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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搅你了，艾老师。”

“别客气，请坐。”

感觉上一切都没怎么变，房子还是刚搬来时那样，没装修，家具也没更新。惟一见出变化的是那个图腾柱上挂了一串只有巨人才能戴起来的佛家念珠，一颗颗有李子大的珠子在灯光下红亮亮的，与深褐色的图腾柱相得益彰。

“这是在水泊梁山买的。”艾阳说。

“真好看。”国瑞说：“水泊梁山好玩吗？看了一百单八将排座次的聚义厅吗？”

“看了。”

“看了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吗？”

“也看了，在阳谷县。”

“看武松杀死西门庆的狮子楼？”

“看了，也在阳谷县。”

“有机会我也要去看看那些地方，总觉得挺神奇。”

“看看可以，可也别抱太大期望，都是些新修的风景点，很假。”

不知怎么，艾阳的话使国瑞兀地联想到那晚露宿的人民广场，记起了他和小解、王玉城对于“艾作家站在窗前能不能看见咱们”的争论，而自己现在就在当时仰望着的高楼上。

“艾老师，从你这儿能看见下面的人民广场吗？”好奇心驱使国瑞问，不管和刚才的话题风牛马不相及。

“能看见，就在不远处。”

“能不能看见坐在广场上的人？”国瑞又问。

“这……没注意过。”

“我可以去看看吗？”

“可以的。”艾阳指指一间关着门的房间，说：“卧室的阳台正对着广场。”

国瑞从沙发上起身，刚要挪步又兀地停住，他觉察到自己的冒昧。

“看吧看吧，没关系的，屋里没有人。”艾阳笑着说。

国瑞也随同笑笑，踮起脚跟经卧室走到阳台上。

居高临下，先是看到远处闪烁着点点灯火的黑色大海，压下目光又看见了灯光迷离的人民广场。

能看见广场上的人。国瑞找到答案后像了结了一桩心思般松了口气，尽管也清楚这并没什么意义。

等到了客厅茶已经斟上了。艾阳关了电视，给国瑞的印象是艾作家做好了与他叙谈的准备。他有些受宠若惊，说：“艾老师耽误你看电视了。”

“本来我也不想看，现在的电视啊，转一圈频道也没值得一看的节目。”艾阳说：“喝茶吧，上次搬家，连口茶都没喝，搬家公司制定的这些规矩，不通情理嘛。”

国瑞没说什么。

他喝了口茶，觉得茶挺苦。

“师母不在家？”国瑞问。

“出去了。”

“出去串门了？”

“出国了。”

“出国了？！”

“嗯，女儿在加州读学位，她陪读。”

“真好。艾老师你可以出国吗？”

“可以吧。”

“那咋不走？”

“这个嘛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你是作家，出于爱国的考虑，是不是？”国瑞问。

“不搭界的事呀。”艾阳打着哈哈说：“要是一个人老想着爱国，那可能在他的意识里已经不爱国了。就像人要能感觉到身上的某个器官的存在，那这个器官一定出问题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不用老去想。”

“就是就是。”国瑞赞同地说，“有些人成天把爱国挂在嘴边上，可早就把子孙后代送到国外去了，所以现在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说不爱国的都留在国内，爱国的都去了国外。”

艾阳笑了，说：“一不小心我也被打入‘爱国者’当中呵，老婆孩子在国外，自己随时随地可以走，典型的爱国者嘛。”

国瑞不好意思起来：“艾老师，我可不是……”

“用不着解释嘛，我是有自知之明的。”艾阳说：“你看人民广场就说明你把我当成高高在上的权贵了。”

“艾老师，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千万别误会哟。”国瑞急急分辩说。

国瑞的窘相把艾阳逗乐了，边斟茶边说：“小老乡看把你紧张的，我没怪罪的意思，谁不想高高在上？当官愈大愈好，当作家愈著名愈好，这很正常，用不着遮遮掩掩。问题是……咱不说当官的，就说作家这行当，不怕脑袋升到天上，就怕脚跟离开了地面。”

国瑞频频点头，心情和缓下来，他点了一支烟吸着，边吸边想到他看过的那篇叫《凶手》的文章，他一直觉得现今的农村不是他写的那个样子，不是他那么回事，离得挺远。原因没准就是他说的脚跟离开了地面吧。存在决定意识：他不大相信有那种脑袋在天上而脚还站在地上的人，那是多么高大的人呵，现时今有这么高大得顶天立地的人吗？未必。当然，自知卑微渺小的国瑞不能够向作家老乡坦陈这一点，他没这份勇气。

“艾老师，有些事我弄不明白，能请教一下吗？”国瑞采取迂回方式。

“你说吧。”

“歇班我常去书店蹭书看，我喜欢看反映现实的小说，可看来看去，老是觉得不像。”国瑞说。

“不像什么？”

“不像现实。”

“噢。”

“书上写的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差这么远呵？”艾阳笑了，“都一样？一网打了满河的鱼？”

国瑞也笑了，纠正说：“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真实的作品。”

“举出一本？”艾阳有考考的意思。

“《××》”国瑞答。

艾阳点点头，说：“这本书已经见不到了。”

“书摊上还有的。”

“那是盗版。”

“艾老师，你对这本书怎么看呢？”国瑞似乎也有考考的意思。

“这看从哪方面说了？”艾阳说：“与目前写官场的书相比，恐怕它是最真实的一本，可如果与真正的官场相比，真实度仍然不够，即使没相差十万八千里，也有几万里吧。”

“真难办呵。”国瑞感叹说。

“什么难办？”艾阳问。

“你们作家呀。写得不真实不行，真实了也不行，上头和下头不知该照顾谁。”国瑞说。

“正因为这样不少作家就谁也不照顾了，只照顾一样。”

“啥？”

“钱。”艾阳说。

国瑞听着，很感动。他没料到艾作家能对自己这么掏心窝子说话，而自己是没有资格与他这样身份的人对话的。他受宠若惊，决定立刻将记录的材料送给这位作家老乡。他说：“艾老师我知道你们当作家的事情多，不一定有时间到下面跑，我把平时听到的一些事记了记，你看看能不能用到作品中去。”说毕从口袋掏出递给艾阳。

艾阳怔了一下，这是他没料到的，不过他挺感动，说声“谢谢你”就接了。随即看起来：

福人无福

某邹姓乞丐在街上乞讨，整整一天无人施舍，正要离开时有一男性公民丢给了他两元钱，他见该施主面有福相，心想何不借福一用，便将这两元钱买了一彩券。竟然中了大奖，获奖金数百万之巨。一下子由乞丐变成暴发户。这位新暴发户吃水不忘打井人，决定找到施主分出一半奖金给他。他来到原先行乞的地方等候施主的出现，一直等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等到了那位福相施主，他高兴之极，连忙上前呼叫，不料那施主朝他大吼一声：今儿个我心情不好，少招惹我！他吓了一跳，刚想解释只见那施主大步开溜，消失在人群中。他怔了半晌后恍然大悟：原来福人是我不是他。

奇事不奇

福建有一对夫妻生了一个男孩，刚生下来就会说话，说的是：给钱给钱。家人觉得十分希罕，果真往他手里塞了一张百元大票。他攥着钱身体不断生长，竟一下子长到七八岁孩子大小，又喊：给钱给钱。家人又塞给他一张。他攥着又继续长个，眨眼功夫长成个十七八岁小伙，又喊给钱给钱。家人不敢给了，他就自己从抽屉里拿钱。这时就见他下巴生出了胡子，一会儿功夫胡子长得老长，又一会儿功夫胡子变白了，脸上也生出皱纹，成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儿。到这般天地他还不住口地喊给钱给钱，可家里的钱都叫他拿光了，他就把他妈手上的金戒指撸下来。哈哈一笑就一头栽地死了。也有人说这奇事不奇，人一辈子有多大的财运是有数的，早够数早死，晚够数晚死。所以那小孩子拿够了钱数就上西天了。

艾阳不由抿嘴笑笑，他觉得国瑞记的这些东西太荒诞、太离谱，也不伦不类，对写作没什么用处，于是就不再细看，一路浏览下去，也无非是些老鼠抓猫，老鳖成精之类的奇观趣闻。可看到最后一则他被吸引住了，他问国瑞：“这个由集资引发的自杀杀人案件真的发生过吗？”

国瑞说：“发生过，是我老姨村里的事，那个自杀杀人的人我还认识呢。是真的，肯定是真的。”

艾阳点点头。

国瑞问：“艾老师我记的这些材料对你还有些用处吧？”

“多接触一些信息总是有益的。”艾阳说，“最后那个案件很让人震撼，也发人深思，这个案件可以写一篇小说，你能再详细讲一讲吗？”

国瑞很高兴地把案件的来龙去脉讲给艾阳听。

电话响了。艾阳去书房接时国瑞看了看表，九点半多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得走了，再不走就不识趣了，抓紧时间问问官司的事就走。

书房的门没关，艾阳讲话的声音很大，不论国瑞想不想听都往他耳朵里灌。很快他注意听起来，因为说的恰是官司方面的事，当然耳机里的话他听不见，单是艾阳的话就得听一半猜一半才成。“……在北京二中院起诉……案子结了已有半年了……我败诉……输在哪儿？输在咱有理上，有理就觉得不用走关系，等着法院判……媒体没报。为什么不报？你们搞新闻的不是都会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打官司是有理输了不是新闻，有理赢了才是新闻……好了，用不着你安慰，有空再聊，家里有客人……女客。老婆跑了，来个女客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挂了。”

国瑞并不知道艾阳打官司的事，媒体炒来炒去的时候他还没进城。等艾阳在沙发上坐下，他忍不住问道：“艾老师也遇上官司了？”

艾阳苦笑笑，说：“可不，官司一个接一个。”

“什么结果。”

“全输了。”

国瑞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犹豫着，他想自己是为蔡毅江的官司而来的，可艾作家自己的官司都打不赢，再提出让他帮助打官司，这就有些强人所难了，而且也没有意义。这么想国瑞便把本来要说的话咽回肚里，起身告辞。

　·6·

　尤凤伟作品

中部

一

从官司起诉到宣判前后不到一个月，法院判决蔡毅江败诉。蔡毅江没有上诉，丢下句：操他妈，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尔后便和寇兰离开了，不知到了哪里。官司也涉及到国瑞、小解和王玉城，天成公司终止了与他们的劳动合同，于是他们分手了，各奔西东。

合租的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平房如今只剩下国瑞一人。一派树倒（官司输）猢狲散的景象，国瑞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被一阵大风吹到了天尽头。不过一个人倒能静下心来想一些事情，而国瑞眼下要想的事情也确实很多：刚刚输掉的官司，以后怎么办？和陶凤的关系……等等等等。

官司真的让他难以忘怀，他怎么也没想到会落到这么一种结果。宣判那一刻他在场，肃穆的法庭，正襟危坐的法官以及义正词严的宣判词，这所有显示着威严与公正的直观愣给他这么一种印象：官司赢了。而当法官念到最后一句：原告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懵了，直到看见黄天河的律师上前与法官握手，他才明白官司的的确确输了。他不由向自己询问：这世界是咋啦？咋连一点天理都没有了。而在他能够清醒面对现实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包括当事人蔡毅江）在整个官司过程中其实一直是不清醒的，用城里人的说法是傻冒一个。眼见得一桩桩怪事出现：司机老陈撤回了原先写的证明材料；医院里找不到蔡毅江的病历；蔡毅江的律师说无法与医院交涉；法院以谁主张谁举证为由不去医院取证……这些怪事已经呈现出一种事态：各方各面（也包括蔡的律师）已经组成了一个联合阵线，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昧心钱走到一起来了。黄天河赢得这场官司就像用一个团的兵力去取一个人的首级，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官司的失败使国瑞耿耿于怀。

再就是下一步何去何从，回乡不在考虑中。对于这一点哥哥国祥有不同意见。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不要太勉强，混不下去就回家。他知道哥哥是真心关心他，自从父母去世，哥哥便承担起家长的责任，事事处处照顾着自己，生怕出岔。特别是自己进城以后，哥哥更对他放心不下，说来说去就回到了根本：混不下去回家。但哥哥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混不下去回家又怎样呢？又有什么前途？还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好歹留在城里，没准哪一天就会得到机遇。那天去逛超市，一个算命的老头喊他老板，可他站下了，本不想算命也站下了，更可笑的是他还红着脸向算命老头承认自己不是老板。算命老头说他知道他还不是老板，但不久的将来会当上老板。还说这次他不收钱，让他当了老板后来这儿给他送钱。他把算命老头的吉言暗暗记在心里。想真有那么一天当上老板，他一定来找他，给他送钱。在国瑞的意识里有一点是很坚定：他进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而是伺机发展。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对丢了眼下的工作并不当回事。他本就想离开，况且陶凤也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急于再找事做，他想留点时间归整归整思路，看能不能找到一条发展的捷径。他不赞成小解和王玉城的急功近利，一天挣不到钱就惶惶不可终日，一趟一趟跑职介所，孬好给个活就干。小解去了一家“小肥羊”餐饮连锁店，干杀羊的活。他就不想想靠杀羊能杀出一条血路来么？王玉城到郊区一家养鸡场，养鸡何苦跑到城里来？他劝过他俩不要太匆忙，慢慢找个合适的工作做。可他俩心虚气短，终于走了。临走丢下句国哥别忘了广场三结义呵。说的和听的脸上都挂着笑，可心里都酸酸的。那一刻国瑞也入心地想以后若自己好了一定要帮助他俩。说起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腰缠万贯不肯帮人，而有的人未见富豪念想着帮人，尽管并不能由此断定一个人品性的善恶，却也能看出人的大气不大气来。国瑞是大气的。

国瑞想的最多最苦的还是陶凤，不是丢了工作才这样。在和陶凤的关系上，国瑞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一方面他怕失去陶凤，而另方面为防止失去又处心积虑地“计算”着陶凤。这种“计算”从根本上说与性欲无关，只为一“锤”定乾坤，让陶凤成为“他的人”，为最终结为夫妻铺平道路。尽管这有些不择手段，但就目的而言也算是用心良苦的，大体说得过去。不是说爱情都是自私的吗？允许别人自私也得允许国瑞呵。再回到那句谑言：领袖是人国瑞同样也是人，即使有些不当也属枝节问题，问题是怎样为陶凤评判是非。这么说吧，无论是从观念还是其他方面出发，陶凤对国瑞的拒绝无可厚非，爱也不能成为非委身不可的理由，是爱则更应遵循顺其自然与两厢情愿。这道理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正确的只是生活本身。生活无常，对于如浮萍般在都市漂泊谋生的他们而言，生活的变数高深莫测。司机老陈的一个急刹车不就改变了一切？改变是那么猝不及防。谁又能料到国瑞以后会遇到些什么？换句话说，陶凤今天坚守的立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瑞以至他们二人今后的命运？也许只有天知地知。而此时此刻，国瑞对陶凤的爱与追求一如既往。在想了许多之后决定立刻去见陶凤。

陶凤已经离开了乡巴佬饭庄，去了另一家饭店。这个国瑞是知道的，他去找过她。只是每次去的程序已约定俗成：先给陶凤打个电话，如蒙恩准，约莫她快下班时赶过去，不进饭店，等在附近，陶凤下了班再找过去，只因时间已晚，说不上几句话就得分手。乡巴佬近处有一个小公园，相会时国瑞能对陶凤有限的亲热。新地点没有这个条件，因此国瑞耿耿于怀。

打电话还是去发廊，里面的小姐还是发哥发哥地喊。靓妹小周不在了，问了下才知道前不久出了一桩事：一个嫖客敲诈她，叫她拿出三万块钱，不给就把她当婊子的事告诉她家里。当嫖客已够下流，再处心积虑干缺德事，就是个货真价实的下流坯。没办法小周只能开溜。据说现在还干老本行，没丢饭碗，用小侯的话说是世上还有男人在，有男人这一行就是铁饭碗。

电话有人用，国瑞只能站在门口等。“理论家”小侯忙里偷闲地冲他招下手，说：“发哥坐下等吧。”

国瑞说：“不用坐。”

小侯说：“干了一天活，坐下歇歇脚。”

国瑞说：“没干活。”

小侯问：“休班？”

国瑞说：“辞退了。”

听国瑞这么说，在店面上的几个洗头妹一齐朝他看。

“发哥，找到新活了吗？”一个胖乎乎的女孩问。

国瑞摇摇头。

“发哥，来我们这儿吧，”小侯说，“你要是同意，我去跟老板说。”

“我来能干啥？”

“啥不能干？理发，洗头……”

“我不会。”

“我教你。”小侯说，“学成了手就不愁了。女客都希望男的做。”

国瑞想起小侯关于铁饭碗的话，自嘲道：“学成了手，只要世上有女人在，我也能抱上个铁饭碗啦。”

都给逗笑了。

“发哥真有趣，你来吧，不用你干活。”胖女孩说。

“不干活做什么？”国瑞问。

“光给俺们说笑话。”胖女孩说。

“说笑话谁给我开工资？”国瑞问。

“大伙呗，大伙给你凑。”胖女孩说。

“你来吧，来了把这芳芳发廊改成发仔发屋，生意一定会红火。”小侯说。

发仔发屋？国瑞的心动了一下。这时电话倒出来了。

电话通了，里面嘈杂得很，听不出接电话的是男是女。他大声喊找陶凤，对方也大声喊陶凤不在。他问去哪儿了？对方就说叫一个男的带走了。国瑞怔了一下，刚要再问，电话挂了。国瑞再拨就是忙音。还拨照旧忙音，国瑞撂了电话，急急匆匆地奔出发廊。

“发哥，还没给钱呢？”

“先该着！”

国瑞匆匆忙忙跳上一辆公交车。

陶凤打工的饭店在市中心一条繁华街，原本交通很方便，几条公交线从这里过。后来改成了步行街，车辆绕行。下了车国瑞一路小跑，与悠闲逛街的人恰成对比，不少人向他投去警惕的目光，是不是个行窃后逃窜的小偷？幸好没碰上见义勇为的人，顺利到达。

不顺利发生在店里。晚上七八点钟生意正隆，服务员像没头的苍蝇在饭桌周围乱窜，谁也顾不上谁，搭不上话，搭上了也讲不了几句。国瑞不屈不挠，见人就问，一个也不放过，包括领班。七拼八凑倒也凑出个情况：下午五点多钟，一个农村青年来找陶凤，说是陶凤的乡亲。见面后两人就出了店门，在街上说了一会儿话，接着陶凤就回店请假，后来就一块走了……

那人是谁？真是陶凤的乡亲？来找陶凤干什么？他们到哪儿去了？疑惑间国瑞猛然想起芳芳发廊被敲诈的小周，兀地惶恐起来，把事情整个往坏处想，担心陶凤遭人暗算。他想必须赶紧找到陶凤，一刻也不能耽误。

首先想到陶凤的表姨，她是陶凤在这座城市惟一的乡亲，或许她能知道些情况。陶凤住她家时他打过电话，电话号码还记得，国瑞就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陶凤的表姨，他自报家门，对上了号他就问陶凤去没去那儿。对方说没去。他又问有没有老家的人去？表姨说没有。糟糕！他叫了声。

国瑞又想到国通。但很快又予以否定。国通与陶凤不搭界，问不出结果。

国瑞再想，就想不起什么人了，没人可找了。什么叫大海里捞针？这就是。城市大得叫人没一点办法。在村里当街喊一嗓子，家家户户都听得见。城市干嘛要造这么大，人掉进去连影儿也见不着。

倒是另辟蹊径，令国瑞见到一线希望，他想起“乡亲”之外的一个人——吴姐。吴姐是个四通八达的人物，上次就是她找到了被派出所拘留的小寇。对，找吴姐，让她帮忙。

他找到电话，给吴姐挂手机。

一开口吴姐便听出了他。挺快活地问：是你呀，在哪儿呀。他说了地点。不等吴姐再说，他就迫不及待地讲了自己的所求。吴姐听了格格笑，说丢了女孩子就找我，当我是收容所呐。他说求吴姐帮忙。吴姐不笑了，说眼下她有应酬，离不开，叫他过一个钟头再给她挂电话。

他回到饭店门口，这样陶凤回来看得见。

找陶凤的确是她的乡亲，与她同村同姓不同族，叫陶东。只因陶姓两族在早年结了仇，后代人之间的关系疏远。陶东不知怎么打听到陶凤的地址，见了陶凤头一句话就说他爹当选了村主任，他进城是替村里办一件事。又说她家里托他带了东西来，因担心找不着，东西放在宾馆里，让陶凤跟他到宾馆取。

宾馆离饭店不远，陶凤看见还有两个本村人坐在大堂沙发上，都是陶东的叔伯兄弟，一个叫陶本强，一个叫陶有了。见了陶凤站起来打招呼，说已在餐厅定了座，先吃饭。陶凤推辞说店里工作忙，拿了东西就回去。陶东说好长时间没见了，趁吃饭的工夫说说话。陶本强和陶有了也附和陶东一再地留，拗不过陶凤只好留下了。

正要往餐厅走时陶凤听见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十足的舞台腔。是与服务小姐交涉钟点房打折的额度。陶凤投眼看去，差点叫出声来，柴达夫，清泉茶吧的经理柴达夫。西装革履的，身旁站着个女孩子。陶凤心里也就明白了，柴又物色到一个人选要把她送进影视圈。冤家路窄，陶凤正想抽身，柴达夫却转过头，看见了她，也认出了，叫了声陶小姐，伸出手向陶凤走过来，握住了又摇个不停，说：陶小姐好久不见了，还在乡巴佬饭庄吗？这时柴达夫扬手把那个女孩子唤过来，介绍说这是陶小姐这是杨小姐，介绍完又拿出名片向陶凤递过去。陶凤说你给过。柴达夫说新印的，旧的作废了。陶凤只得接了。正这时陶东他们在前面喊她。柴达夫抬眼看看问：是一起的？陶凤说是老乡。柴达夫礼貌地扬手打招呼，说句陶小姐得空到敝吧喝茶哟。

点了不少好菜，酒也是高档的。陶氏三兄弟吆二喝三地喝。喝酒的场面陶凤见得多，那些套路她也很熟知。正像有人用时兴的歌手大奖赛来说明现在盛行的上行下效，给选手打分，北京是去个最高分再去个最低分。下面小县城也是去个最高分再去个最低分。大小饭局也同样像从同一个吃喝学习班学出来的：按身份入坐，吹吹拍拍。劝酒词、黄段子、卡拉OK一样也不能少。这不连这个小村官的儿子与小弟兄喝酒也鹦鹉学舌，依着葫芦画瓢。陶凤心里烦烦的，闭着眼可还是不住往耳朵眼里灌：

东哥敬你了，大伯掌了咱村的大权，祝大伯身体健康，祝东哥心想事成，先喝为敬，我干了。

东哥我也敬你一杯，大伯当选是泊子村人民政治生活的一桩大事，意义十分深远，可喜可贺，祝大伯永远掌权，祝东哥福星高照……先喝为敬，我干了。

本强、有了，这次我爹当选，你俩也是劳苦功高。这个我和我爹都心中有数，我不多说了，一切都在酒里。

对对，一切都在酒里。

对对，一切都在酒里。

先喝为敬，干！

先喝为敬，干！

东哥海量，满上满上满上！

东哥海量，满上满上满上！

先喝为敬，干！

先喝为敬，干！

东哥海量，满上满上满上！

东哥海量，满上满上满上！

先喝为敬，干！

先喝为敬，干！

满上满上满上！

满上满上满上！

干！

干！

干！

满上满上满上满上满上满上干干干干干干……到后来陶凤听见这两个字。脑瓜子里像炸雷。

陶家二兄弟真的没说错，陶东确是海量的，十几杯白酒下肚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且思路清醒，驾轻就熟引领着酒局进入新阶段。

“前天我和我爹去镇上，都书记和常镇长在宏顺楼请客，一盘鲍鱼端上桌，常镇长看着笑笑说：看见这玩意想起一个小段子，说的是经理和女秘书。一天女秘书穿着一双锃亮的新皮鞋走进经理办公室，经理往她的皮鞋上瞅了一眼，嘀咕一句：蓝裤衩。女秘书吃了一惊，心想隔着裙子他怎么知道我穿的蓝裤衩？瞎掰吧。第二天，她进到经理办公室，经理瞅瞅她的皮鞋嘀咕句：黄裤衩。女秘书这下更惊了，心想怎么又叫他蒙对了。没准有特异功能吧？为了证实这一点，第三天她没穿内裤上了班，她一步一步走进经理办公室，心里说有本事你再猜。经理往她皮鞋上看了看，惊呼道：不好，你的皮鞋裂口啦！”

按常规甩了包袱听的人应该捧腹笑，可没人笑。陶有了直瞪着眼问：“城里的女人上班穿破鞋？”陶东悻悻地说：“连这也听不明白，够笨的。”

“明白了。”

“明白了。”

他是明白了，明白黄段子不仅讲的要有水平，听的也得有水平，否则是对牛弹琴。

又要卡拉OK。

二兄弟一下子来了精神，一齐起哄：东哥和陶凤唱那个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要回去了！”陶凤站起身，向外走去，陶东见陶凤态度坚决遂朝二兄弟使个眼色，自己追上陶凤，说带她到房间拿东西。

客房在八层。进了房间陶东指指沙发说：“陶凤你坐下，有件事情要对你讲一讲。”

陶凤不知他要讲什么，坐下了。

“我媳妇被陶龙强奸了。”陶东说。

陶凤惊得目瞪口呆，陶龙是她哥，哥强奸了陶东的媳妇？她再看陶东，觉得不像，陶东的样子很平淡，像说别人媳妇被强奸了。

“不可能。”陶凤摇摇头，“我哥不会干这种事。”

“他干了。”

“有证据吗？”

“有！”陶东从口袋掏出一张纸，说：“他自己都供认不讳了！”

陶凤急急地看起来。纸上写着：

我承认和李红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

陶龙立据，98年11月16日。

陶凤的眼光像粘在纸面上。

“不是我诬陷吧？”陶东说。

“怎么发生的？”陶凤还没抬起头。

“事情发生在11月5日晚上八点许，”陶东点上一支烟吸着，口气依然像叙说别人的事。陶凤听出的原委是：

11月5日是村里民主选举村长的头一天，在陶东说的“晚上八点许”，他媳妇李红为拉选票去到陶凤家，陶凤的爹已经睡觉了，陶凤的哥在自己屋里看电视。李红问陶龙想没想好明天投谁的票？陶龙说不用想，谁当选都一样。李红就掏出一张百元票放在桌子上，说小意思。陶龙说他不要钱，李红问他要啥，他说要她，于是就把李红强奸了。关键是他奸污了李红，还没去投陶东爹的票，第二天甩着大鞋去赶集。

“案情就是这样的。”陶东说。

陶凤没回应，她脑子里很乱，“案情”形成一幅幅画面在她眼前不断闪现，刺着她的心。同时她又反复推敲着：“案情”是从陶东嘴里说出来的，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疑点是明显的：一个女人就那么容易叫人强奸了？可她也不认为一切是陶东凭空捏造出来的，哪个男的也不会凭空往自己老婆身上泼脏水，说叫人强奸了，这不大可能。看来哥哥与李红有染是抹不掉的，他自己都承认了嘛。官司是惹下了，“苦主”又是刚上台的村长家，哥哥真有麻烦了。她很生哥哥的气，岂止生气，是恼火，是恨。尽管他是自己的亲哥哥，也不能原谅他干出这等不光彩事，多丢人呐，自己丢人，家里也跟着丢人。咳！

“陶凤你喝茶。”陶东将陶凤从遐想中唤回。“这是八百一斤的特级乌龙，好喝得很哩。”

陶凤抬头看了看陶东，陶东的神情仍然是那么平和，甚至带有一丝柔情，在村时尽管交往不多，可她对陶东印象不坏，觉得他还算本分。眼下呢，人家的态度好好的她挺感激，也从心里觉得对不住。

她说：“陶东哥，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喝茶。”

她喝了口茶，像任务，茶好苦，苦到舌头根儿。

“李红……她现在……怎样了？”她问。

“我们离婚了。”

“离婚了？！”陶凤吃惊地看着陶东，“就，就为这事？”

“这还不够？”

陶凤是知道的，在乡下一方出了作风方面的事，另方十有八九要提出离婚。不离怕被人家戳脊梁骨。咳，哥真是作了孽呀。害得人家破人亡。

“陶东哥，不能原谅原谅么？”陶凤小心翼翼地问。

“原谅谁？李红还是你哥？”陶东问。

“李红……”

“原谅她给我戴了顶绿帽子？”

“她为拉选票……”

“选票没拉到，叫人白干了。”

陶凤哑了口。

“陶凤喝茶呀。”陶东继续让她喝茶。

陶凤就喝茶，她心里很没底。陶东对李红的态度是坚决的，那么对她哥陶龙呢？他想咋样哩？

“陶东哥，我哥……”

“别说你哥。”陶东打断说，“我这次来是找你。”

“找我？”

“和你商量咋样了断这件事。”陶东说着又点上一支烟。

陶凤的心揪紧了，她猜不透表面上不动声色的陶东心里存的啥念头。

“从古至今是一样的，不是公了就是私了。”陶东说。

“公了怎？私了怎？”陶凤问。

“公了去法院。私了咱们两家把事找齐了。”

“赔款？”

“不要钱。”陶东说，“你哥不要钱，我也不要钱。”

“那……咋办？”

“这么办：你哥睡了我家的人，我也得睡你家的人。”

“啊！”陶凤一下子从沙发上弹起，眼直直地瞪着陶东。

陶东把半截烟摁死，站起身来，说：“这事我问了别人，都说这样公平合理。就这样吧，再说我也喜欢你，要不是同姓人，我就娶了你。”

陶东走到门口把门锁从里面摁死。

　·7·

　尤凤伟作品

中部

二

一个小时里国瑞看了不止上百次表，觉得表针像粘在表盘上，他自己也像粘在马路上。这就招人眼。

换汇吗？

买碟吗？那种的。

大哥玩玩吧？不贵的。

……

哼，找错主顾了。国瑞忿忿地想。有言曰买卖不成仁义在，他却是买卖不成火气在。难怪哩，眼下他是房子起火等云彩，哪里会有好心情？见人烦，见人恨。有个小姐挣钱心切，不依不饶地缠磨着：大哥俺没钱了，玩玩吧玩玩吧。他没好气地吆喝：俺也没钱了，好不好你玩玩我？小姐明白没指望，边撤边嘟囔：不玩就算了，干嘛呀。国瑞后悔，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外面混全都不容易，自己咋说出这么操蛋的话来。

到了一小时，国瑞像取消禁令似地赶紧拨电话。开始拨不通，就重拨。记不得拨了多少次终于拨通了。吴姐说已经打听到陶凤的下落了，叫他到附近的三十七路车站等，她打车过来接了他再去救陶凤。国瑞揪紧的心松开了，想同样是找人，他是大海里捞针，吴姐是囊中取物。人和人真的不一样。吴姐了不起，就像一首歌唱的：什么事都难不倒。

很快车到了，像长眼似的停在他的身前。上车后吴姐吩咐司机去广台路派出所，闻听国瑞刚松开的心又再次揪紧了。他问吴姐陶凤出了什么事？吴姐说现在不清楚。见他惶惶的样子又安慰说：那里的程所长是她的老熟人，分局也有熟人，没问题，别担心。

在派出所门口下了车，吴姐叫他在外面等，自己先进去。没过多久又出来了，说程所长不在班上，电话又找不到。国瑞急急问：陶凤在不在？她说刚刚被送走。国瑞问送哪儿？吴姐说拘留所。国瑞吓坏了，迸着哭声问她咋啦她咋啦？！吴姐没好气地说你问我我问谁？一个男爷们遇点事咋这般没抻头？国瑞认错地点点头，说吴姐咋办哩咋办哩。吴姐说这一套我清楚，无论如何今晚得把人弄出来，否则生米做成熟饭就麻烦大了。他娘的也真邪了，认识的人一个也找不到，不认识的人啥事也不会给你办。国瑞急急问：那咋办呢？吴姐说除了找人疏通没别的办法，找不着程所长只好直接找分局的人了，说着拨起电话。这当儿国瑞的心像悬在嗓子眼里。通了，接着讲起话来。国瑞听不见吴姐的关系人说什么，从吴姐的话中听出人家愿帮忙，他悬着的心沉落下来。吴姐合了手机，说行了。国瑞用万分感激的眼光看着吴姐，他觉得吴姐被路灯照耀着的脸美丽极了，就像画里的观世音菩萨。候了会儿，吴姐说估计电话打过来了，咱们进去吧。说着重新走进派出所的门，国瑞跟在她后面。

进了门国瑞见屋里有两个男警察在看电视，见他们进来其中一人将音量调小，站起来看着吴姐又看看国瑞说这事我们有数了，坐下吧。吴姐和国瑞坐了。另一个坐着没起身的警察问那小姐是你们的什么人？吴姐说她不是小姐，又指指国瑞说是他的未婚妻。那警察认真看了国瑞一眼，说把人看住才行呵。国瑞张张嘴没放出音来。

问了方知，二民警一个姓张一个姓牛，张同志介绍案情说：

大约在八点多钟接到大金龙宾馆保安部的电话，说听到一个房间乱喊乱叫，怕出事就让服务员打开门，见两个男女正滚在一起。他们初步分析一不是夫妻，二不是强奸，是嫖妓，从外面把小姐带到宾馆里嫖，不知哪个环节没谈好打起来了。大金龙的人问怎么处置。现在宾馆都很鬼的，遇上这样的事大多不报案，一是怕出事担责任，再就是送派出所罚金他们就拿不到。我们就叫他们把人送来。

我们分析了一下，同意大金龙保安人员的看法，不大可能是强奸。这年头确实用不着强奸人，何况在宾馆里。最后认定是嫖妓，就按这项处理的。

吴姐问怎么处理的？张同志说按治安处罚条例嫖客罚款走人，妓女教养。又说你们怎么才来，早来就能把人留住。吴姐问你们把她送哪个拘留所？牛同志说小黑山。吴姐问从这里到小黑山要多长时间。牛同志说大约一个小时吧。吴姐又问几点从这里走的。牛同志看看表说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吧。吴姐说有可能还没到，赶快给汽车上的民警打个电话，让他们把车开回来。张、牛二人对视一下眼光，随后点点头。张同志便拨起电话。电话通了，张同志问对方现在在哪儿，听了会儿捂住话筒，看着在场的人，说还没到，马上就到。张同志移开捂话筒的手，说有新情况，你们回来吧回来吧……别问了，什么情况回来就知道了，就这样。说完挂了电话。国瑞激动得不知所措，站起来与张、牛二同志握手，连声说谢谢。他眼里闪着泪花。

当晚吴姐把陶凤带到了自己的家。

可事情没有完结。第二天陶凤上班，远远看见陶家三兄弟站在店外面。她转身跳到一个广告牌后面，又跳进一条街口，撒着欢儿奔跑。这个过程她魂飞魄散，一味地逃、逃，直到跌倒……

是疼痛令她的灵魂归体，她记起来刚才自己为什么逃，同时也清楚自己安全了，陶家三兄弟找不到她了。她爬起来，坐在把自己绊倒的马路牙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面喘一面往四下观望。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很陌生，是自己没有来过的地方。不知怎么，她忽然觉得害怕，怕得厉害。要知道她从小胆子就壮，连夜路都敢走。而现在呢，清平世界正如她和国瑞在演出队常唱的那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且不仅明朗，还艳日高照（连对面那家饭店的名字都叫“太阳升”）。说起来真不应该害怕，可她害怕，情不自禁地恐惧，这时她想到了国瑞。

她要见到国瑞，马上。

与国瑞的联系她一直是被动的，都是国瑞“屁颠”找她，她很少找国瑞。进城几个月了连国瑞的住处也没去过。在她的意识里谈恋爱就应该男的主动。国瑞把小解的呼机号给了她，她仅用过一两回。也真是不知哪块云彩下雨，这个呼机号成了与国瑞联系的惟一途径。她从马路牙子上起身，左顾右盼地沿街走，最后停在一个挂有公话牌子的小铺前。

呼机号码装在脑子里，要儿吃（127）——勿吃粑粑要吃屎（5788174），是国瑞怕她记不住，如此这般教她，当时听了好一通笑，倒记牢了。她拨了号码，没回音，再拨，还是没回音。她的心又一次揪紧，改号码了吗？要这样她和国瑞之间惟一的联系就中断了，就一点办法没有了。

也幸亏她没走（也没地方可去），电话铃响起来，是小解。她说了自己是谁又说让国瑞听电话。小解说他找不到国瑞。她问你们不是在一块干活吗？小解这才明白国瑞没把辞退的事告诉她，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了，又把国瑞的住处地址告诉了她。

找国瑞的住处也是千难万难的。一是她对城市地理不熟，二是的确难找，那地场是个尚未改造的棚户区，老住户大都搬走了，现在住的大部分是民工。窄路趴趴房挤在一起像个蜘蛛网。应该说陶凤的本领不小，居然找到了，可是国瑞不在，铁将军把门，陶凤别无他法，只有守株待兔——等。

国瑞近在咫尺，在芳芳发廊。国瑞经常到芳芳发廊，去的目的只有一个：打电话。而今番一改初衷，不是打电话，而是来跟小侯学艺。他对小侯说近来一直没找到工作，又不想浪费时间，就来跟她学两手。听他这么说小姐们齐声欢呼。那时小侯正在给一位女客做头，便让“发哥”在旁边观摩，以师傅自居。小侯也自是小瞧她的“发哥”了，她不知道“发哥”今番来并非是要做发廊先生，而是为当发屋老板做准备。许多事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那天小侯说让他来发廊然后将芳芳发廊更名为发仔发屋，当时他没吱声，心却动了一下，他觉得小侯这个想法很不错，如能做成，会得到女性顾客的青睐。大陆女性很是崇拜港台及海外男星，据说当年费翔大唱“冬天里的一把火”时，很多癫狂的女歌迷扬言为得其一夜风流宁做扑火之飞蛾。费翔远去，发仔走来，追星女族亦弃旧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