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茫茫大地上一叶孤舟滚滚怒涛中几个童子　　第二回逢生路撞着一洞天争问题俨成两政党　　第三回放暑假航海起雄心遇飓风片帆辞故土　　第四回乘骇浪破舟登砂碛探地形勇士走长途　　第五回如真如梦无人乡景色凄凉忽喜忽忧探险队精神抖擞　　第六回荒洞穷搜怆怀故主遗图展视痛语前程　　第七回移漂民快撑寒木筏怪弱弟初审闷葫芦　　第八回勇学童地辟豺狼窟荣纪念名从父母邦　　第九回举总统俄敦初被选开学会佐克悄无言　　第十回兽人竞力显我优强草木效灵成他造化　　第十一回叹望洋群儿猜百点忏造孽呆子泣黄昏　　第十二回三条票风波掀醋海五里雾烽火闹冰天　　第十三回巨熊石四童子析居陷阱林一美人僵卧　　第十四回经无量劫弱女陈情感再生恩故人握手　　第十五回解船缆佐克勇自供驾纸鸢武安争上达　　第十六回燕子重来空疑喜报狗儿一吠作合救星　　第十七回老伊范智擒双奸细勇杜番力战一水手　　第十八回歼众魔同学庆更生驾片帆群儿还祖国

　　第一回茫茫大地上一叶孤舟滚滚怒涛中几个童子　　第二回逢生路撞着一洞天争问题俨成两政党　　第三回放暑假航海起雄心遇飓风片帆辞故土　　第四回乘骇浪破舟登砂碛探地形勇士走长途　　第五回如真如梦无人乡景色凄凉忽喜忽忧探险队精神抖擞　　第六回荒洞穷搜怆怀故主遗图展视痛语前程　　第七回移漂民快撑寒木筏怪弱弟初审闷葫芦　　第八回勇学童地辟豺狼窟荣纪念名从父母邦　　第九回举总统俄敦初被选开学会佐克悄无言　　第十回兽人竞力显我优强草木效灵成他造化　　第十一回叹望洋群儿猜百点忏造孽呆子泣黄昏　　第十二回三条票风波掀醋海五里雾烽火闹冰天　　第十三回巨熊石四童子析居陷阱林一美人僵卧　　第十四回经无量劫弱女陈情感再生恩故人握手　　第十五回解船缆佐克勇自供驾纸鸢武安争上达　　第十六回燕子重来空疑喜报狗儿一吠作合救星　　第十七回老伊范智擒双奸细勇杜番力战一水手　　第十八回歼众魔同学庆更生驾片帆群儿还祖国

“饮冰子”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骁将梁启超，他当时正流亡日本。“披发生”即罗普，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时在日参与《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编务。该书系据日译本迻译，最初在《新民丛报》上连载（自1902年2 月22 日第二号起至1903 年1 月13 日第二十四号讫），上署“少年中国之少年重译”。译者在第一回的“附记”中记叙了自己“纯以中国说部体”重译此书的经过：“此书为法国人焦士威尔奴所著，原名《两年间学校暑假》。

英某译为英文。日本大文学家森田思轩，又由英文译为日本文，名曰《十五少年》。此编由日本文重译者也。”并推重原作者“寄思深微，结构宏伟”，可谓知音之言。梁启超还在卷首填了一阙《调寄摸鱼儿》来阐发自己译书的意旨：

莽重洋惊涛横雨，一叶破帆飘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髫龄乳稚。逢生处，更堕向天涯绝岛无归路。停辛伫苦。但抖擞精神，斩除荆棘，容我两年住。英雄业，岂有天公能妒。殖民俨辟新土。赫赫国旗辉南极，好个共和制度。天不负，看马角乌头奏凯同归去。

我非妄语，劝年少同胞，听鸡起舞，休把此生误。

在书的结尾更明白昭示了自己译书的“因果”与目的：“自此各国莫不有了这本《十五小豪杰》的译本，只是东洋有一老大帝国，从来还没有把他那本书译出来，后来到《新民丛报》发刊，社主见这本书可以开发本国学生的志趣智识，因此也就把它从头译出，这就是《十五小豪杰》这部书流入中国的因果了。”译者还怆痛深沉地赋诗寄志云：海岛飘蓬不自哀，伤心吾土旧池台；蓬蓬纸上风云气，可有男儿起舞来。

梁启超作为一位有识之士，正欲藉泰西少年同舟共济、艰苦卓绝的精神，来激励中华男儿闻鸡起舞、挺然兀立的斗志。《十五小豪杰》的译笔酣畅淋漓，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举一例以说明之，即江苏地区高旭（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发起人）、高燮等所组织的觉民社编印的刊物《觉民》，在第八期（1904 年7 月8 日出版）的“文苑”栏中发表了吹万（即高燮）所作《书〈十五小豪杰〉后》诗三首，其中一首云：小小垂髫十五人，却从患难见精神。

男儿磨折寻常事，民政规模结构新。

仅此一端，说明读者通过《十五小豪杰》中少年民主选举产生“总统”

等有关共和制度雏形的描写，得到启发，从而表达了在专制重压下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和追求。

在晚清凡尔纳作品的译本中，更值得我们珍视的是鲁迅先生早年的两本译作——《月界旅行》（1903年10月进化社版）和《地底旅行》（1906年3 月普及书局版）。关于这两本书的作者，鲁迅在1934 年7 月17 日致杨霁云函中曾有过说明：“威男的原名，因手头无书可查，已记不清楚，大约也许是Jules Verne（儒勒·凡尔纳），他是法国的科学小说家……”又在同年5 月15 日致杨的书简中写道：“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

《月界旅行》是根据井上勤的日译本转译的，凡十二回。版权页误署美国培伦著，光绪癸卯（1903）年十月由进化社出版。当时因系卖稿，所以书上无译者具名，仅署“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地底旅行》初刊于《浙江潮》第十期（1903 年12 月8 日出版）上“小说”栏，署索子译，旋因该刊中辍而未刊完。光绪三十三年（1906 年）3 月，由日本东京浅草区榎木邦信并木活版所排印出版，上海启新书局发行。扉页上原作者署为威男，这倒是Verne的音译，但国籍误作“英国”，译者则署名“之江索士”。鲁迅在《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辨言》中申明此书欲供“贩夫稚子”、“纤儿俗子”所阅，并强调了科学小说的功用极伟，其“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甚至呼吁道：“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虽稍过甚其词，但译者企望通过介绍外国进步的科学文化，以破除禁锢中国人民千百年的封建迷信思想，“假小说之能力”去“浸淫思想”，从而达到“导中国人群以进行”的崇高愿望，还是强烈地溢于言表的。

此外，凡尔纳作品的译本在当时如雨后春笋似地层出不穷，我所见到的还有以下数种：著名翻译家周桂笙译了《地心旅行》，曾连载于吴趼人编的《月月小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由广智书局出版了单行本（一题《地球隧》）。卢冀东、红溪生译了《海底旅行》，连载于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起自1902 年11 月创刊的第一号，讫于1905 年7 月出版的第十八号，署“南海卢藉东译意，东越红溪生润文”。奚若译了《秘密海岛》，署“法焦士威奴著”，光绪乙巳（1905）年由小说林社刊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了《环游月球》，署“法焦奴士威尔名士著”，光绪三十（1904）年由本馆印行，列为“说部丛书”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凡尔纳同一作品还出现了多种译本，如凡氏的名作《八十日环游世界记》（Around the Worldin Eighty Days），则出现了六种译本：一为前已述及的逸儒、秀玉合译的《八十日环游记》；一是叔子译的《八十日》（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本）；一是孙毓修译的《二万镑之奇赌》（节译）；一是陈泽如译的《寰球旅行记》（小说林社刊本）；一是雨泽译的《环球旅行记》（有正书局刊本）；还有就是先在《少年杂志》上连载，后出单行本之《周游世界》。象这样同一作品出现六种译本的盛况，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恐怕也是仅见的。之所以如此，正因为凡尔纳的作品具有“改良思想，补助文明”（鲁迅：《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辨言》）的功效，所以在凡尔纳生前，即二十世纪初就受到我国知识界的关注，作为启发青少年良知，诱发他们崇高科学、渴求知识的进取心、求知欲，培育他们不畏艰险、敢于攀登的探求精神，陶冶他们孜孜駸駸、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以及灌输他们追求自由、摈弃专制的民主思想的优秀之作，而被源源介绍到中国来。总之，晚清出现的“凡尔纳热”决不是偶然的，是时代的需要使然，是民众的渴求招致，而其时行将覆灭、腐朽昏聩的清王朝，已无暇也无力来禁锢了。

第八辑书鱼絮语

小引

韩愈诗云：“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虽系诗人不无牢骚的自况，但也道出了读书人在卷帙书牍中讨生活的实情。不佞非敢比肩大家，惟一生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书，教书，藏书、编书，写书，一个“书”字道尽了我人生旅途的跋涉、苦辛与追求。

终其一生，未必有什么其他东西会引起我如此浓郁的兴趣。辑中篇什，请视作一个书痴的呓语罢。

“签名本”谈屑有位在京华编副刊的朋友，写过一篇谈作家签名本的文章，读后不禁漾出会心的微笑，因为此公娓娓叙来的甘苦得失，不佞甚有同感耳。

董桥在《访书小录》中说：“搜访旧书，实在不能不信机缘。”用句中国的俗语来讲，大概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罢，于此我在签名本的访求中也深有体味。作家签名本诚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如经年留心，每每也有意外的收获。作为一个爱逛旧书店的人，如在尘封的旧架中，或在狼藉的地摊上，意外发见一本签名本，其喜悦是不可名状的。在二十多年的猎书史上，倒也间或遇到过一些签名本，每见及此，为之雀跃，当时的欢愉之情，如今思之仍是乐滋滋的。

寒斋拓园所藏的签名本有以下几类：一是书店颁行的签名本，一是作家题赠亲友的签名本，一是有作家自署、题跋以及藏书印记的签名本，还有则是旧版书请作家补签的签名本。

先说书店颁行的签名本，“良友文学丛书”版的签名本在新文学书中是脍炙人口的，藏书家大多爱赏。我曾就此面询过赵家璧先生，他曾告知我原委，后来他也曾写入《编辑生涯忆鲁迅》中：“原来我们和作者签订约稿时，就交他一百张编号而空白的签名纸，签好后先交我们保存，一待出书发订时，就把这一百张纸，作为里封衬页，裱在一百册布面精装封面的背后，这样就成了作者签名本。”多年来颇留心于“良友版”签名本的访求，可是由于岁月的洗汰，人为的毁弃，旧书店里很少能够觅到了，故而十数年来仅得三册，已觉弥可珍异。其一为鲁彦的长篇小说《野火》（后改名为《愤怒的乡村》），系“良友文学丛书”第三十八种，1937 年5 月20 日初版。在签名页的左下角有竖排的一行铅印小字——“本书作者签名”，旁有一竖线，线的右方就是作家的钢笔签名，“鲁彦”二字写得飘逸生动，只是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蓝墨水的笔迹有些褪色了。右上角印有“签名本No”字样，我这册藏本的编号是62.还有一册是靳以的短篇小说集《虫蚀》，系“良友文学丛书”

第十五种，1934 年12 月10 日初版，签名的编号是5.特别有味是一本朱光潜的文艺随笔集《孟实文钞》，系“良友文学丛书”第二十五种，1936 年4月30 日初版。签名页“朱光潜”三字是用毛笔写的，颇为潇洒俊秀，编号为10；除此而外，同页还有另一位作家的签名，即该书原来主人的题署，文曰：“黄源1954.4.2”。黄源是三十年代著名刊物《译文》的编辑，知名的翻译家。《孟实文钞》上留有两位作家的手迹，故而我戏称其为复合签名本。

再说作家题赠亲友的签名本，这类本子蒐集较多，大约有百十册的样子。

其中若干种颇可一谈，例如有次在静安寺旧书店翻到一本布脊烫金精装本的《倪焕之》，一看是1929 年8 月的初版本，心中窃喜不置；再一翻扉页，其上赫然写着：“望舒先生叶绍均”两行工整的毛笔字，下面还钤有叶老的名章，更是喜不自胜。当时我是一个在大学读书的穷学生，书价要花去我每月助学金的一半，但还是毅然买下了，虽然后来两个月没有理发也无所谓。因为它的作者叶老是自己钦仰的五四作家，它的主人望舒是自己喜爱的雨巷诗人，濡染着这两位前辈作家手泽的初版本又是自己所耽读的长篇，它伴我渡过了多彩的青春，如今已成为寒斋的珍品。有一本林语堂的《剪拂集》得之于厦门鼓浪屿的旧书摊，系1928 年12 月的初版本，扉页上有以下的毛笔字：“××贤甥语堂二八，一，十一”这位“贤甥”的名字已被裁去，不复辨认，未知是否即书中钤有的藏书印“觉斋藏书”的主人。林语堂先生当年的日记不知仍存世否？在1929 年1 月11 日条有可能查到赠书“贤甥”的记录。

性喜收藏木刻印本，手拓本、机印本、制版本皆有一些，其中葛一虹编的《苏联木刻》（天下图书公司，1947 年5 月初版）分别有布面和充皮面装两册，前者米黄色，后者天蓝色，皆雅致可爱。此印本由中苏文化协会供给材料，以金属版翻印一千五百部，辑入了苏联版画家法服尔斯基、康士坦丁诺夫、克拉甫兼珂等创作的木刻三十九幅。郭沫若题签，郑振铎作序。我的两册藏本，其一有编者的题署：“君匋先生存念葛一虹卅七年四月”，钱君匋是二十年代就开始创作活动的装帧艺术家，至今犹健在；另一扉页上写有：“嗣群先生三九大庆靳以祝贺卅七年元旦”，康嗣群系三十年代文学刊物《文饭小品》的编辑，在六十年代中期去世了。

新诗集亦搜罗得不少，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不下三四百本，然而其中签名本寥寥。翻检多时，只找到三两本而已。一是柳倩的《生命底微痕》（1934年版），一是范纪曼的《汐之螺》（1946 年版），另有一册刘北汜的散文诗集《曙前》（巴金编《文学丛刊》第九集之一，1948 年4 月初版），原系诗人陈敬容的藏书，其扉页有作者题署：“敬容兄教正刘北汜卅七年四月廿七日在上海”。

最饶有兴味的一册签名本是秋郎（梁实秋）的杂文集《骂人的艺术》，新月书店1927 年10 月初版。该书的装帧很别致，在淡蓝色厚纸书面上的右上角贴一方形书签，其上绘一执戟的小丑蹲于维纳斯像前，右侧即是书名。

如此形制与新月版的《死水》颇为相近，可能也是闻一多绘制的。扉页上以毛笔写有：“一樵兄一笑秋郎”。前面说此书有趣，不仅是因为其中四十七则短文写得波俏，而更主要是顾一樵先生在书中作了许多批注，信笔拈来，汪洋恣肆，显示了这位集科学家、工程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学者渊博的学识与旺健的笔力。

集内卷首第一篇列举了十项“骂人的艺术”：（一）知己知彼，（二）无骂不如己者，（三）适可而止，（四）旁敲侧击，（五）态度镇静，（六）出言典雅，（七）以退为进，（八）预设埋伏，（九）小题大做，（十）远交近攻。顾一樵在其（三）适可而止条书眉批注云：

孔明与秦宓商量好了来骂张温，及秦宓把张温说得默然无语、难以下台时，孔明却又假作好人来解围，令他不敢小视蜀国无人，却又心中甚为感激，不致因此使吴蜀两国发生恶战，诚为得体。

又在（四）旁敲侧击条天地头批注云：

宋王荆公作字解穿凿杜撰，自作聪明，苏东坡思有以折之。一日忽谓荆公曰：“鸠字从九，可知有意。”荆公认为真，欣然请问。东坡笑曰：“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恰是九个。”荆公大惭。

复在（五）态度镇静条眉批有：“此诸葛亮三气周公廑之法也”，并在该条中缝批有：

天下善骂者莫（如）诸葛亮，几句话便骂死了一个王郎。王郎的气性未免太大，却也是诸葛孔明骂人术精妙的缘故。

还在（六）出言典雅条批注云：

多读《左传》《三国志》可娴骂人之术。

另在《老憨看跳舞》篇篇末也有批注，且配以图画，因难以传达，恕不赘引。其他篇什间批注甚多，也不一一撮钞了。以故实来佐证朋友的文章，虽然是信笔遣兴之作，不过从中亦可得睹批注者思想的吉光片羽，以及他与原作者思绪感情的交流，不啻也是研究作家乃至文学史的第一手资料。

有些自幼心仪的作家，后来也成了我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签名本当然更是我急于访求的。例如叶紫，我很爱这位在疾患寒馁的困厄中夭折的天才，最近编辑出版了《叶紫文集》，完成了《叶紫评传》，也算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叶紫作品的各种版本都在研究的过程中搜罗齐备，其中我最珍爱的一册是他代表作《丰收》的初版本，作为“奴隶社”的“奴隶丛书”之一，由上海容光书局于1935 年3 月初版，其扉页上有叶紫遒劲的手迹：“谔兄指教紫弟敬赠一九三五，三，廿七。”“谔兄”即漫画家张谔，叶紫当年的挚友之一，在接受叶紫赠书的当时于上海编辑《漫画和生活》。叶紫曾为该刊撰写《我为什么不多写》等文章，张谔曾为叶紫发表于《中华月报》的短篇小说《懒捐》、《杨七公公过年》画过插图。1977 年夏，经刘岘先生的介绍，我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访问过张谔先生，也谈及这本叶紫的赠书，他说是在“八·一三”的战乱中丢失的，不意在人间辗转数十载，最后落在一个叶紫研究者的手中，对于原作者及接受赠书者来说也是一种慰藉。洪灵菲的作品也颇爱读，他的几本小说在三十年代尝为“禁书”，坊间流传不多，搜集颇为不易，经过多年的探访，基本上收全了他的著译，其中有一本长篇小说《前线》，作为“我们社丛书”第一种，由上海晓山书店于1928 年5 月22 日初版。《前线》的扉页上也留有作者的手迹：“赠阿孟菲”，“阿孟”不知是作者的朋友孟超，抑或是作者的爱人孟芳。这位热情的广东籍作家逝世已经半个世纪，留下的片言只字已弥觉珍贵了。蒋光慈的作品也蒐集得不少，但始终未觅到过签名本，惟中篇小说《野祭》（创造社出版部，1927 年11 月20 日初版）的版权印花上，有以奔放的笔锋书一“蒋”字，故戏谓其不是“签名本”，而是“签姓本”。

平时书读得很杂，故而猎书的范围也漫无边际，散文小品笔记读书志之类都有所涉猎。周作人的小品写得清淡隽永，十分耐读，因而他的集子买得不少，其中有一册《瓜豆集》是他落水以前的作品，由宇宙风社于1937 年3月初出版，扉页上有作者的墨笔手迹：“秋明兄惠读知堂廿六年四月八日”，其下并钤有“冷暖自知”的朱文闲章。“秋明”系沈尹默的室名，他曾作有《秋明诗》、《秋明室杂诗》、《秋明词》等旧体诗词集。周、沈早年均为北京大学教员，同是新文学运动的骁将，这本小书是他们早年友情的见证，不过这可能是周作人最后一次赠书沈尹默，1937 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作人恐怕无颜再赠书给老友了。

这里附带谈一点“教训”。倘若你在旧书店发现一本“签名本”，在成交之前千万不要喜形于色，否则——。有次我翻到一本周作人送给刘半农的《狂言十番》，作者特制本，编号好像是6，当然非常高兴；也许是兴高采烈到了忘形的程度，立即招来书店职员的注意，他接过去看说：“啊！周作人的签名本！这个……卖不卖要研究研究，请示请示。”这一“研究”、“请示”当然没有下文，对于此交臂失之的《狂言》，令我怅然久之。后来，一本曾孟朴《鲁男子》的签名本又遇到同样的遭际。从此，我吸取了“教训”，每当发掘到“签名本”，即不动声色地板着面孔去付钱，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傻态可掬。

还有一类是作家的旧藏书刊，或有签署，或有钤印，或有题记，皆堪欣赏吟味，姑且也列入签名本一谈。例如我藏有几册二十年代浅草社的文学季刊《浅草》，其中一册封面上留有编者林如稷的题署，文曰：“生活史册上可纪念的一页——如稷自留”。林如稷先生是“浅草社”以至“沉钟社”的主干之一，六十年代在四川大学任教时与笔者有过通讯，并蒙惠赠其研究鲁迅的论著《仰止集》，如今林老已谢世多年、墓木已拱了。面对留有先生遗墨的《浅草》，常常引起对这位忠厚长者的萦念与缅怀。

在一本少年中国学会主办的《少年世界》上，钤有“王氏静安藏书”的藏书印，系王国维的遗物，看来这位为清廷殉葬的一代学人，对传播新思潮的《少年世界》之类，也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

所藏的线装本书中有两卷是故音乐家黄自的旧藏，即《曲雅》与《续曲雅》，系卢冀野编选的元明清三代的散曲选，前者由开明书店于1931 年10月据蜀刻本影印，后者由开明书店于1933 年10 月排印出。扉页上钤有黄自的三枚印章：黑色的“黄自”楷书章，蓝色的蟹行英文章，朱色的“黄自珍藏”篆文章，可见主人对这两册散曲的爱赏与珍视。封面还贴有黄氏藏书的编码签，分别为“No.32”与“No.33”。黄自先生是我国最早创作交响音乐和艺术歌曲的作曲家，也是最早在我国高等音乐学府传授专业作曲技术和理论的音乐教育家。他的文学修养丰厚异常，酷爱古典诗歌，尝为唐宋大诗人的诗词谱曲，例如1933 年以白居易《长恨歌》为题材，谱写了同名的清唱剧；他所作的词也显示了磅礴的诗才，如《抗敌歌》、《牛》、《春蚕》等都意气风发，感情浓郁，语调铿锵，诗意盎然。诗歌与音乐是有血缘关系的姊妹艺术，古今中外的大音乐家常和诗歌结下不解之缘，两册珍藏的散曲集正可作黄自热爱与激赏古典诗词的佐证。

说到藏书印记，想起柘园还有两本原“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旧藏本。这个图书馆是二十年代初上海一些文学青年联合创办的，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潮方面起了相当的作用，其中坚人物是湖畔诗人应修人等。两本盖有“上海通信图书馆”圆形馆章的书，其一是郭沫若的诗集《瓶》（《创造社丛书》第七种，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 年4 月1 日初版），封二贴有“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眉”：书类——342，书号——GMH3，借期——5，登记号——3178，重量——80.另一为王艺钟所译匈牙利至尔·妙伦童话集《玫瑰花》，系太阳社编《太阳小丛书》第三种，上海春野书店1928 年2 月15 日初版，馆章尚存，书眉已经脱落。

最后一类的“签名本”是将旧版本请原作者签名，此举颇有制造假古董之嫌，我却认为不无意思。因为吾生也晚，二三十年代新文学中许多佳本面世时，不佞尚未出生，访书当然无从谈起了。陆续淘得许多文学名作的初本，补请作家签名也算是一种“准签名本”罢。例如我曾买过不少茅盾作品的初版本，就选取了书品较好的请茅盾先生签名，像《春蚕》初版本曾请茅公写有：“茅盾一九八○年十一月北京”，该书于1933 年5 月初版，补签于四十余年之后，作者见书如对故人，读者的我则更将这比自己年龄大许多的书珍如拱璧了。类似的“准签名本”也放满了书橱的一格，皆为一色的初版本，其中有巴金的《灭亡》、《爱情三部曲》等十余种，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唐弢的《推背集》，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曹靖华译的《铁流》……等等。

絮聒已多，就此打住；书趣无穷，来日呈拙。

书之因缘

书海衔微之死靡它

篆刻家茅子良（前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曾为我刻过一方“书海衔微”的藏书章，颇能道出不佞的心曲。《山海经》云：“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

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是少女精灵化为的不死乌，她坚韧、执著的精神令人赞叹，故不佞遂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陶渊明诗）之旨以自励，时时鞭策自己去书海中凫游、求索。事实上，自己大半生也确乎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念书、编书、教书、藏书、写书，一个“书”字，足以道尽我人生旅途的跋涉、苦辛与追求。终其一生，未必有什麽其他东西会引起我如此浓郁的兴趣。

不佞并非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是个习武黄埔的军人，却于戎马倥偬中仍未能忘情于文学；他颇为丰厚的旧学根底与新学素养，陶冶与诱发了我醉心文学的孢芽。至今我仍珍藏着他以与军人不称的娟秀字迹抄写的诗集《春水》与《繁星》，系冰心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诗。十年前，我与范伯群教授同访冰心女士于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当我出示父亲青年时代的钞本时，冰心那对老人很少有的明亮清澈的眼睛，也漾起了喜悦与感动的泪花。

徽州文化薰陶浸染

我的故乡在徽州，地踞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处，黄山、白岳诸峰错落其间，新安、青弋两江蜿蜒而出，风光旖旎，人文荟萃，令我终生梦魂萦绕。

徽州自十二世纪宋朝南渡之后，就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读书风气非常兴盛。宋明理学奠基人“二程”与集大成者朱熹，都是祖籍徽州的。作为“程朱桑梓之邦”，文化教育十分发达，书院星罗棋布，触目皆是，紫阳、白鹿书院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各种学派藉书院的讲坛激发与推动了地方上的学术空气与读书风尚，培育与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著名的理学家有程大昌、赵汸、朱升、李希士等，杰出的朴学家有黄生、江永、程瑶田、俞正燮、戴东原等，近现代学者有胡适、吴承仕、陶行知、苏雪林、洪范五、杨仁山等，作家有吴组缃、汪静之、周而复、章衣萍、胡思永等。浓郁的读书氛围，曾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深刻的感应，所以常笑称自幼即感染有乡先贤胡适博士的历史癖与考据癖。

文学殿堂美不胜收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心，曾有多少文学俊彦云集于此，又出演了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自幼心仪的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他们曾经或者正在生活在这里，故我少年时代就非常向往去上海求学。

十七岁离家负笈上海，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的大学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知识的饥渴，课堂上名师林立（五十年代院系调整，除复旦外的国文教授全集中到师大中文系来了，有十六名之多），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程俊英、施蛰存、徐震锷、郝昺衡、罗玉君、史存直、王西彦等师长皆谆谆善诱，引领我们去叩击文学殿堂的门环。图书馆更是藏书丰富（集中了圣约翰、光华、大夏、震旦、交大等校的人文科学图籍），每天在书库中流连，如在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从大一开始到上海各旧书店去“淘书”，其中最丰厚的收获是在静安寺一家名为“诗巢”的书店，买到叶圣陶书赠戴望舒的签名本《倪焕之》，四十年后仍视同拱璧，曾戏称为寒斋“柘园”的镇库之宝。柳亚子曾将嗜写旧诗称为吃鸦片烟的“罂花瘾”，其实买书之嗜也同样，为买那本留有两位作家手泽的《倪焕之》，用掉我当月助学金的一半（当时每月助学金三元），以至理发钱也无着落了。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大多勤奋努力，如沙叶新、鲁光等即其中佼佼者。

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职业是当编辑，也算是与书有缘罢。不久即借调至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与高我一班的同学戴厚英等共事。其时作协的文研室由以群、罗荪、姜彬等前辈作家负责，他们的共同点是对年轻人甚为关爱。

以群姓叶，是我的徽州同乡，外表不苟言笑，然却内心热诚，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许多论争的背景与作家的史实。罗荪仪容修洁，风度翩翩，说话字正腔圆，彬彬有理，抗战期间主编《抗战文艺》，风靡全国，他赠我以三十年代处女作《野火集》，可惜“文革”中被抄没了。姜彬笔名天鹰，著名的民间文学家，谦和敦厚，待人以诚，于我十分厚爱，七十年代末其掌上海文艺出版社时，我在他麾下任现代文学编辑组长，稍后他受命筹组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将我带去，使我从此有机会从事长达十余年的研究工作。由于六十年代上半期一度在作协作研究，从而有可能与心仪日久的老作家交往，如巴金、于伶、刘大杰、师陀、任钧、杜宣、芦芒、罗稷南、钟望阳、秦瘦鸥、峻青、熊佛西、魏金枝、郭绍虞、王辛笛等，当时一方面找机会与他们晤谈、通信，一方面在旧书店搜罗他们的作品，故自喻为在读一部大而活的现代文学史，此一时期对我以后治现代文学大有裨益。

此外，上海作协资料室所藏近现代文学期刊与书籍甚为齐备，我以两三年时间浸淫其间，可谓“老鼠掉进了米缸里”，其乐可知。

与此同时，亦开始尝试进行研究，第一篇万字论文经阿英、唐弢两位前辈学者校正后刊发于1963 年初的《文学评论》，该刊当时是国内最权威的文学研究刊物。林非兄当时任《文学评论》的执行编辑，见敝稿文字比较“老气”，遂向北上组稿的我的同事魏同贤问：“胡从经大概五、六十岁了罢！”

老魏笑答道：“哪里，小胡二十五六岁都不到呢！”此后林非兄成为莫逆之交，常以此事说笑。

米缸老鼠快莫何之

谈起书之因缘，上海旧书店与古籍书店至今仍是我梦魂萦绕之所，自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在彼处觅书，我的青春岁月有相当时间是在那些纵横交错、书香流溢的邺架中度过的。曾在一本书的跋语中这样写道：“集内论及的书刊，大多是我自己的收藏，而这些版本的搜聚，却仰赖于上海旧书店诸位的鼎助。据我了解，这些文化宝藏的勘探者，为了抢救文化浩劫的烬余，足迹遍及塞北江南，以至于穷乡僻壤；他们涓滴不漏，锐意穷搜，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不可胜计的珍贵资料。我从自己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切身体验中，深深感悟他们没没无闻的劳动，平时无由表述，于此聊表谢忱。”就中所表达的感谢是非常真诚的。惟一感到遗憾的是，文革前旧书店按读者的级别分为一至四门市部（“一门”设在大堂，即所有读者均可光顾的：“二门”设在二楼，接待专业读者：“三门”设在三楼，要局级以上干部方可问津：“四门”设在四楼，专门接待部级以上贵宾。这种以行政级别来划分买书的层次，当然是荒谬与不合理的，但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我是老读者，一般经过通融可上到“三门”，特别开恩还可进到“四门”。在“四门”我常看到专门来买《金瓶梅》的高干，但也见到若干学养丰厚的读书种子，他们身居高位仍孜孜向学，例如后来惨遭整肃的“三家村”成员邓拓与吴晗，“文革”

中成为“四人帮”骨干的康生，以及先后当过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田家英。

胡乔木有次来“四门”买书，照例有警卫员与秘书跟随，我不及回避只得在书架间徜徉，胡以为我是书店的伙计，遂要我为他找一本苏俄作家拉甫列涅夫（即《第四十一》的作者）写的寓言小说《伊特勒共和国》（三十年代的徐懋庸译本），我不用两分钟就在书架中找到了，胡遂向陪同的旧书店负责人阎脉文表扬我熟悉业务，阎只得尴尬地“嘿嘿”两声，因我违规进入“四门”之事“穿棚”的话（当然是经他首肯的），他是要吃“排头”（训斥）的。

因得做编辑组稿、采访之便，六十年代上半期我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工余即跑旧书店、旧书摊乃至废品收购站寻书，例如我曾三到桂林，可阳朔一直没有去过，一有空就去买旧书，结果抗战期间桂林所出版的土纸本文学书蒐集了一大批，个中乐趣真不可言喻。

历时二十余年，行程数万里，积书两万余册（两万余册书对港台或海外学者而言，根本算不了一回事，但作为大陆学者来说，买书往往是一种奢侈，仅就我自己而言，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文革结束，整整十七年我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大元）。坐拥书城，轻抚卷帙，非常感谢妻子的体谅与儿女的支持，因为所买每一本书的钱都是从家庭生活费与儿女的糖果费中省出来的。妻子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见，直至今日，每当我施施然从外面抱一包书回家，她照例会讲一句：“鸦片烟瘾又犯了！”不过嗔而不怒，心里是谅解与宽容；正因为有妻儿的纵容，故至今乱买书之“鸦片烟瘾”仍无法革除。

现任日本东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藤井省三博士十年前在一篇简介我的文章中称之为“精力充沛、勇猛精进的近代文学研究家”和“国际知名、屈指可数的近代文学藏书家”，我是受之有愧的，然而聚书的丰饶却也是事实。

一般而言，猎书是围绕着研究课题进行的，例如六十年代就想写《中国文学期刊史》，所聚近现代文学期刊不下千种，其中就有百余种为《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所未著录。像李叔同于光绪三十一年（1906）在东京创刊的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八十年代中在东京神田町一家旧书店觅到，国内公私藏家均无收藏；又如《声色》，从未有人提到它是新月社的刊物，也不见任何处所有藏。

有一阶段集中研究鲁迅，故鲁迅著译的初版本皆搜罗齐备，甚至旁及他所编校序跋的书，如“新潮社丛书”、“乌合丛书”、“未名丛刊”等，均称齐全，在一般图书馆也未必能见到了。再扩展到搜觅鲁迅的佚文，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一本鲁迅手编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1914）！其中鲁迅所撰的《志趣书》是研究鲁迅早期美学思想的重要佚作，还有一篇三万言的译文《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更是海内外研究者找了数十年而无着的佚文。

其他素所热爱的作家茅盾、巴金、郁达夫、冰心、叶圣陶、柔石、叶紫、萧红、戴望舒……等的作品之初版本，也搜罗得相当齐全。基乎此，1989 年“五四”七十周年之际，香港中文大学拟邀请我与唐弢、姜德明二先生来此合办一个“五四文学珍籍展”，后因故而未实现。仰赖这些第一手资料，完成了《榛莽集》、《新文学散劄》、《柘园草》、《叶紫评传》和这本《胡从经书话》（《现代书话丛书》之一）等书的撰述。

很早就梦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学史》，试图探索中国小说史学这一近代萌生的新兴学科的发展轨迹，为此而蒐集的有关书籍、刊物等资料甚夥。

巨大至厚达三十余册的黄摩西著《中国文学史》（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文学史，1906 年出版），细小至钱钟书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数百字小说札记；豪华至金碧辉煌的东京赛棱社出版的增田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窳陋至抗战期间重庆说文社用土纸印的《中国小说论集》；珍罕至堪称孤本的暨南大学出版部1930 年出版的沈从文撰《中国小说史讲义》，寻常至上海大达书局三四十年所出的一折八扣书……可谓网罗殆尽，巨细不遗，恕我放肆的说一句，就个人所藏的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小说研究资料而言，可能无出其右者。利用这些涓滴所积的资料，完成了四十万言的《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并希望有生之年实现撰著《中国小说史学史》的夙愿。

上海《文汇报》女记者郑逸文小姐在八十年代中写过一篇关于我的“学者专访”，中谓：“胡从经醉心于收集大量原始的、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渴望从这些史料中萌生实实在在的分析与启人心智的观点。”并强调指出胡氏的研究方式——“史论结合的两栖作业”：“即在挖掘史料的同时，重视理性的思辨。他偏爱这种方式，更崇尚这种方式本身所蕴含着的‘严谨精神’，他固执地欲以自己整个心灵，整个创作生命对之进行贯彻、体验、实现。”

事实也庶几如此，例如中国儿童文学发轫于何时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许多人都持“五四”以后从外洋移植而入的观点，为了不囿于旧说而另辟蹊径，在对近代文献作了广泛勘察之后，发现中国近代知名思想家、文学家，如梁启超、黄遵宪、李叔同、林纾、郑贯公等，都为具有近代观念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创立起了开山之功，于是写下了二十万言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空白。

以上无不说明，充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尽一切可能在书海中辑佚钩沉、显幽烛隐，会对自己的研究有甚大的裨益。

书缘情笃琴瑟友之

我的旧同事欧阳文彬女士写过一本题为《书缘》的长篇小说，敝意此二字涵意甚佳，因书的因缘而建立的友谊远比酒肉朋友间的感情深厚、诚笃。

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许多前辈、侪辈学者施我以温煦乃至炙热，我深深铭感着他们。

六十年代即开始研习中国小说史，曾先后私淑于阿英、赵景深、刘大杰、谭正璧、陆澹安诸先生，承蒙他们多所点拨，方有寸进。尤其令我感念无已的是，在“文革”十年文化灭绝、图籍禁锢的饥渴年代里，赵景深教授向我敞开了他琳琅满目的藏书，使我有幸得睹了数以千计的历代稗史小说，丰实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知识。赵老仙逝之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荒漠甘泉》的悼念文字，聊表追思与感激。赵老生前诲人不倦，当年我任《鲁迅全集》新版注释本《中国小说史略》等卷徵求意见稿的责任编辑，他成了我的义务顾问，不知为我解决了多少难题。慈和睿智的赵老不仅施我以智慧的奶汁，而且在危难中覆我以庇护的羽翼。时值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我被定为上海新闻出版系统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而遭受批判，曾有一名工宣队长去赵老处外调，厉声追问：“胡某是不是专门从你这里借封、资、修的毒草小说看？！”

外柔内刚的赵老慢条斯理地请出了“上方宝剑”——“最高指示：“大家要读点小说史’”，当时毛泽东的话犹如圣旨，顿时使这个冒牌工人阶级（中专毕业的技术员）瞠目结舌、戛然语塞，灰溜溜地夺门而遁。赵老于此事颇为得意，不止一次与我谈起，随即扮演那位仁兄的尴尬表情，并伴以天真而爽朗的笑声。

因书结缘的故事甚多，恕不一一。然而，我衷心感念以下的朋友：姜德明：长期主编《人民日报》副刊，六十年代初我甫出校门就蒙其赐予发表的光荣，并一直鼓励我写书话。近日他主编“现代书话丛书”，亦将《胡从经书话》辑入其中，其实就中许多篇什正是在他的关切与催逼下写成的。

黄俊东：其为不佞最早认识的香港文化人之一，为人诚笃，学养丰厚，曾与名摄影家水禾田联袂来访上海“柘园”。我在《明报月刊》所刊发的十数篇文章，无一不是他诱导与催讨，并细心润色的结果。

陈万雄：一名勤劬的学者，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与之谈书的对象，认识十数年来，其读书之多、之广、之深刻，颇令人惊讶（因为他是一个大文化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其忙碌自不待言，真不知他有什麽时间看书）。过去每次过沪，都来柘园看书、谈书，他颇赞赏我的藏书，也很欣赏我女儿的写作能力，这两者都是我的至爱，被知音者夸奖，其乐可知。

江林：笔名林遐，曾任陶铸秘书，后任《羊城晚报》总编辑，所藏“五四”以来散文集甚夥，他的散文集《撑船阿婷》在六十年代曾风靡一时。我们也因书而结识，鱼雁往来大多与书有关，彼此都惠赠与代购过不少书。1964年陶铸主持中南区现代剧会演，江林向时任中南区文艺处长的萧殷建议借调我来帮忙，我与他在羊城宾馆剧谈经宿，无非是书、书、书。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的畅叙，不久他即以“陶铸的黑秀才”的罪名，被“文革”的黑潮所吞没了。至今我尚保存着其所赠萧红《马伯乐》初版本，睹物思人，感慨无已。

黄新波：著名木刻家，曾活跃于上海、香港的文化圈，建国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广东画院院长。他虽以画家知名，却写得一手好文章，明丽流畅，恍如其画。他称我为忘年交的“小友”，赠我以三十年代他参与的《现代版画》和手拓的许多作品，以及转赠我他香港友人黄蒙田、叶灵凤等赠给他的书。我曾赠其一部原版清代木刻版画《无双谱》，他高兴得写诗致谢。

江曾培、郝铭鉴：此两位皆是以写书、编书为终生职业的朋友，我们认识已垂三十年。在那“臭老九”如过街老鼠的艰困岁月中，同在奉贤海滨“上海新闻出版干校”接受“再教育”，三人同居一芦苇编成的陋室，户外是寒冷砭骨的海风的呼啸，室内却谈天说地、其乐融融。两位老兄皆口若悬河、笔如刀圭，老江学识渊博、乐观幽默，小郝博闻强记、机敏过人，爱书则是共性。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受益匪浅”也不足以形容。

……

小小柘园，以书会友，到访的前辈学者有刘大杰、唐弢、王元化、王瑶、赵景深、田仲济、钱谷融、任钧、卢鸿基、谭正璧、曹靖华、钟望阳、黄新波、陈则光、单演义、姜彬、魏绍昌、罗竹风等；侪辈学人则更多，有陈鼓应、陈万雄、吴茂生、陈丹晨、林非、刘再复、孙玉石、范伯群、吴中杰、陆耀东、郭豫适、吴泰昌、雷群明、朱正、肖凤、马良春等，亦曾来此晤谈和切磋。另有数十名外国学者来此看书谈天，伊藤虎丸、铁木正夫二位以研究郁达夫知名的日本汉学家曾戏称柘园为“徐家汇第二藏书楼”，美籍学者李欧梵曾于其中流连两日，说明尚具一定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