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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烛泪诉人间情
蔡康
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和两个普普通通的男人身上。故事诉说的是别无选择的命运劫难，却充满意想不到的传奇色彩。在这坎坷曲折悲欢离合的人生旅途中。包涵着奇特的生命奇迹和美好的人间真情。
时间倒退26年，浙江余姚老方桥镇姚驾桥村的农民郑涨钱还只有22岁。这是一个充满人生希望和青春活力的年龄；这是一个常有好梦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年龄。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郑涨钱，虽然年轻，却没有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奢望，只希望面对肥沃的黑土地，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来组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像生活在周围的所有人一样，结婚生孩子，过不愁温饱的太平日子。
在郑涨钱的印象里，1970年的春天还是来得很及时的。春节刚过，田野上已泛起一片迷人的绿意。姚驾桥下，一群鸭子已在“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像在告诉人们春江早已水暖。刚刚剃了头修了面的郑涨钱走在姚驾桥边，满面春风，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气。今天，是他一生中一个值得牢牢记住的日子，他要结婚了。
新娘子是老方桥镇人，叫刘桂英，今年刚20岁。他们是通过人介绍认识的。期间相亲订婚一类的仪式当然是必不可少，但最最关键的还是两颗年青的心一经碰撞，便闪出爱的火花。他爱她的美丽善良，她爱他的诚实勤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感情迅速升温，条件日趋成熟，只待洞房花烛，共度人生了。
婚礼的鞭炮噼噼啪啪响起来，一对新人在众人的催促下，面对毛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三躬。刘桂英知道，从这一刻起，她已成为一个姚驾桥人，成为郑涨钱的妻子。今后她将一直生活在这个山青水秀的小村庄了。
在人们眼中，郑涨钱和刘桂英确实是十分般配的一对，即使不是天作之合，也算得上是树上连理枝，地上并蒂花了。同人们预料的一样，郑涨钱和刘桂英婚后的生活十分美满，他们几乎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架。这在农村的家庭中是少见的。两人生活在一起，虽然不是举案齐眉，却也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取名叫平波。
平波三岁的时候，刘桂英又怀上了孩子。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74年6月，骄阳似火。在田头劳动的郑涨钱突然感到头晕，摸摸额头好像有低热。而这些日子，他已发现自己脖子上有一硬块。虽不痛不痒，却在慢慢地增大。看到郑涨钱的脸色不好，大家劝他回去休息。郑涨钱嘴里说没事，但终于还是支撑不住，回家去了。
刘桂英挺着8个月的大肚子在家忙碌，3岁的女儿平波在一旁玩耍。看到郑涨钱背着锄头回来了，刘桂英觉得奇怪，问：“这么早收工了？”
郑涨钱摇摇头，把情况跟妻子说了。尽管郑涨钱再三说没事，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但刘桂英还是不放心，劝郑涨钱去医院看看。正好下午有船去周巷镇，本来不想去医院的郑涨钱就搭船去了周巷。
周巷医院的医生很仔细，摸了那硬块后，又详细地询问了症状，然后郑重地对郑涨钱说：“你的情况不怎么好，这硬块很可能是瘤，性质是良性还是恶性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设备。我建议你尽快去省城医院作切片化验。”
郑涨钱愣住了。他原以为来一趟医院，配一些药，最多打一枚针，回去休息几天病会好的，没想到这一来还来出大事情了。去省城杭州，既要乘船乘汽车，又要坐火车，路远迢迢的就为了去看一趟医生？在郑涨钱印象里，姚驾桥人不管看什么病，到余姚阳明医院就算到顶了。自己的病怎么一下子需要去杭州了？不就是脖子上多了一个疙瘩么？想到这里，他说：“那就过些日子再去。天那么热去杭州不方便。再说，夏收夏种就要开始了。”
医生的脸变得十分严肃了：“这病不能拖！我再说一遍，必须尽快去杭州！”
走出周巷医院的大门，郑涨钱还在犹豫。妻子怀孕8个月了，田里活又那么忙，这种时候自己走得开么？但医生再三关照，说这病不能拖。自己还只有26岁，难道真的得了什么连余姚阳明医院也没有办法治的大病？
郑涨钱回到姚驾桥已是傍晚了。刘桂英早已烧好了晚饭，女儿平波坐在桌边等父亲回来吃饭。见郑涨钱空手回来，在洗煎药砂锅的刘桂英问：“药呢？”
“这病没药。”郑涨钱说。
“怎么会没药？医生说是什么病？”刘桂英放下砂锅，忙挺着肚子走过来。
郑涨钱无力地坐下了：“医生说要去杭州作检查，才能知道是什么病。”
“去杭州？”刘桂英吃了一惊。
“我想，还是过一些日子再说，家里需要帮手，队里的活又那么忙。我想，也不是什么大病。”郑涨钱说。
“不行！医生说要去杭州总有他的道理，明天就去。”刘桂英显得十分坚决。
“家里怎么办？”郑涨钱问。
“家里没事。我做产（生孩子）还早哩。”刘桂英说。
晚上，刘桂英帮郑涨钱整理东西，又拿出家里仅有的100元钱交给郑涨钱说：“穷家不穷路。出门在外，该花的钱千万别省，身体要紧。”
第二天，郑涨钱由一个亲戚陪着要去杭州了。刘桂英带着女儿把郑涨钱送到船上。船走远了，刘桂英还站在河边，她在默默祈祷郑涨钱一路平安，从杭州带回没什么大病的消息。
然而，病魔并没有因为是好人就让你一生平安，它像躲在暗处的幽灵，在人猝不及防的时候给你致命的一击。经杭州肿瘤医院确诊，郑涨钱得的是“恶性淋巴瘤”，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病房安排好了，但只剩下几十元钱的郑涨钱一听住院治疗费要一千多元，吓坏了。靠挣工分一家人全年的收入还不到300元，一下子怎么拿得出一千多元的住院治疗费，而且拿出了是不是能治好也难说。但医生明确地告诉他们，不尽快住院接受治疗，根据临床经验这病只能拖三个月到半年。
郑涨钱好久没说话，还是陪他来的亲戚替他说了：“不是不想住院治疗，是因为没带足钱。我们先回去，拿了钱就来住院。”
医生很同情这个不幸得了绝症的年青人，说：“病床挺紧张的，你们尽快来吧。”
回来的路上，郑涨钱一直沉默着。他在想，这一切怎么对拖着三岁女儿、肚子又怀着孩子的刘桂英说呢？
郑涨钱没有把医生说的话全部告诉刘桂英，只说是生了淋巴瘤。但刘桂英还是从郑涨钱灰黄的脸上看出了丈夫有什么瞒着她。经再三追问，郑涨钱才吞吞吐吐地说：“医生要我住院治疗。”
“那就赶快去住院啊。”刘桂英说。
“钱呢？住院治疗费要一千多元！”郑涨钱说。
“一千多元？”刘桂英也惊呆了。
也难怪，1974年一千多元钱，对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户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一个知青曾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那时他在农村插队，一次劳动休息时，社员们坐在田头说起现在谁家能拿出300元现金，想来想去竟想不出一户。由此可见，这一千多元的住院治疗费郑涨钱一家确实拿不出。
晚上，刘桂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推推身边的郑涨钱，说：“不管怎样，有病一定要去治。”
“钱怎么办？”郑涨钱也没睡着。
“卖东西！”刘桂英说。
“卖东西？一千多元就是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也凑不齐。”郑涨钱提醒刘桂英。
“能卖多少是多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不够，再去借。”刘桂英的口气很坚决。
“说得轻巧，以后怎么办？借了的钱要还，把东西卖了日子怎么过？”刘涨钱显然不同意这么做。
“以后就以后再说。身体好了，借的钱不愁还不出，卖掉的东西也可以重新添置。”刘桂英安慰郑涨钱。
于是郑涨钱家开始卖东西，今天是橱，明天是箱子，后来是床！三岁的女儿平波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每当有人来抬东西，小平被总是拦在门口，哭喊着：“不要拿走！不要拿走！这是我们家的东西！”
来买的人心软了，看看伸着双手拦在门口的小平波，又看看郑涨钱和刘桂英，说：“那你们就别卖了。”
“孩子的话，别当真，你们走吧，抬走吧。”
刘桂英抱起平波，硬咽着说：“平波，你爸爸看病需要钱。我问你，你是要爸爸，还是要东西？”
“我要爸爸。”小平波说。
郑涨钱去杭州治病后，刘桂英在家里天天记挂着丈夫，有好几次，她在梦里见到丈夫回来了，而且恢复了健康。但一醒来，空荡荡的屋子哪有郑涨钱的影子，泪水忍不住涌出来，无声地打湿了枕头。
白天，女儿平波总是睁着忧郁的眼睛问：“妈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这种时候，刘桂英只能这样安慰女儿：“你爸爸在治病，治好了病就回来。”
临产期一天天近了，刘桂英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懂事的平波尽管还只有三岁，但也能迈着跌跌撞撞的步子帮母亲倒倒开水，拿拿东西。
那年的10月23日，刘桂英生了，同平波一样，也是一个女儿。尽管出生时父亲不在身边，家里又一贫如洗，但刘桂英还是很疼爱这个患难时诞生的孩子，刘桂英对来探望的人说：“女儿长得像她父亲，名字就等涨钱来取吧。”
坐月子期间，幸亏乡亲的帮助，刘桂英才度过了这结婚以来最艰难和伤心的日子。她祈盼着丈夫能早日病愈回家，一家人重新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每当知道有人去杭州探望郑涨钱回来，刘桂英总是不厌其烦地了解丈夫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当听说病情有好转，刘桂英的脸上露出这些日子来难得露出的笑容。
还在月子里，刘桂英就撑着起来了。那天，她坐在窗前缝一件婴儿衣服，忽然听到窗外的邻居在小声地议论郑涨钱的病情。本来就很不放心的刘桂英马上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
邻居说，听去杭州探望回来的人说，涨钱得的是癌，而且是晚期，医生说估计只能活三个月到半年。
尽管邻居的话说得很轻，也根本没想到刘桂英此时正在窗前，但刘桂英还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像是晴天霹雳，把一直以为已付了昂贵的医疗费能把病治好的刘桂英打懵了。是癌？晚期？只能活三个月到半年？天哪！还在月子里的刘桂英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身子晃了晃，跌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小平波吓得大叫：“妈妈！妈妈！”
平波凄厉的叫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忙过来把刘桂英搀到床上，把昏过去的刘桂英弄醒。平波在一旁不住地摇着刘桂英喊着：“妈妈！妈妈！”
“妈妈？你是我女儿？”刘桂英不认识自己的女儿了。
刘桂英疯了。
郑涨钱在杭州医院里真是度日如年。三个月了，各种化学药物并没有遏制住癌细胞的发展，医生也有点泄气了。而一千多元的住院治疗费已用得所剩无几，郑涨钱知道再住下去已无法支付这昂贵的医疗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郑涨钱要求出院，医生无可奈何地答应了，说：“化疗效果不理想，你回去以后找一些民间老中医看看，中草药或许会有些作用。”
走出医院的郑涨钱归心如箭，但他还是记住了这个日子：1974年12月4日。他用剩下的钱在杭州车站旁边的商店给女儿买了一些糕点，乘当天的夜班车赶回余姚。到姚驾桥村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了。带着重病又一夜没睡的郑涨钱，到家里已跌跌撞撞连步子都迈不稳了。当他推开家门一看，惊呆了。妻子刘桂英披头散发，赤着一只脚，嘴里喃喃自语。见郑涨钱进来，她抬起头，呆呆看看他，那目光像是在看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寒冬腊月，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儿躺在没有被褥的棕绷上乱蹬乱叫，毛糙的棕绳把她嫩白的脚丫割出道道血痕。只有平波哭着跑过来，抱住郑涨钱的腿，说：“爸爸，你回来了！”
当郑涨钱知道刘桂英是怎么病的，他双手抱着头伤心地痛哭起来：“怪我，都怪我。桂英，是我这该死的病把你害的。”郑涨钱给刘桂英洗了脸，梳了头，又把带回来的糕点用开水冲成糊，抱着出生两个月的女儿，一口一口喂起来。早已饿坏了的二女儿贪婪地吃着，站在一旁的平波看了，把手中的糕点递给郑涨钱，说：“爸爸，也给妹妹吃吧。”
郑涨钱没接，哽咽着说：“爸爸没能给你带好吃的回来，这儿块糕你吃了吧。”
郑涨钱知道，他拖着朝不保夕的身子已无法照顾这个家了。于是托人去方桥镇找刘桂英的父亲。刘桂英的父亲来了，一进屋也愣住了：“我只听说你病了，怎么一下子病成了这个样子？桂英她怎么了？”
郑涨钱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他只是一个劲地敲自己的头，说：“怪我，都怪我。”刘桂英的父亲拉住郑涨钱的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涨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冷静下来的郑涨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刘桂英的父亲，最后他说：“爹，桂英是在坐月子里神经受刺激做病的，以后好好调养调养，或许会好的。我的病大概是治不好了。”
“涨钱，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你还年轻，怎么就治不好了？一个人活在世上，总会有病病痛痛。”刘桂英的父亲说。
郑涨钱摇摇头：“我的病不一样，是绝症。这样下去，我不但照顾不了桂英，还会拖累她的。所以我想求你把桂英带回去，可能的话带她去看看医生。”
刘桂英的父亲想了想说：
“我把桂英带回去了，你和孩子怎么办？这小的还要吃奶。要不，我把两个孩子也带上，你好安心养病。”
“孩子我会想办法的。爹，您年纪大了，桂英的母亲躺在床上也需要您照顾，桂英这一去够你操心的了，再带两个孩子怎么吃得消。放心吧，爹，我会把孩子安顿好的。”
刘桂英的父亲拗不过郑涨钱，只好把两个外孙女留在姚驾桥，带着女儿桂英走了。
郑涨钱抱一个领一个，送桂英父女到姚驾桥边。桂英的父亲雇了一条船，把痴痴呆呆的女儿扶进船舱。船慢慢走了。
郑涨钱慢慢举起手。轻轻地对刘桂英挥着。他知道，桂英这一走也许是再也见不到她了。当初，她也是坐船来的，来的时候是一个活泼的充满青春朝气的姑娘。这些年，经过两人的辛勤操劳，一个幸福的家撑起来了。谁知老天不长眼，一场恶病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彻底毁了，而且，把桂英也毁了。桂英的父亲虽然没有一句怨他的话，但送来时是一个好好的女儿，领回去时变成了一个不认识父亲的疯子，那心里的滋味该有多难受啊！郑涨钱真想对刘桂英的父亲说一声对不起，对已疯了的妻子说一声对不起，但话到嘴边终于没有说出口。
船走远了，郑涨钱好久还呆呆地站在河边。
回到空荡荡的家，郑涨钱环视四壁，悲哀地叹了一口气。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那称回来的口粮在刘桂英疯了的时候弄丢了，自己和平波倒还可以用番薯等粗粮糊口，但小女儿怎么办，她毕竟还只是一个需要吃奶的才出生两个多月的婴儿。郑涨钱抱着张着嘴不住往他怀里拱的小女儿，在心里说，苦命的女儿啊，我该怎么办？
晚上，郑涨钱躺在床上，医生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他想，我难道真的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他两眼看着窗外，对着漆黑的夜空默默地祈祷。老天啊，这个没有母亲的家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这个有着两个幼小孩子的家。我实在不想死，再让我活十年，把两个孩子拉扯大，那我死也瞑目了。
夜，静悄悄地，郑涨钱知道老天听不到他的声音。
第二天，郑涨钱拖着重病的身子，走东家串西家，借来一些米，炒熟了轧成粉，用米粉冲糊喂嗷嗷待哺的小女儿。他和平波就吃一些番薯南瓜等粗粮。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两个孩子瘦了不少，尤其是小女儿，本来白白胖胖的小脸变成了又黄又建的尖下巴。郑涨钱眼中无泪，破碎的心却在流血。他知道，这样拖下去不是一个办法，营养不良的女儿会得病夭折的。
过年了，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团圆的喜庆中，做年糕，杀猪，穿新衣，放鞭炮。但郑涨钱却面对冰冷的灶台，欲哭无泪，欲说无话。左邻右舍给他们送来了一些吃的东西。孩子有了吃的就高兴起来，但郑涨钱还是愁容满面。一个家终究不能靠人家施舍过日子，假如自己真的一病不起，谁来抚养她们？与其自己死后让她们听天由命，还不如趁现在自己还有一口气安排好她们。而眼下最让郑涨钱担心和无能为力的是才两个月的小女儿，必须给她找一条活路，用郑涨钱的话说是只好把女儿“放生”。
但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要下“放生”决心，那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如果说让岳父领走痴痴呆呆的刘桂英对郑涨钱来说意味着生离死别，那么把女儿送人又将是一次生离死别。然而，事到如今，郑涨钱除了把这个还没有取名的小女儿送人之外，已别无选择。此时此刻，他唯一担心和犹豫的是，如果刘桂英病好了，知道他把女儿送了人，能原谅他吗？
两个女儿都睡了，郑涨钱却毫无睡意。明天，是大年初一，你们都要大一岁了，但明年，我还能同你们在一起么？即使我不在了，你们也将一年一年地长大，你们还有长长的未来，还会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即使我不在了，我在地下也会祝福你们，祝你们年年平安，岁岁平安，过上好日子。我也会祝福刘桂英，祝你下半辈子健康幸福。
郑涨钱拿着灯，细细地照着小女儿的面容，像要把她的样子深深地铭刻在记忆中。他在心里说，桂英啊，但愿你以后能原谅我。
打定主意的郑涨钱接下来要考虑的是把女儿送往哪里，送给谁。想来想去，郑涨钱最后决定把女儿送往城里。孩子出生无法选择，来这个破碎的家投胎，刚刚出生就尝到了父病母疯忍饥挨饿的痛苦滋味，但“放生”的新家是可以选择的。但愿女儿以后能去一个好家，做一个城里人。
正月初三早上，郑涨钱把平波托人照看一下，然后抱起这个还没有名字的女儿，出门去了。女儿还在甜甜的睡梦中，此时此刻，她梦见了什么？此时此刻，她知道自己将去何方么？此时此刻，她知道自己将同亲生父母将同这个充满苦难的家永永远远地分离了么？要是知道，她一定会大哭大叫。但她没哭，只是甜甜地睡着。这甜甜的一觉将把她送往另一条人生道路。
从姚驾桥到余姚城里，有三四十里路，有班船。也怪，那天的班船迟迟不来，灰蒙蒙的天空却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郑涨钱紧紧抱着女儿，没带伞的他用身体遮挡着这带着寒意的令人心碎的雪花，希望用自己仅有的体温给女儿最后一点亲人的温暖。以后天各一方，郑涨钱是再也顾不到女儿了。
船还没来，郑涨钱在等待中又一次犹豫了。他问自己，是老天在留人？还是自己本来就不应该把女儿“放生”？正在这时，突突突的马达声响起，船来了。
正月里，班船上的乘客大多是走亲访友的，大家嗑着瓜子，一路上说说笑笑好开心。只有郑涨钱抱着女儿默默地坐在船舱的角落里。
旁边的人看他默默无语心神不定的样子，关切地问：“是不是孩子病了，去看医生？”
郑涨钱摇摇头。
那人看了看郑涨钱怀中的孩子，说：
“孩子长得挺招人喜欢的，去余姚走亲戚？”
郑涨钱木然地点点头说：“这孩子有人要吗？”
那人以为郑涨钱开玩笑，也开玩笑说：“要，当然有人要，给我就要。”
另一个乘客说：“你想得倒美，正月里坐船想白得一个孩子？付一万元钱，给你！”
郑涨钱的脸涨红了：“我不卖孩子。”
大家笑起来，说，没人说你卖孩子，开玩笑哩。
船到了余姚城里老江桥边的码头，乘客纷纷下船去了，郑涨钱抱着女儿不知该去哪里。直到船上的售票员问他是不是丢了东西，他才如梦初醒，问清下午回去的船是三点开，匆匆走了。
雪停了，寒冷的北风仍呼呼地刮着。太阳从云层中露了一个苍白的脸，又急忙躲到云层后面去了。地上积着薄薄的雪，路很滑，郑涨钱抱着女儿小心翼翼地在街上走着。下雪天，街上的行人不多。下午一点刚过，店铺都纷纷打烊了。郑涨钱抱着女儿在余姚街里来回走了两趟，还是决定不了该把女儿往哪里送。放在店门口，路人能看到，但如果一时没人抱走怎么办？露天里，风又那么大，女儿会冻坏的。
长长的街走完了，郑涨钱只好再一次往回走。在十字路口，郑涨钱看到桐江桥饭店的门开着。正月里，饭店里没什么顾客，几个女服务员在打扫卫生，看样子也准备关门。郑涨钱清楚自己不能再犹豫了，女人心肠软，或许会收留孩子。想到这里，他把一张写着“1974年10月23日生”的字条塞进那个装了几件婴儿衣服的小包裹里，匆匆走进饭店，趁服务员不注意，把女儿和包裹一放，逃也似地走了。
郑涨钱一路小跑，来到老江桥边，看看那班船还在，知道时间还不到三点。两手空落落的他这才意识到女儿被他“放生”了。他在桥边站了一会，怎么也放心不下女儿，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已被人抱走了，于是又跑回去。这次郑涨钱不敢进饭店，怕被人认出来，怕被人大喝一声：你怎么把孩子放在这里！其实当时并没有人看到他放女儿。但心虚的郑涨钱还是站得远远的，装成是一个过路人偷偷地往里瞧，他看见女儿和那个小包裹还在！
后来有人来了，郑涨钱赶紧走开。到了码头，郑涨钱上了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不一会，他又站起来下了船。事后，他对人说，当时他实在坐不住。他要再去看看，如果女儿还在的话，他决定还是把女儿抱回来算了。
到了桐江桥饭店门口，他看到那张桌上空了，女儿和那个小包裹不见了。
虽然，郑涨钱是打定主意来余姚把女儿“放生”的，但真的被人抱走了，郑涨钱难过得像被人掏空了五脏六腑。没了？活灵活现又一路乖乖甜睡的女儿就这样一下子没了？是谁抱走的？是饭店的女服务员，还是来饭店吃饭的客人？
郑涨钱踉踉跄跄地朝前走了几步，感到天旋地转，再也支撑不住，一屁股坐倒在一家店门口。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过路人问郑涨钱是不是病了。郑涨钱摇摇头，慢慢站起来，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码头走去。
但下午三点的班船已经开走了。
雪又开始下了。北风夹着雪花，把天地搅得朦胧昏暗。那时还没有直通方桥镇的汽车，更不要说是去姚驾桥的了。没了班船，那三四十里路就得走回去。郑涨钱看着缓缓流淌的姚江，真想一头扎进去，一了百了，来个彻底解脱。但三岁的平波还在家里等他，他必须赶回去。三四十里路，或许还不到三四十里，郑涨钱却走了整整10个小时。迎着漫天的飞雪，带着骨肉分离的痛苦，郑涨钱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但他对自己说，就是爬也要爬回去。
姚驾桥终于到了。浑身湿透的郑涨钱进了家门，才知道已是下半夜了。
第二天，邻居把平波送来了。郑涨钱一把抱住女儿，眼中含着泪说：“爸爸再也不让你走了。”
莫名其妙的小平波左右前后瞧瞧，问：“妹妹呢？”面对幼小天真的女儿平波，郑涨钱不知道该怎样告诉她这个难以启齿的事情。但平波还是一个劲地问，“爸爸，妹妹呢？”
“放生了。”郑涨钱吃力地说出这三个字。“放生？什么放生？”平波歪着头不解地问。
“我把你妹妹送人了。”
“你骗人，你骗人！我要妹妹！我要妹妹！爸爸，你为什么要把妹妹送人！她挺乖的，晚上也不吵的，我要妹妹。”平波哭了。
“平波，你别哭了。爸爸生了恶病，你妈妈脑子又糊涂了，我们养不活你妹妹，只有送人你妹妹才有活路。平波，爸爸留在世上的日子也不长了，以后你长大了，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妹妹！”父女俩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抱头痛哭。
正月一过，郑涨钱托村里人在姚驾桥村后的小山上做了一座坟。他知道，到了这一步，后事自己也应该考虑了。坟地是郑涨钱自己挑的，村里人劝他，这块地不好，坟上过穿山风。但郑涨钱坚持要把坟做在这里，他说，上山下山容易些，可省些劳力，以后抬棺上来也方便。大家拗不过他，就在众人以为不宜做坟的地方给郑涨钱做了一座坟。墓碑也刻好了，“郑涨钱之墓”，只是没上漆。郑涨钱对人说，以后我死了，替我把字涂涂黑。大家知道郑涨钱家里的情况，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一些石料钱。
办好了这些，郑涨钱想的是趁自己还活着该为妻子刘桂英做些什么了。
再说刘桂英，回娘家后仍是疯疯癫癫的，偶尔清醒一下，她便会想到丈夫和女儿，哭着要去找他们。但更多的时候是处在迷迷糊糊中，嘴里喃喃自语：涨钱死了，涨钱死了，涨钱在杭州死了。
老两口心疼地看着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只有暗自伤心落泪。同时，也记挂着郑涨钱和两个外孙女。
那天，郑涨钱忽然来了，刘桂英的父亲吃惊地看着郑涨钱说：“涨钱，你病好了？”
郑涨钱摇摇头，说：“爹、娘身体好么？桂英呢？”
老丈人把郑涨钱领进房里，刘桂英木然地坐在那里。老丈人说：“桂英，你看谁来了？”
刘桂英看看郑涨钱，脸上毫无反应。郑涨钱知道她没认出他来。
“爹，给桂英去医院看过么？”郑涨钱回到外间说。
“去方桥卫生院看过，药也吃过，就是不见好。两个孩子呢？”刘桂英的父亲问。
“我托人照看着。”郑涨钱没说把小女儿“放生”一事，“爹，我今天来是想跟您商量一件事。”
刘桂英的父亲看着郑涨钱灰黄的脸，不知他要说什么。但从郑涨钱郑重认真的口气里觉察到要商量的可能不是一件小事。他给郑涨钱倒了一杯水，说：“涨钱，有什么事你说吧。”
“爹，我的病情您也知道，医生也说我只能拖半年。我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有今天没有明天的人。我想趁我现在还活着，为桂英做一件事。”
“什么事？桂英，我们会替你照顾的，你放心养病好了。”刘桂英的父亲安慰郑涨钱说。
“我想让桂英跟我离婚。”郑涨钱说。
刘桂英的父亲一愣，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说：“离婚？你病成这样，桂英怎么能跟你离婚？生病又不是你的过错，离什么婚？”
“正因为我病成这样了，所以才让桂英跟我离婚。爹，您不是不知道这里的风俗，死了男人的女人要被人家说成‘克夫星’的，而且桂英还要为我守寡，背克夫寡妇的黑锅。因此我想趁我还活着，办好离婚手续，这样桂英也好再嫁人。”
“不行，这种事不能做。丈夫病重，妻子跟他离婚，说出去会让人指着背脊骂缺德的。涨钱，你的好意我做丈人的心领了，但这事我不同意，桂英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刘桂英的父亲一口拒绝郑涨钱提出的离婚。
郑涨钱喝了一口水，耐着性子说：“爹，我坟也做好了，跟桂英分手是迟早的事情。现在，我们应该替桂英想想，她还年轻，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过，可以再嫁人。我已害得她这样了，再让她背寡妇的名声，我在地下也不会安稳的，爹，您就替桂英作个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这样我就是去了也安心了。您就权当没我这个薄命的女婿吧。”
刘桂英的父亲被郑涨钱的真诚感动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那两个孩子怎么办？”
“孩子我会安顿好的。我想过了，还是让桂英无牵无挂地改嫁，拖着孩子，嫁人困难。”
刘桂英的父亲默默地坐了一会，站起来说：“这事不知桂英同意不同意。”
两人再一次来到里屋，桂英仍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父亲对女儿说：“桂英，涨钱说他要在去前同你办离婚，让你好无牵无挂地嫁人，你说呢？”
刘桂英木然地看看父亲，又看看郑涨钱，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刘桂英没有回答父亲的问话，疯了的她也确实无法回答。郑涨钱说：“爹，桂英病了，这事就您替她作个主吧，我们这就去公社，把手续办了。”
“现在就去？”
“现在就去。”
临出门时，郑涨钱最后看了一眼刘桂英，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桂英，要是有下辈子，我一定再娶你为妻。
郑涨钱和刘桂英的父亲来到公社，办事员说：“既然是双方自愿，女方怎么不来？”
“她脑子有了毛病。”刘桂英的父亲回答。
“患病期间一般是不办离婚手续的。”办事员说。
郑涨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最后说：“我不想让她做寡妇，所以想趁我还活着把手续办了。”
办事员想了想说：“你们真是一对苦命的夫妻。家庭的财产你们打算怎么分？”“还有什么财产啊，只有两间破屋。”郑涨钱说。
“我们什么都不要，你写明好了，所有东西归涨钱。”刘桂英父亲说。
“孩子谁抚养？”办事员说。
“我会安顿好的。”
“还是我们来养吧。”桂英的父亲说，
“爹，别争了，不是已经说好了的吗？”郑涨钱说。
办事员叹了一口气说：“我办了多年的结婚离婚手续，你们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不争不吵，相互谦让，为对方着想办离婚。好吧，我破一例，在女方不在场的情况下把手续办了，你做父亲的替女儿盖个章或签个字吧。”
刘桂英的父亲迟疑了一下，在离婚书上按了一个手印。
郑涨钱和刘桂英做了六年夫妻，终于在还深深地爱着对方的情况下离婚了。像结婚那天郑涨钱不会忘记一样，离婚的日子郑涨钱也牢牢记住了，是1975年3月5日。
两人走出公社，一路无语。郑涨钱知道，从今往后，刘桂英再也不是他法律承认的妻子，走在身边的老人也不再是他的岳父。但只要自己一天不死，刘家的人就是他会常常记挂的亲戚。
婚离了，坟做了，一个女儿也送掉了，郑涨钱把要办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办妥了。现在这空荡荡的屋里只留下一个平波。但送小女儿留下的心灵创伤，使郑涨钱再也下不了把平波送人的决心了。每当看到聪明懂事的平波，郑涨钱就在心里祈祷，让我再活些日子，把平波拉扯得大一点。于是他想到了刘桂英父亲的话，去看看中医，或许会有有效的偏方。
带着这个信念，郑涨钱看了不少民间郎中，各种草药都吃过，一次他看郎中回家，路上渴了，向一个煮熟大菱的摊主要水喝。那人说没有开水，只有煮过大菱的汤。郑涨钱也顾不得大菱汤又苦又涩，端起来就喝了。
过了一些日子郑涨钱去看郎中，郎中先生给郑涨钱搭了脉，又摸了摸脖子上的淋巴，惊奇地说：“你吃过什么药？瘤好像小了。”郑涨钱想不出自己吃过什么特效药，细细回忆，想到了那天喝的大菱汤。郎中先生一拍大腿说：“就是它了，我有一偏方，就是水红菱和棕榈树芯煎汤喝。因为不知道是否有用，所以不敢乱开这个偏方。现在看来可以试试，水红菱清凉，棕榈树芯解毒。这两样东西也不难办，你不妨吃一段日子。”
当然，每个郎中有每个郎中的说法，因此开出来的方子也各不相同。求生心切的郑涨钱吃过的偏方土方不计其数。除了水红菱和棕榈树芯煎汤，他还吃过癞蛤蟆和蛤蟆子。癞蛤蟆是整只放在锅里煮，喝汤。而蛤蟆子是生吃，在沟渠里看到还没有变成蝌蚪状的一团蛤蟆子，郑涨钱捧起来就倒进喉咙，那腻滑腥臊的味道，真让人恶心。
就这样，郑涨钱抱着顽强的求生信念，尝遍了民间的苦药怪药险药，用他的话说是死马当活马医，竟在死亡的边缘磕磕碰碰地走出一条坎坷曲折的生命之路。医生预言的危险期早已过去。姚驾桥山上的坟地也已长满高高的野草，平波身上的衣服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小变短了。而郑涨钱还顽强地挺立着虚弱的身子生活在人间。
干农活郑涨钱仍吃不消，为了他和女儿的生活，为了继续访医求药，为了能打听到小女儿的下落，他挑起了货郎担。担上一头是平波，一头是货物，郑涨钱摇摇晃晃地踏上了走街穿巷的艰难旅程。
并不知道已与郑涨钱离了婚的刘桂英还是处在神志恍惚中。这期间，刘桂英的父亲也托人打听郑涨钱的消息，回来的人告诉刘桂英的父亲，姚驾桥人已好久没有看到郑涨钱了。据说女儿也已送了人。刘桂英的父亲叹息了一会，估计郑涨钱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刘桂英的父亲担心自己同老伴过世后，疯疯癞癞的女儿会没人照顾，于是开始留心给女儿找一户适当的人家，让桂英以后也有个依靠。
后来经人介绍，来说亲的是余姚泗门陶家堡村的吴松桥。吴松桥上过初中，有一定的文化，当时在泗门棉厂做临时会计。吴松桥原来是绍兴人，后来迁移到泗门陶家堡的。大半辈子的颠沛流离和生活中的种种曲折，40多岁了还是独自一人。尽管他比刘桂英大了整整18岁，但刘桂英的父母看他老实善良，待人诚恳，就答应把女儿嫁给他。
相亲时，刘桂英的父亲告诉吴松桥：“桂英结过婚，夫妻俩感情很好，后来她男人生了癌，坐月子时桂英听说丈夫活不长了，心一急，就犯了疯病。她男人为了不拖累她，跟桂英离了婚。后来她男人一直没有消息，估计是死了。我们没有别的要求，也不要一分彩礼，只希望嫁过去后能待她好。医生说过，好好调养，以后这病会好的。”
吴松桥听了很感动，也知道刘桂英是一个重感情的女人，否则就不会因此犯病了。于是当即表示：“桂英去了陶家堡后，我会好好待她的。都是苦命人，就相依为命吧，我会给她去治疗的。桂英的病能好最好，不能好我也会养她一辈子，你们放心吧。”
就这样，刘桂英迷迷糊糊地成了泗门陶家堡吴松桥的妻子。
四十多岁的吴松桥娶个二十多岁、模样端正的妻子，消息在陶家堡很快传开了，大家都很为吴松桥高兴。但不久，人们就知道新娘子有缺陷，用他们的话说是“脑子有毛病”，于是又觉得吴松桥“不划算”。
然而吴松桥不这样看。刘桂英年纪轻轻的死了丈夫，命也够苦了，她需要的是同情和帮助。再说，要不是她得了病，像她这样的年龄和模样，也不可能成为四十多岁的自己的妻子。因此，吴松桥很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姻缘。尽管现在刘桂英不会下地干活净工分，生活上也不会自理，需要照顾，但吴松桥相信只要真心待她，体贴她，关心她，一时受了刺激的刘桂英会好起来的，会成为一个他盼望中的贤妻良母。
最初的生活是苦涩的。痴痴呆呆的刘桂英不会做饭，不会洗衣，头发也一天到晚披散着，一切都需要吴松桥料理。然而吴松桥毫无怨言，每天从棉厂下班，匆匆赶回家里做饭。饭后又背着锄头去自留地里干活，直到月上东山才回家，安排刘桂英洗脸洗脚睡下。清晨，吴松桥又忙着起床，利用上班前的时间挑一些青菜萝卜或自家养的鸡去泗门街上卖。娶了刘桂英后，家里的开销比原来大了不少。
有时，刘桂英不愿吃饭，吴松桥就耐着性子，“哄”她，直到她吃完了，他才端起饭碗就着早已冷了的菜匆匆把饭送进肚子。
在人们眼里，吴松桥活得很苦很累。但对刘桂英充满爱意的吴松桥觉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自从把刘桂英接到陶家堡，好好坏坏都是他吴松桥的人了。在吴松桥的精心照料下，刘桂英白了胖了，脸色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为了尽早治好刘桂英的病，吴松桥不止一次地陪着她去看医生。那次，刘桂英吃了配来的药，老是要睡。一天早上，连续迷迷糊糊地睡了好几天的刘桂英突然神志清醒了，她那双又变得明亮有精神的眼睛奇怪地看着这陌生的房子，她问自己，这是谁的家？我怎么在这里？
卖鸡回来的吴松桥看到刘桂英已在床上撑起了身子，把衣服递给她说：“你睡了好几天，今天天气好，去门口晒晒太阳吧。”
不料，刘桂英把吴松桥的手推开了：“你是谁？怎么跑到人家的房里来了？”
“我是你丈夫，”吴松桥说。
“我丈夫？你别乱说，我丈夫是郑涨钱！”尽管发过病有些事情她回忆不起来了，丈夫是郑涨钱她却记得清清楚楚。
听刘桂英这样一说，吴松桥是又惊喜又难过。惊喜的是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刘桂英的病好了。难过的是她清醒后并不认识几乎已同她生活了一年的自己，她只知道她的丈夫是郑涨钱。
“这是泗门陶家堡，这是我的家，现在也是你的家。”吴松桥慢慢地说。
“我是方桥人，到泗门来干什么？涨钱呢？”像刚刚从天外归来，刘桂英的脑子里有太多需要弄清的问题。
“你原来的丈夫郑涨钱已经死了。”吴松桥实在不忍心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刚刚病好的刘桂英，但不把这个告诉她，接下来的许多事情就没法说，她会弄不明白有丈夫的她怎么又嫁到陶家堡来了。
“死了？你说郑涨钱死了？”刘桂英的脸一下变得十分苍白。
“听你爹说，他是生‘淋巴瘤’死的。”吴松桥说。
“淋巴瘤？”刘桂英记起来了，郑涨钱得病后的事情她都记起来了。泪水从她的眼中流出来，她说：“涨钱死了，那我的两个女儿呢？”
“郑涨钱死前已把她们送人了。”
吴松桥的话没说完，再也克制不住的刘桂英“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
吴松桥知道一定会有这样一个过程，但看到刘桂英越哭越伤心，也有点不知所措了。他绞来一条毛巾，递给刘桂英，说：“别难过了，你的病刚好，当心伤了身体，郑涨钱死前同你办好了离婚手续，我们结婚也快一年了，你现在是陶家堡人，我吴松桥是现在的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