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
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
胡河清：满天风雨下西楼
有些人通过指出太阳的存在来拒绝苦恼，而他则通过指出苦恼的存在来拒绝太阳。
——卡夫卡
胡河清走了。他选择了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选择了一种毫不妥协的方式，从他居住的那幢有上百年历史的公寓的窗口跳出，在地上画出一个丰硕的红点。在这个每天都有无数人死去的大都会，即使是这样不寻常的死法也寻常得无人关心。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胡河清最喜欢的一首唐诗。没想到最后诗意盎然的七个字，竟成了他最后时刻的写照。作为一个文人，胡河清终于获得了纯粹的自由。在跳下去的一瞬间，他释放的全然是个体生命本身所拥有的能量。
胡河清，祖籍安徽绩溪，一九六零年生于西部黄河之滨。少年时代，他就已过早地挑起了家庭中几乎所有的生计，当时穿的衣服在班上是最为褴褛狼狈的。“我常常在风雪交加的夜晚骑自行车路过咆哮的黄河，远处是黑黝黝的万重寸草不长的黄土高山，归路则是我的已经感情分裂缺乏温暖的家庭。”这样的情境，即使在胡河清进入熙熙攘攘的大上海之后也难以忘怀，这样的情景，也铸就了他敏感孤独的心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从硕士到博士，他的生命仿佛是一条平缓的直线。不幸的是，这个敏感而固执的青年迷恋上了文学——也许所有敏感而固执的青年都会选择文学，文学是与这样的青年如影随形的撒旦。然而，文学不仅没有成为胡河清风平浪静的避难所，反而倍加了他的敏感与固执。
“文学对我来说，就像一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胡河清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火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残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房里里，如寂寞的守灵人，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胡河清像是从《史记》中走出来的人，从《世说新语》中走出来的人，从《聊斋志异》中走出来的人，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现实生活，转身而对一片无邪的天空。在人心叵测、尔虞我诈的社群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对于不喜欢的人，他毫不掩饰地白眼相向；对于朋友和学生，他全抛一片真心，以致有的毕业的学生从千里之外赶到他的灵前泣不成声。他自己扛着一道黑暗的闸门，在暴风雨中，以光裸的头顶去承受光电霹雳。一般的人只有接受既成现实的漠然和漠然背后信仰的空缺。在残忍与非正义的深渊中，胡河清为了生存下去作了许许多多的尝试。从笔下一叠又一叠的文稿到单身远游时神采飞扬的照片，从洋溢着生命激情的西方绘画到窗前那盆青翠的绿色植物，从一群比他更年轻的学生到一卷汇集了东方最高智慧的佛经，然而，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失败了。他无法降低生存的标准，他的血液中缺少苟活的因子，他发现周围的环境比狂人的时代还要冷酷和丑恶。生命的尊严与骄傲就这样轻易地被平庸所摧毁么?胡河清奏出最后一个变徵之音后，生命之弦就此断裂。
在评论集《灵地的缅想》的序文里，胡河清绘声绘色地谈起自己的梦：“我梦到自己骑上了一头漂亮的雪豹，在藏地的崇山峻岭中飞驰。一个柔和而庄严的声音在我耳朵边悄悄响起，‘看!且看!’我听到召唤，将头一抬，只见前面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幻化出了一轮七彩莲花形状的宝座。可惜那光太强大，太绚美，使我终于没有来得及看清宝座上还有别的。”神缺席了，可神谕还萦绕在胡河清的耳边。神不过是一个影像，在这个影像中胡河清看到了画在永恒的墙壁上的自己。齐克果说过：“人们对待生活就像小学生对待他们的作业，他们懒得自己运算，总想抄袭算术课本里的答案哄过老师了事。”胡河清是一个罕见的坚决自己运算的人。经过自己的运算，他发现外部的时钟与内部的时钟走得并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地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嘀嘀嗒嗒的，没有安静下来的可能，每一秒钟都在奋力向前冲。既不能睡着，也不能醒着，再也不能忍受生活的连续性了。于是，自己的影像崩溃了，只剩下雪山和阳光，只剩下乞力马扎罗山上死去的豹，寂寞的曙光，一片平静。
胡河清生前最得意的一篇文章是《钱钟书论》。在“钱学”成为显学的九十年代，胡河清的这篇文章据说是惟一受钱钟书先生激赏的评论。知音固然是知音，但在生命的内蕴与价值的取向上，胡河清与钱钟书迥然不同。相反，他更接近于王国维。钱钟书的生命状态是做学问的，故能“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临乱世而继绝学；胡河清的生命状态是任性情的，故能如破冰之日的黄河，汪洋肆虐地奔腾而下，遂成绝响。与钱钟书那蜗角兔毛中亦能见乾坤的智慧相比，我更欣赏胡河清心灵经纬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力度。
胡河清曾谈到“苦求兵士向尘寰”的王国维：“他集诗人哲学家的痴气于一身，竟把柏拉图那冰清玉洁的理想国当作了人生的题中应有义，则哪能不失望?哪会不叹息?……王氏对人生持论过高，故有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叹息，终于自沉以没，走了‘空扫万象，敛归一律’的绝路”。这里，又出现了“独上高楼”的意象。表面上是在说王国维，何尝又不是胡河清的自况!高楼上两个凄苦得令人揪心的身影合二为一了。胡河清到底没有像钱钟书那样“将人生的丑恶、缺憾转化为审美形象的特殊本领”。他最后奋然一跃，终于消灭了命运巨大的阴影。
卡夫卡早就说过：“你可以逃避这世纪的苦难，你完全有这么做的自由，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许正是这种回避是你可以避免的惟一的苦难。”胡河清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满天风雨下西楼”，这一下“下”字，超越了鲁迅《过客》中那位赤着脚在荆棘地上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的过客，而几乎再现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布恩迪亚家族中最后一个人将家族的历史翻到最后一页的苍茫景象。胡河清的好友李 把胡河清的最后一跃称作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共工篇”，他如此沉痛的写道：“我不知道胡河清以后是什么样的时代……但是，如果可以把王国维自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圆明园的废墟并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之三大景观的话，那么胡河清则以共工的形象为之提供了第四个景观。”
大上海千百座的高楼拔地而起。今世之后，还有来世，离我们而去的胡河清，向我们标识的另一番景象。
他终将被遗忘。他已经被遗忘。对此，我们不必悲哀。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当平等的路途汇聚在一起时，那么整个世界在一段时间看起来就像是家乡一样。我们的使命是在世界中展示一个岛，也许是一个榜样，一个象征，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降临。
第二辑·反叛之后
向死而生(3)
张爱玲：执子之手，死生契阔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别离，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
——张爱玲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洛杉矶警署的探员古斯曼打开大学区一所公寓的大门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他以前无法设想的凄艳的图画：一位体态瘦小，身着赭红色旗袍的华裔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一张相当精美的地毯上。桌子上，有一叠铺开的稿子，有一支未合上的笔。古斯曼更想不到，这个华裔老太太就是风靡华文世界的杰出女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不然，她为什么留下将骨灰撒到任何一处旷野中去的遗言?家已经回不去了，能够回去的，已然不是家。旧日的老友殷切地邀她回上海，她固执地拒绝了，如果回去的话，上海还能是“上海”么?她要完成的，是对自我彻彻底底的放逐。在一群群柏克莱学子健步如飞、意气轩昂的身影之间，她不紧不慢地走着，放逐是保持心灵不碎的惟一选择。
“相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然而，张爱玲还是在《流言》这本小说集的扉页放进了一张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一袭古式齐膝的夹袄，超低的宽身大袖，水红的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展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袖，罩在旗袍外面。五十年后，那张照片随同书页一起泛黄，光阴是不能用日晷测量的。五十年后，张爱玲偏偏又翻出些珍藏的照片，一张照片一段注释的文字，于是《对照记》成了她的绝笔。
“对照”语带双关，既喻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对照，又喻作者面对照片时的心情。“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到尽头，满目荒凉。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衰弦，急景凋年已经遥遥在望。”三言两语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值得珍藏的生命，就只有这么些么?在对照片的否定与肯定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凡女子的无奈，一个不平凡的女子的反讽。她微笑着、微笑着，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滴到稿子上。无法不爱，也无法不恨，爱与恨在时光的流转中反而更加刻骨铭心了。记忆如同螺旋状的楼梯，迂回往复，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个方向中迷失，没有人知道自己会在哪一级阶梯上永远地停下。
陈思和在《乱世才女的心境》中写道：“她在社会里永远是个异物，拙于应对，拙于周旋，有人向她亮出各种武器——友谊、爱情、名利、灾难、利用、威胁、冷漠、赞美……她一概接受，无力拒绝。也许这些对她来说都只是一抹晚霞稍瞬即逝，惟一真实的是连她也没有过的前世的记忆。”爷爷是清朝的翰林张佩纶，满腹经纶却只会纸上谈兵，马尾海战顶着铜盆逃命；奶奶是李鸿章的掌上明珠，美女兼才女，可惜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在张爱玲诞生的时候，她的大家庭的故事已经像《红楼梦》一样演到了最后一回。嗜烟如命的父亲，新派摩登的母亲，崩解的家庭，四角的院子，演绎成张爱玲笔下变幻多端的人物与场景。她十几岁时的文字，就比一些三四十岁的作家来得老到。她把浮沉分合的家国经验，以最华丽的文字表达出来，不惜用强烈对比的颜色来表达挫败的感受。要冷艳就冷艳到底，绝望的时代，倘不是绝望的文字又怎能相配?如果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倾城之恋》里的流苏：“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那么张爱玲的命运与流苏一样，上海的陷落成就了她。兵荒马乱的天地之间，这个年轻女子缓缓地伸出手去，握住的那种感觉就叫作“苍凉”。
苍凉是一种感觉，苍凉是虚无边缘仅有的一点充实。
张爱玲客死异乡使《传奇》最终完成。她在冷寂中死去，与一举成名、春风得意的几年光阴相比，漫长的是青丝化白发的寂寞生涯。在她居住的公寓里，邻居只知道她是个寡言少语、孤身一人的中国老太太，没有人知道她就是被夏志清教授称赞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惟一能与鲁迅并列”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她与外界的联系极少，当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红遍海内外时，她依然不动声色，仿佛那根本就与自己无关。我们很难体味张爱玲晚年的心境——是黯淡还是闲适?是悲怆还荒远?我们只能重新咀嚼张爱玲笔下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时代负荷者。
如果说苍凉是女人脸上雪白的粉底，那么日常生活里一丁点平庸的快乐则是脸颊飞起的一抹红晕。张爱玲没有被绝望所吞噬，她停留在街间热热闹闹的碰碰戏旁边，一听便不想走了。俗么?是俗，正如她的名字。实际上，极端痛苦与极端觉悟的人终究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一下子大彻大悟。她既善于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悲剧感；既是名门之后，又自称小市民。不尴尬之中，张爱玲就这么走过来了，人也就这么活过来了。“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然而，我还是在最喜欢的小说《倾城之恋》里发现了张爱玲的秘密。当我反复阅读“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四句引自《诗经》的句子时，眼前突然有萤火虫一闪。在这一闪中，我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如此!可怜的女子，无论是江南才子胡兰成还是第二任美国丈夫赖雅，都没能“执子之手，死生契阔”，你假装无比蔑视的，正是你内心深处无比渴望的啊!
张爱玲撒手而去，带走的只有“苍凉”。从此，“苍凉”将是一个我们挪不动的形容词；从此，都市里的“爱情”该找另一个名词来代替，我们都配不上这两个字。
“每一只蝴蝶都是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的前身”，张爱玲自己究竟是不是这样一只不死的蝴蝶?
第二辑·反叛之后
新《子不语》
一
五月初，在三角地海报栏看到一则时事社的启事，内容是说原来拟办的“时事论坛”，根据学校党委、团委、学工部(大概还有其他一系列机构，我记不清了)的指示，因为论题和时间的原因，只能予以取消，希望同学们原谅云云。那是一张蓝色的不起眼的广告纸，在周围大红大绿的广告中如汪洋中的一条船。但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那个书写启事的同学颤抖的手臂如在目前。
前一张启事公布了一批论题，我那时匆匆扫过一遍，无非是国营企业改革、民工潮之类的老掉牙的话题。没有涉及什么“禁区”，甚至没有到达“禁区”的边缘，全是“但说无妨”的话题，反正当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兴趣。
但第二张启事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捷克作家史明克在九十年代初写了一篇《恢复自由》的著名社论。他在回顾五六十年代捷克人生存状态时这样写道：“我失去自由的时候年仅二十岁左右。那时候还没有等我自己醒悟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我便已经没有自由了。人家在一点儿一点儿把你自由翅膀上的毛拔掉，你却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你想飞已飞不起来了。过去我倒是常提醒自己。失去自由是很容易的，但是再得到就很难了。”同我一起看海报的，是兴高采烈的同学们。我想起史明克的这段话，觉得我的同学们的笑容太夸张了。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言论自由是一种“先在”。言论自由甚至不在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理念的范畴内，因为言论自由是无须用法律去保护的、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否人应该有言论的自由，不必进行任何论证。我所理解的现代社会的“自由”有三个层次：一、把人的潜能，即一个人的智力和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自由；二、信仰的自由及不信仰的自由，用自己所选择的形式来表达对老弱妇孺和青壮年一切人的爱的自由；三、动员社会各界、诱导人们的社会本性，去谋求民间团体、政界、企业组织、婚姻和家庭等不同范畴的人类共同福祉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以上三大自由的基石。
在离广告栏五步之遥的地方，是一排玻璃橱窗。橱窗内是一组组专题宣传照片，有一组是“纪念李大钊烈士遇害七十周年”。照片上一大群师生在李大钊铜像前献花圈、默哀、鞠躬。那张启事跟这组照片相映成趣。李大钊先生因何而死?恐怕没有几个人去想。人们只知道，他是被张作霖所杀害的。张作霖为什么杀这位大学教授呢?李大钊又不跟他争督军、司令当。原因只有一个：李大钊追求自由。记得李大钊说过：“禁止思想自由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它们，超越它们。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效果，你要禁止它，它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它、制抑它、绝灭它、摧残它，它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
谁有资格“纪念”李大钊先生?既然“莫谈国事”，我便冒着“腹诽”的危险思想吧。
二
在图书馆上自习的时候，对面有个学生扔张纸条到我面前，便匆匆而去。我一看，写满了不堪入目的辱骂的话，原来他看见我桌上的包和他丢失的“十分相似”、“甚至书包上的小洞也知道是怎么来的。”因此他便认定我是窃贼，是“露出尾巴的王八蛋”；因此他就与这张条来痛骂我，谴责我。
这是一场误会，它深深地伤害了我。被误作盗贼倒还在其次，它背后有更可怕的东西。由此我想到了很多：一是北大确实有那么多的盗贼。我理解那个“愤怒者”的心情，因为我也丢过好几次包和书，那种痛苦仅次于失恋。二是这名“怀疑者”实在太愚昧了。我很难想象他在北大里念书，他居然不懂得什么叫“科学”，不分青红皂白就大骂出“手”——在纸上写肮脏的字句，然后仓皇而逃，显然非英雄行径。他既然认定我的包是他的包，他为什么不敢对质呢?三是法制观念的薄弱。“一口咬定”是国人最擅长玩的把戏，中国之冤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在“人”的上面，没有“法”的存在，我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法律怎么认为与我无关。中国人最喜欢干的职业便是法官了——无法可依的法官。四是猜忌席卷了校园。人人皆为鲁迅，“不惮以最大的恶意估量世人”。这座校园里的信任、爱与关怀早已荡然无存，仅仅是写在宣传标语上。他人即我之地狱，那么我不也是他人之地狱吗?
有个叫杨树达的学生跑到鲁迅那里撒野，鲁迅写了篇文章痛斥之。后来得知杨君是精神病患者，先生又撰文表示歉意。那个“袭击”我的学生显然不是精神病病人，对于这种心灵扭曲的、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里的家伙，我绝不宽恕，我诅咒他下地狱。并不仅仅因为他侮辱了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上流露出的可怕的“暴民”精神，以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态砍砍杀杀。
轻信、独断、固执源于愚昧。北大有无数这样愚昧的家伙，这是北大的悲哀。有朋友说，北大应该担当启蒙的历史使命；但我说：北大自身尚是一处蒙昧之地，自己尚需启蒙，如何能启他人之蒙?像那个轻信、独断而固执的家伙，他能去参加启蒙?北大居然培养出这样的玩意来，北大还能不反省吗?
我想，我的一生怕是要献给与愚昧的斗争了。王小波先生是九十年代难得的一个向蒙昧主义开战的文化人，他的猝逝与其说是疾病导致的，不如说是无边的愚昧淹没了他。“愚昧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力，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然而，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的愚昧，并以之为痛苦呢?那个可怜的丢失了书包的家伙，心里恐怕溢满了报复后的快感与幸福。而报复的对象是谁，对他来说已然不重要了。
在平静的校园里，遇到怪事的机会不多。很不幸，我遇上了被当作窃贼的命运。很幸运，这件事让我作了这么多的思考。
三
有一段时间，三角地和几个食堂前的广告栏上都贴着一张内容相同启事，它的内容传播在好奇心极强的学生们的口耳之间。
内容大致如下：“我是一个北大学生，某日在食堂遇见一名女孩，声称她是日本驻华大使的女儿，在北大留学，忘带了饭卡，需要借我的一用，只用五块钱，并让我留上地址，半个小时后来归还，我轻信了她，把饭卡借给她，结果从此杳无音讯。饭卡上还有数百元，这样一来连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女学生是个女骗子。北大里已经有十多人受了她的骗，痛定思痛，为了避免更多的同学上当受骗，特意撰写警告，望大家引起警惕。”后面还有关于女骗子相貌的一番具体而微的描述。
我对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兴趣，但对女骗子的手段很有兴趣，她的定位巧妙绝伦：日本大使的女儿。启事上说，该女相貌平平，显然难用“美人计”迷人，于是她便自我加冕，一旦成为“日本大使之女”，顿时身价百倍，畅通无阻。
我一点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个女骗子精通心理学。她准确地把握住了国人的脉博：国人对日本艳羡不已，对日货更是五体投地。南京大屠杀的灾难忘掉吧，战争赔款也一笔勾销，我们还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大使的女儿”谁不肃然起敬?谁还会想到“日本大使的女儿”是骗子?阿Q们总是对有钱人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怕”。
不恨日本人，这是当代中国人的耻辱。当以色列特工千里万里之外追捕昔日的纳粹余党的时候，中国人却嬉皮笑脸地向日本讨贷款。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看作天朝国民，把日本人看作倭人，但血就是血，债就是债。这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日本罕有的一位有良知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写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考证出杀害郁达夫的凶手是日本宪兵队的军官，这头禽兽是剑道高手，七十岁了还身体硬朗，那双扼死郁达夫的手保养得很好。战后他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也没有感到心灵的内疚，舒舒服服地活了半个世纪。
在日本，这样的畜生有几千、几万、几十万?
“日本大使的女儿”可以在北大骗十多名学生，这对北大本身就是极大的讽刺。北大之为北大，乃是有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的契机是反对日本占我青岛。那些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的前辈们，知道他们的校友们一听到“日本大使的女儿”便像阿Q一样膝盖发软，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八百壮士的上海、血染征袍的上海，如今成了向日本输出廉价妓女的基地，这个“玩笑”，即使是昆德拉也承受不起啊!
日本凶焰高张，又图谋我钓鱼岛。北大只有几个学生站出来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后来便没有下文了。大部分人还是日本的“热爱者”，“有关部门”更是同别里科夫一样含叨着“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于是，一切作鸟兽散，连征集签名也成了空谷回音。
一个假的“日本大使的女儿”就能狐假虎威，那么真的“日本大使的女儿”驾临我校呢?我看过太多的良民们举着小旗子欢迎的镜头了。
第二辑·反叛之后
反叛之后
一九九六年冬天，美国人再次选择克林顿当他们的总统。刚刚度过五十岁生日的克林顿听到当选的消息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位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的领袖，对于总统的宝座似乎心安理得。殊不知，二十八年以前，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反叛者”，最憎恶的恰恰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那个人——因为总统代表着不合理的现存制度，代表着金元和黑幕，代表着谎言和暴行。
六十年代，是反叛者的时代。在中国，数千万的红卫兵在串联的路上，社会是一口被他们掀翻的锅。在美国，“愤怒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凯鲁阿克写下了他最著名的的小说《在路上》。是的，整整一代美国人都在路上：民主、反战、性和毒品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浩浩荡荡地向华盛顿进军，白宫和国会山庄成为人潮中的孤岛。一九六八年是“反叛者之年”。那一年，美军在越南兵败如山倒；那一年，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相继遇刺；那一年，宁静的美国大学忽然成为风暴的中心，二十二岁的克林顿在大学的广场上向示威的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说，发誓要同反动的政府绝裂。全副武装的军警正准备开进大学的校门。
他们堪称反叛的一代，一夜之间，他们就撕去了资产阶级二百年温情脉脉的面纱。反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嬉皮士运动……一切反叛的基因和资源都被纠结在一起。这对上一代人来说，确实“难以置信”——这是美国吗?
二十八年之后，反叛者们仍然在路上，克林顿横穿美国，为竞选风尘仆仆地奔波，不过他已从体制外走到体制内，激情犹在，反叛却荡然无存。克林顿的同龄人们，也都回到原来的轨道上，随着潮起潮落，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脊梁——从政界要人到商界大亨，从学术精英到文化大腕，各个重要领域都被这群曾经愤怒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垄断。
反叛，成为回忆中的光荣和自豪。反叛之后，必然是对“反叛”长久的反叛。当现存秩序向反叛者们敞开母亲温暖的胸膛的时候，反叛者们灵魂深处的游子情绪扩散开来。于是，他们走下神的祭坛，走向人的真实与卑微。加缪认为，反叛的人是处于神圣之前或之后的人，他专心于求索一种人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切答案都具有人性。反叛者会发现一切，或一无所有。反叛问题的现实性仅仅在于整个社会今天愿同神圣保持距离。“反叛是人的基本范畴之一”，这位哲学家的死亡方式证明了他对自己的这一命题的捍卫——加缪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正当盛年的哲学家来不及创造更多的思想，便与汽车——二十世纪技术发明最辉煌的象征之一——一起在高速公路上同归于尽。
我几乎不相信克林顿这个满脸漂浮着伪善伪真的笑容的家伙，当年曾是勇敢的反叛者。他反叛酗酒的继父，反叛去越南送死的命运，反叛厚厚的教科书，也反叛这个最富足也最强大的国度。这种反叛是对纯洁的怀念，是向生存发出的呼唤。怀念是忧伤的，呼唤是痛切的。而青年的克林顿是愤怒的。愤怒这种情绪属于青年，中年人是很难愤怒的。谁见过中年克林顿的愤怒——在俄城大爆炸发生的时候?在痛斥萨达姆的时候?在遭到多尔攻击的时候?这些都仅仅是愤怒的“表情”，离心灵的愤怒已经很远了。愤怒的表情只是为了表演，愤怒心灵却是为了信仰。
反叛之后的平静，是老人们早已料到的，而新的一代青年却难以忍受。我想，当中老年人为克林顿的五十岁生日祝福时，也有青年人投之以鄙夷的目光。加缪说过：“在等待成功的同时，人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前赴后继进行的反叛的总和”。那么，反叛是否并无前后，而为一条生生不息的，不知何所来，也不知何所往的河流?反叛是一种难于用价值标准界定的姿态，因为人们对丑恶和非正义的判断是迥异的。对于反叛者而言，惟有相反的观点才是真实的，这恰恰是反叛的“阿喀琉斯之踵”——反叛自身就在这里遭到了屈辱的颠覆。
我所处的是一个“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时代，这个时代里一切反叛都纳入哈哈镜里，被扭曲变形。这个反叛之后只剩下精神废墟的时代，连几朵萧索的野百合花都见不到。这个时代的反叛者，已堕落为抢劫银行金库的亡命徒和纵欲过度的艾滋病患者。假如一个时代有令后人怀念的东西，必然是它的反叛者及其反叛的行动；但是，今天我所处的时代，反叛却头一次缺席。在一地飞舞的鸡毛里，思想如同一把锈迹斑斑的，什么也砍不动的刀。
我们越来越心平气和，愤怒则成了一种危险的情绪。看到电视屏幕上演技高超的克林顿们，终于明白：这也许是反叛者的必然宿命，谁能抗拒成功的诱感力呢?即使是一名真诚的反叛者。反叛之后，回眸之时，这才知道，能发生的都已发生，不能发生的永远不能发生。当初的想法，实在有些幼稚可笑。
第二辑·反叛之后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二百五十九票对二百一十四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向牛津捐款三百四十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过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了?然而，牛津人自有牛津人的想法。牛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工商教育无非是讲授如何在六个月内赚取五十万美元。所以，校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迷惑不解，新闻界也有指责牛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则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决不作半点退让。现在，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置了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近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于门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为重要。这里产生过星光灿烂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托马斯·摩尔在这里写《乌托邦》、亚当·斯密在这里写《国富论》、艾略特在这里写《荒原》、汤因比在这里写《历史研究》……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的人才而存在”。
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学”含义。“大学”的目的是人格，而不是人力。它是一种通才教育。令人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价值，使青少年过求学求仁的生活，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使人人获得机会参与讨论其本国以及世界的共同福利。它使人类消除成见，并奠定理智的基础。这样的大学，方成其为“大”学，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校长真正理解了大学之“大”，他发展了前校长严复的思想，“大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进一步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事机关”。
令人遗憾的是，八十多年后，教育界仿佛有人懂得什么叫“大学”了。北京大学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如是说：“北大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照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北大那些并没有多少优势和底蕴的实用学科红红火火，而真正的根柢——基础学科却江河日下，文史哲、数理化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状况，教育官员们居然还拍手称快，其短视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与牛津大学的“牛筋”脾气相比，北大的“俯就”姿态多少有点不堪入目。
美国加州的教育部门制定了这样的人才计划：要求中学毕业中，列在前面八分之一的学生，要培养成真正的专家和研究人才，所以这八之一的人可以进入加州大学；从八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的学生，则进入加州州立大学，成为一般的律师、医生等脑力劳动者；最后，三分之一以下的学生就进入加州机械学院这类的学校，成为机械工、电工等技术人士。州政府在分配教育经费时，综合性大学比专业学院高出十倍，加上私人基金，两者相差超过二十倍。
然而，我们教育界有的人却糊涂到了连“大学”与“学院”都分不清的地步。一时间，“邮电大学”、“建工大学”、“体育大学”、“化工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匆匆忙忙地摘掉“学院”的旧帽子。虽然有了新帽子，它却显得不伦不类：不具备学科的“广谱性”、没有雄厚的基础学科的设置，也算是“大学”?与其名不副实，不如实至名归。
牛津的执拗背后，是对现代教育出现的偏差的纠正和反思。今天的教育朝着制造技术人员的特定目标前进。结果，教育趋向功利义务，教育所产生的“智识分子”逐渐沦为技术团体惟命是从的工具。教育家艾禾指出：“教育不复是启迪人类智慧，揭开人心茅塞的伟业。它不再引人入胜。它的结果也不难预测：教育只是附和依从的例行课业，教人在工艺世界中当学徒，学习精巧的设计而已。”丧失了锐气的北大，正在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大步迈进。
牛津大学拒绝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某种世俗化的思想和理念。牛津的学生可以由贵族向平民转化，但牛津的精神绝不放弃“贵族化”的精髓。它为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贡献的，不是熟练的技术工人、精明能干的老板、长袖善舞的政客，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大师。这才是牛津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岂是金钱所能买到的?牛津人最可贵的是有牛脾气，因而能够坚守受到攻击的传统；北大人却学会了舍弃本就不多的传统，自以为能轻装上阵，殊不知最可怕的不是“重荷”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柳湘莲曾经说过，贾府里除了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干净，再没有别的干净东西了。我则发现，今日，北大除了门前一对石狮子沉重，再没有别的沉重的东西了。作为一名正随着大潮变得越来越卑琐的北大人，我只能对像“老牛筋”一样的牛津大学表示深深的敬意。最后，我想起了杜威的一段名言：“在今日，一种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会将任何程度的职业训练，与社会、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隔离，因为各种高尚的职业，倘若管理完善，必须在具有社会、道德与科学意义的环境中从事活动。”
“铁哥们”蒙博托？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九日的《环球时报》上，有一则短评《蒙博托不全坏》。作者郭天禄，从行文中看，大概是从事对外工作的人员。在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孤家寡人客死异乡之际，在世界传媒纷纷指责这个残暴贪婪的独裁者之际，郭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发出别样的声音：“蒙博托不全坏！”我一向对观点新颖的文章有兴趣，便仔细读了下去。
文章一开始，作者便亮出了他的基本观点：“评价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物仅仅依靠经济有无成就和腐败严重与否为标准，难免失之偏颇。”此观点多少值得商榷：固然，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不一定能将经济杠杆操纵得游刃有余，但是弄到他的人民连粥也没得喝，便多少有些问题了。我看过画报上扎伊尔儿童的照片：从照片上看，看不出孩子的具体年龄，他赤裸着上身，下身裹着一小块破布。他已瘦得不成“人”形，胳膊腿细的一碰就像会断开似的，肚子却出奇地大。他的眼睛鼓着，像青蛙，发出惨白惨白的光，如锋利的刀刃的光芒。牙齿白白的，裂在嘴唇外，也发着光，像老虎或狼的牙齿。他的脸上谈不上是什么表情，欢乐或悲伤，他已经被饥饿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本性。我尤其忘不了那双眼睛，白而硬的眼光。它令我整天都咽不下饭。我想，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定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张照片是他来这个悲惨的人世间走一遭的惟一的物证。他那垂死的眼光，对这个世界是茫然的。
一想到那个孩子，那千千万万的孩子、妇女和老人，我对蒙博托就不能不恨之入骨。他当政数十年，吞并国家财产四十亿美元。他疯狂掠夺黑非洲大地上一切能够换钱的东西，他在宪法里堂堂皇皇地写入这样的条款：“国家元首有权自由地处理国家的财富。”蒙博托在欧洲各国拥有第一流的别墅，令欧洲的君主和富豪都自愧不如。他灭绝人性地夺走死者手中最后一粒麦子，他像吸血虫似地吸尽他的子民的所有鲜血。
这一切，郭天禄先生是熟视无睹的。他壮怀激烈的写道：“蒙博托敢于对抗外部势力的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甚至带头上街游行显示非洲人不屈的勇气，他的权杖和豹皮成为扎伊尔统一的象征。”我不知道蒙博托是怎样“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我只知道他乞讨于美、法两国之间，大搞平衡术，滚滚外援全落入他那比盘丝洞还深的口袋。蒙博托口是心非，表面上以民族英雄自居，骨子里不过是西方列强在扎伊尔的代理人罢了，横征暴敛、屠杀异端，搞得人神共愤，连外国主子也把他像臭狗屎一样扔掉了。郭先生却傻乎乎地认为蒙博托与我们的“伟大领袖”一样强悍勇决。他的权杖真是扎伊尔统一的象征吗？义军领袖卡尔比说：“蒙博托的权杖带来的是死亡和罪恶。”当兵临城下的时候，独裁者黯然伤神，登机逃离，枪声已传到他的身边，而向他开枪的全是他昔日忠心耿耿的手下。蒙博托自己悻悻然地说：“我的最后一个士兵也在反对我。”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还有一个知音郭先生。郭先生可以充当他最后的一个保镖呢。
在人类历史上，某些人的的确确是十恶不赦的人民公敌，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波尔布特、萨达姆等人。蒙博托凭他的“业绩”足以荣登这本花名册。盛产钻石、黄金和石油的扎伊尔，在他的蹂躏下变得饿殍遍地、血流成河。这样的家伙，五马分尸都不为过分，仅仅是传媒作一些指责，郭天禄先生便路见不平，出来指责“偏颇”。那么郭先生所谓的“公正”又是怎么样的呢？我担心自诩“公正”的郭先生会被千百万的冤魂缠上、夜夜从恶梦中惊醒。
最后一段道出作者为蒙博托辩护的原委。他洋洋洒洒地写道，“在对华关系上，蒙博托表现出罕见的政治家气魄，多次访华，从不狮子大开口要援助。他敢于在中国遇到困难时讲公道话，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原来如此！仅仅因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蒙博托就是好人、就是“有气魄”的政治家了？他没有“狮子大开口要援助”，因为我们给他的援助比他想象中的要多。作者举了个形象的例子说：“八十年代初，西安杂技团访问扎伊尔，对方说接待有困难。蒙博托大怒，提出总统亲自接待。”我记得老邱吉尔说过，国际关系中，没有真心实意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作者再三强调说：“中华民族有句古训‘不能忘记朋友’。”我想反问一句：蒙博托能算朋友吗？与这样的独裁者做朋友，我们岂不成了“狼狈为奸”？假如我们不扔几根多肉多汁的骨头给他，他还会热爱中国吗？他会不收台湾的钱吗？（他没有要台湾的钱仅仅是因为我们给的数目比台湾多。）即使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们难道因此就应当帮“铁哥们”遮住斑斑劣迹吗？对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最坏的标准便是根据亲疏判定善恶。说到底，这样的思路还是中国封建时代“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最愚昧落后的观念。“义”字当头，为了这种当头的“小义”，甚至不顾“大义”。用这样的观念来锲入现代社会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有一双理性的眼睛来看待自己与看待世界。一会儿气势汹汹地说“不”，一会儿温柔如水地说“是”，不作冷静的思考。不作全面的观照，凭情感好恶出发，得出的大多是谬之千里的结论。郭先生拼命地为“我的朋友”蒙博托辩护，却将扎伊尔人民对这位“伟大的领袖”的评价束之高阁。我想，假如郭先生是一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扎伊尔的老百姓，他的立场能如此“公允”吗？
欧洲各国冻结了蒙博托的财产，准备分批归还扎伊尔新政府。我为之拍手叫好。“公允”的郭先生，大概又要怒斥欧洲各国“落井下石”了吧？
我若有下石的机会，我也会下石的——痛打落水的豺狼！
第二辑·反叛之后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一九九七年第四十五期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报道了一桩极端丑恶的事件：文莱苏丹的宫廷从事国际性的色情活动，多名受害女性已提出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