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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形式方面，诗人也不再模仿《察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那种象征的、晦涩的的格言式短诗，而是开始从民众艺术的巨川大河中汲取养份，例如1945 年7 月所作《渡荒年》，就明显地借鉴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传统形式：

好劳动打井渡荒年，懒汉眼看着荒了田。

可惜的是，正当诗人要为即将屹立在东方的新中国而放声歌唱的时刻，他却在东北战场的艰困环境中失踪了。诗人一生的道路确乎是曲折的，但我们不可忘却，他最后的歌是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献给他极目憧憬而未及身历的新的人民共和国的。

最近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之《诗歌卷》中找不到长虹的诗，我们感到遗憾；实际上他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如1941 年11 月18 日；1942 年2月6 日、18 日，4 月5 日；1944 年11 月6 日、7 日，12 月10 日、16 日）发表过不少作品。一个在战火中奔赴延安，并在她的怀抱中歌颂新人物与新世界的诗人，是不应该被遗漏与忘却的。

① 这首诗不在《延安集》内，作于1938 年12 月1 日，刊于1938 年12 月17 日《抗战文艺》三卷三期（总第二十七期）。

第二辑香海文漪

小引

香港自古为中国的领土，诚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一个读书人，显幽烛隐地揭示中国文学在这片国土上生发、滋润、繁盛的轨迹，多年来成为我孜孜以赴的鹄的。我曾于国内外数十座公私文库中泛览了历朝，尤其是道咸以降的诗文集不下千种，从中搜觅有关香港的诗篇。数载爬罗剔抉、■榱觅桷，竟获自唐以降的诗词数千首。据此精选编纂成《历史的跫音——历代诗人咏香港》，凡诗人一百三十八家。同时，进行研究与撰述中的书稿有《香港近现代文学史》，作为其附属项目的《香港近现代文学书目》即将先行出版。另绍介、评骘百余家有关香港诗人、诗作的《香港诗话》亦将问世。本辑将上述有关篇什演为书话，奉呈方家与读者诸君。

第一本香港文学选集——《时谐新集》（1906年）

在论及香港文学史时，人们常常谈及的是：中国本土文学如何惠及、润泽香港文学，历次南下文化人又如何影响与推动了香港文学的发展。这些诚然都是事实，但事物往往是具两面性的，故我一直思考如下的问题：香港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反向影响如何呢？就我目下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就足以证明这种影响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巨大的。

仅就我箧中收藏已三十年的一本小书来看，稍加检视，略作评析，就可发现世纪初的香港文学早已呈现多采的风姿，其丰实的内容与新颖的形式，足以傲视同时代的出版物。

书名《时谐新集》，出版处是香港中华印务有限公司，未署出版年月。

曾查索近代有关书目，以及国内各图书馆馆藏书目，乃至海外的汉籍书目，均未见著录此书：仅在吴研人主编的《月月小说》创刊号（上海乐群书店，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出版）上刊载了吴氏自撰《俏皮话》，其引言云：“香港近辑之《时谐新集》，虽间亦采及数条，亦仅得一二，非我面目”，由此得悉《时谐新集》问世于光绪三十二年，亦即1906 年9 月之前。

《时谐新集》为文艺选集性质，其封面即以广告性文字标明：“是书仿《岭南即事杂咏》文章游戏之体裁，分别门类，翻陈出新，可读可歌，可惊可泣，可以新民智，可以解人颐，诚为近日新书中之别开生面者也。”总目则按体裁分有：“文界”、“小说”、“诗界”、“歌谣”、“粤讴”、“南音”、“班本”、“传奇”等。

卷首有香山郑贯公所撰《〈时谐新集〉序》，首先揭橥编辑是书的宗旨是“正人心”，“开民智”，从而抨击了空中结构，想入非非，节外生枝，狗尾续貂的陈腐、荒诞、淫佚的旧诗文，斥之为“写情于缥缈之乡”“导世于荒唐之境”的“剩言”、“余唾”。鉴于“可怜黄种，被诱黑甜”的局面，于是编此花样翻新，别开生面，“上关政治，下益人群”的书。

序中还有一段自叙，甚具文献价值，兹引录如下：仆几度东游，半生西学。执世上所闻之笔，隐豹频年；读人间未有之书，斩蛇何日。才非倚马，尽伸正则骚牢；时未获麟，终切杜陵忧国。读张均之小说，稍任笔劳；学宋玉之大言，或资棒喝。五千直扫，寓褒贬于毫端；十万横磨，诛奸贪于纸上。遑计能言鹦鹉，终自囚笼；要之开道骅骝，不甘恋栈。既编日报，复辑时谐以上自叙昭明了编者旨在启蒙、志在革新的鹄的，如对照他的生平身世，则更了然了。

郑贯公绝非等闲之辈，他在世纪初的香港新闻与文学舞台上，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他原名道，字贯一，后改贯公，号中立，笔名仍旧。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生于光绪六年（1880），家庭清贫，然幼即颖悟好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称。初进学乡塾，十六岁时以家贫辍学。光绪二十二年（1886）东渡日本依其族人，于一办房服杂役，工作烦冗，地位卑下，殊不乐。其于工余常向友人借读《时务报》、《知新报》等新学书报，“隐然具国家思想”。光绪二十四年（1898）横滨大同学校成立，教员康徒、徐勤、汤觉顿、梁启田等倡谈新学，梁启超亦在日创刊《清议报》旬刊，徐勤则倡设孔教会。某日，大同学校出对曰：“自信美人犹未暮”，贯公代其族弟对曰：“要倡孔教亦非迟”。教员们询知为贯公捉刀，悯其有志向学，乃特许充免费生。翌年转入梁启超在东京创设的高等大同学校，同窗有蔡锷、秦力生、冯自由、范源濂等。校中注重讲授欧美各国革命史，以及希腊先哲与卢骚、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学说。诸生各以先哲自况，贯公自称中国之摩西，尝著《摩西传》以明志。光绪二十六年（1900）7 月，唐才常策划自立军于汉口举义，事泄失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湘籍学生林述唐等十余人殉难，他们都是贯公的同窗，此事对他刺激甚大。同年就《清议报》编辑之聘，该报系保皇党机关报，贯公此时思想已经渐脱康、梁的羁绊，遂另倡设《开智录》半月刊，鼓吹革命思想。与此同时，开始与孙中山交往，并参加兴中会。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孙中山介绍贯公于时主香港《中国日报》的陈少白，使任该报记者。据共事的冯自由回忆：“维时香港新闻界尚极幼稚，主持笔政者多旧学中人，立论陈腐，颇为新学士子所齿冷。贯一至港，乃尽量阐发其新名词及新思想，旗帜为之一新，大为读者欢迎。”《中国日报》的文学副刊“鼓吹录”，一度由贯公主编，版面调配得十分活泼，形式有粤讴、南音、曲文、院本、班本等，内容则大多为讥刺清廷卖国、贪黩、昏庸的讽刺作品。光绪三十年（1904）与林护、谭民三等创设《世界公益报》，同年1 月20 日创刊，贯公任主编，担任编辑记者的有黄鲁逸、黄世仲、黄耀公等。公开号召“变专制为共和，变满清为皇汉”，“投袂而起，光复中国”。

同年3 月31 日，又创办《广东日报》，亦任总编辑，担任编辑记者的有李大醒、黄世仲、陈树人、胡子晋等，以“发挥民族主义，提倡革命精神”为宗旨。翌年6 月4 日又创刊《唯一趣报有所谓》，以香港开智社的名义发行，贯公任主编，参与编辑和撰稿的有黄世仲、陈树人、王斧、李孟哲、卢星父、王军演、骆汉存等。版面分谐、庄两部分，先谐后庄。谐部设有落花影、前人史、滑稽魂、新鼓吹、社会声、风雅丛等栏目，庄部设有博议、短评、访稿、要闻、电音、港闻、来书等栏目。文字通俗，持论激烈，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爱国运动中，刊载了大量拒约和抵制美货的消息、言论及文艺作品，“一纸风行，为省港各报之冠”。同时代人也回忆道：“时当美国公布华工禁约未久，各省抵制美货之潮流，风起云涌，尤以广州香港二地为最。粤督岑春煊徇大绅江孔殷之请，严令解散拒约会，且逮捕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三志士置之于狱，各界人士大愤，贯一乃联合粤港各报，对暴官劣绅口诛笔伐，义声震于一时。”（冯自由《革命逸史》）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孙中山派冯自由赴香港成立分会，陈少白任会长，贯公任庶务干事。翌年夏，贯公妻马氏忽患时疫，赖贯公多方护持，方得痊愈；而贯公以侍疾故受感染，遂以不起，终年仅二十六岁。

《时谐新集》疑即取资于郑氏曾主持的《中国日报》副刊《鼓吹录》，以及主编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唯一趣报有所谓》，亦旁及同时期的本港乃至内地的若干报刊，成为一本晚清革命文学与讽刺文学的集大成者。由于香港的特殊环境，清廷侦伺鞭长莫及，编者可有恃无恐地将许多反清的诗文谣谚，均予搜罗并悉数辑入此集。

书耑有署名“墨隐主人”所撰《凡例》，想亦当出自贯公手笔。全书分为四门，即“文界”、“小说界”、“诗界”、“曲界”等。

“文界”辑入政论、杂感式文章三十篇，大多浃雷蕴电、锋芒犀利。如开宗明义的首篇《志士箴言》，不啻是指控清廷的革命檄文，公开申明：“乃欲翻数千年之旧根，振二十一省之新象”，认为“况各国文明之治，无不从流血而成”，呼吁以铁血的暴力推翻清廷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以激昂的意绪歌颂了革命志士前仆后继的奋斗精神：“东南数省，担心时变者，号称数万人，……。争之，抗之，摧之，撼之，挟之，声罪而致讨之。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前者伏诛，后者执简。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厉；丛叠蒿街之首，而亦步亦趋。彼党虽素称极顽、极固、极狠、极凶，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则天下莫不欲饮刃于其腹！”这种气冲霄汉的浩然正气，足令闻者无不动容矢志。又如《祭刚毅文》，则对这个清廷大员的死竭尽嬉笑怒骂的能事，劈头第一段就写道：“维光绪二十有六年，闻我中堂已捐馆之噩耗传至，举世闻而称快！”继而罗列其种种祸国殃民的劣行，诸如积极参与策动戊戌政变，力主废黜光绪帝，为铲除新政不遗余力；以筹饷练兵、清理财政等名目至江南、两广地区大肆搜括，并散布“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等卖国辱民论调；在被派至涿州等地考察义和团虚实时，向慈禧谎报所谓“刀枪不入”、“法力无边”等妄言，从而主张围攻各国使馆……这种对权奸的侮弄与轻蔑，表现了作者的无畏胆识。又如《贼民与贼官书》对腐败的满清官场大肆鞭笞，中谓：“大哥八股横行，钱神得力，三班拔选，酷吏称能：断狱有才，天平体面，发财多术，地铲无皮，所有民脂民膏，任君予携予取，是以眼对银黑，顶积血红”，其讥刺的锋镝不可不谓犀利。又如《守旧鬼传》，则以揭露、批判保皇派为旨，指出他们虽曾得风气之先倡导维新，如今却落伍于时代潮流之后而抵制革命，“专心致志以与新政、新法、新学、新理、新智、新术为仇”，其结果将是“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又如《八股先生传》，揭示其为箝制思想、束缚人性的羁绊，它的废止是历史的必然，并直指满清之名而詈之。再有一篇所谓《剃头辫发会章程》，更以戏谑的笔墨讽刺道：“本会创设之意，期四万万生民，悉为满清奴隶，子子孙孙，永远无悔”，对沉睡黑暗之乡的庸众痛加针砭。另有《强俄窥边赋》（以窥边有虎举国无鸠为韵），愤怒指控沙俄“狼贪之性”、“蚕食之图”，呼吁国人警惕祖国将遭瓜分豆剖的危险！

本栏与香港有直接干系的有两篇，即《水坑口记》与《牛肉耙赋》。前者警诫人们不要沉溺色海迷津。水坑口系当时香港的“红灯区”，亦即塘西烟花繁盛之地。该篇行文警策，雄辩有力，兹引一二，以示豹窥：爱河欲海之交，有水坑口焉。发源于金银山，绕越芙蓉城。凡渡香江者，必经其口岸。此处有迷津，行不数武，与酒海肴山相接脉，是曰醉乡。其右则为小姑居处，高耸迷楼，是曰温柔乡，一名色界，花明柳暗，地本狭邪，过此则祸水茫茫，险途渺渺，居然一奈何天，其中有避债台、迷魂洞、奈何桥，直接则为孽海……

作者以亦实亦虚，亦庄亦谐的笔墨，生动而又严肃地告诫人们勿在其中流连忘返，以致惨遭灭顶。最后则以小诗作结：“坑口窄，水流急，寄语渡江人，莫向潮头立，多少金银船，翻覆不可拾。”

《牛肉耙赋》则罗列当时香港“饮食之时款”而描摹之，从中可见世纪初香港饮食文化之一斑。其写“唐餐”云：“三五心交，何必■鸡与杀鸭；一二毫子，居然烹羊而宰牛……精品过捞鱼片，爽口过食鸭粥。台铺白布，五味架摆得装潢；椅坐花旗，几技头倾吓不俗。斟盆生意，晏昼何须执点心；做餐人情，宵夜无谓斩烧肉。”试观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日，大排档、打冷店所食与之仍十分相近。其写“西菜”云：“不用碗筷，共拿刀叉。只求新鲜之牛血，免提俗品之鱼虾。或开沙士水，或钦咖啡茶。何须苦苦全餐，方为架势；饮得沉沉大醉，几咁繁华。现钱交易，阔佬堪夸。岂要碟掷下栏，计吓饮几壶酒：免使发票出局，顶硬叫两枝花。真饮真食，且旨且嘉。纵令你韭王之鱼翅，岂及我薯仔之牛耙。”环顾今日西餐厅之风味，庶几亦相近之。

“小说界”栏内容亦颇丰饶，其中辑录了若干寓言，大多是对清廷文武官员以及汉奸洋奴的讽刺，篇目有《人肉楼》、《手足奴》、《动物谈》、《水族世界》、《飞禽世界》、《鸡鸭相庆》、《格致奇谈》、《饼芋同悲》等二十余则。寓言弥来为讽刺专制的利器，文学史上的史实昭告我们，专制猖獗之际正是寓言鼎盛之时，因其个中形象的不确定性使执法者无从措手，而其寓意又为同时代人所心领神会，故常不迳而走，风靡一时。帝俄时代的克雷洛夫寓言，晚清时代的诸多寓言（如吴趼人的《俏皮话》等），皆有异曲同工之妙。

栏首的《人肉楼》是题旨最锐利大胆的一篇，其讽刺的矛头直指昏瞆、暴虐的叶赫那拉氏，敢于在西太后这个太岁头上动土，将清廷统治下的中国喻为一座“人肉楼”，中谓：“上坐一少年，后坐一老妪，其老妪啖人肉最多。十余年间，啖须那人数百万。其旁坐者数十人，专执剖割之役，以供奉老妪者。”以上分明指的是光绪与慈禧，当时的读者见此，必然会默会于心及怒形于色的。

又有《虫族世界》一则，构思巧妙，寓意深邃，兹引录如下：昆虫部中，也有一世界。其世界之内，也有朝廷，也有郡县，也有别部交涉。昆虫皇帝，先是令粪蛆执政；久之国权尽失，国势不振。昆虫皇帝大惧，下诏求贤；争奈蛆既当国，所汲引者，无非是其同类。皇帝不得已亲校蠹鱼，置于政府，而逐粪蛆。久之，国之腐败如故，萎靡如故，皇帝叹曰：“吾初见蠹鱼，出没于书堆之中，以为必是有学问的；不期试以政事，竟与那吃屎的东西差不多。”

这则寓言对清王朝中抱残守阙的顽固派与侈言维新的保皇派，都进行谴责与否定，而作者心目中所仰赖能维护国权、增强国势、重振国威的是什么派，则不言而喻了。

《小说界》中之作者，除吴趼人（据前之吴作《〈俏皮话〉引》）外，尚有王斧。王斧，号斧军，亦号玉父。广东瑶山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

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香港结交陈少白、郑贯公、黄世仲等，并得识孙中山。稍后加入同盟会，在港创办《民报》、《少年报》、《人报》，任各报主笔，并为《中国日报》之文艺副刊“鼓吹录”，郑贯公主编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唯一趣报有所谓》撰稿。光绪三十三年（1907）奉孙中山之命赴新加坡任《中兴日报》主笔，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

后至暹罗（泰国）任同盟会暹罗分会主盟人，又兼《华暹日报》主笔。民国成立后，历任瑶崖安抚史、国会议员、瑶崖行政专员、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纂、监察院监察委员等。民国三十一年（1942）病逝于重庆，终年六十二岁。其在郑贯公所编《唯一趣报有所谓》（1905—1906）上所发表的小说有《真人假鬼》、《辩童》、《立献》、《巾粉争辩》、《佳人泪》等。

“诗界”系本书中最精彩部分，其中有郑贯公自撰《香港竹枝词》十六首，世纪初的香江风貌与风俗民情在其中得到简约而形象的反映。有远眺的鸟瞰图：

虎门水势接天流，水尽东南有地浮；谁识外洋小洲岛，五方人物此中收。

有近■的街市景：

上中下环总计埋，三百五十余条街；最喜并皆干净土，我来新试粤城鞋。

有鸭巴甸街杏花楼的速写：

枕心楼阁势如虹，走马盘蛇路隐通；试上杏花楼上望，岚光都在酒杯中。

有荷里活道文武庙的素描：

几多沧海变桑田，世事茫茫只听天；逐队拈香文武庙，华人犹是信神权。

其他，以“车马喧阗十丈尘”来形容市面的繁华，以“十尺楼房五尺金”

来比拟楼价的高企，以“香江食谱试翻新”来叙述酒楼的美食，以“花花世界幻如烟”来抒写塘西的冶荡……在作者观察入微的刻绘中，我仿佛置身于百年前香江的山顶、海傍、街头、庙里，喧嚣的市声，迷濛的海景，静谧的山光，各色的人群都如见如睹，了然如画。

《三字童谣》的作者失考，其利用岭东童谣的传统形式，穷形极相地把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刺戳得体无完肤：好世界，一路哭。好新政，多流毒。

老烟精，官州牧。大衙门，愚公谷。

学务处，人碌碌。大营员，娼家宿。

壮兵丁，烟枪竹。学无堂，失教育。

勤工所，有名目。兴商会，有米粥。

理财法，设赌局。开摊场，官监督。

绅富捐，捉大叔。拓租界，地日蹙。

房有捐，食无肉。酒税加，折口腹。

广东人，泪一掬。西乱多，难以肃。

会党来，心畏缩。大花厅，莽已伏，逞甚么，尔威福。

这首童谣贯革直入地抨击了清王朝的高官贵胄以至胥吏武弁，旁及学棍文氓、西崽买办之流，也就是支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腐朽势力，都属扫荡之列，乃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诗作。

尚有一首《官贼歌》，也是一篇力图撼动清廷统治的革命诗章，其辞俚俗，其义亢烈：亚妈教我学做官，亚爷教我学做贼。

做官冇心肝，做贼有魄力。

贼路任横行，官路生荆棘。

做官滥窃民，做贼敢窃国。

做贼卖人头，做官仰鼻息。

贼仁贼义官所为，劫官济民贼之职。

笑呵呵，有官贼愈多，有贼官受过。

呵呵，呵呵，官眼睁睁奈贼何？

官眼睁睁奈贼何？！

这种官贼一家，泾渭难分的现象，正是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的政治标记；用比拟鲜明、褒贬显豁的童谣来揭露，不过显得更昭然罢了。

《新童谣》四章讥刺的锋芒更是针对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颟顸、昏庸、暴虐、荒淫而投射的，而所作指摘则更直接更具体。试举其一章为例：谄媚谄媚，摆酒演戏，胡诌耍子，欢天喜地，老佛爷在这里。

去去去，去讨赏赐，许多饼饵，许多玩器。

提佛爷的耳，掩佛爷的鼻。

羞死羞死，屡次屡次。

矛头直指僭称“老佛爷”的慈禧，其大胆与无畏绝非一般写作谴责小说、打油歌诗者能望其项背。

当时，为郑贯公所编的《中国日报》副刊“鼓吹录”以及其主编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唯一趣报有所谓》写作诗歌的作者，主要有陈树人、廖平子等。陈树人原名政，又名韶、哲，字树人，以字行。别号猛进、猛迈，晚号安定老人。广东番禺人。生于光绪九年（1883），十七岁从其外叔居廉学画。世纪初一度居港，系革命派报刊《中国日报》、《有所谓报》、《时事画报》等的主要撰述者与绘画者。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同盟会，旋赴日本留学，入京都美术学校绘事科；同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从政二十余年，历任国民党党务部长，两度代理广东省长，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民国三十七年（1948）10 月病逝于广州，终年六十五岁。工绘事，为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与高奇峰、高剑父并称岭南三大家。擅吟咏，有《寒绿吟草》、《专爱集》、《战尘集》、《自然美讴歌集》及《春光堂诗集》。

廖平子原名仕肩，字平子，号平庵、苹庵，别署皙翁、秋人。广东顺德人。生于光绪八年（1882）。早年加入兴中会。光绪壬寅癸丑间（1902—1903）间，与黄节等鼓吹民族主义，时投稿于《中国日报》，抨击清廷，不遗余力。

该报社长陈少白聘其为副刊主笔。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不久赴日本留学，与卢信等在东京创办《大江月报》，宣传革命。

民国以后被聘为稽勋局审议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弃职回粤，致力于慈善与体育事业。民国二十七年（1938）日军攻陷广州后，毁家纾难，组织顺德民团进行抵抗。失败后，避居澳门，创办《淹留》、《天风》二手写手绘刊物，宣传抗战。民国三十一年（1942）迁居曲江，又自办手写手绘抗战诗史半月刊《予心》，坚持“以诗歌为抗战工作”。翌年4 月在曲江病逝，终年六十三岁。陈、廖二人皆为郑贯公挚友，也是他所编报刊的积极撰稿者。仅以《唯一趣报有所谓》为例，陈树人发表的诗歌有《送陈大我之日本游学》、《感时和柏明并用原韵》等，廖平子发表的有《和铁血少年登太平山有感兼用原韵》、《感时》等。然《时谐新集》之“诗界”栏内作品大多数不署名，故我们只能揣测，陈树人、廖平子等可能是其中的作者。

“曲界”的内容比较丰富，采用了粤籍人士较为喜爱的广东俗文学样式，诸如粤讴、南音、小调、班本等。

“曲界”子目“粤讴”中辑入了《自由钟》、《自由车》、《天冇眼》、《地无皮》、《太平山》、《水坑口》、《行埋一便》、《真正累世》等二十首，皆标明为“新解心”。粤讴是粤语地区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一名“解心”，故称“解心腔”。行腔不尚低沉雄亮而偏于尖锐高扬，伴奏的乐器为扬琴、洞萧和椰壳胡琴。只是清唱，没有念白。由乾嘉年间直至晚清，广州妓艇中唱粤讴盛极一时，香港的花舫也不例外。内容无非是风月场中的男欢女爱、离愁别恨之类，带点伤感与颓废的气息。有人统计，传统粤讴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文人为妓女写的。前村渔隐为招子庸著《粤讴》所作的代序中有一首七绝：载酒征歌纪胜游，是真名士自风流；两行红袖烧银烛，醉侍樽前数粤讴。

有助我们了解粤讴是穗、港一带乐户人家传唱最盛的谣曲，多为有狎邪行的文人所写，行文在通俗中略显淡雅，且泰半为缠绵悱恻的抒情文字。郑贯公等革命党人当然不会老调重弹，而是在旧形式中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如郑氏在《唯一趣报有所谓》光绪三十一年（1905）6月6日第二版发表了“新解心”《广州湾》，悲愤于列强觊觎我大好河山，兹引录如次：痛定痛，我个广州湾。不堪回首，珠泪偷弹。虽则地土无多，人亦有限，亦算个通商良港，都系大汉嘅河山。自记把租界划与法人，我就知有后患。又有别个想着开埠呀，几咁心烦，几国都想分的杯羹，惊死手慢，好似鲜鱼争饵，天咁交关。是以法国知机，忙把铁路要办，佢央求清政府，切勿为难。我想一揸倒路权，就可以将死命制硬。唉，真可叹！大局成鱼烂。恨只恨政府慷他人慨，不肯把汉土交还。

《自由钟》等篇的作者为珠海梦余生，即廖恩焘所著。廖字凤舒，号忏庵，别署忏绮盦主人等。广东惠阳人。生于同治二年（1863），革命元勋廖仲凯之胞兄。其父为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生，任职于英资汇丰银行。恩焘九岁赴美，在加州攻读英文凡九年。十七岁回粤，从东莞陈子砺研治国学。光绪十三年（1887）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为其服务外交界之始。民国四年（1915）任驻古巴公使馆代办使事，兼驻古巴总领事。民国十一年（1922）

暂代驻朝鲜总领事。民国十四年（1925）代驻智利公使馆代办使事。翌年，兼驻巴拿马公使。再次年，任驻古巴公使。民国二十三年（1934）任驻马尼拉总领事。从事外交工作凡五十年之久。退休后返香港定居，直至1954 年病逝，终年九十二岁。酷爱诗词谣曲，早岁利用粤讴的传统形式创作“新解心”，以笔名发表于二十世纪初革命派在香港所办的报纸，如《中国日报》、《少年报》、《唯一趣报有所谓》等之副刊，影响颇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云：“乡人有自号珠海梦余生者，热诚爱国之士也。游宦美洲，今不欲署其名，顷仿粤讴格调成《新解心》数十章，吾绝爱诵之。其《新解心》有《自由钟》、《自由车》、《呆佬祝寿》、《中秋饼》、《学界风潮》、《晤好守旧》、《天有眼》、《地无皮》、《趁早乘机》等篇，皆绝世妙文，视子庸原作有过之无不及，实文界革命一骁将也。”廖仲凯曾填《贺新郎》词，中云：“瓦缶繁弦齐竞响，绕梁间，三日犹难去。聆粤调，胜金缕。”对乃兄大作推崇备至。后廖氏于民国十年（1921）梓行《新粤讴解心》，其自序云：“余曩客美洲，尝仿其体作百余首，稿辄弃去，不复记忆。”故该集所辑皆近十余年来之新作，凡百首。而梁启超所述及的数十章《新解心》，因是革命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早就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然皆遍觅无着；今幸赖《时谐新集》得以保存，亦一近代文学史，尤其是香港文学史上一佳话耳。

兹引录《自由钟》如次：

无乜好赠，赠你一个自由钟。想你响起钟嚟，叫醒世界上个的痴聋。人话六十分就係一点钟，容乜易把韶光来白送。故此要及时猛省，唔好一刻放松。大抵钟有十二个时辰，就有十二个作用。你肯把精神振刷，唔怕打叠唔通。人若果似得个钟，就时时都係咁奋勇。

算你係铁嘅都会磨穿，漫讲係铜。你睇钟个的事件咁多，都靠一条心嚟运动，就与合群团体个的物理相同。我想钟有同声，人就有同种。同声要相应，同种就要咪个相攻。舍得显尽法条，惊醒吓大众。等到时辰唔错，就有机会嚟逢。中国捱到呢个时辰，重有乜机会好碰。只望人心团结，咁正话夺得天工。呢阵赔款好似催命符，满洲就係妆嫁杠，内盘破坏，外面也都穿凹。你唔睇天色做人，都要按住钟数嚟发梦。花砖月上重有几耐夕阳红？唉！

唔好咁懵懂。奉告四万万主人翁，问你食时辰钟送饭哩，重有这一日欢容。

尝鼎一脔，亦足可窥见作者驾驭这种传统俗文学样式的娴熟，其立意则更为可贵，即希望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像钟一样“都靠一条心嚟运动”，从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摈除惨遭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命运。

其他篇什的题旨亦大致相同：《自由车》呼吁国人“齐心合心”向“康庄大道”行；《天冇眼》强调要使“几千年睡国”醒番必须“变法改良”；《地无皮》告诫同胞警惕“列强蚕食”的危险，“地皮薄到”插不稳“个枝国旗”；《真正肉紧》揭露科举“不晓得屈尽了多少嘅人才”；《真正累世》控诉缠足给女子带来的痛苦……

“曲界”的“南音”目，辑入《国民叹五更》、《八股佬烟仙札仔三谈情》、《观音诞》等三曲。所谓南音，与江南的弹词相若，以三弦琴或以椰壳二胡伴唱，腔调低沉，意绪悲凉，内容多写忆旧、凭吊、伤别、相思等。

它们的作者亦大多为工诗词的文人，故词藻清丽、惋恻动人，为欢场女子所喜爱，自同光年间直至民国初年，在平康北里盛行不衰。此处之作品当然与传统南音大异其趣，如《国民叹五更》，虽然沿用了传统的叹五更形式，然而却一扫惆怅与低迷，以凝炼、警策的文字，以洪钟大吕的气势，郑重警告国人“红须绿眼垂涎我”的危卵之势，亡国之祸迫在眉睫，随之列举“老倭”

霸占我台湾，沙俄强掠黑龙江畔大片国土，德国窥伺与蚕食山东，法国鲸吞我雷州半岛，还有——谯鼓慢，五更时，朦胧月色挂住枯枝。嫦娥未解人心意，五更不睡岂为你眠迟。广东还有伤心处，不必声明大众亦知：绝好通商口岸久已非吾地，试问殖民势力係乜嘢名词。

中原回首家何处？咬实牙根暗地痛悲。粤东虽係自古强民气，但係事到临头点样主持。一面官兵弹压你，一面他人把你欺，个的进退两难非只一处事，大抵方方割地都係咁样子行为。

本书因在香港出版印行，怕遭殖民当局禁毁，故很少涉及“英夷”占港的史实，这是全书惟一的一处。作者的胆识，编者的胆略，百年以后仍令人感奋无已。

“曲界”之“小调”目辑入《戒吸烟歌》、《戒缠足歌》、《唤同胞歌》、《时事曲》、《从军行》等七曲。分别仿“梳妆台叹五更”、“红绣鞋十二月”、“四季相思调”、“小送郎”、“送郎君体”等，能做到推陈出新、别出心裁。

“曲界”的最后一目为“班本”，共辑入《贺新年》、《监生赏月》、《守桂林》、《五台新月》、《李鸿章归天》、《雷虎船自叹》、《戒洋烟》等十出，后附《劫灰梦传奇》。亦都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在传统的框架内装填进革命的内容，如《贺新年》颇堪一赏：[起板]大街上，来往人，春风满面。[慢板]曾相识，也一揖，恭贺，新年。个一个，垂低头，企起，条辫；两手袖，二尺八，与地相连。先恭喜，后发财，口头带便。一声声，入春来，企得好多，赌钱。面对面，手转手，一个三字大红，名片。说一句。陪不住，要上庙，添烟。[中板]廿世纪，本该要把这一派陋俗，改变。真可叹，相沿积习年又，一年。

更有那，五福临门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写出贴在家家，门扇。圣恩天广大文治日光华更重字字，胡言。计起了，二百六十三年我的汉人，苦贱。国亡家破，还说什么福禄，绵绵。你想那，志士流血，粤米出洋，真不忍见那两个寿丰，字面。改却着，圣恩文治，把捐抽剥削四字，抵填。近十天，俄日风云千奇，百变。中原地，谁胜谁负也不得，保全。此新年。

倍令我，愁肠，回转呀。[收板]愿同胞，莫忘却，是个汉种，真传。

将清王朝自诩的文治武功之神话戮穿，归结为不过是“捐抽剥削”四字，可谓一针见血！这种鞭辟的深度，非革命派作家是不想也不敢形诸笔墨的。

以上是关于香港文学第一部选集《时谐新集》的简介，挂一漏万，在所不免。尤为遗憾的是，为了免受清廷鹰犬的侦嗅，粤督缇骑的缉捕，编者郑贯公有意删略了大部分作者的姓名，使我们无法得悉《时谐新集》全部作者的姓名。虽然我们依据有关原载报刊或当时记述，考订出了若干作者，但由于岁月的洗汰与人为的毁弃，世纪初香港革命报刊存世已寥寥，所以无从一一对照与还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郑贯公选辑的大多是当时活跃在香港新闻界、文教界与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革命志士。

再回到拙文开头提出的观点来复验，《时谐新集》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以此来说明香港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反向影响。

茅盾曾经指出现代文学史应对“‘五四’前夜的文学历史潮流给予充分

论述”，必须给起过重要作用的前驱者以充分的衡估和公允的评价。敝意认为郑贯公正是这样一位影响弥深的前驱者，他所编撰的《时谐新集》及所编辑的《有所谓报》等革命文学实践的丰硕战绩，并未得到公正的评估。

窃以为郑贯公、黄世仲、陈树人等革命派的文学革命实践，较之改良派的文学革新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更直接的血缘关系，是她的先行与前驱。这是因为：一、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取向。自从二十年代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刊布以来的所有近现代文学史著作，无不认为可以归结为两点，即彻底地反对封建专制与彻底地反对列强侵略。再回顾辛亥以前的分隶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文学主张，哪种与之更接近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改良派的文学革新运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是很有力的，但也有甚大程度的保留，尤其是有关帝制方面；但革命派文学对封建专制制度是作整体性批判与抨击的，对制度与个人都不抱幻想，并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鹄的，而这种思想特征在《时谐新集》中也有鲜明的体现。改良派文学对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与行动也是嫉视与揭露的，然其批判的尖锐性与立场的坚定性诸方面都不及革命派；章太炎主持的《民报》对列强瓜分豆剖中国的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蔡元培等主编的《俄事警闻》对帝俄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大肆挞伐，郑贯公主编的《唯一趣报有所谓》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斗争中起了号笛的作用，《时谐新集》于这方面也有显豁的表现。故而我们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直接承继与发扬了革命派文学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列强侵略的思想传统。

二、白话文的提倡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虽然有些新文学倡导者自诩此为自己的“新发明”，事实上它正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直接延续。平心而论，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所以形成如火如荼的局面，是改良派、革命派共同参与的结果；然而，革命派文化人投入的执着与热诚远胜于他人亦毋庸讳言，仅以创办白话报刊为例，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白话报刊大多是革命派一手擘划的，诸如林獬主编的《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陈独秀主编的《芜湖白话报》、《安徽俗话报》，陈公侠等主持的《绍兴白话报》，秋瑾主编的《白话杂志》、《中国女报》，黄世仲主撰的《广东白话报》，吴樾主编的《直隶白话报》，爱国学社的《童子世界》、《智群白话报》，郑贯公主编的《唯一趣报有所谓》等，作为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实验与先导，实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开路奠基。《时谐新集》作为一本白话文学作品集的出现，比五四新文学的任何一部作品，都要早十年以上。

三、在文学观念的革新与文学形式的解放方面，革命派文学也堪当五四新文学的先导与前驱。仅以郑贯公为例，作为一个革命家，他当然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然与传统的封建卫道的“文以载道”论者不同，他视文学为启迪民智，揭露民贼的利器，其所撰《〈唯一趣报有所谓〉发刊辞》称：“以言论寒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褫一般民贼之魄，芟政界之荆榛，培民权之萌孽。”又在所作《〈时谐新集〉序》中云：“五千直扫，寓褒贬于毫端；十万横磨，诛奸贪于纸上。”就中所表露的文学观，比之于视文学为封建说教的附庸或将文学降为茶余饭后的谈助，皆是革命性的跨越。五四新文学注重文学形式的革新，尤其是在体裁的解放方面吸纳了西方的与传统的样式，而郑贯公等革命派作家在这方面亦堪为前驱，特别是对民间传统形式的吸纳与改造，可称这方面的先知先觉者，尔后五四时期的“到民间去”，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四十年代的文艺下乡等等，都可视为承继与延续。例如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组织中国歌谣研究会，征集与刊布歌谣，而这些郑贯公早在十几年前已经做了：在所编《唯一趣报有所谓》上征集童谣，并品评等级，以资提倡；又在《时谐新集》中刊布了不少歌谣作品，甚至地方曲艺，这些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

环顾当时的中国文坛（包括国内各地乃至革命党人十分活跃的东京与香港），绝对没有一本如同《时谐新集》那样出类拔萃的文学作品，如同它那样旗帜鲜明、直截了当地抨击那拉氏及清政府，如同它那样大义凛然、贯革直入地指控一切觊觎中国的外国势力，如同它那样采用新鲜泼辣、活色生香的白话乃至方言，如同它那样利用传统的、民间的多种文学样式……故而它在当时中国文学中的典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必然会对内地受封建思想禁锢，受封建势力羁绊的文学，产生强烈的辐射与深远的影响。

1996年郑贯公忌辰九十周年

香港诗话

小引

《新唐书·杜甫传赞》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于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同样的话也见于唐孟棨《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将历史具象化，仅是诗的或一特质，然其却是由来已久的，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早就指出诗“可以观”的认识作用，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亦云：诗足以“观风俗，知得失”，元赵孟頫《薛昂夫诗集序》同样强调：“今之诗……可以观民风，可以观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明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序》则更直截了当说：“诗之为用，犹史也。”

近代学者陈寅恪更创“以诗证史”的治学门径，为后学者矗立仿效的圭臬。不佞于此法心仪日久，不禁亦妄图效颦一二。近年来在各地图书馆，泛览了历朝，尤其是道咸以降以迄民初的诗文集不下千种，以“寻章觅句老雕虫”的最笨拙的方法，从繁浩的卷帙中勘探、搜索有关香港的诗篇，想不到所获亦颇不菲。数载寒暑爬罗剔抉、■榱觅桷，竟获自唐以降的诗词数千首。

披览翻阅，衷心鼎沸，因为千百年来有如此众多的骚人墨客乃至勇士武夫，对这块地处南疆的弹丸岛屿倾注了如许的热爱与激情，有的纵情讴歌，有的俯首低吟，有的扼腕悲鸣，有的戟指长啸……其中不乏披甲横戈的统帅，文振八代的大家，血沥通衢的先烈，木铎启路的志士，呼啸生风的豪杰，学富五车的学人……当然亦有名不见经传的草野细民。从他们色调不同、风姿迥异的歌吟中，我们可以清晰谛听到隆然震响的历史的跫音。

蒋之奇诗颂杯渡

崇祯《东莞县志》与康熙《新安县志》均载有《杯渡山诗并序》，署宋蒋之奇撰，此为甚不经见的有关香港地区历史的重要文献，兹引录如下：《广州图经》：杯渡之山，在东莞屯门界，三百八十里。耆旧相传，昔有杯渡师来居屯门山，因以为名。曾读《高僧传》，宋元嘉中，杯渡常来赴齐谐家，便辞去，云：“贫道去交广之间。”余是以知杯渡之至此不诬矣。退之诗云：“屯门虽云高，亦应波浪没。”

所谓屯门者，即杯渡山也。旧有军寨在北之麓，今捕盗廨之东，有伪刘大宝十二年已巳岁二月十八伪封瑞应山勒碑在焉。榜文刘汉乾和十二年岁次甲寅关翊卫副指挥同知屯门镇检点防遏右靖海都巡陈延命工镌杯渡禅师之像，充杯渡山供养。杯渡事，详见《高僧传》。

伪刘大宝己巳勒碑，至今元祐己巳盖一百二十一年矣，事之显晦自有时哉。昔余读李白《南陵隐静》诗：“岩种郎公橘，门深杯渡松”，意以为杯渡之迹，只见江淮之间，殊未知又尝应现于交广。为赋诗云：吾闻杯渡师，尝来交广间。

至今东莞县，犹有杯渡山。

兹山在屯门，相望黄水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