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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从经书话》姜德明 主编 胡从经 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

胡从经书话

主编 姜德明

胡从经 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

●序言

姜德明

去秋“现代书话丛书”问世后，引起爱书人的广泛兴趣，评家多有，有人更誉为“中国书话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信哉斯言！这是知者之见，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一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人员的一大鼓励。

目前，凡得到书话丛书的读者，以及评家、写家们关于书话的特点各有理解，侧重点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众说纷纭和各自的实践中，书话创作方能不断发展，日臻完美。我没有更新的看法，但愿在继续摸索中别有体味，并借鉴他人的长处。

从编辑这套丛书的开始，我便讲过作家一般是爱书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藏书或喜欢写书话，也可以说爱写书话的毕竟是少数。为此，我们选题中计划的人选极为有限。当然，像资深的书话作家曹聚仁、叶灵凤先生，当时由于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的原因而未能收入第一辑，这是很遗憾的。好在远见的出版家早就声明，一年后续出“现代书话丛书”第二辑。现在这一预想已经实现。曹、叶两家的书话不仅收入丛书，而且都是在海外亦未曾结集过的文章，这是曹雷、小思两位女士辛勤搜集的结果。曹雷为了搜集父亲的遗稿，甚至自费访港，这一行动令人感佩。这次除了尽量容纳前辈书话作家的作品外，为了反映近三十年来某些追随者热衷于写作书话的实际状况，亦吸收了晚辈三家，即胡从经、倪墨炎和笔者的作品。其中有新作，也有一部分从他们历年出版的书话集中选来。

写过书话的前辈和同辈作家，当然不限于两辑丛书中的这十几人，但因版权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尽收求全，如茅盾、叶圣陶、俞平伯等先生的序跋集，李一氓的《一氓题跋》，冯亦代的《书人书事》，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等都是书话著作。好在这些书出版时间较近，似乎在书市上不难见到。

借此，我想再介绍几位喜欢书话的作家。

老作家赵景深先生除了专门从事古典戏曲文学外，尤爱文坛掌故和书话。1946 年他在《上海文化》中以《书呆温梦录》为题，发表了一组现代文学书话。最初他对于新文学书籍颇为热心搜集，后来才转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研究。这次他写了《袖珍诗册》、《髭须》、《扬鞭集》、《鬼与人心》、《茵梦湖》、《狂飚社》、《徐志摩手迹》、《挂枝儿》、《诗经今译》等题，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是典型的书话文字。他在文后赘言：“晦庵的书话极富于情趣，有好几篇都是很好的絮语散文，意态闲逸潇洒，书话本身就是文艺作品。我因为喜爱它们，便每天从《文汇报》上剪下来保存。”

看来赵先生这组文章是拟晦庵书话而作，也是对唐弢书话最早的一位鼓吹者。他又说：“我感谢晦庵，他让我把十几年前的爱侣，重新唤归来，让我俩再温了一番旧情。”遗憾的是赵先生此后未能续温旧梦，再写书话。

散文家何为亦爱藏书和书话，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开辟了《书海摭拾》的专栏，写了很多书话。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陈翰伯，《夕拾》的编者是冯亦代。此外，何为还化名在《文艺春秋副刊》小型杂志上连载了几篇书话。这从他1982 年出版的散文集《小树与大地》下辑所收的旧作中可见端倪，如《新月诗选》、《西班牙的黎明》、《伦敦杂记》等即是。他承认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书话，记叙与抒情兼而有之。

又说：“我是《书话》的热心读者，同时又是《书话》散文的拙劣临摹者。”

不久以前，他在致笔者的信中还以未能续写书话为憾。

林辰先生于1948 年7 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鲁迅事迹考》，此书对我有计划地搜集鲁迅及新文学资料大有启示。他写的虽属考证文字，却无枯燥之感，其中如《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等应以书话视之。林先生收藏的新文学书刊颇丰，我常向他求教。

1945 年4 月，重庆中华书局出版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这是谈近代文学版本和作家的一部书话集，他是继阿英之后搜集晚清民初资料最为勤奋，创见亦多的一位书话作者和研究家。他的书话有的千余字，有的上万字。

篇幅过长的失去了书话的特点，怕是与引录原文过繁，又想面面俱到有关，是否妥当，可以研究。

建国后从事新文学史料研究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丁景唐先生。他关于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的研究论文，间或亦以书话的形式出之，绝大部分还是论文及资料长编。

已故瞿光熙先生，六十年代初在《新民晚报》上开辟了新文学书话的专栏，篇幅短小，一书一事，娓娓动人。1984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正是当年他在报上连载的作品，实为一部书话集。我看也是受了唐弢书话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写书话的队伍不断扩大，海外人士亦有参加，这是令人可喜的。书话本是冷漠无闻的事业，或被认为副刊上的补白文章，更不为出版界所重；如今一下子热了起来，但愿这刮起来的不是炒作之风。书话的写作要靠甘于寂寞的人埋头资料，默默耕耘，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虚夸。风光之后，最好顺其自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到头来还是要回到故纸堆中去有所寻觅有所发现，写点豆腐块似的补白文章。扬名与发财似与书话无关。

“现代书话丛书”的编辑工作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合作者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如有不周之处，希望谅解。敬盼读者不吝指正。

1997年6月于北京

●胡从经书话

第一辑大涛微沤

小引

在治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涉猎了数以千百计的书物杂志，以求在那破敝枯黄的书页中，竭力辨认新文学行进的轨迹。每当从中觅得或认取了某一先行者的足迹，为史籍所不载，为时人所鲜知，辄撮钞于纸以备忘，久之集腋成裘，亦颇可观；条分缕析而后，倒也可以从中隐约谛听到新文学在艰困中迈步的跫然足音。

我所撷取的不过是新文学大涛中的一朵浪花，抑或一粒水珠。然而哲人云：一滴水亦能反映太阳的光辉。希望读者能从本辑内有关新文学的吉光片羽中，认取她的或一面影。

新诗人的鸿爪先行者的足迹——《初期白话诗稿》

中国新文学运动自“五四”发轫以来，已经过去六十个春秋。在回顾这一段充满艰辛与磨难、搏击与奋斗的历程时，我们怎能忘却那些先行者们披荆斩棘的轨迹。

新诗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中战斗的一翼，给新文学带来了清新、蓬勃的生气。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选感想》中说：“新文学运动起于民六，新诗运动也起于这一年，民八到十二，诗风最盛。”朱氏在该书《导言》中具体地指出：“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这时是民国七年正月。”

北社所编的《新诗年选》（亚东图书馆1922年初版）中所载《1919年诗坛略记》也称：“最初登载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由此可见，“五四”前后发聋振聩的《新青年》杂志，也是新诗的发源地。

新青年社的同人刘半农，于1932 年岁末编选了一本《初期白话诗稿》，翌年春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影印出版。这册影印本保存了中国新诗运动开创期几位先行者的诗稿手迹，确实是弥足珍贵的。记得年轻时读阮无名（阿英）

所编《中国新文坛秘录》时，对这本脍炙人口的诗稿就有所闻，但以不得目睹为憾。最近终于在书海中觅得，欣喜地亲炙了这本渴慕已久的珍籍。

《初期白话诗稿》的开本廓大，方近径尺，堂皇矞丽，书品精美。书角包绫，线装一帙，分棉连纸与毛边纸两种版本。我所得者为白纸本，封面呈瓦蓝色，上粘泥金红纸书签，书“初期白话诗稿”六字。扉页系马衡题签，字体秀丽遒劲，下署“马衡题”，并钤有菱形朱文印章。马衡，字叔平，浙江鄞县人，是当时联袂执教于北京大学的著名马氏三兄弟之一，其兄弟马幼渔、马隅卿均系“五四”前后文化界的活跃分子。叔平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也是北京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会员，对考古学、金石学造诣颇深，擅长书法。

书前为刘半农用当年《新青年》专用稿纸手书的《目录》及《引言》，下署“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半农刘复书于平寓之含晖堂”。刘半农在《引言》中记述了保存这批诗稿的经过，追溯了新诗运动勃兴的始末，并且颇为感慨地议论道：“说到正式提倡要用白话作诗，却不得不大书特书：这是民国六年中的事。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同时我以为用白话诗十五周年纪念的名义来印行这一部稿子，也不失为一种藉口罢。”在谈到这些诗稿的意义时，他还幽默地譬喻道：“以鞋子里塞棉絮的假天足，和今日‘裙翻鸵鸟腿’的真天足相比，那算得了什么东西呢？然而假天足在足的解放史可以占到一个相当的位置，总还是事实。”所谓“假天足”云云，当然是一种谦词，实际上这些初期的白话诗在“足的解放史”——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它开拓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道路，开创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新生面，其影响和作用是不应亦不能磨灭的。

《初期白话诗稿》共辑存八位作者的白话诗二十六首，现照本抄录目录如下（部分注以我在《新青年》中查对的作品发表卷期与年月，查不出的只好暂付阙如）：

李大钊一首

山中即景（刊五卷三期，1918 年9 月15 日）

沈尹默九首

公园里的二月蓝（刊五卷一期，1918 年7 月15 日）

月（同上）

雪（刊四卷四期，1918 年4 月15 日）

除夕（刊四卷三期，1918 年3 月15 日）

刘三来言，子谷死矣（署君默，刊五卷六期，1918 年12 月15 日）

白杨树（刊七卷二期，1920 年1 月1 日）

秋（同上）

三弦（刊五卷二期，1918 年8 月15 日）

牛（刊五卷一期，1918 年7 月15 日）

沈兼士六首

山中西风大作（刊五卷四期，1918 年10 月15 日）

见闻早秋（题作《山中杂诗二首》，刊五卷六期，1918 年12 月15 日）

真（刊五卷三期，1918 年9 月15 日）

逖先入山相访

泉

周作人一首

两个扫雪的人（刊六卷三期，1919 年3 月15 日）

胡适五首

唯心论两稿（改题《一念》，刊四卷一期，1918 年1 月1 日）

鸽子（同上）

十二月五夜月

四月二十五夜作（刊五卷一期，1918 年7 月15 日）

除夕诗（刊四卷三期，1918 年9 月15 日）

陈衡哲一首

“人家说我发了痴”（刊五卷三期，1918 年9 月15 日）

陈独秀一首

丁巳除夕歌（刊四卷三期，1918 年3 月15 日）

鲁迅二首

他们的花园（署唐俟，刊五卷一期，1918 年7 月15 日）

人与时（同上）

诗稿均据原大、原色影印，不仅如实地保留了作者书翰的神韵，而且逼真地再现了这些诗人所用的五色杂呈的笺纸，其中有印着“国立北京大学”

一行篆字的朱丝栏信笺，有行距宽阔、气概不凡的绿格《新青年》稿纸，有署“积蹞步斋”的“清艺文志第一次稿本”专用纸，甚至也有巴掌大的明信片。墨迹所展示的不同风格，笺纸所呈现的众多色泽，不也正是“五四”时期各种流派争妍斗盛的缩影么？

诗稿中最为珍贵的是先烈李大钊的诗稿手迹，题为《山中即景》：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中；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

刘半农对李大钊是十分尊崇的，在《引言》中不无钦敬地说：“李先生已在几年前做了牺牲……诗稿就愈见珍贵了。”“李守常先生不大做诗，亦许生平就只做过《山中即景》一首，而这一首的原稿可保存下来了。”我们应该感谢刘半农这样的热心人兼有心人，为后人保存了先烈的遗墨；不过他认为李大钊生平只做过一首新诗，这是不够确切的。李大钊在“五四”时代创作过许多新诗与旧体诗，就在《新青年》上，还发表过另一首新诗——《欢迎独秀出狱》（刊六卷六期，1919 年6 月15 日）；此外，还写过《岭上的羊》、《山峰》、《咏玉泉》、《复辟变后寄友人》等，分别发表于《少年中国》、《言治月刊》等杂志。但遗留下来的诗稿手迹，恐怕就只有《山中即景》一帧了。《初期白话诗稿》中辑印的“五四”时期思想界领袖之一陈独秀的一首诗——《丁巳除夕歌》，副题为《一名<他与我>》：除夕歌，歌除夕；几人嘻笑几人泣：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长夜孤灯愁断肠，团圆恩爱甜如蜜，满地干戈血肉飞，孤儿寡妇无人恤。

……

写得明白流畅。以对比的手法，反映了现实社会中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寄托了对被压迫被凌辱者的同情，以及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忧虑。象这样赋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的诗作，在新诗运动的曙新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刘半农在《引言》中这样写道：“陈仲甫先生白话文做得很多，旧体诗做得很好，白话诗就我所知道的说，只有《除夕》一首，这一首的原稿也保存下来了。”陈独秀作为一个在“五四”巨潮中起过作用的历史人物，在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史及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功绩，是不应抹煞的。

书中还辑存了胡适的五首诗，其中《鸽子》一首颇堪诵读：云淡天高，好一个晚秋天气！

有一群白鸽儿，飞向空中游戏。

你看他乘风上下，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鲜明无比！！

此诗后收入《尝试集》第二编中，在诗集中可以算是较为明丽自然的拔萃之作。关于胡适的新诗，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说：“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起手是民五年七月。”并在该书《诗话》中评论胡氏诗作说：“喜欢以乐观进取的主张入诗，多说理之作。诗形颇受旧诗词的影响，自己比做‘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

以上评价是公正的。

鲁迅也有两首新诗被辑入《初期白话诗稿》：《他们的花园》与《人与时》。诗稿由周作人抄在北京大学讲义稿专用的红格稿纸上，而后由鲁迅在题目下署了“唐俟”的笔名。刘半农在《引言》中说：“鲁迅先生在当时作诗署名唐俟，那时他和周岂明先生同住在绍兴县馆里，诗稿是岂明代抄，鲁迅自己写了个名字。现在岂明住在北平，鲁迅住在上海，恐怕不容易再有那样合作的机会，这一点稿子，也就很可珍贵了。”鲁迅的新诗后来均辑入杨霁云编的《集外集》，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其余的作者如沈氏兄弟（尹默、兼士）、周作人以及女诗人陈衡哲，他们也都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骁将。这本书里，不仅保存了八位文学革命先行者筚路蓝缕的拓荒足迹，而且记录了当年新旧文化殊死搏斗的艰辛历程。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刘半农在《引言》中写道：在民国六年时，提倡白话文已是非圣无法，罪大恶极，何况提倡白话诗。所以适之诗中有了《两个黄蝴蝶》一句，就惹恼了一位黄侃先生，从此呼适之为黄蝴蝶而不名；又在他所编的《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其实，胡适之诗中用了黄蝴蝶就该称为黄蝴蝶，黄季刚文中用了驴鸣狗吠就该称为黄驴鸣狗吠么？

然而古老的国粹先生决不肯作这种反省工夫。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之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

栗栗危惧中过活……

这一段不经见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阐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和死守封建与迷信的旧文化的斗争史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至于编者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出版的第二年，即1934 年7 月14 日就谢世了。对于他的早逝，当时的文化界人士至为哀痛与惋惜，《青年界》、《人间世》等杂志还出过纪念特辑。鲁迅撰写了《忆刘半农君》的纪念文章，满怀凄怆与眷恋之情，缅怀刘半农在“五四”时代的功绩，赞誉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称道“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它”字的创造。其后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又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对于刘半农后期日趋消沉，鲁迅是痛惜的。他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沉痛地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初期白话诗稿》出版后，刘半农曾托台静农代寄白纸本五册赠鲁迅。查《鲁迅日记》1933 年3 月1 日记有：“得静农信，并《初期白话诗稿》五本，半农所赠。”鲁迅后将此书复本转赠给季市（许寿裳）、雁宾（茅盾）、端仁等友好，自己保存了两本，据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线装本子部第七艺术类记有：初期白话诗稿刘复辑民国二十二年北平星云堂书店彩色影印本一册白纸本另一部”，可见鲁迅对这本诗稿是颇为珍视的。

《初期白话诗稿》是研究新文学史的宝贵资料，它真实地铭刻着先行者的足迹，新诗人的鸿爪。而且，书的本身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书品的典雅、印制的精致自不必再说，其中马叔平的题签，刘半农、沈尹默等的手迹，也都是现代中国书法艺术的精英。如果将诗稿重行影印出版，即可作为对那几位新文学前驱者的忆念，也可为公私藏家提供珍品，这未尝不是出版史上的佳事。

1979 年“五四”六十周年

纪念日·柘园

温煦的爱冷峻的憎——汪静之诗集《蕙的风》

在“五四”春雨中的中国诗坛上，1922 年顷出版了一册新诗集《蕙的风》（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年8 月初版）。这是青年诗人汪静之的处女作，曾在当时的知识青年群中风靡一时。

诗集的封面很朴素：仅用单色绘着一个生有双翼的安琪儿在弹奏箜篌，也许就是诗人的自我写照罢；左下角绘有两朵迎风摇曳的兰花，这是书名“蕙（即兰）的风”的象征性图案。诗集分五辑，凡一百六十四首。书前有朱自清、胡适、刘延陵序以及诗人的自序。犹如一股馥郁的春风，这本新诗感情浓烈，风格清新，其中那些吟咏自然，讴歌爱情的诗篇，也是对封建礼教的讽刺和挑战。朱自清在《序》中说，读了汪静之的诗作“颇自惊喜赞叹”，甚为欣赏他“创作底敏锐和成绩的丰富”，认为这位才二十岁的青年诗人不乏“诗歌底天才”，流露了师长辈对后起之秀的奖掖、关切。胡适则在《序》中指出，就“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而言，汪静之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推重他是“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的一个”。诗人在《自序》中坦率地陈述：“我极真诚地把‘自我’熔化在我底诗里；我所要发泄的都从心底涌出，从笔尖跳出来之后，我就也慰安了，畅快了。”还表示要为推进与创造新的诗风而斗争，甚至“要把灵魂的牢狱毁去”！

《蕙的风》的问世，在诗坛中恰如吹来了一股“温馨的蕙花的风”。集中所收大多是诚挚、真切、炽热的爱情诗，由于诗人感情的奔迸，襟怀的坦白，抒发的开放，以及表现的新颖，颇激动了当时许多青年读者，在他们的心田中激起涟漪，在他们的脑海中唤起共鸣！关于它的影响，沈从文在《论汪静之的<蕙的风>》中曾这样说：“《蕙的风》所引出的骚扰，由年青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这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可想见其振动之深广。

这是中国新诗坛上的第八本新诗集（前此为《尝试集》、《分类白话诗选》、《新诗选》、《女神》、《草儿》、《冬夜》、《湖畔》）。它的创作与出版，是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诲导与关切的。汪静之建国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蕙的风·自序》中曾说：“《蕙的风》的原稿在1921年鲁迅先生曾看过，有不少诗他曾略加修改，并在来信里指导我应该怎样努力，特别举出拜伦、雪莱、海涅三个人的诗要我学习。”查《鲁迅日记》，1921 年6月13 日条记有：“上午寄汪静之信。”同月30 日条记有：“下午得汪静之信。”7 月23 日条记有：“下午寄汪静之信。”看来似为代阅诗稿的通信。

又据鲁迅8 月13 日致周作人信云：“我想汪公之诗，汝可略一动笔，由我寄还，以了一件事。”按此所谓“汪公之诗”，即《蕙的风》诗稿。汪静之不久前还在《回忆湖畔诗社》一文中追忆道：“鲁迅先生曾陆续看过《蕙的风》的原稿，有不少诗曾修改二三字。”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鲁迅在寄回诗稿的信里写道：“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然而颇幼稚，宜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以上回忆是可信的，因为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等诗论中，对上述三位欧洲革命民主主义诗人都备多推崇，荐举他们的诗作来策励与诱导年轻的诗人，促使他更注重于诗歌的“争天拒俗”的功用与“刚健清新”的诗美，当是情理中事。

汪静之在上述文章中还阐述了自己当年创作《蕙的风》时的思想状况：“受了‘五四’新思潮的熏陶，我感到思想解放的喜悦，精神自由的舒畅，鸟笼里飞出的鸟，真是‘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我以胜利者的姿态，鄙视封建的道德礼教，无拘无束，自由放纵地唱起爱情之歌。符菉漪写的印在《蕙的风》扉页上的题辞：“放情地唱呵’，恰好道出了我写诗时的心情。”

诗人晚年的这段自白，有助于我们理解与欣赏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写的这册新诗。《蕙的风》正以其清新稚嫩的诗风，坦白无邪的心曲，挣脱桎梏的歌吟，敢于越轨的吐露，受到同时代青年的欢迎，也得到进步文化界的好评。

朱自清在《诗话》中评骘道：汪静之的诗“多是性情的流露”，诗人长于赞颂“清新美丽的自然”，擅于歌咏“质直单纯的恋爱”，正显示出少年诗人的本色。

与此同时，《蕙的风》所显示的反封建色彩，所透露的非礼教锋芒，却遭到某些封建卫道者的非难与攻讦，比如有一个胡梦华，在1922 年10 月24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一篇《读了<蕙的风>以后》，横恣地攻击它是“堕落轻薄”的作品，并诬之有“不道德的嫌疑”，甚至于有导人“向恶的倾向”。对于这种为封建意识张目的跋扈言论，许多人起而反驳，如章洪熙（即章衣萍）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刊1922年10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周作人发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刊1922 年11 月5 日《觉悟》），养真发表《诗中的道德》（刊1922 年11 月20 日《觉悟》），与胡文展开论争。胡梦华继之又抛出《悲哀的青年——答章洪熙君》、《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文学与道德》等文（均辑入胡梦华著《表现的鉴赏》，现代书局1928 年3 月初版）进行反驳，更复诋毁《蕙的风》恣意表现“罪恶”及引诱人们“去做罪恶”，进而污蔑诗人“思想卑劣，情感弱露”，甚至危言耸听地给整个新文学运动罗织罪名道：“年来士气颓丧，未始非文风堕落之故；轻薄的文学，若不再施以严厉的批评，让他兴盛下去，实有亡国之忧。”鲁迅愤然于这种以封建伦理道德的戒尺来格杀新诗乃至新文学的阴谋，奋起斥责封建复古派藉“文艺批评”维护旧道德旧文学、进攻新道德新文学的无耻伎俩。他以“风声”的笔名在1922 年11 月17 日《晨报副刊》上发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指摘胡梦华之流所谓“含泪”的批评，是以锻炼周纳的鬼蜮手法陷人以罪，揭露了封建卫道者们为旧礼教旧文学的崩溃而痛心疾首的真面目。鲁迅的犀利匕首给了这伙“正人君子”以致命的一击，从而保卫了新诗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传统。

对于胡梦华之流的谰言，鲁迅不仅撰写专文予以抨击，而且在同年11月创作的历史小说《不周山》中也曾嘲讽。他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这样写道：“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1922年的冬天写成的。……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要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

鲁迅对《蕙的风》作者的诲导，以及事先认真匡正诗稿与出版后竭力护卫的情状，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都是值得缅怀的往事。

1980年3月25日

稽山镜水是吾家——许钦文的《故乡》

六十年代初，南下组稿路过杭州，我曾到保俶路原“元庆纪念堂”拜访过许钦文先生。那时许先生刚过花甲吧，精神仍十分矍铄，带有浓重绍兴乡音的语调爽朗而响亮，对我所请教的问题侃侃而谈。话题自然多涉及鲁迅先生。当许先生得悉我珍藏有他的处女作——《故乡》的初版本时，谦逊地说：“拙作不值得珍视，但其中确实浸润着鲁迅先生的心血！”我又问起集中未见《故乡》的篇目，缘何集子题名《故乡》呢？许先生回答道，书名是鲁迅先生亲自拟定的，大概是因为其中许多篇章写我故乡绍兴东浦一带的农家生活吧。后来，我在许钦文先生的自叙传中也读到意思相仿的记叙：“《故乡》是我的处女作；因为其中有着一篇《这一次的离故乡》，又有着许多关于绍兴的题材，所以这样命名。这书名是鲁迅先生决定的，因为由他编为《乌合丛书》之二。”①从《鲁迅日记》、《鲁迅书简》中了解到，《故乡》曾经鲁迅先生两次编选。鲁迅不仅将它编入丛书，并为之擘划书面、垫付印费、校读印稿，字里行间确乎浸透了先生的心血。在鲁迅整个文学生涯中，这是他为众多文学青年编校序跋书的第一本。

《故乡》于1926 年4 月由北新书局初版，印数二千册。封面画系采用陶元庆于1925 年间创作的《大红袍》。据许钦文回忆，当年陶元庆创作该画的素材，系得自绍兴戏的《女吊》。画面中女鬼的形象凄艳动人：微仰的素颜，颦蹙的眉尖，猩红的口唇，披拂的长发，穿一袭如火的长袍，执一柄锋利的宝剑，有力地凸现了一个不甘凌辱、矢志复仇的鬼魂特具的神情与内蕴的性格——悲苦，怨愤，强项，傲岸。当陶元庆于1925 年3 月在北京帝王庙举行绘画展览时，鲁迅曾对许钦文说：“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比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①这也就是鲁迅在《<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中所说的——陶画“固有的东方情调”所“融成特别的丰神”吧！为了保存这幅难得的画，鲁迅先生决定将它制版用作许钦文处女作《故乡》的封面。这样，一则可以使《大红袍》的丰神永驻，二则可以标志两位绍兴籍青年文艺家之间的友谊，第三，这也是鲁迅先生以自己的心血滋润文艺幼苗的一项具体实施，因为《大红袍》的制版费与《故乡》的排印费，都是以《呐喊》的版税垫付的。另外，我觉得鲁迅先生选用《大红袍》作《故乡》的封面画是适合的，因为它描摹的是以绍兴戏《女吊》为蓝本的女性形象，用以装帧绘写稽山镜水之间的绍兴农家风物的小说集，是具有地方特色的。

小说集的《小引》为高长虹所作，末署“1926，4，10，夜一时，炮声遥响中，在北京。”即正值奉、直军阀鏖战无休的时刻。《小引》里面，长虹谈到自己写序的原由：“一天，鲁迅先生把这《故乡》的原稿交给了我，要我选一下；如可以时，并且写一篇分析的序。”还记录了鲁迅先生就许钦文小说所讲的话：“在描写乡村生活上，作者不及我；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最后则说明：“现在形成的这个选本，则大半是鲁迅先生的工作。”

以上几段文字，实际上是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开始扶植文学青年的历史实录。

据《彷徨》初版本（北新书局1926年8月出版）所附《乌合丛书》广告称：“《故乡》--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由长虹与鲁迅将从最初至1925年止的作品严加选择，留存二十二篇，作者的以热心冷面来表现乡村、家庭、现代青年的生活的特色，在这一册里显得格外挺秀。陶元庆画封面。”这则广告可能拟得较早或者误记：实际集中辑有小说二十七篇。后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以《故乡》为例，将许钦文归列为“乡土文学”作者。确实，集内眷恋乡土的篇什甚夥。这类文章又大致可分为两拨，一拨为对家园故土的缅怀，亲子之爱的忆念，手足之情的返顾，以及童稚生活的萦系，其中有《父亲的花园》、《已往的姊妹们》、《怀大桂》、《上学去》、《这一次的离故乡》诸篇。关于前一篇，鲁迅曾在《小说二集》序中评析道：“许钦文……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对最末一篇，长虹则在《<故乡>小引》中写道：“我开始读的，便是那第一篇《这一次的离故乡》，我开始惊异了。在这篇短的故事里，乡村的描写，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分析，人间的真实性，都是向来所不容易看见过的。”这些篇什中诚然蕴藏着“无可奈何的悲愤”，因而也就在或一角度控诉了军阀混战、胥吏盘剥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不过就中个人感情的成分过于浓重。另一拨是跳出家园忆念的囹圄，专事摹写乡村人情世态的篇章。这一些小说，正如许钦文后来追忆的：“当时鲁迅先生是在指导我们揭发封建制度的罪恶”①。在《疯妇》、《一生》、《模特儿》以及《大水》等篇中，笔触都在濡染农村贫苦农民，尤其是妇女的痛苦与酸辛。象《疯妇》中的双喜太娘（“太娘”为绍兴方言，即北方的媳妇之谓。“双喜太娘”即双喜的老婆--笔者），终年夙兴夜寐，胼手胝足地不息劳作，每日要褙一千八百张锡箔，仅换得一角小洋二十文钱的工钿；虽然悉数交付婆母，可是丝毫得不到双喜母亲的谅解与体恤，终于在繁重的劳动下，在冷漠的氛围中，在喋喋不休的诟谇里，枯涩、萎黄、疯狂，以至于死亡！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还表现在另一些农村妇女形象的刻划中，诸如自幼丧失双亲，过早承袭重担而悲辛，寂寞地了此一生的月英（《一生》），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拨弄而茫然出嫁的春霞（《大水》），以及那在饥饿上挣扎而无奈充当模特儿的无名村姑（《模特儿》）……以上关于民间疾苦的抒写，对妇女命运的关切，有接受《呐喊》的思想与风格影响的明显痕迹。作者自己也曾说过：“我的形成现实主义的作风，多半原是因为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学习鲁迅先生·在给鲁迅先生责骂的时候》）毋庸讳言，由于思想修养、生活经历乃至艺术水准的差异，《疯妇》等篇章虽然力图探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在刻绘农村劳动者苦辛与灾厄时还带有宿命的色彩，没有把人物的悲剧命运与当时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形象有机地联系起来，因而在反映辛亥革命后中国南方农村现实的深广度方面，比鲁迅笔下的《故乡》等短篇差之远甚了。

① 《钦文自传》，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 年11 月初版。

① 引自许钦文《鲁迅和陶元庆》，载许著《<鲁迅日记>中的我》，浙江人民出版社1957 年9 月初版。　

作者烂熟胸臆而且擅于表现的是“五四”前后知识青年的生活，当时文学界把这一类题材的作品称之为“学生文艺”。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在《故乡》中约占二分之一强，大多表现青年男女间喜剧性的感情矛盾，并对① 《跟鲁迅先生学写小说》，载许钦文著《学习鲁迅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12 月初版。

自私、虚伪，以及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等不健康的恋爱心理予以讽刺。作品显示了调侃、诙谐的风格，颇为生动地展现了“五四”退潮时某一部分青年精神生活的纷乱与贫乏，揭示了他们思想空虚、道德沦落的颓相。例如《凡生》、《博物先生》、《口约三章》、《毁弃》等，都以冷静的观察、幽默的笔调剖示了一群谦谦君子与窈窕淑女的灵魂。机弩暗伏、引而不发的讽刺手法，在《理想的伴侣》中调弄得十分得心应手；本篇原发表于《晨报副镌》1923 年9 月9 日“杂谈”栏，后即成为鲁迅撰写题作“拟许钦文”的《幸福的家庭》的诱因。鲁迅虽然谦逊地说过，“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并且在《幸福的家庭》的《篇末附记》中，称道许钦文的波俏的笔法，以及对于人物心理特征的入微刻划；其实，许钦文用以披露心灵暗陬的讽刺手法，却得之于鲁迅的教授与引导。许钦文曾说：“当时我还年青，自然多采用些青年的事情做题材。学习鲁迅先生，对于不合理的事情总要讽刺几句。”（《<鲁迅日记>中的我》）他学习的渠道有三：一是亲聆鲁迅先生的教诲，二是在北大“中国小说史”课堂上听取诸如《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讲授，三是自己揣摩鲁迅的小说。鲁迅认为许钦文的讽刺笔墨“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许钦文后来也屡屡道及他曾被北京石驸马大街“红楼”（女师大）中的女士詈骂，称之为“讨厌的许钦文”；这当然是讽刺的锋芒触及了目的物的收获，所以作者每言及此不无得意之色。

许钦文自开笔至1925 年止的短篇创作能够结集印行，完全是鲁迅先生一手提携的结果。1924 年1 月11 日，鲁迅曾致函孙伏园，建议将许钦文短篇集编入周作人主编的《新潮社文艺丛书》：“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乡村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且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并对其中有的篇目乃至细节的写法也提出了意见，认为“此集决可出版”，“但须小加整理而已”。受信人后来在回忆文中曾感慨系之地说：“鲁迅先生对于一个少年作家态度的诚恳，和对于他的作品指导的精微周至，这封信真是一个极好的例。现在钦文先生著作等身了，鲁迅先生对他第一本集子的批评，无论在钦文先生或在我们一般人，实在是一件极可宝贵的材料。”①后来新潮社可能没有接受许钦文这个短篇集。此事虽一度搁置，但鲁迅心中却念念不忘。翌年8 月，许钦文偕陶元庆离京赴台州中学教书，原经鲁迅编选的书稿，再加上年来新写作品的剪报，均留置先生处。9 月，鲁迅决定主编两套丛书：《乌合丛书》专收创作，《未名丛刊》则出译著。

当即将《故乡》编入《乌合丛书》，并将留置的旧稿与新稿重新筛选一遍，编定后交李小峰主持的北新书局印刷。《故乡》的校样大约于1926 年的3、4 月间打出，当时正值鲁迅因“三·一八”惨案事避难于山本医院、德国医院与法国医院之际，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中曾追述：“……从我四妹的谈话中知道，《故乡》排印，鲁迅先生替我校对稿子，正是他避难医院木匠房睡地面的时候。”鲁迅在自身安危遭到威胁之时，仍孜孜矻矻于培养青年后进的事业！鲁迅先生诚然是人，但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鲁迅日记》1926 年5 月2 日条记有：“午后访小峰不遇，取《故乡》① 孙伏园：《鲁迅先生的几封信》，载孙著《鲁迅先生二三事》，作家书屋1949 年4 月二版。

十本。”至此，《故乡》总算问世了。不久，许钦文自台州返京即径访鲁迅先生（同年7 月7 日的鲁迅日记有：“午后钦文来。”）。据许回忆，当鲁迅先生把崭新的《故乡》交到他手上时说：“你以后出书，要比这个更厚，更好！”此后，许钦文确实是勤奋而多产的，从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期接连出版了《毛线袜》、《回家》、《赵先生的烦恼》、《鼻涕阿二》、《幻象的残象》、《仿佛如此》、《胡蝶》、《若有其事》、《西湖之月》、《一坛酒》等十余个短篇集与中篇。但是，因为作者生活的困窘罢，虽然多产而某些作品粗糙不功，对现实的开掘也显得浮浅，从而减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同时，由于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作者原有的风格日渐流于空疏浮泛，成为了超然物外的旁观，游离现实的诙谐。鲁迅在1935 年春编选《小说二集》时，选辑了《故乡》中的《父亲的花园》与《小狗的厄运》，以及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的《石宕》，并在该集《序言》中表示了对作者的告诫与期望：“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一贬一褒之间，哺育者的希冀与规箴都了然可见；但可能由于命途多舛吧，作者在此后的岁月中并没有创作出足以告慰鲁迅先生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