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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死于合唱
费普一生中有三个时候与合唱有关。这里说的合唱，是指音乐意义上的合唱，不是光指人数很多。象文革的时候，费普天天要和许多人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语录歌，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那不算。
费普第一次见到合唱，是他刚上初中不久。在费普上学的路上，有一家汉口最大的教堂，是天主教的。那时他家住在英租界，学校在法租界，那座教堂便在他上学的路上。
那时的汉口，以那座著名的江汉关钟楼为界，沿江往下都是租界区，英租界，法租界，再往下走，是俄租界，再走，是德租界，日租界，再往下，就是郊外了。对汉口人来说，那曾是很远的地方。那时的汉口人，将方向只称为“上”“下”两种。上头，也叫高头，是指六渡桥一直到桥口，就是汉口的西头，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那一带是汉口的老城区，是大汉口的开埠之地。下头，也叫底下，是指江汉关以下。当然，也有更相对一些的说法，凡是下游的，都叫下头，比如身在桥口时，便可把六渡桥叫下头。反之亦然。有人说，解放以前，汉口最有钱的人和最好的房子都在下头，这话大约是对的。今天也依然如此。但是在洋人到来之前，那一带却是一片荒滩荒地荒湖，与我们今天坐轮船时，沿途见到的乡下江岸滩涂差不多。有钱人和好房子，原来都在上头的。就是在老人们说的“五口通商”之后，短短的几十年，洋人们你划一块我圈一块，将那些荒滩荒地荒湖迅速地弄成了一个新世界，一个高等区。很有一点今日新区的味道。那时的洋人很注重建筑质量，似乎打算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住下去，一座座房子做得又别致又结实，而且，没有两幢是相同的。近一个世纪了，没听说有倒塌的。前几年一些房产商在这一带拆旧房搞开发，真是费劲得很，比拆新房还难。拆房的民工说，洋鬼子做的东西就是扎实，别的夯一榔头就行了，这里要夯十榔头。其实这些房子都是中国人做的，连那些建筑材料，除了一些马桶，吊灯，门把手之类的小零碎，也都是中国做的。直到今天，市里许多要人的宅邸和重镇机关都还在这里。早年开埠汉口的那些先人们聚居的闹市区，渐渐倒成了贫民窟。一九三九年日本人轰炸汉口时，炸弹都是往那儿扔，让那日渐衰落的城区更显破败不堪。稍有钱势的华人，也都纷纷搬迁到租界区去了。费普家住进去要早一些。费普的父亲年轻时在法租界的法国领事馆当杂役。他干的活，类似我们一些首长的生活警卫员：购物，跑腿，做清洁卫生。他没有什么文化，只读过几年完小，但人很聪敏。干着干着，便会说许多法国话了。那时，许多在洋人的公司银行轮船上做活的中国人，都能很快地学会说一些洋话。那种掌握外语的速度和能力，比今天许多从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的学生要强得多。尽管他们许多人连一个字也不会认，连一个字也不会写，但那外语是很实用的，有的人甚至还有二外三外，能同时对付几国的人。我就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是一个西餐厅的“ boy”－－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跑堂的－－他能流利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报菜名、酒名和价钱，还能说一些迎来送往的礼貌语，过了几十年，他居然还没忘。费普的父亲在法国领事馆干了几年，很招领事夫妇的喜欢。这对领事夫妇没有子嗣，便将他收作义子，职务也升为管家。这也有点象我们那些首长的贴身警卫，机灵一点的，许多后来也都做了大首长。前面说了，费普的父亲人很聪敏，又生得清秀，在这样的西洋文化熏陶中，很快演变得文质彬彬高雅俊逸，再配上那一身得体的西服革履，全然看不出一个集稼嘴杂货商子弟的气质来。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中，许多的汉口人都是这么梦幻般地改变了自己的。随着那一片五花八门结实又精美的租界建筑的升起，一批另类汉口人也诞生了。文革初期，费普帮他父亲烧照片的时候，看着上面那个优雅华贵气宇不凡的男人，宛如一个隔世的贵族或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慨叹之余又有许多恐惧，心想，这些东西要是让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看见，怎么辩说都是无济于事的。虽然那时费普的父亲早已是一副劳苦大众的模样了，但这样一来，更会让人起疑，那时许多电影中的潜伏特务，都装扮成劳苦大众的模样。
费普的家在英租界一条宁静舒适的里份中，那是他父亲结婚时买下的，独门独户一楼一底共四间房，每间房都很大，楼下水磨石地面，楼上地板，都是红色的，厨房厕所在后天井中，上下两套，用现在的话说，双厨双卫。每间房都有两面墙的窗户，窗户很大，所以一年四季光线都很好。还有很宽阔的窗台，可以摆放一些山水盆景插花烛台什么的。后来费普家住房紧张的时候，那窗台可以放下全家的锅碗瓢勺剩菜剩饭。前院依墙有两个小花坛，种了几株夹竹桃，常常把花开到墙外去。楼上还有一面小小的平台，可晒衣乘凉。后来费普的妻子计算过，连后面的天井和前面的小院加在一起，共有一百八十多个平方。在那时的汉口，这要算豪宅了，起码是康居楼。那时能住里份的人不多。大多数人住的是那种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砖木结构的老屋或歪歪斜斜的板壁房。这些房子，至今在高头还能见到一些。实在歪得很厉害了，便在外墙斜打一根柱子撑着。不过那样的板壁房便是塌了，也没有太大危险，连顶带壁都没多重。那时能住里份的，一般也就是一两间房，楼上楼下几家共住。再好一点的，便是楼上一家楼下一家。所以象费普家那样一家一套的，算殷实人家。费普从出生一直到死都住在这里，只是其间居住面积有几次变化。解放后几年，他家便让出了楼下的房间。文革中，他全家六口人－－父亲，母亲，他，他妻子，女儿，还有那个终身未嫁、一直随他家生活的姑妈－－统统被赶到楼下朝北的一间二十四平方的房间。这对费家来说，简直象进了地狱，但那时的汉口，一家五六口人住十几个平方多的是。八十年代，政府返还他一间，朝南的。后来女儿结婚，占据了那一间，他又回到了朝北的一间。他们曾申请政府发还全部房产，但政府说，这房产是他父亲自愿上交的。一查房产档案，还果真如此。政府还说了，这房子一直以来由政府管理维修，花的钱比这房子都多。
费普上中学的那一年，突然会感觉到孤独了。那时他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时常见的一种现象。他常常为这孤独痛苦或甜蜜。费普的父母生下他之后，不知怎么就再没有生育了。那时的家庭一般生育都很多，象他这样家境的人，要多生就更容易。请保姆请奶妈，怎么生都行的。他那个里份的住户，大多是教师，医生，会计，银行职员或中小商行的经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大家穿戴都很得体，言行很有礼貌，互相间交往很有分寸，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张太太李先生陈医生王律师见了都叫得很亲热的。但决不会过分亲密。因此，各家各户的孩子们也不太来往，放了学，各自在家做做功课，听听无线电或不声不响地玩玩具。不像高头街巷里的那些孩子三五成群一天疯到黑，打珠子，赌洋画，官兵捉强盗，到汉水里去摸人家船上的西瓜，隔几条街的人都能混熟。费普的母亲也算一个大家闺秀，学历比他父亲高出许多，在一家女校教过英语，但结婚后就不再工作，在家里操持一点家务，读读小说，弹弹钢琴－－那钢琴是法国领事夫妇离任时送给他们的，或者邀了三两女友来家小聚，聊天，打扑克牌，下弹子棋，有时夜间也出去跳跳舞，那时汉口的夜生活很发达，一些老汉口至今还记得那时的一些有名的舞厅，酒家，夜总会，记得那几支风靡江城的爵士乐队－－“波依也”，“夜巴黎”，“安多乐”……一说起来，腿都会情不自禁地扭动。他们鄙夷不屑地说，如今这些舞厅这些乐队，哼，连过去的一半都赶不上。前些年，几个还活着的老爵士乐手在怂恿下又聚集起来重操旧业，一些老舞迷们闻说后激动地赶去，试了一两场，有许多感慨又有许多失落，说大不如以往，太丢生了，那萨克斯吹得，都关不住风了……据说，费普的母亲就是在舞场上遭遇了那一次很猛烈的婚外恋情，后来神经便有了些毛病，一直到文革中去世，未曾好利索过。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来武汉，一大批文艺人士也来到此地，演戏,唱歌，画画，写诗，开会，演讲……一时间，名流云集，将武汉变成了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那位三厅抗敌演剧队的男演员就是在那如火如荼的一瞬间与费普的母亲相遇的。过了如火如荼的一小段日子后，那象蝗虫一样飞来的各路名流又匆匆忙忙地飞走了，那男演员从此也杳无音讯，将一个痴情女人弄得恍恍惚惚。解放后，费普的母亲曾说某一个有名的大导演就是当年那位男演员。但她说这种话的时候，总是不太清楚的时候，清楚的时候，她又什么都不说，所以，人们也不能太当真。文革初期，北京有人来外调，说那个大导演自己都招了。可费普的母亲一口咬定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不久，有消息说那个大导演自杀了。这次费普的母亲彻底地疯了，见人就说，××怎么还不来呢，我还怀着他的毛毛呢，他不来我怎么好生下来？费普的母亲一边说，一边拍打着自己那故意朝前挺起的肚子。
费普从家里走到新入学的中学要走好几个街区。可以有几种走法。可以走繁华的中山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道，也可以走静谧的鄱阳街洞庭街，还可以走曲曲拐拐的里份。那座天主教堂就在那条洞庭街上，占据了很大一块地盘。人行道边，有一长溜镂花的铸铁栏杆将教堂远远地隔在一片草坪之后。教堂两边还有花园，花园两边又是两排低矮一些的建筑。后来他知道，那是神职人员们居住、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教堂后面，有一座很高的钟楼，在家时，他每天黄昏和清晨都能听见从这钟楼里传来的钟声。钟楼后面，是一片墓地，也修饰得像一座花园一样。那一天放学比较早。一段时间以来，学校的生活有些异样了，常常早早地就放了学，有的任课老师兀然间也再不来了。一些消息灵通的同学在私下里说，北方打得越来越厉害,共产党快要过来了。后来陆陆续续有几个同学随家人一起走了。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英国和美国。其中有一个女生，就是那个叫费普一看见便会感到孤独又甜蜜的女生也走了。临行的前几天，她邀了全班的同学到她家里聚会。在她家的花园中吃过冷餐之后，她泪眼涟涟地向大家告别，说永远想念大家，想念母校，想念可爱的江城，还念了她自己写的一首诗。大家都落泪了。费普也落泪了，这是他懂事以来第一次为情感而哭泣。在家里，费普偶尔也听见父母亲在说走和留的事。那时，父亲已不在法国领事馆做事，那法国领事于二战爆发后不久就离任了。德国法西斯占领了他们的祖国，很快便建立了维希政权－－就像中国的汪伪政权。尽管维希政权对原来派驻国外的外事机构一律保留沿用，但那对领事夫妇不想干了，他们是爱国者。他们也没有返回维希政府的法国，而是与几位同胞一起，在法租界买下一座建筑，改建装修之后，做成了一家很有名的饭店。直到今天，这个饭店还是汉口一家别具欧陆风情的涉外饭店。这家饭店开张之后，费普的父亲也过去了，做了接待部经理。在共产党的军队打下济南之后，那对领事夫妇和他们的同胞要回法国去。临行前立了一个字据，将这座饭店赠予费普的父亲。这样，费普的父亲突然有了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财产。只是这笔财产仅仅拥有了几个月的时间。领事夫妇回国前对费普的父亲说，希望他们一起去法国。十多年来，他们与这个义子的感情已经很深，那种分别,像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一样。那时，费普的爷爷还在，老人在汉口生活了一辈子，怎么也不肯离开这个生养之地。费普的父亲是个独子，又是个孝子，当然不能抛下老父亲远走他乡。再说，他向来与军政无涉，不党不派清清白白做了一世本份人，觉得留下也无大忌。那时他对这场变动了解太少，不知道他的这些清白中，有许多在别人看来是很不清白的。
那次放学很早的下午，费普怅怅惘惘地朝家里走着。那是一个深秋，起了风，很有一些寒意，小街两边的法国梧桐树叶一片一片往下飘落，积在路面上，又随风向前拥去，划出一些很寂寞的沙沙声。走近那座大教堂时，他隐约听得一阵缥缥缈缈的声音从那教堂深处传来，宛若天际风的呜咽，又宛若静夜海的涌动，勾魂摄魄的，让人的心一下提了起来。他立住聆听了一会儿，轻轻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循声向里面走去。走上十几级台阶，走进教堂的大门。他看见大厅里黑压压的一片坐满了人，竟一点声息都没有。教堂前方，在那穹形的碎花彩色玻璃窗上方，是那尊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巨大塑像，高高地悬在教堂顶端。那彩窗左侧，站着几排身着白衣的人们，他们当中有些人和费普差不多的年纪，正在一架管风琴的伴奏下唱歌。他听到的如海如风的缥缥缈缈的声音，正是他们发出来的。他不敢相信，那声音竟是人的声音。在学校里，他是唱过歌的，《童子军军歌》，《献给飞虎队》，《努力歌》，《总理纪念歌》……但那些歌，只不过是带了点高低快慢的说话或喊叫而已－－“努力努力，向前走走走！努力努力，打倒旧的，努力努力，建设新的……”“我们总理，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产出了民主中华……”在家里的那只留声机上，他也听过一些戏文和小调,梅兰芳的，谭元寿的，周旋的……但现在听到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这是由许多人发出的，似乎有许不同的声音，又混合成一种声音，那是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发出的声音。而且，那声音不像是从嘴里发出来的－－尽管那些人都一开一合地动着嘴－－而是像从他们头顶上很高远的地方传来的。那一刻，他像被这种声音掏尽了五腑六脏,空空的随那声音向一种高远处飘去。于是，多日来压抑着他的那种少年的孤独与甜蜜，被这声音冲洗为一片纯净与光亮，一片宽阔地向上冉冉升去，有一种如醉如痴的松弛与宁静。这些歌都是用外语唱的，它们的词他一句也不懂，但他觉得从来没有这样与音乐亲近过。
以后，每当放学早，他都要来听听这座教堂里的合唱。来的次数多了，他便被人注意到了。那天，他坐在后排痴迷地听着，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上。他回头一看，是一个洋神甫。那洋神甫一开口，竟是一口地道的汉口话：“小朋友，喜不喜欢这个地方？”费普说：“喜欢听他们唱歌。”洋神甫说：“愿不愿意来唱？”费普喜出望外，连忙说：“愿意。”
那天的弥撒做完之后，洋神甫将费普带到那一群唱歌的人中间，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教费普唱唱试试。那女孩长得很美丽，声音清亮又柔和，个子比他快高出一个头。那女孩说，我叫姚曼，你叫我姚曼姐姐吧。姚曼姐姐便教费普唱歌。费普已听过许多天了，那些歌的旋律也很简单，所以那姚曼姐姐没教几遍，费普便能唱了。只是他不懂歌词，一些地方只能啊啊咿咿含含混混地唱下去。他不好意思地说，我不会唱词。洋神甫温和地一笑说，没关系，主都能听得懂。姚曼姐姐给了他几份歌谱，问他会不会识谱。费普说他在学堂里学过的，但不熟练。姚曼姐姐说，没有关系，你试一试，不行的话，我可以教你。然后她用一支铅笔，在那几张歌谱上划了一些线，对费普说，这些划了线的是你唱的，其他的你不唱，这叫合唱，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然后合起来，变成一种新的声音。你的声音，你的旋律，和别人的声音，别人的旋律，合成一种很美的声音。
费普接过歌谱才发现，姚曼姐姐给他的是五线谱，他在学校里学的是简谱。他看着上面一排排齐齐整整的谱线，看着谱线上密密麻麻的谱号－－那谱号是椭圆形的，有的带一根尾巴，有的没有尾巴，有的尾巴上还缀有一两道小胡须，宛若一幅神秘的符咒。这符咒让他觉得亲切又新奇。他知道母亲的钢琴上就是这种五线谱，但他从来没有认真打量过它们。
费普带了那几张五线谱回家，要母亲教他。母亲有些吃惊，问他是从哪儿来的, 费普如实说了。费普是一个不会撒谎的孩子。母亲拿着谱子看了半天，他发现母亲不是在看谱，而是在出神。后来，母亲回过神来，将谱子放上钢琴的谱架，双手向琴键摁去。那一刹那间，费普听见了教堂里那种勾魂摄魄的声音。母亲将谱子弹了一遍，然后将该他唱的那个声部用单音弹给他听。母亲一句一句地弹，让他一句一句地唱。他说，他唱的和他教堂里听见的不一样。母亲说，你唱的是你的声部，你去和他们一起唱的时候，就会一样了。然后，母亲很简洁地教给他识五线谱的方法。母亲说，五线谱熟了以后很容易认的，一眼就可以看出声音的高低长短来，就像看一幅图画的红黄蓝绿一样。于是，母亲用这种先唱后读的方法，让费普很快学会了五线谱。母亲对费普说，像你这么大小，是学音乐的最好时光。音乐是要入心的，人太小了，装不下它。人太大了，心又装了许多别的东西。费普问，那现在装了音乐，将来不是装不了别的东西了吗？母亲一笑说：装下了音乐的心，会变得非常阔大，以后能装下更多的东西。
费普很快成为了教堂唱诗班里的一名正式成员。做弥撒的时候，追思悼亡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他都站在那一群白衣天使般的人们中间唱一首又一首的歌……后来他知道了，那其中许多优美的歌曲，是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作曲家的作品。
他第一次以自己的声音加入到自己的那个声部，又以他的那个声部加入到整个合唱的时候，他在那美妙奇幻的和声中，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熔化了，蒸发了，变成歌声向着天上飞去。开始，他就像他母亲说的那样，在那丰富的和声中，清晰地听见了自己，也听见了别人。后来，他不再听见自己，也不再听见别人，他和其他每一个人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共同编织成一个奇妙超凡恢宏深邃的，任何声响都无可比拟的音乐。就像万千条五彩缤纷的丝线，共同编织了一幅美丽的锦绣，已经不再看到一根根的丝线 ，而是一幅浑然的画图。
那些歌词大多是拉丁文的，洋神甫和姚曼姐姐讲了一下它们的意思，发音只须照它们的字母拚出就行。怕记不住的人，会用汉字在它们下面标出读音来。这些歌的歌词都很简单，翻译出来就两三句话：“我们如羔羊，我们都如迷途的羔羊。我们如羔羊，我们都如迷途的羔羊。我们让每个人，返回他自己的方向……”有的从头到尾就几个字“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费普觉得，在他学唱过的所有歌曲中，只有这些合唱，真正让他心动。
让费普刻骨铭心的那一段合唱生活不久就结束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汉口城里一阵骚动混乱之后，突然很诡秘地沉寂了几天。然后，一支支身着黄军装的部队开了进来。一时间，满城都是扭秧歌的。费普很奇怪，那些从来不唱歌不跳舞的市民，怎么一夜之间全都会了这种由锣鼓伴奏的歌舞 ？
费普父亲的那座著名饭店被军管会接收了，陆续住进去了很多军政要人。费普的父亲没有声明自己是这饭店的主人。他如同一个管家一样，作了各种交接便回到了家里。后来，他做了这家饭店的副经理，又做了客房用品仓库保管，最后到饭店后面的锅炉房去烧锅炉，直到文革后去世。费普的父亲比费普的母亲多活了十年。
费普五十年代中期读完高中。他没有考取大学。在家闲散了几年，其间又考了两次，还是没有考上。那时，他家境虽然已不似旧日那般殷实，但比一般人家还要好过得多，早年积下的金银细软时不时就可以变一些钱回来，那时的物价又便宜又稳定，从这一点说真是一个好世道。在那个火热的大跃进年代里费普参加了革命工作，先是被街道安排去大办钢铁，到龟山去挖观音土，运回来捶碎，做成一只只泥筒筒，叫坩埚，放上一些碎矿石和别的什么东西，送到鼓风炉里去炼，炼出一块块形状怪异的沉甸甸的东西，放在红绸子上，敲锣打鼓抬到区委去报喜。大办钢铁完了以后，他到一家土产公司做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工作－－仓库保管。他那一生未嫁但心气高远的姑妈为此痛心疾首，为费家三代单传的这么一个独苗最终落得这种境地唏嘘不已，也不顾及费普的自尊心，将一句名言叨叨了好久：一代英雄三代痴!不知下面两代还要吃什么苦头呢。
费普似乎没有为自己落得这种境地而觉到有什么特别的痛苦。他从小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大志向的人。再说，仓库保管是件很清闲的差事，和当干部差不了多少。每天上班往办公桌前一坐，收货发货，清点账目，也无须和太多的人打交道。到了二十四五岁时，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一家区医院做护士。俩人谈了半年恋爱就结婚了。对方本来还有许多犹豫：嫌费普家成份不好，还有一个半疯的母亲，工作也没有太大出息。但见他斯斯文文很有教养的样子，终究动了心。再说，他家还能给他一间结婚的房子。那时的汉口，要弄一间房比弄十个老婆还难。许多人家越住越挤，一间隔成前后两间，两间又搭成上下四间。爹爹婆婆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子外孙，浑浑沌沌挤作一团。像费普那样，有一间24平方的房子结婚，其实还可以找条件更好一些的－－许多人都这么说。于是，费普的那位护士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又觉得自己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那个护士是高头的人，高头的人大多数出身好，在新中国，这本该是件值得骄傲的事，但高头的人在下头的人面前又往往有些自卑，在说出自己住在哪里的时候总有些为难。谈恋爱时，她从不带费普去她家，总是她到费普家来，有时还带一些女友来。听她们赞扬费普家的房子，赞扬费普家那些美丽华贵的家具摆设，脸上便洋溢出新娘的热情来。每当这时，她总会说，原来连楼下都是他们家的呢！在费普结婚的前几天，那位护士提出来将钢琴卖了。她说，这东西摆在家里，又占地方又打眼，来了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人解放以前不是劳动人民。于是将钢琴卖了。也是，解放后，这钢琴的琴盖就没打开过几次。寄卖行给了一百二十块钱。费普的父亲心疼地说，你看看这琴是什么牌子？是斯坦威哪！从德国定来的，解放前都要好几千现大洋呢！寄卖行的人说，舍不得你就拖回去，现在谁要这种东西？人都要饿死了。你这个琴要是灰面做的，我们肯定给你大价钱！几年以后，费普一家都庆幸当时将那钢琴贱卖了。不然的话，那几次抄家，肯定砸成一摊废铜烂铁破木板了。又很多年以后，费普的妻子在一个朋友家里谈起钢琴，一说到斯坦威的牌子，那人眼睛都直了，啊呀呀呀，如今没有五十万你摸都别想摸一下。这让费普的妻子真正心疼了好长日子。
费普婚后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那时正是缺吃少穿的岁月，全家人的心思都兢兢业业用在衣食温饱上。过了一段又艰难又充实的日子。
费普第二次与合唱相关联是六十年代中期。那时，首都北京搞了一个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风靡了全中国。于是，武汉也要搞一个小《东方红》。虽说稍小一点，但对于武汉来说，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巨大的。调集了全部专业艺术团体艺术院校联合作战不说，还要从业余文艺界抽调大批骨干上阵，群舞表演一类，在舞台上窜来窜去造气氛壮声势还好办一点，那近二百人的合唱队就不好瞎凑合了。一些人虽然能唱唱歌，但一分声部就糊涂了，不是跑调跑得不知去向，就是干脆一齐唱到主旋律上去。外行人听听热闹还勉强凑合，要是北京和各地专家们来一听，就混不过去了。那是一件严肃的革命任务呢。
那天，费普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姚曼姐姐。虽说十几年过去了，费普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姚曼姐姐却一时认不出他来。费普说：“我是费普，在教堂的唱诗班里你教过我唱歌呢！”说到这里，费普的心里一下漫上来许多温暖，眼泪都要涌出来了。姚曼姐姐一下抓住费普的双手，兴奋得大叫起来：“哎呀，是费普呀！太好了。今天碰到你真是太好了！你变成一个这么大的大小伙子了－－”姚曼姐姐的声音依然如当年那样纯净清亮，姚曼姐姐依然如当年那样美丽热情，姚曼姐姐的手也依然如当年那样温暖柔软，姚曼姐姐似乎一直没有长大。费普真的是很激动了。他很久没有这样的激动了。包括他喊她的那一声“姚曼姐姐”，都让他心颤。
姚曼姐姐说，解放后，她报考了中南文工团，后来改成了武汉人艺，就是现在的武汉歌舞剧院。她还是唱合唱。她喜欢合唱。现在正在排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唱合唱。姚曼姐姐说：“今天碰见你太好了。现在我们合唱正差人，特别差男声，特别差会唱合唱的男声。我们正全武汉市找人呢！碰上你太好了－－” 费普说自己许多年都不唱歌了。从教堂唱诗班出来，就没有唱过歌了。
姚曼姐姐说，你那么好的音乐天赋，这些年没唱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肯定比我们那儿许多人都唱得好。你一定来！我回去就跟我们指挥说。
费普说，怕不行的。我去看看你们唱吧。再说，我每天还要上班呢。
姚曼姐姐说，排《东方红》还上个什么班呐！市里一个命令，一下就把你调了出来。
费普的心里其实是很高兴去唱的。一见到姚曼姐姐，他就听见了当年的合唱。那是他一生中最超脱最单纯最心旷神怡的时光。他对姚曼姐姐说，去我家坐坐吧，就在前面的同福里。姚曼姐姐也很高兴，便同费普一道去了他家。那时费普的父母亲还都在，费普的母亲正好又是比较清楚的时候，于是他们一起说了许多往日的事情。费普的母亲还说起了如何教费普识谱的事来。她说，可惜，钢琴没有了，我还记得你给费普的那几首歌呢，不然我可以弹给你们听。姚曼姐姐留在费普家吃了晚饭。那时，三年饥荒刚刚过去，食物依然紧张得很。一向讲究吃喝的费家，倾其所有做出好几道菜来。菜是由费普的父亲做的。这个老锅炉工，还特意骑车到江汉路冠生园买了几两叉烧，又用胡萝卜和包菜做了一道法式汤，饭后还上了一道咖啡。那时早就没有生咖啡卖了，只有那种外面包了一层白糖的速溶咖啡方块。费普的父亲将它们放进很讲究的咖啡杯里，用开水冲了，边用小勺搅动边嘟哝，这哪叫咖啡呢，这哪叫咖啡呢，当糖水喝吧。
费普是那种天生的合唱嗓子，音色平和稳定，没有任何突兀之处。音准和节奏也极好，一融入合唱里，你就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已变成这合唱的一部分，就像一滴水融入溪流那样自然又和谐。合唱指挥一听，非常满意，问他能不能识谱，他说可以识一点，于是拿了歌谱让他试唱，也唱得很通顺。姚曼姐姐说，他还能识线谱。拿来一试，果然也行。这更让指挥吃惊了。那时，一些专业艺术团体的演员都识不好谱，特别是那些唱民歌唱小曲唱戏的，许多年来就靠了耳朵听熟再唱。就像今天的某些歌星一样。那时很多演员学歌，得让人一遍一遍地教，分声部教。歌子一多，便难免出错。尽管每个人都发了一本歌谱，演出时拿在手上。但对有的人来说，只是一个道具而已。从头唱到尾，一页都不翻的。再加上这些人各是各的发声方法，都极有个性极有特点，指挥耳朵又好，一个个听去，仿佛是许多人各自唱着自己的独唱。这些几乎弄得他失了信心，不得不把几个唱得特别嘹亮尖厉的人删除了。指挥问费普是在哪儿学的音乐。费普不好意思地说，没学过，只在教堂里参加过唱诗班。那个老指挥一笑，说，教堂音乐是合唱之母哇，合唱就是从那儿来的，难怪。为了这句话，这位老指挥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部很快为费普办了借调手续。那个年月，这类活动有着至上的权威。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军队，一个打仗的军队，一个文化的军队。后来不打仗了，文化的军队便显得特别重要，连很多原来打仗的军队也变成搞文化的军队了。《东方红》的负责机构叫指挥部，下设合唱连，舞蹈连，民乐连，管弦乐连……都是军队建制。费普后来便是在合唱连。
几天以后，费普在仓库上班的时候，商业局党委派人来通知他，即日去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部报到。来人说，没想到，我们局里还有这样的人才。去了好好学，虚心学，回来把我们局里的文艺演出队搞好。商业局重视文艺工作在全市是有名的，尽管属下尽是些被人瞧不上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理发员，炊事员，售货员，保育员……人称“八大员”，但由于生活在俗世社会中，性情都活泼开朗无拘无束能笑能说，历届职工汇演中总有出彩的节目。大跃进那年的一个说唱节目《我们都是人民的服务员》便得了个一等奖，上了报，还上了广播，被一些人传说至今。但参加这样高雅隆重的艺术活动，似乎费普还是第一个。
费普回家一说，妻子也很高兴，说要是能调到局里去，大小也是一个干部了。
费普报到的当天便去了合唱连。合唱连有二百多人，被安排在党校排练。吃住也都在那里。平日不许回家，一般不许请假，用今天的说法，就是封闭式的。合唱队的任务很重，从第一首《东方红》，到最后一首《国际歌》，全场几十首歌都要一个音一个音唱出来。那时没有现在的科技条件，弄一些人，事先录好音，到时候放带子就行。
十几年过去了，费普的嗓音已从少年的高音变成了壮年的低音，因而他唱的都是那种低得没什么旋律的声部。
两百多张面孔，除了姚曼姐姐，都是陌生的。懂事以来，他还从来没有和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始的时候，他有些紧张，也有些兴奋。但一开口唱，他就很舒坦了。许多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他觉得和大家很亲近，仿佛是用一种特别的语言，大家互相说着话。就像傍晚归林的鸟儿，大家一起鸣叫，表示一种同类的呼应。这并不在于歌词所指明的内容，而是大家一起发出的声音。就是那首极简单的，从他一进入新中国时就听熟了的《东方红》，当那四部和声一起鸣响的时候，那种辉煌一下让他想起了教堂里的声音。尽管那旋律那色彩是完全不一样的，但那和声造成的特别意境，是超凡脱俗的，是每一个个人所不能发出的，也不是一大群人在一起胡乱呼喊所能造成的。费普对合唱的和声效果有一种近乎过敏的感受力，哪怕只一个和声组合，他都会觉得美妙至极，如梦如幻。对于他来说，演出和排练，唱一首完整的歌和练习一段发声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的全部享受就是许多个声部在溶和的时候产生的那种天庭之声。那声音像一道光，让他晕眩，让他升腾，让他脱离了日常琐碎平淡的生活。他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里唱的许多歌，跳的许多舞，是建立在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家庭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战胜或摧毁的豪情壮志之上的。也没有想过，那些被打倒、被斥责的群类中，也包含着象他父亲这样的人物。他只是一首一首地唱下去，陶醉于那合唱的氛围之中。对他来说，那些充满阶级指向性的歌词，就像当初在教堂里唱那些拉丁文的歌词一样。它们只是一种发音的方式。“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在《东方红》的许多合唱中，费普特别喜欢这一首。它的和声，它的织体，它那男声女声的轮换与对比，以及这一切所编织的辉煌，都让他陶醉其中。这是新中国诞生之前一支征服者的战歌。那时正是他的一些同学随他们家人纷纷逃离的时候，也是他在孤独与怅惘中走向教堂，聆听唱诗班的合唱并成为他们之中一员的时候。十几年之后，他来唱埋葬他那个阶级的战歌，却全然没有往那歌词的深处想去。
费普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多年来在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人，加起来不会超过二十个，知交是一个都没有的。不管是在教堂的唱诗班，还是在《东方红》的合唱队里，他都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在共同的歌唱中，他觉得自己在与他们每一个人交流。这歌唱着的每一个人都让他亲切。那每一张脸，每一个声音，都是他的同类。就像一匹马在万千匹马中，共同奔跑就行了。还须互相说什么话呢？
排练 《东方红》的日子，给费普那一段灰暗又拮据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快乐。
姚曼姐姐见费普是后来的，不张不扬，二百多人一个也不认识，便常在排练间歇时与费普一起坐坐。进餐的时候，也端了饭菜找到费普那一桌来。他们便一起聊了许多往事。其实，他们共有的往事，也就是费普在唱诗班的那几个月的时光。但不知怎么总也聊不完。一次，他们还轻轻哼起那首《迷途的羔羊》。姚曼姐姐唱女高，费普唱男高。尽管只有两个人，两个声部，费普却一下听见了那音乐的全部。唱了几句之后，两人停下，久久不说话。费普后来说，这些年了，一直没去过天主堂，不知里面是否还和过去一样？姚曼姐姐说，做了印刷厂了你不知道吗？那间做弥撒的大厅隔成了好几个车间，摆满了机器，从早到晚，哐当哐当的。
说着说着，渐渐就说到深处了。姚曼姐姐说，她现在是一个人，考进中南文工团不久，她与一个南下的干部结了婚。两人感情很好。那个人是一个编辑，在报纸编副刊。五七年划成了右派，送到襄樊农场劳教。组织上要她离婚。开始她没有同意，想等他改造好了回家。可是几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改造好，反而又判了刑，转成劳改了。组织上又找她谈话，说你是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划清界限。他也来信说离婚算了，自己很难改造好了。她家里也给她很大压力，说我们这个家庭也不太硬朗，原指望你找个干部会对弟弟妹妹的前途有帮助。现在不光没有帮助，反而雪上加霜了。她又拖了一段时间，两年前办了离婚手续。后来听说那个人死了。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自杀死的。姚曼姐姐说，那个人太犟，太高傲，从来不晓得低头的。她有一个儿子，十岁了，在她父母那儿。那天讲到这里，姚曼姐姐抬腕一看，急急说了一声：时间到了。便匆匆跑去喊集合。姚曼姐姐是指挥的助手，召集安排都是她。还要教人唱谱。风风火火很能干的样子，一点也看不出来她经历过这么多不幸。
没日没夜排练了两三个月，武汉《东方红》在武汉最大的剧院－－武汉剧院正式演出了。这个剧院是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和苏联老大哥还在友好的时候修建的，建成时叫友好剧院。那时有一批这类建筑，友好商场，友好展览馆，友好电影院，友好俱乐部……风格样式都是苏联的。往解放大道那段路上一走，很象走在苏联的某一座城市里。没几年，那些建筑又纷纷改了名。因为苏联老大哥很快就变修了。那个最大的剧院还是装不下这支庞大的演出队伍，只好在台下观众席两侧搭起两座大合唱台。费普便站在这合唱台的最外侧。他的脚下是女低音声部，再往下便是观众。当辉煌的铜管乐器将《东方红》庄严雄伟的前奏吹响的时候，舞台天幕上出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头像，头像四周闪着光芒。那时，这种动态投影天幕刚出现不久，让人觉得如仙如幻。紧接着，那宽广恢宏的大合唱响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唷，他是人民大－－救－－星……”
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了许多场。几乎天天都演。有时一天两场。场场爆满。成为武汉市演艺史上一次长达数月的狂欢节。全国各地的观摩者取经者络绎不绝地赶来。一些重要的中央首长也来了。费普就这么一场接一场地唱下去。那是他一生中整日整日在歌唱的日子。他一次都没有缺席。有一次发烧，烧得很厉害，一连几天三十八度、三十九度不退，但他依然唱着。唱着唱着那高烧后来自己退了。
这样风风火火没日没夜的日子过了小半年，然后就嘎然而止了。一天夜里，姚曼姐姐把费普从男宿舍叫出来，说，明天还演最后一场，《东方红》剧组就要解散了。各连做完总结，个人做完小结，然后给大家发一个鉴定书，就各回各的单位。费普听了，有点伤感。宛如当初他们班上的同学，一个一个离去时的那种伤感。他原以为，这合唱是可以永远这么唱下去的。姚曼姐姐说，她回去以后，马上要到农村去搞“四清”。去搞“四清”的地点在崇阳山区，很苦，听说连洗的水都没有。姚曼姐姐说，要去一年，说不定更长。姚曼姐姐说这些话的时候，费普什么话也没说。他们沿着党校冬青丛中的甬道慢慢向前走。那夜的月光很好，像诗一样清澈又纯净，蓝蓝的。姚曼姐姐叹了一口气，说，那时候，你要比我大该多好。费普听了很感动，但依然不知说什么好。姚曼姐姐只好一笑说，你看，现在只能做你的姐姐了。费普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其实你一点也不显年纪，你看起来很年轻呢。这话一说完，姚曼姐姐就握住了费普的手。她先是握得很紧，像一次热烈的拥抱。后来松开了一点，用她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费普的手心，像一次热烈拥抱之后温柔的爱抚。这是费普一生中最幸福最甜蜜的一个夜晚。其后许多年中，他将这个晚上来来回回想过许多遍。姚曼姐姐的手后来不再动了，像一次激情过后的幸福与慵倦。她平和地握着他，也不松开。她抬头望了一眼月光，轻轻哼起来：我们如羔羊，我们都如迷途的羔羊。我们如羔羊，我们都如迷途的羔羊。我们让每个人，返回他自己的方向……
费普回去以后，就被调到局宣传队。他鉴定写得很好，除了思想作风好排练纪律好团结合作好之外，还说他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认真的钻研精神，圆满地完成了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任务。
去了宣传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完全胜任不了那里的工作。在那里，人人都要吹拉弹唱连编带演什么都会。渔鼓，道情，枪杆诗，舞蹈，快板，独幕剧。放下胡琴就上台，下了台就敲锣鼓。一个个杂耍班子似的，十八般武艺俱全。用他们老队员的话说，一末十杂，烧火引伢，没这个本事，哪能吃这碗饭呢！除了唱合唱费普什么都不能干，队长就让他唱独唱。哪知费普竟紧张得开不了口。终于唱出了声，那声音又颤颤巍巍细若游丝，仿佛被人卡住了嗓子眼一样。费普嗫嗫嚅嚅地说，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唱过歌。
费普在宣传队坐了一些日子冷板凳之后，被调到土产公司工会，那是他原来那个商店的上级单位。终于应了他妻子的那一句话：大小是个干部了。不过是以工代干，干的活也和原来差不多，保管发放一些福利用品，谁家生了病死了人，按规定送去补助费抚恤金，工作很繁琐，可倒是一种积善积德的事。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就来了。有人说，兵荒马乱的日子，每一天很难熬，十年却很容易过。对于费普来说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这样踉踉跄跄过去了。九十年代初，土产公司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无声无息地散掉，费普也就提前退了休，他退休在某仓库经理的任上，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干部了，副科级。在那之前，他有过许多起起落落，挨过批斗，受过审查，当过仓库搬运，带过知青下乡，在公司革委会帮忙写过讲用材料，卖过茶叶，跑过采购……他命运最后的改变，还是因为那个法国领事。八十年代初，一位颤颤巍巍的法国老人来到汉口，找到他领事馆旧址，找到了他的那座饭店。他问起那位费先生，问起他多年来牵肠挂肚的义子。外事办的人花了很大功夫打听，告诉他，那位费先生已经去世，费太太也已经去世，他们的一个儿子还在汉口。于是费普和那位法国老人见了面。老领事拥抱着费普，热泪纵横。问了许多有关他们家的问题，外事办的人就在旁边，费普又不会法语，所有的话都须外事办的人翻译，自己那张嘴巴几乎就不会说话了，只说还好，还好，还可以，一般吧……那翻译却翻出了许多话来对那法国老人说。于是那法国老人便不住地点头。法国老人问费普愿不愿意去法国，全家一起去也可以。法国老人说，你父亲是我的孩子，你也是我的孩子。费普说，我什么本事都没有，去了以后只会给您添麻烦。这件事，外事办作为一件爱国事例，通报给了商业局。商业局很快将费普“以工代干”的帽子摘了，安排到某仓库做副经理，几年后升任正经理。那时的费普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