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有时习惯很不好，边吃会边说这个菜太咸了，那个菜太淡了……岳父听了我的话就会去尝那些我点评过的菜，会作出他的评价，“这个菜还可以，不成；这个菜是淡了点……”岳母则微笑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她已经习惯了我的挑剔，还努力地按我的口味烧菜，比如不在菜里面放糖。她有糖尿病，吃得不多，却又吃得很快，吃完后就抱着小坏看我们吃。这时，妻子娉发话了，“你少说两句，有得吃就不错了!”岳母就笑着说：“他就那脾气，说就说嘛，没有什么关系的。”有时我也会夸她做的菜有进步，她就会十分高兴，“好吃就多吃点，全部吃完。”
这是平常得让我感伤的情景。
我想很多平凡的家庭都是这样的。
我希望能够记起更多的细节，这种回忆让我在感伤中温暖。我多么想回到那庸常的生活场景中去!哪怕是岳母做的饭菜再不好吃，我也会吃得很香，很香!
可现在的我……
我如果死在鑫海山庄的废墟之中，那样平凡的家庭场景会不会被破坏?我想很长的时间里，那个曾经温暖过我的家庭会陷入悲伤的氛围，他们的眼中常常会被泪水充盈，而心理的悲恸比泪水更加长久。当还不懂事的李小坏突然用稚嫩的声音叫出“爸爸”时，他们会怎么面对这个可怜的孩子?她那么小一点点就失去了父亲……
求生的欲望又使我提起一股力气，大声地呼喊：“救命啊——”
喊得我筋疲力尽，还是没有人回应我。
我想我离那平凡的家庭场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逃亡者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个逃亡者。
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逃亡。祖母王太阳曾经告诉我，我出生的那天天气特别的寒冷，她穿着单薄的旧夹袄去找接生婆时还在路上摔了一跤，膝头皮都摔破了。我是她的第一个孙子，她高兴呀。可当把我接生出来时，我是那么的小，像只小老鼠一样，而且奄奄一息。祖母解开了衣襟，把我——那一小团冰冷的肉放在了她干瘪乳房的胸前，然后用衣服捂起来。祖母用她的体温把我捂活过来，我的第一声啼哭是从祖母的胸怀里发出的。
那是我的人生的第一次成功逃亡，是祖母让我没有一出生就夭折。
出生在闽西最穷困的乡村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父母亲的错。饥饿的童年有些回忆辛酸而又好笑。父亲在我长大后，还经常对我说起一件事情，当然是在温饱问题解决后在逢年过节的餐桌上说起那件事情，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也是增加一点笑料，可父亲从来就不是个善于讲笑话的人。父亲说，我三岁那年的某天，家里人都出工去了，我在家里爬来爬去，祖母在忙着家务，没有顾得上我，我爬上了饭桌，我看到了一团像田螺一样的东西立在饭桌上。我以为那是个田螺，饥饿的我一把抓住了它，迫不及待地往嘴巴里塞……祖母发现后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吞下了那团软乎乎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家里的老母鸡飞到饭桌上屙下的一团鸡屎。她连连说着：“造孽哟——”然后擦掉我脸上手上残留下的鸡屎，还带我去漱口……
我从来没有恨过生我养我的那个穷困乡村，可它总是让我心痛，让我产生逃离的念头。
堂哥金水的死是那么的令人沉痛和忧伤。
那年端午节，堂哥金水死于大水。那个端午节想起来是那么的昏暗。我们都跑到河堤上看汀江里浑黄咆哮的大水。每年端午节前后是雨季，汀江里的水会因为上游的山洪暴发而大涨，洪水威胁着我们的村庄。洪水注定那个端午节是无法好过的，大人们呼号着在加固河堤，而我们这些胆大的孩子们就站在河堤上看着大水。堂哥金水站在我旁边，我听到他喃喃地说着：“粽子，粽子——”那个端午节，我们村没有一家人包粽子，一是因为那年是个饥荒年，哪里有米包粽子呀；二是因为洪水的威胁，大家都不过这个节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粽子，说得我直流口水，饥肠辘辘。金水突然伸出手，往大水横流的河面上指去，他激动地说：“看呀，那是粽子——”我朝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哪里有什么粽子呀，那分明是漂浮的一块门板。河面上从上游冲下来很多杂物，上游一定有村庄被洪水冲垮了。和我们一起的几个孩子也没有看到什么粽子，可金水坚定地说他看到了粽子。那一定是堂哥金水的幻象。我们没有想到，金水会突然跳入滚滚的洪水之中。我们惊呆了!金水一直以水性好著称，他跳入洪水中后，我还认为他能够游回来。他一直朝那块漂浮的门板游过去，当他即将游到门板边时，一个巨浪朝他打了过去……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金水浮出水面，甚至连他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堂哥金水消失在洪水之中，消失在贫困的岁月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他是我发誓要离开家乡的最坚强的动力。
我永远背负着亲人的亡魂在这个世界逃亡，金水、爷爷……
父亲一直鼓励我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每次他带着我在田野里劳作时，就会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呀，否则就会像我一样在这里苦一辈子!他要我向叔公李佳英和李佳能他们学习，考上大学才有前途，叔公李佳英和李佳能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那时他们分别在总参某部和上海工作，据说他们都讨了白白的上海女人做老婆，过着幸福的日子。
那两个叔公是我的榜样，可是我并没有像父亲期待的那样好好读书。
上了初中后，我的成绩就急转直下，原因是我迷上了写作。我在笔记本上写着我自己认为是诗歌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一些分行的文字。后来又迷上了小说，我偷偷地写信给远在南平的表姐秋兰，让她给我寄来了大量的文学杂志，那些文学杂志毒品一样让我上瘾，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最后，我也开始学习写小说了……
写作的确是一种毒。
我承认我中毒太深，无可救药。
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离父亲的期望越来越远，我不敢面对父亲的目光，不敢想他供我读书的钱是怎么辛苦赚来的。很多时候，我不敢回家，像一条野狗一样在乡村田野里游荡。
我的脾气也越来越烦躁，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和人打架。我知道我在堕落，父亲和老师的教育已经在我身上失效，我在一条无望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没有能够考上大学。父亲在深夜里沉重的叹息让我惭愧，尽管他总是安慰我，说考不上大学不要紧，打铜也是赚口饭吃，打铁同样也是赚口饭吃。我却知道，那不一样，不一样!在我许多同学兴高采烈地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悄悄地跟堂叔李文养去做泥水匠的学徒了。李文养当时是我们那里很有名的包工头和泥水匠，和我同去的还有堂哥李土土。那时，李文养在大山深处的一个村里承包了一栋楼房的建设。
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而且会突然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来。我会在休息时从建了一半的二楼上一次一次地往下跳，李文养见状对我吼道：“你找死呀，你要摔死了，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我流着泪对他说：“我死了又怎么样!我这样没用的人死了又怎么样!”
李文养无语了，他理解我内心的痛苦。
在那里干了几个月后，我离开了那个山村，离开了李文养，回到家报名参军了。我离开那里，是因为一个叫兰珍的山村姑娘的一句话。兰珍是村里小吃店店主的女儿，她和父亲一起打理着那个小吃店。我经常在小吃店里喝闷酒。那个晚上，我喝得有点多了，就在那里胡说八道。兰珍走到我面前，冷冷地对我说：“你总是这样喝酒有什么用?我看得出来，你和他们不一样的，你不应该一辈子当泥水匠的。我要是你，就回去补习，继续考大学，实在不行，就去当兵!”兰珍的话使我下了逃离故乡的决心。
那又是我一次成功的逃亡。
当我坐上汽车离开故乡时，我看到了祖母在汽车后面哭喊着追赶我，我的父母亲和弟弟们在追着她，泪水迷蒙了我的脸……我要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还有脸回来吗?
我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它让我成长，成长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整个青春时光都在部队里度过，我在部队收获了宝贵的人生历练，有伤口，也有军功章。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铁打的汉子。就是后来离开了部队，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那二十多年的坎坎坷坷。
二○○四年，我离开了部队，脱掉了穿了二十多年的军装。我开始了在上海的生活，我没有让地方政府安排工作，选择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几年来，我混得灰头土脸。
刚刚开始和程永新大哥以及汕头的蔡极鸿先生合作开了一家潮州菜馆，我无法忍受商业操作中的一些潜规则以及自私贪婪的商人本质，最后我退出了合作。后来我到唐神传播旗下图书公司当总编辑，干了几个月后，也灰溜溜地离开了，因为只知道干活，而不知道耍手段。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走时，我手下几个员工都哭了，他们帮我提着我的东西，把我送出办公楼时，我看了看高远的天空，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再后来，和北京的兴安先生和书商贺鹏飞合作开了一家图书公司，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一年多时间，我付出了很多，收获的却是冰冷的叹息……为什么我总是混得灰头土脸?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个直性子的人，我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商业社会。
其实我是一个人在和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对抗，这个社会不需要你的铁血丹心，不需要你的侠义柔肠……在我的内心恢复平静后，我决定再不从事商业活动，我不是那个料。在一个大雪飘飞的晚上，我在北京的一个小招待所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写了一篇题为《仇恨是不可救药的绝症》的文章，我记得文章里有这样的话：“一切都渐渐平淡，生活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粗暴而改变过，只是让自己越来越疲倦，越来越远离人群，越来越怀疑自己。很多时候其实自己就是一个堂吉诃德，总是在和风车作战，自己把自己当个英雄，结果在别人眼睛里是个傻瓜。总是作出无谓的牺牲，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词：‘仇恨’!很小的时候，现实告诉我，你要学会仇恨，那样你会变得残暴，残暴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威慑别人，但是经常弄得自己伤痕累累。仇恨是不可救药的绝症!我决定放弃心中的仇恨，做一个平和的人，与世无争的人，微笑的人，坦荡的人。仇恨使人变得自私，变得面目狰狞，变得睚眦必报，变得提心吊胆!”
我也记得好友曹元勇看完我这篇文章后写下的一段话：“在我心目中，西闽一直是个英雄。因为，这位兄弟敢作敢为，敢恨敢爱。我曾经说过，他的性情中既有嫉恶如仇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可以说，他是有大爱和大恨的人。现在人们喜欢唱：One night in Bejing，我留下许多情。而西闽在那个北京之夜，可能获得的是一种对世俗庸人卑鄙灵魂的顿悟。现在，他突然宣布不再仇恨，而要拥有平和宁静的心态。我知道，他一定是经历种种‘恶’的磨练。他是一个有着淳朴儿童心态的兄弟，于是庸人免不了利用他嫉恶如仇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儿童长大了，就会发现成人的丑陋。西闽这个少年英雄终于看清了这点。他在这种顿悟中，一定经历了刺心的痛苦。就像尼采所说的英雄，发现世界上都是别有用心的绵羊，必须经历心的刺痛，才能超越一样。这是一个长着邪恶脑袋的绵羊吃老虎的时代啊。”
我不是什么英雄，英雄只是我的一种情结。梦想成为古代的英雄，骑着高头大马，一杆长枪挑遍天下敌手。那是我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古代那样的英雄永远不会再有，个人英雄主义在当代越来越没有意义。现在的英雄有了新的标准，我达不到的标准，比如在很多人眼里，有钱有势的人才是英雄，我不是!
我只是一个永远的逃亡者，长不大的逃亡者，卑微的逃亡者。
可我最终却不知道会逃向何方。
也许鑫海山庄地震后的废墟是我最后的归宿!
再次陷入黑暗
眼前的灰色光亮渐渐地熄灭，我再次陷入黑暗。
我想，山庄里的人再也不会来救我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放弃我，如果我是他们，我就剩下一震后银厂沟
摄影：郭继红个人，用手也会去刨出埋在废墟里的活人的。我没有恨他们，救和不救都是他们的权利，我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黑夜的再次降临让我恐惧。
其实恐惧，希望，痛苦，愤怒，烦躁，委屈，平静……这些情绪一直在我大脑里交替着进行。
曾经有个女人问我：“你怕死吗?”
我反问她：“你呢?”
她笑笑说：“当然!”
我说：“那还用问，只有死去的人才不会怕死。可人能够不死吗?”
死亡的恐惧并不是在深埋废墟中才出现过，就是在一些庸常的日子独处时也会油然而生。那是相当脆弱的时刻，会突然觉得无望，生活中的·切变得索然无味，自己就像是一个濒临绝境的人。其实那时窗外的天空依然晴朗，花园里的花朵依然怒放。这样的时候恐惧死亡，显然十分矫情。
此时的恐惧深入骨髓。
那么真实。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种情形下不会恐惧的人。
我显得异常的卑微。
黑暗中仿佛有个魔鬼狞笑着伸出锋利的爪子，插入我的胸膛，抓住我的心脏，使劲地捏着。
我的心脏一阵阵难以忍耐的疼痛。
我感觉到心脏里的血在被魔鬼之手挤干。
恐惧产生的毒素侵入我的五脏六腑，我喊叫起来：“不，不，我不要死，不要——”
人死了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了思想，没有了语言，没有了亲人，没有了朋友，没有了……绝望!
有人会在恐惧中崩溃，失去求生的欲望，然后把自己活活吓死。
我会不会在恐惧中窒息而死?
不，不，我不要死!
我要活下去!
给我力量，让我度过这个漫漫长夜……
预兆
世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有预兆吗?
我相信有。可我们不能准确地把握那种上苍传递过来的信息，那种信息是模糊的，不是谁都能够准确领悟的，也不是什么科学仪器可以测量出来的。就在此半年前开始，我就经常做那个噩梦，在噩梦中我被装进棺材里活埋了……我没能从这个噩梦中破译出那隐藏的密码。
我是个俗人，我不知道那是神对我的暗示，或者说自然对我的警告和提醒。
就在我出发来四川的前一天，我还莫名其妙地在QQ上给路金波留言：“如果我这次出去有什么不测，请你好好经营我的图书。”那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此行凶多吉少。可我为什么还是前来呢?我是个守信的人，和朋友说好了的事情，就会义无返顾去做。
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后，我还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就在成都写作呢?一个朋友还给我联系好了酒店式公寓，说那是个十分安静的地方。可我还是和开车来接我的易延端去那个当时还未知的地方，因为他说给我找好了住处，但是没有告诉我具体是什么地方。
就是上车后，我问他把我安排在哪里，他也没有说，就说先到彭州，到了彭州再说。我当时就有疑问，他现在在什邡工作，没有在什邡给我找地方，为什么要把我拉到彭州去呢?见到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战友，我很兴奋，说了很多久别重逢的话，却不管其他什么了，他是我值得信任的战友，他安排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吧。奇怪的是，易延端把车开出机场后，一直在成都打转转，他总是找不到开往彭州的路，转了快两个小时，才转出成都。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冥冥中上苍对我的挽留，让我不要前去受难。
可我没有接受上苍的挽留。
车子开到彭州，已经暮色苍茫了。
易延端把车子停在了彭州市区里一个小卖店的门口，那里坐着几个男人，在说着话。我们下车后，其中一个男人站起来，朝我们走过来。易延端介绍说，他以前也在我们团当过兵的。不过我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在一九八五年部队精减整编时就复员回家了。
不一会，他们就把我带到了一个饭店里，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战友，其中有我认识的尹华培和张青。张青是我一个连队的战友，自然很兴奋，说了许多有趣的往事，还通过他联系上了许多当时关系密切的战友，比如兰州的赵清国等。看到这么多战友，我才知道为什么易延端会把我带到彭州来，他早就和战友们商量好给我接风的。那个晚上我喝了不少酒，喝完酒还十分清醒，因为高兴，没有醉。那个晚上，我和易延端在一家小旅馆住下了。那个晚上，我睡得很不舒服，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是我没有在意。
第二天，易延端对我说，他给我找了四个地方，三个地方在什邡，一个地方在彭州的银厂沟。他先把我拉回了什邡，看了两个他给我找的住的地方，我都不满意。我还是决定到银厂沟去，他也觉得银厂沟清静，对写作比较有利。就去他的办公室坐着喝茶，和他的同事聊了聊天。易延端在《今日什邡》报当副总编辑，这是个县级内部报纸，条件并不是很好，可他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和他为人淳朴和敬业有关。中午，他叫了什邡的女作家曾葳茵和他的同事李斌(当时名噪一时的“雪米莉”其中之一)一起吃了个午饭，然后就坐着鑫海山庄派来接我的车子，上了山。
后来才知道，易延端在什邡给我联系的三家宾馆，在地震中都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地震重灾区什邡红白镇的那家，全镇的房子基本都塌了，但它没受大的影响。
命中注定我要经历这场灾劫，躲都躲不掉，尽管有那么多预兆，有那么多的可能性。
我应该服从命运的安排?
呼吸
黑夜里传来的轰响让我不再相信这是简单的山体滑坡，这是可怕的地震。连续山摇地动的余震随时都有可能吞噬残存的生命。在鑫海山庄以外的地方，还有多少生命在那瞬间被无情吞噬?山庄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多少人被埋葬?那说过要救我的老板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在余震中遇难?还有易延端，是不是也遭到了不测?
我突然替他们担忧，替他们难过。
任何一条生命都是宝贵的。
如果我能够安全出去，我一定会去救人的。
可我现在只有哀叹，自身难保，出去救人的话有点像是谎言。
此时，我身体上的伤口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压在底下的那半边身体已经麻木，失去了知觉。
伤口是不是还在流血?
是不是已经开始发炎，开始腐烂?
我想象着我的伤口慢慢地冒出黑色的黏稠的血浆，伤口的四周在糜烂，翻开的皮肉化了脓，有很多像肉芽般的蛆在蠢蠢欲动……我仿佛闻到了腐臭的味道，那是从我糜烂的伤口散发出来的腐臭味儿。
我的呼吸沉重。
我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
只有呼吸的声音可以证明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可是我的身体已经开始腐烂。我的皮肉会慢慢地腐烂，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最后连呼吸的声音也会消失，就像唱机碰到停电，歌声戛然而止。
我想象着躺在家里那张舒适的大床上的情景，李小坏躺在我的旁边，面朝着我，她的小手放在我的胸膛上，一条小腿也搁在我的肚子上。她在我身边沉睡，我听着她轻微的呼吸声，闻着她身上的奶香，心里充满了慈爱。
我伸出尚能动弹的右手，往旁边摸了摸。
我希望能够摸到李小坏温热柔嫩的小手或者小脸，可我摸到的是冰冷的碎物和从破碎的木板上刺出的铁钉。
我心里一阵悲凉。
我的呼吸停止后，刚刚过完周岁生日不久的李小坏就永远没有爸爸了。
她爸爸永远不会抱着她，轻轻地哄她睡觉了，也永远不能保护她了。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个最亲近的可以为她遮风挡雨的人……
可怜的李小坏呀!
我想流泪，可流不出来。
我眼睛里只有黑色的血在循环流动。我还能呼吸多久?
活着的尊严和死的尊严
我难以形容在黑暗的废墟下所忍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如果说在那瞬间被砸死了，那也就一了百了了，也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死人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一切悲伤痛苦留给活着的人承担。这是十分自私的想法。是的，我想到过自杀，可我找不到自杀的方式，也就是说，我连自杀的能力也不具备。
但是我很快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自杀是没有尊严的!
那是在背叛生命。
在我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我两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其中一次是在梅离开的时候。她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她，我听到她乘坐的那班飞机从我们部队办公楼顶飞过的时候，我霍地站了起来，伸出手，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没有抓住。那天，我一天都是痴呆的，房间里还残存着她的气息，还有她用过的东西。我们在七月的北京相识，爱情像七月的骄阳那么如火如荼。那时她才二十岁，我也只有二十五岁。或者有些盲目，或者我们不知道生活的残酷，并不是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可毕竟我们是相爱的。我们的爱情随着她的离开也死亡了，那段时间我总是神思恍惚，像是被魔鬼吸去了灵魂。我在一个晚上，企图用刀片割断我手上的动脉血管。就在我要动手的时候，战友陈强敲响了我的房间门，我手上的刀片掉落在地上。陈强手里提着一瓶白酒和一包卤鹅肉，笑着对我说：“呆在那里干什么?喝酒吧!消消愁。”那个晚上，我们边喝酒边谈了很多。当他得知我有轻生的念头后，他朝我吼道：“你他妈的还是男人吗?我一直以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是个孬种!男人要死也站着死，自杀算什么东西!”他走后，我把那刀片扔进了垃圾桶。没错，自杀是没有尊严的，那是对生命的背叛。
在这个黑夜，我自然也想起了她，想起她无奈的表情。
也想起了浩林。
他们同样是我心中的痛!
我想在我呼吸停止之前向他们告别，却无处告别。
……
父亲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有尊严的人。
人的尊严没有贵贱之分。
父亲大名叫李文友，小名叫火贵生。他一生在故乡闽西乡村靠种田和做豆腐为生。沉默寡语的父亲很少和人聊天什么的，在我记忆之中，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劳动着。他年轻的时候身体特别健壮，我记得酷暑的时候，他在田野里劳作时，总是光着厚实的被阳光晒得脱皮的后背，汗水从他的背脊上淌下，湿透了裤子。父亲做什么事情都不求人，能干的就干，干不了的也不强求，在父亲的词典里，没有乞求这两个字。自己应该干的事情无论再难再苦，也默默地挺着脊梁把它干完!这一点我继承了他的秉性，我不会乞求我得不到的东西。
父亲有他做人的原则。该是他的东西他就要，不是他的东西，他想都不会去想。那时候，他当过生产队的会计，当时生产队的保管员李路长和他关系不错，李路长后来因为贪污被抓起来了，有个别人怀疑我父亲也有问题，上面下来的工作组就调查他，看他有没有和李路长同流合污。结果父亲清清白白，怎么查也查不出问题。生产队的社员都站在父亲一边，说他是个老实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和李路长一起贪污。父亲靠着读了两年私塾的底子，把生产队里的账目理得井井有条。多少年后的今天，他还保留着那些年当生产队会计时的账本，他对我说过；什么时候来查他，他都不怕!那年大洪灾，他冒着生命危险抢出了那一塑料袋的账本，就是为了两个字：“清白”!
父亲一生辛劳，为我们四个儿子和两个养女耗尽了心血。
在他的肩膀上，扛着的永远是责任。
父亲也从来没有怕过什么!
他从来不会去欺负人家，却不容别人践踏他的尊严。
他把自己的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
我们几兄弟都从父亲身上继承了很多美德。
我们都觉得应该像父亲那样活着，一生坦坦荡荡，经得起考验。可我在生命的路途中却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沉沦。每当我做了些亏心的事情，我就觉得那是对父亲的侮辱。父亲的人格魅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的行为。
父亲很少动手打我们兄弟，可他有一次差一点一巴掌把我的耳朵打聋。那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和一个邻居的孩子打架，结果我打输了，我一怒之下抱着一块石头冲到邻居家里，把他家的锅给砸了。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家。我准备偷偷地溜进屋里，却被等在厅堂里的父亲叫住了。父亲阴沉着脸，浑身在发抖，我站在那里，知道不妙。他老鹰抓小鸡般一把把我提溜过去，咬着牙说：“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我低着头，大气不敢出一口。父亲愤怒地吼道：“你说呀，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气急了的父亲扬起蒲扇般的巴掌，朝我的左脸扇了过来。我听到一股凛冽的风声，随后我的左耳嗡的一声，脑袋就晕了……父亲说：“你出去和人打架，打输了你就要认输，打赢了也不要得意，但是你怎么能够去砸人的锅呢!你知道吗，那是流氓无赖的行为!你丢尽了我的脸!”
我知道父亲用心良苦，他是要我做一个输得起的、赢得光明磊落的、有尊严的人。
活着的尊严和死的尊严同样地重要。
父亲如果知道我埋在废墟里是因为忍受不了痛苦折磨自杀的，他一定会这样说：“你怎么能这样做!”
父亲如果知道了我的死是因为血流干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而死，他会用沉默的忧伤表达对我的感情。
想起父亲，我内心十分沉痛。
四十多年了，我没有混出个人样来，没能让他苍老的心灵得到慰藉，却在浪迹的途中死于非命，这不是他想看到的结果。在他面前，我不是个负责任的人，无论是对他和母亲，还是对我的妻儿，我都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我能够这样死去吗?
回故乡之路
明年的这个夜晚也许就是我的忌日。随着余震次数的增加，我身上积压的碎物越来越厚，呼吸也越来越困难。这是我生命中最难熬的一个夜晚，我的坚持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每次路过我家附近的龙华殡仪馆时，我就浑身毛骨悚然，有些时候我特别脆弱。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殡葬工人，亲眼看过他把一具尸体送进焚尸炉。说实话，我接受不了火葬，总觉得这是很不人道的事情，人死了，就应该让他穿戴整齐，安放进棺材里，然后入土为安。
这似乎和观念的新旧无关，这是对死者的尊重。
我经常郑重其事地对妻子说：“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把我的尸体运回故乡，埋在我奶奶的坟边。”
她笑了，“老土，现在谁还土葬呀!”
我很严肃地说：“你记住我刚才的话没有?”
她看我一本正经的样子，收起了笑容，点了点头。
现在看来，我的尸体要回故乡埋葬是不可能的了，这里离我故乡那么遥远，而且我的尸体能不能完整地被挖出废墟还是个问题。看来，我注定是个漂泊异乡的孤魂野鬼。
多年来，我在现实的生活中，常常被物欲压迫得抬不起头来，常常为了一些不值一提的东西伤害着自己的灵魂，现实的罪恶让我徘徊在崩溃的边缘，脑海里充斥着污浊的东西，我的一身臭皮囊已经无法回到纯真的年代。
我想我的灵魂和肉体早已经背叛的故乡。
我离当初逃离故乡的那个充满理想的少年越来越远，也离那个曾经感动过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
那些闽西乡村的风景在我眼前是如此的灰暗，却又如此地令我感伤。那是我逃离的地方，此时却是我最想归去的地方。故乡那苍茫群山里，是否还有斑鸠飞过?田野是否还稻花飘香?汀江里的流水是否还那么清澈，或者洪水滔天?……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我的故乡。是我死了都想运回去埋葬的故乡。那些野地里自由开放的苦草花，或者还记得我的模样，以前，每年清明时，我会采摘一束束的苦草花，放在已故亲人的坟前。那是乡村里最平凡的花朵，平凡得它连一个像样的名字也没有，在野地里自由生长，而且生生不息。苦草花就是我故乡乡亲的形象。
此时，我想起那些淳朴的乡亲，会突然心动，感伤。
我发现我是那么多愁善感的人，而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武夫。
黄毛婆婆该有九十岁了吧，不知道她现在身体怎么样，以前打电话回家，会向母亲问她的状况，想想，也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人老了，就像一盏临近熄灭的油灯。在那饥馑年代，黄毛婆婆会偷偷地把一把地瓜干塞到我书包里，轻轻地对我说：“孩子，带上它，饿了吃吧，看你都饿成皮包骨了!”
还有那个一生都孤独一人的杨秀婆婆，七十多岁了还自己下田劳作，她在我眼中永远穿着打满补钉的衣裳，松树皮般的老脸上永远浮着笑容，对一切都那么宽怀，生命中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足够了，而那口饭也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得来的。
我的李炳老叔公是否还在做着木匠?想来他也已经八十多岁了，前两年回乡，还看见他在家里做着木桶什么的。他把儿子们养大成人；给他们娶上媳妇建好新房后，就和他们分家，自己和老伴两人一起度日。他不要儿子们的赡养，他说他能够养活自己。他是故乡最有名的木匠之一，他做的木桶木盆锅盖木杓等家什声名远播。他长得矮小，乡村里的人都叫他“矮炳”，而且他耳背，和他说话要用吼他才能听见，他自己说话也十分大声。我没有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曾经让我跟他学过做木匠，父亲说，有一门手艺在身，怎么样也可以赚口饭吃。可我学了几天，就离开了李炳叔公。他一生除了他儿子没有收过其他徒弟，怕我父亲责备他，就对我父亲说：“不是我不愿意教他，也不是他吃不了苦，他的心不在这里，他的心很大呢!”和父亲一样老实本分的手艺人李炳叔公是少数看穿我内心的人之一。他在我离开他的时候，只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做事情，做什么都要做专，否则一事无成。”现在，我们乡村里没有人再去做小木工了，他是一个最后坚守的箍桶匠，他箍出的木桶是那么的货真价实是那么的耐用。他最后也会飘散在故乡的风中，连同他精湛的手艺……
除了我三弟李希霖还在部队，其他的弟弟妹妹们，都还在故乡。我们几兄弟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我离开故乡时，弟弟妹妹们都还小，他们跟在我的身后，一直把我送上汽车。大弟弟李希峰后来考上了大学，回乡当了一名中学老师，现在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他完全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我，他留在了家乡，我一直对他有愧。那年，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一个学校高薪聘请他去，他就和我商量，我制止了他，我说，我在外面，三弟也在外面，小弟又没有能力，你一走，父母亲怎么办?他听从了我的话，留在了家乡，就是为了更好地照顾父母亲，让我没了后顾之忧。
小弟李海军在我当兵离家时还是个小孩子，跟在我后面还流着鼻涕。小弟小时候死活不去读书，和邻居的孩子一天到晚瞎玩。后来，他就没有上学，很小的时候就养了一大群鸭子，最多的时候养过两百多只。我以为他一辈子就当“鸭司令”了。我们那里也有一生靠养鸭为生的人。养鸭子也是十分辛苦的事情，一年到头风风雨雨都要把鸭子赶到田野河流上去放养。后来小弟大一点后，父母亲就把他送去学厨。结果，厨房打杂的那套他都学会了，就没有学到做菜的真功夫，原因是他师傅没有用心地教他，而是把他当小工使唤。有一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发现小弟养了很多鸽子。我以为小弟改行养鸽子了。后来才知道，那鸽子是自己飞来的。有一天，我们家飞来了一只鸽子，鸽子是受伤的，小弟把鸽子收留了，给它治好了伤。小弟还在楼上的屋檐下修了个鸽子屋。小弟在一次鸽子飞走后就认为它不会飞回来了。结果，第二天，鸽子不但飞回来了，还带了几只鸽子回来。后来又飞来了许多鸽子……遗憾的是，在九六年的一场大洪水后，鸽子都飞走了，再也没有飞回来。小弟郁郁寡欢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小弟在家种田养猪为生。想起来遗憾的是，小弟结婚时，我没有回去参加他的婚礼。去年，小弟媳妇生了个女儿，比李小坏大两个月，她的名字还是我起的，可惜再也不能见到她了。还有大弟的儿子李浩，他和我很亲，总喜欢打电话给我，我答应送一台笔记本电脑给他，看来这个承诺永远也实现不了了。
命运总是在捉弄三弟李希霖，小时候他快到四岁才会说话，我们都以为他会成为一个哑巴。我不会忘记童年时，他清澈无望的眼神。我尽量地呵护着他，有时带他去很远的地方看露天电影，回来时，他瞌睡了，我就背着他回家，他在我背上轻轻地打着鼾时，我多么想他一觉醒来就会说话呀。他上学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毕业就考到县城里全县最好的重点中学去读书，可是，高考那几天，他突然拉了肚子，影响了考试，差几分没有考上大学。要强的他就悄悄地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听人家说他走了好多地方，干过苦力，做过广告……那些年，他一定吃了很多苦头，可他却不愿意告诉我，他像父亲一样，沉默寡言，把一切都装在肚子里。后来我联系上他后就让他参了军。到部队后，他干得不错，因为文章写得好，部队领导让他搞新闻工作，并且转了志愿兵，本来部队领导准备给他转志愿兵后提干的，可是，那年，上面下了个文件，以后不在志愿兵中直接提干了……
还有我的亲叔叔李文多，中风后一直行动不便，我不知道为什么灾祸总会降临到善良劳苦的人身上……还有我的表哥李金波，多年来对我充满期待的目光令我伤感……
……
故乡是我一个梦幻，那么多具体的景象和具体的人，渐渐模糊。
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忘记了电影的名字。但是我还记得，一个英雄死后，他的几个战友抬着安放着他遗体的棺材一路回到故乡……我多么希望我死后，有人抬着我的灵柩走过万水千山回到故乡。
那只是我的幻想，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幻想。
我只是漂泊异乡的孤魂野鬼。
也许只有我祖母能够把我的魂魄领回故乡。
可回故乡之路是那么的漫长。
朋友
我的喉头又堵满了黏乎乎的膏状的物质。
我奋力将它吐出，呼吸稍微顺畅了些。我吐出的东西落在眼前的笔记本电脑上，我听到了它落在笔记本电脑上的声音。我的心活动了一下，如果能把电脑打开，我就可以看到电脑桌面上小坏可爱的照片，可以听到电脑里的音乐，那样或者可以给我带来短暂的慰藉，但我却无能为力。
音乐可以安抚灵魂。
我想起了几年前，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恩雅的唱碟。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她穿透时空的歌声和神秘的爱尔兰音乐。我经常在写作的时候听恩雅，灵感的潮水就会一遍一遍漫上我的脑际。我特别感激那个朋友，她让我在这个无望的黑夜里想起了恩雅，音乐在黑暗中响起，它无处不在，渗透进我即将消亡的肉体和绝望的废墟。
我在音乐中想起了朋友们，那些在我生命历程中给过我帮助和爱的朋友们。他们让我感动。
我一直觉得朋友和亲人一样珍贵。
尽管这个世界很多人把朋友当做利用的工具。
我有很多的朋友，三教九流，渗透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他们的存在，让我温暖和安全。如果没有他们，我的生命会黯淡很多。
我很少能够像今夜这样有那么充足的时间来想念他们。
李洪洋，这个名字和我的二十多年军旅生活联系在一起。多年前，他还是《空军报》的副刊编辑，我当兵后的第一篇散文《孤树》就是经由他的手发表出来的。那一年，我因为我们连队的指导员刘昌辉转业中发生的不公待遇的问题，和团领导吵闹，受到处理。听说此事后，从未谋面的他特地从北京赶到了陕西，做通了团领导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时团保卫部门准备送我去劳教。后来，我们就成了好兄弟，二十多年的时光没有冲淡过我们的感情。女儿李小坏出生后，他高兴极了，争着要当她的干爹……
马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比我大，一直让我叫你姐姐，可为了那一件毛衣，我认了。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给我织毛衣的女人。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呀，同坐一趟火车去西北当兵，又在同一个军，只不过你在军部，我们在基层连队。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那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当收到你给我织的毛衣时，我怎么也舍不得穿，我想你用了多少业余时间，一针一针挑出来的呀……
郑文革，不对，这是你过去的名字，现在改名叫郑涛了。你和李荣荣、李文榜、瞎木荣、马合佬、李柏元他们都是和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记得那一年我的腿骨跌断了，无法走路去上学，是你们每天都来到我家里，轮流背着我去学校。时间过去那么久了，那情景还历历在目……
丘有滨，我很后悔在我当兵后第一次回乡探亲的时候，当着北村的面把你说得痛哭流涕，其实我理解你，我知道人的品性是与生俱来的，我不能改变你的生活正如你不能改变我的生活。在很久以前的高中时代，我们度过了很臭味相投的一段时光，你总是那么才华横溢，滔滔不绝地讲着你对人生的理解。你把几大本写着你少年时期苦难历程的日记本送给了我，它曾经有一段时间滋润了我落寞的灵魂。你在我心中一直是最优秀的诗人，你忧郁和懦弱的性格决定了你的一切，你如今在闽西的那个小山城里过着悠闲的日子，不知道还写不写诗。我想对你说的是，如果我还能活下去，当我看到你被人欺负的时候，我还会像少年时代那样义无返顾地冲上去和欺负你的人搏斗。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你能写一首诗给我，对着如血的残阳大声地朗诵，我相信我能够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