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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星,你这说法不对。半年多的时间,你完成了五百万元的工程,利润至少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甚至有可能达到三百万元。干一个工程,半年时间就能挣到这么多的钱,还说没有成效?我说你的成效是太大了。县里决定的那五条中有一条决定原来已经做完的广告价格不变,我认为,这是县里对你的尊重和爱护,同时也考虑到让你获利,挣到相当数量的钱。晓星,你应该想到这是县里对你的宽厚、优惠。按照你原来计划的两千万,那是多了一点,有些不符合实际,再怎么努力,你就是拿着手枪去逼迫人家也完不成。我说的虚不虚?如果这样你爸还不满意,硬要你拿回去两千万元,那你爸眼里只有钱,没有你这个女儿了!”
尤立明说的无疑都是事实。但他哪里知道,她要面对的不是亲生亲情的父亲,而是贪得无厌而又手段阴险的老板!
“立明,我也知道,尤县长是好人,你爸是好心,没有做绝,保护了已挣的利润,可是,可是……”她一肚子的苦水倒不出来,又哭了。
解放路的广告灯箱拆卸得七零八落,满街狼藉,中山路的广告灯箱没有安装一个。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已是11月中旬。12月1日博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博川市升市后的第一次人大会,省领导将亲临指导,各兄弟县市的代表也来庆贺。这是博川的喜事,博川的节日。
席晓星遁踪敛迹,不知去向。只有向前在照顾现场,工程进展很慢。
县领导几乎个个都忙得不亦乐乎,再也无暇顾及路边的广告灯箱。尤卫红更是比谁都忙,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
星期五地区政协主席冯大宣突然来到博川。他曾担任过博川县的县长,是尤卫红的前任。县政协的人忙于接待自不必说,邬林、尤卫红等主要领导,也不能不作礼节性的拜访。尤卫红当天来不及看望他,直到星期六下午,他才挤出时间到博川宾馆二楼的套房拜访他。
冯大宣首先祝贺他就要荣升市长,接着关心地询问升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特别提到博川的公路和市容包装两大问题。听完尤卫红的介绍,冯大宣严肃地说:“老尤,问题严重呀!公路至关重要,市容包装也至关重要。那一天省领导要来,地区和各兄弟县市的头头脑脑也会来,你还让他们挤在一条破破烂烂,没有修完的公路上?你还让博川黑不溜秋,一副‘旧社会’的面孔?这会让省领导怎么想,怎么评价你的政绩?这可是关键时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大意失荆州啊!”他在“失荆州”三字上特别加重分量,仿佛就在明白警告他:你不要大意丢了市长的头衔!接着他又极关心极亲切地拍着尤卫红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老尤,我劝你别死心眼儿,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嘛!这又不要你自己掏腰包,你抠得那么紧干什么?我盖这个宾馆,县里财政多紧张,好多人都害怕,不敢。我一句话:盖。怎么样?要不是我坚持拍板,博川恐怕现在还没有这么一座像样的宾馆。什么事干了就干了。钱可以压缩别的开支,从别的项目上挤出来,先装扮好脸面,过了这一关再说。”
“过了这一关再说?”尤卫红可以这样做,做完了还会好评如潮。压缩别的开支,抽出生产发展资金,挪用其他专项基金。他也可以这么做,并且不会遭到反对、指责。一两年之间,他往省里一调,屁股一拍走了。博川没有脱贫,没有小康,也怪罪不到他的头上,他仍然是人们心目中有魄力的好领导,然而责任感、理智、道德、良心都不容许他这么做。他不能不对党负责任,不能不对博川的百姓负责任。他不能丧失理智、道德,昧着良心,为了自己的荣升而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他认为,他的晋升是他多年的努力工作换取得来的,是上级党组织和同事们及群众对他业绩的认可。而不是什么人的恩赐,不是做几件表面功夫的事暂时博取人的欢心从而达到升级的目的。如果这样的话,他认为这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自己对自己的侮辱。那是投机分子干的事。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脚踏实地地工作,为什么要做出表面的政绩给人看,而忽视这政绩后面的巨大国家财产的流失?公路要修好,博川要美化。但绝不能以此为要挟,逼迫他就范,再多花国家的一两千万元的宝贵资金。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约见路桥公司的杨代齐和晨光公司的席晓星。
星期一,八点钟,刘康就把三楼小会议室整理好。尤卫红告诉刘康,别人来找一律挡驾,他要集中力量和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解决好两个工程问题。他等待的两人并没有来,来的却是任有财。他极为惊异,心里还暗暗埋怨刘康怎么没有把他挡住。
任有财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西服革履,非常热情地握住尤卫红的手:“老朋友,我们又会面了。”
尤卫红客套地应付了一句。任有财掏出大中华香烟,先敬一支给尤卫红,然后自己也叼上一根,靠在椅子上,架起二郎腿,悠闲地吐着烟卷。尤卫红只想快点打发他离开,便说:“你这次回博川是路过还是有什么事要办?”
任有财轻松地吐出一串烟圈:“县大老爷召见,我小民怎敢不来!”
尤卫红有些发蒙,睁大疑问的眼睛,只以为听错了他话里的意思。
“尤县长不是要见两家公司的负责人?我就是。我是他们的老板,他们都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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