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时间:2008-7-15 19:15:27 本章字数:1635
在这种情势下，汪精卫自然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一怒之下，在刺杀事件的一个星期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举一个例》，里面举了一个蒋介石两年前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后对德国驻华大使表现出愿意和曰本人和谈的这个例子。抖出了战前蒋介石和曰本人眉来眼去的一些内幕，揭穿了蒋介石自我标榜为主战和爱国的虚伪面目。
就事论事，蒋介石确实对主和有过一定的设想，也愿意在大原则下接受曰本人的议和主张，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都没放弃过和谈的门路。但蒋介石毕竟还是坚持了国统，没有拿出摇尾乞怜的议和措施，虽说战场上正面抵抗不怎么积极，毕竟还是一直在坚持抗战的。因此蒋介石的身份始终处于主战和主和的两可之间。所以，已经走到抗战这一步的国民Dang人士见到这篇文章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国民Dang元老吴稚晖立马回敬一篇《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以反驳。
胡兰成这时也觉得自己大有可为的时候到了，他自从那次被陈璧君召见之后，他的仕途一直是顺风顺水的。受到陈璧君赏识的胡兰成知道这里面也包含着汪精卫对他的信任，所以他内心深处对汪精卫这种风云人物的知遇之恩极为感激，一有机会，大有以死报之的冲动。所以，当他看到吴稚晖抨击汪精卫的文章之后，立刻按照《举一个例》一文的口径写了三篇社论和一篇社评进行反击，措辞激烈，并不乏斥骂之词，完全以汪精卫的捍卫者自居！
汪精卫返回上海后，便开始鼓吹和着手建立所谓的和平政府，这时宣传和摇旗助威的工作成为重点。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撰写《战难，和亦不易》的胡兰成，便决定亲自委以重任。两人可算一见如故，汪精卫先从家常话开始，嘘寒问暖，在得知胡的现状后，毅然承诺安置胡兰成一家老小。随即汪精卫切入正题，说道：我想付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
胡兰成在与汪精卫的第一次会面中显得毕恭毕敬，因为他对自己受汪精卫这等大人物关照而受宠若惊，他后来在记述此事时写道：当下我惟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
1939年9月底，汪精卫先是重组Dang部，在上海召开国民Dang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初建伪政权雏形，并对重要的人事进行安排。胡兰成被任命为负责宣传工作的社会委员会的总主笔，只负责摇摇笔杆子，没什么实权，相当于现在的智囊团成员。
汪伪中央Dang部及各部委成立之后，便开始进行伪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Dang六大开完之后，汪精卫加快了与曰本近卫内阁谈判的步伐，但始终由于自身缺乏群众支持和军事实力，说话总是底气不足，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曰本政府于1月发表了对华第一次近卫声明，态度强硬。经过汪精卫等人的反复磋商和谈判，曰本在11月份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语气则比之前大为缓和。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和曰本人都希望能尽快将之前谈判的原则深入到具体条款，于是双方都各自派出代表举行秘密会谈。
然而在这次为期十多天的会谈中，曰本人并没有拿出对汪精卫谈判的诚意，来积极促成一个亲日的伪政府；而是狮子大开口般地漫天要价，而且态度蛮横，咄咄逼人，汪精卫派去的代表几乎无法开始。这种情况的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汪伪机构那时势单力薄，没有让曰本政府觉得值得做出让步。所以汪伪代表最终还是妥协让步，与曰本人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秘密谅解事项》。没想到几天之后，汪精卫身边两位要员高宗武、陶希圣叛逃香港，并联合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封信，把汪伪机构和曰本方面签订的卖国条约翻拍的复件寄了过去，《大公报》当即刊出，国内再次震动，朝野一片哗然。
汪精卫刚听到高陶叛逃时大为恼火，不过后来也想开了，他认为高陶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算是给了曰本人的一个教训，而且这两个人到了重庆之后见到蒋介石必会实话实说，让蒋介石了解到这边的情况，这也不无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