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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其第十三首唱道：

青葡萄枝放在灶门里烧，

也就像有了爱情一样罢：

一面燃烧着，① 原注：菲罗克生Philoxéne，希腊诗人，曾以作诗刺Denys 王下狱。

一面哭着。

除了这些风流倜傥的短章与精妙绝伦的比拟而外，还有的则如同一曲精心结构的清隽小诗，像其第四十三首：在灵魂的深处，有一个苦恼的海；海潮来了，眼睛里就溢水了。

还有一首尼泊尔的民歌《哦！蕾衣拉》也以它贴切的比兴、浓艳的色调、铿锵的节律与饱绽的情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末节云：哦！蕾衣拉！

你心坎里有三样东西：

有缅甸的一切的黄毒蛇，有孟加拉的一切的毒菌，

有尼泊尔的一切的毒花：

毒花是你的誓，毒菌是你的吻，毒蛇是你的愿。

哦！蕾衣拉！

其他隽永堪品味的篇章尚多，不一一枚举了。另外，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史的角度来考察，也保留了若干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例如关于中国现代民间歌谣征集活动的滥觞，刘半农在本书《自序》中一开头就作了交代，原来是“九年以前”（按即1919 年——笔者）刘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闲谈中说起的，刘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

于是刘第二天拟好了章程交北大校长蔡孑民（元培）先生审阅，蔡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于是，“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由此看来，刘半农在这方面的开山之功是不可没的。

还有在集内希腊民歌《我要变做了》之后附录了顾颉刚的来函，顾在信中将记忆中保存的《小放牛》的歌词与《我要变做了》作了对比，认为“这两首歌词真像极了，都是希望变成了他物以追逐爱情的”。我想，这大概是中国学者在歌谣学方面最早的比较研究之一罢。

1984 年12 月1 日，莹儿十周岁

《沙宁》书话

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一度曾引起我国文学界的极大兴趣。最早绍介阿氏的中国作家是鲁迅，早在1920 年就在《小说月报》上连续译载了阿氏的中篇《工人绥惠略夫》，后又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

之一出了单行本；随即又译了他的短篇《幸福》、《医生》。在《小说月报》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1921 年9 月）上，鲁迅还发表了题为《阿尔志跋绥夫》的论文。鲁迅称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并且认为“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了极致”，这些都是激赏与推崇的话。

自《工人绥惠略夫》而后，中国文学界还陆续译介了《血痕》（包括《血痕》、《朝影》、《革命党》、《医生》、《巴莎杜麦拿夫》、《宁娜》等六短篇，译者为鲁迅、郑振铎、沈泽民、胡愈之，开明书店版）、《战争》（乔懋中译，光华书局版），其他合集羼有阿氏作品的有《俄罗斯短篇杰作集》（一）（水沫书店版）中的戴望舒译《夜》，《近代俄国小说集》（“东方文库”本，商务印书馆版）中愈之译的《革命党》等。

三十年代初，阿尔志跋绥夫的代表作《沙宁》在中国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三种译本：伍光建译的《山宁》（华通书局1930 年初版），潘训（漠华）译的《沙宁》（“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光华书局1930 年2 月初版），郑振铎译的《沙宁》（“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30年5 月初版）。三种译本都是依据康纳安（G·Cannan）的英译本转译的，不过郑译本由耿济之用俄文原本校改过。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同时出现三种全译本，这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何况又是长达数十万言的长篇巨制。翻译家对于自己绍介的对象都有衡量与评判，这些评价大都反映了各各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审美趣味。就《沙宁》各种译本而言，伍光建的译本没有译者的序跋，然而译载了英译者康纳安的原《序》，这篇《序》虽然承认《沙宁》“是一本叫人心里很不舒服的书”，但却认为“这本小说却有可贵的地方，虽乏爱情，却满纸都是爱生爱活。有许多人连圣经都说是一本秽书，他们所求的一种快乐，这本小说却不能给他们。这本书说兽性太多，不合他们的口味。凡是引诱卑劣情欲的书都是最有害的书，这本小说却不是的。”译者本身没有针对《沙宁》发言，看来是同意英译者的观点的。郑振铎的译本有一篇甚长的《译序》，对于作者的生平、作品产生的背景以及作品的思想、艺术、影响等等都有所阐述，认为贯串于阿氏作品的“是他的无政府的个人思想与他的厌世思想”，而这两种思想在《沙宁》中得到了集中与淋漓的表现。郑解释这两种思想的产生，是因为阿氏“身体的虚弱”与“久病”的缘故：“他因为病弱之故，便发生了一种无端的忧闷，觉得人世于他是无可恋慕的，是毫无生气的，是毫无趣味的，因此便发生了他的厌世思想。

同时，他又因此发生了反动，便是因他自己的病废，而梦想着壮健的超人，梦想着肉体的享乐；他们——超人们以身体的健全与壮美，享受人世间的一切美，一切乐，而超出于一切平凡的人之上，蔑视人间的一切道德、习惯、法律、信仰以及其他束缚，而独往独来，凭着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愿望去做一切事；只要自己所要做的，便不顾一切的直截的做去。但即在这超人的无政府的个人主义的思想里，他的灰色的憎厌人间的思想也还如浓浓的液体渗透在里面。”尽管从生理的因素来解释阿氏的思想起因是并非精当的，然而却也揭示了他的病态的思想特征。同时，郑还认为阿氏“实是最深刻的写实主义的作家”，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他却直捷叙说出他的敏锐的感觉所见到、所想象到的残虐恐怖的影象，叙述出人类的最赤裸的性欲的本能。他运用他的纯熟的文字上的技能表白出他的尖刻的观察与真切的想像。他是第一个用最坦白的态度去描写人的性欲冲动的，又是第一个用最感动人的，真切的文字去描写‘革命党’与革命时代的。他的作品的新奇的内容与动人的描写捉住了一切的读者，使他们惊骇的连呼吸都暂住了。”至于《沙宁》，郑认为其反映了1905 年革命失败后俄国青年的热烈的个人思想与行动，是“一部最好的表白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书”，故而在俄国思想史上有极大的价值。

郑在其所著的《俄国文学史略》（商务印书馆， 1924 年3 月初版）中也说《沙宁》“这部书是代表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趋向，同时亦可代表阿志巴绥夫的思想。他所受的影响，非尼采而为史谛纳（MaxStirner）。”

郑还阐明了自己译述此书的原因，一是因为该书是引起了全世界注意的“不朽之作”，一是因为该书具有极深刻的写实精神，而“现在我们的文艺界正泛溢了无数的矫揉的非真实的叙写的作品；尖锐的写实作品的介绍实为这个病象的最好的药治品”。感到不足的是，郑译本的《译序》没有注意引导当时的读者如何正确地阅读与剖析《沙宁》。

潘漠华的译本与前两种译本显著的不同之点，就在于译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沙宁》，开宗明义地揭示了：“阿尔志跋绥夫底这部小说，曾以各方面的意义，震动了当出版时的社会。但到了今日，我们以历史的见地来观察，它实在只是一部为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底个人主义辩护的小说。”

接着结合二十世纪初叶俄国革命兴衰涨落的时代背景，指出随着“新兴的普罗阶级的革命”的崛起，某些“八十年代的垂头丧气人”就抱持着个人主义而显著地反动，而《沙宁》正是这种人在“憎恶政治并显露反动的时代”的产物，也是这种倾向的“艺术的表现”，如同阿氏底自白：“沙宁是个人主义底辩护”。沙宁是作者歌颂的理想的英雄，他是一个“爽爽快快否认一切政治，否认一切社会改造运动，明目张胆地宣言个人主义的反动的生活”的人，译者就是如此透剔地抉发了沙宁这个形象的思想内涵，并且正确无误地判断他是“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构建他底个人主义的”。更重要之点在于，潘译本之《序》告诫中国读者要用如下的观点来读这本“为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底个人主义辩护的小说”：在新的普罗革命的当日的阶段上，那在以前的革命阶段上作为主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一个政治烦闷的时期，向自身底资产阶级性投降，觅到个人主义的反动的出路——这样，产生了沙宁这个典型。

我希望读者，能用了以上的观点来读本书。不然，我们怕没有权利可把它当作文学遗产而接受吧。

译《序》写于1929 年4 月，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界先进分子对于《沙宁》较为正确的评价，在当时是卓然不群与影响甚深的。然而，不久前见到一篇有关潘漠华的回忆文章，其中《〈沙宁〉的译者》一节记叙了“漠华翻译《沙宁》的动机”，并引潘的自述云：“我翻译《沙宁》一书，不过想把俄国阿尔志跋绥夫所代表的十九世纪那种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潮，介绍到中国来，想借此冲击中国封建社会极其顽固的伦理思想。”①坦白地说，我对以上一段回① 江天蔚：《琐忆湖畔诗人潘漠华》，刊《西湖》1980 年第十二期。

忆文字表示怀疑，因为它与漠华自己写的译《序》意旨完全相悖，而且也与常识相违，《沙宁》所宣扬的根本不是什么十九世纪的个性解放思潮，而是二十世纪初革命落潮期所孳生的一种颓废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另外，我认为译者的动机也并非藉此冲击什么伦理思想，而是以此为鉴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中由于大革命失败而蜕变、腐化成的“沙宁”式或准“沙宁”式的人物痛加针砭。“沙宁”确非俄国的特产，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甚至在十年浩劫期间，“沙宁”式的角色皆不乏其人，大都作过花式繁多的表演，即使到了今天，也难说没有“沙宁”式的余孽在繁衍。从这一意义上看，今天的青年是不妨看看《沙宁》的，不仅可以了解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人物，也可以观察与识别生活中类似的角色。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沙宁》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甚至鲁迅也不曾得免。前面已经说过，鲁迅早先对阿尔志跋绥夫十分激赏，至于《沙宁》，

他早在1920年就曾提到：“使他更出名而得种种攻难的小说是《沙宁》（Sanin）”①，其后又揭示了《沙宁》的“中心思想”，即“无治的个人主义或可以说个人的无治主义”，概括指明：“赛宁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于获得个人的幸福与欢娱，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虚伪”；然而，鲁迅又为其辩护，认为“批评家以为一本《赛宁》，教俄国青年向堕落里走，其实是武断的”②，也同意阿氏自己的辩解：“对于他的《沙宁》的攻难，他寄给比拉尔特的信里，以比先前都介涅夫（Turgenev）的《父与子》，我以为不错的。攻难者这一流人，满口是玄想和神秘，高雅固然高雅了，但现实尚且茫然，还说什么玄想和神秘呢？”③鲁迅从现实主义文艺观出发，指出沙宁这一形象概括了1905年前后的俄国的或某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描写了“时代的肖像”，肯定了它的典型意义与认识作用，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毋庸讳言，对于沙宁这一形象的思想内涵尚剖析得不够。鲁迅后期对于《沙宁》的认识逐步深化，1928 年4 月7 日致韦素园笺中写道：“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恐怕要发生若干小Sanin 罢，但自然仍挂革命家的招牌。”这里所说的“沙宁”已完全是贬义了。1930 年5 月所作的《〈艺术论〉译本序》中更把《沙宁》看作了“淫荡文学盛行”期的标本。

1930 年顷，鲁迅主持编印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十二为苏联革命家、政治家兼评论家伏洛夫斯基的论文集《社会的作家论》（雪峰译，光华书局1930年6 月初版），其中有《巴札洛夫与沙宁》一文，这篇论文就屠格涅夫和阿尔志跋绥夫所创造的两个俄国知识阶级的典型，阐明俄国社会如何构成这两个虚无主义者，以及俄国知识阶级怎样由‘巴札洛夫型’变成‘沙宁型’，并且比较了两个主人公与两个作者的差异。作者称其是“俄国知识阶级社会史”。此文尖锐地揭露沙宁的特征在于“对平民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传统的背叛”，即“对为被压迫阶级服务的背叛”，以至“最终脱离了他们几十年中在事实上或形式上保持着联系的劳动群众”，从而“就不可避免地要投到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彼时的鲁迅想来是同意伏氏上述观点的。

1935 年8 月，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则更直截地称那些“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者为“沙宁之徒”。在此之前，1933① 《鲁迅全集》第十卷《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

② 《鲁迅全集》第十卷《译文序跋集·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③ 《鲁迅全集》第十卷《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

年12 月20 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还曾说：“沙宁……其实俄国确曾有，即在中国也何尝没有，不过他不叫沙宁。”至此，鲁迅不仅鞭辟入里地揭示了“沙宁”式人物“无所不为”的言动，而且告诫人们在中国也有不叫沙宁的沙宁式蠹虫与狂徒，提醒人们警惕与小心识别。

《沙宁》作为一部有影响的外国文学名著，而且与中国现代思想界文学界有甚大的关涉，建议不妨重印三种译本中的一种，抑或从原文版直译新译本，以俾今天的读者从中认取历史的曲折的轨迹，并认真地观察、分析与解剖沙宁这一形象，也许会获取若干教训与启示。

1985年6月23日

贬专制的冷潮求自由的呼号——冯至与《当代英雄》

冯至的《十四行诗》（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初版）中有这样一首诗：

在许多年前的一个黄昏，你为几个青年感到“一觉”；你不知经验过多少幻灭，但是那“一觉”却永不消沉。

我永久怀着感谢的深情，望着你，为了我们的时代：它被些愚蠢的人们毁坏，可是它的维护人却一生？

被摈弃在这个世界以外——

你有几回望出一线光明，转过头来又有乌云遮盖。

你走完了你艰险的行程，艰苦中只有路旁的小草，曾经引出你希望的微笑。

这是冯至为感激鲁迅对沉钟社同人的关切，并为鲁迅在《野草·一觉》篇所表露的挚爱而抒写的一曲心声。沉钟社的另一成员林如稷于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之际，又在《微薄的谢意》一文中引录了这首十四行诗，写道：“这是微薄的表示我们对鲁迅先生的一点感谢之情的”①。当我读着《野草》中的《一觉》，吟哦“那《沉钟》就在这风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鸣动”的句子，体味这隽秀的散文诗：“他们是绰约的，是纯真的，——阿，然而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复诵读冯至、林如稷情深意切的诗文，不禁为先行者的拳拳之心、新进者的感念无已而深自感动。后来，又先后读过陈翔鹤的《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林如稷的《仰止集》，以及冯至忆念鲁迅的两篇文字：《笑谈虎尾记犹新》、《鲁迅与沉钟社》，使我对鲁迅关切、奖掖、扶植沉钟社这一新文学团体的史实，有了更具体切近的了解。冯至在《笑谈虎尾记犹新》一文的末尾，还忆及一桩终生难忘的往事——1926 年暑假，鲁迅已决定去厦门，我不在北京，我的几个朋友去看他，他取出一本德文译本的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叫他们转给我。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谈到过，鲁迅在日本留学编译《域外小说集》时，也曾有过翻译《当代英雄》的计划。他自己没有译出，希望有年轻的人能译出。莱蒙托夫的这部小说，后来有两三种中文译本，但是我却辜负了鲁迅先生的盛意，并没有翻译，只是把这本鲁迅先生的赠书一直珍藏到现在。

1977 年赴京，在一个薰风炙面的夏午，到永安南里访问了冯至先生。年逾古稀的冯先生微笑着，有条不紊地缓缓回答我的问话。当话题涉入沉钟社的往事时，我问起鲁迅赠书事，冯先生从书橱中取出了一本布面精装的小书递给我看，并深情地说：“这本德文版的《当代英雄》，就是鲁迅先生当年送的，我已珍藏了半个多世纪了！”我捧着这本浸染着鲁迅先生手泽，含孕着他对后辈文学青年的挚爱与期望的书，久久地凝视着……冯至先生见我不谙德文，当即为我将丛书名称及出版处所等译成中文，以工整的笔划书写在① 刊1946 年10 月22 日《文汇报》副刊《笔会》第七十七期。

我的记事本上：

哈尔特来奔丛书

当代英雄

米霞尔·莱芒托夫

哈尔特来奔出版社

纳也纳·佩斯·莱比锡

这是一本四十八开的布面精装本，书面画有一个少女支颐而坐，背景是明月、城堡、飞鸟、花草、藤蔓等图案，少女脚旁还有一个展翅飞翔的安琪儿。构图充满浪漫蒂克的氛围，但与书的内容并不切合，看来可能是整套丛书的统一书面。版权页上无出版年月，从书籍的装帧、纸张等考察，大约问世于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封三的右上角贴有“丸善书店”的浮签。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中述及他们弟兄留学日本期间，常往日本桥的丸善书店或托丸善书店去订购什么书，因此可以推断，“哈尔特来奔丛书”本《当代英雄》是鲁迅在东京留学时到丸善书店购取或托丸善书店到德国去订购的。

鲁迅早在青年时代就很喜爱莱蒙托夫，一度准备翻译他的代表作《当代英雄》。1909 年在东京出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所附的“新译预告”，为鲁迅与周作人计划翻译的书目，其中即有：“《并世英雄传》俄来尔孟多夫”；

周作人后来在《关于鲁迅之二》中也忆及鲁迅在东京期间拟译“莱耳孟托夫（M.Lermontov）的《当代英雄》”等，但因故“均未及译”①。

鲁迅在他早期的文学论著《摩罗诗力说》中，曾竭力推重莱蒙托夫：“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士：日普式庚，曰来尔孟多夫，曰鄂戈理。”此处称莱蒙托夫与普希金、果戈理为鼎足而立的俄罗斯文学代表作家；但在鲁迅心目中，莱蒙托夫的思想与斗争意志远比普希金为高：“前此二人之于裴伦，同汲其流，而复殊别。普式庚在厌世主义之外形，来尔孟多夫则直在消极之观念。故普式庚终服帝力，入于平和，而来尔孟多夫则奋战力拒，不稍退转。波覃勖迭氏评之曰，来尔孟多夫不能胜来追之运命，而当降伏之际，亦至猛而骄。凡所为诗，无不有强烈弗和与踔厉不平之响者，良以是耳。来尔孟多夫亦甚爱国，顾绝异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凡所眷爱，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故，力敌俄国者也……”鲁迅甚而称颂莱蒙托夫为俄国英雄，非常赞赏其“求自由之呼号”，并论及所著《当代英雄》，认为“盖其书所述，实即当时人士之状尔”。从以上论述中，可见鲁迅对于莱蒙托夫反封建专制的激进思想，蔑视皇权爵势的孤傲品格，崇尚自由平等的民主观念，眷恋乡土细民的爱国热情，尤其对他形如檄文，指斥沙皇朝野为“天才自由之屠伯”的诗歌，以及塑造“并时众恶之象”的小说，均备多推重。于是青年鲁迅萌发了翻译《当代英雄》的意念，并购置了“哈尔特来奔丛书”的德译本作底本。

在此后的岁月中，鲁迅并没有忘怀被别林斯基称为“新的强有力的天才”的莱蒙托夫，也没有忘却被果戈理赞之为“芬芳馥郁的散文”的《当代英雄》。

由鲁迅先生负责校阅的《民众文艺周刊》（由胡也频、项拙、荆有麟等组织的民众文艺研究会编，1924 年12 月9 日创刊），发表了陆士钰译莱蒙托夫① 周作人：《瓜豆集》，宇宙风社1937 年3 月初版。

所作诗《普希金的死》（刊第三号， 1924 年12 月30 日）及长诗《幼僧》（连载于六号至十五号， 1925 年1 月20 日至3 月31 日）。后来由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刊发了孙用译的莱蒙托夫诗四首（刊一卷九期，1929年3 月），以及《关于莱芒托夫诗的翻译》的通讯（刊二卷三期，1929 年7月）。鲁迅还在《奔流》一卷十期（1929 年4 月）的《编校后记》中钞引了孙用寄来的《Lermontov 小记》，其中也提及：“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小说《我们的时代的英雄》……等。”在鲁迅主持、黄源编辑的《译文》上也经常刊发莱蒙托夫的作品及有关论著，如鲁迅在1935 年1 月23 日致黄源笺中，还关心着茅盾以谢芬笔名译的苏联D·勃拉果夷作论文《莱蒙托夫》送国民党当局审查的命运，并且准备提供自己所藏德文本《俄国文学画苑》中的莱氏画像及莱氏作线画一幅（决斗之状）作插图。后来，《译文》一卷六期（1935年2 月）发表了茅盾的《莱蒙托夫》译稿，傅东华译莱蒙托夫诗三首，以及鲁迅提供的插画——俄国P·沙波尔洛斯基作《莱蒙托夫像》。《译文》后来陆续刊发的莱氏作品还有孟十还译的《目尔克斯之歌》，孙用译的《鲍罗狄诺》、《普式庚之死》，以及瞿秋白（署名陈节）译苏联P·帕甫连珂作《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由此可见，鲁迅从青年直至晚年，始终尊敬与热爱莱蒙托夫。

1926 年夏南下的前夕，当沉钟社同人来访时（《鲁迅日记》1926 年7月12 日条记有：“陈炜谟等四人来。”同月23 日条记有：“陈炜谟、陈翔鹤来。”），鲁迅托他们转交当时不在北京的冯至一册德文版《当代英雄》，并转嘱其译成中文，以赉他自己在青年时代拟译此书的夙愿。冯至接到鲁迅赠书后，曾拟着手翻译《当代英雄》，《沉钟》半月刊披露的《沉钟丛书》预告中，其第九种为：“《当代英雄》（俄国莱蒙托夫著，冯至译）”。但因为种种原因，冯至未完成这一嘱托；后来是沉钟社的另一成员杨晦于三十年代初译成，交由北新书局出版，作为沉钟社来说，也算是实现了鲁迅的嘱望吧。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准备译述《当代英雄》，主旨是以文艺“转移性情，改进社会”，同时，也因为这一名著在俄国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诚如A·托尔斯泰所说：“俄罗斯小说的这条浩浩森森的大川，就是从这个发轫于高加索终年积雪的山峰的清澈见底的源头浸流开来的”①。鲁迅在自己不克译述之后，嘱托冯至翻译也并非事出偶然，是由于他对沉钟社乃至冯至的欣赏与信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就曾谈到：“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1927 年9 月25 日致李霁野笺）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又说：“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并且肯定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的对文学事业的坚毅与执着。至于冯至，鲁迅曾称许他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推崇其作品为“幽婉的名篇”，挚爱之情是溢于言表的。

如今，《当代英雄》在中国已出现四种译本，有的还是直接从原文翻译的；鲁迅先生有知，亦当含笑于九泉了。

① 见《在米·尤·莱蒙托夫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载A·托尔斯泰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1月初版。

《古希腊恋歌》

诗人李金发，尝被人冠以“诗怪”之称，但他确是一位敏感而勤勉的歌者，以《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等诗集，充实了中国新诗坛。早在巴黎留学期间，李金发就对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魏尔仑等的诗作十分倾心，后来他曾承认“是受波特莱尔与魏尔兰的影响而做诗”（《诗问答》，刊叶灵凤编《文艺画报》一卷三期，1935 年2 月）；1922 年所作《诗人魏尔仑》诗中更直白地宣示：“我迷离于你之章句”（载《微雨》）。李金发的处女诗集《微雨》，就曾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领袖人物的青睐，周作人认为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将其与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等力作一同编入“新潮社文艺丛书”，于1925 年出版面世。至于李金发诗作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窃以为还是同道中人的评判比较剀切，诗人覃子豪认为：“李金发确给五四运动后彷徨歧路的诗坛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他确曾从法国象征派学到较之创造社和新月派更为高明的表现技巧与塑造意象的方法。”（《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朱自清在总结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期间诗歌创作的成绩时指出，李金发是将“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第一个介绍它到中国诗里”（《〈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这当然也是不失公允的评论。

很少有人论及李金发的译诗，其实他在这方面也用力甚勤，《微雨》集中就附有他二十年代初所译法国波特莱尔、魏尔仑、拉马丁、缪塞、萨曼等人的诗作，另外有一本译诗的专集就是《古希腊恋歌》。我浏览过一些有关李金发的资料，虽也提到是书，却都语焉不详，有本《现代中国作家评传》将其列为著作，另一本杂志的“小传”将李所译的法国作家舌塞尔的小说《肉的囹圄》也列为著作，有位诗人在一本诗集的导言中提到李金发采集出版的《岭东恋歌》，纠正别人错写的《客家山歌》、《岭南情歌》，其实他自己就错写为《岭东情歌》，凡此皆是未曾亲见原版书的缘故。

《古希腊恋歌》的原作者是法国唯美主义作家贝尔·鲁易，托名译自古希腊女诗人碧丽蒂的诗集《碧丽蒂的歌》，实际是自己的创作。上海开明书店1928 年5 月初版。卷首有译者1926 年所作《序》，其中阐明译旨道：“我译这书的意思，正如原译者写在卷首的一样：“这个有古爱情的小本子，愿恭敬地献给未来社会的少女们’，尤望读者因之得于龌龊的现世生活中，掩卷追想古代的生活底安愉，心头发生人生美化的酵。”《序》还有关于作者的简介，说明鲁易是“法国近代大作家之一”，“追慕古希腊生活的谐调及肉体美，同时赞颂诸神的伟大，其描写性的自然舒展，实给现代虐饰的社会当头一棒。”鲁易的其他作品也有中译本，就我知见的而言，有曾朴、曾虚白父子合译的长篇《肉与死》，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 年6 月初版（此书还有题名《美的性生活》的另一中译本，鲍文蔚译，北新书局出版），以及徐霞村译的短篇集《绝望女》，神州国光社1930 年1 月初版。

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在彭飞利的牧歌”（四十四首），第二辑“在美帝恋纳的悲歌”（四十二首），第三辑“在失符岛的小诗”（五十二首），第四辑“碧丽蒂之墓”（三首）。并附有精美插图十余帧。

就中有些译得很美，无复他自己的诗作中那份晦涩，兹抄引一首题名《雨》的诗：“微雨把万物都湿透了，无限静寂而缓慢。还有些雨罢，我将赤脚出去树下以免污损我的鞋。/初春的雨是无限美妙。湿透的满是花朵的枝而有一种香气围绕着我。我可看见秀丽的树皮在日光下发亮。/噫吁！满地残红！怜惜些这等落花罢，莫要轻忽地扫向泥沟，我们可以留赠这些给蜂儿呢。

/蜗牛伸缩过水潭间的小道；我不忍践踏他们，抑惊扰金色的伸腰而合眼之壁蛇。”这是一幅多么明丽的春雨之画，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那飞舞的雨帘，可以嗅到那芬芳的落英！集中尚有相当歌咏异性恋与同性恋的篇什，肉的气息甚为浓郁，曾部分刊发于李金发自己主编的《美育杂志》（1928 年1 月在上海创刊，翌年10 月休刊，共出三期；1936 年又在广州复刊）。台湾诗人莫渝近年也曾译过此集，并蒙其惠赠一册，他说未见到李金发的译本，希望他有机会过港时来寒舍翻翻这本业已破敝的诗集，相距六十年的译笔，想必有很大的不同罢。

晕碧裁红点缀匀——戴望舒的译作

诗人戴望舒的文笔如行云流水，有妙语天然之致，其文学成就虽以诗著称，却又同时秉赋多方面的才能：作为一位严谨博洽的学者，他的古典小说研究与考证十分精到缜密；作为一位勤劬多才的翻译家，他译述的范围涉及文艺理论、小说、散文与诗歌，量多质纯，在翻译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望舒是诗人，故而诗歌翻译贯串其文学活动的始终，不久前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译诗集》，编者施蛰存在《序》中说：“我所能收集到的望舒译诗，已尽于此。”编者是作者相知多年的老朋友，应该说诗集是搜罗得相当完备的；不过披览过后，觉得仍有一些遗漏。

举其大者有古罗马诗人沃维提乌思（今通译奥维德，公元前43 年——公元18 年）所作长诗《爱经》的译介。望舒译述该诗集大约在1927 年至1928年之间，因《无轨列车》创刊号（第一线书店，1928 年9 月10 日创刊）封三刊登了《爱经》的广告：“在译述界乱纷纷地翻译现代小说剧本的时候，戴望舒君却从古旧的羊皮纸堆里费了一整年的工夫译出了这部有趣味的古典文学名著。这部书是古罗马四大诗人之一的沃维提乌思的一本艳丽的诗。……戴君用流利的散文译出全书，并加详细的注解，真是译述界伟大的工程。”

后来在1929 年3 月23 日《申报》上也刊登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出版广告。

《爱经》由水沫书店于1929 年4 月25 日发行了初版本，笔者藏有的是现代书局1932 年9 月1 日的再版本。初版本与再版本皆甚不经见，柘园的藏本是六十年代赴广州参加中南区会演时在文德路旧书店找到的，陪我同去的江林（林遐）同志也诧为奇遇，此公亦嗜书如命，所藏“五四”以降的散文集甚夥，可惜在“文革”中已被迫害至死。《爱经》的书品颇精，封面上以银粉印制的图案还灿然如新，惹人摩挲不忍释手。译者在1932 年作的再版本序中简约绍介了布勃里乌里·沃维提乌思·拿梭（Publius Ovidius Naso）的生平与代表作，并评述《爱经》云：“以缤纷之辞藻，抒士女容悦之术，于恋爱心理，阐发无遗，而其引用古代神话故实，尤其渊博，故虽遣意狎亵，而无伤于典雅；读其书者，为之色飞魂动，而不陷于淫佚，文字之功，一至于此，吁，可赞矣！”奥维德是创作了不朽之作《变形记》的著名古典作家，连恩格斯也赞赏“奥维德的那些愤怒和渴望复仇的诗句”（《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而当时中国文化界对他的介绍甚少，戴望舒第一个迻译了他的诗作的单行本，应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的。译者还在《序》中解释了以散文体译诗的原因：“诗不能译，而古诗尤不能译。然译者于此书，固甚珍视，遂发愿以散文译之，但求达情而已。”因原作是分为三卷的长诗，虽以散文译出，也仍然应属于译诗的范畴的。

望舒在译述这部古诗时，态度是严肃而勤谨的，仅举一例即可说明，他在译本中手撰了四百零一条注释，其花费的心血可以想见。而《爱经》在二十年代未面世时也遭到若干人的訾议，甚至连鲁迅这样的哲人亦因未睹原书而有误解，故而在1929 年4 月7 日致韦素园的信中对《爱经》颇有微辞，而后来得悉其系古典文学名著后作了订正，即前信被孔另境编入《现代作家书简》时，鲁迅删去了其中对《爱经》的批评。

戴望舒译诗的单行本尚有《道生诗歌全集》（与杜衡合译，手稿本存施蛰存先生处）、《新俄诗选》（与施蛰存、杜衡合译，译稿已佚）、《西班牙反法西斯谣曲选》（大部分译稿散佚，未出版）、《恶之花掇英》（1947年出版）、《洛尔迦诗抄》（1956 年出版）等。

戴望舒的小说译作也非常繁多，柘园所藏的译本有如下若干种，其中颇有一些早已绝版数十载的稀见本，不妨一一罗列：《良夜幽情曲》（西班牙伊巴涅兹作，光华书局1928 年版）、《少女之誓》（法国沙多勃易盎作，开明书店1928 年版）、《一周间》（苏联里别进思基作，与苏汶合译，水沫书店1930 年版）、《西万提斯的未婚妻》（西班牙阿友林作，与徐霞村合译，神州国光社1930 年版）、《醉男醉女》（西班牙伊巴涅兹作，光华书局1930年版）、《比利时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紫恋》（法国高莱特作，光明书局1935 年版）、《法兰西近代短篇集》（天马书局1935年版，后加增删易名为《法国短篇文艺精选》由上海译社于1940 年出版）、《屋卡珊与尼各莱特》（光华书局1929年版）和《高龙芭》（中华书局1935年版）等，单看以上长长的书目就不免令人咋舌，这位译笔优美的翻译家在中国翻译文学园地中，确乎是一位勤恳而丰产的耕耘者与收获者。如此繁剧的劳动是不免有什么动力在促使的，我想望舒的动力就在于对于所译作家的作品之热爱吧，例如他十分激赏伊巴涅兹，所以在《良夜幽情曲》的《译者题记》中写道：“他的木炭画似的风格和麦纽艾（Menuet）似的情调是我所十分爱好的。……这完全是由于我对于他的过分的爱好的本能的冲动。”从这些自白中我们可以品味出他的情趣、他的动机。

此外，戴望舒还是一位文艺理论的翻译者，这一点常为人们所忽视，例如李立明编著的《中国现代六百作家小传》（香港波文书局，1979 年10 月初版）的戴望舒条，所列译作部分缺漏甚多，他最早的一部理论译作也付阙如，那就是作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伊可维支作，水沫书店1930 年8 月初版），那套丛书是冯雪峰在鲁迅支持下主编的，拟在中国首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戴望舒能积极参与其事，并且颇注意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唯物史观在文艺上的应用”（《译者后记》），说明译者当时对于正在勃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是持赞助，起码是同情的态度的。

他从苏联本约明·高力里用法文写的《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所译成的《苏联诗坛逸话》，其中若干章节（如《佛拉齐米尔·玛牙可夫斯基》篇）曾发表于望舒自己主编的《现代诗风》第一册（脉望馆，1935 年10 月10 日出版），其后集结起来交由上海杂志公司于1936 年出版了单行本。至今仍不失为一本研究苏联早期诗歌的有价值的参考书。戴望舒的译作中也荡漾着其诗人气质的投影与回声，他在评论某外国作家时所揭示的：“他以美丽的风格出之，使人觉得诗趣盎然”，正可以移为形容他自己的译文，因他的译文也萦绕着诗的氛围，清丽、精妙、流畅，试以他所译的比利时洛德·倍凯尔曼的《圣诞节的晚上》末尾的译文为例：

那诗人开始在那一望无际的闪烁的微青的白色之间，慢慢地徘徊着。他既不感到严寒，也不感到烈风，他看出去一切都是美丽，纯洁，皎白，而被一片银色的微光烘托出来。他想着那在酒店的后房中的新生的婴儿，想着那天真的母亲，想着那两个女子的发光的眼睛，想着那两个异乡人，又想着他们献给生命的虔心的礼物。译文的曼妙如同淙淙的流泉，我们尝一脔而可推知全鼎了。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晕碧裁红点缀匀”，移来评骘戴望舒的译作，倒是颇为贴切中肯的。

1985年3月5日望舒

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日作

第四辑刊丛撷华

小引

文学期刊无论作为构成流派的标帜，或者作为兼容并蓄的园地，它都为新文学的萌发与壮大效尽犬马之劳，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生动、最多彩的一翼。因拟撰《中国文学期刊史》，自六十年代初即留意于文学期刊的蒐集，日积月累，涓滴不弃，所获亦颇不菲，除一般习见者外，亦多为《全国中文期刊联合书录》所不载。往昔曾写过数十篇“刊话”（恕我仿书话而杜撰），今选取数则，以贻诸君。

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李叔同在留学日本时期（1905 至1910），本着启迪民智、复兴文化的宗旨，热心投身留学生的文艺活动，曾与曾延年等创组春柳剧社，参予演出《黑奴吁天录》（饰爱美柳夫人）、《茶花女遗事》（饰茶花女）。欧阳予倩作为目击者，在《自我演戏以来》一书中有翔实而生动的记述，他坦言：“这一回的表演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其影响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李叔同独力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据三十年代《上海通志馆期刊》第四期所载胡怀琛作《上海学艺概要》第十二节《西洋音乐及西洋戏剧之输入》云：“李叔同，除研究绘画外，他在日本对于音乐，也很有成绩。曾创办《音乐小杂志》。出版于光绪末年，在日本印刷好，寄到上海来发行。”作者当时可能未曾目检这本杂志，故关于出版年月、内容形制等均语焉不详。

八十年代初，我在写《晚清儿童文学钩沉》一书时，因要搜集儿童音乐方面的材料，一直想访求这本杂志而遍觅无着，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收藏，甚至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史资料室也付阙如，我想天壤间可能已无此册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东京大学研究期间，不意却在神田町旧书店里发现了《音乐小杂志》的创刊号，欣喜之情无可名状，虽然标价两万五千日圆，还是咬咬牙买了回来。店主鹤见君是东京帝大文学部出身的“支那通”，于中国文化有相当的造诣，店中常有不少珍典秘籍，例如他手头还有一份春柳社的广告，标价五万，当时觉得太贵而没有买，至今仍思之不已。

《音乐小杂志》作为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因其传世甚鲜，故略作绍介。刊物以重磅道林纸印刷，开本为1×22cm，版权页署编辑人为“日本东京都神田区今川小路地丁目三番地集贤馆李叔同”，印刷所为“日本东京都神田区美土代町二丁目一番地三光堂”，出版日期为“阴历丙午正月二十日”，即光绪三十二年，公历1906年，距今已近一世纪了。

封面图案亦系编者李叔同手绘，为水彩画的罂粟花，绿叶与红花相衬，怒放与含苞相间，错落有致，绚丽多姿，历八九十岁月侵蚀仍光彩夺目，与同时期留日学生所办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汉声》等相比，就封面装帧而言，无出其右者，正显示了李叔同多面而不凡的艺术才华。创刊号的内容诚如封底《文坛公鉴》所云：“本社创办伊始，资本微弱，撰述乏人，故第一期材料简单，趣味阙乏，至为负疚。”此虽为自谦之词，但也合乎实际。计分“社说”、“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图画”等栏，无论文字、乐曲、图画，大多出自李叔同（署名“息霜”）一人手笔。卷首有李叔同撰《〈音乐小杂志〉序》，无疑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文献，兹引录如次：闲庭春浅，疏梅半开，朝曦上衣，软风入媚，流莺三五，隔树乱啼，乳燕一双，依人学语，上下宛转，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悦魄荡心。若夫萧辰告悴，百草不芳，寒蛩泣霜，杜鹃啼血，疏砧落叶，夜雨鸡鸣，闻者为之不欢，离人于焉陨涕；又若登高山，临巨流，海鸟长啼，天风拨袖，奔涛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谷震山呜，懦夫丧魄而不前，壮士奋袂以兴起。呜呼，声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声音，佥出天然；若夫人为，厥有音乐。天人异趣，效用靡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