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何小兵比以往起得都早，太阳还没出来，天刚见点儿白，他认为早上到了，便从床上爬起来，轻轻绕过父母的房间，也没换鞋，趿拉着拖鞋就下楼了。临出门，偷了他爸两根烟。
何小兵走在街上，叼着烟，大大方方地走着，一点儿不担心被家人或父母的同事发现后告状。这座城市不大，虽然每条道路都能通向很远的地方，但其实生活空间是封闭的，人们都在里面转悠，经常走几步就能碰见一个熟人。现在还早，才五点一刻，又是星期天，没有哪个大人愿意起这么早只为了有可能看到谁家的小孩又偷着抽烟了。
何小兵走着走着感觉有点儿晕，倚着路边的一棵树靠了会儿，不知道是烟抽猛了，还是因为晚上没睡好。昨晚何小兵一宿没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由黑变白，由昨天变成今天。今天他就要去北京，一个月前，当他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就开始兴奋，昨晚，到了高潮，根本睡不着。
兴奋的并不是终于可以有个大学上了，上不上对何小兵无所谓，尽管已经复读两年，这次考上的又是一所北京的二类本科，这些不足以让他失眠。即使再复读两年，何小兵该睡也能睡着，反正父母也没为此就不给他饭吃，相反，他们还给何小兵填补营养，希望饭菜的质量能成为帮助何小兵提高分数的一个保障。何小兵两次落榜后，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什么也甭想，你就好好考大学。”一副全力支持绝不给何小兵施压的姿态，但有一次，当何小兵第二年上复读班的某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何建国，也就是何小兵的父亲，说：“以前你比班里的同学都小一岁，现在你比班里的同学都大一岁了。”何小兵听得出他的话外音，若无其事地说：“那怎么了，没准儿以后还得大三岁、大四岁呢！”何建国一听，知道何小兵要急，便没接话茬儿，把鱼头夹到何小兵的碗里，说：“把这个啃了，晚上还得用脑呢！”何小兵三下五除二就把鱼头吃了，倒不是为了能多记住几个单词，而是确实爱吃鱼头，因为鱼头里没有刺，不用择，跟啃排骨差不多。何小兵吸着鱼脑，心想：你们真以为我脑子不够用啊！
有人学习不好，因为脑子笨，也有人因为不爱学，何小兵属于后者。一件事情能否做好，往往取决于兴趣的多少，何小兵对学习没有一点儿兴趣，他觉得成绩只要不垫底，不至于被老师注意到，就够了。对于能否听到表扬的话，他也毫不动心，觉得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都不希望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到名。有人从小就树立了上大学、出国、做一番成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理想，何小兵的理想则是一片空白，认为只要今天过得开心就行了，至于明天，爱他妈什么样就什么样。所以，他无法心平气和地让自己坐在书桌前超过两个小时，这样会破坏当天的快乐，一旦他觉得看书的时间对得起父母了和可以比班里一半学生考得好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地起身离开书桌，离得越远越好。
不学习的时候，何小兵会去踢球，他家楼下就是一个无人管理的破烂体育场，没人踢足球的话，如果有打篮球的，他也凑上去打会儿。时间充裕的时候，他索性骑着自行车去河边钓鱼。曾经有一度他喜欢泡游戏厅和网吧，在里面混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并没有喜欢上这种地方，于是又站在阳台上看体育场里有没有人踢球，或者去楼下的花坛里挖蚯蚓准备一会儿当鱼饵。总之，他喜欢能融入自然，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的玩法儿，听着鸟叫、吹着风、晒着太阳、跑跑跳跳，比缩在空气污浊、人声嘈杂、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舒服自在多了。
大自然具有无穷的魅力，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间，都不会让你觉得无聊。春天，天刚暖和，杨树上就开始往下掉毛毛虫一样的穗，有人说那是杨树的花，有人说是杨树的受精卵，何小兵也不深究它到底是什么，反正每年都会从地上捡起一些形态逼真的，放进女生的铅笔盒或后脖颈里，换得女生的尖叫——那些被捉弄的女生，往往是何小兵有好感的女生，对不喜欢的女生也不会给她们尖叫的机会，他可不想听到她们恐怖的叫声。不上学的时候，何小兵就去河边钓鱼，即使钓不到鱼，这季节也能捞到很多蝌蚪。想想那些做父母的青蛙，也够不负责任的，生完孩子就自己不知道蹦哪儿玩去了，任它们产下的卵随波逐流，漂到哪儿算哪儿。这些卵是一些半透明的水泡，中间有一个小黑点儿，成堆地被河水冲到能附着的石头或木棍后，就算定居了。同样一批卵，和人一样，也有发育快慢之分，变成蝌蚪的那些小东西，黑压压的一片，扎堆儿在岸边，挤来挤去，拼命地摆动着尾巴，不知疲倦。也有个别孤独的蝌蚪，远离群体，独自潜在水底，一动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何小兵常常认为这样的蝌蚪已经死了，伸手去捞，结果手刚碰到水面，蝌蚪就摆动着尾巴游走了。捞蝌蚪不能捞这种耍单儿的，得去捞那些扎堆儿的，手往蝌蚪堆儿里一，即使不想捞到，手上也总能沾上十几个黑糊糊的小东西，它们在手里扭动着尾巴，留意看的话，能看见它们的眼睛和嘴甚至是鼻孔，这些部位虽然和身体一样都是黑的，但你要想看的话，还是能辨认出来。何小兵小时候还养过蝌蚪，期待它们变成青蛙，到了夏天逮家里的蚊子，但是那些蝌蚪被何小兵带到家里后——何建国极其反对，问何小兵：“你把它们放在你的脸盆里，那你用什么洗脸？”何小兵说：“正好我就不洗了呗！”——第二天死了一半，第三天又死了一半，最后盆里只剩下几个顽强的，慢慢地长出了后腿、前腿，尾巴越来越短，直到消失。这时候它们具有了青蛙的形状和颜色，会蹦了，一转眼，就蹦没了，让何小兵期待它们抓蚊子的希望落空，何小兵只好盼着来年的春天，再去河边捞一批，并下定决心，这回一定要在它们会蹦之前，给脸盆盖上盖儿。在河边玩儿累了，何小兵就找块大的河卵石，往上一躺，望着天上，这个季节的天很蓝，浮云多，一队队的在眼前飘过，形态各异，像什么的都有。
春天一过，天就热了，这时候换取女生尖叫的东西由杨树穗儿变成了“吊死鬼”，女生尖叫的分贝也提高了，甚至还能听到她们的哭声。此时的河边虽然少了一种水里游的——蝌蚪都变成青蛙或癞蛤蟆准备明年为人父母去了——但多了一种天上飞的，蜻蜓。特别是快下雨的时候，蜻蜓都出来了，盘踞在河面上，低空飞行，但这些蜻蜓都是普通的蜻蜓，很容易就能抓到，乐趣不大。何小兵抓的都是一种名叫“马大头”的蜻蜓，这种蜻蜓个头儿比普通蜻蜓大一倍，飞行姿势也优美，普通蜻蜓飞起来像直升机，虽然轻盈，但让人感觉随时都有坠毁的可能，而“马大头”就像战斗机，给人一种速度、力量、凶悍的感觉，想抓住它，仅仅靠往竹竿上抹点儿胶或用个网兜是搞不定的，只能在它麻痹的时候，比如交配或产卵，干这两件事儿的时候，它们不能飞着进行，得停下来落在一个地方再办，于是便给了何小兵可乘之机。抓住后，何小兵用细绳拴住母的，绳的另一头系在一根木棍上，让它在天上飞，以此引诱公“马大头”。不知情的公的，以为邂逅了一个女郎，也不看清情况，就飞扑过来，紧紧抱住母的，这时候何小兵收回竹竿，像摘果子一样，从母的身上摘下公的。有时候它们缠得太紧，很难分开，好不容易把公的从母的身上卸下来后，却发现母的身上还绕着公的的半截后腿。通过捕获“马大头”，何小兵加深了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句话的理解，为了爱情，是可以牺牲性命的。王大伟——跟何小兵从小玩儿到大的朋友，连复读两人都在一起——却不这样看，他说：“狗屁爱情，纯粹他妈的性欲！”
夏天过了，天渐渐凉快下来，何小兵的耳边又多了一种声音，蛐蛐叫。他和王大伟每年都要斗蛐蛐，两人有时分头、有时一起去抓蛐蛐，隔三差五就要掐一掐，输了的人经常背着另一个人，深夜打着手电去铁路边、河边乃至墓地里——听说这里的蛐蛐是吃死人肉长大的，骁勇善战，看见别的蛐蛐，就恨不得给吃了——去抓壮丁，然后喂它们辣椒、大蒜、洋葱，把它们培养成性情暴烈的蛐蛐，将挽回颜面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新兵的身上。这个季节，秋高气爽，气候干燥，点火也容易，何小兵他们经常在河边生一堆火，弄点儿吃的来烤，有的是他们从家里偷来的肉，有的是从河边地里顺的别人种的老玉米，还有刚刚打下来的鸟——王大伟他爸有把气枪，王大伟经常偷出来打鸟，没鸟的时候，就打别人家的鸽子。烤鸟的时候，他们也不拔毛，而是和一堆泥，抹在鸟上，直到把鸟包得严严实实俨然一个土豆，然后扔进火堆里。等待的时候，他们也不甘寂寞，挽起裤子蹚进河里摸蛤蜊，看看能不能给烧烤添一道海鲜，但多数时候摸不到，却经常摸出一只高跟鞋或一块不知何种动物哪个部位的骨头什么的。有一回何小兵弄湿了裤子，便脱下，找根儿木棍挑着烤，烤着烤着干别的去了，回来的时候发现裤子没了，问谁给藏起来了，都说没有，这时候发现火烧得特别旺，原来裤子被烤着了，掉进火里。一想家里的钥匙还在裤子兜里呢，便赶紧从火堆里扒拉钥匙。钥匙扒拉出来了，铝的已经变形，铜的没变，但颜色变黑了。一想回家又要挨何建国骂了，何小兵很沮丧，但沮丧很快就被即将烤熟的鸟冲淡了。一个泥蛋被从火里掏出来，一敲，碎了，鸟毛也被碎泥粘下来，中间是一个金黄的小裸体，冒着热气。因为裤子充当了燃料，何小兵获得先尝一口的权利，掰下一个翅膀，放进嘴里咂了咂，说：“一点儿不好吃，什么味儿都没有！”这时候细心的王大伟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骄傲地说：“呵呵，我带盐和孜然了。”然后学着新疆人的模样，把调料正反面撒在鸟上，嘴里念念有词：“香香的，辣辣的，不好吃不要钱了啊！”不到十秒钟，一只整鸟被瓜分成若干段，在众人的嘴里咀嚼着。吃完鸟，一人一泡尿，把火浇灭，各回各家，火堆旁剩下一堆鸟骨头。
冬天，河水冻上了，冻冰了有冻冰的玩儿法。抽陀螺，比谁的厉害：有的以小取胜，就一块钱钢镚儿那么大，抽一鞭子能飞出三十米；有的以大取胜，比盘子还大，两个人不停地抽才能让它转起来；也有的以转的时间长取胜，抽一下去撒尿，尿完回来，还在转着；还有的以造型独特或样式取胜，用彩笔在陀螺上面画几道，转起来就能呈现出一种美丽的图案。这季节也可以滑冰，即使没有冰鞋和冰车，捡两块三角铁，踩在脚下，用铁钎子扎着冰面也能滑；没有三角铁，用竹子片儿也行，只要能滑起来，踩什么都可以。有时候在放学的路上因为积水恰好有一段狭长的冰，何小兵他们也不肯放过在上面滑一滑的机会，排队去滑，先是在没冰的地方助跑，快跑到冰面的时候，突然身体后仰，躺在地上，这时正好身后的书包和冰面接触，人就躺在书包上滑行，看谁滑得远，他们管这种玩法儿叫“老头儿钻被窝”。
就这样，从小学玩儿到初中，又从初中玩儿到高中。最近两年，何小兵像班里的很多学生一样，迷上听歌——他们对音乐的欣赏和理解程度只能用“听歌”这个词形容，如果说“热爱音乐”，那就像说一个只会煮面的人说会做饭。但何小兵和班里大多数人特别是女生听的歌不一样，他们听的是港台流行歌，而何小兵听的是摇滚乐，他觉得流行歌太软绵绵了，里面少了点儿什么东西，具体少什么也说不上来，反正总之是少了点儿，而摇滚乐里面就有这点儿东西，这一点无需多说，听摇滚的人都知道。何小兵把零花钱都用来买摇滚磁带和音乐杂志了，从高三下半年起，父母就不让他老往外跑了，他们认为，只要把何小兵关在家里，他就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看书，而且他们每次从门缝偷窥何小兵在干什么的时候，都发现他在看书，于是心满意足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何小兵那张被书挡着的脸上，正戴着耳机，听着Gun&Roses。他们听一次就会知道，这么噪的音乐在耳边响着，是不可能做好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配平的。
究竟是摇滚乐的什么地方吸引了何小兵，他自己也说不清，一开始可能只因为玩儿摇滚的都比较酷，长发、墨镜、牛仔裤、皮靴、皮夹克，这些都是男孩子喜欢的。但光有这些也不行，比如迪克牛仔，也符合这种条件，他的歌就没吸引何小兵，只有那些不仅这样打扮，也不唱俗歌的人，何小兵才会买他们的专辑。当时，何小兵并不知道何谓摇滚文化，只是觉得，当身上不舒服的时候，听了这种躁动的音乐，立马就舒服了。比如当被老师数落了几句，心里正气愤的时候，戴上耳机，这种音乐响起，会顿时觉得挨说并不是个多大的事儿，对老师也藐视起来，不屑和他较量。特别是因为不明白人为什么非得上学而苦闷的时候，听听这种音乐，有助于削减苦闷。戴着耳机，看着那些比你学习好的同学，你会想：考他妈满分又管个屁用！
何小兵第一次从心里对摇滚乐有了触动，是高二那年的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在学校吃完午饭，无所事事，想睡会儿觉，便来到阅览室，并不是为了追求安静的睡觉环境——这里并不比教室安静多少，一些低年级的女生在这里看《读者》、《女友》、《知音》，边看边唧唧喳喳地交流，老师怎么管也管不住——而是图这里凉快。这是一栋解放前的老式建筑，房顶很高，夏天阴凉。何小兵从阅览架上随手拿了一本杂志，找了一个角落坐下，趴在桌上，展开杂志，盖在脑袋上，开始睡觉。有时候这样能睡着，直到被下午上课的预备铃喊醒，从桌上起来，发现流了一桌哈喇子，手被脑袋压麻。但是这会儿，何小兵就睡不着，他又不愿意听到那些嘀嘀咕咕的声音，便戴上了耳机，摇滚乐在何小兵的耳边躁动地响了起来，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听着听着，何小兵突然觉得心里的一扇门被推开了，以前他不曾留意到这还存在着一扇门，推开后，里面出现一些未曾经历过的神奇的景象，何小兵还想再多看一眼，但那些景象刚露个头儿，便消失了，门不知道怎么就关上了。而这一瞥，让何小兵心头一颤，他突然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了，以前他总认为“自我”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他能感受到“自我”的重量了。这一发现，让何小兵内心充满欢喜，他觉得生活不再单调乏味了——尽管他所经历的生活不外乎就是学校里的那点事儿，却足以让他窒息。何小兵突然觉得生活美好起来，正好这时一束阳光从屋顶敞开的天窗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让他觉得，从此拥有了顽强度过学校这些灰色日子的理由，就像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也许只为了享受每天在窗口短暂经过的一缕阳光，便因此有了在监狱里坚持下去的决心。
那时候，何小兵觉得学校就是一座折磨人的迷宫，到处都是老师的办公室，物理的、化学的、语文的、英语的，政治的，他最怕从这些办公室门口走过，这些屋子都有一排排明亮的窗户，擦得一尘不染，能洞悉到窗外的一切。何小兵好几次从这里经过时，门都开了，某位老师站在门口说：“你过来一下。”接下来就没有好事儿了，何小兵不是被问到为什么没交作业，就是要求把家长叫过来一趟。
到了后来，凡是何小兵再经过办公室，恰好门打开时，何小兵都主动问：“老师，您要找我吧？”他听不了从老师嘴里蹦出的那句：“你过来一下。”这句话本身给何小兵带来的刺激，比后面要发生的事情还大。
何小兵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早晚都得憋死，但是那天中午他的心被摇滚乐电了一下的那一刻，感受到摇滚乐给他带来的希望，他相信，这个破鸟笼子是关不住自己的——关得了初一，关不了十五，即使过了十五，也并不妨碍他享受阳光空气雨露。
那天中午的那一瞬间，被何小兵牢牢记在心里，让他着迷。他渴望这一瞬间再次出现，希望踏入那个关着神奇景象的大门后，能尽量多待一会儿，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听摇滚乐。于是他不知疲倦地购买各种摇滚专辑，省下的生活费都花在这事儿上。
这种美妙的时刻如期出现了，但每次的时间都很有限，所以，何小兵只有不停地听，才能更多地感受到这种奇妙时刻。
在语音教室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的卡座里播放听力磁带，全班同学通过各自桌上的耳机收听，何小兵切断自己的信号线路，把自己桌上的卡座里放进摇滚磁带，戴着高保真耳机，看着讲台上不知道在说什么的老师——只见嘴巴一张一合——幻想着一幅激动人心的场景：背着吉他，一只脚撑着地，一只脚蹬在讲台上，接上音箱，摇头晃脑一阵狂弹，弹完，一脚踢翻讲台，用吉他砸碎黑板，头发一甩：放学！
听了一年摇滚后，一个北京的摇滚乐队来到何小兵所在的这座城市巡演，演出地点在人民剧场。80年代的时候，这座剧场曾做过电影院，全市人民都来这里看电影，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完蛋了，没人看了，剧场只好出租给无论是高雅还是通俗只要肯来这里走穴的演出团体——通常来的都是不高雅的，高雅的来了也没人看。剧场很大，能装下四五百人，可是那天来看摇滚演出的人并不多，这个乐队出过一张专辑，在摇滚圈算有点儿名气，入座率尚且如此，小兵是逃了晚自习来看的。摇滚乐就是这样，对某些人很重要，而对另一些人则什么都不是，没它日子一样过得好好的。
乐队先唱了几首新歌，观众没什么反应，便又唱了几首专辑里的老歌，观众只是不冷不热地鼓鼓掌，吹两声口哨，现场没High起来，乐队也没兴趣往下演了，预计为应观众热烈要求可能会返台而排练的拿手曲目看来也白准备了。唱够了时间，主唱，一个染了一脑袋黄毛的家伙，搬起麦克风，依然用很亢奋的语调说：“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我爱这座城市，我爱你们，再见！”说完放下麦克风，转身坐在地上，拿起一瓶矿泉水往身上浇，其他乐手也开始往下卸乐器。
观众都散了，一个中年胖子边退场边说：“那金毛浇的不是汽油吧？”
这时主唱的矿泉水快浇完了，他把剩下的底儿倒进嘴里。
胖子身后跟着一个像马仔的人，笑呵呵地说：“肯定不是，要是汽油他不敢喝！”
胖子说：“那不一定，这帮搞摇滚的也玩儿行为艺术，我就不待见他们不把自己当人那劲儿！”
何小兵突然觉得失望，不知道是对这场演出，还是对看演出的观众，抑或是这座城市。平心而论，演出并不差，反正何小兵听得挺投入——忘记是旷课来的，也许此时老师正因为他的座位是空的而在想着能让他老实点儿的办法——但就是没取得应有的效果，这里的摇滚文化还没成型。
乐手们在台上收拾着乐器，主唱湿淋淋地躺在地板上，何小兵凑过去，站在台下，正好和主唱的脸处于同一高度，问他：“明天你们还演吗？”
主唱说：“不知道，没人看就撤了。”
何小兵说：“要是演的话，明天我还来。”
“你要喜欢摇滚乐，就得去北京，你看这儿的观众，还有穿西服来的，木呆呆地站着，都跟睡着了似的，也没人蹦，没人往台上蹿。”主唱说着脑袋冲两旁一仰，“那些保安都白找了。”
何小兵说：“你们平时都在北京吗？”
主唱说：“当然了，北京是我们的根据地、大本营，我们在北京点着星星之火去燎原。”
何小兵说：“我有你们乐队的磁带，今天忘带了，下回你给我签个名。”
“行，你去北京找我，我给你签！”主唱说完把呼机号写在一盒“中南海”烟盒上，交给何小兵的时候又重申了一遍，“记住了，北京才有摇滚乐！”
于是，去北京，成了何小兵的理想。第一年高考，何小兵把所有志愿栏里都填上了北京的学校，结果分数差得太多，落榜了。第二年，何小兵报的又都是北京的学校，分数有所提升，但还是差了点儿，只好接着复读。第三年，何小兵又填上了北京的学校。何建国看着小兵的志愿表说：“我还以为你把前两年的志愿表复印了一份，报一个省内的吧，分低，好考，难道你还想再读一年？”
何小兵说：“就这么着吧，懒得再改了！”
何建国看了一眼何小兵的脸色说：“不是我给你泄气，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干什么事儿，得给自己留条退路！”
何小兵说：“我这还没考试呢，你就让我想退路，那我还复习个什么劲儿啊！”说完回了自己屋。
何建国举着志愿表对何小兵他妈说：“这孩子，还真有抱负！”
今天，就是何小兵实现理想的日子了。不过这回能考上北京的学校，还真有点儿出乎何小兵的预料。语文考试的作文要求是结合给出的一段材料，论述公平、公正、公开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何小兵写的题目是《当今社会真的还有公开公平公正吗》，他并不知道该写什么，只是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愤怒，想到这个题目，除此外，他想不出更合适的题目。这个题目牢牢占据着他的心，冥思苦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写点儿什么配合这个题目，眼看就要到时间了，无奈之下，把《国际歌》的歌词搬了上去：“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昨晚睡不着的时候，何小兵又看了一遍“魔岩三杰”在红磡体育馆的演出，直到看完唐朝的《国际歌》才关了电脑睡觉，不仅熟记了歌词，连哪句歌词是丁武唱的，哪句是张炬唱的也记得门儿清。写完，何小兵觉得并没有把内心压抑的情感释放得淋漓尽致，这时候应该拿把吉他配上重金属的节奏，再加上鼓点，甩着头发，才算一篇完整的作文。
写的时候义愤填膺，愤怒得毫无理由，但很酣畅。出了考场，风一吹，何小兵开始后悔了，意识到冲动是魔鬼，认为自己该准备第三年复读或者想想除了考大学，还有没有别的事儿可干。可是没想到公布分数的时候，何小兵的语文成绩并不低，要不是因为查一门考试的各项具体分数需要花一百块钱，他真想查查，那样一篇作文，到底能得多少分。后来一合计，一百块能买十盘摇滚磁带，便算了。
这会儿，何小兵脑袋顶着树靠了片刻，觉得没事儿了，把烟头往树上一捻，继续赶路。现在他要去一个女孩家，向她告别。
女孩是一年前碰到的，何小兵第二次复读，到了一所新学校——何建国认为前两所学校的教学水平是何小兵两次落榜的原因之一。这次学校离家远，何小兵中午没法回家吃饭了，便在学校入了伙。中午吃完饭，有人刚放下饭盒，便拿起书本，坐在原处看起书来。何小兵不喜欢教室里的氛围，尽管阳光明媚，却死气沉沉的，他拿着书来到操场，找了个树荫坐了下来，看几眼书，再看几眼操场上活动的学生。他也想加入那些球类活动中，但是学校有要求，禁止高三特别是复读班的学生在体育课以外的时间在操场上出现超过三十分钟，为此还特别安排了一个体育老师抽查，动不动就把打球的学生叫过去，问哪年级的，如果是要高考的学生，就会挨他两脚踹。与其提心吊胆地玩，不如踏实地歇会儿，在树底下坐坐也没什么不好的，又凉快，即使干坐着什么都不干，在树底下也比在教室坐着舒服。每天中午吃完饭，何小兵都拿本书出来坐。有一天——刚开学还没俩礼拜，何小兵正坐在树下低头看着地上的蚂蚁拖动一个坠落的“吊死鬼”，突然眼前一亮，感觉自己被远处的什么晃了一下，抬头一看，一个女孩正从前方走过。
何小兵还没等看清女孩的面貌，便萌生了好感，等他看清女孩长什么样儿的时候——并不是国色天香的那种，但是有特点，不太像中国人。也就是说，有点儿洋气，再直白一点儿说，长得不俗，何小兵这个岁数听摇滚乐的男孩，就喜欢超凡脱俗的——发现自己已经彻底爱上她了，尽管还不太明白什么是爱。事后，当何小兵分析为什么自己低着头都会被女孩把目光吸引过去时发现，罪魁祸首是女孩走路的姿势，挺胸抬头，脖子微微上扬，步伐不快不慢，看着端庄、优雅，不可一世，这种姿势带出一种气质，何小兵的目光就是被她散发出的强大气场吸引过去的。
很快，何小兵就掌握了女孩的信息，是本校一名高三的学生。同为面临高考的学生，别人能叫高三的学生，何小兵却不能，因为他是一名复读生，特别是像他这种第二年复读的，被称之为复复读，按理说，算高五的学生了。复读生单独组成一个班，应届高三的学生，很少和这些复读生接触，家长时常叮嘱他们：有几个好学生复读啊？！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必然黑，躲着他们点儿走！所以，复读生成为学校里的异类，特别是那些复读多年的人，传奇经历在应届生中间广为流传的同时，和众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何小兵班里有一个相貌跟学生家长差不多的复读生，谁也不知道他多大了，复读的年次已经被传乱了，有人说六年，有人说十六年，没有人敢和他说话，他也很少主动和别人说话，下了课就往座位上一坐，盯着黑板，不知道在想什么。有一天早上，何小兵在上学的路上碰见他，出于礼貌冲他点了点头，他咧嘴笑了，这是何小兵唯一一次见他笑，他走过来，问何小兵：“你今年是第二年？”
“对。”何小兵觉得在他面前，这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他叹了口气说：“真羡慕你们年轻人啊！”
何小兵借机仔细观察了他，发现他除了胡子比自己茂盛，看着像个成年人外，眼睛里仍流露出挥之不去的稚气。
听他说完，何小兵不知道说什么好，为了气氛别太尴尬，只好没话找话，问他：“你每天下课都想什么呢？”
他说：“你说一加一为什么非得等于二呢？”
何小兵想了想，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反问：“那不等于二等于几？”
他说：“等于几都行，干吗非得等于二，哪个二B规定的？！”
何小兵想不出接什么话合适，几句话就暴露出这哥们儿脑子有问题，但也说不准是个大师坯子，课外书里介绍过各行业的伟人都经常会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儿来。所以，何小兵不知道该不予理睬还是继续听他说下去。
“知道咱们国家为什么还没有航空母舰吗？”他忧心忡忡地问道。
何小兵摇摇头，等着听他能说出什么新鲜理论。
他说：“就因为高考。”
何小兵实在不想听他不着四六地胡扯下去了，有些不满：“这跟高考有什么关系？”
他说：“就因为我过不了高考这一关，上不了大学，当不了科学家，所以咱们国家的航母还没造出来，与其说国家把我耽误了，不如说国家把自己耽误了。”
何小兵左右张望，看有没有早点摊儿，好找个借口摆脱他，遗憾的是最近省里下来人市容检查，早点摊儿都撤了。
他并没有留意到何小兵的厌烦，依然说着：“什么时候取消了高考，就离咱们国家海军装备真正现代化那天不远了！”没想到他平时不说话，说起来还没完没了。
何小兵觉得必须得说一句了：“你既然都能造航母，为什么还对付不了高考？”
他义正词严地说：“因为高考的要求是一加一必须等于二，而我的思维不允许让我得出等于二的答案！”
何小兵对他已经有些厌恶：“那还不好办，你就别考了呗！”
他沮丧地说：“不行啊，不考我爸打我！”何小兵早就听说他家长脑子就有问题，这么多年，还没发现儿子不是学习的料，仍在辛苦地挣着工资给儿子交复读费。
考上大学的学生的幸福是相似的，复读的考生则各有各的不幸。作为一名复读生，何小兵对这种不幸和由此带来的被歧视深有感受。出于这点考虑，他才没有主动接触女孩，倒不是何小兵自卑，而是怕吓着女孩，耽误她学习。
听说这女孩学习也不好，属于那种很用功但就是好不了的人，高二会考都没及格，看来日后也要步何小兵的后尘，何小兵难以想象，两个复读的学生走到一起会是什么样子——继续复读，同命相连，看谁先考上大学，以后吵架的时候，嘲笑对方复读的次数多于自己？
更主要的一点是，何小兵想，即使说上话了，又能怎样，将来我要去北京，和她两地分居，饱受相思煎熬，远水解不了近渴，还不如到时候在北京找一个。让何小兵特别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她的学习成绩那么糟糕，走起路来还昂首挺胸，不可一世，她怎么好意思呢？
但毕竟是喜欢过她，尽管她不知道，何小兵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她告个别。今年发榜的时候，何小兵特意留意了女孩的名字，录取榜单里没有，却出现在明年复读班学生的名录里。何小兵已经想好告别的话该怎么说了。
天还没彻底亮，何小兵进了女孩家的小区。这是一个老小区，楼下乱七八糟堆放着自行车，转过一个楼，到了所谓的中心花园，几个年纪介于中年妇女和老太太之间的女性正跳着难看的迪斯科，旁边的石凳上立着一个录音机，放着伴奏带，音量被调到很小，刚够方圆五米之内的人听见，吵不到还在睡觉的居民。何小兵看了看她们，她们似乎察觉到小兵的目光，加大了动作幅度，摇头晃脑，扭得扬扬得意。小兵转过头，往女孩家所在的楼走。
女孩家的楼在小区的最里面——何小兵并没有跟踪过女孩，想知道学校里一个女孩家住哪儿，很容易就能打听到，这个城市这么小，大家耳熟能详的居住区域就那么几片儿，有时候不想打听，走着走着都能碰到你要找的人从家里出来。
何小兵来到女孩家所在的单元门，寻找女孩的窗口，找到了，三楼，拉着帘，红色的，布料是绒布的，很厚，拉得严实，一点儿里面的景象也看不到。
何小兵看了一会儿，觉得差不多了，就转过身，看了看楼对面的灰砖墙，在地上寻摸了一会儿，捡起一块碎砖头，活动了一下胳膊，做了几个伸展运动，然后认真地在墙上写了起来，边写还边回头张望女孩的窗口。
过了一会儿，墙上多了一行字：
我去北京了，你好好学习吧，祝你明年金榜题名，我会想你的！
何小兵把感叹号的那个点儿反复描了描，觉得够圆了，才扔下手里的砖头，拍拍手，退后两步，摸出从何建国那儿偷的第二根烟，已经在兜里装得褶皱弯曲了，点上，欣赏着自己的书法，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喊道：“嘿，干吗呢！”
何小兵回头一看，一个痞子模样的人走上来，看样子刚从旁边的网吧刷完夜出来，两眼通红，无精打采。
何小兵说：“没干吗，练字呢！”
痞子说：“练字你不用笔，拿砖头在墙上瞎写什么呢！”说着走到墙根儿看了看刚才何小兵写字的地方，笑了：“呵，写情书呢！”
“就是一句话，算不上情书。”何小兵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一般痞子的文化素质都不高，常常把貌似一样但本质并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
痞子抬头往楼上看了看，问：“是三楼红窗帘那屋吧，她是你什么人啊？”
何小兵说：“同学。”
痞子问：“你俩干了吗？”
何小兵知道痞子说的干是干什么，为了不让痞子瞧不起，便说：“干了！”
痞子看着何小兵，笑了：“骗谁呢，干了你还能写出这种话来！”
何小兵不服，抽了一口烟：“那应该写出哪种话？”
“干完，你自然就知道写哪种话了！”痞子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带钱了吗？”
“就剩这半根烟了。”何小兵又抽了一口。
痞子说：“别蒙我，我要是翻出来，一块钱一个嘴巴，零钱四舍五入！”
何小兵把烟放在嘴上，展开双臂，发出鼻音：“翻吧！”
痞子看了看何小兵：“算了！”从何小兵嘴里拔出烟，自己叼上，“你出来怎么也不带点儿钱啊，要是饿了想喝碗豆腐脑都喝不了。”
何小兵说：“我没打算在外面吃早点，一会儿我就坐火车去北京了，再吃我妈做的最后一顿饭。”
痞子问：“几点的车？”
“十点一刻。”何小兵说。
痞子看了看表，说：“赶趟儿，陪我喝碗馄饨去！”
何小兵说：“没钱。”
痞子说：“我请你！”说着就往一个方向走去。
何小兵站在原地没动，说：“你要是真想请我，就往有卖早点的地方走，那边没早点摊儿。”
痞子说：“我知道，咱俩都没带钱，我得弄点儿钱去。”
十分钟后，何小兵和痞子出现在另一条街道，痞子说：“这条路上的学生多。”
这时，一个倒霉的中学生，不知道去学校那么早是为了做值日还是要抄作业，进入痞子的视线。
痞子对何小兵说：“确切说，是这孩子请咱俩吃早饭。”
又过了十分钟，何小兵和痞子出现在早点摊儿前，一人守着一碗馄饨，痞子放了不少辣椒，汤都变红了。
痞子喝着红汤，鼻尖挂着汗珠，不无伤感地说：“我也想去北京，但是去了那儿我算老几啊。在咱们这儿我还能算个人物，宁当兵头，不当将尾，当惯了老大，再从基层干起，就难了！”
何小兵没想好说什么，又不想假么三道地应承，只能由痞子说下去：“北京治安比咱们这儿好，在那边，不好劫钱……”
何小兵也没劫过，不知道这里劫钱有多容易，只有听着的份儿。
痞子继续说着：“从咱们这儿出去的，就不愿意回来了，特别是坏人，出去了，不是变成好人了，就是变得更坏了。我有俩从小就在道儿上混的兄弟，都去北京了，一个读研了，另一个被枪毙了。”
“你请我吃早饭、跟我说这些，为什么啊？”何小兵嚼着馄饨问道。
痞子把汤都喝完，放下碗，剩下一堆馄饨挤在碗里：“无论你将来成了什么，别忘了这儿。”
何小兵看着痞子碗里的馄饨，像一缸没水的鱼，问道：“你既然光喝稀的，不吃干的，为什么不直接来一碗豆浆？”
“豆浆放不了辣椒。”小痞子擦了擦鼻尖的汗说。
“豆浆为什么就不能放辣椒？”何小兵问。
“一种东西只能有一种吃法。就像一个人，一辈子只能有一个活法儿。希望你去了北京别后悔！再见！”说完给桌上放下刚刚劫来的五块钱，擦擦嘴走了。
何小兵看着痞子走远，听见老板的收音机里的整点报时，七点了，该回家了，于是起身，向家的方向走去。
何建国和何小兵的妈都起来了，正在因为还有两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而何小兵这时却不在家里的事实互相责备。突然传来锁芯转动的声音，两人争先恐后地从卧室跑到门口，希望进来的人不是小偷，而是自己的儿子，如他们所愿，何小兵出现在门口。
“你跑哪儿去了？”父母二人异口同声问道。
“没去哪儿。”何小兵轻描淡写地说。
大人就是这样，永远想知道小孩去哪儿了，但小孩永远不会告诉他们去哪儿了。
“你知不知道，一会儿你还得去火车站呢？”何小兵的妈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往外跑！”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何小兵说。
“行了，洗手吃饭吧！”何建国说。
何小兵闻到了蛋炒饭的味道，不知道是他俩谁炒的，又没少放蒜。
何小兵从卫生间洗完手出来，桌上已经摆着一碗盛好的蛋炒饭了，旁边是一杯白开水。
“先把水喝了，省得一会儿坐车叫水。”何建国已经坐在饭桌前吃了起来。
为了不让何建国说第二遍，何小兵象征性地喝了一口水，然后端起碗，刚要吃，想起自己已经吃过早饭了，便又放下，说：“不饿，不想吃。”说完回了自己屋。
“不吃不行，一会儿你还得坐车呢！”何小兵的妈从厨房盛来自己的饭说。
“不想吃就算了。”何建国小声说道，“谁离开家都会有点儿情绪，不想吃东西。”
何小兵听见了何建国的话，没反驳，家长总是自作聪明，以为能看透孩子的心思。何小兵在自己屋里最后检查一遍，看看需要的东西是否带齐了，他拉开书包，见那些摇滚磁带都在里面，便放心了。
何建国在外面大声说着话，嘴里还嚼着东西：“刚才王大伟打电话来了，说要上课。”停顿了一下，何小兵猜测可能是嘴里的饭粒掉出来了，又从身上捡起放进嘴里，“没法送你了。”
“哦。”何小兵吱了一声。
王大伟今年又复读了，三次落榜，每次都比分数线低一百分，王大伟自己对此结果的评价是：不是我考得低，是分数线定得太高。得知又落榜后，王大伟和他爸商量，觉得不考了，找个班上得了，但当听说何小兵今年考上了以后，王大伟他爸说，何小兵都考上了，你也不能给我丢人，我再给你花一年钱，看你能不能撞上大运。王大伟他爸好赌，扑克、麻将、牌九、足球，什么都赌，在儿子的前途上，也赌。在这场赌博上，筹码就是王大伟一年的学费和一年的青春，手里的牌则是王大伟的考试分数。他爸还经常督促王大伟学习，倒不是为了让王大伟掌握更多知识，而完全是为了自己别赌输了。复读班的学生开学早，这是对笨鸟先飞道理的承认。
何建国又问：“你确信不用我和你妈送你吗？”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你至少十遍了，你觉得我还不够确信吗？！”何小兵从屋里背着书包出来。
从收到录取通知书到买火车票再到昨天收拾行李，何建国不止十次地要求去送何小兵，均被拒绝。何小兵认为，一个已经够十八岁的人，如果去趟北京还用父母送，那还有什么资格听摇滚乐。
“现在买票还来得及。”何小兵的妈补充了一句，“那么多东西，你一个人也不好拿。”
何小兵说：“要是你俩愿意去北京溜达一趟我没意见，但如果光为了送我，大可不必。”
“我才不想去呢，我还得上班呢！”何建国说，“我们都是为了你。”
“我已经说过至少十一次我不需要了。”何小兵说，“我不想再说至少第十二次了。”
“不需要就不需要吧，把次数记那么清楚干吗！”何建国说。
何小兵不想再说什么，他希望临走前能清净一些，他知道如果他说一句，何建国至少有十句在等着他，如果何建国没话说，那么何小兵的妈，这时候也会挺身而出，帮何建国把话接上的。
吃完饭，何小兵的妈都没有刷碗，就催促何小兵早点儿出发，既然何小兵不欢迎他俩送到北京，那她和何建国怎么着也得把何小兵送上火车。
距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多点儿，何小兵觉得大可不必这么早动身，这座城市不大，不去郊区的话，打车二十分钟，能到达市区内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可是何小兵的妈已经不由分说地替何小兵拎起了行李，并打开房门，为他们爷俩做好了出门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