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对待作品的态度。季先生把西方规定为“分析”，便认定西方文论家都像外科大夫一样，冷静地拿着解析刀，对作品进行严谨科学的解剖。但是，倘若读几本西方文论巨著，我便发现全不是那回事。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以及歌德的谈话录等，都把文学及文学家看作一个浑然天成的独特世界，具有相当高明的整体观照的眼光。西方的现代当代文论，更是吸收了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最新成果，成为一门“综合学科”。相反，中国的小说评点，反倒更像季先生所说的“分析”——对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的品评，鉴赏和体味，有时到了入迷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吗?
文化问题、思维方式问题，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若硬要用一两个词概括东西文化的差异，那么必然带来谬误与偏差。这种极为危险的做法，稍有头脑的学人都“远观而不亵玩焉。”倘在两种文明接触之初，作如此简单、明了、青菜豆腐一目了然的区分，倒还情有可原，因为对自我和他者都未能充分认识，只好匆匆抓住一些浮在表面的东西。但是，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已经近两个世纪的今天，季老还作这样的区分，就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了——我以为只有初中学生才会这样思考。看来，老人的思路确乎“返老还童”，回到童年时代去了。
此“混沌”与彼“混沌”
季先生从“混沌学”中为自己找到了立论的支撑点。本世纪以来，混沌学和模糊学在西方成为显学，这似乎足以证明东方早已领先于西方，因为中国早就有了混沌学。季文援引了《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条目，如形容嵇康的几句名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样描述一个的容貌气质，比起西方作家不遗余力地从头发写到鞋子来，不是混沌又是什么呢?
因此，季先生理直气壮地得出如下结论：“我认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是西方向东方靠拢的征兆。这种征兆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沿科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我最害怕的是那些宣布真理在握的老人，把玻璃珠当珍珠，还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季先生的这段豪言壮语，比之乾隆皇帝当年训斥英国使者的话毫不逊色。“天朝大国，无所不有”，连“混沌”我们也早就玩腻了，你们还来拾我们的牙慧。
季先生自己说，“可惜我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微。我读过上面说到的几本书，也是生吞活剥，不甚了了。”既然是这样，那就搞懂以后再发言，没搞懂之前先保持沉默。季先生却没有这样做，他接着说：“我只能从最大的宏观上来体会这几部书和这两门新学科的意义。”这就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在“生吞活剥、不甚了了”的前提下，能够达到“宏观把握”的高度吗?
正因为“生吞活剥、不甚了了”，幻觉便出现了：季先生将“此混沌”与“彼混沌”混为一谈，干脆将两种“混沌”煮成一锅“馄饨”吃。其实，“此混沌”与“彼混沌”的差别有如波音飞机与明朝时万户自制的木头“飞机”之间的差别。不过，国粹派硬要把万户视为飞机的发明者，为他申请专利，我也没有办法阻拦。
退一万步说，即使西方在向东方靠拢，他们也不过是向《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的时代靠拢，向我们的老祖宗靠拢，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创造了什么?季先生没有谈“当下”的问题。这是老人的聪明，在回忆中总能找到慰藉。这也是阿Q的愚昧，因为他说“我爷爷比你阔多了”的时候，总是他被欺辱的时候。
拿来与送去
文章的最后，季先生又愤愤不平地提起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中国无一人获奖，这是一个让每个爱国心高涨的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现实。症结何在呢?季先生认为，“简单明了地说一句话：这出于西方某一些，特别是主其事者的瑞典某些汉学家等人的偏见。时至今日，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经显露之际，竟还有一些西方人把枕头垫得高高地做着甜美的‘天子之梦’，对中国毫不了解，而且也根本不想了解，相对而言，中国虽不能说没有崇洋媚外者流，但是连一般老百姓都能够或多或少地或深或浅地了解欧美情况。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能做到知己知彼，而西方做不到。将来一旦有事，优劣之势立见，这是我敢断言的。”
中国了解西方，西方不了解中国，季先生将其归结到道德评判上。本来这一现象说明，中国还没有民主富强到足以让西方了解的程度，而西方则已经民主富强到中国非得了解不可的程度。但季先生巧妙地一转换，居然成了中国人比西方人心胸宽广、富于智慧的论据。当年的阿Q也没有这样的本事，因为阿Q是文盲，季老是国学大师。
怎样在世界文论中发出声音?季老开出的药方是：大力宏扬“送出主义”，你不来拿，我偏要送给你。那么，季先生今天拿什么送出去呢?拿《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兼八股?拿它们把诺贝尔奖获得者打个落花流水?
回到当代文学上来。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和实绩，稍微对其有点关注的人都一清二楚：没有一位大师级的作家、也没有一部不朽的巨著，尽管有的侃爷宣称“一不小心写出《红楼梦》”，有的大腕说“五十个鲁迅还了得!”既然如此，何必对诺贝尔奖耿耿于怀?季先生对当代文学有几分了解?您能点出哪位作家哪部作品能获奖，比那些西方的“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作家”优秀?
最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把落后当作进步；最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无知的权威者。读完《门外中外文论絮语》，我感慨万分：中国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保持心灵的自由、进行理性的思考、追求纯粹的知识?睁着眼睛说瞎话，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学风，何日方休?
三辑·焚不尽的书
知·行·游
——重读杨绛
并非逍遥的“逍遥游”
久被埋没的钱钟书、杨绛伉俪，近年来如当代文化中的一对名剑，受到世人瞩目。有论者称：“钱钟书如英气流动的雄剑，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胡河清语）杨绛以《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几本不大的书展示了她对东方佛道境界的高深体认，其雍容自若的风格令饮同一源文化之水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然而，当我换一种心境重读这些书时，却发现在这智者的逍遥游中也有着并不逍遥的一面。逍遥的极致，其实也正是矛盾的极致。
马尔库塞说：“回忆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功能，是一种综合，即把在被歪曲的人性和自然中所能找到的片断残迹加以收集汇总的一种综合。”杨绛的散文、小说几乎都是以残存的回忆为素材。《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面对的是一个我们很难表述的时代——文革究竟是一幕怎样的悲剧？杨绛深味庄禅之道，自然不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用“丙午丁未年”而不用公元纪年，也颇值得读者玩味，是为突出故事的发生地是“中国”这一文化空间，还是为了在时间上造成一种历史间离的效果?然而，无论怎样陌生化，目的都是把时代背景处理成庄子所谓的“羿之彀”，作者自己则“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俨然以一种“游”的姿态严阵以待。
在《将饮茶·隐身衣》一文中，杨绛总结出这样一条生存之道：“卑微是人世间的隐身衣。”正是凭借这件隐身宝衣，杨绛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中，游刃有余，荣辱不惊，仿佛“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人。在《记事》中有这样一处微言大义的细节：“秋凉以后，革命群众把我同组的‘牛鬼蛇神’和两位领导安顿在楼上东侧一间大屋里。屋子里有两个朝西的大窗，窗前挂着芦苇帘子，经过整个夏季的暴晒，窗帘已经陈旧破败。我们收拾屋子的时候，打算撤下帘子，让屋子更轩亮些……出于‘共济’的精神，我还是大胆献计说：‘别撤帘子。’他们问‘为什么？’我说：‘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我们可以早作准备。’他们观察实验了一番，证明我说的果然不错。那两个破帘子就一直挂着，没人撤下。”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智慧——“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这是杨绛对庄周“逍遥游”所做的现代阐释。一道帘之隔，使得她心安理得地在帘内看帘外的世界，一切芸芸众生悲欢离合，一切龙争虎斗刀光剑影都与我无涉，于是，眼前“我却见到了好个新奇的世界”。
被派遣去打扫厕所，作为一个出身名门、留学英伦、执教清华的全国第一流知识分子，杨绛并没有同一阶层的人士普遍的、难以忍受的屈辱感。她认为在整个世界都已颠倒过来的时候，人生的苦乐并不取决于现实世界的蹇迫或宽容，而取决于自己“心游”境界的高低。“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连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绝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早已不是人了。这就是‘颠倒过来’意想不到的妙处。”如果说庄子的“逍遥游”充满了一个与时代潮流逆向而行的知识分子惨烈的失败感和悲剧感，那么杨绛的“逍遥游”则洋溢着一个在任何境地都能恬然生存的知识分子飘然的自足感和喜剧感。杨绛告诉我们，在一个颠倒的世界，要生存而且要快乐地生存，首先就得不把自己当人看。显然，她已直抵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核心——生存的策略，游心的状态，形而下的做人之道。读至此，我忽然想起整天都喜气洋洋的阿Q，这似乎有点大不敬的味道，但文字中那透骨的世故像闪电一样击痛了我：以把自己当作非人为前提从而获得悠然自得的生存，究竟是不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品质？
接着，杨绛写了一幕文革中司空见惯的场面：戴着高帽，挂着木牌，敲着铜锣游街。如此难堪之事杨绛如何化解？“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观看自己那幅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一队戴高帽的‘牛鬼蛇神’。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这种“出元神”的分身法令西方人很难理解，而这恰恰是古老的亚细亚传统的精华部分。只有深味佛家“此身非我有”哲学义谛的智者才可能有这种把自我对象化的感觉。然而，也正是在这‘化功大法'的展现中，我们看到了人精神受到的巨大压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近乎荒诞的反作用力。记忆在这里断裂和扭曲：文革悲剧已隐没在历史黑洞洞的隧道里，仅凭记忆已经无法复制了。杨绛先生整合记忆的过程，与其说是一种超越痛苦的通达洒脱，不如说是对自己‘元神出窍’安然避过伤、赌、景、死惊五凶门的自我欣赏。我无法认同这种冷静的幽默，我很怀疑在“羿之彀”中“游”会有逍遥的感觉，也许我修行太浅。但我始终认为，真正的逍遥在“羿之彀”中无法成为可能，真正的心游必须在一个身心自由的空间才可能实现。
作为一个个体生存方式的选择，我对杨绛先生“闭关修炼”的姿态表示真诚的敬意。但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即新一代知识分子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点上重建民族的文化？显然，“逍遥游”再也无法让我们真正“逍遥”起来。当我们需要重新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价值标准时，“游”绝非一张能通向新世纪的通行证。真正的回忆，正如巴金先生所说，是沉痛的忏悔和自省，是对自身文化与传统的重估，这一切用“游”来取代，太轻飘飘了。
洪子诚教授在《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一书中提出，“文学所关心的应是寻找灵魂归属的位置，创造一个使人的灵性得到发挥，心灵自由得到确立，生存个体从暂时的生存体制中得到升华的世界。”对于文学家来说，比语言技巧、人生见闻、文化修养等更为重要的，乃是对幸福与苦难的全身心的体验，乃是在知和行上都保持自由的心境和独立的姿态，乃是对自我无条件的确认和坚守。雨果在路易·波拿巴政变后流亡异国整整十四载，作为一名共和派议员他坚决不承认第二帝国。虽然政府多次宣布大赦，许多名流纷纷返国，波拿巴也频频向他暗送秋波，并许以重金高位，但雨果在凄风冷雨中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决不接受妥协，“因为我是维克多·雨果，如果战斗还剩下最后一个战士，那必定是我！”当然，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不可能要求中国的文化人也要有类似的奔放张扬的个性特征，但至少我们不应走到它的反面——以“游”来消解主体性，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全都敬佩、赞赏进而效仿这一姿态，那么我们将徒具“游”的空壳，貌似独立却全无独立。
聪明反被“聪明”误
《洗澡》是一部以精神恋爱为题旨的小说。许彦成爱姚宓，来自于具有东方神秘主义的心灵体验：“他们俩已经认识了几辈子”。小说最精彩的章节莫过于两个人游西山之事了。先是彦成约姚宓去游山，一夜下来又觉得懊悔，感到对不起妻子。而姚宓心高气傲，独自一人去了，彦成又觉得放心不下，悄悄跟着。两人心知肚明却又避来避去，避出许多事端来。
“躲避”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的生存态度。许、姚的缘分中都沉淀着根深蒂固的佛道文化素质，所以就使他们不敢正面迎接这场完美的似乎缺少现实感的恋情姻缘，宁可各自早早退步抽身。姚宓退到门背后，听彦成去意彷徨的脚步声，暗暗垂泪。爱情被“聪明”挥刃不见血地扼杀了，令我也禁不住为当事者洒一把辛酸之泪。不经意之间，杨绛触及了知识分子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何处理知、行关系？显然，杨绛对这场伤感的精神爱情表现出感情与理智的双重认同。她曾这样评估，“我只有一颗被经不起炎凉，受不得磕碰的肉体包裹着的心，他永远也不会炼得刀枪不入，水火不伤。”从这个意义上说，杨绛就是姚宓。杨绛是聪明的，她看到许许多多知识者在知和行的双重压力下苦苦煎熬，因而作出一种极其聪明的选择：毫不犹豫地选择知、放弃行。
然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作这样“聪明”的选择将导致怎样的结果？如果说许、姚对爱情的逃避仅仅造成他们自身的痛苦，那么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将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更为多灾多难。即使是最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他也应当在完成救出自己后在实施对他人的拯救。在一个危难的世纪里，操作纯粹的知识可以是少数知识分子的选择，却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群体逃避义务的借口。仅有“知”而不“行”是远远不够的。郑板桥说：“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两画师耳！且看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虽有偏激之处，可也正中这类“知识分子”的要害。
杨绛欣赏许、姚精神恋爱，表现出她不愿让“知”落实到“行”的层面，进而改变现实生活的一种价值取向，她有理由对“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实践意义提出质问，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她说：“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偏执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争议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利的现实吗？”三个忧患深重的问号，既是针对具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气质的傅雷夫妇，也是针对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果然“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杨绛先生洞察世事，练达人情，预言有一次应验了。
然而，我在佩服这种聪明的同时，却要把更崇高的尊敬献给罗曼·罗兰的中译者傅雷夫妇，因为他们在人格尊严和死亡面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他们也许太迂腐了，一点也不聪明，然而在赴死亡之前他们是那样从容不迫。我们可以想见那种生死同一、托体山阿的心境以及那面对死亡真诚、坦荡、轻蔑、无畏的微笑。“士可杀，不可辱”，从屈原到王国维，一直到傅雷，这其实是一种被“儒表法里”的主流文化所遮蔽的侠的精神，像流星一样在中国黑漆漆的天幕上偶尔掠过几颗。惟其少更显其可贵。
我并非苟求每一位幸存者，也不是要让所有知识分子都像傅雷夫妇那样以身殉道。我只是觉得，身为知识分子，我们有权利生存，但也有义务像巴金老人那样为自己付出的人格代价做灵魂深处的自问、自省、自责、自剖。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历史的特定时期自身并没有坚持现代社会一些普遍性的价值原则。现实对知识分子的确太残酷，但知识分子自身对残酷现实的形成也难逃其咎，许多人就身兼咬人者与被咬者双重身份（舒芜即是这种人的典型）。钱理群先生在《心灵的探寻》一书中精辟地论述道：“缺乏实践、行动的能力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与致命弱点。历代知识分子，有高于一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历史事变的发展，却不能参加历史的变革，对历史施加自己的影响。心灵高飞着，身体却陷在泥沼，思辨与实践脱节，只能清议、空谈、不能行动……更可悲的是，在历史惰性力量的长期作用下，这种思辨、理论与实践、行动的脱节，由历史的反常、谬误，逐渐变成了生活的常态。在知识分子心理上，也由愤懑转为安之若素，最后转而成为追求的目标，仿佛知识分子生来就应该只清谈、发牢骚，而不行动，进而以此自诩、自傲，那就成了‘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当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勇气用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时，社会也就不可能对他尊敬和公正，这真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我常常想，这也许就是鱼类的悲剧吧。每当鱼网撒下时，首先是那些个子较大或不够灵活的鱼被捕住，它们大部分自认倒霉，偶尔也有几条想挣扎，却势单力薄，而且遭到难友的嘲弄，绝大多数小鱼呢，立刻睹“网”丧胆地从网眼里溜走了，从此便把智慧用到如何才能使自己尽可能快地逃生上面，当然也就决不能让自己长。于是，永远是鱼死网不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便颇类于此。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行而上的哲思必然受到遏制。
如何知，如何行，如何处理知与行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古老的新课题。
躲避崇高的“崇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在王朔暴得大名的同时，杨绛先生这位“槛外人”也迅速为文化传媒所关注，也许杨绛主观上对自己的作品成为畅销书的现象不以为然，但这毕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杨绛的散文和王朔文集是书贩最为青睐的两类文学作品。我透视人们极为浮躁的阅读心理，竟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极为生动地象征了知识分子在创伤之后的大撤退。在王朔的作品里，处处可以看到一类存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夹缝里的不乏机智的俏皮话。正是这些不痛不痒的“反语”使人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自己能说的话也就止于此了。而在杨绛的散文集里，知识阶层则发现了一种与现实拉大距离，卸下沉重负荷之后的仙风道骨，更为之而心驰神往。市民阶层同样在其中找到了证明自己人生哲学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证据。于是，大家慨然叹曰：生活原来如此简单，躲避崇高不也是一种崇高吗？
“躲避崇高”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王蒙先生。他在《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盛赞王朔：“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抢，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儿们他们的朋友，决无任何不敬非礼。”不知王蒙先生撰此文时，坚硬的稀粥还坚硬否？王蒙表面上赞王朔，实际上是赞自己。“进退——成规——成矩，从容——若龙——若虎”，只有躲避崇高，善识时务方为俊杰，这就是当代最聪明的中国作家的人生信条。九十年是退守主义哲学全面卷土重来的时代，“聪明”已经进化得无以复加，对行动的怀疑，对言说的怀疑，对大众的怀疑，对自身的怀疑，对选择的怀疑，终于发展成为对崇高的逃避，对痛苦的逃避，对岗位的逃避，对判断的逃避，对追问的逃避。没有读过多少书的王朔和饱读诗书的杨绛，都在“逃避”的风车的转动下扶摇直上九万里。我把王朔与杨绛并列，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极易受到他人愤怒的诘责：你是否故意标新立异？其实，这正表明我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文本自身，而是读者群体心态所标示的文化坐标取向。
再回到堂·吉诃德的中译者身上来。杨绛先生这样一位释道精神的真正传人，居然呕心沥血翻译象征“行动就是生活”的堂·吉诃德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许杨绛想用此书来警示八十年代有些急躁不安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实现即是思想者的毁灭。杨绛的人生态度乃是非规范化，非政治化，在她的散文中，我们更多地品味出《菜根谭》、《小窗幽记》这样一类明清小品文的韵味，既有洞彻入世的世故之谈，又有超越世俗的内在欢悦。但是，拒绝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关怀，退守到个人生活的天地里以后，清高、经验、欢悦则极有可能流于空疏、怯弱、庸俗，人格的分裂恰恰在此时出现，此外攀登得越高，从另一面看，却是离根基越远。
我不禁想起了海德格尔的悲剧，尽管他伟大的哲学为贫乏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怎样一个诗意的栖居地，但他那高贵的头颅却在纳粹的暴政下可耻地低下了。我们无法猜度他向希特勒宣誓效忠时是何种心态，但他为一时而牺牲永恒的选择终为世人所垢病。胡塞尔早就说：“我们切勿为时代而放弃永恒。”然而，作为老师的胡塞尔恰恰被自己那个“为生存而放弃崇高，为时代而放弃永恒”因而荣升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得意弟子海德格尔无情驱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这的确令人哭笑不得。我更感兴趣的是，海德格尔恰恰是老子的崇拜者，他认为自己与老子这位东方大哲心心相印。老子的哲学，是否也被海德格尔当作落水时的一种遁词呢？哲学的诗化，同时也带来实践理性层面的严重缺失，而这种缺失，至今仍未被痴迷于诗化哲学的中国知识界充分认识和疏理。
堂·吉诃德的不合时宜在于行为不受思想的束缚，行为过分趋近于理想；而杨绛先生缺少的却是实践层面的介入，思想的杯子太大，有形的“水”太少。然而，“知”、“行”合一又谈何容易！即使在世界文化史上也难得有几个知行合一的典范。吴宓先生《雨僧日记》中的自况至为真挚：“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事，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由目睹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愿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相背驰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由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路此二马之背而不能，我其奈之何哉！”真是字字皆有千钧重。吴宓先生以自由的心态坚守文化传统，在灵魂撕裂中完成生命的崇高。内在精神上的超越于时代与现实行为上的滞后于时代，知的敏锐与行的执拗，使他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悲壮的“骑土”之一。
当王蒙先生一边高谈冲锋诺贝尔文学奖，一边阔论躲避崇高的时候；当市民被紧紧吸引在放映王朔电视连续剧的屏幕前，而知识分子出于直觉把杨绛先生当作大睿大智的时候，我体味到的却是一种等待戈多的深深的荒谬感。要想以躲避崇高的文学去冲锋诺贝尔文学奖，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要不然，出了几十本诗集的汪国真先生和出了几大本文集的王朔先生早就双双问鼎成功了。王彬彬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中说得好：“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无论是的海明威、萨特、加缪，还是帕斯捷尔纳克、马尔克斯、略萨，无一不是肉体与心灵合一、战斗与创作合一、精神与文字合一，承担黑暗、承担苦难、承担崇高的伟大作家。中国作家在诺贝尔奖名单上的缺席，并不仅仅是翻译上的原因。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除了躲避的聪明和退守的逍遥外，还迫切需要别的东西。
最后，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天问”来结束本文：“假如世界到达了它的末日，而进入另一个世界中，人们问你是否已经理解了你在大地上生活，你所到达的结论是什么——人们只能提及堂·吉诃德说‘这就是我对生活所到达的结论’——你能因此责难我吗？”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
书是书，道是道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说来自惭，我是到了北大以后才知道殷海光的大名的。自由主义在海峡两岸都被视为最大的异端，更何况殷海光是当代中国罕见的自由主义者。于是，这位西南联大的校友便不该遗忘地被遗忘了。
殷海光的思想，远溯罗素，近承海耶克。起步五四，却又超越五四；困居孤岛，却又胸怀人类文明。在他的观念活动动里，同时潜伏着两种强烈的冲力：第一是反传统思想，第二是启蒙。童少年时，他生活在一个已然败落的家庭里，但长辈依旧虚伪地生活，令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叛心理。西南联大的七年，他受教于金岳霖，严峻的论断，道德的呼吸，铸造了他的性格和思想生命。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五四中人”。但他又不迷恋、膜拜五四，而清晰透彻地看到了五四的几个弊端：一是胡适一批人的学养和思想根基本来就太单薄；二是五四人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的“求自由”，而是“求解放”，三是新人物反旧，旧人物反新，遂成两极，难作理性的交通。那么，殷海光自己将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中，不难窥见殷氏的心路历程。因为是与私爱的得意弟子通信，故时时有肺腑之言，写这些信的时候，心灵是开放的不设防的。在学人与思想者之间，殷氏选择了后者。“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必须有学人的训练和学问的基础。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方向和重点，毕竟和学院式人物不相同。这正像康德和伏尔泰之不同一样。”虽然，殷氏敬重康德，但更愿意做伏尔泰。
但是，殷海光所处的时代，既非欧洲的启蒙时期，也不是中国的五四。他的时空极为仄逼：蒋氏政权在岛内为维护绝对统治散布蒙昧与压制，整个社会处于恐惧、伪善、虚脱的状态。自由主义的种子能够孕育生长吗?殷氏在信中写道：“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别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无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的不幸之源啊!”人在孤独的时候最容易脆弱，这便是殷氏脆弱的一面，但他却能扼住脆弱的喉管，挤出滑进生命里的毒素，然后重新上路。
书是书，道是道，道在心中，殷海光的学术研究不是中性的，不是规范的，他绝不放弃价值判断。即使是逻辑学，他也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在五十年代以来整体性的思想崩溃与学术混乱中，他几乎是两岸惟一的清醒者：他是爱国的，但他献身的却是“反思的爱国主义”，而不是以领袖为象征的、以民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本能爱国主义”。在阵阵暴风骤雨中，以理性、民主自由、仁爱为旗帜，与蒙昧主义、褊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地奋战。
《书信录》中师生间纯洁的情谊令我怦然心动。我认为，这种感情甚于亲情、爱情、因为只有它是绝对无私的、超功利的、形而上领域的。其他的人类的诸种感情、都或多或少地牵连着形而下的泥淖。殷海光以“弟”称呼林毓生，不居高临下，不自以为是，而是平心静心讨论、交流，这样的老师，蔡元培之后有几人呢?
最令我感动的是殷海光确诊为癌症以后给林毓生的那封信。人的难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哲学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就是不能解决死亡问题。一位学界泰斗临死前还嚷着要换到一间更高级的病房里，因为他享受“部级待遇”。这样的人，学术究竟如何，值得疑问。殷海光在信上写道：“如果一个弄哲学的人在平时神智清明，勇于面对现实，可是一旦碰到自己生死存亡的关头就不敢正视他最不愿想到的情况，那么他的所谓(哲学)不过纸上谈兵而已。这种关头，是考验人的关头。我在这个关头，绝未含糊。”无边的黑暗中，惟有金刚石闪闪发光。一个不畏惧死的人，才算真正得道。“我岂是这种人，你们何必瞒着我?”殷海光说话时的神态，比易水怒发的荆轲、奏广陵散的嵇康何尝有一丝一毫的逊色?
对死亡的感受，殷海光不是恐惧而是愤怒。愤怒的是天道何其不公，他的工作刚刚展开，就将撒手人间，正如林毓生在信中所说：“想想这些年来，您几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您为了理想不顾一切，坚持到底，论精神，论风格，论对思想的贡献，五四以来的学人无人能比；而社会却从未给您公正的待遇，您个人精神的寂寞与艰苦也是五四以来任何学人所没有遭受过的!想到这里，悲恨填膺我要诅咒这个社会，这个人间!”林毓生性情平和，罕有如此悲怆之音，可见老师身患绝症给他的心灵造成怎样的震憾!
殷海光花了巨大的精力翻译海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在《译文自序》中，他把人生比作一支点过之后永远不会再燃的蜡烛。“现在，我像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这只蜡烛在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只蜡烛在尚未被风吹灭以前，有许多只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只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遍大地。”在他逝世前的二天，以口述的方式完成《海光文选·自叙》，引用梁启超的《志未酬歌》结尾，那颗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挣扎的心灵，何等真挚、何等清醒，令每一个有心闻道的读书人热血沸腾。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殷海光以五十岁的盛年离开了人间。同样艰巨的道路，正等着我们来走。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
读史早知今日事
——读陈寅恪的诗
作为学术大师的陈寅恪与经广为人知，而作为诗人的陈寅恪却尚未引起人们十分的关注。其实，若以旧体诗而论，陈寅恪在二十世纪的文人中堪称一绝。著名学者汪荣祖在《陈寅恪评传》中指出:“其诗立意遣辞，远迈异常，其辞藻略似李商隐，其意境略似钱牧斋。”陈诗的可贵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陈氏“生为帝国之民, 死为共产之鬼”，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若干重大变迁，家国之痛身世之感，一一熔入诗中，以强烈的史家意识入诗，古今对照、借古讽今、移史鉴今，几有“诗史”的份量。其次，陈氏深思忧郁，耿介不阿，自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一生坚持与时代相左的思想，恢宏布衣书生之本色，不为世俗所动、不为权势所屈，故诗中处处可见人格光辉与自由精神，这种形而上学的特质使之“与天壤而同久”。
上篇：诗史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一代史学大家的陈寅恪，对自己生活的“神州沸腾，寰宇纷扰”的时代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深入地研究前辈的历史记录，从中总结人类作为每个个人的集合所作的决策及其后果；另一方面他则深入到当代的事件中去，用短促的诗句汇集成一部“叙说的历史”，让自己的取舍、视角、情感和阐释全都融汇其中。抗战时期，陈氏作诗较多。在“转徙西南天地间”的过程中，他吟出了“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这样一些情真意切的句子。既有东晋群臣对泣新亭、风景迥异的伤痛，亦有老杜忧黎元、思报国的拳拳热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的确有某种代代相传的永恒性的品质。
当最后的胜利来临的时候，乐观的傅斯年携酒上街痛饮，而陈寅恪却用颤抖的手写下《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降书文到醒方知，何幸今日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这首诗平易自然一泄而下，却又铸典熔史回环往复，颇类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韵致，概括了历史转折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即使在这样举国狂欢的时刻，陈氏仍然保持了惊人的冷静。他援引史书，指出国事仍然多荆棘：“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鉴于历史上胡马多次南下的悲剧，陈氏对世事了如指掌，他对俄国势力觊觎的警惕终为五六十年代的的历史所证实。《玄菟》一诗作于双目失明后不久——“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兴从此又秋阳。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衰吟。”忧己、忧时、忧国、忧民、忧外患、忧内战，忧之深忧之切渗透进每个字里。陈氏化入大量典故，点石成金，化铅为银，千古兴亡久感与多事之秋之愁两相对照，更觉“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以才学入诗，惟有如陈氏辈“读书破万卷”，方能“下笔如有神”；以性情入诗，也惟有如陈氏辈不失赤子之心者，方能作此至情至理之诗。
陈氏一生，家国巨变连连。在狼烟与烽火之中，他由清华而西南联大继而中大，始终蛰居书斋，埋首故纸堆中，似乎与时代保持较大的距离。实际上，陈氏外冷内热，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也入世颇深，他的学术是一种能够承担苦难的学术，他的诗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也体现出他的古道热肠。“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在沉痛展示知识者困窘而蹇迫的历史命运的同时，还表达了对现实最严厉的批判。外部世界一次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陈氏看来，许多相同的东西却沉淀下来。在国民党时代，他写下“九鼎铭辞争颂德”之句；在共产党时代，则写下“文章唯是颂陶唐”之句，都是讽刺一言堂的写真。在国民党时代，他写下“弦箭文章苦未休”之句；在共产党时代他写下“弦箭文章哪日休”之句，俱为“最是文人不自由”境遇的写真。陈氏冷峻地审视“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的历史，发现在迥异的历史表象的背后，竟有着惊人的相似的质地。“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铁索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这样的诗句，使人联想到中晚唐刘禹锡、杜牧的一系列咏史诗。长江中的沉戟、王谢堂前的旧燕、英雄的故垒、沧桑的遗址……这一切，萦绕在他的眼前与心中，令他警醒、亦令他痛苦，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历史的火车头加快马力向深渊驶去，自己的警示却没有一个人引起重视。
文革浩劫，寅恪自不能身免，目盲脚膑之躯仍横遭摧残。此时陈氏悲观到了极点“涕泣对牛衣，廿廿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枯眼人。”陈氏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历史化，“断肠史”既指献身学术四十四年的历史，亦指民族在苦难中挣扎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他一点也没有回避惨痛的历史，以超乎个人的关怀和超乎时代的视野，在对历史的阐释与记录中显示自己的文化信仰，因此他的诗构成了一部血泪交织的“诗史”。
下篇：诗格
余英时先生认为，“知识分子自始便是文化价值的护卫者。他们有了超越的精神追求为依据, 才能反过来批判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读陈氏的诗，深刻地感受到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沛然其中，也就是一种不降生、不辱志、义命自持、屹立不动的人格精神。陈氏的挚友吴宓先生尝言:“人生乱世，而欲有所作为，安得不低头，安得不堕溷？惟望以文史自娱，以天命自遣，不消极亦不过于激进。庶有曲肱饮水之乐，而无失时不遇之悲也。”然而，这种陶渊明式的理想毕竟难在荆棘密布的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譬犹贞女而堕平庸，不肯效妓之搔首弄姿，倚门拉客，则必不能见容……破巢之下，已无完卵；粪土丛中，安长芝兰？有洁身之志者，初遭桎梏，虽性命犹不能苟全；而况鸿飞冥冥，姿意高翔？不被罗网，古今东西，能得几人？”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氏的自嘲，不输于当年陈子昂幽州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悲叹。陈寅恪是一个决心把十字架背到生命最后一息的人。“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是其五十六岁生日的自谓。已成涸辙之鲋，方悟一切苦难均缘于对“文字”——即文化的坚守。“读书久文人生苦，未得崩离早白头”，眼前苦与书中苦交成一片，体现了一种至为尴尬的处境。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陈氏不受政府再三的敦请，坚卧羊城，坚决不入新的权力中心北京。难道他不思念早年水清木秀书声琅琅的清华园？“世态万端终是戏，何妨南国异京华”，了获得相对意义上的“自由”，毅然留在水土不服的南方。二十年代，陈氏目睹精神导师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惨痛一幕，他在为王而作的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论学，盖将以脱心态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可以说，陈氏自己一生也是按照古典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身体力行。
苏格拉底说:“一个不经反省、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陈寅恪自我反省的深度，本世纪的知识分子罕有能及者。六十七岁时陈氏有诗“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旷达之外，悲凉则近于鲁迅“于浩歌狂热之际寒，于天上见深渊”之意。每一次哈姆莱特式的反省，对陈氏而言，都带来人格上巨大的升华。因此，即使到了“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地步，他仍能“然脂瞑写费搜寻”。悲观固然悲观，却并不绝望。钱理群先生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坚，他们在社会浮躁混乱、不知所措的时候，能够或者应该保持沉稳的力量、高度的理性和韧性。”陈氏是做到这一点的廖廖无几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用文革中流行的话说，他是一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单就文化角度而论，“花岗岩”尚属于经过后来的雕琢就能充作新房子的建筑材料，而那些顺势流转的软体动物般的“学者”、“诗人”、“大师”们，尽管生前显赫，死后却很难辨认出他们的学术、创作性状，就象摊在地上的一堆稀泥，派不上什么用场。
许倬云先生论及近现代知识分子时曾说:“其成份与功能，均有改变。最主要的现象则是由以文化为志业的通识之士，转变为以追求知识为志业的学术人士。……来自域外的文化与学术传统使他们疏离于中国社会，其行为遂有第三世界知识边缘人的特征。”陈寅恪一生是在古与今、东与西之间进行悲壮的沟通工作。而他花岗岩般坚硬的诗句，标志了现代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人格和精神高度，令每一个后来者不得不仰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