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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还没有想出妥善的解决办法,县人大的几个老同志又来找他,询问市容美化包装工程是怎么回事?县政府怎么跟广告公司合伙做生意,到各单位强收强卖?老同志不太讲客气,说的话有些难听。
有的还郑重地掏出小本本,瞅着上面的记录说:广告也卖得忒贵,一米见方的护栏七千元,一米五见方的立柱一万元……跨街灯箱八万。都用的什么材料,不就是铝合金架子加上两块玻璃,要这么多的钱,忒黑!
有的仿佛暗示着什么,问尤卫红:听说是以你儿子的公司为主?
还有的问:县政府到底能得多少好处?
有的干脆直言:下面各单位怨声载道,纷纷跑到县人大告状,说尤县长应该晓得我们的难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出,还叫买广告,我们又不做生意,又不推销产品,要做什么广告?这不是明明变着法子搞摊派,逼我们出钱!
尤卫红耐心地听完老同志的意见,耐心地尽量详细地作了解答。“各位老领导,这里有些误会。我向你们保证:县政府绝对不跟任何商业、企业公司合伙做任何买卖,包括广告。我也保证,县政府绝对不利用广告搞摊派,逼迫下面单位出钱。县政府不沾一分钱的好处。我儿子是参加了这个工作,他是应晨光广告装饰公司的请约,帮助他们做一些协调工作。晨光公司承包这个工程,不是我一人的主观决定,是县委常委开会集体定下来的,主要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是博川人,想为家乡作些贡献,主动提出不要县里投资,先做工程,后收工程款。”
老同志尖锐地指出:实际尤立明已亲自披挂上阵收钱,直言这是县里的统一安排,据说收走的钱已经不少,有好几百万。老同志说:“尤县长,你替博川人民想想,博川多大的一块地方,整个县城只有十多万人口,他们一下就拿走了几百万,难道要挖地三尺,把博川掏尽抠干?一米一块护栏,两米一个立柱,一百米一座跨街灯箱,把整条路塞得满满的,这是美化?包装?连一点空间都没有。坦白地说:我瞅不出美化了什么?倒觉得堵得慌,想出口气好像都有些困难。”
另一位老同志说:“那个总经理为家乡作贡献,为什么这样急着要钱?为什么广告灯箱卖得这样贵?为什么采取分配的方法,不是自觉自愿?机关单位、企业商店要做,个体户、农村专业户也要做,人家有多大的资本,拿得出这么多的钱来做广告?这是为家乡作贡献?”
尤卫红大为震惊,觉得这里的问题十分严重。他当即表示感谢老同志的关怀,倾听群众的呼声,及时反映情况。他一定亲自过问了解,妥善处理。
老同志一走,尤卫红立即约见晨光公司总经理席晓星,并叫尤立明也参加。席晓星应召而至,尤立明却未到。尤卫红也不等他,便先询问席晓星的情况。
“尤县长太忙,我早就想给你汇报。”席晓星早有准备,拉开牛皮手包,拿出准备好的材料,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关于卖广告的作法,她说的跟老同志反映的不一样。她说,首先由县里开会动员,而后由各家自愿认购。有的人缺乏广告意识,她手下的人只是多做了一些耐心说服工作,并无摊派、强卖现象。关于收款,她谈了三种情况,一是积极支持美化包装工程的,交款也积极迅速。二是能认识美化包装的意义和必要性的,愿意交纳款项,只是手头暂时紧缺,还需等待一些时间。三是暂时思想没有转过弯来,对这项工程不理解、有抵触。
她希望尤卫红能亲自出面,召开一个专门会议,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她说:“广告意识在国外很强烈,人们争相竞做。我们国家广告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这主要是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像博川这样的县城,人们这种意识非常淡薄,所以有一定的难度,还得请尤县长大力支持。我们也了解,尤县长在群众当中威望很高,没有不佩服、不敬仰的。如果尤县长在百忙当中挤出一点时间过问这件事,我敢保证,中山路的广告灯箱也会很快销售一空。同时我也保证,一定在新的市人大会议召开前夕全部亮灯,让博川全部亮起来,以一副全新的漂亮面孔迎接省里的领导和来自各方面的宾朋,给世人一个惊喜,这也是县领导,当然主要是尤县长的政绩。”
尤卫红从她的话里已经明确地感觉到她在拉他,争取他的支持。
席晓星最后才谈广告价格。“尤县长,我们的广告价格比上海、北京的低得多。”
尤卫红打断了她的话,“我们不能跟北京、上海比。博川就是博川,小地方。”
席晓星说:“当然没有按照上海、北京的价格,那里像我们的一块护栏灯箱广告要两万,我们才七千,差得远去了。”她莞尔一笑,“可我们的材料、设计水平、质量都跟他们一样,画面内容健康充实,全国一流水平。我花的成本几乎跟销售的价格差不多,没提什么利润,没挣博川的钱。尤县长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把成本材料账本拿来,详细算给你看。”
又是成本、材料、质量!尤卫红立刻想到修路工程追加的预算,他们两家的说法,理由如出一辙。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工程承包者们惯使的手法?他们像高明的钓手,先抛出一个香饵,给你这种“优惠”、那种“便利”叫你上钩,一旦把你钩住钩牢,他便掏出利刃狠狠地进行宰割。他凝眸注视着席晓星,看表面她文雅秀气,年纪轻轻,应该说未到“老奸”,怎么也学会了这套生意场上的手法变成“巨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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