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牧笛：听说今天的课上要讨论老子，我特地去图书馆查了一下。关于孔子问学于老聃，在《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老子传》里，均有记述。在《礼记》、《孔子家语》、《孔子集语》、《孔子年谱》、《庄子》、《吕氏春秋》、《白虎通》、《潜夫论》等书中，也有记载。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高士传》、《水经?渭水注》所引：“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二是《孔子
世家》所说：“孔子年三十前，与鲁南宫敬叔适周见老子”；三是《孔子年谱》所谓“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适周，见老聃而问礼焉”；四是《庄子?天运篇》讲的：“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五是《庄子?天道篇》所述：孔子欲藏其所修之书于周室，前去会见“免而归居”的典藏史老聃。
‖余秋雨：你把这方面的资料都集中了。但是，持相反观点的历史学家也都看到过这些资料，他们作出了否定的推理。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因为那会花费太多时间。我想我们的课堂还是按照我的选择延续下去吧，捕捉住我认为重要的文化记忆。
孔子一辈子都研究周礼，三十岁起怀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恭敬态度，周游列国拜师问学。有老子这样一位博学的周王室图书馆馆长，孔子很自然地列入了拜访对象。于是孔子从现在的曲阜出发，沿着黄河到洛阳，来到了当时名义上周天子的所在地洛邑。今天的洛阳还保存着孔子问礼的地方，不过很难考证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了。
第七课 世界性的老子（2）
2009年09月25日17:19
见面后，孔子和老子之间互相有什么问答，一直没有可信的记载，因此历史上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说。
在这些猜测和传说中，有两则比较合情合理。第一个传说是，孔子问周礼，老子告诉他，周已经没希望了，周礼也不会成气候，因为天下一切都在变。这正是老子的思想，他要孔子不要问周礼了。在第二个传说中，老子教训孔子，年轻人不要自傲，也不要过多地追求欲望。史书上记载的孔子，是一个不自傲也不太追求欲望的人，为什么老子会给他这番教训呢？我相信一定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安静的老子看到一个青年学者风尘仆仆地来到自己家里，身后尾随着鲁国皇家提供的车马仆从，那般气势在老子看来有些过分，又见到孔子那么年轻，就以长者的身份说了上面的一番话。史书确实记载过鲁国君主在孔子问礼于周之前，曾经馈赠车马仆从。
‖王安安：《出关》里还写了孔子的学生冉有是司机，为孔子驾车。
‖丛治辰：对，而且还说老子每次都送孔子上车，然后不冷不热地说句客套话。
‖余秋雨：《出关》这篇虚构的小说表达了鲁迅对孔子的看法。鲁迅笔下的老子总是不太爱答理孔子，尽管孔子非常小心地问一些问题，老子仍像一根呆木头一样坐着，时不时淡淡地说几句。最后，老子告诉孔子，人需要用一种柔软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他张开嘴巴，跟徒弟说：你看我的牙齿在吗？徒弟说没了。老子又问：你看我的舌头在吗？徒弟说在。于是老子用混浊的目光看着徒弟说：先失败的一定是坚硬的东西，能长时间存在的一定是柔软的东西。如此几次谈话后，老子觉得孔子已经明白自己的学问，自己就不能留在中原了，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虞，于是决定出关。
孔子问礼和老子出关的关系，当然是小说的虚构。鲁迅在这个小说中把孔子描写成了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不过他笔下的老子倒是真带了几分《道德经》中遗留的老子的神韵。
于是，《出关》里的老子第二天就离开了家，骑上青牛，黄沙白髯，慢慢地走了。走到函谷关，遇到了边关守将。这个守将可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文化爱好者。他看到国家图书馆馆长要隐居关外，于心不忍，却也不能阻拦这位老人。于是他说，如果您要出关，必须留下一点文字，否则您这一走，您的学问也就失传了。这个要求在我们看来近乎“勒索”，但老子的逻辑就是随遇而安，从不争辩，于是他开始写，一共写了五千字。这五千字就是现在我们所知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在鲁迅的小说中，老子先是开班讲课，但没有人听得懂，下面的学生打呵欠瞌睡，乱成一团。于是老子又应邀将授课的内容写了出来，得到了十五个饽饽作为授课费和稿酬，放在一个白布口袋里。于是一位白胡子老头骑着青牛，肩上背着白口袋，在漫天黄沙中渐行渐远，所有的颜色全都湮没在充斥天地的土黄色中。
关于老子，有几个问题看似矛盾，却值得我们好好思考。老子仅仅写了五千字，为什么就能成为诸子百家中极重要的一家？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低于孔子的老子，却享有很高的世界威望？
‖王牧笛：老子的国际声望，我觉得跟他自身的哲学思考模式与西方哲学思维更靠近有关。《道德经》本身不失为一部微言大义、简约透彻的优秀哲学作品。老子的思想虽然简约，却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整体，而孔子留下的更多是言论性、语录式的东西。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得益于政治力量的强制性传播，这种力量和传播的影响范围当然仅限于中化文明圈。如果我们单纯从哲学的角度去考察孔老二人的学说，我认为，老子学说的哲学含量更高一些。黑格尔就认为孔子是格言大师，不是哲学家。老子更关注一些普通的规律性，即“道”，而孔子可能更关心的是人际关系。所以相比于孔子，西方更fan老子。
第七课 世界性的老子（3）
2009年09月25日17:19
‖丛治辰：老子提出的“道”本身是一个客观唯心的概念，我认为他本人也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老子展示了精准的辩证法，提出了“有无相生，福祸相倚”的概念，跟黑格尔的辩证法非常神似。但在面对生命的态度上，老子主张“贵柔”这个概念，与西方哲学“尚刚劲”的主张又形
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差别和神似造就了西方思想家眼中老子的独特魅力。而老子的这种无为、不争的生活主张对西方人来说非常陌生，这种陌生很可能造就了西方人将老子看做是东方哲学的典型。
‖刘璇：我觉得《道德经》首先谈论的问题是“道”——客观规律性，它不同于《论语》关注的社会管理、道德法则等。客观规律性具有普适性，而社会管理、道德法则却因地、因时制宜。老子对客观规律的阐述触及到了丰富的辩证法，对了西方哲学的“胃口”。而且我觉得老子所处的时代非常有利，他是“百家争鸣”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老子的理论是总结了三代，甚至更久远的过去的历史经验以及思维。但从时代来说，老子本人和他的著作都占据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余秋雨：我们暂且撇开内容不管，光在表述方式上，老子就展现了一种让人仰望的简约和神秘。在生活中，寡言和简言是别具魅力的，这对思想家来说更是这样。任何思想如果需要滔滔不绝地说，证明还处于论证阶段，而如果到了可以做结论的境界，就不会讲太多话了。而且，也没有什么表情了。
简约是一种结论境界，而且，又是对辽阔宇宙的结论，因此由简约走向宏伟。这种宏伟由于覆盖面大，因此又包含着大量未知，结果就走向神秘。
请大家想一想，一种学说，能够既简约又宏伟，又神秘，它会多么吸引人。就像在一群聪明人的唇枪舌战中，一个白髯老人出现了，只用男低音说几句大家仿佛听懂又仿佛听不懂的话，这是一种多么震撼人心的情景。
很少有人具备这样做的资格，所以大家都在大量地写，大量地说，这对读者、听众和他们自己，都是一种牺牲。
老子的生平，像他的理论一样神秘。后来道教也视老子为精神导师，让他进入了另一番传奇。民间有关他的传说各种各样，有的传说很有趣，但我们一定要把传说中的老子和哲学家老子区分开来。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老子年龄的说法，有人说他活到一百六十岁，也有人说他活到二百多岁，这些都没有证据。
还有很多关于老子出关后的传说，其中还包括他出关后又回来了的故事。我们中国式的思维是这样，不回来让人伤心，消失了让人失落，老百姓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局。因此说老子回来后，居住在河南和安徽一带的乡野，又活了几十年，跟村民交往，留下了很多话题。还有一种说法更神奇，说老子出关以后，就成了释迦牟尼。我相信这是非常热爱老子的后人，给他加上的各种光环。
我们现在能够找到有关老子的书很多，原因就是《道德经》微言大义，引得后代无数智者在注解它的事业上各显其能。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写有《老子》的帛书，为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道德经》文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当代人注释老子，我习惯使用的版本，是任继愈先生的《老子新译》。
第八课 道可道，非常道（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中国人如果失去了对老子的记忆，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级笑话。然而现实是，这样的笑话一直存在。《道德经》只有寥寥五千字，然而曾经认真读过全文的国人少之又少。我们平常知道得更多的是儒家的一些语录。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里收录老子的言论不多，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就更少了。
《道德经》开篇就有点把人卡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人的习惯就是这样，如果一开始弄不明白，大部分人就放弃了，往往转向研究“界面”比较“友好”的学问。
结果，《道德经》的这第一句，大家都听过，但很少有人能弄明白。鲁迅在小说《出关》里边写到，老子一开口，就把边关上要他讲课的全部官兵吓住了，因为谁也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
那么，今天就让我来解释几句吧。这种解释，也正是对老子哲学的一种示范性逼近。至少，可以尝一尝这种古老智慧里的一点点滋味。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可道”，这三个字里，第一个“道”字是名词，指的是世间大道。第三个字也是“道”，却是动词，指的是表述。“名可名”的结构也是这样。这几句话连在一起，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也不是永恒的名。
老子的思想非常反传统，他认为不管是自然大道、宇宙大道或是人间大道，一旦我们自认为讲明白了，其实就偏离它了。道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而语言恰恰是一种限制。因此，老子认为，只要我们把大道付之语言表示，就是对大道的一种剥夺，一种侵蚀，一种或多或少的切割。这个意思，也适用我们今天的讲课，老子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又有一伙人在这里谈他的道，也会苦笑一下飘然远去。
后半句“名可名，非常名”，更进一步否定了以概念、名号去定义不同的对象。有几位西方现代哲学家特别喜欢老子的这个思想。当你试图去定义时，用的是过去产生的类别划分。类别划分本来就是一种最粗浅的概括，已经取消了事物本身的独特本质，更何况是过去的。这就像让你在操场上排队，被划入了黄队，但黄队是你吗？“黄队”之名，一时之名，权宜之名，非本性之名，非个体之名。遗憾的是，本来为了方便而叫出来的名，却替代了事物的本性，人们还特别容易为了名而争斗。在老子看来，这从一开始就搞错了。
按照老子的哲学，他问你一句：“你是谁？”你回答说：“北大学生”，或者说：“副教授”，老子就会说：“你呢？你到哪里去了？”
总之，不要过于相信已经创造的知识和已有的思维方式对存在的认知。老子教导我们不要过于相信已有的知识。
老子开头这句话，其实也摆明了一个著作者的矛盾心态。他很谦虚地告诉大家，后面文字所传达的意义并不是他心中的终极意义。终极意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如果完全不言传，人们就很难抵达意会的入山口。因此，这五千字，就相当于“起跳板”，读者是否要完成那个跳跃，就看自己了。
这就是天下很多第一流著作者的共通心态。他们明知任何表述都是一种错位却又不得不略加表述，为了引导别人却牺牲了自己。真正的智者总是在这个关口上进退维谷。老子无奈地写了五千字，这让我们联想到，世上不知道有多少智慧并没有留下踪影。后世滔滔不绝的著作者已是二流，而如果对这种滔滔不绝还沾沾自喜，那只能是三流的了。
第八课 道可道，非常道（2）
2009年09月25日17:19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这是我选取应该理解的第二句。它的意思是：当人们都知道什么是美的时候，就是丑了；当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就是不善了。这里边的道理显然非常深奥，甚至怪异。老子认为我们不能举着旗子去宣传“美”和“善”，不能刻意去追求好的东西，因为我们一追求就走到了反面。请问，你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刘璇：我的理解是，这是辩证法的一种体验。老子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一旦你提出一个概念，对立的概念也就随之产生，有正就必然有反。单就社会治理层面来说，有教化就会有反叛。所以不树立这些正面的教化，就避免了随后反面的产生。
‖余秋雨：看来你已经入了门径。我们前面说过，老子开篇就表明，事物是不能被精准定义的。当我们试图去定义什么是“善”时，就已经偏移了真正的“善”。这个偏移当然就是向着“恶”的方向。当偏移了的善被反复强调时，与之相对应的恶也就被放大了。
多讲美，为什么会变得不美呢？我们看看身边的现象就明白了。例如，好好的女孩子，为了追求一种以“美”为标志的潮流，每天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自己的脸上涂抹，涂抹成虚假而又雷同的形象，这就是走向了不美；又如，偶尔举行一些选美活动本来也不错，但是，其中又夹杂着那么多竞争、觊觎、嫉妒，选中的人又很难再过正常青年学生的生活，这也走向了不美；再如，美和美感，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有人对此作一些研究也不错，但是，不知怎么冒出来那么多“美学教授”，连篇累牍地把美讲得那么枯燥、刻板、啰唆、冗长，这也走向了不美；更可笑的是，由于美的极度张扬，结果造成美的无限扩张、无限贬值，以至像一个讽刺段子所说的，现在街上只要有人呼喊一声“美女”，满街从老太太到小姑娘全会回过头来。
美是这样，善也是这样，一切正面的人文观念都是这样，讲多了，立即走向反面。这个规律，永远有效。不知道我们的宣传部门，什么时候才能理解这个规律。与老子相比，孔子的学说过于追求事功，很少考虑到反面效果。
‖王安安：因此道家一直不喜欢儒家，说“仁义道德”是伪善，不是自然之道。
‖余秋雨：没错，自然之道。当人类刻意去追求美、追求善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变得不自然了。美和善都是自然的，一旦脱离自然，哪怕是脱离一点点，就开始滋生丑和恶。
‖王牧笛：事实上老子思想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物极必反，所以赞成“无为”。“无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强调做事情的度。
‖余秋雨：对。下面我们要记忆的这段文字，能够更多地说明老子的这种思维逻辑。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的这段话是用一种嘲笑的口吻谈论仁义、孝慈等被后世儒家视为道德核心的观念。他认为，人们讲仁义的前提是大道不存，否则“仁义”就是毫无意义的；当智慧过度时，就有虚假和欺骗出现，因为只有聪明人才能设下别人看不懂的埋伏和骗局；当家庭不和时，才会有“孝慈”的概念，如果家庭自然和睦，哪里用得着刻意地展示自己“慈父孝子”的身份？当国家混乱时，才会有“忠臣”的概念，如果国家强盛，哪有忠奸之辨呢？所以大力提倡“孝慈”的时代一定是六亲不和、家庭自然伦理已然衰落的时代；高声宣扬“忠臣”的时代一定是国家式微，朝政昏聩的时代。
第八课 道可道，非常道（3）
2009年09月25日17:19
‖丛治辰：在所有对儒家进行嘲讽的思想家当中，可能老子是最有力量的，他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儒家。而且他对“伪”的一个分析也很到位：人为即伪，伪即不善，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学的教义。
‖余秋雨：但是，在这里我必须为儒家说一句话。老子的学说过于彻底了，对于现实社会来说，往往是一种“理论假设”。也就是说，他在设想着一种干净如白纸的自然和人性。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应该不去干扰。但是，问题在于，白纸早已污染，自然和人性也已被扭曲，一切都有待于拯救。大道已经废弛，老子所赞颂的小国寡民、百姓淳朴的时代已经不在。在这种情况下，天下智者能够放任不管，只顾自己隐于野或隐于世么？面对这样的现实，儒家的观点似乎更积极一些：即使带些刻意，也要一点一点来拯救，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王安安：我觉得儒家的观点确实表现了这种学说的使命感、责任感，“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说：既然你认同我的话，认同我们对美好的追求总会伴生负面效果的观点，那么现在大道既废，世界是恶的，为什么还要再刻意去追求，让这个恶的世界更恶，让凶险的人心更凶险呢？另外，虽然这个世界很糟糕，但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这是一段时期的自然状态，智能之士角逐智慧，希望改变世界，就是破坏这种自然状态，就是恶。这样说来，无论这个世界是善的，还是恶的，你再加什么东西，你都是加了坏东西。
‖余秋雨：不错，即使在已经被污染的世界里，也有自然的标准。失去了自然的标准，可能越想治理反而越丑恶。就像我们在某些风景胜地的建筑，有不少是越用心反而越难看，因为失去了自然的标准。这就是说，即使大道已废，也还有自然。怕只怕，儒家不以自然为标准，而以仁义为标准，把世界推向更伪。老子一系列相反相成的思维方式，足以把人们从习惯性的单向思维和概念思维中解救出来。然而令我们羞愧的是，这双解救的手，来自于两千多年前。接下来的问题是，被解救出来的人们应该怎么办？对此老子也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段话的意思是：真话不漂亮，漂亮的不是真话；善良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善良；真懂的人不卖弄博学，卖弄博学的人不真懂。圣人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他尽力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富足；完全给予别人，他自己反而更丰裕。天之道，利万物而不伤害；圣人之道，有所作为却不与别人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老子主张的自然之道就和人的生活态度连在一起了。
‖诸丛瑜：我是觉得老子给了我们观察生活、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从中我们看到与传统的确定性、单向思维的不一样。具备了这种视角，我们也获得了更加智慧、更加通透的生活的可能性。
‖王牧笛：我觉得孔子就像至刚的拳法——少林拳法，而老子像至柔的拳法——太极八卦。老子是以无为而有为，以不争为争。毛泽东就非常懂老子之道，提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运动战策略，其中的哲学思想似乎就是以不争为争。
第八课 道可道，非常道（4）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所以，毛泽东晚年讲过，《道德经》其实是一部兵书。我当然不赞成这种说法。老子的精神理念与刀兵争逐相距甚远，只不过他的以柔克刚的思维可能会给军事家带来某种启发。在文化领域，老子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现象，表现得特别有趣。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上衣口袋别三支钢笔的人，一定是刚刚参加完扫盲班的人。现在大家忙于经济，没有太多时间投身文化，结果卖弄文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有的人开口闭口背一些古代诗文，有的人可以背出很多很多年号，有的人整天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有的人说话还喜欢夹着外语，其实可能都不是真正的智者。包括现在有一些主张恢复繁体字、回归文言文的人，一定对繁体字、文言文了解不多。胡适之先生说过，简体字（他说“破体字”）和白话文，是千百年来早已产生的自然现象，只有真正高文化的人才会重视和吸纳这种自然现象。过度提倡“国学”，也是违反自然的，而且一定是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多的人在提倡。真正的智者不在低层次上做违反自然的夸张。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生活呢？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这简简单单的九个字。把无为当做行为，把无事当做事情，把无味当做好味。总之不要刻意作为，因为这样反而会败坏整个行为。做事是这样，为人也是一样，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水不香，至味无甜，高人永远不会摆出多种多样的姿态。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最圆满的却似乎有欠缺，无论在艺术上还是人生上都是这样。完全圆满，就意味着终结、破败。最充实的东西一走有空虚的部位，因为空虚能召唤很多力量来填补自己，达到大盈。最正直、清白的，看上去倒有很多扭曲之处。最灵巧的，看上去倒好像有些笨拙。最雄辩的，看上去倒好像无话可说。
这几句话，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背诵。天底下有多少奋发有为之士，都在追求完满、充实、清白、聪明、雄辩，但老子泼冷水了，说这每一个目标都无法以纯粹方式达到。只有在看上去达不到的时候，甚至在与目标背道而驰的时候，反而达到了。不残缺的完满是一种假完满，不空虚的充实是一种假充实，这是我们摆脱“假、大、空”的一剂良药。而且，我从历次政治运动中看到，凡是被人家泼脏水泼得最多的人，反倒常常是最干净的人，而那些慷慨激昂地“揭露”别人瘢疤的人，大多最不干净。一些看上去“词穷理屈”的人，往往倒是可信的；一些在传媒上口若悬河的人，往往难于信任。你们年轻，思维偏于单向突进，多听听老子的话好处很多。不少人往往在伤痕累累之后才能体会老子的话，你们可以少一点伤痕。
天下多忌讳，而民弭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是在讲社会管理了。天下禁忌越多，老百姓就越贫困；民间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人们技巧越多，奇怪的物品也越兴盛。下面这句话，很多法律学家可能会不高兴了，老子认为，法令越是彰明，盗贼反而越多。所以圣人说了，我无所作为，人们才会自然顺化；我爱好清静，人们才会自然端正；我无所事事，人们才会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人们才会自然淳朴。这里所说的“我”，是圣人的自称，也就是社会管理者。社会管理者不要有很多作为，安安静静地应顺自然，一切反而会更好。
老子的这一系列观念，让人惊讶。我说过，这里包含着一种“理论假设”，设想着在人们的自然人性都还十分健康自足的情况下，一切过分的管理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但事实的基础已经不是这样，因此适度的管理就成了必须。否则，设想中的“自然”会被暴虐和混乱所吞没。
然而，老子的这些话，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从各级官员到教师、家长，有多少管理是违背人性自然的？我们的忙忙碌碌，有多少是为自己和别人增添麻烦的？让我们在浮躁之中常常抬起头来，看看云端之上那个白发老人的平静目光。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中国人对于孔子的记忆，大多是他的一些话而不是他这个人。他这个人，由于被历朝历代供奉了一千多年，也就失去了一个活生生的他。我们的记忆，就是要穿过千年迷雾，去寻找真实的他，哪怕一个背影也好。钱锺书先生讲过，你吃鸡蛋，不必去了解生这个鸡蛋的母鸡。这是一个作家的玩笑说法，不能当作真理。实际上，我们即使在选择一种比较重要的生活用品时，也会考虑它的生产者，更何况是精神产品，而且是长期运用的精神产品。对于一个注定会影响我们人生的思想家，我们必须有所了解，否则，对他和对我们，都不公平。
这个道理，可以借孔子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孔子曾经跟鲁国著名乐师师襄学琴，他很聪明，才学了十天，一个曲子就学会了。师襄说，你可以进一步学习其他的技巧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这个曲子，但还没有掌握它的规律。”过了几天，师襄说：“你已经掌握了它的规律，可以学习其他的曲子了。”孔子又说：“虽然我把握了它的规律，但我还没有领悟曲子表达的志向，我还要继续练习。”过了一段时间，他已领会了作曲者的志向，但他想知道作曲的这个人是谁。他就跟着乐师不断地弹啊弹，忽而庄严肃穆地凝神深思，忽而怡然自得地举头眺望，突然他高兴地说：“我抓住他了，这个人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目光深邃，有如君临天下的圣王。就是这个人，我抓住他了，除了周文王没有其他人了！”
师襄恭敬地赞叹道：“这个曲子正是《文王操》。”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神秘，孔子学琴学到最后，竟抓住了一个活生生的作曲家。这里边的道理，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所以，我们也有理由在学习孔子的很多学问之后，去把握他这个人。
‖王安安：我读《论语》的时候就觉得，孔子的所有大道理都跟他讲话的情景有关系。有时候我甚至不看他说了什么，就看他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想象他说那些话的时候的表情和心态，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老头子，很可爱。
‖余秋雨：这就是哲学态度和诗学态度的区别。哲学态度追求严谨的词语理性，而诗学态度则关注生动的人格状态。
用哲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也就变成了理念；用美学态度对待古人，古人便从理念中释放出来重新成为活人。美学态度是一种亲切态度、俏皮态度、平视态度，可能会引起学究们的不悦，不管他们。因为好的人生就是诗，隔了两千多年还在被人惦记的人生，更是诗。
好吧，那就让我们向孔子走近。
孔子的先人是殷商王朝的王室成员微子，他的墓就在山东微山湖上。他在殷王朝向周王朝转化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受到周王朝的重用，被周成王封为宋国的国君，在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孔子说自己是殷人之后，是和微子这个祖先有关的。孔子前五代的时候，为了避祸，来到曲阜地区。曲阜曾一度做过商的都城，商汤建立商朝的时候，建都在亳（今河南商丘），此后三百年中，迁都五次，最后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由此可见，孔子是有贵族血统的，只是在他前面这几代祖先，已经在兵荒马乱当中败落了。这个过程也与周代的宗法制度有关，所谓“五世亲尽，列为公族”，孔子的家世也就从诸侯而降为公卿，又由公卿而降为士民。整个过程，十分自然又十分典型。这在孔子的文化记忆中，埋下了贵族意识和平民意识的双重结构。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2）
2009年09月25日17:19
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情况发生了变化。孔子的父亲是身材高大、力气惊人的一位将军，在一次战争中，他居然靠自己的力气把城门顶起来，立下了大功。我们的大思想家有一个身体健壮的父亲，这事听起来比“家学渊源”更让人开心。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对父辈的继承，继承财产是最低等级，继承学识是中间等级，继承健康才是最高等级。这里所说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一生历尽磨难却一直身心健壮，我想与他这位扛起了城门的父亲很有关系。他也凭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座大门。这门，比城门还要大，还要重。
‖司晨：古人讲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实是全面发展，后来读书人就忘记这个教训了，很孱弱，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其实身体好对脑力劳动也有很大帮助，大家还是应该学学孔子的。
‖余秋雨：我听说，司晨是足球踢得很好的北大博士，有资格说这个话。从司晨回到孔子，我们继续，孔子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很大，最常见的说法是他母亲在十七岁生下孔子时，他父亲已经七十一岁了。中国民间一直有“老夫少妻出神童”的说法，不知有没有科学根据，但至少孔子是一个例证。在现代，做过我们北大校长的胡适之先生也是一个例子，他的父亲和母亲的年龄相差也很大。孔子的母亲姓颜，与孔子后来的学生颜回是一个家族的。
颜氏怀了孔子之后，当时有一个规矩，必须到夫家去生育，她在回夫家的半路上生了孔子。现在山东还有一个夫子洞，据说是孔子的出生地。
孔子出生之后三年，他父亲由于年纪太大就去世了。他还年轻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孔子早年的生活相当孤单，也有点艰难。这是他终于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人生起点。他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因为出生贫贱，所以对于各种鄙视，我都能忍受，所有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我都会做。
‖裘小玉：“吾生也贱，故多能鄙事。”
‖余秋雨：对。孔子有些卑贱的童年显然开拓了他的命运。他的童年虽然谈不上大悲大苦，却使他对于人世的苦难有了一种切身的感受，这是他能够立足大地的起点。
孔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他在那个时候立志于学习，废寝忘食地学习，并且在学习中体会到了很大的乐趣。他当时所在的鲁国，保存着最为完整的周代的礼乐文明，当时有“周礼尽在鲁国”的说法。这给孔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气氛和比较完善的学习内容。
‖费晟：我从一些材料中获得一种印象，孔子还喜欢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
‖余秋雨：确实，孔子一方面认真读书，另一方面又向社会实践学习。到三十岁的时候，他产生了一种明确的生命意识，对人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这就是他说的“三十而立”。
孔子对每个年龄阶段都有界定，三十岁是他“立”的年份。这个“立”，根据我的分析，大概有三个内容：第一是他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主张，就是重建的礼乐；第二是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大家对他产生了信任；第三是他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特长，能够做很多事情。这三个加在一起，使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3）
2009年09月25日17:19
对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各位稍加注意。你们很可能以为自己早已“立”了，考上北大就“立”了，被同学们叫几次好就“立”了。孔子到三十岁才“立”，你们都不到三十，都“立”了，好像有点早。按照上面说的标准，所谓“立”，必须具备三点，即明确的主张，社会的信任，专业的特长。如果具备了，即可以说，你“立”住了，“立”在社会上了，一生可以真正开始了。
三十而立之后，他为自己制订了三个任务。一是开办私学，他收学生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知识分子，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学术团队。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他不管到哪儿问政，到哪儿周游，都有学生追随，而那些学生也需要他这个导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生们的记录，不断产生着我们今天奉为经典的语录。
‖王安安：有时候觉得孔子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一样，带着一票人到处跑。这票人里面什么人才都有，又有能打架的，又有能说会道的。孔子被这样一些厉害的门徒跟着，也不显得像丧家犬，倒是挺拉风的。
‖余秋雨：这是你很现代、很有趣的想象了。在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卫护和学术传递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人体中介”。而且，这些“人体中介”的功能不能过于单一，因此什么样的人都有。好，让我接着说下去。孔子为自己制订的第二个任务是进行比较完整的考察。例如：他到各个地方学习周代的礼仪，对于太庙里祭祀程序的每一个细节，都弄得清清楚楚。他在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随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使他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大大地扩充了。大家听到过，有一次，他带着学生经过泰山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在哭，因为老虎吃掉了她的公公和丈夫，现在又吃掉了她的孩子。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搬走呢？她说：我们这儿没有恶政。孔子马上对学生说道：“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他让学生记住，残暴的统治比老虎吃人还要厉害。由此，他进一步确立了以仁为中心的政治观念。
他为自己制订的第三个任务是开始问政。他给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和军事人物提出建议，或者给他们讲课，希望他们听了以后能够实践他的仁政主张。
他从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上就做了这么三件事情。
在这二十年中，孔子逐步地走向伟大。像一切伟大的人一样，他有很通畅的输入渠道和输出渠道。输入渠道就是一路问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输出渠道是一路提供政治咨询。但是，那些政治家发现，他的政治主张听起来很好，做起来却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这太难了。因此，谁也不听他的。
‖周双双：刚刚安安说孔子像黑社会老大，很拉风，那是跟他的弟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孔子在向那些君主推销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倒真是让我觉得很辛酸。一个很善良的学者，苦口婆心地一直说，那些君主根本就没有在听。孔子那一套人家全不感兴趣，他们全都转过脸去，觉得还不如看看宫女跳舞呢。
‖余秋雨：确实是这样。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剖一下他与各国君主之间的尴尬关系，说明他为何一次次从“被崇拜”走向“被驱逐”。他三十岁的这一年，齐景公和晏子来到鲁国，齐景公问孔子：“秦国地方小而偏僻，秦穆公为什么能称霸呢？”孔子说：“秦国地域虽然处在边缘，但是行为中正。国家虽小，但志向很大。秦穆公能用五张黑羊皮把贤人百里奚从牢里赎出来，与他交谈三天，就把政务交给他，完全地相信他。秦就是凭着这样的仁义，成就了王业。一个君主如果想仅靠武力称霸诸侯，那是生硬的，无法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齐景公和晏子听了很是佩服。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4）
2009年09月25日17:19
几年之后，孔子到齐国，齐景公再次问政，孔子说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谋其事，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上下错位，国家就会混乱。这个观点也引起了齐景公的共鸣。
齐景公本想起用孔子，晏子阻挠说：儒家知识分子能言善辩，滔滔不绝，但不受法令的制约；自我感觉良好，不甘居人之下，难以合作；为了讲究礼仪，喜欢破财厚葬，不能作为风俗；喜欢游说乞贷，不能立国；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想恢复周礼，“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几代人都难以穷尽他的学说，哪怕到了壮年也不能学通他的礼仪，这怎么能用来指导人民的行动？不久，景公对孔子说：“吾老矣，弗能用也。”等于下了逐客令。
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晏子所说的理由，也就是当时所有的诸侯邦国拒绝孔子的原因。孔子从三十到五十岁的基本状态就是这样，他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但得不到重用。
孔子就这样从而立之年走过不惑之年，终于到达了知天命的时候。所谓知天命，就是知道了上天让他来做什么，他自己一生能够做什么。一个人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很难的，因为这里交错着“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这两个互相制约的命题。“应该”的事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己不“能够”；“能够”的事也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则自知不“应该”。两者交合处，便是“天命”。为此他走了二十年，终于成了一个独立人格的自由人。
‖费晟：一个人在知道“应该”和“能够”之后就会采取一些果断的行为。孔子其实也做了一段时间的官，在任上也很有魄力。比如杀少正卯那件事，到现在还会引起争议。《荀子》里对这个事的记载说，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就是说他心地聪明但是很险僻，行为怪癖却很果敢，言语虚伪但是能说得天花乱坠，对那些不该了解的怪事却记得很广博，做大逆不道的事却有很多人响应，所以不能留下，孔子非杀他
不可了。《庄子》里的记载却说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很有信众，导致孔门三盈三虚，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多次满员，又多次倾巢而出，去少正卯那边从学去了。把孔子说成是因争学生争不过，产生嫉妒而公报私仇。《庄子》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我不是很相信。
‖余秋雨：那是在他五十岁以后的事了，当时鲁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孔子开始做官，做了四五年。
他在鲁国做过司法方面的官员大司寇，也代理过国相。看得出来他做官很有能力，也有决断，比如你所说的诛杀少正卯。我赞成你的想法，孔子做这件事不像是挟私报复，因为他一生真诚地嫌弃小人伎俩，倡导君子政治，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做一件明显违背自己理念的事。如果那样做，他就不是孔子了。我觉得，孔子为官最出色的表现，是在外交领域。他在当时诸侯邦国的外交事务中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各国在名义上还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如果正式场合的行为不符合礼仪，就意味着跟野蛮人一样，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于是在外交场合，大家都需要一个通晓礼仪的人来担任指挥，而这个指挥往往就是孔子。作为一国的代表，却能成为整个外交场合的指挥者，孔子很为鲁国争光。特别是在鲁国和齐国国君的一次聚会上，他多次指出齐国不合礼仪的地方，使齐景公大为恐惧又极为惭愧，于是归还了原先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并且向鲁国道歉。外交方面的成绩，应该是孔子能够在鲁国做到“代理国相”的一个重要理由吧。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5）
2009年09月25日17:19
我想与大家讨论的是，孔子的直接问政、做官，这对于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直接地参与政治，正面意义何在，负面意义又何在呢？
‖裘小玉：我觉得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非官员身份探究国事的一批人。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直接出来当官，积极的作用在于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学说。负面的意义就是可能会
让他们丧失独立性，失去立场。如果知识分子太过清高，不能理解现实，深入政治实践之中，还可能导致文人误国。
‖余秋雨：我们在运用很多概念的时候，稍稍一碰，就会遇到一般用法和学术用法、西方用法和东方用法、传说用法和当代用法的差别。“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这样，越闹越复杂，让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知识分子，能不能谈论知识分子了。我觉得按西方概念，主要是两条脉络，一是德国康德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敢于在一切公共场合运用理性”的人；二是一百年前从法国产生的一个概念，认为知识分子是能够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人。这两条脉络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为他主张知识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气进入公共空间，改变公共空间，并创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