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焚不尽的书
愚人治理愚人国
——点评《荣庆日记》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终年五十八岁。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年仅二十一岁。光绪二十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事变后，荣庆辅佐庆亲王处理善后事务，深得慈禧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荣庆亲自经历晚清的时代风暴，且地位显赫，故其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读《清史稿》里的百十个人物传记有趣得多。
先看日记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闻大连城不守，朱军失利，东事日棘，毫无补救，奈何!”“闻旅顺不守，军士良死斗，伤哉!”“闻和约已用御宝，夷情险凶，事变离奇，主弱权分，将骄兵肆，二三忠义，实难挽回，蒿目伤心，坐以待毙，真无可说也。”忧愤之情时时可见，要是在古代，确实是个难得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忠臣。但时代变了，面临二千年罕见之变局，仅有忠心耿耿、忧心如焚，于事无补。在朝廷对日宣战的当天，荣庆对“大张天讨”十分兴奋，“早抄谕旨半开，午读《明纪事》读倭患及援朝两议。”读到此，我有点哭笑不得，作为拥有封建时代最高学历的翰林，聪明也就只能到这样的程度——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找良策。荣庆不是错聩、懒惰之人，为朝廷大事也算得上尽心尽责，但他居然对国际国内大事一无所知，他以为今日之日本与明朝时的日本一模一样，哪知道对方已经历了明治维新，武装到了牙齿。他却坚持刻舟求剑，真令人啼笑皆非。荣庆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见识不过尔尔，中国焉能不败?
失败之后，荣庆仍未思索失败的原因。一开始，在他在阜成门外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茏，葭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这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一遇挫折，马上成为缩头乌龟，以陶渊明式的人物自居，推卸职责，保全清誉，俨然为终南隐者也。一个月后，却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乃又有一番感想：“十载清班，愧无报称，得迁西秩，稍与清闲，从此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又是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笔端掩盖不住满腔的愉悦。他是聪明人，知道官职的大小与个性的多少成反比，一旦升官，立即意识到要“藉藏愚拙”，这样的人难怪官越当越大。甲午的败迹过去就过去吧，中国人是善忘的。善忘也就意味着将在以前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第三次跌倒。
艾林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制》这部杰作中指出，中国的意识形态往往假定适当的管理行为和取向几乎自动地解决了所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被想当然地认为将会有助于适当的文化秩序永存不朽。荣庆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废物。他遍览经书，既能给皇帝宣讲经义，又能用经典来教导诸生，但是不仅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又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在他地位最高的时期（也就是一九零零至一九一一年），恰是清朝苟延残喘的十一年，他只是隐约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国事身病纠缠一起”，却对症结所在一无所知，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天下的了解是一团乱麻，南方革命风起云涌，他的日记本该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然而他的心思依然在朝会、典礼、空谈上，皇上或太后赐宴，菜谱如何，赏赐何礼品，倒是记得一丝不苟，偏偏把革命党人忽略了，直到一九一二年有“孙中山北来晋京”七字。
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官吏的声望来自考试获得的学衔与对文士共享的儒教理想的忠诚。”他进一步论述道：“统治者主要对通过各种礼仪和教育活动维持这些阶层的忠诚感兴趣。主要的强调是依据基本的文化箴言和伦理戒律维系文化行为和文化组织本身。”荣庆正是典型中的典型。他的科举出身、金榜题名以及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文化部门任职自然不必说了。更为显赫的是，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他充随入地宫大臣，恭点神牌，晋太子少保。能为皇帝、皇太后作点主，足已证明他是负有清望的重臣。
荣庆的清望绝非浪得。慈禧奖励他“办事认真”，任仓场侍郎时，杜绝弊端，将按惯例可纳入私囊的公款奖励幕僚和差役，“既不违众矫廉，亦不尽私入己”。任军机大臣时，受贿者如过江之鲫，他总是“璧其贽，拒其请”。他说：“某所以贿我者甚至，坚不为动；某公以纯臣笑我，自问何敢，但书迂耳。”若是国学大师们读到这样的文字，一定会欢呼雀跃：看!谁说四书五经没有用，它能净化人心、启发天良，今日之高官权贵多读四书五经，岂不全是如荣庆这般的清官?宣统元年，荣庆在病中犹要求自己“勿以久病而自恕，勿以将死而自宽”，有几分孔繁森的味道。
然而，在体制大转型的时刻，道德水准的高低无补于事。我感兴趣的是荣庆与袁世凯的交往。光绪二十五年荣庆任山东学政，不久袁任山东巡抚。荣嫡母病故丁忧回京，袁派队伍护送，荣深为感激，是为两人交往开始。袁世凯是荣庆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之一，如“西访慰亭兄于贤良寺，久话别来，夜宿公所。”可见两人不是官场泛泛之交。袁居“贤良寺”，此寺名颇值玩味。袁在荣之心目中，亦为一贤良也。后袁荣均入军机处，共事甚欢。荣对袁乃是倾心相交，以之为支撑清廷的栋梁之才；袁对荣则是利用而已，使朝廷中多一为自己说话的人，他并不把这位满口之乎者也的大员放在眼里，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荣庆对“袁督鄂”极为赞成。清廷被迫下罪己诏、开党禁、咨询宪法，解散皇族内阁。“袁总理”，荣充顾问大臣。最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三十日记载，“记慰兄略话别来，忠义之气犹见眉宇，归来五钟后矣。”简直让我笑掉大牙，此时袁氏乃图穷匕见之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还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此八字可令一部古文观止黯然失色矣!枉读万卷诗书，诗书都成了猪油，蒙住荣庆的七窍。堂堂顾命大臣，见识不如三岁小儿；位居教育部长，却看不到三步之外要发生的事情，可叹、可悲、可笑!
日记最后提及袁世凯乃是袁之北洋军在前线大捷。“阅昨日报，项城授侯爵。”紧接着袁世凯在民国与清廷之间玩弄权术，以手中之重兵为筹码夺取总统之位。袁指使部下在京城哗变，逼迫清帝退位，“枪声隆隆震耳……暮时凶焰渐炽……亥子之交，枪声到门，火光彻户。”惊惧之下，荣庆避居天津，一生富贵成过眼烟云。此后袁氏在中国政坛上指点江山，把持国柄，恢复帝制以至败亡，日记均只字不提。全记看书写字，饮酒赋诗，观赏园林，听戏访友的日常生活，活像一驼鸟，把头深深地扎到沙丘里去，换取心理上的安定。倒有些诗句略略透露出苦涩的心境，如“卧病苦为无爪蟹，逢人不作附膻蝇”，似乎在说：我被骗得好辛苦!
从荣庆身上，可剖析中国知识谱系的问题。荣庆读书不可谓不勤，品德不可谓不高，《清史稿》称他：“持躬谨慎”，亦非虚誉。但他为何落得无所作为、对国计民生“睁眼不见五指”的下场?可见，中国的“知识”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在中国，官僚与文人是合一的，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中国的官僚一般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文士群体的一部分”。艾氏认为，作为精英群体，文士的存在取决于统一帝国理想的保持；其活动与官僚及行政机构密切相关。在荣庆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是上衙门，办公事，应酬师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收集字画文物，以风雅自许。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情趣捍卫了他的人格独立，相反，知识并没有被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作为维护自身独立身份的资源。归根到底，中国的知识——经史子集，都不具备成为这种资源的条件。知识把知识人演化成统治者十足的驯服工具，很少具有内在的自治或为不同阶层的人服务。
公允地说，荣庆在晚清的官僚中虽然算不上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一流人物，也还是能归入二流人物的行列。比起残暴昏庸的端方、赵尔丰、铁良诸人来，亦要高明许多。他虽然不是维新改良派，亦不是保守派。他读《国闻报》，与严复交好，日记载，“严幼陵到，送《原富》译本，语多可采。”送族中后辈留学德国，病中服用洋医药，审批贵州学务的报告时，说：“变法不难，而变人心实难。”颇有见地。但是灵光一现，对整个知识谱系的病入膏肓无力回天。荣庆自己也哀叹：“临事苦于识力薄弱，不能力持者实为不少。影衾抱久，愧汗何如。……才不称位，学不济时，陨越之虞，终恐不免，书此不禁憬然……”
荣庆办的实事，乃是办学，他长期管理京师大学堂，虽成效不著，然出办甚多。一九零八年，学部奏，次年开办分科大学，计经学、法政、文学、医、格致、农、工、商八科，开办费两百万两。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在京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暂招简易科两班。在这些方面荣庆确实有其贡献之处。
纵观荣庆日记，如读《镜花缘》，老实官僚的老实笔墨，更增添了反讽的效果。船快沉了，他在船上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在给船打洞，让船快点沉；有人在给船补洞，让船继续开走；有人去抢舵，想左右船的方向；有人去抛锚，想使船停在原理；有人升起帆来，企图借助东风；有人把船上的物品扔掉，企图减轻重量；有人放下救生筏，要偷偷地溜走……可怜的荣庆，官至极品，位极人臣，像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居于覆巢之内，手脚无措——因为圣贤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办。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
“单调”散文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杨朔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所选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计有《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海市》等四篇。直到今日，杨朔散文仍被数百万中学语文教师作为教授作文的典范，仍被数千万的中学生虔诚地奉为写作的标本。然而，杨朔模式所造成的危害，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些产生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八股，以单调的叙事方式和单调的思维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损害着刚刚拿起笔的孩子们鲜活的心灵。
记得我在学习初中第一册语文课本中杨朔的《香山红叶》时，老师这样分析：文章以物喻人，用凝聚着“北京最浓的秋色”的香山红叶，喻老向导“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的精神面貌，从而抒发了作者对社会主义新生活，对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记游是贯穿全文的一条明线，然而写红叶并不是记游的目的。老师反复讲杨朔的“转弯艺术”，使行文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而“卒章显志”，乃全文点睛之笔。我所在的是一所一流的重点中学，授课的是一位一流的语文老师，她讲得声情并茂，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到了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这些西蜀的孩子无缘到香山，笔下的题目便都是《峨嵋山绿叶》、《青城山的竹子》、《神女峰的松树》，老师夸奖：“大家学得真快!”
杨朔的散文是容易学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的。老师像外科大夫一样手拿解剖刀，一下子便将它们分为五个部分：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中学语文教学中最喜欢让学生“分层次”，而杨朔的文章层次最分明，环环相扣，似乎一气呵成。
然而，对文学而言，重复、单一、模式化如同一剂致命的毒药。第一次说月亮真美的，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第二次说月亮真美的人，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第三次说月亮真美的人，则是个迂腐僵化的人。不幸的是，杨朔只会这样写作：用香山红叶来比喻老向导，用茶花来比喻孩子，用蜜蜂来比喻农民，用礁石来比喻老渔夫——他就像黔之驴一样，“技止此耳”。这样的写作是可怕的，尤其是它在被不断地作为最佳的、甚至是惟一的写作方式灌输给初学者。
为了深入剖析杨朔散文，我引入杜撰的“单调散文”的概念。这是受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启发而来的。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复调小说”的理论。他认为，陀氏创作的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现实世界的多元性，要求文学世界也要具有多元性。在陀氏的小说中，平常难以相容的因素，如哲学的对话，冒险的幻想，贵族的宫殿与贫民窟的居民，令人惊讶地结合在一起，它消除了另一些写作方式的壁垒和封闭性。陀氏的小说也没有所谓的“主题”，因为他的每个主人公都有一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思想希望被人听到，被人理解，“恰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所以“思想就其本质上来讲是对话的”。
与巴赫金论述的复调小说恰恰相反，在散文领域，杨朔散文是典型的“单调散文”。一是单调的叙事模式：由物及人、以物喻人。如《荔枝蜜》这篇极受推崇的典范之作，中学语文课本的“预习提示”中这样分析说：“这是一篇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记叙文，文章由荔枝蜜的香甜，联想到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再由蜜蜂辛勤的采花酿蜜，联想到劳动人民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热情歌颂了为人们酿造最甜的生活的人们的奉献精神。文章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组织材料。‘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思想感情得到升华。这个感情变化的过程，是作者对蜜蜂仔细观察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僵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泓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事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茶花赋》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中学语文备课手册》写道：“《茶花赋》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抒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野草》中的感情像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一元化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庄子》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九十年代，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我与地坛》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像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事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锥心的创痛。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
焚书
列维·斯特劳斯说过：“谁要讨论人，谁就要讨论语言，而要讨论语言，就要讨论社会。”语言是独立于人和自然界的第三体系，从一定的意义来说，语言是人生存的工具。人对语言的依赖，同时也导致了对语言的垄断。可悲的是，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体现，而人正以文明的方法实现了自身野蛮的本性。
语言的控制和垄断，是人类语言的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可以说，人类漫长的语言历史始终存在着语言的控制和垄断。例如，原始社会中的祭司通过对语言的垄断，从而垄断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恐惧；中世纪基督神职人员对《圣经》的垄断，导致了对人的一言一行的限制。更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中层出不穷的焚书事件。书为何遭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焚书者当推秦始皇。《资治通鉴》中记载：“承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纷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
仔细分析这段记载，我发现所焚的书，范围限定在人文知识范围内。李斯对这些书籍中蕴含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它们保存着人类的记忆，在广泛的传播中，有制造不安定因素的作用。人们藉此保持精神的独立性，并从中汲取抗衡现实政权的思想资源。因此，书非焚不可，专制者们不惜用血腥暴力手段完成对语言的垄断，垄断了语言，便垄断了思想，从而达到天下归一的目的。人是意识的动物，人的意识可以主动审视、反思、创造、调整、选择自己的生存和行为，并且为自己的生命存在寻找根据和理由。而这些过程是通过语言，或说通过语言的形式完成和体现的。人的这一部分语言被垄断，实际上就等于人的生存权力不自觉地被剥夺。人存在，但是不允许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秦始皇焚书的秘密正在于此。这不是他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他的暴君的天性使然，根本原因在于：自由首先是语言的自由，垄断了语言则占有了人类的这一部分生命和能力。人一旦失去语言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从而成为统治者任意驱使的一盘散沙。秦始皇为了实现社会、集团的统一和稳定，必然要焚书，必然要毁掉语言的载体。
《通鉴》紧接着有下面一段记载：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无求，无是患也。”
孔鲋的见解显然远不及秦始皇。实质上，“无用之学”才最有用，统治者最害怕的恰恰是“无用之学”。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福柯进一步提出“话语”的理论，并将话语与权力联系起来。如果说语言关注的是“说什么”，那么话语关注的则是“怎么说”和“如何叙述”。话语是人的全部生活形式和思维形式的“浓缩物”，是在人的现实生活和人历史中起着决定作用和支配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语言之手”，即历史文本和现实文本的编码方式。如果用福柯的理论分析李斯的那段语，实质上就是官方与知识分子对话语权力的争夺，最后通过焚书这一惨烈的形式决定了胜负。从孔鲋的话中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对语言的自觉远不及统治者，这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之一。直到明朝出现一代奇士李贽作《焚书》、《续焚书》，才算对语言文字的意识形态内涵有了崭新的认识。明知书要被焚，依然孜孜不倦地写书，且以《焚书》为书名。在这痛苦的悖论中，李贽充当了一个中国的西西弗斯似的角色。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有一篇以“焚书”为主题的小说《可怜老》则是从另一个角度锲入，与秦始皇的“焚书”行为相映成趣。秦始皇的焚书，目的是实现对语言的垄断；《可怜老》这篇小说中的焚书，目的则是实现对语言自身的突破。故事中不知名的老作家住到朋友的乡间别墅中，打算完成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大作。夜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匪徒，把屋子洗劫一空，并且将他的手稿、资料付之一炬。被绑在椅子上的作家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四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被放进壁炉里：“我不再作声，我的心已经死了……哭叫又有何用?现在还有什么可以阻止这种野蛮的行为?一股忿忿而无助的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现在惟一能做的，便是别让眼泪掉下来。我闭上眼睛，直到耳朵不时传来我的稿纸，从资料本上撕下的声音。张开眼睛我看见他以令人作呕的安祥姿态用稿纸慢慢地把火苗煨大，直到我的衣服、脸上以及其他暴露的部分都感受到火焰的势力……弥漫在房里的是人类知识被焚烧所产生的呛鼻的烟味，使人悲伤的程序仅次于人体被灼烧的味道。”
事件之后，作家反复思考：匪徒焚书的动机何在?这是他从这场浩劫中恢复的惟一途径。青年匪徒是一个怀疑、厌恶语言的人，他这样质疑作家：“这个世界已经丧失理智了，这张椅子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或是你太太的。它就是椅子，不是真正属于谁。东西就是东西，对不对?’作家是一个信任、尊重语言的人，他回答说：“假使每个人的想法都和你一样，这个社会很快就瓦解了。”社会的瓦解，首先是信约关系的瓦解。信约是语言的前提，“我的椅子，不是你的椅子”先存在这种以信约关系编码成的语言，才可能推导出“偷盗”的概念。一旦语言的发生者对语言的“真”进行破坏，那么结果正像匪徒说的那样样，他的行为不再是盗劫，而仅仅是让椅子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来 次简单的位移。
作家试图回忆匪徒的语言，并猜测匪徒当时的心境。他记得匪徒有两个口头禅“兄弟”与“对不对”。作家认为“兄弟”这个用语隐含了匪徒企图获得平等的可怜心态，“这正表明他确实知道我与他之间有所差异。甚至因此而惧怕。”而“对不对”这个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代表的意义是“我没有错吧”。它是本世纪最有代表性的标语。它惟一不能表示的就是自信。从语言学上来说，就像是失落的语符找不到它所归属的语系。“基本上，他无法肯定自己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想所信。”因此，作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不对”这种表达形式正是文化崩溃的症候，它表示“我不能和你沟通”。这样，作家获得了自我安慰：正因为自己拒绝匪徒将他写入小说的要求，自己的书稿才被焚烧。即使自己的书稿被焚，自己仍然掌握着“语言魔术”，拥有比匪徒优越得多的地位：“他控诉我们所重视语言及其能力的人根本没有道理，因为我们之中大多数的人，不论是有意无意，都曾尽心尽力地来保存语言的神秘与奇妙，发展语言的科学与艺术。”这样的解释似乎是令人信服的。十九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曾有一句名言：“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然而，正是在这句语里，我发现了语言的变质。
小说中的老作家是深度近视，这使他拉远了与他人的距离。他厌恶与人接触，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使他远离现实人生，生活在文字的世界里，写书、读书、评书、出版书便是他生活的全部。语言是他逃避现实的武器，他天生驼背，遭人嘲笑，他便利用语言来打击别人，藉此以掩饰自己的缺点。当匪徒破门而入时，他首先感到的是恐惧和怯懦，但他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借口，说自己是有“清醒的理智”的人，不能轻举妄动，于是乖乖就范。最后，他还是为自己的书被焚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他拒绝把语言这种神秘的魔术传授匪徒。但是，语言究竟是作家的魔法，还是他的牢笼?拿他被焚烧的《匹考克评传》来说，匹考克是一个古代不知名的作家，匹考克本人的书已经没有人读了，给匹考克写评传的价值何在?作家自视为知识分子，信仰知识，他的一生都花在寻找一座古墓上，但是那座古墓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仰“理性”、“知识”、“民主”，指望于此得到自己的存在，而这些的背后却是空洞的存在。他到底是得到了存在，还是失去了存在?事实上，语言具有无限生成转换的能力，语言可以自由地虚构和创造。人可以调用语言遵从意志编排人的意义。谁具有编排语言的能力，谁就能以语言虚构、创造人的意义。就人的意义对人的指令性而言，谁编 排了人的意义，谁就能具有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权力。这就足以诱惑无数的人，例如那些思想家、作家、演说家、革命家、布道者。他们撒开语言的巨网捕捉那些茫然无辜的人们，同时自己也深陷其中。语言像资本一样被这类人占用，用以维护自己，支配他人。这位作家便是其中之一。
从这个角度反观匪徒的思维与行动，则是对语言的突破。“财产这玩意全他妈的是骗人的东西。”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语。私有制是现代社会运作的根基，取消私有制及其背后的语言体系，实际上是要恢复自己创造自己存在的意义的能力。荣格说过：“在我们的时代被称为神经病人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其他的时代不会是神经病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人类社会依然通过神话而同祖先相沟通着的时代和环境之中，他们将会使自己免于被划入病人之列。我指的是那些不能忍受神话失落的人，那些既不能进入一个仅仅是外在于人、由科学的眼光看世界，又不能忍受语词的理智欺骗的人。”匪徒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焚书的行为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象征：他要烧毁的，是人类对语言文字的迷信与信赖；他要解除的，是语言文字对人类的统治与奴役。中国有句古话：“人生识字糊涂始”，西方也有句谚语：“读书是一条由自由通向奴役的道路。”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人就必须具备对生存语言进行识别判断、反思超越的能力。这才是匪徒焚书的真正用意所在。可悲的是，作家无法了解匪徒的真正用意，反而以语言文字的魔术师自居，再次收集资料创作《匹考克评传》，更加坚定地安身在语言的牢笼中。
小说通过“焚书”这一主题对语言本身进行了检讨。个人生活在庞杂的人世和庞杂的语言中，以自己的生命和语言参与庞杂的社会和庞杂的语言。那么，如何操纵自己的生命的船帆和意志的桨板，才能抗拒语言的垄断、完成语言的超越?福尔斯的回答是既悲观又乐观的：“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而得到的自由是孤独的、不安分的、无依无靠的。好比飞蛾定要做破茧而出，否则就要成为死蛹。即使破茧之后面对的是更残酷的世界，但是破茧之后的过程本身，就是可贵的自我了解与实践。”
焚书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的文化现象。如南北朝时梁元帝江陵焚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的焚书，都能给我们提供无穷无尽的文化思考。本文仅就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及英国小说家福尔斯《可怜老》中焚书的故事，从语言的角度作一点有趣的比较和粗浅的分析。正如《周易》所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对“焚书”现象的阐释，我这篇短文所作的不过是万分之一的工作：通过一种高于生活的朴素性反思，让语言向生活本真的朴素性回归。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
魑魅人间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一九零三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三十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一九五零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四十七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各派人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奥威尔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后世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熔为一体，使作品具有了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叟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而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他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事，而是直接揭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邪恶以及他们所支配的语言体系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用于“宣传”的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是粉饰现实的工具、也是蛊惑民心的艺术。奥威尔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二十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动物庄园》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动物庄园》的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从前，被人豢养的禽畜行尸走肉地生活着。一天夜里，动物们在谷仓中听了雄猪老麦哲所讲的梦，仿佛听了一堂福音传道或启蒙教育，任人宰割的动物从此认清了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不久，他们群起暴动，赶走主人了琼斯，自己当家作主，推行“动物主义”。动物庄园建立伊始，全体动物享有平等权利，开始崭新的生活。
然而，正当庄园笼罩在大家庭式的温暖之中的时候，正当动物们任劳任怨、忍受委屈、迁就现实的时候，新的当权者却开始用新制度来为自己捞取特权。猪群占据了领导的地位，他们的两大领袖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殊死搏斗。经过多次较量之后，前者终于获胜。
奥威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鲍克瑟的老马，他忠心耿耿地为拿破仑工作，一生中有两句名言：“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他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鲍克瑟因年迈力竭而亡，死后却被主人卖给屠夫，以一张皮，一副骨头换取威士忌喝。拿破仑在鲍克瑟隆重的追悼会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鼓励家畜家禽都向死者看齐，做动物庄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成员。
斯奎拉是群猪中指鹿为马的宣传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庄园的今昔作对比，他常说的“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为一切异议和不满的成员头上的紧箍咒。愈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很成问题的现状就愈是显得美不胜收。于是，缺乏理解能力的动物们欣然地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作为领导阶级的猪群把牛奶和苹果留给自己享用，而其他动物却忍受饥饿，对此，斯奎拉的解释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权吧？实际上我们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厌恶它们。我们食用这些东西的惟一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是脑力劳动者，庄园的全部管理工作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为大家的幸福费尽心机。因此，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动物们呆头呆脑地认可了斯奎拉的合理化解释，反而对猪群感激涕零。斯奎拉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斯奎拉不正是二十世纪的戈培尔、日丹诺夫们的缩影吗？
一个新建的强权社会，必然需要一个“公共污水沟”，即倾泻仇恨与怨毒的场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逃之夭夭的斯诺鲍恰恰充当了一个虚拟的靶子。拿破仑将斯诺鲍作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让所有成员都时刻警惕斯诺鲍的复辟。这样，动物们的视线就被转移了，革命的质变也就得以悄悄完成。凡是与斯诺鲍相关的迹象在某处出现，施暴者便抓住借口，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搞出惊世骇俗的大案要案来。凡是自己的统治露出破绽时，便把斯诺鲍作为替罪羊，所有的过错一古脑地推到他的身上，这个假设的敌人永远也无法反驳。黑白对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远合理，不合理永远不合理。
当语言的作用运用到极限时，狰狞的面目便暴露出来。九条恶犬为拿破仑开道，顺者昌逆者亡，当年制定的七戒被刷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最终，领袖把“动物庄园”又改为“曼纳庄园”。这里不存在真话，也不允许讲一句真话。一切都在不断地被修改，目的就是为了磨灭动物们的记忆，让幸存者不再对暴政、非正义和公开的丑剧产生丝毫的惊奇。群猪竖起两条腿走路，在大厅里与其他庄园主举杯联欢。此时此刻，其他动物默默待在窗外，“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庄园建立之初的教条“全体兽类生而平等”下面增添了一行“但某些兽类比其他兽类更加平等”。这一行修正轻易地取缔了平等的实质，使极权主义的秘密昭然若揭。学者康正果的书评摘译了奥威尔在论文《文学的受阻》中的一段话：“极权主义认为，历史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有待认识的东西。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一种理论专政，为了巩固这个专政，其统治阶级必须被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但事实上世间并无不犯错误的人，所以，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个或那个错误似乎并不存在，或者这个或那个胜利确已取得，重新编造过去的事件就在所难免了，这样一来，每一次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就得相应地改变理论教条，乃至重新评价主要的历史人物。这类事情当然随处可见，但在那些任何时候都只允许有一种观点的社会中，它显然容易导致公开的弄虚作假。极权主义其实就是要求不断更改过去。既然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弥天大谎与撒点小谎同样都无关痛痒。在极权主义看来，整个历史记载都是偏颇不确切的，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现代物理学已证实我们视为真实的世界乃是世界的虚象，因而相信感觉便是低下庸俗。一个固步自封的极权主义社会往往要建立一种早发性痴呆症的思想体系，很多常规虽在日常生活和某些特定的科学中行之有效，但政治家、历史家却可以对其漠然视之。”极权主义者不仅左右着社会成员对现实的看法，还通过大规模的修改历史事实的行动，将人们的记忆也改写了。人们生活在虚空之后，逐渐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极权主义社会里，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成为常态，而说出真话的人却被送进精神病院（苏联专门为持不同政见者设置了数百家精神病院）。
《动物庄园》的寓意正在于此。这部作品是在奥威尔供职于英国广播公司时利用四个月的业余时间创作的。刚开始，由于小说题材敏感、主题尖锐，竟有十二家英美出版社拒印。而一旦出版，它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英美读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好评。在英国书商协会列出的二战以来最佳英文小说的名单上，《动物庄园》与《麦田的守望者》、《蝇王》等巨著并列而毫不逊色。而在另一部作品《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则更深刻地探究了当代社会中的权力与人性、爱的关系。
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四年（即奥威尔创作此书时的三十多年后）的“海洋国”。“海洋国”的统治阶级是“内党”，“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老大哥”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主人公温斯顿仅仅属于“外党”，跟所有同志一样身穿清一色的蓝布工人套头衫裤。他服务的机关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还有三大部：“和平部”、“仁爱部”、“富裕部”。四大机构各占据一座三百米高硕大无朋的金字塔式建筑，建筑外边大书特书党的三大原则：“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温斯顿担任“记录科”的科员，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
温斯顿的家与所有私人居室一样，有一个无孔不入的现代化设备，叫做“电子屏幕”。每个房间右首墙上都装有一面长方形的金属镜子，可以视听两用，也可以发号施令，室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受这面照妖镜的监视和支配。平时无事，电子屏幕就没完没了地播送大军进行曲、政治运动的口号、或“第九个三年计划”超额胜利完成的消息。这些噪音由中央枢纽控制，个人无法关掉。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温斯顿却躲到角落里偷偷地记日记。记日记是大逆不道的思想罪，早晚会被“思想警察”抓入大牢中去。逮捕永远是在深更半夜，在睡梦中被惊醒后，有可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温斯顿仍然忍不住胡思乱想，在胡思乱想中探索真理。这时，他结识了女友裘丽亚。在党的眼里，恋爱是罪行，两人的幽会全是偷偷摸摸的。海洋国把性爱规定为“我们对党应尽的义务”，并且不允许离婚，温斯顿与妻子分居了十年，个人生活极其痛苦。故与裘丽亚之间，由性关系发展到爱情。当爱情诞生的时候，也就是温斯顿对极权主义决裂的时候——爱使人性恢复了常态，并由此反思极权主义将人工具化的统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