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小兔子的那座山啊……”
校长先生弹起了钢琴，我准备开口唱了。可是我只发出了“追——”这一声，无论先生怎样为我弹着前奏，努力使我容易开口唱，我都只能发出“追——”的声音。这个“追——”就是“追逐小兔子”的那个“追”。一连试了好几回，我拼尽全力却只能发出“追——”这一声，简直像是呻吟一般。终于，先生只好放弃了想让我唱歌的努力。
如果先生看到现在的我，他会说些什么呢？先生所见的我，是那个只会哼哼一声“追——”的可怜的小女孩。但是，先生的话一定会让我更加自信。先生对低年级的我每天都要说好几遍：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先生一直不断地对我说着这句话。那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到“真是”这个词，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好孩子。先生的这句话让我拥有了自信，“因为老师说我是好孩子嘛”。
如果先生看到我站在如雪花般飞舞的彩屑中，被热烈的掌声所围绕着，我想，他一定会说：
“怎么样，我说过吧？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观众席上，伴随着掌声同时响起的是观众们的欢呼声，其中有男子响亮的声音，也有声音很小且有些拘谨，却饱含感情的女子的声音。
望着向观众席飘落的彩屑，我用力地挥手和季节剧院告别。
多亏了贝多芬
新年结束后，我去听了斯诺勃利先生指挥的德莱斯汀国立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非常喜欢第九交响曲，特别是每当听到《欢乐颂》，心中就充满了喜悦。（可能大家都是这样的吧。）“音乐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这句话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这一次我去听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２０年前，我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的版税创建了社会福利法人小豆豆基金会，用
于全方位地支持日本第一个专业聋哑人剧团。每当别人问起：“为什么要创建这个剧团呢？”我总是会说：“我出生在音乐家的家庭，从小就有很多机会去大厅或会堂参加音乐会，我自己成为演员以后，更是经常去看戏剧、歌剧和芭蕾等。大家都会发表‘那个不错，这个没意思’等个人意见，但是失聪的人却极少有机会真正感受到有趣，感受到理解的滋味。所以他们去剧院和音乐厅的机会就非常少了。因此，我希望能够有一种演出，使听得见的人和听不见的人都能感到同样的快乐。”我总是这样回答。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知名的美国聋哑人剧团，这是一个专业剧团，我从３０年前就和剧团的人成为了朋友。剧团在百老汇得过“托尼奖”的特别奖，被称为美国的国宝。我常想，在日本也能有这样的专业剧团就好了。特别是从１９７１年开始，我在美国住了一年，这段时间我经常去看演出。我从很早以前，就认识了很多日本的聋哑人士，当被问及：“想不想看一下美国的专业演员表演的戏剧呢？”大家都说：“一定要看看，一定要看看。”所以，我和美国聋哑人剧团的人计算了一下路费、住宿费和餐费，感觉还有能力邀请他们到日本来，所以就定了一个计划。特别凑巧的是，那时候日本文化财团对我说，如果我能够和美国聋哑人剧团一起演出，我将他们的话翻译成日本的手语，将英语台词用日语讲出来，一起去各地公演的话，那他们将负责邀请的费用。那是１９７９年的事情。我喜出望外，立即向剧团提出了邀请。这次公演在日本各地都得到很高评价，ＮＨＫ和很多电视台都作了转播，手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发现手语原来这么美好，这么富于感染力和表现力。那时候掀起了一股手语热。
那之后又过了两年，美国聋哑人剧团再一次在日本举行了公演，那次我也一起在各地参与了演出。节目有很多，最使来宾们感动的是美国的代表剧作家索恩顿·华尔达的《我的城市》。现在我所支持的日本聋哑人剧团的成员们，就是在看了那次公演的第一场演出之后才聚集起来的。大家都觉得：“如果聋哑人也能成为专业演员的话，我们想试一试。”现在剧团已经有大约２０名专业演员了。剧团很擅长用手语表演古典滑稽剧，１３年前因为创造了新的视觉艺术形式而获得艺术节奖。剧团也收到了很多来自国外的邀请，去年去了俄国、德国和匈牙利进行演出。古典滑稽剧是由我一向尊敬的大师三宅右近从开头手把手教的，每年都要在国立能乐堂举行春季手语古典滑稽剧大会。
我们在表演节目的时候，总是尽量使听力健全的人和失聪的人都能一起快乐地欣赏。除了古典滑稽剧，我们还尝试演出了新的戏剧。电视和电影中如果需要用手语，现在人们几乎都来请日本聋哑人剧团的演员们去教手语。就在近期，他们还参加了酒井法子的《星星的金币》和电影《我爱你》的制作。
由于我们的基金会获得了社会福利法人的资格，我们必须建一座办公大楼作为职业培训场所。我在品川区的大崎物色了一块地皮，建起了小豆豆文化馆。演员们也在那里排演戏剧，但主要的功能还是给残疾人士创造一个能够工作的环境。现在，在馆长的指导下，大约有２０人在从事印刷Ｔ恤衫和制造点心纸盒的工作。文化馆还开了教手语的学习班，由几位聋哑人演员进行指导。聋哑人演员所教的手语非常有趣，评价很高，学习班总是人满为患，人们甚至要排队等候，有很多主妇都成了手语翻译。有的年轻艺人也过来学习手语，每当我想起这些，心中就充满感激。长期以来，用手语说话总是让人感到难为情，但现在对大家来说，能够用手语交谈已是引以为自豪的事了。我身为基金会的理事长，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帮助，同时也必须解决筹集资金等许多重要的问题。
另外，我发现手语是一种极好的交流工具，这是听力健全的人所无法想像的。用口头语言来进行对话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外国人，就会想：“这可怎么办呢？”但是美国聋哑人剧团的一位男演员曾经对我说：“无论对方使用的手语和我多么的不同，只要给我三个小时，我就能和他进行日常交流。如果给我一个星期，我甚至可以和他讨论哲学。”如果世上的人都使用手语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更快地和外国人交谈。人们经常问我：“手语难道不是各国都一样的吗？”因为手语也是来源于生活，不同国家的手语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也是没有
办法的。
本来是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不知不觉就把话题扯远了。因为我很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创立的剧团，哪怕说上三言两语也好，就写了上面的话。这就是我创立聋哑人剧团的理由。
在听德莱斯汀乐团演奏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我还想起了一件早已淡忘多年的事，那就是小时候爸爸曾经带我去看过电影《乐圣贝多芬》。那时候，从国外进口了许多描写乐圣的电影，比如像描写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看《乐圣贝多芬》是５０多年前的事了，电影的梗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有一幕是，贝多芬的耳朵渐渐变聋，破旧的木百叶窗“啪嗒啪嗒”大声响着，但贝多芬完全听不到，真是非常可怜。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最后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耳朵已经完全失聪，他躺在床上，这时音乐会上正在演奏着第九交响曲的乐章和《欢乐颂》。音乐声传入我们的耳中，但是从电影的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贝多芬无法听到这些。第九交响曲演奏完了，观众们热烈地鼓掌，可是镜头转到躺在床上的贝多芬的时候，立刻是一片沉寂，贝多芬就在这沉寂中悄然离世。贝多芬有一个品质恶劣的侄子，在贝多芬临死的时候，这个侄子还偷窃他的钱财。我还记得自己厌恶地看着那个侄子，心想：“他真是个坏蛋！”当时我就想，观众们虽然那么热烈地鼓掌，可只有贝多芬自己听不到，他以为自己失败了，临死之际心中充满了绝望，这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为他哭泣了很久。
听了德莱斯汀乐团的第九交响曲，我的重大发现就是：我之所以要创立聋哑人剧团，这其中还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原因。我的前辈和同伴的很多演员说过：“由于观众掌声的鼓舞，我才得以坚持到现在。”可如果听不到掌声呢？我真想告诉那些听不到掌声的人：“他们在为你鼓掌呢。”贝多芬在一片沉寂的世界中，还写出了那样杰出的乐曲，他真是一个天才。可是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他心里该是多么痛苦啊！这真是太可怜了。只是因为他耳朵失聪，不管观众们的掌声有多么热烈，由于没有人告诉他，使他以为自己并没有为人们所认可，孤寂又凄凉地死去了。这真是令人叹惋不已！正由于我对此有了强烈的感触，才使得我日后与聋哑人交往，使得我创立了这个剧团。如今发现原因在此，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也许有人会认为，贝多芬虽然听不到掌声，但是《欢乐颂》在他的心中回响着，这已经足够了。可我还是想告诉他，人们在为他鼓掌。
在小豆豆所在的巴学园里，有几个身有残疾的孩子。但是校长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要帮助他们”这样的话，先生说的只是“要一起做啊！大家要一起做啊”。所以无论干什么，我都和他们一起去做。但是，我如果不去听斯诺勃利先生指挥的德莱斯汀乐团的演出，也许我就不会想起自己是因为贝多芬的缘故而创立聋哑人剧团的吧。
另外，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我还有一个因缘，那就是如果没有第九交响曲，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我的父母就是在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音乐会上相识的。当时父亲是新交响乐团（即现在的Ｎ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主办者，母亲则是东京音乐大学（那时称东洋音乐学校）声乐系的学生。再稍微扯远一点。人们经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在日本总是到了１２月份，也就是年底的时候，音乐会上就要演奏第九交响曲呢？其实这一做法是由我父亲首倡的。我曾经问过他，原来竟是出于一个非常令人同情的理由，现在的音乐家可能都不愿意相信。简而言之，当时日本的音乐家都非常清贫，尤其到了年底，不得不买过年的年糕，身负债务的人也不能不还债，总之，很需要钱。那时候如果举办音乐会的话，演奏第九交响曲就一定能够卖得出门票。因为第九交响曲中有合唱的部分，这一点太重要了，当时只要对各个音乐学校的学生们说一声，他们就会免费来参加合唱。即便不是父亲他们那个时代，我在音乐学校上学的时候，也曾经被邀请去参加过好几次合唱，当然也是没有报酬的。据父亲说，学生们不仅不要报酬，他们还会对自己的父母、亲朋们说：“我要在日比谷会堂演出。”所以会卖出很多门票。一个人只要帮忙卖出几张，会堂的坐位就满了。所以，能够救急的第九交响曲总要放在最困窘的年底来演出。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对文化事业伸出一点援助之手的话，第九交响曲也就不必非得放在年末演出了。所以在国外，第九交响曲能够在人们喜欢的任何时候演出。
再说我妈妈为了参加合唱，和大家一起来到了日比谷会堂。那一天，妈妈穿着自己亲手编织的深绿色毛线衫和裙子，戴着绿色的帽子。妈妈那时候非常漂亮，从事电影事业的作家川口松太郎就曾经数次邀请她做演员。漂亮的妈妈穿上手织的绿色洋服，一定更加动人，在人群中非常引人注目。而另一方面，爸爸当时被称为“日本的海因兹”，是天才小提琴家，而且十分英俊。妈妈站在合唱团高高的台阶上，当然能够看清楚位于乐团最前面的爸爸。不过，爸爸能够从合唱团的众人之中发现妈妈，倒的确很让人佩服。而且爸爸还是近视眼呢！
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神灵的指点吧？这一天两人相识了，以后开始交往，再后来就结婚了，不久就生下了我。所以我听到的第一首催眠曲就是《欢乐颂》。我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唱：“欢乐女神，圣洁美丽……”可是，也许妈妈的发音不太正确吧，也可能是我小时候听得不准，反正我用德语唱的歌词仅仅是发音接近，但很不准确，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芥川也寸志先生就会哈哈大笑，直笑得落下眼泪来。
不管怎么说，我是在《欢乐颂》中长大的，这真是非常幸福。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我去了东德，到歌词作者席勒的故居凭吊过。席勒的故居比想像的要小，但我在那里再一次体味歌词的含义“在你温柔翅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感觉非常幸福。
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由伯恩斯坦指挥的交响乐团演奏了第九交响曲。这一举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此可以看出这段歌词的重要性。
如果贝多芬没有写出第九交响曲，也许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了。我一边对德莱斯汀乐团的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一边在心中祈祷：但愿２１世纪中，真的会“人们团结成兄弟”！
“狗耳朵”事件
天气预报说东京这段时间要下大雪，非常大的雪！可结果一点儿雪花也没看到。不过，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大好事，因为几年前我在一个大雪天曾经历过非常惨痛的遭遇。那天晚上我要在东京附近的一处地方演出，午饭我是在家里吃的。
在有演出的日子里，吃饭是一个麻烦事，大家都为了吃饭的事费尽辛苦。如果在快要演出之前才吃饭的话，由于我的胃消化速度是别人的４倍，大脑的注意力全被牵扯到那里了，
那就没办法完全把精力集中到台词上。所以我总是在演出前早早吃完饭。不过饭吃得太早的话，演出的时候肚子太饿，那样对身体也不好。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愿意把太多的时间和能量用在消化上。我并不是神经质的人，在这件事上虽然采取了一些权宜的做法，但还是会注意分寸的。
就拿这一阵子我出演玛丽尼·迪特律的戏剧《玛丽尼》来说吧，除了第一幕和第二幕我是在后台上，直到戏剧以她那场有名的音乐会而结束，我没有一刻离开舞台。除了１５分钟的休息时间以外，我一直在舞台上演出。我的台词达到了两千行。还有一种计算台词的方法是看到底有多少句。在戏剧《玛丽尼》中，自问自答和大段采访形式的独白要比对话多得多。剧本中，玛丽尼的台词就有两千行，而且我的剧本是Ｂ５大小的。所以在演出的两个小时里，真的是一秒钟也不能分神。
再说我遭遇惨痛的那个大雪天。那天，雪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下的，东京已经积了很厚的雪。吃过午饭后我想吃个苹果，人家送给我的苹果放在我的公寓小阳台的纸箱里。我把那个阳台称为“南极”，需要冷藏的东西就放在阳台上。打开铁门后，纸箱并不在跟前，而是放在另一头。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天气非常冷，所以我快步跑过去，把手探进纸箱里拿了苹果出来。苹果是我喜欢的“富士”，而且苹果的正中间可以看到三个大字“日本一”。“哎，说它是日本第一呢！”
我两手各拿一个苹果，满心佩服地端详着。这大概是在苹果变红之前，先在苹果的正中间贴上“日本一”的字样，等后来把字样去掉的时候，字样周围的部分都变红了，惟独字样所在的部分还是白白的，这样，“日本一”的字就清晰地留了下来。
我拿着苹果，想要看一看雪下得多大了，就向外张望着。这时候我才发现从那里几乎看不到天空。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从“南极”看过天空。这座公寓在设计上颇有特点，阳台上方有一条很大的混凝土梁，为了防止鸽子飞进来，在阳台栏杆上铁丝网状的篱笆高高地伸展上去，只有从混凝土梁和篱笆之间约３０厘米的缝隙中才能见到天空。
我倾斜着身体，侧头去看天空，但还是看不清楚雪到底有多大。我把身体斜得更厉害了，想无论如何也要看清楚才好。那时候我真是很糊涂，本来我可以回到房间里，从窗口很容易就能看到天空，可是我却非得从那一线窄窄的缝隙中去看。当时我想要直接看到天空。这个“南极”的混凝土地板上有一处需要留心的地方，这一点我以前就发现了。就是在离地板２０厘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铁栏杆，本来是为了预防发生火灾而用来隔断隔壁屋子的屏障。这个铁栏杆凸出在那里，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所以我一直很留心这里，刚才拿苹果的时候也是“嘭——”地先跳过铁栏杆。可是当我在狭窄的地方倾斜着身体费力地去看下雪的情形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靠近了铁栏杆。我好不容易看到了灰蒙蒙的天空和雪花，知道雪下得的确很大，一边想着“啊，好冷好冷”，一边向屋里走去。
我这么写，大家可能会感觉我的行动非常缓慢，实际上刚才的这一系列活动总共只用了大概５秒钟。从房间里出来，来到“南极”，跨过铁栏杆拿出苹果。
“哇，日本第一！”“雪下得怎么样了？”“哦，还在下呢！好冷，好冷！进屋吧！”
这期间一共５秒钟。可就在我要跑回房间的那一瞬间，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脚已经靠近铁栏杆了，我猛地抬腿要跑的时候，脚伸进了铁栏杆下面，“啊——”的一声，我的身体横着飞了起来，脸重重地撞在了混凝土和铁门上。
“嘭！”
发出了一声巨响。这个时候我却没有“好痛”的感觉，两只手里拿着的苹果顺着敞开的房门滚进了房间里。在我的手触地之前，我的脸先撞上了什么东西。我想要站起来的时候，看到鲜血啪嗒啪嗒地落在了混凝土地板上。“啊，眼睛还看得见。”我真是格外的冷静。随后我站了起来，匆匆地向冰箱走去。这是因为我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
那是泽村贞子女士告诉我的。我一直叫泽村女士“妈妈”。那一次妈妈在电视剧中扮演一个死去的人，正当她躺在那里拍摄的时候，突然布景中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掉了下来，正砸在妈妈的脸上。拍摄现场一片骚动，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没事吧？”妈妈叫道：“别叫了，拿冰给我！快拿冰给我！不早点冷敷的话，脸要是肿了，今天就没法拍了！快点拿冰！”
由于爸爸还在家里等着妈妈，今天要是拍不成了，那只好改天再在这个场景中重拍了，妈妈可不愿意这样。反正今天要尽量拍完。冰送到了妈妈手中，妈妈用湿毛巾包着冰块，放在被打中的脸颊上冷敷。脸颊居然没有肿，电视剧继续拍了下去，妈妈顺利回到了爸爸等待着她的家中。这件事我还是几十年前听妈妈说的，当时我却突然想了起来。“晚上还有舞台演出，脸要是肿了可不得了！”也许是这个念头刺激了大脑，使我想起了已经淡忘多年的事情来。
我往塑料袋里装上水，放进冰块，匆匆忙忙地抓起旁边一块脏乎乎的似乎是抹布样的东西包起冰袋来，放到脸上冷敷。我还没来得及照镜子，所以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受伤了，但是也能确定伤在脸上。然后我跑进洗手间认真地照了镜子。右眼的眼角上方伤口比较深，好像血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右眼下面颧骨那儿也有血迹，擦却擦不掉。仔细一看才发现看着像是血迹，实际上是那里的皮被蹭破了，有两厘米半的地方露出了皮肤下的肉。上面的皮肤已是摇摇欲坠，我正想把它拿下来，却发现一展开那块皮肤，它正好盖在红色的三角形的肉上，“嗯，那就这样吧！”我当时能这么做真是非常幸运，因为后来我知道这样的伤口被称为“狗耳朵”。另外我的嘴唇上鼻子下的地方也撞破了。我本来以为情况更糟糕，现在发现没有什么严重的，就想，就这样去剧院行不行呢？但是因为鲜血还在往外流着，所以我给平时去进行健康检查的医生打了个电话。那位医生是内科医生，我向医生说了情况，我很认真地说：
“我在‘南极’受伤了。”
电话中传出医生惊诧的声音：
“在南极受伤了？！”
于是我解释了一番，最后说道：
“没有什么严重的，就这样没关系吧？”
医生慌忙说：
“不行不行，撞破的地方一定要缝上才行。”
“缝？”
这对我来说可是生平第一次，我大吃一惊，几乎吼了出来。医生又提醒我道：
“是呀。今天外科大夫不在这里，请您立刻去有外科的医院看看。请您一定要去啊！”
我给事务所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务所立刻为我联系了一家熟悉的急救医院，办好了手续，可以立刻就去。我的经理来接我去医院。我换了衣服，在房间中找了一圈，想看看苹果到底滚到哪里去了，但是哪儿都没有，好像已经消失了一般。我有些不甘心，本来想把它吃掉的，真是很遗憾。事后我发现一个苹果从沙发底下滚到了钢琴的踏板下面，另一个也莫名其妙滚到了一个椅子下面。因为是在饭后想吃点水果，才引起这个事件，所以我还是想能吃点什么。去医院以后，有一阵子会什么东西也不能吃，所以我找了一圈，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糖放在了嘴里，正在这时经理来了。看到她推门进来，我说道：
“真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但是我嘴里塞了一大块糖，说出来的话就成了：“怎不好意稀，浪里担心了。”经理的眼睛本来就很大，吃惊的时候，眼睛就像要鼓出来。听了我说的话，她的眼睛像是真要掉出来了，满脸忧虑地问道：
“你说话已经这样了吗？”
经理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那时她心里一定在想：“这样的话，今晚的戏是演不成了。”我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形，非常吃惊，赶紧把糖从嘴里拿出来，说：“没关系，我能说话。”事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朋友们听，大家都说我“真是个满不在乎的人”。我自己也觉得的确如此。
总之，我们就这样去了医院。令人吃惊的是，大雪天的急救医院挤满了老爷爷老奶奶，几乎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大家好像都是摔倒受伤了。我一边用脏乎乎的抹布冷敷着脸，一边立即被带入了放射室。我很是意外，但是我这种情形的确也有可能会出现骨折。在这种场合中，照Ｘ光片真是再屈辱没有的了。因为好像没有专供拍脸部照片的Ｘ光机，我就站在拍胃肠Ｘ光所用的床下，把脸朝下，摆出一副“对不起”的姿势，照了一张。然后工作人员又告诉我：“好，屏住呼吸。”我又把脸贴在机器上。然后我还是站着，这回是把右耳贴在机器上照了一张侧面的，这也好像在说：“我做了一件错事。”连总是不知道反省的我也在想：“再也不这样做了。”
外科大夫是院长先生，他是一位豪爽而幽默的人。他曾经在美国学过很长时间如何处理这类事故中受的伤，是这方面的权威。先生拿起Ｘ光片，对着光看了一番，说道：
“嗯，没关系！没有骨折。”
又说道：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撞在了鼻子那里，也许就会撞死。”
我悚然一惊，如果我死在“南极”，手里的苹果早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人们不会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会死在这种地方，结果就会说：“她本来就是个怪人嘛！”就这样不了了之吧。如此想来，肯定有很多人去世之后还被人误解。先生又接着说：
“您真是很幸运啊！要是撞得稍微偏一点，那就撞到了眼睛上，那也不得了。人在瞬间还是能够进行自我保护啊。”
我得知自己原来运气这么好，也高兴起来。
另外，先生看的我的那张脸部Ｘ光片，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认为我的颧骨比较高，头盖骨的形状很是怪异，但是看到头部的正面照片，却是一张让人着迷的细长而美丽的脸部照片。再说侧面那张，我本来以为自己的后脑勺扁平，但实际上却是很漂亮的圆形。我很入迷地看着这张照片，向先生问道：
“先生，这么漂亮的头型真的是我的吗？会不会是和别人的弄错了？”
先生说道：
“这就是你的，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拍了这样的Ｘ光片。”
看到自己头部的Ｘ光片这么漂亮，我非常激动，把两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先生吩咐护士：“把照片收起来。”护士就把照片拿走了。先生开始看我的伤，我眼睛上方比较深的伤口必须进行缝合。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颧骨那里那个皮肤几乎脱落的伤口，先生凝视着那个伤口，说道：
“这里是最麻烦的。这种伤口称为‘狗耳朵’，就是皮肤像狗的耳朵那样呈三角形脱落。这种伤口一般很难恢复原样，大多要留下伤疤，伤在脸上的话真是很麻烦啊。”
先生又说道：
“不过，这个‘狗耳朵’的皮肤还留在上面，这非常好。如果皮肤没有了的话，那就不妙了。”
我很想说：“本来我觉得这块皮肤挺碍事的，还想把它拿掉呢。”但是没有说出来。
先生似乎非常担心这个“狗耳朵”，几次三番地把那块皮肤翻起来又盖上，最后有些遗憾地说道：
“今天先把它放在上边，用创伤膏贴起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从别的地方取下一块皮肤移植上去了。但那样的话，大多也会留下伤疤，实在是很麻烦啊。”
我这才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确做了一件蠢事。我问先生：
“从别的地方取一块皮肤，那从哪里取呢？”
先生答道：
“这个嘛，可能是屁股上吧。”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把屁股上的皮肤移植到脸上来，总觉得很是滑稽。先生看到我笑了，亲切地说道：
“没办法啊，是要从屁股上取皮肤。因为您是演员，还是尽量别留下伤疤为好。”
我慌忙说道：
“先生，没关系，我并不是靠脸孔来工作的。”
先生说：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别这么说，我们试试看吧。鼻子下面的伤口要缝上。”
我又一次在心里念着：“要缝！”
现在都是用显微镜一边观察伤口一边缝合。我躺到床上，一位年轻的医生过来了，在我脸旁边支上了一架显微镜似的东西。这位医生也有点儿怪，在给我缝眼睛上边的伤口时，医生说道：
“睡觉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好啊。”
我很惊讶，问道：
“睡觉的时候确实闭着眼睛好啊——还有不闭眼睛的时候吗？”
“要是缝得稍微粗一点，眼睛就闭不上了，如果细细缝的话，就没关系。”
“那么请您给我缝得细一点吧。睁一只眼睛睡觉还是挺奇怪的。”先生说了一声“好的，那么就缝得细一点吧”，就开始缝起来。因为注射过麻药，我倒是不觉得疼，我闭着眼睛，时时会听到剪刀剪断线或者什么东西的声音，感觉很是异样。
这位年轻的医生真是很有趣，他一边为我缝着鼻子下边的伤口，一边说道：“很少有大人要缝这里，一般都是小学生。真是很少见啊，大人的这个地方也会受伤。”
不过医生还是非常认真地为我缝好了伤口，总共１４针，也许是１６针吧，最后医生叮嘱道：
“不要再冷敷了，今天晚上也许会肿一阵子，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看到医生的正脸，这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医生，穿上白衣服，显得非常和谐。
因为我对院长先生说了晚上还要演出，先生在绷带上面贴上了与皮肤颜色相同的胶布，叮嘱道：“在这上面化妆时，请千万不要揭去绷带，也千万不要直接把化妆品涂在上面。”于是治疗就全部结束了。眼睛上方是绷带和胶布，脸颊那里是绷带和胶布，鼻子下面还是绷带和胶布。而且还有可能会肿起来。这个样子今天晚上的戏还能演得成吗？
那天我演的戏剧叫做《尼诺契卡》。匆匆赶到剧院以后，我急忙开始化妆，并且把情形向一起演出的演员们简单说了说。舞台剧和拍摄电影、电视剧不同，也许还能够蒙混过去，不被人看出来。终于开幕了，一切都照常进行着。《尼诺契卡》这部戏曾经由格雷达·戈尔勃将其拍成电影，但它最初是出现在百老汇的舞台上的。作为舞台剧，它富于喜剧性，又有很强的讽刺意味，非常有趣。演出结束的时候，女制作人飞奔过来问道：
“听说您脸上受伤了，是真的吗？在观众席上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真了不起啊！靠着精神的力量就能不让脸肿起来！”
不管我有多么能干，我也没法靠着精神的力量不让脸肿啊！
这都全亏了泽村妈妈，我心中十分感激。的确，脸上一点儿都没有肿。绷带和胶布贴在脸上，也许人们能够看出来稍稍有点儿向外鼓，不过我的脸型本来就有点弯曲，有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如果是一个鹅蛋脸型的漂亮女演员，那一定会被看出来的。两天后，我遵从医生的叮嘱又来到了医院。不知道“狗耳朵”到底怎么样了？医生拿下绷带，高兴地说道：
“嗯，很好！也许用不着把屁股上的皮肤移到这里了！”
我也高兴起来。
一个星期后要拆线了。取下创伤膏仔细一看，我不禁吃了一惊，我的眼睛上方就像是漫画中缝合的伤口似的，黑色的缝合线像拉链一样历历可见。结果，“狗耳朵”的恢复能力让医生都感到惊讶，并没有留下什么疤痕，长得非常平整。眼睛上方的伤口却很深，不过不久也就看不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也能闭得上。
这件事过去之后，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节目中有一位男演员，他曾经被汽车撞伤，他说道：“鼻子下面缝了几针，我请求医生尽可能地缝得细一点，越细越好。”听了这话我不禁笑了。看来我真是个糊里糊涂的人啊！就算信赖医生，一个女演员似乎也该表示一下对容貌的关心什么的吧！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照了照镜子，想看看旧伤现在怎么样了。眼睛上的伤和“狗耳朵
”已经完全没有痕迹了。只有鼻子下面嘴唇之上的那处伤，根据光线的强弱不同，还能看出一点儿来。不过想一想，等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嘴唇周围的皱纹出来以后，大概就看不出来了吧。我偶然和身边跟随我的人说了这个想法，她立刻趴到了桌子上。我以为她哭了，没想到她是在笑：“女人都为了脸上能少一些皱纹而绞尽脑汁，真没听说还有您这样的人。”说完她又笑了起来。
我之所以想到要写下这个“狗耳朵”事件，是因为这还是我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我从小就到处跑来蹦去，可是却从来没有受伤，想想真是挺奇怪的。
要说起我当年的淘气事儿可真是不胜枚举，比如有一次我走在小学的礼堂后面的那条小路上，突然看到路上铺着一张报纸。“哎？一张报纸！”我全力向前跑去，不偏不倚地跳在报纸的正中央，可是谁知道那是厕所的掏口，盖子已经挪开了，掏口上面只盖了一张报纸，于是我就掉进了厕所里。
还有一次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快走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路边有一大堆沙子。“不是在海边，却有这么一大堆沙子！”我大为兴奋，朝着沙堆猛跳过去。谁知道那实际上是一堆抹墙的灰泥，只是在上面盖了一层沙子。所以我“扑哧”一声掉进了灰泥堆里，一直没到胸口，靠自己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了。我手里提着的鞋袋也好，鞋子也好，双肩书包也好，全都成了铜像一样的颜色。直到妈妈傍晚出来接我时找到我，我就那样一直站在黏糊糊的灰泥里面，只露着一个脑袋。
战时我们疏散到青森县的时候，我把月票弄丢了，因为那时候没有车票卖，我只好一个人沿着铁路线走着去学校。有一天，突然从我眼前的岩石对面的拐弯处驶来一列火车，这是一列临时货车，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我正走在铁桥上的枕木上，桥下就是河水。那个时候的东北铁路还是单线的，一时间真是前后左右都无路可去。无奈之下，我从枕木的间隙钻了下去，用手臂吊在枕木上。下面就是哗哗流淌的河水，货车轰隆轰隆地从上面经过，我在心里数着有多少节车厢，反正是非常非常长的一列货车。我的手臂快坚持不住了。为了不让自己惟一的那双木屐掉到河里，我拼命地用脚趾勾住木屐。火车终于过去了，我把双肩书包当做杠杆，又爬回了桥上。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在山本有三的《路旁的石头》一文中描写了同样的场面。
像上面说的那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真是不胜枚举，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受伤，这固然是比较幸运，另外可能还因为我的瞬间判断力比较好的缘故吧。我能够敏锐地感觉出该如何去做，并且发挥想像力来行动。
可是长大以后，我就决心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到处乱跳了。原因之一是一个曾经和我交往的男孩子说：“我总觉得你会掉到一个大洞里摔死。”我从此变得小心翼翼，每当我乘坐电梯的时候，总要先确认一下电梯的底是不是好好地在那里，为了这个经常会被人笑话。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万一电梯是没有地板的那可不得了。剧院和电视台的播映室的搭脚处都不太稳当，而且又比较昏暗，我更是小心万分，夸张一点说，简直和宫本武藏①
那样紧张。
当然，我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所去的国家，有的地方内战不止，一些地方可能埋着地雷，有的地方也许会有游击队出现，还有的是荒山野岭或者坎坷泥泞之处，什么样的地方都有。所以，我遵从当地人的告诫，无论看到什么，绝对不会“哇”地跳上去。
不过，也多亏了小时候喜欢跑来跳去，后来即便我去穷困的农村，过河的时候，河上只架了一根竹子当做桥，我也能立刻判断出能不能过得去，脱下鞋子轻轻松松地就走了过去。有一位记者是个小伙子，在河对面说：“不好意思，我有点害怕，不敢过去。”我很同情他，这大概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喜欢跑来跳去的吧。
那么，我既然如今这么小心，“狗耳朵”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若是有人这么问我，我
只能说是因为下了大雪才会搞成那样的了。所以这一阵子东京没有下雪，真是很让人高兴。
我是ＬＤ？
“爱迪生、爱因斯坦，还有黑柳彻子都是ＬＤ。”
这句话是十几年前，有人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从纽约寄给我的。那是日本的学者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我母亲的一位朋友、居住在纽约的一位日本医生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我。“不管怎样，能够把你和那些人物相提并论，真令人高兴，所以给你寄过去。”——印刷品中夹着这样一封信。我看了不禁大吃一惊，究竟是为什么，要把我和这些天才人物相提并论呢
？当然，我想不出我们有丝毫共通之处。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都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令人欣喜，我也感到非常高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所谓的“ＬＤ”是什么意思。
后来，据说我的朋友的孩子是ＬＤ，朋友对我说：“要是你想了解ＬＤ的详细情况，就和我联系吧！”朋友还说自己参加了一个ＬＤ儿童的家长会。我一下子想起了上文中说爱迪生的那篇文章，不过当时百事缠身，也没有想要了解详情。不久，参加《彻子的小屋》节目的一位女演员有一个ＬＤ的孩子，于是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ＬＤ。
ＬＤ是“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的简称，日语中将它译为“学习障碍”，不过这并不太贴切，所以一般就直接称之为ＬＤ。我去书店的时候，发现各种关于ＬＤ的书琳琅满目，不禁十分惊讶。但更令我吃惊的是，《彻子的小屋》的女导演在和那位女演员一起排练完节目后，回来对我说道：
“在妈妈们中间，都说黑柳女士是一个ＬＤ呢！”
不久，ＮＨＫ电视台的教育频道给我发来邀请，说：“现在有的日本孩子患有ＡＤＨＤ这种毛病，很多人士反映，在拜读了黑柳女士的《窗边的小豆豆》之后，看到黑柳女士上小学的时候被退过学，感觉黑柳女士小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中也写到了黑柳女士是由于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才成为今天的黑柳彻子的。我们很想邀请您讲一讲小学的校长先生的事。”
我就去参加了这个节目。ＡＤＨＤ就是“精力无法集中，多动症”的意思，据说患有这种毛病的孩子很多都同时患有Ｌ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知不觉地，原来我是有这种毛病的？”就这样，我对ＬＤ的了解逐渐增加，不过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今年ＮＨＫ连续播映了四个晚上的节目《请不要说我是怪孩子》。这是一套关于ＬＤ孩子的节目，我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看完的时候我已是泪流满面。我并不是自己想哭，只是泪水总也止不住，反正我是哭了。
我之所以要写《窗边的小豆豆》，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小林校长，希望在自己还没有忘记他的时候，把那些故事记录下来。这本书并不是出版社向我约的稿。有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睡下了，突然又跳了起来，伏案奋笔，一口气写满了三张４００字的稿纸，这就是后来小豆豆那本书的第一篇《第一次到车站》。我曾经和校长先生约定：“等我长大了，要做这个学校的老师。”可是先生还没等到我实现这个约定就去世了，我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即使是为了这个约定，我也应该告诉人们，曾经有这么一位校长先生，他真正地爱着孩子们，从心底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才能和出众的个性，他满怀着热情来对待孩子们。所以，书中也详细地写了我为什么进了普通的小学后不久就被退学了，妈妈费尽心思地寻找合适的学校，后来我终于进了校长先生创立的那所巴学园。
我一直认为，我之所以会被退学，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充满了好奇心的精力旺盛的孩子，所以我坦率地写下了当时所有的真实情况。可是，我看了《请不要说我是怪孩子》这个节目以后，我却感觉到，在诊断了很多ＬＤ孩子的专家和研究者看来，《窗边的小豆豆》中所写的那些情形，无论哪条都是和ＬＤ的症状相吻合的。这一点我可真没有想到。我被退学的一大理由是上学的时候，我不肯坐到桌子旁边，而是一直站在教室窗子那里向外面张望。而作为ＬＤ的病例出现在节目中的一个男孩子，也是总不肯坐到位子上去，只要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他就立刻站起来跑过去瞧瞧。
我也完全是这个样子，我站在窗子旁边，是为了等宣传艺人们。我特别喜欢宣传艺人，我想如果他们从旁边经过，我就叫住艺人们，然后告诉班里的同学们：“来啦！”我们教室的窗子直接对着大路，这对我来说非常幸运，但是对学校却很不幸。宣传艺人们经过学校的时候，本来是停止吹吹打打，静悄悄地走过去的，可是我一瞧见艺人们，就告诉大家：“他们来啦！”所以大家都一股脑地跑到窗边，齐声叫道：“宣传艺人！”还央求艺人们：“给我们表演一个吧！”难得孩子们这么热心央求，宣传艺人们就拉起了三弦，吹起了单簧管，
敲起了钲啊鼓啊，开始了他们独特又热闹的盛大演出。这时候，那位年轻的女老师只能一直站在讲台上等待着，她心里肯定很不高兴。当宣传艺人们表演完毕之后，别的孩子都回到了坐位上，可我还是照样站在窗边。老师问我：“为什么还站在那里？”我回答说：“也许这些艺人们还会回来呢，也许还会有别的艺人们过来。”仍旧朝外面张望着。
关于这个被退学的理由，我自己并不记得了，是我妈妈听老师说的，等我长大之后，妈妈又告诉了我。不过，我自己也依稀记得一点片断。电视节目中也说，班里如果有了ＬＤ的孩子的话，上课就很难进行下去，确实是这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