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我跑到窗边之前，我就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教室的书桌。家里的书桌是带抽屉的，往外一拉抽屉就出来了，可是学校的书桌却是有盖子的，要向上提。在那时的东京，我家附近的垃圾箱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发现学校的书桌盖子和垃圾箱的盖子一样，不禁十分高兴，上课的时候把桌子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足足折腾了有上百遍。
老师对我说：“黑柳同学，书桌的盖子不是用来开来关去玩的，而是为了往里面放东西的。”我一听连忙把桌子上的笔记本、课本和铅笔盒全都放进桌子里面。等老师说“大家来写‘ａ’字”的时候，我先把书桌盖子打开拿出笔记本，关上盖子，然后又打开盖子，把头钻进去，从铅笔盒里拿出一枝铅笔，再关上盖子。然后开始写“ａ”字，如果写错了的话，又打开桌子盖拿出橡皮，再关上盖子。用橡皮擦掉以后，马上打开盖子把橡皮放进去，再关上盖子。写完一个字以后，我又打开盖子把铅笔放进去，然后关上盖子，接着又打开盖子把笔记本放进去，再关上。然后该写“ｂ”了，我又打开盖子拿出笔记本，再拿出铅笔……就这样我不停地把桌子盖开开关关，看得人眼花缭乱。老师因为刚说过“是为了放东西的”，所以也不好再说“不许那样”，只能默默地看着我比先前更多一百遍地把桌子盖开开关关。
老师真是很可怜。不过我当时实在是对盖子太有兴趣了，才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我一点儿也不是有意要对抗老师。不过现在想来，当时教室里一定还有别的孩子也像我一样很想打开盖子玩，但是想“那样不行吧”，就虽然想干也没有干；另外一定还有从一开始就对桌子盖不感兴趣，所以也没有开来关去的孩子。还有的就是我这样的孩子，在感觉有趣的那一瞬间就那么做了。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老师如果在休息的时间里说：“上课的时候我们不那么做，现在只要想做，大家就一起把盖子打开来再关上，好好玩玩怎么样？”大家一起开开关关，我一定会非常满意，上课的时候就不会再去开来关去的了。
如果大人们说了“不许那样”，孩子们就会偷偷地去做，所以如果老师能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玩个痛快该多好啊！这也许是我自己很任性的想法，不过如果我是老师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不停地开开关关桌子盖，一连做了三天之后玩够了，然后就走到窗子旁边去了。我自己想的是，到窗子边上既能听到老师说话，又能够看到外面的光景。
“宣传艺人”事件之后，我竟然又发现了窗子上方有燕子正在做窝！我大声问道：
“你在做什么？”
老师问：
“你在和谁说话？”
急忙跑到窗边抬头向上看去。当发现我是在和燕子说话的时候，老师的神色极为恼怒，狠狠地瞪着我。然后回到了讲台上。事后老师对我妈妈说：
“我也不是不懂得孩子们的心思，可是在上课的时候还是不要那么大声问燕子‘你在做什么’为好。”
电视中，有一个ＬＤ的男孩子和鸽子说话，说着说着就要顺着墙壁往上爬，结果被老师抓住了。
还有的孩子老是学不会写字，镜头上还出现了那个孩子写的字，在一张大纸上他只能稀稀拉拉地写上几个字。我虽然能学会写字，可是在绘画课的时候，老师说“请大家画一面国旗”，我觉得画太阳旗太简单了，很没意思，所以就想到，要画一面当时叫做海军旗或者是军舰旗的那种旗子，样子有点儿像朝日新闻的标记。我用蜡笔在绘图纸上满满地画了一面旗子，才想起来：“哎呀，忘了画穗子和旗杆！”无奈我只好在绘图纸外面，也就是在桌子上朝三个方向画上了穗子，旗杆也画在了桌面上。所以当我想要把画交给老师的时候，桌面上有三个方向留下了穗子痕迹，还有一面留下了旗杆的痕迹。能做出这样的事，看来我和别的孩子还是很不一样。蜡笔的印痕擦也擦不掉，老师曾经对妈妈说：“现在印痕还留在桌子上呢。”
当观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感觉最为震惊的是，ＬＤ孩子的一大特征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老师责备。这真是千真万确。好像我当时总是被罚站到走廊上。这是我从事电视工作以后才确切知道的。在朝日电视台的《奈良的早晨》节目中，在《会面》这一栏目中，来到播映室的是那所小学的一位老师，当时她教的就是我们隔壁的那个一年级班！老师说她还清楚地记得我在一年级时的情景。据老师说，上课时她有的时候会有事去办公室，那时她就让学生们自习，当她走到走廊上的时候，总会发现我站在那里。这个老师经过我跟前的时候，我就问她：“老师，我被罚站了，为什么？”或者：“老师，你不喜欢宣传艺人吗？”或者：“我做错了什么了吗？”等等。结果当老师打开教室的门，如果发现我站在走廊上的话，就不出去了。虽然事隔多年，可是老师说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播映室的人们听了都大笑起来，可我因为完全不记得自己被罚站这回事了，听了这番话不禁十分惊讶。
由于这种种事情，妈妈终于被老师请到了学校，被告知：“在这里会干扰别的学生，请您把她送到别的学校去吧。”我成为一年级学生刚刚几个月就不得不退学了。现在想来，我衷心地感谢让我退学的老师，因为如果我不退学，又得不到理解，那样我肯定会被很强烈的自卑感所笼罩，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对，就那么糊里糊涂地长大。可是我被退学以后，得以在后来的学校里度过快乐的小学生活，能够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学习。
看过电视节目之后，我写下了自己了解到的有关ＬＤ的一些东西。过去肯定也有ＬＤ的孩子，可是他们得不到理解，反而被说成是家教不好啦，孩子自己不努力啦，任性胡闹啦什么的，也就是被看做“怪孩子”。而且很难判断的是，同为ＬＤ的孩子，他们的表现可能完全不一样。他们在智力上并没有问题，可是别的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却做不了，他们或者安静不下来，或者无法参加集体活动，这些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来，小的时候也很难发现。有的孩子进了学校学习写字和算术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障碍。他们并不是完全学不会，比如说写“森”字吧，自己明明想好好写，可不知为什么老是摆不对位置，结果把三个“木”字写成了一排。据说这是由于在视觉空间的认知上存在障碍。想来那个孩子真是很可怜，他是那么努力地想要写好。
我想起大约２０年前，有一位很有名的美国女画家出席了《彻子的小屋》节目。这位画家在年过三十的时候还不识字，但是她可以画画。她到了３０岁的时候，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到了美国专门为“读写障碍”的孩子们设立的学校去学习，终于在３０多岁的时候学会了识字。读写障碍也是一种难以想像的毛病，有这种障碍的人无论如何就是无法理解字的意思。有识字障碍的人即便能够认识单独的字母ｂ、ｏ、ｏ、ｋ，可当这几个字母组成一个词“ｂｏｏｋ（书）”的时候，他们就无法理解了。女画家告诉我，她只有在蹦床上向上蹦跳的那一瞬间才能大声念出“书”这个词。很多进了美国的少年鉴别所和少年院的孩子都有这种读写障碍，可是他们却被说成是懒惰的人。被人这样误解，真是很可怜。所以那位女画家表示：“我想让人们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病症，因而我在整个美国作着巡回演讲。”据说美国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ＬＤ的研究。
ＬＤ并非智力上有什么问题。很多孩子的个性都很强，也有的孩子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学习。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能够做得很好。很难用是否智力发育迟缓这个尺度来衡量他们。另外，据电视节目中说，大脑的功能和学习之间似乎有某种关系，这一点还没有明确的结论。这一项研究现在才刚刚开始，有很多问题并不清楚。正因为如此，ＬＤ的孩子们常会受到歧视。所以，如果能早一点知道是ＬＤ，能够得到周围人们的理解，自己就能够拥有自信心，那样，即使不能全面改善ＬＤ的情形，因为具有了基本的能力，这些孩子也可以在
周围人们的帮助之下成长。虽说有些事情自己不擅长，但是可以发现自己喜欢的和擅长的事情，就能够目的明确地向前努力。据书上说，有ＬＤ障碍的以男孩子为多，男女的比例大致是４∶１。
我看着电视流泪的原因是，屏幕上出现的那些被称为ＬＤ的孩子们看上去就像我自己小时候一样。有的孩子总也安静不下来，到处跑来跑去，无论老师怎么提醒他，他还是特别喜欢去办公室，自己径直地跑进去，坐到老师的办公桌旁边一个人学习。我也是这个样子的。电视上介绍了一所学校，在那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老师就一对一地在办公室里教学生。那样的话，孩子们就能够安静下来，集中精力学习了。
让我落泪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尽管小林校长根本不知道ＬＤ是什么，但他却给予了可能是ＬＤ的我极其适当的、完美的教育。首先，我们的班级只有９个人，坐位是不固定的，可以随自己的喜欢去坐。而且，早晨到了学校以后，老师会把一天内要学习的各科目的内容全部写在黑板上，大家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开始学习。所以，大家实际上是在上自习，有不懂的地方就到老师那里请教，结果就是和老师一对一地进行学习。老师也一定能够了解每个孩子都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怎么擅长，能够详细地了解每个孩子的性格。学校里有几个孩子患有小儿麻痹症或者其他的残疾，校长先生从来不说“大家要帮助他们”之类的话，而只是说：“要在一起啊，大家做事要在一起啊。”
所以我们无论干什么都是在一起的，当然不会有欺负残疾孩子的事了。而且后来我知道了，校长先生对每个孩子都说了鼓励他增加自信心的话。先生每天都要对我说好几遍“你真是一个好孩子”。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好孩子，等我长大以后回忆起来，才注意到先生的话里有一个“真”字。先生的这句话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对我来说，这真是一句难得的金玉良言。因为这句话，我一直自以为自己是个好孩子，我信赖先生，怀着这份自信慢慢长大了。
巴学园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在那里会感觉自己总是在校长先生的关照之下，是令人安心的学校；对于有趣的事情，校长先生比我们考虑得还要多，是能够让我们开心快乐的学校；是无论孩子们怎样跑来跑去没有片刻安静，却仍然鼓励我们“再多跑跑也没关系”的学校；是每个人都可以爬“自己的树”的学校；午饭后有时间说话，是让不擅长说话的孩子们也能够慢慢变得善于表达的学校；是把礼堂的地板当做一块大黑板，趴在地上用白粉笔想画多大的图画都可以的学校。校长先生希望尽量早一点发现孩子们的个性，使孩子个性的嫩芽不至于被周围的环境和大人们毁掉，珍惜而又郑重地来教育孩子们。先生的这种教育方法对ＬＤ的孩子们不是也正好适用吗？看着电视节目，我感到了强烈的震撼。
现在在读《窗边的小豆豆》的有ＬＤ的孩子的妈妈们，还有请我谈谈小学时的故事的人们，原来他们已经发现了我可能是ＬＤ这个问题。据说美国现在大约一个班里３５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孩子有ＬＤ障碍。
再来说说爱迪生、爱因斯坦和我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要说有的话，那就是爱迪生也和我一样，上了几个月小学就被退学了。老师和朋友们都说他“无能”，只有他曾经当过教师的妈妈护着他，说：“不，这个孩子绝对有他的长处。”爱迪生原来是这样的孩子。
爱因斯坦不擅长和别人交流，学习上除了数学以外都不行，上大学的时候也得寻找那种不需要考试的学校，好不容易进了一所大学，但还是被人们说成“有怪癖”。
这些日后的大天才，在小时候居然是ＬＤ，这是通过最近的研究才发现的。我因为写了《窗边的小豆豆》，也被人发现是ＬＤ。这些是学者们的文章的内容。的确，不管怎么说，和大天才有这种共同之处，无疑是让人高兴的。
读了一些和ＬＤ有关的书，发现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就明确地宣称自己是ＬＤ。并且他还鼓励ＬＤ的孩子们道：“即便如此，只要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也能够做得很好。”
有关的书读得越多，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确实像是ＬＤ。而且我也发现很多书中列举了曾经是ＬＤ、长大后活跃在某一领域的人物，我也被列入了这一类人物中。
另外，我想下面的文章一定会给很多人增添勇气。在《多动症孩子问答》这本书的一开头有这样一句话：“例如，有一位棒球教练从小就被人们认为患有多动症。教练开朗而且诚实，受到很多人的爱戴。”
一定会有人理解的吧？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让我们都来理解ＬＤ的孩子们，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才能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在成长，让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让他们能够有所成就吧！
我第一天去巴学园的时候，校长先生对我说：“把你喜欢的全都说给我听吧，说什么都行。”于是我把一个６岁的孩子所能说的、到那时为止我的全部人生都讲了出来。
后来听妈妈说，我足足说了４个小时。因此，我自从进了巴学园的第二天开始，就再也没有站到窗子边上，还坐在了最前排的坐位上。而且，现在我在《彻子的小屋》节目中，也能端端正正地坐着听嘉宾们的谈话了。
不觉就写了这么长，这就是我关于ＬＤ想要说的话。
爸爸减妈妈？
一看到这个题目，可能很多人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原来这是《彻子的小屋》节目中的内容。这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虽然闹出了一个很傻的笑话，但收视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经常收看《彻子的小屋》节目的人士大概都知道我不会做算术，加法减法都算不好，好不容易坚持到了现在。
要说在对话节目中怎么会需要做算术呢？比如嘉宾说：
“哦，我从２６岁到４３岁这些年里，几乎只演了一些跑龙套的角色。”
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直接往下进行，但是我偏偏想要知道他到底演了多少年跑龙套的角色，所以就大胆地试着计算一下。这也是我脾气怪异的地方，既然不擅长算术，在心里想一想“嗯，大家会理解这一点的，还是就这样算了吧”也就是了，可是我非得要知道究竟是多少年不可。另外，在对话中我还想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做了那么长时间的配角，却仍然没有放弃这一事业，直到现在终于出演主角，真是了不起。”不过，这其实是能够迅速计算的人才可以有的念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悄悄地藏拙才对。但我还是开始计算了。
当然，如果我事先和负责嘉宾工作的导演说起这样的事来，导演肯定会在排演的时候就替我算好。可是这种数字上的问题往往是突然出现的。如果是计算个位数，我还能立刻计算出答案来，可一旦到了两位数以上，那就难了。“哦——，４３减去２６，要是减去２０就简单了……”在我看来，要是减数的尾数比被减数的尾数大，那就不得了。开始计算以后，我有一小会儿目光呆滞，我的负责数字的那部分大脑开始蠕动，折腾了一会儿之后，它告诉我的负责感觉的那部分大脑：“好像不行啊。”最后我只好说：
“啊，您真是辛苦了很长时间啊！”
只好用这样的话来掩饰自己算不出来的沮丧。
不过，最近制片人和导演都了解了我这种情况，只要我一说“哦——”开始计算的时候，站在我前方的导演助理就会立刻用万能笔在大纸上写下数字，比如上面的场合就会写下“１７”。现在的这位导演助理在大学里学的是物理，计算自然非常神速。于是我就满怀着自信对嘉宾说道：
“啊，您一直做了１７年！您真有毅力啊！”
有了数字的支持，那些谈到辛苦经历的话也增加了分量。想必您也看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加减法在《彻子的小屋》节目中就是很必要的了。
再说“爸爸减妈妈”这件事。前一阵子，节目请到的嘉宾是草笛光子女士，大家都知道草笛女士是ＳＤＫ的明星，是能歌善舞的优秀演员。我喜欢《拉·曼彻男子》中的草笛女士。当草笛女士说了这样一句话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我父亲今年９１岁了，我母亲８３岁。两个人都很健康。”
我不禁十分羡慕，如果我的父亲还在世的话，也正好是这个年纪。
“啊，真是太好了！他们的婚姻好长久啊！”
草笛女士高兴地说：
“我母亲女校一毕业就结婚了，刚刚１６岁呢，第二年１７岁的时候就生下了我。”
我几乎欢呼起来：
“好幸福啊！那么说您母亲是和初恋的情人结婚了啊！”
接着我又说道：
“那么，已经不止是金婚了吧？９１和１６嘛！太了不起了！远不止是金婚了，应该已经是钻石婚了吧！您的家庭真是太幸福了！”
草笛女士也说：
“哎，是啊，真是很好啊。”
我接着说：“请稍等一下，我来算算。哦——，９１减去１６是多少呢？”后来看电视上播出的这期节目时，这个时候在屏幕下方出现了字幕：“用爸爸现在的年龄减去妈妈结婚时的年纪？”不过当时直播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一点，而是急忙去看导演助理，他迅速地在纸上写了“７５”给我看，我对草笛女士说：
“啊，了不起！现在那边写出了数字，足足有７５年啊！哎？７５年就是钻石婚啊！哎，今年正好是钻石婚纪念啊！一定要好好祝贺一下！
我喜形于色，仿佛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似的。草笛女士用惯有的稳重的口吻说道：
“哦——是吗？嗯，我们也为他们庆祝过几次结婚纪念了。”
“可这次是７５周年纪念啊！太罕见了！是钻石婚啊！”我发现了这样一件大好事，心里充满了喜悦。这时正好到了广告时间，我便说：“下面插播一点广告。”说到《彻子的小
屋》节目，一连２５年来都是现场直播，不经过剪辑的。所以会有一两分钟的广告时间。在我说“插播广告”的时候，在上面的副调节室的制片人跑了下来，给我看他手里的笔记，急急地说道：
“结婚７５年是钻石婚是对的……”
这时候导演助理叫道：
“还有２５秒！”
制片人合上笔记本，匆匆地加上一句：
“可是不能用爸爸减妈妈！”
说完就从我的身边跑开了。
镜头又回到了我和草笛女士。
“哎？不能用爸爸减妈妈？”
事出突然，我一时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我知道这一定需要好好解释清楚才行，于是我对草笛女士说：
“哦，说是不能用爸爸减妈妈。”
草笛女士丝毫没有惊讶的样子：
“是吗？”
听到这句回答，看来草笛女士也和我一样不善于计算，那我只好自己来算了。我坐到地板上，一边在桌子上的笔记上画着，一边说道：
“明白了！我犯了一个大错误。诸位，非常对不起。不能用爸爸的年纪减去妈妈结婚时的年纪啊！我刚才以为９１减去１６就能得出两个人结婚的年数来，这是不对的。草笛女士的妈妈今年８３岁，结婚的时候并不是爸爸１６岁啊。——哎，你父亲结婚的时候多少岁呢？”
我突然这么一问，草笛女士很是狼狈：
“这个嘛——”
我深信自己问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又催促道：
“唉，你居然不知道！你父亲和母亲差１０岁左右吧？”
草笛女士终于说道：
“我想我爸爸结婚的时候是２５岁，因为他们差８岁。”
我又说了一句话，现在想来很是怪异，可当时一点儿也没觉出来：
“知道了父母的年龄差，问题就更加明白了！”
这时候导演助理举起纸来，上面写的是：“请用妈妈减妈妈。”我这回倒是看懂了，“原来如此啊。”于是我对草笛女士说道：
“明白了，一定要用８３减１６才对，知道了吧？可以先不用管父亲了。我虽然没有觉出来弄错了，可是大家都说不对，那就要重新想一想了。８３减去１６，你明白了吧？”
草笛女士摇了摇头。我抬头一看，导演助理已经写出了“６７”，那时候我虽然自己还不十分清楚，但觉得这样是对的，于是又对草笛说：
“一共是６７年。所以还不是钻石婚，不庆祝也罢。”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对劲儿。刚才是我自己闹腾着要为人家庆祝钻石婚的，现在却又突然说不必庆祝了。
我转向镜头说道：
“嗯，这不是因为我们上了年纪才糊涂了，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草笛女士立刻说道：
“所以我从来不在人家跟前说有关数字的话。”
“是啊，还是那样看起来聪明些。”
听我这么一说，草笛女士美丽的脸上神色有些矜持，说了一声“是啊。”
不过，到这里话还没有说完。我最后又说道：
“６７年也非常了不起，离钻石婚还有几年呢？用７５减去６７就知道了。”
草笛女士只装做没有听见。导演助理在前面举起了“８”。
“啊，还有８年就是钻石婚了！”
“哦，是吗？”
草笛家的这桩可喜可贺的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通过观众们打给电视台的电话可以得知，大家并没有觉得我们的这段对话“太傻了”，而是有很多人笑着收看了这期节目。这样总算没有对草笛女士做出失礼的事情。有趣的是，据说有一位中年的女士打电话来坚持说：“还是黑柳女士说得对，应该是７５年吧！”
过了几天，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好朋友野际阳子，野际和我不一样，她的算术是很好的，我刚说了没几句，她就说道：
“哎呀，你用爸爸减妈妈，这怎么行呢？”
我说：
“是啊，我以为已经结婚７５周年了，是钻石婚呢，可结果是弄错了，真遗憾。”
野际立刻说道：
“可是你想一想，草笛女士并不到７５岁啊！”
“哎？！就是啊，她是父母结婚后第二年就出生了的，如果结婚已经７５年了，那草笛女士也该７５岁了呀！”
这时候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草笛女士虽然并没有表示强烈的否定，可是她的表情看上去总显得“好像不太对”，原来如此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祝愿草笛女士的父母能够健康地迎来钻石婚，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的。那时候我就能够很自信地说：“爸爸减妈妈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怎么算都是钻石婚！”
你是个低能！
现在不太能听到“低能”这个词了，可是在过去这可是个常用的词。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就曾经很直接地说我是低能，所以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词。在小豆豆的学校，也就是小林校长先生创立的巴学园里，没有一位老师会对学生说这种话。可是战争开始以后，这个风气自由的小学也不免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有一天，一位由文部省派来的女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来到了电车教室。这位老师几乎没有笑容，我倒并不特别怕她，更多的是觉得她像一个铜像。不过，这位老师也并不反对巴学园的教学方式，每天早晨，她也是把
一天中要学习的全部科目的问题都写在黑板上，我们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开始学习，这一点和过去一样。
可是，有一天，我做了一道算术题，把答案拿给老师看。老师盯着我的笔记本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看着我说道：
“你是个低能！这样子就叫做低能！”
我自己也想：“确实是这样吧？”那道算术题是这样的：一个大齿轮有２０个齿，一个小齿轮有５个齿，小齿轮围绕大齿轮转。问小齿轮要转多少圈才能绕大齿轮一周？这道题的目的大概是想让孩子们学习除法的运算，可是我当时想不明白，就写了一个“７”作为答案。所以老师说我“低能”。老师给我讲了２０和５的关系，然后说：
“我再来出一道题，把数字换一换。把这个当做例题。”
于是老师慢慢地说：
“有一个大齿轮２５个齿，还有一个小齿轮５个齿。５个齿的齿轮要转多少圈才能绕大齿轮一周？”
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思考起来，可还是想不明白。我在坐位上坐了很久，这时老师转了过来，看到我本子上写的“９”字，老师叹了一口气。在我听来，老师的叹息和“低能”是一个意思。
从那以后，我的数学更加糟糕了。本来还想好好算一算的，一想“反正我是个低能”，就又泄了气。不过，尽管我回到家里一直是无话不说，老师说我“低能”这句话我却一直没有告诉爸爸妈妈，这也是小孩子让人同情的地方。最近也有报道说，有的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或者朋友们欺负，但回家以后却守口如瓶，我非常理解这些孩子。这是因为小孩子不想让爸爸妈妈为自己担心，不想让爸爸妈妈也伤心难过。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孩子们可能比大人们考虑得还要多呢，真是很可怜。说我是低能，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事实，也倒罢了，可是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情并非是事实，那是很不合理的。
不过，我不是一个让人说成是“低能”就那么认了的孩子。回家以后，我先用硬纸板做了一个２０个齿的大齿轮，接着又做了一个５个齿的小齿轮。然后我试着让小齿轮围着大齿轮转动。真的动手这么做的话，我发现那道题目很是奇怪，因为小齿轮只有５个齿，无论如何齿和齿之间的间隔都会很大，没办法让它好好地围着大齿轮转动。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规则吧。但至少在我看来，要让两个齿轮切合得很紧密，只能通过想像才能办到。我用手指按着小齿轮，终于成功地让它转动了。于是我终于明白了要绕２０个齿的大齿轮一周的话，５个齿的小齿轮需要转４圈。
正因为被说成是“低能”，我索性把例题中的２５个齿和５个齿的齿轮也做了出来。后来一想，那５个齿的小齿轮，我明明可以用上一道题中的就可以了。对于一向手拙的我来说，把硬纸板剪成齿形可不是件容易事。例题的答案是要转５圈。我把４个大小不一的齿轮摆成一排，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算术实在太可怕了！不过我通过自己亲手做出来看，也稍微领会了一些除法或者说九九运算的关系。
不过，在“这样子就叫做低能”之后，我就非常讨厌算术和数字。后来我上了女校，我对数字的厌恶越来越严重，代数总是考０分。而与之相对的是，几何却大抵总是考１００分，这真是非常奇特的。我想这是因为我用硬纸板做了齿轮看，所以对可以用眼睛看到的东西产生了兴趣的缘故吧。但是，如果什么都得用眼睛看得到才行的话，那实在太麻烦了，所以我直到现在也不善于计算。但如果用东西来演示的话，我倒还能做得出来。
比如说有一道题：３＋２ ＝
？我会先去拿一些苹果过来，然后把３个苹果和半个苹果放在一起，然后再放上两个苹果和一个切成４份的苹果的其中３份。把这些苹果数一数（切开的苹果也合成一个整儿来数），得到六又四分之一个苹果，即６。我不知道自己算的这个结果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用东西来看的话就是这样的。也许喜欢数学的人会觉得根本不必拿一个一个的苹果来算，只要在脑子里想一想不就行了吗？而且苹果也不是无穷无尽的，要是非得这样才能做算术的话也太困难了。不过世界上也确实有像我这样的人。
再说几何吧。这虽然也需要数字，但是几何有图形，在观察图形的过程中我就能够找到自己求解的方法，所以我很喜欢几何。比如：“如图所示，以ＡＣ为直径的圆Ｏ内接于三角形ＡＢＣ，求ＢＣ之长。”对这样的题目，我不用那些固定公式去求解，虽然没办法向别人说明我的方法，但是我能够得出答案。我一般都能得到１００分，老师大概会奇怪我是怎么得出答案来的吧？我总是在题目下面只写上答案就交卷了。按理说似乎应该写出计算方法，可是老师好像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从来没有问过我。前一阵子我跟人说起这件事，人家说如果老师对我的解法感兴趣，从而对我那与众不同的解法表示关注的话，也许我会成为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呢。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不过，由于我的代数总是考０分，再加上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在答题纸上写道：“老师说谎。对学生说谎可不是好事。”这使得女校的那位男老师给我打了负１０分，即“－１０”。一定是以后不想和我有什么关系了吧。我之所以在答题纸上写下那样的话，是因为在一件关于给我们新课本的事情上，老师明显地说了谎话。
几天后，我在走廊上碰到了那位老师，他叫住我说：
“上次我给你打了负１０分，作为一名教师，这是不应该的，我取消那个分数。”
我问道：
“那么会是多少分呢？”
“０分。”
听老师这么说，我小声说道：
“那就不用了吧，不用取消了。”
在这以前，在老师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曾经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学代数呢？有什么必要吗？”
老师答道：
“我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回答你。”
第二天，老师这样解释道：
“学习了几何，就可以不必爬到树上却能够计算出树的高度来，也不需要过桥就能够知道桥到底有几米长。”
我听了就想到：“的确如此，这是很有必要的。”但老师接着说道：
“不过，代数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也不太清楚。”
我觉得很是遗憾。如果它有什么用处的话，也许我还会想去学，可是它却……就这样，就算我几何能考１００分，我的代数却总是０分，数学平均只有５０分。我就是这样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在“低能”的感觉之中长大。电话号码我也只能记住一两个数字。
我对数字完全不在行，可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数字，我却能够记得非常清楚，有时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当我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而去很多国家的时候，我完全不用笔记本就能够记住很多数字。亲善大使视察的旅途是很辛苦的，我和朝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摄影家田沼武能先生、报社的几位记者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大约一星期的时间里，要进行约１００小时的活动。一路乘坐汽车或者小型飞机前行，访问医院、学校，和孩子们见面，有时还要和总统会面，还要视察难民营、沙漠、埋有地雷的地方、被破坏的房屋等等，总之，几乎在奔跑中查看。深夜我们还要核对数字，例如“那座难民营中有多少人”之类，所有的数字都要由电视台、田沼先生、记者们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互相核对无误。因为如果向外界公布的时候出现差错，那可不得了。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不带笔记本。因为我和孩子们见面的时候，如果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没法抱孩子们，也没法和他们握手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时候的数字我都能清楚地记住，让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奇。
在内战之中的安哥拉，１０００名儿童中有３７５名在５岁之前夭折。卢旺达的纷争之中，５０万人以上被杀害，２００万人以上沦为难民逃往国外，在刚果（旧扎伊尔）周边的３５座难民营中，有３８４
８００名卢旺达难民，另外还有１５０万人成为国内难民。在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有１７万儿童因为重度营养不良而处于危险之中。埋在科索沃的地雷达到了１００万颗。全世界每年有１０００万儿童在５岁以前夭折。海地的１２岁少女为了养家糊口，仅仅为了４２日元（６古尔盾）而卖身。在海地，没有工作的成年人占总人口的８
０％，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识字人口的比率只有１５％。乌干达的艾滋孤儿达到１００万人。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数字不是很简单吗？迄今为止的１６年间，我访问了２０多个国家，各种各样的数字加在一起，数量是相当庞大的，但我几乎都能记住。上篇文章我写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个ＬＤ（学习障碍）儿童，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对算术和数字很不擅长。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数字，也就是有关世界上的孩子们的数字，在我的大脑中却整理得清清楚楚。
即使是被称作低能的孩子，也会在某个地方有那个孩子独特的、只属于他自己的潜能。
大家都爱小豆豆
每个小孩的记忆里都有一所“光明小学”，那是一所完美学校。数学书的应用题部分是我们获知“光明小学”最新动向的渠道：“光明小学近日添置一批娱乐设施，总共花费1020元……请问每个篮球多少元？”“光明小学举办秋季运动会，为运动员购买奖品共花费2000元……”“光明小学举办元旦晚会，需要购买100只气球……”基本上，“光明小学”的学生每天都在有组织，有计划地玩各种好玩的东西。像我这样的小孩，就有过怂恿同学集体转学“光明小学”的经历。我有个同学，上初中后才知道，那个数学题中的完美“光明小学”，
是虚幻不存在的。
等我看了《窗边的小豆豆》以后，我就再也不向往光明小学了，因为书里的“巴学园”更好玩，更可亲，更理想化，更符合孩子对学校的期待。在我的想象里，在巴学园上学的孩子每天从学校回来之后，就瘫在沙发上，丧失了对颈部的控制功能，脑袋里仍在回想刚才在学校经历的深刻而持久的喜悦。
我大概属于较早看到这本书中译本的那批人。那时候，小豆豆被翻译为“小冬冬”，而我刚刚学会写字，在每一页的空白处，我都用最喜欢的莹黄色，按照这本书里的口诀学着画梳发髻的老妇人：“画一个圈，画一个圆，竖着两下，横着两下，画一个圆，画上个点，画一个圆，头发三根，头发三根，头发三根，一眨眼间，一个太太。”对于我，确实是异常欢快愉悦的阅读过程。
我现在再一次看《窗边的小豆豆》，最为奇怪的是作者黑柳彻子的记忆。我们知道，记忆其实是靠不住的。在我读过的小说和回忆录里，那些同学、早恋对象、学校、家、从学校到家的公车，甚至花瓶和屏风，都可以钻进时间隧道里，在文字里重现；只有“我”，那个第一人称主角，是回不去的。主角总是比别人看得远些，冷静些，清醒些。目光凛凛，内心叽里咕噜说个不停，其他人，都是背景和皮影。就如余秋雨先生新出的回忆录《借我一生》里说：“《铁皮鼓》里那个矮小的男孩子能够见证很多连大人也看不清的历史，在我们家乡，那个男孩子就是我……”这个男孩，其实是被一个老头附体的。这样的回忆，也是可堪怀疑的。
我小时候对“小豆豆”这个人称一直放心不下，不敢证实是不是作者，后来看到《名字的由来》这一篇：“小豆豆的真正名字叫‘彻子’……”我才明白过来。黑柳彻子不用第一人称
“我”，而用第三人称“小豆豆”，是因为小豆豆和巴学园，或者说和整个童年是一体的，构成一个完整的童年。这个“小豆豆”才更符合真实的记忆，尽管懵懂，却更可爱。
记忆可以传染，当你看到别人把记忆翻新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回想起自己曾经坐在窗边，或者向窗外看的童年。而我和小豆豆最相似的部分，就是心理的“初级阴暗面”。
小豆豆向往穿有很多褶皱的灯笼裤。因为她羡慕穿着灯笼裤的大姐姐，一跺脚，露在外面的大腿就会颠悠一下。而我小时候很想穿健美裤，以为穿上健美裤就可以健美了。
小豆豆喜欢阿泰同学，每天早上帮他削铅笔，而她自己铅笔，只是啃一啃。我小时候，每天都会把削好的铅笔给同桌用，而我自己用秃铅笔，实在秃得不行了，就在地上磨一磨。
小豆豆最倒霉的一天，是她把最珍爱的钱包掉到厕所里，她用舀子舀便池，舀出了一座小山，都没有把钱包找到。我最开心的一天，是从学校便池里拣到了一杆圆珠笔，我听到两个女生议论，说圆珠笔掉进了便池，她们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拣。我等她们走了以后，就跑去把笔捡起来，而且十分庆幸地对其他人说：“笔没有沾到脏东西。干净得很，干净得很。”
《窗边的小豆豆》还出了续集，叫做《小时候就在想的事》，也许不能叫做续集，但的确是第一本的补充。小豆豆长大成为电视节目主持人、联合国的亲善大使，还是保持着儿童的可爱，我很喜欢《爸爸减妈妈》这一篇，她在巴学园的时候，代数经常0分，43减26，对她来说就是不得了的算术，长大主持节目后，算术并没有改善，但遇到数字，偏要在直播时当场算出来，闹出好多笑话，观众笑着看完这期节目，收视率反而升高了呢。
阅读孩子这本天书：重读窗边的小豆豆
20年前，第一次读日本作家黑柳彻子写的《窗边的小豆豆》，莫名其妙地被充满童趣的“巴学园”迷住了，莫名其妙地喜欢上小林校长，当然，还有天真活泼的小豆豆。而且，记忆十分清晰。所以，当翻开南海出版公司推出的《窗边的小豆豆》一书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和欢喜。
仔细想了想，《窗边的小豆豆》魅力何在？为什么会深深地有一种莫名其妙地被吸
引的感觉呢？
其实，吸引我的第一个原因是黑柳彻子写出孩子的真实和原貌，准确地说是写出了孩子心灵的真实和原貌，而这种真实和原貌在其他教育方面的书籍里，几乎少见，可在现实生活里，在每个孩子的身上又都似曾相识过。
什么是孩子心灵的真实和原貌呢？那就是小豆豆站在窗前跟小燕子说话，久久向窗外张望等宣传艺人，反反复复开关书桌的那些被作为退学理由的行为，反应了一个孩子心灵的真实，这种真实以一种特殊的原始形态展示着：强烈的好奇心，由好奇心引导出来的痴迷态度和沉浸感，由沉浸唤醒的内在学习激情和力量。但在强调统一划齐的学校教育里，课堂教学的种种规定不允许一个孩子跟随好奇心的引导，也不允许一个孩子长时间地沉浸在某种喜好的事物里。孩子这种天然的原始的学习能力不但得不到鼓励，相反会认定为有学习障碍。就像黑柳彻子在《小时候就在想的事》“我是LD”一文中描述的那样，凡是在课堂上异想天开，或牵着好奇心的手，跟着感觉走的孩子都被判为“LD”(有学习障碍)。比如：爱因斯坦，比如爱迪生等等……
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是黑柳彻子细腻地描绘出：一个得到成人尊重和信任的孩子，怎样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创作热情和学习兴趣。古今中外的教育一直在探索如何开发人的潜能，使每个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而小豆豆遇到的小林校长，则以对孩子的最大尊重和信任，以倾听孩子的方式，开启了孩子心灵的四重门——好奇心，自信心，自尊心和同情心。创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教育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