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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棪（1910—1996），字劲庵，号棪斋，李文田之孙。早年就读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经蔡元培荐引赴北京大学研究院深造。专攻南明史，兼习甲骨文。六七十年代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东林党籍考》、《晚明分省进士考》、《广东方志所见录》、《辽东志校补》、《清代禁毁书目考》、《辑印泰华楼读书题跋》、《订定翁山遗文》等。

卢溢芳以诗纪事

于冷摊购得《香港纪事诗》一帙，翻览之下，饶有兴味。作者卢溢芳，又名一方，居里不详。早年在上海为职业报人，五十年代初来港，自始为“煮字疗饥”专栏作家，尝以“香港纪事诗”为题于某报连载，七十年代中结集出版，同由张大千题签。

据作者《自序》称，台湾诗人周弃子曾评骘卢诗“笔意空灵，真情流露”，检阅一遍，大体符合周评。兹钞引一二，以见一斑：昨夜青山沸感弦，丽娘童姐各争妍；昆腔更数振飞好，醉写真如李谪仙。

诗后有小注云：“俞振飞兄夫妇，近在新舞台献演其生平剧作《罗成叫关》与《太白醉写》，佐以北平李丽与童月娟之《樊江关》，戏目扎硬，青山道上，盛况空前。”笺笺短诗，寥寥数言，却为我们记下了文艺史的故实。

又有题为《荔园书场》诗云：

评弹盛事忆沧洲，可奈良辰不再留；余韵荔园风格在，灯前重听四弦秋。

诗后亦有注云：“荔园游乐场，有评弹夜座之设，节目为高平子之《水浒》，吴玉荪之《描金凤》等，每晚听众拥挤，余亦偶为座上客。海上闻人林康侯先生，及影业钜子冯明远兄雅好弹词，不时携眷光临。”此等文字犹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中有关记载，不啻为俗文学史的绝好资料。再如《广告女郎》一诗：已传日历多娇媚，封面更看着意妍；此是香江新事业，个中春色两无边。

尾缀小注云：“前一时期，日历女郎、封面女郎等，曾大行其道，近来则又有广告女郎之产生，实言之，皆艳舞之变相耳。上海商场间，曾有俗语曰：“千穿万穿，女人勿穿’，此言以移赠今日香港，可谓更是不磨之论。”

色情这一行当（虽在三百六十行之外，然其沿革却与人类社会历史一样久远）确乎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的，当年的“广告女郎”比之于今日之脱星，无疑要瞠乎其后、自叹弗如了。

某些咏及江南风物的小诗更引起不佞浓郁的兴味，进而惹起缕缕的乡愁，如《吃蚕豆》：配来樱荀最相宜，翠实初看发嫩枝；不是江南红豆子，登盘也足慰相思。

其后小注云：“暮春三月，江南蚕豆已登场，与春荀尖同煮，足推时鲜中一绝。此间沪帮菜馆，亦有发售，日前与宋词人在名园老正兴同饭，席上有生煸蚕豆一碟，忆故乡风味，辄觉此物亦正如离离红豆之足慰羁客相思也。”读到此不禁食指大动，难遣的乡愁也袅袅而起了。

第三辑译林折枝

小引

鲁迅在《〈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中曾经揭示：“中国的新文学，……大抵是由创作者和翻译者来扮演文学革新运动战斗者的角色”，并进一步指出：“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①。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与进展，与外国文学的绍介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翻译文学史既然与现代文学史有相关涉的同步轨迹，而对于前者的研究尚未见有卓著的成效，诚为憾事。笔者不敏，然试图补罅于万一，故于新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旁骛了翻译文学史上的一些人物与书物，并援笔撰成劄记若干，聊作引玉之砖，以就正于方家。

热望翻译文学史的探考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引人关注的方面，并蔚为大观。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下卷页27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初版。

大涛之微沤巨响之先声——周树人、周作人译《域外小说集》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年3月申报馆初版）一书中有这

样一段话：“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随之引述了《域外小说集》中淮尔特（现通译王尔德——笔者）的童话《安乐王子》的一段译文为例，赞赏道：“这种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作为文学史家的胡适，这段有关《域外小说集》在翻译文学史上地位的论述，还是平正而公允的。

后来，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之《翻译小说》篇中，也认为“当时最感到寂寞，而后来成为五四直译运动前车的另一派译家，那就是周树人（鲁迅）

兄弟”。周氏兄弟忠实于原著的“直译”，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因为在此之前，林琴南等并不讲究恪守原著，而是依据外国作品的情节，任意取舍割裂，随心捏弄撮合，或采用传统的章回体敷衍成书，或先后倒置以迎合团圆以终的欣赏习惯，甚而取一点不计其余地杜撰，这样一来往往使原作严肃的主题化为庸俗的笑柄，深刻的讽刺流于浮滑的嬉闹。例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本是一部寓意深邃、锋芒犀利的讽刺杰作，可是到了林琴南的译笔下却成了“英国狂生”所戏作的“滑稽小说”。鲁迅也曾述及同类的史实：“我所忘不了的，是曾见一本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杨柯》，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了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

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终极目的不同：有的以资茶余酒后的谈助，有的用作改造社会的刀圭。基于后一目的的《域外小说集》，是如何开拓新域，并成为“五四直译运动的前车”的呢？

《域外小说集》初版本的书品甚为精美，即使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仍矜持地保存着朴质而优美的风貌。书面原系蓝色的“罗纱纸”，经过岁月的漶漫略已泛作青灰，但柔韧厚实之感犹存。上方缀一长方形图案，绘一娟秀妩媚的古希腊少女在弹奏竖琴，也许她就是司文艺的女神缪斯吧。

她优婉而凝神的形象，使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那曼妙悠扬的琴声，它不正是《域外小说集》中“异域文术新宗”的表征吗！书名则是依照《说文解字》所写“或外小说亼”五个篆体字。周作人回忆说系许季茀所书，而鲁迅在1935年4 月30 日致钱杏邨笺云：“至于书面篆字，实非太炎先生作，而是陈师曾所书，他名衡恪，义宁人，陈三立先生之子，后以画名，今已去世了。”我翻检了许寿裳关于鲁迅的几本小册子及零星文字，均不提及为《域外小说集》题签事，唯《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 年6 月初版）书内《鲁迅的生活》一篇中有：“《域外小说集》初印本的书面也是很优美的，图案是希腊的艺术，题字是篆文‘或外小说亼’，纸质甚佳，毛边不切。”

也没有谈到题字是自己写的。这样看来，鲁迅的回忆似乎比较准确。整幅书面，配置得错落有致，典雅悦目，呈现着一种朴素而明朗的美感，即从封面装帧艺术的倡导来看，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为新文艺拓展了新生面。扉页的右下角印有两行文字：“《域外小说集》第×册，会稽周氏兄弟纂译。”

版权页不署清帝制纪年，而仅署己酉（即1909 年，时当宣统元年）。第一册出版于2 月21 日，印数一千册；第二册出版于6 月11 日，印数五百册。书的发行人署本名：周树人；印刷者：长谷川辰二郎；印刷所：神田印刷所；总寄售处是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纪弄广昌隆绸庄，即资助印制《域外小说集》的蒋抑卮家的产业。

书端的《序言》、《略例》均为鲁迅先生所撰，所附《杂识》中也有两则出自先生手笔。《序言》写于己酉正月十五日，其中昭示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宗旨、原则以及态度。如申明内容选择的审慎，文字译述的忠实，力求不失原作的精神文采，严格保持原作的章法结构等，从而使读者突破视稗史为闲书的世俗偏见，以与异国“文术新宗”所孕含的思想情愫产生共鸣。

鲁迅还卓有见识地提出了如何继承外国文学遗产、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问题，即要“按邦国时期”考察作品产生的历史与时代的背景，来倾听感应其“心声”，并进而了解作家主题命意之所在。鲁迅还将集中的优秀之作称为“大涛之微沤”，揭示它们是当时欧洲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中所迸射的浪花，告诫读者留心作品所寄寓与闪现的掊击封建专制、谴责侵略黩武的锋芒，而不要忽略了作者的苦心，译者的孤诣，从而发挥文艺所秉赋的“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功效。《序言》最后以“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收束，显示了撰序者气魄的雄浑，反映了鲁迅青年时代作为先行者的除旧布新、开辟草莱的首创精神，以及拓展中国新文学的必胜信念。

所以许寿裳作为历史见证人，感佩地说：“鲁迅编译《域外小说集》二册，实在是中国介绍和编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人。”①据鲁迅后来回忆，《域外小说集》按“当初的计划，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 册的。”（《〈域外小说集〉序》，群益书社1921 年版）实际上第一、二册问世之后，由于曲高和寡，人们囿于积习，问津者不多，东京、上海两地总共不过销售了数十本，于是计划只得告吹。但是，《域外小说集》并不因缺乏时人的赏识而降低、减弱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历史铭记着它筚路蓝缕的拓荒之功，而使其成为一座永不销蚀的碑碣；而那些充斥清季文坛的“秘史”、“艳史”者流，虽然一时有逐臭之徒趋之若鹜，如今在时代的汰洗下早已辗转化为尘埃。

初版《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共辑译作品十六篇，现将其每册子目罗列如下：

第一册凡七篇

《乐人杨柯》波兰显克微支作

《戚施》俄国契诃夫作

《塞外》俄国契诃夫作

《邂逅》俄国迦尔洵作

《谩》俄国安特列夫作

《默》俄国安特列夫作

《安乐王子》英国淮尔特作

第二册凡九篇

《先驱》芬兰哀禾作

《默》美国亚伦坡作

《月夜》法国摩波商作

《不辰》波思尼亚穆拉淑微支作

《摩诃末翁》同上

① 见《办杂志·译小说》，载《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 年10 月初版。

《天使》波兰显克微支作

《灯台守》同上

《四日》俄国迦尔洵作

《一文钱》俄国斯谛普虐克作

以上译文系采自七个国家十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俄国的契诃夫、迦尔洵、安特列夫、斯谛普虐克，波兰的显克微支，英国的维尔特（王尔德），美国的亚伦坡（现通译爱·伦坡），法国的摩波商（现通译莫泊桑），芬兰的哀禾，波思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除王尔德的《安乐王子》为童话外，余均为短篇小说。《晚清小说史》称《域外小说集》初版本为“小说、童话、寓言、拟曲的合集”，似不大确切，可能是把1909 年初版本与1921 年增订再版本混淆了，其所列作者如俄国的梭罗古勃、丹麦的安徒生和新希腊的蔼夫达利阿谛斯，均不见于初版本，而是再版本所增补的；如前所述，初版本仅译有小说与童话，寓言及拟曲也是再版本才辑译的。初版本的十六篇译文中，鲁迅译有三篇，即安特列夫的《谩》、《默》、迦尔洵的《四日》，皆据德译本转译。此外，鲁迅还以骚体翻译了周作人译《灯台守》中的诗歌。

关于《域外小说集》的成因，鲁迅在有关文字中多有述及，不再赘录。周作人作为当事人之一，他的回忆当然也足资参考。周作人在鲁迅逝世后所写的《关于鲁迅之二》中说到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背景与动机：“豫才那

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①后来又在《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1月版）第八十六章《弱小民族文学》中写道：“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统计小说集两册里所收，计英法美各一，俄国七，波兰三，波思尼亚二，芬兰一，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就归在一起。换句话说，这实在应该说是，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习惯了这样称呼，直至‘文学研究会’的时代，也还是这么说；因为那时的《小说月报》还出过专号，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就是那个运动的余波了。”以上记述是翔实的，也可见《域外小说集》警醒国人的初衷与深远的影响。《新青年》四卷一期（1918 年1 月15 日）发表了胡适的《归国杂志》，其中谈到曾调查上海通行的英文书籍，“都是和现在欧美的新思想毫无关系的，怪不得我后来问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习，竟连Bernard Shaw 的名字也不曾听见过，不要说Tshekhor 和Andrejev 了，我想这都是现在一班教会学堂出身的英文教习的罪过。”其实，殊不知周氏兄弟在胡适说这段话的十年之前，就已经着手翻译契诃夫和安特列夫的短篇小说了。初版本第一册卷末《杂识》还附有契、安二氏小传，不妨引录如下：

契诃夫

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年，著有传奇数种及小说百余篇，一千九百六年卒。

其文多慨贤者困顿，不适于生，而庸众多得志。《戚施》一篇，盖记俄人守阶级之竺。《塞外》者，假绥蒙之言，自陈其意者也。

① 刊《宇宙风》第三十期，1937 年12 月1 日出版。

安特莱夫

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作《默》一篇，遂有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所作小品甚多，长篇有《赤咲》一卷，记俄日战争事，列国竞传译之。

其他尚有显克微支、迦尔洵、淮尔特等作家小传，均百字左右，精当扼要，当时无出其右者，从西方文学东渐史的角度来看，都是值得钩稽的历史文献。

第一册卷末附有预告二则，一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以后译文”，其中列有——英国淮尔特：《黄离》，匈牙利育珂：《怨家》、《伽萧太守》，瑙威毕伦存：《父》、《人生闷事》，丹麦安兑然：《寥天声绘》，芬兰哀禾：《先驱》，波兰显克微支：灯台守》，俄国都介纳夫：《毕旬大野》、《犹太人》，俄国迦尔洵：《四日》、《绛华》，以及“其他法人福勒特乐、美人亚伦坡、新希腊人比该罗斯及南欧名人小品”。检阅第二册内容，除刊有哀禾、亚伦坡、显克微支、迦尔洵等人的部分作品外，尚有淮尔特（王尔德）、育珂（约卡伊·莫尔）、毕伦存、安兑然（安徒生），都介纳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的作品未及译成，后因《域外小说集》续刊计划夭折，这些作品的翻译遂被搁置。另一为单行本的“新译预告”，其中有俄国安特列夫的《赤咲记》，来尔孟多夫（莱蒙托夫）的《并世英雄传》，匈牙利密克札忒（米克沙特·卡尔曼）的《神盖记》。前二书为鲁迅拟译，后一书为周作人拟译。《赤咲记》即《红笑》，鲁迅在《关于〈关于红笑〉》（刊《语丝》1929 年4 月29 日五卷八期）中曾记有：“《关于红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为自己曾经译过几页，那预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说集》上，但后来没有译完，所以也没有出版。”《并世英雄传》即《当代英雄》。《神盖记》即《圣彼得的伞》，系匈牙利著名小说家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 年）

的名篇，据周作人回忆，他曾以文言译述，已完成一部分，并经鲁迅修改润色，但这部“明朗的喜剧”后来没有译完。以上史实的钩沉，如有助体察鲁迅当年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志趣所在，引为鲁迅早期思想发展轨迹的旁证资料，倒也不枉费了笔墨。

初版本的《略例》，鲁迅也写得新颖而不凡。首先阐明了本书的编辑体例与范畴，作品时代由近及远，先当世再上溯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地域则自西而东，循文艺思潮的流变，先取文潮最盛的北欧，渐及南欧以至远东。其次说明版式体例，如主张“装订均从新式，三面任其自然，不施切削”，实乃新文学毛边书的发轫；又提倡“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天地的空阔，行距的疏朗，不仅悦目，复亦赏心，这种于细微处也无不为读者置想的态度与措施，正是中国出版界所应继承发扬的传统。其他如各国人名的通例，标点符号的用法，均一一详加说明，以及附以作者传略和注释等做法，都处处为读者着想。鲁迅这种垦殖文化新地的深挚与赤诚精神，至今仍散发着感人的热力。

从鲁迅所撰《〈呐喊〉自序》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了解，鲁迅自1906年从仙台回到东京，就立志于以文艺来改造、拯救国人的灵魂，曾一度筹划创办《新生》杂志，但由于缺乏资金而消歇。周作人回忆道：“豫才再到东京的目的……简单的一句话是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他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那时留学生办的杂志并不少，但是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想要创办，名字定为《新生》，——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点记不清楚了，但多少总有关系。”（《关于鲁迅之二》）许寿裳也追述道：“《新生》虽然没有办成，可是书面的图案以及插图等等，记得统统准备好了，一事不苟的，连它的西文译名，也不肯随俗用现代外国语，而必须用拉丁文a Vita Nuova.”（《鲁迅的思想与生活·鲁迅的生活》）《新生》的胎殒流产却促成了译印小说的努力，亦即《域外小说集》的筹措出版，旋因得到蒋抑卮的资助而成为现实。书于东京神田印刷所印成后，交东京群益书社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但东京仅卖出各式十本，上海寄售处也不过销出各二十册上下，后者于数年后被火，存书与纸版俱化作了灰烬。鲁迅为此曾喟然感叹道：“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上海群益书社1921 年版《〈域外小说集〉序》）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而且无论它的实体与精神，都为中国文化史镌刻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同时，传世的印本也不止四十部左右，因为《鲁迅日记》1912 年8 月14 日条记有：“得二弟所寄小包二，内《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五册，初八日付邮，余初二函索，将以贻人者也。”同年11 月23 日条记有：“晚得二弟所寄书三包……《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各五册，并十八日发。”1913 年2 月16 日条记有：“收二弟所寄《或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五册，十二日付邮。”1914 年1月27 日条记有：“得二弟所寄……《或外小说》第一、第二各四册，并二十二日发。”1917 年5 月13 日条记有：“上午得二弟妇并三弟信，九日发，又《或外小说集》十册。”自1912 年至1919 年的《鲁迅日记》均断续有赠书记录，所贻友好或同僚有董恂士、钱稻孙、戴螺舲、季自求、刘雳青、游元百、夏揖颜、袁文薮、黄季刚、陈衡恪、张春霆、宋子佩、许诗堇等。

1921 年，承印《新青年》的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的增订本，两册合为一本，又加入新译二十一篇；总共收波兰显克微支、芬兰哀禾、希腊蔼夫达利阿谛斯，丹麦安兑尔然，俄国契诃夫、安特列夫、梭罗古勃等九个国家十四位作家的三十七篇作品，包括小说、拟曲、童话、寓言等体裁。

卷首置有鲁迅以周作人名义于1920 年3 月20 日所撰《序》，同时附以1909年初版本的《序言》，卷末附有《著者事略》。《序》中详述了重印的缘起，此处不再赘引。

对照初版本及增订再版本，除新译者外，原有篇什的译文并无多大改动（只将原来附于卷尾《杂识》中的注释改为正文中的夹注，于读者看来更为顺当），仅其中俄国斯谛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钱》的译文稍有更动。

斯氏本名克拉夫靖斯基（Sergei Kravtshinski），生于1825 年，卒于1897年，为民粹派革命家，后因沙皇政府迫害而逃亡英国，著作多反映农奴制度下人民的疾苦忧患。《一文钱》即《一个戈比的故事》，以夸张的漫画手法，揭露地主、牧师、官吏、兵痞之流榨取农民，鱼肉乡里的情状，笔锋锐利泼辣，曾被《牛虻》作者伏尼契辑入其所编译的《俄国的诙谐》一书。《一文钱》的译文曾刊载于晚清革命刊物《民报》，据周作人回忆，曾请章太炎看过，经章用古文改定若干字句，所以初版本第二册中该篇译文有不少古字，如鸟字写成“凫”等，这次再版时恐印刷为难悉改为通用的字，即鲁迅《序》所说的：“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群益版而后，似乎不见有再版了。

被许寿裳誉称“实为译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的《域外小说集》，鲁迅直至晚年在写给日本友人的信中仍忆念着：“《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 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总之，在那年（1907 或1908 年）开始，也就在那年结束，只发了薄薄的两集。余书（几乎全部是余书）在上海和书店一起烧掉了。

所以现存的便成珍本。但谁也没有珍视它。”（1932 年1 月16 日致增田涉笺）在这娓娓的陈述中，足可窥见鲁迅对这本寄寓过自己青年时代绚丽理想，烙印下自己文学生涯跋涉轨迹的译本，有着不绝的眷恋。如今，群益版的增订本也已成为新文学书中难得的珍籍，更遑论东京印制的初版本了。《域外小说集》问世以来，七十多年的岁月已駸駸流逝，但这为开辟中国新文学一畴新地而破土的第一畦犁痕，将永远得到人们的萦怀与珍重！

1980 年2 月13 日，上海

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

六十年代初，我曾在苏州拜访过周瘦鹃老先生。当他回顾自己坎坷的文学生涯时，以虔敬的口吻谈起了鲁迅先生：“虽然与先生从未晤面，但对这位先行者的敬佩与感激，却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头……”随即老人取出一厚册绿色麻胶布的精装书给我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行金字在书脊上灿然发光。周瘦鹃先生轻抚着这本精美的书，深情地喟叹道：“这是我二十二岁时出版的译作，当年承蒙得到鲁迅先生的褒奖，成为我一生的幸事。”

駸駸二十年过去了。老人在波及整个民族的浩劫中，已于1968 年8 月21 日奄然逝去；但老人当年对鲁迅先生衷心感荷的神情、不绝如缕的萦念却使我不能也不愿忘怀，我也常常记起那本厚厚的曾经受到鲁迅先生奖掖的书。

不久前，我终于得到一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的初版本，中华书局1917 年3 月出版，是“怀兰室丛书”之一。书分三卷，共计七百八十页，凡三十万字，辑有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荷兰、塞尔维亚、芬兰等十四个国家的四十七位作家的作品五十篇。可以想见，这部规模恢宏的外国文学译本的出版，必然在读书界影响弥深。因为，在“五四”前夕的中国，政治上笼罩着北洋政府窒人的低气压，出版界陆离芜杂，荒诞淫秽的出版物充斥坊间肆上，象这种认真地系统地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书籍是不多见的。据范烟桥著《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 年12 月出版）称：“以前翻译域外小说，多数为长篇巨制，且亦仅以诸名家为限。民六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为丛刻三册，于是域外小说之大概，与短篇小说之精义，国人稍之经意矣。”

当时中国出版界的情况，新文化运动的骁将钱玄同在关于《〈黑幕〉书》一文的按语（刊《新青年》六卷一号， 1919 年1 月出版）中指出：“适值政府厉行复古政策，社会上又排斥有用之科学……所以一切腐臭淫猥的旧诗旧赋旧小说复见盛行，此所以贻害于青年之书日见其多也。”至于当时流播坊肆的是哪些贻害青年的坏书，也是有文献可稽的。据《通俗教育研究会第

三次报告书》（1917年度印行）刊载的《小说股第二次审核小说一览表》披

露，被列为“下等”的小说有：《僧尼怪现状》、《秘密风流案》、《嫖界演义》、《男女媚术》、《风流太后艳史》等全是诲淫诲盗的文化垃圾。鲁迅时任教育部所属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在他执掌小说股期间，先后议决、实施了《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议案》与《公布良好小说目录议案》等提案。在后一议案中，出于“表彰”与“提倡”的目的，拟列了一些具体措施，如：“上等之小说于审核时应加具体评语以供社会之参考”，“上等之小说目录及评语除登载本会议事录外应送登教育公报及各种新闻杂志”。

随后，即在1917 年度《小说股第二次审核小说一览书》中，公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被评为“上等给奖”小说。关于这本书讨论授奖的经过也曾记录在案，见之于1917 年7 月25 日的《小说股第四十一次会议纪录》①。其时已由王章祐接任鲁迅为小说股主任，但鲁迅仍为小说股成员。记录中陈述道：“兹应付论者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一书，原审对此书既认列上① 刊《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通俗教育研究会1917 年出版。

等，而复核之人亦主张给奖（复核者为鲁迅。据《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记载：在1916 年2 月23 日召开的小说股第十三次会议上，由该会总干事高步瀛宣布鲁迅辞职，由王章祐接任股主任。不过鲁迅仍继续参加小说股的活动，并在1916 年3 月22 日该股第十七次会议和同年10 月4 日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发了言，后一次会议还宣布：“由会推定周君树人、张君宗祥为本股审核干事，已呈部令照准。”可见此后明确鲁迅分管小说审核工作。——笔者），其书自必尚佳，但究竟如何仍待会众公同决定。……主任（即王章祐）谓细阅是书，具搜采之勤，煞费苦心，而用意亦甚善，诚迻译小说中罕见之本，理应予以奖励，以资提倡，惟奖以何种奖状尚有斟酌，按本会所定发给褒奖条例，移译者为乙种、采辑者为丙种，是书实具有乙丙两种性质，究应奖以何种，应请决定，应多主张给予乙种奖状……主任谓原书既系译本，似宜给以乙种奖状，众赞成通过。”后授予周瘦鹃的确为乙种褒状。现将周先生珍藏的褒状原文引录如下：“兹审核得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所译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三册，与奖励小说章程第三条相合，应给予乙种褒状，经本会呈奉教育部核准，特引发给，以资鼓励，此状右给周瘦鹃收执”，下署“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中华民国六年九月二十四日。”鲁迅曾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亲拟评语，这评语由于周作人的回忆才得以钩沉。周作人在《鲁迅与清末文坛》一文中这样谈到鲁迅对该书的激赏：“这书在1917年出版，由中华书局送呈教育部审查注册，发到鲁迅手里去审查，他看了大为惊异，认为‘空谷正音’，带回会馆来，同我合拟了一条称赞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表了出去。”①根据这个线索，我终于在1917 年11 月30 日出版的《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五期上发现了评语的全文，现引录如下：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

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快，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佳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

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介绍；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学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故亦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

评语就《丛刻》的选材、译笔、体例诸方面，都进行了周详而诚挚的批评，尤其赞许译者在外国文学介绍方面开辟草莱的首创精神，热情肯定这书“足为近来译事之光”。鲁迅早年就注重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更侧重于移植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作品，以期唤醒国人的灵魂；同时，为了译述的便捷和流播的迅速，“尤其注重于短篇”（《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909 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就是鲁迅献给中国的第一本这样的译书。但《域外小说集》面世之后，和者甚寡，时隔近十年，才有《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这一本严谨介绍外国短篇的结集，鲁迅当然有同调之感，于是写下了那篇备多推重的评语。

从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来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也是不容忽视的。《丛刻》第一次集中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欧美各国四十多位作家的短篇创作，其中不仅有谈福（现通译笛福）、迭更司（狄更斯）、哈苔（哈① 见周遐寿：《鲁迅与清末文坛》，刊上海《文汇报》1956 年10 月5 日第三版。代）、史蒂文生、科南道尔、伏尔泰、白尔石克（巴尔札克）、大仲马、陶苔（都德）、欧文、霍桑、挨兰波（爱伦坡）、马克·吐温、杜瑾纳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贵推（歌德）、盎特逊（安徒生）等世界知名大作家的杰作，而且有东、北欧被压迫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如塞尔维亚作家崛古立克的“激励国人之作”。即使是名作家，其中有若干位也是周瘦鹃于此首次向中国读者引荐，如《丛刻》里编写的巴尔札克小传，在中国是第一篇介绍巴尔札克的文字；《丛刻》中尚有高尔基的短篇《大义》（即《叛徒的母亲》），据说是高尔基作品的第一次中译。请看周瘦鹃为《丛刻》撰述的《麦克昔姆高甘（马克西姆·高尔基）小传》：

麦克昔姆高甘（Maxime Gorky），真名曰潘希高夫（M.A.M.Pyesnkof），以1868年3 月14 日生于尼尼舒夫高洛。读书既成，颇事浪游，数年间流转工作，不名一业，尝为稗贩，为厮役，为园丁，为船坞工人，时复无业，为浪人。居恒好杂处，于俄罗斯贫民及下流社会中捡拾闻见，著为说部，故其所作，多为无告小民请命者，有《麦加区特拉》（Makar Chudra）、《哀密良壁勃甘》（Emilian Pibgai）、《乞尔加希》（Clelkash）、《托斯加》（Toska）、《麦尔佛》（Malva）、《同伴》（Comrades）、《间谍》（Thespy）诸书，均名。此外又有短篇小说三卷及剧本一种。其人尚存，今仍从事于著述如故。

寥寥三百字，对高尔基的生平与著述勾勒了一个轮廓；虽过于粗略，但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却也是拓荒之举。其他一些作家的传略，也大多写得概括简约，首尾咸具，令人一目了然。

《丛刻》在择取原作时颇留意于弱小民族的爱国主义作品，这可能是当时列强环伺中国的险势激发了译者。例如在译介匈牙利作家玛兰司培堪（今通译为约卡伊·莫尔，鲁迅在书简中则称之为育珂摩耳）的作品时，于小传中记述了他积极投身1848 年抗奥独立的爱国运动：“氏奔走号呼，颇为祖国尽心”，失败后被判死刑，后虽幸免也丧失了自由，“然氏虽受此挫折，而报国之志未衰也，因以文字激励国人，不遗余力”。在对这一匈牙利十九世纪著名爱国作家的赞赏中，是拌和了译者的褒爱的。再如塞尔维亚作家崛古立克，在小传中被称为“平昔著述绝富，多激励国人之作”者，他的短篇小说《一吻之代价》选入了《丛刻》，它描述的是一位白斯那少女手刃奥国侵略军伍长的故事，通篇充溢着悲壮的爱国主义激情，自然会引起当年同一处境里的中国读者的共鸣。

由此可见，《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受到鲁迅的欣赏与推重，决不是偶然的。周瘦鹃回忆自己早年（亦即译述《丛刻》前后）的文学活动时说，“我还翻译过许多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例如法国作家巴比斯等的作品，都是很有价值的”；他自认这一时期的创作与译作“虽不曾高谈革命，但也并没有把诲淫诲盗的作品来毒害读者”①。周先生出身清贫，自十九岁起“卖文为活”，虽不免受当时文坛上“哀情惨情”之流的影响，但因从小身受“国忧家恨的刺激，死别生离的苦痛”，因而有愤世嫉俗、直面人生的精神，《丛刻》的译述与结集，则是这一积极因素的果实。此后，作家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却始终保持民族气节。这种耻与屑小为伍、孜孜追求光明的品格之养成，不能说与鲁迅的勖勉毫无关系吧。周瘦鹃在五十年代写过一篇《一瓣心香拜鲁迅》的纪念文字，其中记述自己在鲁迅的忌日，将手植的几朵猩红的大丽① 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载《花前新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 年1 月初版。

花虔诚地供献于鲁迅像前，以表示“追念他景仰他的微忱”①，足见周先生对这位导师由衷的敬爱与深挚的谢忱。而鲁迅对周瘦鹃的嘉许，在他浩瀚如河海的文学事业中，不过是一朵微小的浪花——由此可以推想，鲁迅博大、深沉的爱，滋润、激励了多少文学青年，促使他们从此在各自的事业中奋发向上！

1981年8月4日

① 载《花前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6 年12 月初版。

域外天籁传佳音——刘半农编《国外民歌译》

《国外民歌译》是一本有趣而耐读的书，入藏朽园二十年来起码翻阅五遍以上吧，每读一通都能品味出一些新意，获取一次美的享受。这是“五四”之后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民歌的集子，编者刘复（半农）在《自序》中说：“我既然是个爱赏歌谣的人，自然不能专爱本国的，有时还要兼爱国外的。当我在国外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能就地采集歌谣，而五六年中所搜罗到的关于歌谣的书籍，也就不在少数（当然，现在还继续着搜罗）。回国以后，有时取出来看看，看到自以为好的，而又是方言俚语不太多，能于完全明白的，便翻出一章两章来。到翻了几十章了，就刻成小小的一本。”一位声名遐迩的学者在游学欧西时，竟能留意到向为国人所忽视的民歌，当然是独具慧眼的不凡之举。编者还谈到今后的拟想：“这完全是我个人空闲时的一种消遣工作，所以并没有什么通盘的规划，也并不预定要出几本；不过，一本是决不会完的，两本三本也决不会完的，……五本六本罢，……十一二本罢，……

甚而至于二三十本罢，……这都难说，都有些可能，只要看我的空闲的时候多不多，兴致好不好。在这个年头，正可以悲歌当哭，且让这第一本小书出了世再说罢！”可惜的是，《国外民歌译》第一册问世之后，从此不见复出续集，遂尔成了“泫然一曲成绝响”的《广陵散》。

《国外民歌译》第一册由设于北京东皇城根的北新书局于1927年4月初版，同年6 月再版，柘园藏本的版权页上有编者自注的再版本第二二二五号字样。从再版周期的短促，与版次印数已逾二千多（当时的创作小说也不过每版千册）来看，这本书是很受读者欢迎的。

周作人在本书的《序》中写道：“我有一句介绍的话可以负责声明：半农这部国外民歌的确选也选得呒啥，译也译得不错。”当我们读过这本书之后，是会同意周对刘审美标准、鉴赏能力与译笔的推重与赞许的。译本共蒐集了法国、英国、希腊、罗马尼亚、波斯、尼泊尔、中央亚细亚、柬埔寨、俾路芝斯坦、小亚细亚、鞑靼、高丽、西印度等欧亚十四个国家与地区的民歌，凡八十首。

刘半农在《自序》中概括了歌谣的特点，即赋有超脱的思想，真实的感情，自然的言词，奇妙的结构以及朴茂的气息，通过对集内歌谣的欣赏、品藻，我们也会信服编者对歌谣特征的概括。我觉得可以补充一条就是，无论什么地域、种族的民歌大都洋溢着一种难以遏止的幽默、诙谐、欢快的乐天精神，从中透露着人类与天神地祇、穷山恶水、涝旱风蝗乃至巨盗蟊贼不懈斗争的坚毅与自豪。

试以法国古歌《大真实》为例，译者在题下附注云：“此歌原名Les Grandes Vérités，相传是Beffroy de Reigny 所作，但在十九世纪中，已成了极通行的民歌，连它的根源，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其歌开首这样写道：

弟兄们，好世界！

我们遭逢到了这么个好世界！

我们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再没有谁来把我们拉到牢里去。

我们真比菲罗克生还自由，①让我撕破了窗帘说亮话。

我的诗句在我血管中流，民众们，哪，这就是新鲜诗句哪：以上歌行中所谓“自由”的“好世界”是嘲讽的反语，因为随即列举的“新鲜诗句”全是陈词滥调的大实话，譬如：“最冷冷不过冰；你若要咸，就得加些盐”之类，而且像这样的酸腐无味的陈言共有十节之多，长达近百行，用以加强讽刺的效果。最后篇末点题地唱道：我们用这样的说话来做诗歌，也就不会犯罪了。

这种诗歌是全无道理的，诗歌的腔调可是有的了。

……

少说话的人总是有福的，不思想的人总是有福的。

对于封建王朝箝制思想、压迫言论所造成的路人侧目、言语道断的世界，作了入木的冷嘲热讽；而在北洋军阀治下瑟缩寒战的“庶民”读了也会激起某种共鸣的罢。

不过集内像这样政治色彩浓郁的民歌并不多，更多的是关于爱情的吟咏或悲叹，大多讴歌爱情的忠贞不渝，例如法国郎特省的民歌《为的是我要上巴黎去》，歌赞两位相爱的情人死后化为松树与榆树：到得过了一个月，松树与榆树就相向的生长起来了。

到得过了一年，松树与榆树就纠结起来接吻了。

你这样就是爱人们的相爱，爱人们的相爱就是这样啊！

如此哀婉感人的民歌不禁使我们想起了自己民族的同类作品，如《孔雀东南飞》、《梁祝》等作品所描摹的“生同比翼鸟，死成连理枝”的忠贞不二、生死不渝的爱情；也使我们了解到，不同民族中人民的感情是相通的。

最饶有兴味的是其中的四十五首西班牙短歌，支支如同悠扬的牧笛，荡漾着机智与情趣，如其第九首唱道：因为你向我接了一个吻，你的母亲就动了怒了；现在接还你一个罢，你叫她不要再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