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的父亲是一个孝子，孟凡的祖父在辛亥首义中为保卫新政权而战死的时候，孟凡的父亲还在娘肚子里，其后许多年，孟凡的奶奶独自一人茹苦含辛将孟凡的父亲抚育成人。所以，孟凡的父亲对孟凡的奶奶从来都是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
在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孟凡父亲为孟家猫所付出的代价，也实在不比孟凡的奶奶小多少。那时候，养猫养狗种花种草都是修正主义了。孟凡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运动一来，首当其冲。尽管孟凡的爷爷该算是堂堂正正的革命烈士，但他参加的毕竟是辛亥革命，充其量也还只能算是资产阶级革命。那时候，在一般的中学生眼里，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其他所有的革命都是假革命，反革命。到后来，连那些参加过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的人，大多数也都变成了假革命，反革命了。所以，孟凡的父亲从来不提那位辛亥义士。很长时间里，连对孟凡他们几个孩子都不说。直到那位九爷爷来过之后，孟凡的父亲才含含糊糊地讲了一点。意思是说，孟凡的爷爷是背叛了反动封建官僚家庭的，是追求进步的，孟凡的爷爷从来没有反过党，因为他在还没有共产党的时候就死了……关于爷爷的详细情况，是在孟凡上了大学之后，才逐渐搞清楚的。
9
孟凡到报社开了一个短会，处理了一些事务，心里不踏实，就匆匆赶回家来。每逢单位分房装修搬迁，当事人上班开溜便是合情合理的，这已成为一条不成文法。
孟凡回家时，妻子袁源也已在家里了。袁源说，思想还是不吃不喝。
孟凡开了卫生间的门，门刚刚推开一条缝，思想便腾空而起，从孟凡的头顶飞跃而出，径直蹿上客厅的窗台，对着窗外大声嚎叫起来。几次向楼下欠出身子，作出跃跃欲试的样子，然后又恐惧又绝望地缩了回来。孟凡想去抓它，又怕思想失足掉下楼去，便远远地唤它，思想只是自顾自地望着楼外凄厉地叫唤，在窗台上烦躁地来回踱步，孟凡等它走到一头时，快捷上前将那扇窗子关上，这才松了一口气。
袁源说，它想出去。
孟凡说，它没有来过这么高的地方。
袁源说，它不喜欢这个地方。
孟凡说，还没有习惯，习惯就好了。
后来，思想终于从窗台上下来，躲到沙发背后去了。
突然间，孟凡和袁源一起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又听见一阵唰唰唰的声音，循声找去，见思想在两只沙发的夹角间拉下了一大滩屎尿，正弓着身子使劲地在屎尿周边的大理石地砖上刨着，一边将它想象中刨起的灰土向屎尿盖去，它做得固执又专注，见长久还未遮盖掉屎尿的气味，都有些气急败坏了。孟凡两口子将沙发挪开了，它还在一心一意地执着地刨着。待袁源拿了拖把卫生纸来清扫时，它还不愿意离开。
收拾完思想的那一滩秽物，将思想又关进卫生间，两人都无言。他们都知道对方想到了一些让人窘迫的问题。
10
袁源和孟凡的姻缘中，有两样东西是很重要的，一是书，一是猫。袁源后来想过，光有书呢，缺了一些人间情怀，光有猫呢，又少了一种精神境界。
袁源和孟凡是在七十年代中期一次年轻人的小型聚会上认识的。那时的一些青春聚会不像现在，喝酒，跳舞，唱卡拉OK，亦或吃摇头丸甚至上床。那时的年轻人聚会，总谈一些天下最大的事情，当前的形势，革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中国向何处去……常常要表达一些很犯忌的思考。因此，这一类聚会都带有一种秘密紧张的气氛。那个时候，一些青年的思想日渐活跃，出现了很多类似地下读书会的小组合。有的是工厂的青工同事，有的是下乡插友，有的是文革战友，有的是小学中学同学或街坊邻居。先是相互传借一些封、资、修的小说，后来是手抄本，再后来就慢慢交流起读书心得，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体会。再后来还传看一些禁忌文章，如《中国向何处去》，《第三次革命》等等。那种紧张神秘又带有犯罪快感的思想碰撞，成为了他们青春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精神聚餐。后来孟凡研究辛亥革命史，发现当时的党人初兴时，也是以这类读书会的方式纠集的，便理解了文革中，当局何以那么认真那么用力地剿灭社会上爱读书的小团体。
袁源的家是这类聚会的一个重要据点。那时，袁源的父母都还被关着，家里就一个奶奶和一个弟弟，奶奶从不干预他们说什么，还可以给他们做吃的。弟弟很小，只要放他出去玩，可以一整天不落屋。袁源当时虽然才二十挂零，却已是一个经历丰富的女革命家了。文革开始后，刚上初一的袁源便和一帮大串联中认识的大学生兄长混在了一起，给他们跑腿，刻印，提浆糊桶，耳濡目染，冲锋陷阵，成熟得很快。据说她的第一个恋人是在一次武斗中死去的。第二个恋人在一个反革命案中被枪毙了。袁源自己也受了不少折磨，终因年纪小，又是个女孩，没遭大难。但已是一副曾经沧海的样子。所以孟凡见到她的第一眼，便被她那种沧桑气质迷住了。袁源的一个亲戚在一家大机关资料室里工作，袁源常去那儿借一些书，主要是借一些苏俄及西方的文学作品。后来发现她那儿还有一些内部出版的供批判用的书刊，如日本军国主义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丰饶之海》，苏联作家科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巴巴耶夫斯基的《人世间》，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以及那种供批判用的不定期出刊的32开本杂志《编译参考》等等。禁锢多少年后，见到这些东西，就像小和尚下山见到了“老虎”，不论老和尚怎么吓唬，小和尚还是要说“想老虎”。袁源痴迷执地着缠着她借，她最终答应了。那个亲戚是一个勇敢的女性，袁源至今感激她。尽管每次她只让袁源拿走两本，还用各种方式伪装起来，并规定不许超过两天，不许让外人知道，不许在资料室有人的时候提这档子事……
袁源一直还记得孟凡初去她家的样子，那时他瘦瘦的，斯斯文文，戴一副最普通的棕红色有机玻璃框架的眼镜，留一个典型的学生西装头，说话斯文但尖刻，爱带一些不伤大雅的脏字。如巴妈的，个杂子，狗尔……这些脏字大都语义不详，谁也没弄清楚它们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只当个语气词，类似于古汉语中的夫呀兮呀之乎者也一类。这些语气词使孟凡抑扬顿挫的叙述显得格外生动，如果要硬性将它们抽去，那孟凡的语言会顿失风采。所以，他一旦和领导，公安一类人说话，便结结巴巴生涩又干瘪。那时，许多知识分子子弟说话都爱带脏字，表示知识份子革命化，资产阶级劳动化。她记得他第一次来就带了一份见面礼，是一部郭沫若的《洪波曲》。他说，郭老这本书很有意思，里面许多地方写到武汉。然后细细转述起来。孟凡的转述能力也很强，他能用地道的带了脏字的武昌话准确生动地转述一个西方爱情故事亦或一个深刻新颖的社会思想。那本南斯拉夫人写的《新阶级》的主要论点，袁源就是听孟凡一一转述的。她至今没读到那本书，但在孟凡转述之后，比读过印象还深。
有一次，孟凡发现她枕头下面的某一部内部出版的书，他以一种真诚到痛苦的心情向她求借。袁源很果决地说，这书不能转借，她答应过别人。他说，我以我的人格，我的性命向你保证，绝不会坏你的事。就是那一次，为了证明他阅读的安全性，孟凡向袁源讲述了他爷爷的故事，讲了他现在在蛇山坡上的家，曾经是革命党人的秘密工作站。他说，从满清政府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它。他又说，你想想看，当初如果没有那些革命者将那些革命书刊传布到那些进步青年手中，我们的革命队伍要损失多少优秀人才！袁源说，这本书的期限已到，明天上班之前就要还回去，我自己还没有看完呢。孟凡问，你几点上班？袁源说，七点。孟凡斩钉截铁地说，我今天晚上十二点来拿，明天早上六点五十还你。两个人把话都说绝了，僵在了那里。一会儿，孟凡起身说，你抓紧时间看，我晚上十二点来。说完，不等袁源表态便匆匆走了。
就这样，以书会友，孟凡开始了和袁源的往来。那时的青年男女，交往有许多禁忌。以书做托儿互相接触，就成为一种高雅安全可进可退的好方式。但孟凡和袁源的交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实仅仅只为了书，为了那种躁动的青春思考。他们两家住得不远，走路十分钟，交往也很方便。他是那种奇文好书新思想不过夜的人。蓦然间就来了，坐下就开聊，不作任何寒暄，聊完聊透拔腿就走。在那种严峻的岁月里，他们互相刺激，说了许多犯天条的话，也说了许多今天看来愚昧可笑的话。袁源说，你将来不是一个思想家，就是一个反革命。他说，你也一样。那时他们二十出头，不知天高地厚。
他们认识大半年之后，袁源才第一次去孟凡家，还是孟凡来接她的。孟凡说，他家的猫生了小猫，他要送袁源一只。袁源说，我连自己都养不好，别害了一条性命。他说，你只去看看也行。说罢，便一往情深地说起他家的猫来。当时袁源很奇怪，一个全心全意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政治的思想家，怎么会对阿猫阿狗有这么大的兴致？就在那天，孟凡给袁源讲了他家猫的长长的故事。那时，他们由于思想的交流，已成为了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却没有一点点男女之情。从袁源家出来，走解放路－－也就是孟凡九爷爷说的中正路――拐民主路――也就是孟凡九爷爷说的察院坡，然后从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巷壑口插进去，曲曲折折蜿蜒至蛇山半坡孟凡的家。这里的民居布局杂乱，高低错落，不小心便会迷路，确实是一个秘密斗争的好场地。也许是多年前孟凡那个九爷爷不经意间的一番话，也许是文革中期相对沉闷无聊的生活，孟凡花了许多功夫了解武昌的变迁沿革民风民俗。他的许多述说，让袁源大开眼界，渐渐觉得武昌这座平静又世俗的城市变得神秘厚重起来。走到任何一处，他都会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有什么讲究，发生过什么事件。他说他爷爷当时卖了粮道街的孟公馆后，所以在蛇山北坡选了这一处房子，实在是费尽心机的。他说他爷爷那时的武昌城，被一条长长的蛇山一隔两半，城南到城北只有如今解放路天桥那儿的一个小山洞可以通行。除此之外，只有翻山或沿江边绕行。而当时的满清总督衙门及重兵都在城南，城北这边的管制相对松弛。那时的蛇山林深草密，有什么不测，从后门出去往里一钻，便难得寻见。上得山后，前可通汉阳门渡江，后可奔大东门出城。万一不便逃逸，那一带地形复杂，随便往哪儿一拐就不见了踪影。袁源记得那一天的路上，孟凡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发出了质疑。他说：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句话放到我爷爷身上，就不那么说得通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官僚阶级出身的人，自己一天都没有劳动过，更没有被什么人剥削过。按现在的话说，是吸劳动人民的血汗长大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寄生虫。他为什么要变卖家产投身革命？为什么要冒死去推翻他们祖祖辈辈效忠的朝廷？最后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袁源说，这一段话，就是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己身上也不准确，他家是富农。还有总理，还有鲁迅，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候，他们常常为自己这一类今天看来十分浅薄的思考而激动不已。两个都没有亲自吃过苦头的少男少女，为自己的深刻自豪或痛苦。
跟着孟凡七拐八弯来到他家，由于事先听了孟凡讲的故事，袁源对这一幢破败的房屋竟生出一股敬意。那时孟凡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已经插队去了，平日只有他和他的父母亲。那是他家住房最阔绰的一段时间。楼下一间堂屋，堂屋后面是一架阴暗窄小的木楼梯。楼梯间后面是厨房，厨房后面有一扇小门，通往那半间大斜角的暗室。孟凡先带袁源钻进那间暗室。孟凡说：我爷爷他们在这里藏过枪械炸药，我小时候还在这里捡到过子弹，后来被我父亲扔到茅坑去了。
暗室里有一盏瓦数很小的灯。孟凡说，我在这里看书。你看，保不保险？说着，他在墙壁上抽出一块砖，从里边掏出几本书来，又放回去，再将砖塞好。顺着暗室倾斜的地面，放了几只小木箱，可以坐人。这大约是他阅读的座椅。如果在上面铺一点棉絮，还可以睡觉。暗室一侧那三角形的墙上，有一扇两尺见方的木窗，打开后便可以爬到屋后的山上去。外面长满了杂草，刚好将这扇木窗掩住。看得出来，孟凡对他的这间暗室很得意，差一点忘了他约袁源来是看他家的猫的。或者说，他其实更想袁源来看看这间暗室。从堂屋后面的楼梯上去，有一前一后两间房。前面的一间是孟凡父母的，后面的一间是他们三个孩子的，现在由他一个人住。那时袁源没有想到，几年以后，她也会住到这一间房里来，与这个稚气未脱的毛头小伙子同床共衾生儿育女，过了一段漫长又困窘的日子。
那只腰圆形的猫盆就放在他的床下。孟凡上楼的脚步声一响，便听见了一声猫叫，似乎是打个招呼。进屋后，孟凡蹲下身子，将猫的产房从床下轻轻地拖出一半。只见一只浑身雪白而长着一根环形虎尾的大母猫在一块污渍斑斑的棉絮上优雅又慈爱地侧卧着，五六只毛茸茸的小猫仔蜷伏在它的腹窝里。有的在吃奶，有的在一边四仰八叉地睡觉，都还没睁眼睛。孟凡一边轻柔地唤着母猫的名字，一边一一抚过猫仔，并将压在下面的掏出来重新放个舒适的地方。母猫见了生人，眼里露出些凶光，无声地一下一下呲着牙。孟凡说，莫怕莫怕，自己人――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说着，从木盆外端过一碗清水喂母猫喝。母猫欠起身子，用舌头卷吧卷吧地喝了几口。孟凡放下盛水的碗，将木盆推回床下说，小猫睁眼之前不能见到强光，它们的眼睛还没长好。袁源看着他，想，这个年轻的思想者，在此刻变成了一个善良的老奶奶。那只母猫大约是思想的高祖曾祖一辈的。那时，离它祖上从京都迁来武昌已快一个世纪了。不知道它是否会梦见它的先人在宫廷中的生活。孟凡曾很肯定地说过，猫是会做梦的。猫做梦的时候，可以从它脸上的表情看出来。
在那天，有一个瞬间中，袁源心里涌出了一种很柔和的感觉，像冰层上涌出了小小一注春水。这个感觉是在她看见孟凡用手掌窝成一个卷儿，轻轻从母猫怀里握出一只小猫，轻轻放在另一只手掌心中，然后用几个手指肚轻轻抚它的时候产生的。
他们那一批年轻的思想者在不久之后的几年中，开始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首先是一个年轻的中学教师，因与外地一个什么学习小组通信，被查获，判了三年刑。他在审讯中交待了所有的往来关系，其中包括孟凡和袁源，害得孟凡和袁源被调查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又有一个因文革的问题一直没有招工返城的同学被关，从他的借书名单上又找到了他们一帮人－－那时候，很多读书青年都有一本私人的图书借阅手册，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借某书。如已归还，便在后面注明：某年某月某日归还。以避免在错综复杂的扯借过程中，不知了书的去向。这次搬家，袁源还翻出了她当年的那本借书登记册，发现了许多熟悉的人和熟悉的书。其中就有孟凡：某年某月某日，借《杜勃罗留波夫选集》，某年某月某日还。某年某月某日借《尼克松回忆录》，某年某月某日还。甚至还有几本音乐方面的专著－－《西方音乐欣赏》，《和声学教程》等，真是很有意思。根据上面的记录，有几本书孟凡是一直未还的，袁源拿了记录示予孟凡，向他索要当年所借的书。孟凡一口咬定是还了的，是袁源自己忘了记。说着，果然在书架上找到其中一本，袁源说，这书一直在你们家吧？孟凡说，老夫老妻了，哪还分得清你家我家？我家的都成了你家的。说话间，袁源和孟凡都意识到，那一段纯净的岁月已逝去久远了……
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以后，他们那一批读书者中，还有不断遭难的。由于这么折腾了几年，他们在单位几乎都成了危险份子。当高考开始后，大家便陆陆续续通过考大学逃出了监控。孟凡是第三年考取一所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他的数学和英语拖了他两年的后腿。那时，袁源已高出他两届。他们都过了该结婚的年龄，于是就结婚了。
在其后的几年中，也许是太漫长的腥风血雨弄得大家身心交瘁，也许是沉重的学业和家务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他们那一批人，差不多都是八十年代初期结婚生子－－大家相互往来少了许多，即便往来，也只是喝喜酒，看孩子，问分配，谈工资，很少有那种纯思想的形而上的交流了。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孟凡像是蛰伏了一冬的虫蛇，雷声一响，又爬出洞来。开始关注各类新书新思潮新动向。他开始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是想弄清他祖父那一批人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发展脉络，一是想弄清辛亥革命对中国后来的几十年究竟生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他还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几家院校的学报上。文章都不大，但观点很激进。其中一篇《革命，还是立宪？》还引起了一些批评与商榷。那时的孟凡三十出头，那才气与锐气让许多朋友们看好。孟凡除了勤奋做学问，还很活跃地参加各类学术思想交流活动，仿佛是七十年代中期那一次思想活动的翻版与升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时是在地下，现在已浮出水面，登堂入室了。在一次很高规格的研讨会上，几个当年的读书者相逢，都有一种十年磨剑一朝出鞘的感觉。少年壮志，天下豪情，尽在书生文章言谈中。那时他们都很乐观。
没想几年之后，孟凡大变了。深居简出，不著一字，连人的模样都苍老起来。有朋友用小说《红岩》中的故事开玩笑说，枪一响，华子良就疯了。一次，几个朋友实在放心不下，怕他出什么毛病，径自上门找他，说，经历了这许多风雨，不致于此吧。他自嘲地笑了一下，说，个杂子――年纪来了，经不得吓了。便扯到别的事上去了。那天，他说的最多的，是他眼下的窘况。父母日渐衰老，孩子一天天长大，经济日益拮据，连书都买不起了。特别是住房，已让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说他前些日子去了几个大学同学的家，有在省市委工作的，有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也有前些年下海办了公司的，让人很受刺激。孟凡不断地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最可怕的是，在我们学校，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无望。他说他打算调到一家新办的报社去，据知情人说，不久会有房子。大家很惊异。他们知道，孟凡对报社的工作向来是很不屑的，常说，谁在那种地方打一个滚，思想便堕落，笔头便愚钝。没想到他现在倒想去了。
孟凡说起他现在依然在搞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找到了有关他祖父的一些资料。那是辛亥首义胜利之后，湖北军政府汇集的参加人员的回忆录。因为他祖父已在汉口大智门与清军一役中牺牲，文稿是由别人代写的，但一些史实毕竟清楚了。
11
思想拉完屎尿，终于平静了一些。吃了几口食，喝了几口水，自个儿回到那纸盒中睡去了。自此，孟凡夫妇才舒了一口气。回到自己的卧室。双双在那张新买的大床上仰面躺下。孟凡第一次放肆地将自己的身子抛上床去，让它在那层厚厚的席梦思上尽情地弹跳。多少年来，孟凡都是小心翼翼地对付着自己的那一张床和床下的楼板，它们会联合起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它们像一群骄气又坏脾气的女孩子，几乎是一碰就叫。如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吱吱嘎嘎如拆房一般的喧嚣，隔壁几家大约都能听见的。因此，他们夫妻的房事多年来一直都在极其克制的状态下进行，如两个在机关密布的银行里战战兢兢撬盗保险柜的窃贼。有一次，他看一种自行车定车比赛，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圆圈中，骑在车上，不能前行，不能后退，又不能倒下。他觉得很像自己，用很大的力气，做很小的动作，还不能出声。如今，在这钢筋水泥的大楼上，在这厚重结实的床架上，在这具有良好弹性良好缓冲的席梦思床垫上，你便是如妖精打架那样张狂那样无忌，也无后顾之忧了。想到这里，孟凡用手去抚袁源的身子，然后替她解了衣服。
孟凡夫妇进行了一次结婚以来从未有过的活动，用时髦话说，进行一次高峰体验。袁源似乎将压抑了一生的声音都呼喊了出来。事后，袁源突然默默地哭了起来。孟凡问她哭什么。袁源说，我都四十六岁了。
孟凡当然知道妻子这句话的意思，却装着没听懂地说，那有什么，我也四十八岁了。不会嫌你老。
袁源知道孟凡其实听懂了，便不再做声。
过了一会儿，孟凡说，还来得及。
可能是源于当年对那个在资料室工作的亲戚的羡慕，可能是倦于多年来与人奋斗的凶险，袁源读的是图书馆情报专业，毕业后如愿分到省图。实现了她一辈子活在书堆里的理想，那时她还有许多浪漫许多梦幻许多贵族气。从来没有想过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儿育女比书更有力量。还有疾病，它能消磨掉最强大的激情。袁源幼年生活优越，养成了一种非常敏感的体质，对蚊子苍蝇老鼠蟑螂潮湿炎热都缺乏正常的耐受力，特别是那强大的噪音，让她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袁源嫁给孟凡之后，几乎就没有睡过好觉，即便吃了药，也只能迷糊四五个小时。她看书，可以看见文字，但看不见文字的意思。后来，常常连文字也看得模模糊糊的了。这些，深深刺伤了孟凡的自尊心。他曾多次自言自语说，狗尔，老子总有一天要去抢银行的。
近些年袁源几乎不再读书。除了上班，生病，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女儿身上。从汉语拼音到平面几何，她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学业重复了一遍。
12
孟粮道去世之后，孟粮道的长子，也就是孟凡的曾祖，分得了孟公馆的房产，另外两个儿子，一个得了乡下的田产，一个得了一家钱庄。几个外嫁的女儿，各自得了一些金银细软古董字画。孟公馆除了一部分依然给家人居住，其余大部分陆续租赁了出去。前面说了，与孟公馆所在的粮道街紧邻的后补街，是历年朝廷的候补官员们的集中居住地。这些候补官员大多是豪绅巨贾花钱捐来的，得了朝廷一个官衔之后，便分配到各地等候补缺。僧多粥少，这些候补们常常是一候多年。有的一直候到老死，也未必得到一个实缺。这样，他们便在省城武昌常年居住，以致住出了一条街来。那些做了久等准备的，便自己盖房买房，没想到要久等的，便在附近租房。所以，孟凡的曾祖得了那一套大宅子之后，便没干过任何营生，吃了一辈子房租，在离世前又将这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库给了孟凡的祖父。
孟凡的曾祖闲散了一辈子，到中年后常有失落之感，希望几个儿子能重搏功名，特别是寄厚望于聪慧机敏的长子，也就是孟凡的祖父。哪知孟凡的祖父在那种自由自在的环境中长大，对科举八股一套实在学不进，在二十岁上考进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兴办的新学堂－－两湖书院。两湖书院的课业都十分新鲜，师资也很优秀，但学风学纪极其严明，除了休息日，平日不许离校，孟凡的祖父受不了约束，一年之后便肄业了。
在两湖书院时，孟凡的祖父遇见了一位早他一年入学的学长，此人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那位学长名叫黄兴。
开始，孟凡的祖父并未直接参与黄兴的革命活动，只是为他蛊惑人心的革命宣言所感染，读了不少的党人书刊。孟凡的祖父肄业之后，有了许多闲适，开始四方游历，广交朋友，渐渐开阔了眼界，生出了许多新思想。后来经一挚友介绍，参加了武昌地区早期的反清革命组织――文学会。黄兴第一次从日本回来为武装起义筹款时，孟凡的祖父变卖了孟公馆的后三进，将钱款全数捐出。那次起义因机密泄露而流产。黄兴再次亡命日本。到数年后，黄兴筹划广州起义的时候，孟凡的祖父又将剩下的房产全部变卖来资助革命起义。那次起义也以失败告终。两次失败的起义，几乎耗尽了孟凡祖父的全部家产。但当时革命党尚在秘密之中，孟凡祖父毁家纾难的壮举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紧接着武昌起义在仓促中爆发了，孟凡祖父尚未来得及论功行赏封官进爵，就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与清军一役中死于一阵乱炮。那一场战斗相当惨烈，阵前将士几乎全部牺牲，连尸体都无法清点收敛。孟凡的祖父本不是在编的军事人员，他当时是为前线送红布标识去的。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革命军以左臂系白布互相识别，结果清军也系了白布，混乱中给了革命军许多杀伤。军政府遂决定革命军改系红布。孟凡祖父等人受命将市内所有能买到的红布全部买下，并通知全市所有布店不许卖红布与清军。待孟凡的祖父冒死驾舟赶往汉口，革命军已死伤过半。本来，孟凡的祖父完全可以在完成任务之后安全返回，但不知怎么他就留在阵地上了，直到牺牲。有一篇当时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孟凡的祖父，说他一介书生，不谙兵械，唯一腔热血。见汉口满城皆火，同志死伤甚众，悲愤难抑，当即于街垒中学习放枪技法慨然御敌。激战中身负数伤拒不撤离，大呼曰：武昌乃首义之都，全国仰重，武昌一失，天下瓦解。汉口不守，武昌难保，城之不存，命何惜哉！孟凡读到此处时，曾仰天浩叹，没想到，孟家也有过这等血性男儿！
孟凡的祖父牺牲之后两个月，孟凡的父亲出世。当时的军政府也曾定期给这孤儿寡母一些抚恤，但紧接着政局动荡连年军阀混战，渐渐无人来顾及这母子俩了。一个钟鸣鼎食之家，转瞬间沦落为底层贫民。
孟凡曾几次试图分析揣摩祖父毁家纾难慨然赴死的心理动机，总难得出很令人信服的结论。参与那一次革命的人，大多衣食无虞，许多已在当时的军政机构中任职，用现在的话说，是体制内人。像黄兴一类，甚至是很受政府重用的，年纪轻轻，被保送至两湖书院，刚毕业，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到日本考察，是当作第三梯队培养的对象。黄兴家中也很富庶，有几百石田产，不属于水深火热活不下去了的无产者。他们何以会如此决绝走上一条造反路？
首义成功后，在武昌、汉阳、汉口分别建了几处辛亥首义烈士墓，许多烈士连姓名也没有。所以，孟凡的祖父究竟葬在何处，也一直没有弄清楚。有一次，孟凡从汉口利济北路经过，无意间发现了一处辛亥烈士墓。那是一处无名烈士墓，一柱人把高的小墓碑，竖在一方小小的墓室上，又简陋又逼仄，远不如一些个体户的墓园气派。更赶不上共产党的烈士如施洋向警予的陵园那般壮丽辉煌。这一处小小的无名烈士墓在四处高大建筑的挤迫下，象一片楼房间的小小闲地。墓园外面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熙攘，谁也没有在意这里躺着一批壮士豪侠的英灵。为一次推翻千年封建王朝的革命而献身的人们，很快就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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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的职工大楼还平铺在图纸上的时候，便成为了报社上上下下数百个人永远的头条新闻。电梯间，办公室，资料室，食堂，厕所，走道……各种各样的私密场合及你来我往的电话热线，无处不在议论着这个宏大事件。大家知道，这是今生今世最后的一次福利分房，按经济部一位年轻记者的说法，是最后一次名正言顺地对公共资产的瓜分与占有。人们准备了各自的方案，决计拼死一搏。扬言买了药水的，时刻准备上访上告的，卖血割肉准备厚礼打通关节的，调集老父老母妻子儿女前来哭诉的，装孙子做奴才以获取最后一点印象分的，一些平日里情同手足的朋友，突然间也变得鬼祟起来……整栋大楼气氛非常悲壮。宛如一首歌中所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全靠自己救自己。
孟凡原来很乐观，在这期间，他始终很矜持地保持着一种低调。他算算房子的套数，申请分房的人数，以为凭着自己的工龄，年龄，学历，职称，作品以及历年来获得的一些奖项，拿一个高分问题不大。没想到打分方案一出来，给了他当头一记闷棍。来报社前的工龄，按50％计分，新闻奖以外的奖项不予计分，双职工的加分，已有住房的原则上不予考虑，住房面积不够的，可酌情补充一部分面积，或交出原有住房后再另行分配……几乎没有一条是对他孟凡有利的。更令孟凡愤怒的是，方案中许多条款，明目张胆地有利于各类行管人员，就连司机会计保密员都沾光。到底是有文化的单位，知道从立法着手，做到不合情而合理，贪赃而不枉法。而且连此分房方案都是通过合法程序出台的。孟凡一反多年来的淡泊超然，去论理，去申诉，去上告，去拍桌子骂娘！但无济于事。整个运作如地球自转公转一样，不以孟凡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前推进。孟凡质问一个管分房的领导，报纸靠谁来办？是采编人员，还是处长科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领导说，报纸靠谁来办？靠党来办！没有基建处长，谁去跑地皮跑规划？没有广告科长，哪来的钱盖楼？谁是皮？谁是毛？你有没有搞错？几句简单的话，弄得一向思想敏捷口舌锐利的孟凡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见孟凡气焰收敛了一些，领导换了平和一些的语气说，你们的工作是很重要，名声也比我们大得多，能写文章能发稿，走出门去，上上下下都把你们当人，好吃好喝呵着捧着，塞红包送礼品，你们自己就不要忘乎所以了。候宝林有一个相声听过没有？一个人让一个酒鬼顺着他手电筒的光柱爬上去，那酒鬼说，我不爬，我爬上去，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你们现在都爬上去了，但不要忘了，电门还在我们手里捏着呢。
每次分房都像一次地震，震完了也就完了，地球照样转，各单位早已适应了这一自然现象。所以其间有什么动荡，大多是一付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强硬到底。一榜公布的时候，果然就没有孟凡。一查分数，只在二轮房的候选人之中，而且依然要交出原有住房，供三轮房分配。孟凡再次说明，原有住房是他父母亲的，前些年父母亲去世之后，才在一次换房证的时候将房主改成了他的名字，从继承权来说，还有弟弟妹妹一份。管分房的说，我们弄不清也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来龙去脉，我们只看房证。孟凡说，我去把房主换过来还不成？管分房的说，来不及了，要是半年以前换的，我们一点话也没得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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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孟凡知悉了一个重大工程事件。那天，一个在一家大装饰公司工作的老同学来访，孟凡谈到分房窝火呕气的事。那老同学说，你为这几十百把个平方呕个么气哟？东湖那里一栋几十层的高楼，说废就要废了，那一栋楼可以给你分两百次呢！孟凡问，什么楼？怎么废了？老同学说，新楼，越斜越狠，都快成为比萨斜塔了。说不定你这里还能看得见呢。说着，拉了孟凡爬到蛇山坡上，在一片远远近近林立的高楼群中，果然可以看到那一幢楼。在与相邻的一座楼的轮廓线的比对中，的确看出了它的倾斜来。这座高楼大约有二十几层，外墙都已装修好了。孟凡问，还有没有救？老同学说，听说正在请专家扶正。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封锁的很严，一般人进不了现场，不知其中有什么蹊跷。做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更做为一个梦想多年而未分得一爿住房者，孟凡一下子激动起来。第二天，他通过那位老同学混进了那座比萨斜塔，费了许多周折，采写了一篇报道：《耗费巨资三千万，高楼成了比萨塔》，还拍了一组照片。总编看了也很气愤，说，我们这里为十个平方打破头，那边两万个平方当儿戏。总编让孟凡将稿件和照片留下来，说尽快发出去。几天过去了，稿子和照片都没有发，孟凡去找总编。总编说，有关方面反馈，正在实施抢救措施，看看后果如何。如果抢救成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写。孟凡问换个什么角度。总编说，比如某项新技术获重大成功，挽回经济损失多少多少。你知道，现在住房问题很敏感。孟凡说，扶正以后，再发扶正的稿，这是两码事嘛。总编说，总得给人家一个改正的机会吧。到时候，两桩事情一起说也不迟。那天，孟凡跟总编纠缠了很久，还说了一些过头的话。总编说，你现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但我们搞党的新闻工作，万万不能意气用事。并警告说，这件事，在没有结果之前，不许乱捅！
孟凡窝了一肚子的火，悻悻离去。但从此他就盯上了这座斜塔，他几乎成了这桩事件的专案记者。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注水，灌浆，顶抬，支撑……种种方法都用过了，不知道又往里面投了多少钱，而那高楼依然倔犟地斜着，像一座刘胡兰就义的雕塑，而且倾斜度越来越大。一位工程人员偷偷告诉孟凡，掰不过来了－－基桩打少了，深度也不够，这高楼的下面原来都是淤泥－－只会越斜越狠，最后倒塌。那人指着周边一片矮小的楼房说，那时就不是几千万块钱的事，还要出人命的。孟凡回到报社又写了一篇题为《比萨斜塔还能斜多久？》的专稿，并将新拍的照片与原来的照片放在了一起。从与邻近高楼的比对来看，那楼果然又斜了许多。他将稿件和照片送交总编，并说，如果这次本报再不发，他将交给其他媒体。总编这次倒没多说什么，只说，我们再核实一下吧。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约孟凡出来吃饭。吃饭的地点是在武昌的一家高档海鲜酒楼。按约定进入一间包房，孟凡发现除了电视台的这位朋友之外，还有一位白领丽人，三十多岁，衣饰打扮都很得体。电视台的朋友介绍说，这是师总，老师的师，我省实业界的重量级人物。师总宛然一笑说，不说这些，都是朋友，别弄俗气了。点了酒菜，便与孟凡聊了起来。酒菜上桌后，电视台的朋友说，师总今天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在你们报纸做广告的事。师总一直在搞娱乐餐饮房地产，现在又投资药业。有一支新药马上就要上市了，想把广告做大一些，在中央台和我们台投了近一个亿。报纸呢，在省内想先投五百万。师总看好你们的报纸，也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孟凡听着，心中不禁一紧――五百万的广告！这等于让他孟凡中了一个头彩。他几乎不太相信这事是真的。再说，这类美事，电视台的朋友完全可以自己与报社广告部联系，轻轻松松又名正言顺地拿那一笔回扣，何必要花钱请客把钞票往我孟凡身上栽呢？想到此，他没说什么，继续吃菜喝酒。师总见孟凡没有什么特殊反应，笑笑说，这广告投入我也没有最后定夺，只是想先了解一下情况。这样吧，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做一年的报眼需要多少钱？再登一些介绍疗效的文章－－也就是你们所说的软广告，每千字多少钱？说完，便不再提广告的事，而把话题转到他那辛亥英烈的祖父身上。听孟凡说完，师总发了许多感慨，并说，像孟凡现在居住的老屋，当算一件文物呢。师总说她在国外，经常能见到这一类的建筑，它是一座城市的历史，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师总开玩笑说，不知孟老师能否割爱将它转让给我？修缮一下，摆放一些当年的物品，一定很有意思呢。现在，这些有来由的建筑越来越少，以后都是宝呢！孟凡差一点要问师总会出什么价了。但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心想，万一人家只是顺嘴这么一说，你便真想把那些破烂当作文物给卖了，岂不成了一大笑话！便含糊地说，那老屋我现在还住着呢。
饭吃到中间，那位电视台朋友的CALL机叫了，他从腰间取出一看，掏出手机复CALL。听完电话后很抱歉地说，有一件急事，他得提前走了。又对孟凡说，师总是一个很值得一交的朋友，既可当红颜知己，也可作江湖兄弟。孟凡不太习惯当了面把话说透，只是笑笑。倒是师总很得体地将电视台的朋友的话打断，说，你别把你们做作广告的那一套搬到这儿来。
电视台的朋友离去后，孟凡和师总从要作广告的那支药聊起，说到医疗制度，说到经济形势，枝枝蔓蔓生发开去，渐渐就海阔天空了。于是，许多个人的资讯材料思想观念情趣爱好，便在这无拘无束漫无边际的闲聊中显现了出来。师总比孟凡大约小十来岁，老家在东北一个小城。八十年代末期的大学生，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因卷入那一场风波，虽然没吃太大亏，但分配得不好。没去报到，下海了。先在北京，后来又去南方，碰上了一些机遇，渐渐做起来了。师总说，她那一批人，许多人由此走上经商之路，做大了的也很多。一是下海不久，便遇上邓公南巡，他们因为身已先在商海中，比那些后来者多占了一些先机。二是他们多受了一些教育，比第一批改革者们――也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些个体户乡镇企业家们多一些文化知识准备。三是因为无路可退，只能一往无前，又比那些有知识有文化但身在体制内吃惯大锅饭的人少一些怯懦少一些疑虑。所以，古人说哀兵必胜死而后生之类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这里面有辩证法，是吗？师总说这些话的时候，象一个真诚的大学生，又象一个聪慧的学者，显得很可爱。师总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算因祸得福，邓小平大约没有想到，当初在天安门广场上反对他的那些人，到后来许多又受惠于他。你现在去查一查如今那些三十多岁的少壮派老总，有多少没在那一场风波中滚过一板子？当然，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没有想到，当初那些被我们深恶痛绝的贪官污吏，如今成了我们的靠山我们的盟友。大家互相勾结互相依存同舟共济荣辱与共，成了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你们做报纸的，要是将这个题目拿去作一篇大文章，一定很好看。
孟凡没想到初次见面，师总便会如此坦率如此无忌，数年来，在报社那种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暧昧氛围中，这种倾心相与的交谈已很陌生，听着听着，竟有些感动起来。也抛却先前的矜持，开玩笑说，我真要如实写了，你们生意还做不做？
师总也笑笑说，你真要写了，你能发得出来吗？到你这类文章真能发出来的时候，我就按另一种规则做生意了。我等着那一天呢。
师总如此一说，倒将孟凡给噎住了。孟凡发现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心先有一些虚怯了。一种自卑感悄悄噬痛了他的心。于是摆出一副叫板的架式说，如果我豁出去，在海外的媒体上发呢？
师总又一笑说，海外媒体上，比这厉害的东西多的是。又能怎么样呢？老百姓还是看你们的报嘛。
作为一个报人，孟凡当然知道师总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他心中一痛。
师总见孟凡不再反击，和解地说，其实，到时候，你不写，我自己也要写的，要不然，我今天就不会对你说这些了。身在其中，比你雾里看花总要多一些材料多一些感受。
孟凡说，到时候，怕已脱不了许多干系。世界干净了，自己却脏了。
师总说，把许多将来的事情看透彻，就会把今天的事情做干净。
孟凡说，我是指另一种脏。
师总说，如果这样说，到时又有几个不的脏呢？
师总说到这里，孟凡竟在她淡淡的笑意中看出她的一些苦楚与沧桑来，宛如面对一个可人的青楼女子，让人生出些许怜爱。同时，又觉得这美丽优雅的少妇身上，还有一种让人恐惧的东西。
说了以上许多之后，师总突然换了一种平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口气说，我知道你目前在关注一栋楼，也作了很多深入的调查，但是你大约只了解到第一层的东西，对它后面第二层，第三层可能就不太了解了。有些东西你也不可能了解得到，我可以很粗略给你说一说。我是这一栋楼的投资方――准确一点说，我代表这一栋楼的投资方。承建方你已经知道，但你只知道它的公司名称，它后面的人你不知道。这一栋楼出了问题，当然我的损失最大。按常情，巴不得新闻界把它捅出去，通过正当程序挽回损失。但这样做不行，结果会是官司打赢了，一分钱也得不到。这其中的奥妙要跟你讲三天才能讲得清楚，也不能讲。如果换另一种方法，我的损失会减少到最小，今后还能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偿。还有一个原因，我是你们报纸的广告大户，我这里有个三长两短，你们报纸的损失也很惨重。我知道，这一点对你来说并无直接关系，但对报社来说就非同小可了。这几年，报纸竞争残酷。竞争什么，说穿了就是竞争广告收入。所以，你们报社一旦知道其中过节，也会慎重行事的。当然，这其中也还不仅仅是广告收入的问题。所以，我给你说了这么多，是希望你能体谅我的处境。将来，一当我摆脱了这个困境，我会把所有的实情告诉你，到时候你想怎么洋洋洒洒地写都行。说到这里，师总莞尔一笑，说，我给你说了这么多，丝毫没有勉强你的意思，你完全可以自行其是。我知道，我如果不在我眼下这个位置，对这件事我会是另一种姿态。算起来，你应该是我的师长了，读书时，我最能接受的，就是你们这一代留校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