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安创业时是3O岁，英特尔的三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22岁（他被美国前任总统里根称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三年把苹果公司变成了世界500强），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30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的年轻人做的成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笑声）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植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士根本不懂得，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起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讲这段话时一直有笑声、掌声）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小型计算机的开创者奥森到60岁的时候犯错误，讲PC机是不该出现的一种怪胎，今天还是这样讲，所以比尔?盖茨讲过，奥森是他一个崇拜的偶像，是心目中技术和市场结合的一个光辉的典范，可是到晚年犯了这种错误，我决不会像奥森这样贪恋岗位，一直做到67岁才被迫下台，我一定会在60岁以前退休。这是第一个光辉的榜样，也是引以为教训的典型。第二个就是当年给过我鼓励的奎因，20世纪60年代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从60年代到80年代领导巨型计算机潮流达20年之久，他晚年也犯了错误，只坚持用过去那种方法操作计算机，忽视了大规模并行处理方式，结果后来的成果都很不成功，这个伟大的发明家，晚年也很惨，69岁他的奎因计算机公司破产，70岁车祸身亡。第三个是王安，王安晚年的时候，拒绝生产和IBM PC兼容的机器，斗气，同时坚持王安公司的各种不兼容的机器。加上他的封建意识，认为虎父焉有犬子，存心要把他的儿子提为总裁，结果受到了他的股民的联名告状，――王安把中国的“裙带风”带到了美国的上市公司，（笑）――使儿子被迫下台。这样，元气大伤，最后，王安在去世后不久就破产了。王安晚年的这些错误让他破产。这三位伟大的发明家到了晚年都有这样一些问题，而我正处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要吸取教训，少犯错误。所以一个人要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我认为我今后应该是这样。“多做好事，少犯错误，不做坏事”，坏事是绝对不能干的，错事也要少做，这样，我就觉得扶植年轻人算是个自然的规律。
那么，怎么扶植年轻人？我们要把年轻人放在风口浪尖上锻炼。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七个重要的抉择，就是进军日本市场。
我的第一个重要抉择是选专业，第二是跨领域的研究。跨领域的研究我要补充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跨领域，机会非常非常多，比如在数学领域跨到经济，搞经济数学。山东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我们通过一位中国最早从事经济数学的南开大学的一位教授，陈佳洱亲自出面，把他请到北大来，现在成了北大的教授。我们成立了金融数学中心“北京大学金融数学中心”，这得到了方正的支持，我们提供住房和工资。同时我们又成立了一个金融工程中心――“方正的金融工程中心”，把上一步的研究和下一步的研究合并起来，把新的思想变成软件，实现顶天和立地的结合。金融到数学，数学跨到金融的领域非常大，我们很多得诺贝尔经济奖的把博奕理论、概率论运用到经济中得到了成功，这样的跨领域我觉得很多。
还有一种重大的，我觉得特别有前途的跨领域就是有技术背景的学生毕业，来学管理，我们方正的发展现在最缺的就是有技术背景的管理干部。将来这个前途极大。我们也要自己培养，我们中国不缺少技术专家，但缺少懂技术的管理人才，非常稀缺所谓有技术背景的企业家。一个管理人才就可以使一批技术尖子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最重要是跨领域，既要有技术背景，又要懂管理，所以学了数学、物理、计算机、无线电，再去学MBA，我觉得这个将来很有前途。大家可以看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文科和理科的结合，都是一系列的新的机会，简直不可想像，大家要学会如何跨领域，培养这种知识。
再讲进军日本市场的问题。我们从国内发展到海外，“永不满足”是一个取得成就的巨大的动力。台湾最大的日报《联合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最大的晚报《自立晚报》，台湾的省报《台湾日报》，都用我们的系统。进入台湾以后，就想能不能进入日本市场，一方面这个市场大得惊人，是中国市场的十倍，一方面日本的印刷又极端发达，他的彩色印刷的水平无以伦比，他可以在印刷厂里用机器人，一大批的机器人，全部都是自动的。他一年是50多亿美元的营业额，很惊人的规模和水平，我想5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凸版印刷厂要达到这种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一个极端发达的印刷市场，很可爱的一点呢，就是他的出版软件并不先进，（笑）这就有我们可乘之机。
我从1975年比美国人更早地提出这种描述事情的方法以后，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只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们就能比外国人更早的有某些创造。这也需要把年轻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风口浪尖上，日本市场可能给我们这种机会。加上日本的管理非常严格，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就拿方正日本员工来说，非常完美，早晨九点钟准时到办公室，晚上9点钟出去，有时候忙了就睡在我们的办公楼，这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日本有六家报纸在用我们的技术，当然都是小的，还有个中等规模的正在考虑部分用我们的系统。还有一个汽车杂志，三个版，每个版都是双周刊，一次出1000多页，这一本杂志用我们近五百套前端软件和后端输出软件，价值400万美元，在中国很难想像一个杂志社一次就买400万的软件。这个市场大得惊人。进军日本市场就可以靠日本这个大市场，把年轻人推到市场最前沿。
我经常想，为什么中国人到硅谷很有创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到？我们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些环境下把优秀的年轻人放到这种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让他出成绩呢？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创造这种环境。我们进军日本市场的决策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这么一个目标，能够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够刺激我们年轻人的创造才华。年轻人最大的愿望是获得成功，当然也需要住房，将来也需要自己的小车，这是应该的，但我觉得他要能够全力以赴工作的话，首先是一种成就感，同时需要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希望能够得到长进。
第八个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十年来我也一直忧心忡忡，10年我们主打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我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年四通的2401打字机非常成功，1988年，万仞南曾经讲过，四通每年要出一个2401这样的拳头产品，后来知道搞个拳头产品是多么的难，四通再也没有第二个拳头产品可以跟2401相比。我们呢，也一直在这里忧心忡忡，我们的出版系统一直维持了十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几年的兴旺，我们有没有新的支撑点？
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个机会。1995年9月4日，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他9月4日谈话，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方正可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入点；策二个想法，由此带来的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从李岚清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广电行业整个的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以及整个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年到5年之内，方正广电行业的收入会达到、超过出版系统，而且会出现一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很大的支撑点，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前景的，充满挑战的，可以让大量的年轻人出成绩的领域。这是我第八个重要的抉择。
我们还要年轻人树立一种团队精神。我觉得方正的成功在于一批有思想有头脑的科学家和一群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合作。方正成功决不只是因为有一批像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恰恰是因为北大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两者的结合才能把工作做好。我觉得我一生，有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我有两个优点：第一，洞察力，对机会的敏感；第二，我老觉得我不如别人。我总体上信心非常足，比如我们要占领日本市场，我们要成为中国广电行业的老大，我们进入海外发达国家，我们充满了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如人，跟我合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那一点比我强，那个人另外一点比我强，我老觉得别人比我强。松下幸之助成为日本的管理之神，他说：“我有三个缺点，都被我变成三个优点：因为家里穷，知道奋斗才能成功；第二是，没文化，懂得要自学，第三身体不好，懂得要依靠别人，三个弱点变成三个优势。”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能听取意见，我觉得这是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年轻人也需要能听取意见，能够团结奋斗。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的结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当年松下彩电刚到美国的时候，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日本四家彩电厂商订立协议：在国内卖高价，谋求利润，在美国全部卖低价，成本价，占领美国市场。不到10年，松下和另外四家厂商的高性能和低价位的彩电把美国厂商打得一塌糊涂，这是下围棋的做法。美国是喜欢打桥牌，两家联合起来跟另外两家激烈的竞争，英特尔和惠普两家发展了下一代的CPU，这两家200亿的大公司能够合作，和另外几家竞争，这是打桥牌的做法。中国就喜欢打麻将，（笑）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多摸点好牌，（笑，掌声）自己和不了，也别让别人和。这种状况被称为东方的妒忌，你急，我妒忌你，比你还要急，是非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也有在团队精神上非常出色的典范，我觉得我23年来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搞原子弹的这个榜样，当时都是一批30多岁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邓稼先，他本来是美国博士，很有才华，但邓稼先最伟大的是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作用，邓稼先的手下当时对原子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周光召，对氢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余敏，这两位的才华都在邓稼先之上；邓稼先的伟大，在于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本领，所以我们要学习邓稼先。
杨振宁先生曾经是邓稼先的中学同学，大学又住在一个房间里，非常了解；他跟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战后在一个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他对两个体系都非常了解。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讲：“邓稼先假如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的原子弹，假如奥本?海默是个中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别，邓稼先非常的和善，爱护人才，大家一想邓稼先做的事情，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支持。老邓普遍得到大家人格上的尊重，是我自己能工作，大家也能发挥积极性的这种类型。而奥本?海默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的导师曾经描述说，研究生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于打断导师的讲课，走上黑板，拿起粉笔说：“你刚才那段话，可以用我下面更好的办法来替代。”然后滔滔不绝讲下去――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中国需要有邓稼先，也需要容纳奥本?海默，但可惜中国的社会环境往往容纳不了奥本?海默。所以中国要取得成绩，可能更需要邓稼先这样的人，既有才华，又能容纳别人有才华，当然我希望今后中国也能容纳奥本?海默。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plusWeequalstoFullI”，人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溶在“We（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IplusWeequalstoFullI！”，谢谢。（长时间的掌声）
理解现代经济学
钱颖一
因为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经济，一方面又要建设经济。在我看来经济学科的建设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经济学科的国际轨是什么？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钱颖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祖籍浙江，生于北京，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提前毕业。80年代初赴美留学，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即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系助理教授，1999年至2000年在马里兰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从2001年起至今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钱颖一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今天演讲的大背景有两个：一是中国加入了WTO，二是我们正在努力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经济学教育恰好夹在这两个大背景中间，因为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经济，一方面又要建设经济。在我看来经济学科的建设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经济学科的国际轨是什么？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经济学科的国际轨是什么。这又分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外经济学科的制度与运行，其次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与内容。第一个问题我去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介绍了国外经济学科的体制、运行特色以及规律，这里不再重复。我今天介绍的是我理解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内容。
这个问题有五个方面。首先定义什么是现代经济学，这一问题国内和国外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接下来分四个方面说明：先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次谈谈我如何理解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这是一个现在十分热门的话题。接下来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前沿和发展特点。我们的用意并不在于面面俱到地表明现在有什么前沿，而在于从这些发展中找出规律，让我们借鉴。最后我会讲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看看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否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
首先申明，国际上所讲的经济学学科不仅仅指经济学专业，还包括金融、贸易、财政等等，是广义的经济学。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讲的现代经济学，是国内经常提到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过去五十年来世界上发展起来的被公认的主流经济学。
首先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我既不讲流派、学派，也不讲新思潮新方法，而把注意力放在框架上。因为，通过在国外的学习和工作，我认识到，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学派，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可能有的观点激进有的观点温和，可能有的多用数学有的基本排斥数学。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用基本一致的分析框架。
过去，国内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说史来学习的，学习其中的流派、学说等等，关注的是各个流派之间的不同，一个推翻另一个。没有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基本一致的分析框架，这一点是与国外的经济学教育不同的。
说到框架，有三点：
第一：视角。经济学的视角，即所谓的“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视角代表了现代经济学中比较一致的分析方法、切入点，这恰恰是其他学科不具备的。
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原始假定：个人偏好、技术制度约束、资源禀赋。个人偏好中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自利的，但是不要望文生义，自利完全可以包含利他。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从这三个基本假定出发而且一般只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去研究一种均衡的状态。谈到均衡，也不要望文生义，认为经济学只研究均衡。例如，供求相等是一种均衡，但经济学并不只研究供求相等的情况。计划经济下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经济学也研究“短缺”这种“均衡”，只是需要重新定义。
我们应怎样看待并估计某种状态呢？经济学家特别注重效率。由于对效率的关注，经济学家分析问题是总是出人意料。人们的直接感觉或者说第一反映考虑的并不是效率而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例如，讲到经理和投资者的矛盾，要不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人们会觉得，如果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的利益增加，经理人的权益会受损。如果不保护，则小股东受损，经理的利益增加。但是，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不是简单的重新分配问题，如果不保护小股东，下一年小股东就不会拿出钱来，经理就当不成经理。这一视角是政治学、社会学所不具备的。
总之，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分析均衡状态，并评估它的效率，即是否能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增加某个成员的利益，这就构成了所有经济学家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角，不论他是左派是右派，喜欢运用数学还是排斥数学。
第二：参照系。现代经学理论提供了多种参照系，最重要的有三个：
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没有政府干预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把资源如此配置，使得均衡点是有效率的。
二是产权问题上的科斯定理：如果没有交易成本，产权分配与效率无关。
三是公司金融领域的公司金融领域的MM定理（莫迪格里阿尼-米勒定理）：公司价值与公司融资中股本金和债务的比例无关。
这三个定理的作用不在于他们准确地描述了现象，而在于他们为进一步描述现实的分析提供了参照系。正如阿罗在讨论到经济理论的作用时所说的：一般均衡理论有五个假定，每一种假定都以一种方式与现实不符，但它是现代经济学中最有用的定理之一。为什么？按我的理解，它提供了一种参照系。参照系在任何一个理论结构中都是有用的，正如在物理学中，无摩擦的状态是不现实的，而无摩擦状态下的定理也是最基本的。有摩擦的情况是从无摩擦的情况推导出来的。经济学中也是如此，科斯定理中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可能的，MM定理中说公司价值与公司融资中股本金和债务的比例无关，也是与现实不符的。它们的作用并非直接描述问题，而是给了一个标尺，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可以拿此去比对。
我在哈佛大学做学生时，一个教授说过，一个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人与没有受过的人的区别在于：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人心中有几个参照系，谈到问题时总会和这个参照系做一个对比，从中引出种种分析。就像常说的“记者经济学”，许多记者有锐利的眼光，分析问题十分深刻，感染力也很强，但他们写的东西与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写的东西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经济学家心中有参照系，写起东西来是具有一致性的。
有了参照系本身还不够，因为参照系离现实太远，现代经济学还有第三个部分：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往往表现为数学模型，但也有不是的。下面举例说明，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模型后面都有经济想法，经济想法再和数学工具结合起来就能说明现实问题。
例如，在企业理论中出现了不完全合同理论，它抓住了在合同不完全时，控制权、所有权的配置对人的激励有直接影响，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讨论。这一模型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发展就为这一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又比如说，完全合同下的非对称信息模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成本交换，即信息租金与配置扭曲。要想给有信息的人激励就必须给他一定的租金，以调动他的积极性把它的信息告诉你。但你这样做的话，你的资源配置就扭曲了。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资源配置扭曲，那么就要减少租金，对方就会撒谎。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信息不对称下资源配置与激励的交换问题。可以用来分析电信管制、组织内共谋等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讲到了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这三部分构成现代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广一些，从整个社会科学来看，经济学家的视角、参照系和分析方法都很独特。而且，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惟一的拥有这样一个惟一范式的学科。社会学中几乎没有公认范时，每一个社会学家都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法分析。政治学中有范式，但是不像经济学中有惟一的一个范式。下面就有一个问题，这样好不好？我们只能说有利有弊，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利大于弊。
以上着重分析了经济学的框架。下面谈谈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有两种极端，一是数学至上论，主张经济学数学化，认为论文的水平取决于其中数学用得多少、难易。二是数学无用论，认为数学不仅对分析问题没有帮助法反而阻碍了对问题的分析。
数学有什么用？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就我看来，数学对于理论经济学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首先，数学可以把前提假设写得很清楚，避免无谓的争执。其次，写出数学模型以后，可以使得逻辑推理相对容易，并且较为容易地发现错误。我们的思维推理是很容易出错的，推一两步可以，第三第四步就不行了。而用数学模型就不同，如果A=B,A+C=B,但是后来出现A+C不等于B+C，我们就知道出错了。最后，一旦经济问题转化为了数学模型，我们就可以利用已有的数学模型以及结论，进一步推导。并且可以把貌似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可能它们用的是同一个模型。数学对实证分析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计量经济学中的数据统计和分析都依赖于数学。
许多有趣的经济学论文是用数学模型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是。这些不用数学的论文主要是两种：一种是表明初步的想法和猜测，即所谓的原创性论文。其中很少用到大量的数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前期产品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后来人用数学模型表述出来、作出深入分析并且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结果后才为人们所承认的。例如，张五常1969年写的一篇论文，讲述了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问题，反映的是合同选择与交易成本的关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斯蒂格里茨写了《激励与风险分担》，其中的许多想法与张五常一样，但不同的是，斯蒂格里茨的论文中不仅有了数学模型，而且还明确地表示出了风险分担与激励相交换的决定因素。这篇文章影响十分大，也是去年斯蒂格里茨获奖时引用的两篇文章之一。第二个例子是法默，他在七十年代就注意到，其实可以不用期权期货等去激励经理人，经理是在乎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自有经理人市场激励他。这一思想在后来被描述为一个数学模型，发现在有些情况下法默是对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又并非如此。这就引出了一系列的讨论。
第二种文章是综述、介绍政策性文章。其中也没有多少数学，但是其中的分析推理和逻辑顺序都是与严格的数学训练分不开的。写这些文章的多为资深的经济学家，他们往往把已经根据数学分析出来的东西用非数学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文章其实是很不好理解的。
以上我讲了许多，目的是想说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但是同时，我也要说，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它的对象是经济行为，数学只是工具。多数情况下论文的质量靠的是经济思想，而不应该是数学的多少以及难易。其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结论必须受现实的检验。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结论都必须由现实来检验。相比而言，数学在西方不被认为是科学，因为数学不必有现实的原象，可以是人造的。在此意义上，经济学最好与物理学相比，一个研究自然一个研究社会。但是其中仍有根本的不同，物理学可以不停地进行试验，但经济学不行，有些情况是重新试验的成本过高，有些情况是根本不可行。由于这些局限，经济学就不得不依靠更多的假定和数学推理来进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对假定十分在意。
经济学史上有一些极端情况，例如，科斯定理中完全没有数学，但逻辑分析丝丝入扣，相反，纳什的文章中全是数学。事实上，纳什本人是数学家，只上过一年的经济学课程。除了这些极端之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持用数学研究经济学这一态度的。
以上讲到了数学的作用，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三个问题，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现代经济学在不断发展，我们可以注意到至少两个特点。
第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在迅速扩大。
公司金融领域，原来只是研究公司财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重大的发展，有了完全合同理论，不完全合同理论等等。现在公司金融的研究热点已经是代理人和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内容了。
我们还要说到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一二十年内，它正在成为独立而且热门的学科。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规范的”而是“实证的”，研究的是现实的问题。而且，研究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人们使用的完全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框架，只是在框架中加入政治的因素。
第二，现代经济学正在对基本的假定做出修改。
经济学中有许多假定与现实相距甚远，例如关于信息对称的假定，关于理性人的假定等等。现代的信息经济学已经试图将不对称信息引入市场，例如所谓的柠檬市场，抛弃了信息对称的假定，研究不对称信息对市场运行的影响。行为经济学则直接改动了基本假定之一“理性人假定”，因为心理学家在大量的实验中已经发现人的心理与经济学家所预测的不同。比如说股市的大起大落就很难用经济学家的理论来解释。另外，时间不一致时的理性选择是困难的，不像静态的选择那样容易。这样就使修改理性人假说变得十分合理而且有必要。
从现代经济学目前的发展方式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新的理论往往是包含而并非推翻旧的理论，而且新理论的发展往往要用到已有的分析框架，理论的进步不是革命式的变革而是渐进式的演进。这些与国内习惯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国内常常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待西方经济学，更强调一个推翻另一个的过程。这是不适合现代经济学的。
最后，我们进入第四个问题：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最近二十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和中国同时进行改革的还有许多国家，在诸多国家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重大问题不能用已有的理论解释。例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了生产的大衰退，然后才逐步上升，呈现出了U型的生产过程。这是众多经济学家始料不及的。按照一般的理论，市场放开了，应该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才对。又比如，中国在各项制度尚未规范之前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按照传统的理论也是解释不通的，产权不明、政府权责不清，经济怎能持续快速增长？
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方法是什么呢？首先要瞄准中国的现实，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脱离中国文化和背景。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够，还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一百多年来积累起来分析方法，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对于研究中国的改革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国的改革有三个层面：市场、企业和政府。现代经济学在这三个层面上都能发挥帮助的作用。市场方面，资源配置的机制、抽象的一般均衡理论都是可以借鉴的。企业的行为由产权、所有权、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这里就可以用到现代企业金融理论。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分析。改革在不断地深化，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在了解中国情况的基础上运用这些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并且发展现代经济学。
21世纪的学习
罗伯特?克里斯蒂
有人曾经预言，电视会取代广播，但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很多人认为，互联网会取代印刷媒体。这也不会发生。尽管新媒体形式对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深刻的影响，多数新媒体形式只是丰富了我们的选择。
罗伯特?克里斯蒂是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996年加入并重组汤姆森公司的教育出版集团之前，曾是世界知名商标和版权公司Thomson&Thomson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美国、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有派驻机构的。克里斯蒂先生拥有里德大学管理和组织行为学学士学位，是美国西部州长联合会顾问和其他一些非赢利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同时他还曾在哈佛大学的MBA专业做过一年半的兼职教授，教授有关互联网方面的课程。
首先，我想讨论这个时刻变化的世界。这里讨论的世界指的是知识经济的总体，同时也指电子时代的学习环境。通过抓住电子出版提供的各种机会，这个新环境为学习提供了很多新的方式。其次，我还要为您描画一幅我们看到的未来图景。我将给大家讲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对未来的设想，以及它是如何在这个新的学习环境下制订取得成功的计划的。最后，我将谈谈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能够为您做些什么。我们看好中国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相信我们能够使中国的学生和雇员从中获益。我们的机会在于为我们所说的“终生学习者”提供帮助。同时，我们相信，通过获得更多的知识，你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能帮助中国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取得成功。
我再来谈一下学习环境上发生的变化。不光在美国，在全世界，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使经济转变为一种全球性的信息经济，或者说“知识经济”。我们使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个说法，是因为像你我这样的学习者都发现，我们获得的知识越多，我们对家庭、对公司、以及对我们自己的价值就越大。技术已经改变了全球劳动力的本质特点。技术增加了对教育和培训的需求--特别是成人（继续）教育。1990年，全球有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为4800万。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9700万。到2050年，增加到1亿6千万。其中8700万的高校学生在亚洲，超过总数的50%。
技术还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互联网已经成为提供教育的可行的、并且是需求甚大的工具。它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还把远程教育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职业培训变成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强制要求的学习方式。通过互联网实现的远程教育的发展，为教育机构创造着新的扩展其市场的机会。教育机构可以向全世界的学生提供单独的一门课程，也可以提供整套的一个专业所包括的课程。技术还对教育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为教育以及相关服务的提供者开方便之门。同时，学习者利用技术获得更多的增进知识的机会。
互联网不但改变着获得信息的方式，它还改变着学习内容和手段的性质。通过结合计算机和互联网各自的长处，形成增进交流和贸易的能力，互联网改变了学生、教师、学校、商店、应用软件公司以及出版社各自的作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技术工具和印刷内容实现整合。我们看到电子考试的复习和认证考试的增长。我们还看到内容和应用软件提供商进入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活动，并极大地影响着学习的体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还改变着工作的环境。这些进步迫使员工把学习当作工作的一部分--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保持始终。技术不仅仅提高了进一步学习的需要，而且还使得电子学习成为可能。
电子学习在公司中获得的成功比在学校大。原因是，课程信息、互动性的学习材料、以及教学交流可以通过计算机传递，这对于公司员工来说是最方便有效的学习方式。企业欣赏的是计算机化培训的效率，员工欣赏的是其方便的特点。您也许会想，考察这些变化造成的影响不用着急，时间很充裕。您还可能想到，事实上还有很多人不上网。传统的学习方式和内容仍然是我们课堂中的主导。但是只要想一下，这个世界以怎样的步伐或者速度接受新技术，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作为国际性的企业，我们无法忽视以下这些事实：互联网的使用每隔100天就翻一番。您也许听说过下面的事实，但是，我认为它们值得反复强调，因为其中有一些对我们来说有益的教训。
广播的听众人数达到5000万花了38年的时间
电话用户人数达到5000万花了25年的时间
看电视的人数达到5000万用了13年的时间
有线电视用户数量达到5000万用了10年的时间
而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5900万用了5年的时间（即1993年到1998年）
但是，理解这些技术也很重要，这些新的媒体形式并不一定要取代以前的重要技术进步。有人曾经预言，电视会取代广播，但是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很多人认为，互联网会取代印刷媒体。这也不会发生。尽管新媒体形式对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深刻的影响，多数新媒体形式只是丰富了我们的选择。数字化的信息和娱乐，以及各电子媒介的一体化，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丰富的提供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工具组合。互联网，以及电子信息，扩大了获取信息的范围，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并不是说它一定要消灭印刷出版。它成为获取和创造有用信息的有用的工具。但是，作为接收信息的媒介，它只是选择之一，并且不总是最方便最有用的选择。也许没有必要通过互联网传送电子教材，但是，我们把数字化的内容编辑成可根据用户需要进行个性化处理并可以付诸按需印刷的教材，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公司的未来就是要使您拥有驾驭电子内容和信息的能力，使您通过不同的媒介以不同的方式发送您的产品和服务，让您的客户选择他们认为最佳的形式。客户知道，做到这一点在目前是可能的，并且越来越要求个性化的服务。除了新技术以及互联网的深刻影响，我们还看到，全球化成为影响学习和教育产品和服务传送的另一个主要趋势。现在的全球知识经济迅速对人力资本，对人以及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变得高度依赖美国劳工部估计，到2000年，美国85%的工作要求员工拥有中学以上的技术教育水平。这个百分比在1990年是65%，1950年是40%。知识和信息是获得竞争优势的新来源。为了保持和改进智力资本，需要终生学习。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总最活跃的领域是信息技术，即所谓的“IT”，IT指的就是对计算机网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知识。在IT领域，我们看到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例如，微软、思科、美国在线和雅虎），以及最大的人才短缺（程序员、网络工程师和网页开发人员等）。IT教育和认证的需求也非常之大。
另外，英语语言培训的需求也在增长，英语成为互联网和国际商务中占支配地位的语种。世界各地的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中获得更有技能的劳动力，它们为很多终生学习项目，比如通过网络开展的教育项目、职前培训计划以及技术技能培训计划等，提供资金支持。
另外，政府和企业也要求低成本、高效率的教育。中等教育以及公司培训正在从原来的“课堂时间”和“学分”进而获得学位和证书，向展示能力，并通过有效、可靠的测试来衡量，转化。工作技能的展示结果，特别是在复杂的、与技术有关的职业上，正在成为上岗或者提升的关键衡量标准。1999年美国一项针对培训搞最好的公司的研究发现，公司在选择什么样的培训服务提供商上，首要的标准是看提供商能否证明员工经过学习和培训使生产力得到提高。有效的培训和考试复习，加上有效的考试和认证，是在保证培训可以使公司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上重要的新途径。把高质量的教育内容同考试和认证相结合是21世纪新的教育模式。推动新经济的4大行业，计算机、远程通讯、保健和仪器，这些行业的公司中每100名雇员就有49名知识工人。这些技术密集的行业在劳动力需求上增长上是整个经济平均水平的3到6倍。要求相关技术的雇主和寻找更好工作的雇员为教育和考试/认证服务提供商提供了成长的肥沃土壤（美林的例子）。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这是一个需要恰当学习内容的世界，它越来越要求我们提供高质量、以技术为基础的教育解决方案。
现在让我介绍一下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在我演讲开始时播放的那段录像中，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一家提供范围广泛的信息和服务的公司。我们现在的经营环境是一个知识至上的时代。全球化创造了各种成功的机会，而技术是获得成功的关键。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在获得这种成功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