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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之子哀为建塔者颂——《未名新集》中台静农的两本短篇集

1930 年4 月，鲁迅在“左联”机关刊物《萌芽》第四期上发表了《我们要批评家》一文，列举了“近年来”的“优秀之作”，其中就有台静农的《地之子》。其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这样论及台静农的小说创作：“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在后一篇文章中，鲁迅特地列出了台静农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与《建塔者》。

台静农曾为鲁迅主持的未名社的成员，参预过《莽原》、《未名》等刊物的筹备与撰稿，二十年代下半叶至三十年代初写过一些小说。此后，仅在抗战期间零星写过些短篇，如《大时代的小故事》、《电报》等，所以可以说，台氏小说创作的精华都辑选在上述两本集子里了。这两个短篇集都列入了未名社出版的《未名新集》丛书：《地之子》出版于1928 年11 月，作为《未名新集》之三；《建塔者》出版于1930 年8 月，作为《未名新集》之六。

鲁迅藏书中也保存有上述二书，均为作者寄赠，《地之子》的书面副页上以墨笔楷书：“试作呈鲁迅师静农”，《建塔者》的书面副页有墨笔题辞：“1930年10 月寄呈鲁迅师于上海静农旧作时居北平市。”

《地之子》的装帧者为马慈溪。书面画有三支摇曳将灭的烛炬，烛泪淋漓流溢，可能是作者为饱受欺凌的“地之子”挽同情之泪的象征罢。集内辑有作者1926 至1928 年间的十四个短篇（1926 年作二篇，1927 年作九篇，1928年作一篇，年份不明者二篇），大部分原曾发表于《莽原》半月刊。扉页上题有“献给素园”的字样，表示对卧病西山的挚友韦素园的感念；据作者自述，当时创作多受素园的策动与鼓励。

结集之前，台静农曾将全部小说稿寄呈鲁迅先生审阅。查《鲁迅日记》，1928 年2 月23 日条记有：“午后寄还小说稿。”翌日鲁迅致台静农笺中写道：“你的小说，已看过，于昨日寄出了。都可以用的。”同时指出书名《蟪蛄》“不好”，建议另拟新名。由于鲁迅的首肯，《蟪蛄》遂以另名《地之子》出版，初版一千五百册，后即绝版。

《地之子》满怀愤懑与同情，勾勒了一幅幅“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的社会相：有生而为社会所遗弃，委之沟壑遭野狗争食的血肉狼藉的幼儿（《弃婴》）；有老而为社会所忘却，辗转恣睢受命运拨弄的死无葬所的老农（《为彼所求》）；有为封建宗法所禁囿，任人驱使被“冲喜”所误而青春受寡的少女（《烛焰》）；有为兵燹匪患所祸害，爱子娇女被无辜残杀，以致疯癫而死的老妇（《新坟》）；有不堪饥寒冻馁、忍痛典妻卖子的无告灾民（《蚯蚓们》）；有忍受凌辱践踏，复遭缧绁之灾的诚朴乡人（《负伤者》）；有愤然铤而走险，招来杀身之祸的赤贫小贩（《红灯》）；更有那胸怀民族大义，最终慷慨以身相殉的异国志士（《我的邻居》）。此外，尚有《吴老爹》、《儿子》、《白蔷薇》等篇，也都抒写了黑暗势力下善良、卑微人物的凄惨命运，其中有穷途末路的老佣工，有痛失怙恃的幼小者，有华年夭折的畸零人……作者以并不繁复的情节和平直的笔墨，绘出了极富淮南农村风物特征的素描，寄寓了对故土乡亲的萦怀和对父老遭际的同情，读来令人心弦为之颤动。还有如《天二哥》、《拜堂》等篇什，则撷取了农村风习的或一断片，以笑谑中孕含的辛酸，以喜庆中隐伏的哀楚，描摹了皖北乡间生计艰辛、人情醇厚的风俗。作者在1928 年10 月写的《<地之子>后记》中说：“人间的酸辛和凄楚，我耳边所听到的，目中所看见的，已经是不堪了；现在又将它用我的心血细细地写出，能说这不是不幸的事么？同时我又没有生花的笔，能够献给我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对黑暗社会的刻绘，对人间悲剧的不平，对草野细民的悲悯，以及对狞恶势力的掊击，都显示作者的创作遵循着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正是这种直面人生的风姿博得了鲁迅的欣赏吧，他作为文学导师，欣喜地肯定了这一有为青年关切着“乡间的死生”、荡漾着“泥土的气息”的新作，认为它们充实和丰富了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

《建塔者》是台静农的第二本短篇集，其中辑有小说十篇，均写作于1928年度。急剧变化的时代，在这些作品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本小说集初版一千五百本，后亦绝版。

封面装帧者署名王秦实，即王青士烈士。当时他的公开职业是在未名社门市部当店伙，卖书、画广告画和书的封面，实则担任共青团北京市市委书记，后任太原特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1931 年春到上海开会时被捕，2 月7 日与“左联五烈士”等被秘密枪杀于龙华。据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周馆长告知，青士设计的封面画有未名社版的《第四十一》、《烟袋》、《蠢货》等，但我查过上述原版书，装帧设计均未署名，惟这本《建塔者》的书面图案边绘有“王秦实”的朱文印章，内封亦印有“王秦实制封面”的字样——这位《建塔者》封面画的作者，不久就成为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建塔者”，仅此一端，这本书籍也弥足珍贵了。再看书面设计：所选取的书面画，绘有一位孔武有力的半裸体劳动者，手持铁锤猛击钢钎，正在为建塔而奋力劳作，远景衬以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近景则是一座尖峭伟岸的塔影。对光明的渴求，对事业的执着，都通过黑白分明的形象表露出来——不啻是这个短篇集主题的具象化。

集内小说都是在新军阀疯狂屠戮革命者的严酷年代写的。作者本着“以此纪念着大时代的一痕”的意愿，怀着对万千“伟大的死者”的崇敬，以昂奋的心绪谱出了对“建塔者”的挽曲与颂歌。1930 年7 月26 日，在“大野上的血痕”殷殷之时，作者在《<建塔者>后记》中写下了如此的一段话：以精诚以赤血供奉于唯一的信仰，这精神是同殉道者一样的伟大。暴风雨之将来，他们热情地有如海燕一般，作了这暴风雨的先驱。本书所写的人物，多半是这些时代的先知们。集子中有六、七篇专为赞颂与悲悼“暴风雨的先驱”和“时代的先知们”：其中有“悲壮地唱着歌”（“这歌曲的伟大，比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的La Marseillaise 还有意义”：比《马赛曲》更有意义的当指《国际歌》——笔者）和“高呼着万岁”携手赴死，以自己的血肉贡献做“我们的塔的基础”的一双恋人（《建塔者》）；有任凭敌人的毒刑煎迫，不顾死亡威胁而始终坚贞如一，“闪闪的目光中，依然表现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以自己的生命之火照亮前驱遥程的“庚辰”之“星”

（《死室的慧星》）；有执着于“新的道路”而忘我地工作，奋斗，最后将“生命和肉体整个地献给人间”的殉难者（《春夜的幽灵》）；有“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无畏地以青春的碧血染就希望的朝晖，作为“晨曦的使者”昭示后人努力的女革命者（《历史的病轮》）……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对于“时代之光”——“伟大的死者”的礼赞。正如作品中所说：“在新时代的前夜，时时刻刻有人在黑暗中牺牲的。我们现在希望的光明，正是恒河沙数的青年的血染就的”；这些短篇不过剪取了当时万千烈士的掠影，他们的风姿各别，音容殊异，但是为革命而万死不辞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都以自己的血“奠了人类的塔的基础”。

作者预言，“这时代将给后来的少男少女以永久的追思与努力”！

《建塔者》中另外的篇什，如《人彘》、《被饥饿燃烧的人们》、《井》等，刻绘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涯，以及他们在“黑暗，沉压，饥饿，死亡”

重轭下的挣扎，但其中的幽愤之情似乎比《地之子》激烈深广。而且，可喜地描写了被压迫凌辱至极的工人开始觉醒：“他以肮脏的脚步，迈进新的时代；他以泥土的手，创造全人类的新的生活”——“忠诚地作了一个英勇的战士”。

毋庸讳言，《建塔者》中有关革命者的若干篇章，由于作者自己陈述的原因：“我惭愧自我的懦怯，我沉痛于良友的毁灭。”“然而我的笔深觉贫乏，我未曾触着那艰难地往‘各各得’上十字架的灵魂深处……”即对于实际斗争生活的隔膜，某些形象稍嫌单薄。但作为一个革命的同情者，作者能于白色恐怖中在作品里表现出那样的胆识、勇气、正义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感情是那么真挚浓冽！例如当时担任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的刘愈，与未名社同人相交甚笃，不幸于1928 年春惨遭军阀杀害，作者便悲愤地写下了情深意切的短篇《春夜的幽灵》（曾发表于《未名》半月刊1928年2月一卷四期），直书其名地悼念亡友，钦敬地写道：“我确实相信，你是没有死去；你的精神是永远在人间的！现在，我不愿将你白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大地上的人群，将永远系念着你了！”卧病西山的韦素园读到此篇，在病榻上作了《忆亡友愈》的悼诗（发表于《未名》半月刊1928年10月一卷七期），并于诗末附记中注云“读静农的《春夜的幽灵》，才知道愈已惨死多日，病人本不能文，这不过是个偶感罢了。”

共产党人的碧血红花，在未名社作家的诗文中留下了文字的碑碣。《建塔者》出版之后，在文学界激起了反响。上海的《文学生活》第一期（1931年3 月）上发表了关于《建塔者》的评论，批评者表示赞赏作者的努力，认为他“有着热情，有着愤懑，有着反抗的心”，“想努力反映出他的时代的黑暗与恐怖”，“显示着我们的这个特殊残酷的时代”，而“这种显示，给与了他的作品以价值”，并热切期待作者“能给我们一些更深刻的新的创造”①这当然也是当时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人们共同的祝愿。

鲁迅1935 年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辑入了台氏的四个短篇，即《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为这个未名社主要作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1980 年5 月，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旅居香港的作家刘以鬯先生撰写的论文《台静农的短篇小说》指出：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应忽视台静农小说创作的成就，并揭示台氏短篇“不但转机与高潮都有适当的安排，‘结’与‘解结’也能处理得很好，而且用字经济，对白简短而含蓄，环境描写也能做到不浓不淡，显然是依照短篇的规律来写的”。这些都不失为很有见地的分析。写到这里，忍不住要抄几句台静农先生在1980年1月为《台静农短篇小说集》所写《后记》中的话：

① 侍桁：《文艺短评：〈建培者〉》。

此十二篇中的前十篇，是在北平写的，并曾编成集子名作《地之子》的，早就绝版了，后两篇《大时代的小故事》及《电报》是抗战中重庆友人编杂志逼出来的。其十篇中的九篇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些乡土的语言。这次读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起伏在我的心中。

这些言语充溢着对故乡的拳拳之情。我们衷心地祝愿台静农先生健康长寿，而且相信祖国统一之日为期不会太远，台先生亲炙自己日夜眷恋的故土的夙愿是一定会实现的。

附言：此篇写于1980 年，曾刊发于同年的《文艺报》，可能是五十年代以降国内所发表的有关台静农小说的最早的文字。至今近二十年后我想重申，作为一个淮南之子，仍然挚爱《地之子》与《建塔者》中大多篇什，因为其中泛溢着故土的馨香，镌刻着乡亲的哀乐，以及显示着它们的作者为建设新文学所作的不懈努力。

柔石文学旅程上第一个脚印——《疯人》

鲁迅在《柔石小传》中述及这位青年作家文学道路迈步伊始时说：“有短篇小说集《疯人》一本，即在宁波出版，是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而这册柔石处女作《疯人》甚不经见，即使治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亦很难见到原作罢，像曾撰《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文学研究社，1970 年初版）的东北旅港作家李辉英，在其《三言两语》（“中国现代文学论丛”之一，香港文学研究社，1975 年初版）一书的《柔石的〈希望〉》篇也曾提及《疯人》，由于未见原书只能推测道：“那他自印的小说集（按指《疯人》——引者）的写作，至少也该在1924 年前后才算合理”。

柔石自己在其第二本短篇集《希望》（商务印书馆，1930 年7 月初版）的《自序》里曾谈到《疯人》：“从前（五六年前）我曾自己出钱印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可是装订完毕之后，自己就愿意它立刻灭亡，因为发现出内容之幼稚与丑陋。那本书，以后是送给我底开着一家小店的哥哥，折了包货物用了。”其时柔石的哥哥赵平西承继父业在宁海城内市门头开着一家经营鲜咸水产名为“赵沅泉号”的小铺子，《疯人》化为页页废纸与鱼虾为伍，真是明珠暗投了。

六十年代初的一年仲秋，我自南方组稿回程路上在杭州小驻，甫住定后也无暇观赏西湖的湖光秋色，径直跑到旧书店去淘书，于不经意间觅得《疯人》，其喜悦莫可名状。书品极佳，经历三四十年的沧桑仍光洁如新，可见原主人对它的爱赏，只可惜原来的毛边被切成了光边，令人不无遗憾。书面不加修饰，惟在米色布纹纸上印着两个红色的手写体字：“疯人”，想即出自作者自己的手笔。扉页印有“赵平复”三字，这是作者的本名。版权页印有几行小字：“民国十四年元旦出版实售小洋四角宁波华升印局代印”。书后留有五六页白纸，可能是供读者写观感的罢。

《疯人》是柔石自费出版的第一本短篇集，辑入了自1923 年至1924 年所作小说六篇。在这本廿岁左右文学青年的习作里，就中透露出一个涉世未深然而敏感青年的呻吟、诅咒与呐喊。由于作者的阅历不深、视野不广，它所反映的生活面与社会相是较为狭窄、浮浅的，虽然如此，就中我们仍可谛听到“五四”巨潮的回声，即对于个性解放的追求，对于恋爱自由的向往，对于人生幸福的憧憬，对于社会进步的企盼。

集内《无聊的谈话》作于1923 年11 月，是柔石已发表作品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素材取自作者在杭州应姓人家做家庭教师的经历，颇具生活实感。1923 年6 月，柔石自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升学无着、求职无门，经人介绍到杭州应宅做家庭教师，为其两个小孩授课，女孩十余岁，男孩六七岁。由于年龄的悬殊，柔石于教课之余也无法与他们作思想交流；他的志向、抱负与情感，孩子们也无法理解，于是只能互相作一些无聊的谈话来打发日子。《无聊的谈话》正是柔石蛰居应宅时枯寂生活的写照。小说中的“我”对两个天真蒙瞳的儿童倾诉自己心里的郁闷与惆怅：“……在我底今生，总没有可告之对象了！对象，就是领受我底怨诉而且调和解慰我的人。由是，我更恨我生之无为！宇宙间我是人类底孤独者！”作者浓重的孤独感透过“我”淋漓地宣泄而出，它虽非童稚之心所能了解与感觉，却正表现了柔石在刚步入社会即遭挫折的愤懑不平的心境。小说开头的景物状绘与心理描摹融合为一：“秋雨滴滴淅淅的落着，正如打在我底心上一样，使我底心染湿了秋色的幽秘，反应出人生底零落和无聊来。”被迫囿于“狭的笼”中的“我”，于壮志难酬、百无聊赖中发出了对人生的诘问与怨恚，他不甘于做一个“化筋肉为泥木”的“古庙厢旁底菩萨”，但又哀叹于为社会服务的坚实岗位“茫茫何处”、寻觅无着。通篇虽然浸淫着一种无以排遣的孤独感，但它是主人翁渴求知音与同调而不见，热望有所作为而不得之后的心态，其实质并不怎样颓唐，而蕴含着歙羽待飞的意味。小说实际上反映了“五四”退潮期知识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彷徨求索心理，作为那个时代的剪影，还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的。技术上当然比较幼稚，结构疏简，情节单一，实际上是一篇速写。

使人难忘的是，柔石在他第一篇作品中，通过主人翁一个生活的横断面，如实披露了自己或一阶段的思想感情，委婉地表示了对于人世间隔膜与冷酷的不满，其态度是严正的，其手法是写实的，作为柔石在文学旅程上的第一个脚印，固然稚嫩粗拙，然而与新文学的方向是一致的。

《疯人》集中其他篇什，均作于1924 年1 至9 月间。《他俩的前途》篇似乎颇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绘写了少男少女间性的发动与困扰，当文与慧尝试了伊甸园的禁果时，由于世俗的规矩、礼教的樊篱决不会容许他们结合，横互在他们前途的“步步是荆棘”，尤其是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女性，她“灰色的运命，自然只好随秋风春雨之摧残”，以至于“萎黄潦倒”。就中颇可注意的是，柔石对于备受欺凌压抑的妇女之命运的关切，于此已可见端倪，这种关切贯串于他创作活动的始终，并且愈来愈表现得深刻。

《船中》篇写一个旅途飘泊的青年，枯槁的心田渴望甘露的滋润，当他在船中领受了一位少女美目盼兮的一笑，就感到是一种稀罕珍贵的馈赠，从而温暖了自己凄凉落寞的心怀；而当少女抵岸离船时，与她随行的长辈却对“我”投之以白眼，夺回了她一笑的赠与！于是“我”顿觉无边的惆怅，只得悲切地申诉：“街头的小丐哟，你只好睁开眼看着明月，将难得一笑的馈赠哟！”作品中“我”那种对于爱与美的渴慕，以及那样敏感而自尊的心理特征，正是作者的自我素描。

《爱的隔膜》篇采用了对话体，通过一对青年夫妇的谈话与拌嘴，曲折地反映了窒闷守旧的社会中男女社交的不自由，细致地刻划了株守家园的少妇的嫉妒心理，由丈夫口里说出的：“做现代中国的旧妇女，太冤枉了！一些没有一个完全人底气象，只靠着丈夫一年几箩谷，几十元钱就够了，何等可怜！”叙说的正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众多的因丈夫外出谋生而承担了赡老抚幼重担的“旧妇女”的境况，她们苦捱着那寂寞、凄冷、辛劳、苦涩的漫长岁月而无可申告，作者为她们挽了一掬同情之泪。

《一线的爱呀》篇写青年C 期待游学异国的爱人A 归来，但却一直信息杳然，遂因相思焦灼而罹病，后在幻梦中见到A 与别人在断桥上嬉游，立即追上前去质询，而A 却回答说：“我早已忘了你了！”于是一线的爱也幻灭了，终于凄楚、无望地死去！小说形象地展示了封建或资本控制的社会中，爱情受社会经济地位的制约，家徒四壁的穷愁者当然企盼不到出洋渡金的高贵者的眷顾，揭示了C 之所以失恋以至沦亡这一爱情悲剧的症结。

《疯人》篇是《疯人》集中最重要的一篇作品，写的也是一场爱情悲剧。

小说的主人公原是一个姿质聪颖的孤儿，被一户“望族”收养，初犹目为螟蛉，继因秉性高傲而拂逆主人之意，遂被贬为“书记”，饱受歧视与冷眼。

而他最大的不幸，是与主人女儿的恋情被“以礼教的兽皮蒙脸者”所视为大逆不道，于是被斥逐，少女也被迫自杀。他只得浪迹街头，当闻及爱人死耗时便疯了。他在疯狂中狂歌代哭，四处寻觅已死的爱人，朋友们苦口婆心的规劝与破衣者“一切皆空”的说教，都不能阻遏他的狂跑乱走。他打着“爱”

的旗帜奔驰于大河荒漠之际，高山深林之间，伫立于不毛的旷野，驻足于阴冷的沟壑，终于在幻梦中追随爱人轻歌曼舞踏浪而去的倩影，投身江流，踏水而逝！“五四”时期发为雷霆的反封建思想，在很多场合是通过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斗争来引爆出发的，而且这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内容。《疯人》以血泪进溅的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宗法制度、门阀观念乃至具体的卫道者对于纯真爱情的戕贱与扼杀，其主题是积极的。小说真切地摄取了二十年代中国的现实图象。封建势力的跋扈，封建意识的浓重，如同乌云一样笼罩在青年的头顶，柔石与他的同时代人是感受得很深切的，所以作品对腐恶的指控就比较有力。同时，也可窥见作家接受了当时声名遐迩的短篇小说大师鲁迅的影响，《疯人》的主题、结构、手法诸方面都明显受到《狂人日记》的启迪。在《狂人日记》这篇新文学的开山之作中，狂人通过日记抒发了对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吃人本质的愤懑，《疯人》则依凭疯人的自白详尽地叙述了自己与恋人被封建礼教吞噬的过程。与《狂人日记》峻刻的风格相异的是，《疯人》的抒情色彩颇浓，其中羼以长歌，一唱三叹，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柔石作为一个不断追索的现实主义作家，后来在日趋成熟之际，于《〈希望〉自序》中对《疯人》的返顾，认为是“幼稚与丑陋”之作，某些研究者据此过多地否定了《疯人》集的思想意义与艺术实践，可能有着望文生义的误解。柔石从来是一个律己很严的人，在创作上不断否定、不断追求，承认自己早期创作的“幼稚”与“丑陋”，是作者跃进到新的创作阶段时回顾旧作的谦词。《疯人》集作为一个受“五四”潮流激荡的文学青年的发轫之作，虽然不时流露伤感与悒郁，断续呻吟寂寞与孤零，但毕竟也对“五四”反封建的号角作了响应，使我们至今仍能从中窥测到时代精神的折光与谛听到时代浪涛的回响。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条件与文学界创作水平来衡量评判；另外，即使作为研究柔石早期生活、思想的素材，《疯人》集也值得我们注意。

绝非醉眼看人生——罗黑芷的《醉里》

案头有一册二十年代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集《醉里》，封面系丰子恺作画，以疏朗的笔墨绘写了一个斜倚着的酡然醉汉，虽无眉目，却极传神。这本书的作者罗黑芷，是1925 年入会的文学研究会会员。《醉里》辑入短篇小说十七篇，由商务印书馆于1928 年6 月初版。作者在《卷端缀言》中写道：

醉里原是模模糊糊的。黄仲则诗句：“醉里听歌梦里愁”，这风韵很长，初不必这书中的《醉里》一篇强拖来做一个代表。不限定能饮酒，只要能醉，人生便在其中了。

十五年十一月黑芷志于长沙

读完小说集，心灵之弦不断颤动，深为作家那博爱的胸怀与坦诚的心旌所感动。这些观察入微、表现别致的篇什，充分显示了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生的执着、关切与热爱，并非如其在自剖中所说的是醉眼朦胧地在看这个世界。

《醉里》是罗黑芷唯一自己编就的一本小说集，其他一本《春日》（“文学周报社丛书”之一，开明书店1928 年6 月初版）是他逝世后友朋们辑录出版的，还有一本《槿花》虽经李青崖搜集、赵景深编订，但后来似乎没有出版。此外，尚有一册《牵牛花》（“零星社丛书”之一，长沙北门书店1926年6 月初版），因是散文与诗的合集，此处姑且不论。这样，作者手订的《醉里》理所当然地值得探究。

若就题材论，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与思想的篇什在《醉里》占有的篇幅不少，黑芷因为十分熟悉彼辈的生活，故能曲折有致又复刻划入微地绘写出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若干囿于一隅的小知识者的生活遭际与感情波澜。作者的态度是悲悯的，而笔调却时呈讽刺的锋芒。例如《出家》篇中歌哭无常、扬言出家的更生，《医生》篇中搔首弄姿、追逐异性的蔡先生，《无聊》篇中虚于委蛇、忙于应酬的桑先生，以及《在澹霭里》中那有所爱而不敢去爱的秦先生……这里所咀嚼的虽然是小小的悲欢，然而却反衬出了这个灰色世界中人们精神的空虚愚妄与百无聊赖。黑芷的笔下也曾出现卓茕不群的人物，不过与浪漫派作家所渲染的锋芒毕露、行止生风的角色不同，相反却是谨厚朴纳、大智若愚的书呆子，像《辛八先生》的主人公，其出场时的形象是一个“披开白布短衣而赤脚拖着鞋子提塔提塔走路的乡下人”，不仅貌不惊人，而且状似冬烘，可是略与相处即可感受到这个“喜欢替人家做了许多的事，不曾见他替自己做下极少的事”的乡村知识分子炙人的热力。

此君的生活原型肯定是作者的一位朋友，因据陈子展的回忆文字，中曾忆及黑芷与友朋在一次难得的酒宴嬉戏中，“打断了辛八先生的一柄伞”，可见辛八先生是实有其人的，他的音容笑貌、嘉言懿行被作者耳濡目染、烂熟胸臆，故而写得挥洒自如，呼之欲出。

对于擅于周旋的士绅，作者讽刺的锋镝则要尖锐些，如《胡胖子请客》篇，其中写到遗老与新贵碰杯，纨绔与老板呼卢，以及叫局、听歌、吃花酒等醉生梦死的淫靡生活，在貌似客观的状绘中，作者的鄙夷与轻蔑藏而不露，却抽丝剥茧似的揭去了这帮“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画皮，例如本来正襟危坐的徐八见到心爱歌伎的到来，而众人又起哄：“哈哈！……徐八老爷的宝贝也来了！”起初还假充正经“装出若无其事的态度”，可是——他的平稳的眼光四处游移着，很想说：“这是年轻人的把戏，我们已经是老年人了，你们还开什么玩笑？”但是这句话刚爬出了他的喉管，却又被那娇滴滴的一声“老爷……”软化了滚了进去。你坐在他的侧旁，很可以偷瞧见那老滑的目光有点昏眊而在他微温的笑容里停住不动了。

寥寥几笔，将一个老色鬼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低低地弯下身去》篇写的是士绅阶级的特权——纳妾仪式，这一中国封建社会残留的陋习被作为目击者的作家作了形象的描摹，充分显示了黑芷挥斥方遒的笔力。妾——一位十七岁出身寒微的紫衣黑裙的姑娘，在这陌生的世界里，如同待宰的牛羊一般觳觫着，作者以“伊站在那儿，心里害怕到微微颤抖”的描写来表现她“本能的畏葸”，向这位任人践蹴的少女流露了由衷的同情。这同一出剧中的各色人等，其肖像与性格也被写得各臻其妙：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主人徐先生，老成持重、不苟言笑的老太太，举步从容、故作庄重的姑小姐，神经紧张、哭笑不得的太太，都在这以“延续香烟”

为名的活剧中作了表演。

集内以女性作主人公的篇什也不少，作者对她们的感情是复杂的，有讽刺，有怜悯，更有那深切的同情。《二男》篇那个清朝名将孙女的“渺茫的梦”的幻灭，诱使读者与主人公一起“悲悼这一去而不复返的自由”；《醉里》篇那个被“雪亮的希望”所燃烧的眼饧耳赤的醺醺然的琬姑娘，以及那脸色青白、命途坎坷的蓉姑娘，通过她们各自细微曲折的心理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这个献给我的妻房》篇赋有浓郁的自叙传性质，是一曲对于母性的赞歌，读后深受感动。

《醉里》集中有四篇是直接反映下层劳动者乃至流浪者生活的，从中更强烈感受到如同水银泻地似的无所不在的人道主义精神。作者的爱是广袤深厚的，从横受蹂躏的异域妓女到惨遭灭顶的肩担货贩，从路头倒毙的无名饿殍到生意清淡的荒货老板，都承受与披拂着那发自胸臆的同情与挚爱。

读完《醉里》，掩卷冥思，想起其挚友李青崖所作《予所知于罗君黑芷者》，颇同意李的观感：“其所作之短篇，忧郁酸苦，深刻无伦，饶有俄人朵思退益夫斯基之神味”，若就作品风格的沉郁苦涩而言，庶几近之；然而若比较两者对于人生的态度，则罗氏比陀氏热烈、执着得多，陀氏擅于拷问人的灵魂，罗氏则更注意揭发社会的弊病。

毫无疑问，罗黑芷是“五四”以来有特色、有影响的小说家，《醉里》中有《在澹霭中》、《无聊》等两个短篇被茅盾于1935年选辑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并在该集《导言》中称许罗黑芷等“在这一时期的贡献有它的历史的价值，并且给当时的青年作者以很多技术上的榜样”。然而，关于他的生平，人们却所知甚少，在建国前的出版物中，仅见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的“作家小传”中有简约的介绍：“小说作者。江西人。文学研究会会员。原名象陶，字黑子。1927，病死于乡。作品有《醉里》、《春日》两种。”在近年出版的书物中也大多语焉不详，如李文明编撰《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局1977年10月初版）的罗黑芷条不及二百字，就中有三处讹误，生年也错成“1898 年”；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所编《中国文学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3 月初版）的罗黑芷条亦以讹传讹，除照抄李立明《小传》的错误生年外，还发挥道：“可惜不到中年，就于1927 年在江西省故乡逝世了。”

其实，罗黑芷1927 年逝世时已经三十八岁，早已届入中年了。他的正确生年是清光绪十五年，即1889 年。据其挚友李青崖、陈子展、素丝等追忆，罗原籍江西省南昌府所隶武宁县，随父母生长于蜀中，早年赴日本留学，初就读于筑地立教大学，后转学至庆应大学，毕业于该校文科。留日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同盟会的一个很激烈的青年党员”。据与罗黑芷同时在东京留学的周作人回忆：“光绪末年余寓居东京汤岛，龚君未生时来过访，辄谈老和尚及罗象陶事。……黑子努力革命，而终乃鸟尽弓藏以死，尤为可悲。”

①辛亥革命时，罗参加上海举义，为监视沪宁路车站的电报被清廷拘捕。民国元年，因章士钊（行严）的介绍到湖南图书编译局工作，随后在长沙的几个学校做教员。1923 年顷，与李青崖等六七人组织了文学社团湖光社，创办了文学半月刊《湖光》。不久参加了文学研究会，遂常在会刊《文学周报》与《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1927 年“马日事变”后，罗因在其服务的长沙《民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被湖南省政府以“共党嫌疑”罪捕入监狱，并险被“割掉脑袋”，经多方营救方得出狱，然已气成不可救的重病，终于1927年11 月18 日子时含愤逝世！

罗黑芷自1912 年起就卜居于湘，此后婚于斯，劳作于斯，最后又死于斯，葬于斯。据其友人回忆，当有人问及他的籍贯时，他即答曰：“我是本地人。”

②这一方面说明了黑芷对湘楚之地的依恋，一方面了流露了无以为家的悲哀，在其散文集《牵牛花》中之《可怜的室中》写道：“读着咏叹故乡的文词，却找不出一个故乡；处处是可恋的，处处都成了可悲的。

这拘囚于一室中无形的飘泊，真有似落花不归来了！”个中情怀，令人心折。民国二年（1913 年）结婚，先后生育子女九人。后来，图书编译局取消，他就在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武陵德山工校等校任教，在淡泊艰困的生活中，阅尽了人生的炎凉，性格也从原有勇健刚烈而趋于深沉肃穆，其挚友素丝以《狂飚下的落叶》为题的回忆录中，曾给这位风格沉郁的作家绘下这样的肖像与身姿：表面看去，冷静得同石块一般。见了生人，是不开口的，除了在深凹的眼镜中，用阴郁的眼光，像要搜索出他人底狡狯似的严重地向人一瞥而外。在温和的春日里，在肃杀的秋风中，穿着烂布长衫，拖着瘦削的影，颓唐地弯着背纡缓地走着的你底黯淡的姿态，一阖眼便显现出我之前；……你能够表里如一的冷静么？像那样，已是有福的人。无如你热烈的心，终竟不肯冷下去，于是你惟有永远没落在悲哀中。你活在这虚诬诈伪的人间，你依然要热烈地憎恶这人间底虚诬诈伪。

于是，黑芷遂将其热烈的爱憎溶铸入文学创作之中，于1919 年受“五四”巨潮的冲击与启发而开始文学道路的跋涉。处女作是自叙传《忏悔》，刊于1920 年的长沙《民治日报》。从始而一发不可收拾。1923 年，同李青崖、陈子展、素丝、德修等六七人创办《湖光》半月刊，于其上发表了若干短篇。

不久，《湖光》停刊，他们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创办《零星周刊》，出版十余期后停刊。1925 年夏《零星》复刊，出满十期又复停刊。1926 年6 月，黑芷的散文集《牵牛花》作为“零星社丛书”之一由长沙北门书店出版。经李青崖介绍于1925 年加入文学研究会，会员号为“一五六”。从此，常在该会刊物《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上发表短篇、散文及诗。其他作品散见于《东方杂志》、《文艺月刊》等刊物，以及长沙的《大公报》、《南岳报》等报章。

① 周作人：《苦茶庵小文·罗黑子手札跋》，载周著《夜读钞》，北新书局， 1934 年10 月初版。

② 陈子展：《追忆罗黑芷先生》。　　

1926 年11 月，黑芷编定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醉里》，辑入短篇小说十七篇，交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出版，但俟此书于1928年6 月问世时，作者已死去半年多而不及见了。

1927 年春，应友人冬生之召，任长沙《民报》的编辑，其自撰的《五分钟闲谈》在该报连日发布，因不满唐生智所部国民党军对无辜人民的大肆屠戮，遂作题为《力量》、《瘴气》二文抨击时政，为被残杀者挽一掬同情之泪。这样就遭到当局的忌恨，冠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予以逮捕，拘禁狱中达两月之久，经友朋竭力营救方得出狱。其友人曾追忆他“在狱时的愤慨，对簿时的激昂”，可见他对掌有生杀之权的权势者是蔑视的。牢狱中的非人待遇摧残了他本来孱弱的身体，出狱后即忧愤成疾，终于一病不起，于旧历10月25 日（公历11 月18 日）之夜子时逝世！

罗黑芷这位极富正义感的天才作家就如此被新军阀虐杀了，其友人于唏嘘之余作有悼诗一首，兹引录于下以作纪念：偷活人间亦苦辛，燃将心火转机轮；曼殊不作晋思死，又是江南春草生。

圣地之歌──长虹《延安集》

诗人要认识时代，或被时代所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过有的疾迅，有的则较为迟滞。尚钺在《〈狂飙〉琐忆》中说及：“高长虹所走的路是艰苦的，曲折的。他走得那样缓慢。然而他却一直没有停止对真理的追求”这段话颇引起我的沉思，因为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高长虹常常被作为攻击鲁迅的小丑式人物受到鞭笞，自己在论文中也尝贬斥过他。在读了尚钺的回忆文字而后，我搜寻了若干长虹的诗文集来看，深深感到某些评论（包括我自己）

对这位赋有特异性格的作家是不尽公正的，特别是当我看到了作家最后一本集子——《延安集》时，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延安集》是一本在战争年代出版的诗集，从未见诸著录。诗集用很粗糙的纸做封面，了无装饰，只用红字印着“延安集长虹”字样，书名及作者之下都注有新文字。发行者署“和平野营”，通讯处为张家口文协分会转。

作者在版权页自注云：“本集所选诗十首，是在延安解放日报及一两次壁报上发表过的。1946 年9 月15 日发行。”诗集很薄，二十来页，辑入了从1942年初至1945 年夏所作诗十首，我用一顿饭的时间就读完了。掩卷回味，感到惊异不已的是，这数百列诗行中，竟嗅不出过去在长虹作品中流溢着的“狂飙”气，它们写得朴质、自然，就中荡漾着陕北黄土高原的泥土气息，颇难相信出自那位曾写过《心的探险》里那样艰涩诗句的歌人之手笔。

不信请看：

“山连地，地连山，谷子种在山顶尖。

去年开荒开得少；今年多开荒，小米吃不了。

——《这样唱，这样做》诗人以明白如话的诗句唱歌生产自救运动所获取的丰收，我想甚至目不识丁的陕北老乡也听得懂。当然，重要的不是语言风格的变化，而是思想感情的邅递，诗人生活在革命圣地延安，他以敏感的心弦弹奏了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新生活的礼赞：

边区是我们的家乡，住在边区的同胞们，也都是我们的老乡。

我们要把身体紧靠着身体，就像是绵羊们遇见了豺狼。

我们要像五个指头，结成一个比铁还结实的拳头。

战斗是为了团结，团体是为了战斗。

——《边北是我们的家乡》

尚钺的文章还曾提到长虹在二十年代笃信安那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曾持怀疑乃至敌视的态度，这些都是毋庸讳言的历史；然而，经过异国他乡的颠沛流离，半生潦倒的现实刺激，终于领悟到无论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乌托邦，抑或尼采的超人，都无补于中国的实际，真正能解救人民于倒悬的惟有马克思主义。诗人幡然悔悟后唱出了追求真理、服膺真理、讴歌真理的心声：

红色十月是狂飙：

封建的山被它吹翻，资本的海被它掀翻。

红色十月是太阳：

它把白雪也照得发光，它把黑土也照得发亮。

……

——《红色十月》

诗人的政治思想也在诗篇中体现，早已唾弃了“无为而治”的乌托邦，代之以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新社会：

我们要的是这样个社会：

凡是劳动的都享有政权，

——《我们要的是这样个社会》

诗人也深深地理解要达到这样的社会，必须“为自由而斗争”，首先要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把敌寇驱赶到天边”，并且要“刺穿汉奸走狗的胸膛”，我们要“集合起更多的力量”，我们要“树立起战斗的旗帜”，为祖国、民族、人民的自由而战：

不自由的生存不如一块破布，它比那破布多一些耻辱；为自由死亡，为自由生存，所以先要有自由的灵魂。

女的是姐妹，男的是兄弟，民族是我们身生的母亲，斩尽杀绝自由的害虫，叫劳动的人民都成为神圣。

——《为自由而斗争》

对于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诗人满怀热望期待她在战火中诞生，“中国”象横亘在诗人心中的金字塔，他用炽烈的爱情歌唱它“站起来了”！

她在“进军”，组成了旌旗蔽空的“部队”；她在“喊杀”，汇成了震撼天地的巨雷；她在冲锋，侵略者连袂地倒下；她在追击，要把敌人逐出天涯！

诗人对胜利的前景充满信心，预示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卫”，将如同火中凤凰一般在劫火中新生：光荣归于中国，全世界光荣复活。

新中国将仍前进，向世界的苦难，向人类的永乐。

劳动里没有休假，英雄也没有自家。

全世界都站起来了，在欢迎新中国，一个新式的天下。

——《新中国是一个新天下》①

诗人抛弃了过去一度热衷的狂傲的自况，空虚的追求，杂沓的嘶喊，以及晦涩的行文，而代之以清新、明丽与自然，这当然是可喜可贺、值得欢迎的转捩，也雄辩地说明了人民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所属的文艺运动，吸引与改造了多少正直、爱国的有志之士，甚至连高长虹这样狷介不群的狂飙诗人也扬弃与湔洗了昨非，否定与抛掷了自己过去所崇尚的各种“主义”。我们不再在他的诗中听到尼采式“超人”的绝叫，也不复闻及带“唯意志论”风的呓语，而是真诚的、恳挚的为民族、为人民而歌的略呈暗哑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