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法国老人回国后给费普寄过几次钱，还寄来过一台菲利普彩电，那时彩电很干贵，天天有人到他家去看彩色电视。法国老人在信中说，你的名字还是我起的，和这台电视机的名字一样。法国人很多叫这个名字的。后来你爷爷说它太洋了，便把中间一个字去掉了……
那个法国老人不久去世了。他没有后人。于是，费普除了一个含含糊糊的名字以外，终于和那个遥远的法兰西不再有任何联系。他经常从那家著名的涉外饭店门前走过，但他从来没有进去过。谁也不会想到，他曾是这家饭店主人的儿子。他自己也不曾这样想过。
费普的母亲是1969年去世的。母亲的去世，让费普得到很大的解脱。费普一直很爱他母亲。即便在她疯病发作的时候，他也从未厌烦过她。常常无言地坐在她身边，帮她一点一点拾起撕碎的“信”。母亲最后的一段岁月，做得最多的就是两件事，给那个男演员写信，然后一点一点撕掉。那信都是用英文写的－－准确一点说，除mydear,yourlover等少数几个单词外，其他看似流利的句子，都只是一些互不相干的英文字母，真懂英文的人是看不懂的。待他收拾干净之后，母亲就会平静下来。母亲死于一次重感冒。那次重感冒其实本可以治好的，但全家的人没有一个提出来送医院的，只给她吃一些日常的药。费普希望她死，是不忍再看美丽受辱受难。费普的妻子希望她死，是家里实在太拥挤，24个平方，隔成前后两间，大一点的费普一家三口，小一点的费普的姑妈，费普姑妈的头顶搭了个暗楼，归费普的父母亲。一旦费普的母亲犯病，这三处便全乱套。加上她和那个男演员的事已弄得附近一带家喻户晓，让费普的妻子感到很丢人。费普的父亲和费普的姑妈也是各有各的心情。所以不给费普的母亲认真治病，几乎是这一家人一次无声的集体决定。1966年烧照片的时候，费普曾偷偷留下一张母亲的照片。那张照片成为费普家和那个旧时代唯一的联系。那张照片是费普的母亲结婚前照的。她穿了一袭洁白的旗袍，一双半高跟的白皮鞋，一顶白色的遮阳帽挂在肩后，很娇嫩地坐在一片草地上。母亲烫了那种大波浪的披肩卷发，象那个时代月份牌雪花膏上常见的美人一样，但比她们更美丽。费普从来没有说但一直是这样想的：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费普的父亲死于1979年，他是从暗楼上摔下来死去的。医生说，他是先发了脑溢血然后再摔下来的。
倒是费普那个一生没有工作也一生没有结婚的老姑妈一直坚强地活着。她似乎决意要做一个费家与这个时代的见证人与评点者。和费普的父母亲不一样，费普的姑妈什么尖厉的话都敢说。不论是家事还是国事。常常是一言即出，骇得全家心惊胆颤。文革初期，大批大抄大斗时，她说，看这个架式，共产党要完蛋，当年拳匪造反，也没有这么乱过。乱完了，满清也垮了。文革结束，一批老干部平反复职，老姑妈说，这些人吃了亏的，出来以后要巴本。几年以后一些人果然让她说中。搞改革了，一些个体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老姑妈说，这哪是么子改革？早八百年就有的事，你爷爷就是个体公司，你爸爸就是中外合资，转了天大一个圈子，又回到以前去了。就像把一房家具砸了，又用那些烂木头烂板子来打家具。自从有了电视以后，老姑妈的眼界更开阔，常常担任现场评论员，这个是个奸臣像，那个以后还要往上升的，有的也预测得很不准。有一个大官员犯事之后，老姑妈便有些尴尬。不等家人嘲弄便先自言自语说了，看来蛮憨厚的一个人……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孙女便笑她，您知道他的什么人什么面哪，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先前，每当老姑妈胡说八道时，费普的父亲便央告说,老神仙你要害死我们的。老姑妈便说，这是个么世道，在自己屋里也说不得话了？满清也没有这样。老姑妈总爱拿满清说事。其实她出世的时候，满清已垮台好几年了，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对满清充满了仇恨。其次就是恨日本人，日本人把费家在高头的房产都炸了。为此，她才在费普家寄住了一辈子。有两类电视剧她是坚决不许看的，一是脑后拖长辫子的，一是唇上留仁丹胡子的。如果其他人一定要看，她老人家便会在旁边一句顶一句地和里面的人物对着干，里面人说，奴才该死。她便说，你早就该死了！还活得害人。里面人说，唷西，唷西。她便说，唷西个屁，还不快点跟老娘滚回东洋去……弄得你只有换频道了事。老姑妈的胡说八道随着政治的宽松，大家也就不太管她了。倒是孙女常跟她开玩笑说，老姑太，你顽固坚持反动阶级的反动立场。老姑妈说，究竟是哪个反动还得要看一些年呢，再说，我哪有资格当反动阶级？我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头些年，费普的妻子有时也抱怨嫁到这种家里，受了许多牵连。老姑妈立即说，不是解放了，你想看看我们家的天井都难看到，你要后悔，只管去打脱离，真是不知好歹，你要找了一个高头的，已经不晓得挨几多打了。费普的妻子当然明白这些，那些高头的夫妻，摔瓶子打碗捶得鼻青脸肿都是家常便饭，哪有费普这样温文尔雅的。加之费普的妻子生的是一个女儿，此后再也没有怀上。这也成了老姑妈杀手锏，不过这杀手锏她轻易不用。由于有了老姑妈，费普的妻子伏贴了许多。让小家大家都少了许多冲突。费普的妻子叫菊香，娘家姓王，在家排行老幺，上人也叫她小香。高头的女孩大多都是这一类名字，菊香，兰香，梅香，春枝，冬枝，腊枝，爱娥，美娥，仙娥……非常美艳非常华丽，是中国文字中很有意境的一类。而下头女孩的名字却总很拙朴素雅有的还很古怪，一思、未远、赫男、小颍、小静、小路什么的，后来，高头的女孩渐渐不喜欢自己那些美艳华丽的名字了，暗自嫌它土气，碰上一个机会，便悄悄将它改了，后来偶尔被人叫出原名，常常会很窘迫。
老姑妈对时政的热情一直不减，直到八十多岁，每天坚持收看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认识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全家加起来还多。对许多大事，有一种巫婆般的直觉。弄得大家都不敢不信了。费普女婿炒股的时候，常常向姑太咨询消息面的意见。96年股市气冲斗牛那一次，费普的女婿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姑太的一再警告，终于全线套牢，熬了一年多，最后泣血割肉，从此不再入市。
费普退休以后，全家很快陷于困境。
开始的几个月，费普还能拿到近三百元的退休工资，后来就经常拿不到了。就是那个时候，费普妻子菊香的区医院也垮了，将地皮卖给了别人，每个人分了两万块钱回家，后半辈子生老病死都是它了。菊香拿着那厚厚的两叠钱，泪汪汪地说,一辈子，就这样一次性买断了。老姑妈说，还不快点高兴？以后的人，连这一点钱都没有。这话果然也让老姑妈说中。几年以后，菊香见人就说，幸亏把医院卖了，要不然到现在真是一分钱都得不到。然后她就会把老姑妈当年的话说一遍。费普的女儿也没读到什么书，高中毕业，待业两年，最后到一个商场做了营业员。女婿也是个高中毕业，没有什么正式职业。老姑妈说，现在的高中毕业连往日的初小都比不上，往日读了个初小，就可以做账房先生了。费普的女婿做过很多种工作，与人合伙贩服装，给科技开发公司跑信息，到汉正街摆摊卖文具，玩过股票，期货。最终是一样也没有做好，后来干脆就做了一个“晃晃”，成天东游西晃，碰到什么无本的生意就做一笔，也有做成了时候。但总的来说，女儿这个小家是要靠娘老子补贴的。费普也不好多说他们什么，自己也只这个样。老姑妈于是又拿了那句一代英雄三代痴的老话来感叹。费普的女儿生的也是女儿，当初老姑妈坚持让女婿挤到费家来住，原想是生了儿子，好让他姓费，续起费家的香火。到此，三代单传的费家便彻底断了根。
费普退休以后，给人家公司守过夜，到自选市场做过巡视员－－就是监督顾客不让他们偷东西，还干过几十年前的老本行－－给一个个体老板做仓库保管……菊香本来还要他在同福里口子上摆一个熟食摊，说这一带人多，一天怎么也可以搞个饭钱。费普死活不肯，说都是街里街坊的怎么好意思。结果那个位置被九号的张委员家占了去。此事让菊香数落了好长日子，说面子又不能撕下来当饭吃。其实，几十年来，同福里早已大变了。原来那些老住户，大多斯文扫地，后来的新住户，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也无暇去领略早年同福里那优雅温良的中产阶级风情。常有楼上打到楼下，东头骂到西头的事。
外孙女渐渐长大，上幼儿园，上小学，上初中，费用越来越高。为了第三代不再痴下去，还不得不让她接受良好教育。于是，费普妻子的那一笔钱，不知不觉竟贴进去了一大半。近些年经济萧条，青壮年下岗的也多了，原来费普干过的那些差事，渐渐不好找了。全家开始恐慌起来。许多个日日夜夜，一家人聚在一起探索生财之道，但一条一条都没走通。有的还陪了一些钱进去。一天，菊香碰到一位昔日的街坊，讲起眼下的艰难处境。那位街坊还没有听完便说，你今天碰到我算是你碰对了，有一件现成的事太适合你做了。说着她便从提包里拿出一只精美的小纸盒，打开小纸盒，从里面抽出一只精美的玻璃瓶，拧开玻璃瓶盖，从里面倒出几粒金灿灿半透明的椭圆型药丸，每一粒有女人的小拇指尖那么大小，看着很逗人爱。今天，这种东西许多人都见过了，价钱也做穿了，可在那时还是一个稀罕物。那位街坊说，这是阿拉斯加的深海鱼油，美国的，你看，地地道道的美国原装，做得几漂亮。这是用阿拉斯加深海里一种名贵鲨鱼的心脏提炼出来的油，一条鱼也炼不出几两来。那种鲨鱼从来不得心脏病高血压，就是它的心脏里有一种东西，人吃了这种东西，也不得心脏病高血压，已经得了的，只要坚持服用，也可以治好。那位街坊翻来覆去地将这阿拉斯加的深海鱼油的功用说了许久，然后说，我一个亲戚在武汉做美国公司的代理，然后便详细说了这种鱼油的销售方式。她说，你要成为这个鱼油的销售商，你就先买五瓶，每瓶两百块钱，然后你就有资格去找下家了，也是每人五瓶每瓶两百元，这五瓶当中，你就可以每瓶得四十元，但是其中十五元要给我。你的下家又找到下家了，他也要给你。总而言之，你找的下家越多，你下家找的下家越多，你得的钱就越多，有的会做的，一个月好几万，做到后来根本就不用亲自做了，下家、下家的下家给你的钱就用不完……那个街坊又说，你原来搞医的，认识的病人多，别人又相信你，肯定做得好。听完街坊的叙说，菊香的心怦怦跳起来，又激动又害怕。激动是碰到一个赚大钱的机会，害怕是怕掉到一个凼子里去。这些年来见得太多。于是她说，回去跟老公商量一下，明天一定回话。
菊香回去一说，费普也有些动心，说，不然你试试？一直在旁边听着的老姑妈冷冷地说，这种事，解放前就有，叫老鼠会，一个骗一个，得便宜的少，吃亏的多。菊香这次有些不耐烦了，嗓门一下高起来，说这怎么叫一个骗一个？话都说在明处的。坐吃山空，光说闲话又不能当饭吃，总得要找点事做。这话把老姑妈噎住了。老姑妈只是一个思想者，一个口头革命派，她老人家这辈子一个铜版都没有赚回来过。这个话题是她的痛处，于是她说了一句，我把话放在这里，你们看。便不再吭声。
费普两口子算过来算过去，结论是有机遇也有风险，便决定先买一手－－也就是五瓶，一千块钱。能找八个下家，本钱就回来了，还白得了五瓶药，给老太太滋补滋补。姚曼姐姐三十多年后找到同福里来的时候，正是费普两口子没头苍蝇一般满天下找下家的时候。于是，费普一生中第三次遭遇了合唱。
那一天很晚了，费普和菊香分头跑了一天，一个谈了四家，一个谈了三家，一个一家有点意向，一个一家都没有谈成。两个月来，投入一千块钱，跑了几百里路，刨去交通误餐，只回来四百多元，两人都有些发虚。交流了互相的情况，吃了，洗了，便看女儿女婿们打麻将。女儿女婿没有钱却天天打麻将。他们怕影响孩子做功课，便把牌局设在费普他们房里。有时候，菊香也上去凑一个角，她打得谨慎，赢多输少，多少能补贴一点小菜钱，所以费普也不好说什么，便在一旁观战。费普的姑妈不打麻将，她说，在旧社会，正派人也不打麻将，费普的爷爷费普的爸爸都不打麻将，怎么到了新社会，倒上上下下的打疯了。确实，这些年来，不管别的娱乐活动如何此消彼长，麻将风却长盛不衰愈吹愈烈，一入夜，大街小巷便一片哗哗声，此起彼伏通宵达旦。老姑妈说，我看这个社会要完。满清那时候就这样。越穷越赌，越赌越穷，吃喝嫖赌，到了赌就没得救了。吃呀喝呀嫖，都还有个限度，就那么大个肚子，就那么大个力气，只有赌，是个无底洞，以前见过多少，万贯家产，一夜输得精光。老姑妈嘀嘀咕咕着去后面小隔房睡觉了。近年来，她日渐失聪，倒不怕吵。打牌的人一边听她唠叨一边笑一边各自报着章子。这时听见楼上人家往天井中大喊：“费家的－－有人找－－门都敲破了！”费普赶忙出去，开了院门，见一女士站在门外，便问找谁？那女士说，费普先生是住这儿么？费普说我就是。那女士说，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我了。暗夜中，那声音是极熟悉的，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费普一下叫起来－－你是姚曼姐姐！姚曼姐姐说，真不容易找到你。
费普赶忙将姚曼姐姐带到屋里。费普不愿意让姚曼姐姐见到他屋里闹哄哄的牌局，再说那里也无处可坐了，于是便带姚曼姐姐来到女儿的房间。上初中的外孙女还在灯下做功课，费普要她叫姚曼奶奶，姚曼姐姐一笑说，就变成奶奶了。姚曼姐姐问费普的外孙女几年级了。外孙女说初二。姚曼姐姐望着费普说，比你当初到教堂来唱歌的时候还高一年级呢。姚曼姐姐从一只纸袋里掏出一摞镭射唱碟给费普，说，这都是给你的，全都是合唱，非常好的合唱。她一碟一碟地说给费普听，这是《黑教堂》的一套，都是宗教音乐，这一套是亨德尔的《弥塞亚》，当中有几首我们原来还唱过，这是苏联红旗歌舞团的合唱专集，也很好。这是《黄河大合唱》……我买了好长时间，一直给你留着的。灯光下，费普看着姚曼姐姐，除了比原来稍胖一点，居然没怎么大变，只是更雅致更端庄了。衣饰打扮虽然并不艳丽，那神色举止却透出一种让人心动的华贵来。费普说，你一点都没有老，还象当年一样。姚曼姐姐又一笑说，怎么可能呢？我的年龄你算得出来的，这头发都是染过的。一晃，三十多年了，真不敢相信。你该过了六十了吧？费普笑笑说，我都过忘了，六十二了吧。外孙女听着外公和这个奇怪的女人说着一些奇怪的话，忍不住回头偷偷看了他们一眼。这一眼才真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老了，于是打住了那些人生慨叹。姚曼姐姐说，找到这儿来真不容易，我差一点都没有信心了。这一带变化太大，当初又没有记住你这个里份的名字，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搬了家。说到这里，费普才感觉到姚曼姐姐大约许久没在武汉了，一问，才知道姚曼姐姐早就去了香港。难怪，有几次，他想起了姚曼姐姐，寻思着，同在一个城市同在一个汉口，怎么一次也没碰到呢？他刚想把这事说出来，见外孙女在眼前，就把话咽了回去。这时费普的妻子菊香大约一把牌打完，抽出空来喊了一声：费普！是哪个呀？费普说，一个老朋友－－隔壁便又响起了洗牌声。费普说，我爱人，在那边打牌。费普问姚曼姐姐去香港去了多少年？姚曼姐姐说，演完《东方红》的第二年就走了。六五年，她和一个华侨结了婚，不久，那个华侨的父亲病重，要他回去继承遗产，她也一起走了。这一走就几十年。文革结束以后，也回来过多次，但每次都来去匆匆，那边的生意丢不开。去了以后，和那个华侨又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后来把原来那个也接了过去，忙忙碌碌，一些年就这么过去了。话说多了，费普才听出姚曼姐姐已有了许多粤语腔调。便说，这么多年，你汉口话还没有忘？姚曼姐姐说，哪忘得了呢？我的先生说，我说梦话都是用汉口话说的。姚曼姐姐说，两年前，她先生去世了，儿女也都长大成人，出了前面那个儿子还在香港，后面三个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加拿大，一个去了澳大利亚，都已各自成了家。先生死后，公司交给别人打理，她便轮流去几个儿女处住住，但总归不习惯，想家，想大陆，想武汉。大约人老了，都是这个样。前几年，就在汉口花桥小区买了房，给老母亲住，一个小弟弟和她一起。去年母亲去世，，她回来住的时间长一些，住着住着，竟舍不得走了。她干脆给几个弟妹各买了一套房，自己就占了母亲那一套。她说，住在母亲住过的房里，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由来的人，很伤感，也很踏实。姚曼姐姐说这些话的时候，费普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不禁也伤感起来。姚曼姐姐说，回来时间一长，和许多老友又联系上了，在一起谈往事唱老歌，，大家感动得不得了。你家我家一周聚几次，每次都要唱歌，唱得热泪盈眶。于是有人建议，干脆成立一个合唱团，好好生生规规矩矩痛痛快快地唱，还可以对外演出。折腾了几个月，终于搭起了一个班子，还起了一个名字叫 “夕阳红合唱团”。团里大多是原来文艺界的老人，也有一些退休的医生，教师和干部，团里有个规矩，只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们说，要是没有个年龄限制，来一些年轻少嫩花枝招展的，我们这些爹爹婆婆就找不到感觉了。但这样一限制，要把几个声部配齐就有些困难，特别是男声部，本来人就少，加上这个生病那个住院，排不出效果来，大家一急，便发动全体团员集体出动去找爹爹。姚曼姐姐说，本来就很想见到你，有了这个理由，就更要下死力气找了，这些天，我把这一带的里份都跑遍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费普听完，又感动又怆然，苦笑着说，你看我这个样子，哪还能唱呢？说话都没有气了。费普说的是实在话。打从一见到费普，姚曼姐姐便暗暗心疼，费普老得太厉害了，开始那一下，她几乎不敢认。除了那温厚那诚实是从前的，其他都大变了。特别是那眼神，象荒了几千年的一片岩坡，枯枯的一点水分都没有。她于是问起他这么些年的生活。他也就平平淡淡说了一些。姚曼姐姐听着听着，更坚定了将费普拉到合唱团去的决心。姚曼姐姐轻轻叹一口气说，你该活得轻松一点。六十岁，在国外还是好时光呢。
费普的妻子菊香打完一圈牌，赢了十几块钱，便让位给女儿。过到这边一看，来人是一个看来很有姿色的女人，神情便有些不自然。费普马上说，这是姚曼姐姐，很多年以前到我们家来过的，你不记得了？演《东方红》的时候？菊香很干地“唔”了一声。姚曼姐姐说，都三十多年了哪还记得呢？说着从纸袋掏出几件透明塑料盒封装的衣物和一个红色金丝绒的小首饰匣递给菊香，说，多年没见，这是一点心意。也不知道合不合适。费普补充说，姚曼姐姐现在在香港。菊香一下慌乱起来，将双手往后藏去，只说这怎么行呢这怎么行呢你这礼性太大了。费普说，收下吧，姚曼姐姐不会讲客气的。菊香说，你看，连茶都没有给客人倒？干脆，我给你们去做一点宵夜。姚曼姐姐说不用了，不早了，我该走了。菊香于是坐下来，问了一些姚曼姐姐在香港的生活，感叹了一下内地的艰难。又过到隔壁解散了牌局，叫来了女儿女婿见过姚曼娘娘。又说了一些话，姚曼姐姐起身告辞。菊香要费普一定把姚曼姐姐送到街上，给姚曼姐姐叫一辆的士。菊香说，现在大陆治安坏得很，大白天都放抢。千万要小心。
走出家门，费普拿了手电，仔细地为姚曼姐姐挑选可以下脚之处，一边不住地叮嘱这里这里－－巷道里的那些地面一路坑坑凹凹，低洼处，积满了化粪池和地沟里溢出的脏水。那些破碎的地砖，都是七八十年前的。费普将姚曼姐姐送到街上，才松了一口气。小街上已经静了下来。费普一抬头，又看见了月亮，远远地，嵌在两座楼房之间。费普很多年没有看见月亮了。费普很想就这么往前走，没想到街口窜出来一辆出租车，驰到他们身边时，放慢了车速，缓缓开着。费普只好拦下车，递给车主二十块钱。姚曼姐姐也没阻拦，只说，你呀，还是这么实在。姚曼姐姐上车前对费普说，我星期六来接你。上午九点钟。
费普回到家，几件衣物已打开摊在床上，菊香正凑着台灯的灯光在看首饰匣中的那一对耳饰。菊香问，叫了车没有？费普说，叫了。菊香问，给了车钱没有？费普说，给了。菊香说，我怕你忘了，人家那么大的礼性。菊香又问起姚曼姐姐来有什么事情？费普便说了那个“夕阳红”合唱团。费普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再说他本原也不打算去。费普的妻子菊香说，你肯定要去，唱不唱歌都无所谓，你想，那里都是一些上年纪的人，又有钱，说不定可以找到几个下家呢。菊香又把那一对耳饰拿到灯下细看，自言自语说，不知道是不是钻石的，怕要不少钱呢。菊香一直没有什么象样的首饰，前几年买过一条镀金的项链，戴着戴着褪了色，就没好再戴了。
星期六上午九点，姚曼姐姐准时来接费普了。出门前，菊香将一瓶鱼油放进费普的提包，给他灌了一饮料瓶的凉开水，叮嘱说，一定要开口，这不是么丢人的事。
“夕阳红”合唱团的活动地点在一家部队院校的小礼堂。姚曼姐姐带费普进去的时候，合唱团已经在练声。费普真是那种听不得合唱的人，刚走进小礼堂的门厅，里面传来“咿－－咿－－咿－－咿－－咿－－”“啊－－啊－－啊－－啊－－啊－－”的和声练习。费普一听，那种多年未有的迷醉感觉便呼地一下涌上心头，枯枯的眼睛从深处放出一种光彩，使那满脸干涸也滋润了。他后来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在微笑。
费普和姚曼姐姐沿墙边悄悄走进去，远远地坐下。礼堂里只开了舞台上的几支顶灯，四周都是暗的，显得那舞台特别深远。那咿咿啊啊的和声便从那深远处波浪起伏地向费普心中涌来。舞台上的合唱团员年纪都大了，所以都坐在合唱台上，一个个都坐得很端正。前面两排女声，左边是高音，右边是低音，后面一排男声，也是左边高音，右边低音，中间空出一溜。老头老太太们一坐端正，便显得很年轻很可爱。指挥有时候打断他们，大声说：“注意位置注意位置！”然后将一只手的五根手指向下窝着，象抓住一个看不见的圆筒形状的声音一样，从嘴巴前慢慢提到头顶上方：“立起来，声音要立起来！对，对，注意口型，打开一些，对对，好，我们再来一遍－－”钢琴给了一个和弦，指挥手势下去，那咿咿啊啊之声又响了起来。
练声间歇时，姚曼姐姐走上舞台，对指挥耳语了一会儿，指挥转身向全体合唱团员说，我们又来了一个新团员－－费普先生，费普先生参加过《东方红》的，是唱低声部吧？姚曼姐姐点点头。费普在台下顿时窘得手足无措，台上响起了鼓掌声，费普依然立在那儿不动。姚曼姐姐说，上来呀！
费普上台的时候，合唱团员中有几个人用眼神跟他打招呼。费普隐约想起了是原来一起唱过《东方红》的。都一副老态了。费普在男低声部最边上坐下来，姚曼姐姐给他一个谱夹，说，要唱的歌都在里边。费普翻开谱夹，又亲切又陌生。离开《东方红》剧组之后，费普再也没有正经看过这种记录歌声的符号了。
“夕阳红”合唱团要排的一组歌有十几首，取了一个总题目叫“百年回声”，都是一些经典歌曲，有世纪初李叔同填词的《送别》和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编配的无伴奏合唱，有抗战前后聂耳和冼星海的《大路歌》《在太行山上》，有建国前夕的《团结就是力量》。建国后的有《我的祖国》《祖国颂》，还有几首美丽的民歌改编的合唱《小河淌水》《牧歌》，另外还有一组外国名曲《小路》，《伏尔加船夫曲》，《思故乡》，《友谊地久天长》……内行人说，这一组歌选得很见功夫，有大合唱，有无伴奏合唱，有男声合唱，女声合唱，还有领唱合唱。曲目也很周全。这些都是姚曼姐姐和指挥一起选的。姚曼姐姐一直有一个想法，香港就要回归了，她想到时候把这个合唱团带到香港去。合唱团员们知道以后都很兴奋，排练就特别认真特别吃苦，对艺术质量也特别看重，深怕到香港去丢脸。于是，相互间便多了一些挑剔和计较，谁谁声音位置不对，谁谁升降音没唱准，谁谁老不记词，谁谁爱跟别的声部跑，谁谁又迟到……人老了，便象孩子一样。不过，说归说，要是谁真生气不来了或生病来不了，大家又会很难过很怅惘。拉帮结伙地去劝说去探望。
继续练声的时候，费普便跟着一起唱了。他一开口，就有几个人侧过脸来看他，指挥的手势也停顿了一下，朝他的方向看了一眼。那一刹那，费普象一个人突然失明一样恐慌起来，他听见自己的音不准，他的耳朵对音准有一种天生的感觉，就像美食家的舌头对于食物一样。音色也很怪，很难听，象一条泥鳅，在齐齐整整的鱼群中窜来窜去。他让自己沉着下来，再唱，努力唱准一些，但他的嗓子不听他的指挥，象一只松掉了线头的气球，一出口腔，便摇摇晃晃任性地飞走了。他很沮丧地不再出声。休息的时候，姚曼姐姐过来。他对姚曼姐姐说，我怕不能唱了。姚曼姐姐说，年纪大了，控制力是要差一些，再说你多年没唱了，练一练就好了。姚曼姐姐要他到钢琴边去，跟琴走一走。费普说，现在人多，他胆怯。于是费普不再出声，只听其他人唱。本来，三十多年没唱，他已忘了这档子事，现在发现自己不能唱了，才觉得这事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又羞愧又抑郁地闭了嘴，觉得自己象一个南郭先生。先来的团员们已排了几首歌了，今天细抠《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馀欢，今宵别梦寒……”词也苍凉，曲也苍凉，似乎是遥远的过去传来的一声叹惜。再加上由这一群老头老太太来唱，真是让人心碎。这首歌费普做孩子的时候就会唱，听了几遍之后，他便在心里跟他们一块合。
排练结束后，指挥和姚曼姐姐留下来给费普练声，练了一会儿，指挥说，问题比较大，声带松弛了，就像那些中风的病人，手脚不那么听话。有些老人说话，颤颤巍巍的，就是声带松弛了。气息也不够。指挥又让费普听音，试唱，然后说，其实你乐感很好，回去练一练吧。我们有些年纪大的团员，开始也这样。指挥问费普多大年纪了？费普说，六十二。指挥有些惊讶又有些同情地说，看不出来……比我还小哇？
如果姚曼姐姐没有找到费普，那么费普进入晚境之后的生活，便不会再发生什么变化了。他会很平和很坚韧地为一日三餐为柴米油盐为那个鱼油或别的什么耗完自己最后的时光。可那天从“夕阳红”合唱团回来之后，他那平和坚韧的生活被破坏了。他突然感到孤独，这种孤独不是他少年时的那种孤独，那种孤独有一种涨满的甜蜜的感觉，象田野上一枝刚刚窜出的小苗，摇摇晃晃地寻找着什么。而眼下的孤独是绝望的死寂的，象森林里一株内里已经朽空的老树。
他要去唱歌－－当然，这是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的。尽管指挥最后的话说得很含糊－－先回去练一练。费普问姚曼姐姐还来不来？姚曼姐姐也没有先那么坚决，说，你还是来吧。
回到家里，菊香劈头就问，怎么样？有没有一点眉目？费普这才想起鱼油的事，情急中说，和几个人吹了吹风。菊香说，也是，不能操之过急，太急了，人家就要起疑心，反而做不成。从这一刻起，费普开始对菊香撒谎了。一直将这谎话编了很久。
费普下决心把嗓子找回来，他不好在家里练，他都能想见，只要一出声菊香就会说出些什么话来。于是，他一反常态，每天早早就出了门，到滨江公园的柳林深处去练。他对菊香说，早点出门，可以多跑几家。弄得菊香心疼起来，加了他一块钱早点钱，要他一定要吃饱。菊香有一句老话，吃好不如吃饱。和当今一些有钱人的观点恰恰相反。
此后的每个星期六上午，费普都早早就去了。打扫了舞台，将合唱台一层一层抹干净，把指挥的坐椅和谱架摆好，然后到管礼堂的老头那儿借了暖瓶，到锅炉房去打开水，一趟又一趟，将十几瓶开水打好。老头老太太年纪大了，厕所上得多，耐不住渴，水便喝得很多。指挥说，唱歌的时候喝水不好。但老人们总趁指挥不注意，从身后拿出杯子灌上一口，象小孩上课时偷吃零嘴一样。以上那些事，从前总是姚曼姐姐和几个积极分子做的，费普来了以后，就独自担当起来。“夕阳红”的团员们陆陆续续来了，见费普做了这么多事，便说一些夸赞的话。费普说，我年轻一点，该做的。这里的团员多数比费普年长，有一位同济医大的教授，八十岁了，脸色红润，腰板挺直，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的，在男声部唱高音。老教授后来和费普聊天时，说他也在教堂唱诗班里唱过歌。到现在他还是一个基督徒。费普说，他是在天主教堂唱歌，但他没有入教，那时他还小。又说起当初唱的歌，有些还是一样的。于是哼哼起来，一人一个声部。费普说，都快五十年了。教授说，哪止五十年呢。
费普声音有了进步，眼神也多了一些光彩。姚曼姐姐很是高兴。为了让他尽快和大家熟悉起来，便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party。约的人都是几个当年参加过《东方红》的。当年费普虽说在合唱连呆了小半年，同吃同住同演出，但他为人拘谨，又是业余的，没认识几个人，更不说深交了。所以姚曼姐姐约来的七八个人，大多只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走在大街上是肯定不认识的。来人之间倒是很熟，互相间拿一些往事打趣。一扯都是几十年前的事，这个想跟那个好，那个吃了这个的醋，有说他们之间的，也有说别人的。费普插不上话，但津津有味地听着，和大家一起笑。费普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社交活动，虽说不自如，但依然觉得很有意思。要是平日，菊香是不会高兴他来参加这样的聚会，但有了那个鱼油，他所有的活动都有了正当的理由。那瓶从来没有打开过也从来没有给人看过的美国阿拉斯加深海鱼油，成了费普的特别通行证。于是他出门总要带上那个包，就像开车的总要带上那个装着各种行车证件的包一样。大家说着说着，就说到那次《东方红》了。费普一直很想说说话，便感叹了一声，真是很难忘啊。费普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过过集体生活，和那么多人一起吃一起住，还一起唱歌－－而且吃饭还不要钱，可以管饱，让他第一次感到了社会主义生活的魅力。他虽然很拘谨，不善交际，但喜欢很多人在一起，喜欢看别人热闹。当然，费普说真是很难忘还因为当时他又遇见了姚曼姐姐，能天天见到她，和她一起唱歌，还有那一次月下的散步。当费普又感叹说再也回不到那种日子时，一位越剧团的老太太尖厉地叫起来，喔呀呀呀，就是再给我十万洋钿，我也不去过那种日子的，成天到晚夹着尾巴做人，台上还满象个样子，台下连狗都不如呢。你是社会上来的，你是工农兵，你哪知道，当时文艺界的人过的什么日子？于是，大家七嘴八舌数说起那时的不堪来。头天夜里演完无产阶级英雄，第二天早上就挖剥削阶级根源，下午刚挨完批评，晚上又要欢歌笑语。有的说，那时，毛主席已经发了那两个很厉害的指示，把文艺界说得一塌糊涂了。一位补充道，说我们基本上都是封资修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一位当时还负一点责的老头说，你们不知道吧？当时的内部精神是以演出促改造，用改造保演出，从来没把咱们当自己人呢。有人就说，那时，从上到下，哪个不战战兢兢？生怕出一点错，一出就是政治错误。一位说，不过话说回来，那时的效率就是高，上千人的一场大戏，两三个月就排出来了，把现在，一年看行不行？越剧团的老太太冷冷一笑说，要是在你背后顶一把枪，排得还要快。费普听着听着，不禁有些后怕，心想幸亏那时自己蒙在鼓里，要不然，像自己这种家庭的人，哪还有心思去唱歌呢。大伙聊天的时候，姚曼姐姐便不时地给大家泡茶，冲咖啡，削水果，指引大家吃那些从香港带来的零食。怕费普冷落，她时不时地向费普抛去一些话题。渐渐地，费普和大家也就不太生分了。谈话间，费普也了解到这些文艺界的人，如今比自己也好不了多少。于是多了一些亲近。
午间就在姚曼姐姐家吃了一餐便饭，好几个人一起动手做的，很快活也很温馨。本原打算到外面去吃，年纪大了，都不愿意跑路。午餐后，三三两两地散去。老人都有午睡的习惯。费普说他平日不午睡，留下来帮姚曼姐姐将场面清拣干净。姚曼姐姐在厨房洗碗的时候，远远问道，那些碟子你听了没有？费普走到厨房门口，很难为情地说，没有。又说，我还没有那个机器。姚曼姐姐一愣，说，你看我，没想到这个事……洗完碗，姚曼姐姐到房里拿出一只字典大小的纸盒，说，这是一个便携式的，本来是给我弟弟孩子买的，她已经有了。放在我这里也用不上，你拿去，不要跟我讲客气。用法里面的说明书上有。费普眼眶一热，那一刻他突然很想抚摸姚曼姐姐一下，抚摸什么地方都行，就像儿时抚摸母亲一样，这个欲望是这样强烈，仿佛姚曼姐姐身上的肌肤有一种吸力，将他的手向那里牵引去。他不得不不停地搓着手。姚曼姐姐见他这个样子，一笑，拉过他的手，将那纸盒放在他手中。费普收下那个纸盒，竟再找不到什么话说了，便嗫嚅着告辞。
合唱团原来每周六上午排练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后来因为任务量大，大家要求又增加周日下午一次，四个小时。于是，这两块时间，成了费普每周的期待。象做孩子时，期待一场定好了票的电影一样。他依然每次都早早地去，打扫舞台，摆好指挥的椅子和谱架，抹干净合唱台，打好开水，然后找一个僻静处读读谱，练练声，直到团员到齐排练开始。每次回来，菊香都要问他怎么样了？菊香问他怎么样了是指鱼油的下家找得怎么样了。于是他便撒谎，撒谎一旦开始，只得越撒越大，甚至张三李四怎么怎么说了王五赵六就要买了，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待到第二个星期菊香追问时，只好又编出一些新的谎话来对付。弄得菊香渐渐起了疑心，差一点要和费普一起去查证落实。后来一想，和费普一起过了大半辈子，也没见他有过什么不老实的地方，倒是自己对他说过不少谎话，于是就耐心等待。在这期间,费普在滨江公园练声的时候，无意间撞着一个老太太，买了一份，让费普大大松了一口气。当然，费普没说这一笔生意是在滨江公园捡来的。就是那一段时间，菊香也发展了几个下家，于是当初的本钱基本上回来了，但忙碌了几个月，就落下几瓶药，又不能当饭吃，两人心里依然很沉重。
“夕阳红”合唱团因为有了要去香港的说法，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各声部基本配齐，有的还多出一些，这让那些老团员有点不安起来，在背后嘀咕，说有的人动机不纯。指挥当然希望多来一些水平高的，不能到香港去丢人是一个原因，以后参加省市的一些活动，也拿得出手。所以，一直没有将参加演出的正式名单定下来。弄得一些水平不太高的有点人心惶惶。怕往后生出个什么变故。费普对去香港倒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他对于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没有太大兴趣，甚至还有一种隐隐的畏怯。但是他喜欢和很多人一起唱歌，甚至仅仅听他们唱歌。这种唱歌不是电视里的唱歌，甚至也不是那华丽恢宏的镭射唱机里的唱歌，而是许多活生生的人在一起唱歌，大家互相间不说话，只是一起唱。有一次，他和姚曼姐姐聊天，说，合唱真是一种奇妙的事，许多人一起唱不同的声音，竟比唱一样的声音好听。姚曼姐姐说，这世上的人，都不一样的，有男的，有女的，有的强壮，有的虚弱，有人声音高，亮，有的人声音低沉，但只要大家和谐一心，发出的声音就会很好听，比发出一样的声音还要好听。这是上天对世人的一种神喻呢。姚曼姐姐又说，世上最好的东西是音乐，音乐中最好的是人声，人声中最好的，是合唱。姚曼姐姐说她刚去香港时，失魂落魄的，日子过得很空虚。后来她去了教堂，一听他们唱歌，心里就好受多了。后来又买了一些合唱的唱片－－那时还没有盒带雷射唱碟一类的东西。没空去教堂的时候，就在家里听听。慢慢慢慢心才静了下来。
歌一首一首往下排，香港回归的日子也一天一天近了。姚曼姐姐为此事专门回了一趟香港，终于和香港一个老年社团联系好了。但是赴港的时间要往后推，回归大庆的那一段日子太忙，吃住也紧张，便定在深秋，圣诞节前后，还有一点，人数不能超过四十人，他们的接待能力有限。因为是联谊性演出，不能卖票，所以，出关以前的费用自理。在港期间，如果有社会捐助，可用于冲抵各种团内开销，但有没有，有多少，都是说不定的事。姚曼姐姐和团内的几个主要张罗者来来回回打了好几次长途电话，终于定了下来，与那个老年社团签了一个协定书。
姚曼姐姐还没有回来，团里已是一片沸沸扬扬。大家掐指一算，即便一个闲人都不要，一个指挥，一个钢琴伴奏，还剩下三十八个名额，而现在坐在排练场上的少说也有六十个人，谁去谁不去呀！每次排练，就三个一堆五个一伙悄悄嘀咕这件事，有的人虽然一声不吭，那脸色也分外严峻。一时间，团里的气氛变得鬼祟起来。歌也唱得心不在焉。回家之后也不消停，家家的电话都成了热线，你打过来，他打过去，统统都在说这事。一批最老的团员说，我们这些从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老红军，一个都不能刷掉。有些后来的说，革命不分先后，再说我们是代表祖国大陆，代表大武汉出去演出，又不是去旅游观光。也有人说，要讲资格，讲贡献，也要讲艺术水平。有的说，象分房一样，打分。有的说，分还不是由人来打？有的说，香港我去过，要花路费我就不去了……
没有谁跟费普嘟哝什么，也没有谁给他打电话，大家几乎想都没有想就认为他是不能去的。他即不是“老红军”一级的，也不是水平高的。甚至是不是个正式团员都没明说过。尽管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又勤快又老实。但这是去香港，不是评先进。于是费普倒落了个耳根子清静。少了许多激动与烦恼。这一段时间，他正为自己声音的进步高兴呢。
姚曼姐姐一回来，发现一件好事变成一锅粥。本来和和睦睦的一群人，一眨眼间变成一个风风雨雨的小朝廷。这些老头老太太脱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多年，现在突然回到这种氛围中来，焕发出一种特别的激情，一个个象刚刚入团的青少年一样。六十多人，已经明显地分成了几派，据说有的已经私下开过几次会了。歌舞剧院的几位老人在姚曼姐姐回来的当天，便聚到她家，说了许多亲近的家常话，然后说，没有我们几个老家伙，就没有这个团，就像《东方红》中唱的一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说是不是？要去我们就一起去，我们不能把哪个老哥哥老姐妹扔下。后来的人有几个是指挥弄来的，有的是他的老熟人，有的前些年在一起合作过。他们对指挥说，要唱砸了，我们脸上无光，你更失面子，据说香港合唱水平是很高的。有些和姚曼姐姐说不上话跟指挥也说不上话的人便觉得很孤独很落寞，心想，老了老了，又跑出来自寻烦恼，真不知道为什么？也有一些恬淡超脱的，认认真真唱，唱完便回家，回家的路上互相说，这么大年纪了，别折腾出什么毛病来。不久，又有一些久远的故事在团里来无影去无踪地流传开来：×××年轻时作风不好，搞过好几个女演员，×××原来左得很，文革时，把她老公床上的话都揭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