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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生安排好妻子,便急忙奔公安局刑侦科,他没有见到儿子,问题远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乐观。
他的心开始下沉,觉得自己也快要支持不住了。
他被指定坐在桌的那一头,刑侦科科长朱登高坐在有窗的另一头,两人面面相对。朱登高的右侧坐着书记员,面前放着纸笔。王国生见了这个阵势,寒气就从脚底升起,渐渐全身都冰凉了。
朱登高表情严肃,眼睛锋利,那直射过来的光芒如同两把精密的电探头,仿佛要探穿对方的骨肉,窥测出他心灵深处的一切隐秘。王国生有点不敢直视他的眼光,微低着头。
“王国生,你儿子王子青纠集一伙青年砸坏别人的汽车,把人打伤,这不是一般的错误,性质特别严重,触犯了刑法,是犯罪。你作为他的父亲要充分认识这种严重性,这叫聚众闹事,合谋作案,属于团伙犯罪,是重点打击的对象。”他那电探头般的眼光直逼过来。王国生的头又赶紧低下去一点。“你考虑没考虑过,公安司法部门将会如何处理?”
王国生尽量收紧脑子,集中思想,努力弄明白朱登高每句话的意思。在他眼里,朱科长就是政府,就是法律。儿子是关是放,是判是教,全掌握在他手中。他听到“团伙犯罪”,心头一阵冰凉,结实地吓了一大跳。那几乎每年都来一次的“严打”,重点打击的就是团伙犯罪,首犯、主犯决不轻饶。可毙可不毙的,一定枪毙。单个犯罪也许判十八年,对于团伙首犯,非判二十年不可。
“朱科长,孩子一向老实……”
“老实?”朱登高迅速反驳道,“老实能纠集这么一大帮人,在大街上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打人毁车?你有这么大的胆子?我们哪个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这么干?还老实!那不老实就该拿着枪到处横行,称王称霸了?”
王国生被他的话堵得目瞪口呆。停了一会儿,他还是坚持说:“朱科长,孩子是老实,你要不相信,可到我们居委会了解。”
“哼!”朱登高大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望着书记员说,“到居委会了解?那些老太太瞅年轻小伙子,瞅谁谁都老实可爱。等出了事,杀了人,她们还不相信,说,这孩子平时可老实着哩!还以为公安局冤枉人,搞错了。能听她们说?那社会早乱套了。”
王国生对朱登高不相信居委会的说法有些反感。那些老太太是有些婆婆妈妈,可她们都在最基层,最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他在心里嘀咕,不能说出来,怕朱登高不乐意听。但他仍坚持说:“我孩子老实。这次是有原因:他认为那辆车肇事,那个人打了他娘,逃跑不承认。他生气,不服,找他报复,出一口气。没有这个原因,他是绝不敢这么干的。”
朱登高敲了一下桌子:“我们就是考虑有这个原因,否则就不会喊你来商量,把材料往检察院一送,该怎么判由他们和法院处理,就没我们的事了。”
王国生听出朱登高的话里有“商量”二字,心情由绝望的困顿转活出来,生出一点希望的火花。求天老爷开恩,放我儿子一条活路,放我王家一条活路啊!“朱科长,我瞅你就是大慈大悲的好人,体贴民情,关心群众的好干部。我考虑你会可怜我们的难处,念及孩子年小,不懂事,初次犯……事。”他没法说出“罪”字,觉得好拗口,憋了半天说个“事”字。朱登高瞅他一眼,没有表示反对。“求你修阴积德,行行好,网开一面,放我孩子一条生路,等于救我全家。他娘因他的事躺进医院,现在还没醒,死活不知。”他觉得很伤心,鼻子不由得发酸,眼睛发辣。可他立刻横硬一下心,挺住了没有让眼泪冒上来。他感到纳闷:几十年来,他基本忘了哭,忘了流泪。父母过世,玉娥他们哭得泪人儿似的,他却只是心里难受,流不出一滴眼泪。他甚至怀疑他没有泪腺,排生不出泪水。现在到了这般年纪,竟然有了泪水浸湿眼睛。
朱登高缓和地说:“我们充分考虑了你家的情况,了解你是个技术很过硬的老司机。话又说回来,你是你,你儿子是你儿子。你的成绩抵消不了你儿子的过错;正如你儿子的过错也不能牵连你,由你承担责任一样。他这次的过错太严重,影响太大,博川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严重事件。我们科里作了研究,报请局领导同意批准,两种处理意见,一是判刑,判几年,怎么判,那是法院量刑问题,我们管不着。一种是在我们这里作民事纠纷处理,不送检察院。可你们得赔偿人家的损失,砸坏的汽车得给人家修好,打伤的人得付人家的医疗费、误工费,人家上不了班,损失也由你们负责。还有精神损失费,人家受了惊吓,造成了痛苦……”
随着他这个费那个费的一一数点,王国生的神经跟着紧张起来,眼睛渐渐睁大,身子也往前倾倒,几乎都趴在桌面了。
“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国情民情问题。要是在国外,这一类的案件赔偿那可了不得,少则几十万美元,多则几百万美元。中国老百姓哪个赔得起!我们也没按受害人的要求办。我们考虑你是个普通工人,爱人也在住院,家里经济不宽裕,就按最低的标准计算,赔偿两万元。”
“多少?”王国生紧张地睁大两眼。
“两万元。”
王国生像遭了雷劈似的僵在那里,连眼睛也不会动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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