安乐祥和的长寿，乃是人间正道。
然而，在我看来，个性、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与人的年龄不仅不成正比，反而成反比。偏激是杂文的精髓，在我的心目中，专门用来形容青年人的“偏激”却是一个褒义词。“世故”的鲁迅，有一颗青年的心，他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偏激的。钱理群、王得后两先生在编《鲁迅杂文全编》一书时，曾用否定性、攻击性、偏激性、隐蔽性来概括鲁迅杂文的特色，而论述偏激性的笔墨最多。鲁迅说过：“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存在于偏颇之中，是真理惟一的存在形式。鲁迅杂文中有许多全称否定，如“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儒”、“道教”、“老年”、“导师”等。用学者们的学术眼光来看，这些判断大都是靠不住的。但鲁迅不考虑结论的“永恒价值”，而追求“迎头一击”的杀伤力。正如只有霹雳闪电能划破黑漆漆的夜空，也只有偏激的文章才能打破文明的酱缸，救出在酱缸中挣扎的孩子。鲁迅斥责中国的“中庸”之徒及其攻击偏激时，说：“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他在《华盖集》的《小引》中还说：“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奥义和人生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
“写下来”的结局是引发一场接一场的笔战。在一个“面子”王国，“面子”的价值远远高于真理。鲁迅的杂文对事不对人，而且不像《红楼梦》苦心设置“贾雨村言”（假雨村言），往往直接点名，即使是他尊重的老校长蔡元培、授业的恩师章太炎、好朋友刘半农、北大同事胡适，有他所不认同的地方，他也“不为尊者讳”地直接点名批评。于是，他人撰文攻击他时常有“人格阴毒”、“思想偏激”之语。今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开始“反思”鲁迅的“不宽容”。先生真的“不宽容”吗？谁又宽容过鲁迅呢？
生活在这样的国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偏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思考方式和言说方式。偏激是一条九曲回肠的山路，一般人是没有胆量去走的。“要辩证地看问题，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风霜染白两鬓的老人们常说这句话。我却想，道路固然曲折，前途却未必光明。鲁迅曾告诉他心爱的学生；“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确偏向这做绝望的抗战，所以有许多偏激的声音。”我一向觉得，猫头鹰及乌鸦的叫声比夜莺的歌唱更动听。星斗一串一串地坠落，我甘做被大多数人厌恶的猫头鹰或乌鸦，在那天边的黑夜里，发出嘶哑的声音。
第二辑·反叛之后
孤独的蔡元培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半身的铜像屹立在青松之间。
这里是北大的一方净土。他守护着这方净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视着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励着这群老师，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独的身影，在历史发黄的书页里，拖得很长很长。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后，北大的校长走马灯似地轮转了多少人，个个是英才俊杰，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长，也只有蔡元培校长。正如编辑《追忆蔡元培》一书的北大学子郑勇所说：“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土，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和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为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不减风神依旧，因为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寻味的是，北大校庆期间，几乎所有的纪念蔡元培的活动都由民间发起：北大纽约校友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蔡元培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馆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有北大毕业生创办的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举办蔡元培专题讲座……而最隆重的则是北大师生自编自演的话剧《蔡元培》。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的活动。由几位退休的老教授发起，无数的同学汇聚起来。从一年以前他们就开始了艰辛的奔波，几经周折，终于上演了。最后一场表演，由于种种原因，礼堂的灯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来演出就此终止，但是同学们还是坚持着演完了最后一场。那一场是演得所有演出中最成功的一场。而话剧中有一幕打动的无数人的心弦，那一幕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在那最艰难的时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独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语说道：“谁又理解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