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繄夫音乐，肇自古初，史家所闻，实祖印度，埃及传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腊，乃有定名（希腊人谓音乐为上古女神Muses 之遗，故定名曰Musical.），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灥达，环伟卓绝，突轶前贤，迄于今兹，发达益烈。

云滃水涌，一泻千里。欧美风靡，亚东景从。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

乙巳十月，同人议创美术杂志，音乐隶焉。乃规模粗具，风潮突起，同人星散，互解势成。不佞留滞东京，索居寡侣，重食前说，负疚何如：爰以个人绵力，先刊音乐小杂志，饷我学界，期年二期，春秋刊行，蠡测莛撞，矢口惭纳，大雅宏达，不弃窳陋，有以启之，所深幸也。

呜呼，沉沉乐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独抑郁而谁语？矧夫湘灵瑟渺，凄凉帝子之魂；故国天寒，呜咽山阳之笛。春灯燕子，可怜几树斜阳；玉树后庭，愁对一钩新月。望凉风于天末，吹参差其谁思？瞑想前尘，辄为怅惘。旅楼一角，长夜如年，援笔未终，灯昏欲泣。时丙午正月三日。

就中音乐起源印度之说，颇可商榷，然张扬音乐的社会功效，阐明音乐的美感特性，以及眷恋缅怀故国家山的一腔情热，在被封建文化制扼的“沉沉乐界”，不啻是发聋振聩的空谷足音。

“乐史”栏刊有息霜作《乐圣比独芬Beethoven 传》，斯文对贝多芬氏极为推崇，认为其“思想精邃，每有著作，辄审订数四，兢兢以遗误是懔。

旧著之书，时加厘纂，脱有错误，必力诋之，其不掩己之短有如此。”本篇前配有息霜手绘“乐圣比独芬像”（木炭画），此传此像，恐为国人有关贝多芬氏之首创之作。

“乐典”栏则迻译日本音乐家田村虎藏作《近世乐典大意》，分“谱表”、“音部记号”、“音名”、“音符”、“休止符”、“纵线”诸章，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常识，然对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学界来说，却是前所未闻的新知。

（当时热衷于介绍西洋音乐理论的还有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东京音乐学校留学生，常在《江苏》上发表《乐理大意》，后易名为《乐典大意》于1904年清国留学生会馆在东京出版。）

“乐歌”栏刊有“教育唱歌”二，“别体唱歌”一，三首歌的曲谱与歌词均为息霜自作，其中属“教育唱歌”的《我的国》满溢着当年留东青年共同的爱国热忱，其词曰：

（一）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州惟我中央中。

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

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万岁！

（二）

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众星环拱，五洲惟我中央中。

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

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另一“别体唱歌”《隋堤柳》（注明“伤词体”），从另一侧面表达了作者不绝如缕的爱国情思，宣泄了“杜鹃啼血哭神州”的爱国情怀，曲末有自注云：“此歌仿词体，实非正轨，作者别有振触，走笔成之。吭声发响，其音苍凉，如闻山阳之笛。《乐记》曰：“其哀心感者，声噍以杀。’殆其类欤。”

“杂纂”栏刊有息霜作《昨非录》，题后“小引”云：“此余忏悔作也，吾国乐界方黑暗，与余同病者，当犹有人，拉杂录入，愿商榷焉。”就中颇多经验之谈，如：“宁可生，不可滑。生可以练，滑骨难医。”还叙述了若干故实，如：“去年余从友人之请，编《国学唱歌集》，迄今思之，实为第一疚心之事。前已函嘱友人，毋再发售，并毁板以谢吾过。”我曾据此搜寻《国学唱歌集》，拟探究作者为何深感“疚心”并欲毁板的因由，然迄未有结果。查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1944 年9 月初版）1905 年条亦记载谱主编《国学唱歌集》事。同栏还刊有息霜作《呜呼！词章！》一文，对留学生界或一部分人蔑视中国传统文化，“诋諆故典，废弃雅言”的偏颇提出了规箴。

最后一栏为“词府”，刊有署名“西湖天涯芳草馆主人”作《天涯曲》数阕，揆之情调、意境，我疑亦息霜所作，其中“二犯梧桐树”一曲云：“看薰天社鼠周，匝地城狐守。待渡无人，斜日黄昏候，不成我吴会去吹萧，尽无人燕市来沽酒，则见那壁厢豺狼争食英雄肉，这壁厢蔓草失埋烈士头。投何宿，吴头楚尾，风引起，老渔讴。”就中一掬“国恨乡愁”，荡漾字里行间。

《音乐小杂志》不过是二十六页的笺笺小册，然它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七岁的游学异邦的爱国青年之手创，其忧国伤时的爱国情愫，其热衷艺术的献身精神，其关注祖国音乐事业的一片赤诚，均值得我们永久的忆念。

绚烂温煦的《白阳》

《白阳》为石印的文学刊物，这在中国文学期刊史上甚不经见。此刊为李叔同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所创办，版权页署浙师校友会发行，癸丑四月初版，即民国二年，公历1913 年。封面题签署名“石禅”，想亦即息霜，除字体风格相似外，书面图案左下角署有“Ah Li”（按1905 年叔同遭母丧后改名哀，字哀公）。全刊二十余页皆由李叔同摹写上石，作为弘一法师早年法书，亦弥可珍贵。刊物内容析为两部，第一部“文库”，下分“文集”、“说部集”、“诗集”、“词集”、“曲集”等；第二部“谭丛”，下分“文学篇”、“音乐篇”、“绘画篇”、“印稿”、“画稿”等。同样大多出自李叔同（署名“息霜”）手笔，其余作者则为浙师同仁经亨颐、夏丐尊、马叙伦、姜丹书、钱均夫以及学生李鸿梁、吴梦非等。

《〈白阳〉诞生词》即为息霜所撰：

技进于道，文以立言；悟灵感物，含思倾妍；水流无影，华落如烟；掇拾群芳，商量一编。维癸丑之莫春，是为《白阳》诞生之年。

“文集”栏刊有息霜作《〈音乐〉序》，即《〈音乐小杂志〉序》，兹不赘述；次为息霜作《西湖夜游记》，通篇不足三百字，然描摹西湖夜色，了然如画，且写景抒情，与时递进，情随景移，层次分明。其始绘黄昏暮色云：“晚晖落红，暮山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继描中夜时分云：“林鸟惊飞，残灯不华，起视明湖，莹然一碧，远峰苍苍，若现若隐，颇涉遐想”；再摹子夜更深情状云：“漏下三箭，秉烛言归，星辰在天，万籁俱寂，野火暗暗，疑似青磷，重杨沈沈，有如酣睡，归来篝灯，斗室无寐，秋声如雨，我劳如何，目瞑意倦。”笔墨明洁，意趣隽永，堪与张岱《西湖梦寻》的从容舒卷相伯仲。此外尚有梅白的《写生日记》等，亦颇可观。

“说部集”刊有夏丐尊译文《写真帖》一篇，署“俄国契哀荷原著”。

译者作有作者小传云：“契哀荷为短篇小说大家，喜取寻常之事实深刻描写，是篇尤为得意之作。氏生于1860 年，死于1904 年。”“契哀荷”今通译作“契诃夫”。译作以文言演之，亦清丽可读，在翻译文学史上，此篇当系契诃夫短篇较早的中译之一。

“诗集”荟萃了丐尊、子庚、微颖、缠恨、雨萍、汝勋、慎独诸人的旧体诗多首，其中丐尊作七律《湖上呈哀公》即是献给息霜的：远峰寒碧夕阳殷，烟翠空冥西子鬟；欲去依依有余恋，晚红新月雾中山。

数星灯火漾疏村，四起梵钟破暮痕；为问风流李学士，可添画意与诗魂。

丐尊与弘一是几十年的知交，弘一于1942 年阴历九月初四日圆寂前曾以遗书致丐尊：

丐尊居士文席：

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

音启

前所记月日系依农历又白

丐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1939 年作）一文中说：“我是他的老友”，并回溯了与之订交的经过：“我和弘一法师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这个学校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轻易更换教职员。我前后担任了十三年，他担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我们晨夕一堂，相处得很好。”他们之间三十年不渝的友谊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范例，前所引《湖上呈哀公》诗亦正可作这两位君子订交时的见证。“词集”有子庚、微颖等的词作，末有息霜作《喝火令》：故国鸣鷤鴂，垂杨有暮鸦，江山如画日西斜。新月撩人透入碧窗纱。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洛阳儿女学琵琶。不管冬青一树属谁家，不管冬青树底影事一些些。

词末未注明写作年月，据我在上海某诗人所藏《李叔同诗词手卷》上所见，《喝火令》后有李叔同自注云：“哀国民之心死也。今年在津门作，李息，丙午。”即知此词作于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历1906 年，作者自日本暂返天津时也。

“曲集”为息霜谱曲且作歌词之《春游》，其词云：青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

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据说此歌于民国初年在少年学子中脍炙人口、风行一时，今仅作文字方面的观赏，仍感觉得到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篇”中息霜所作《近世欧洲文学的概观》，惜仅刊出《序论》及第一章《英吉利文学》。其《序论》略云：中世古典派文学Classic 环伟卓绝，磅礴大宇，及十八世纪初期，其势力犹不少衰，操觚簪笔家佥据是为典则。其后承法兰西革命影响而热烈直挚之诗风，乃发现为文艺界一大新思潮，即传奇派Romantic 是。

逮至十九世纪，基于自然之进步现实观之发达，乃更尚精致之描写及确实之诗材，而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遂现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及夫末叶反动力之新理想派之萌芽于欧土。

简洁阐明欧洲文艺思潮的兴衰更迭，并分章详述欧洲主要国家的文学发展史与文艺批评史，如此剀切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并不多见，且较周作人所著《欧洲文学史》（北京大学，1918 年初版）尚早四、五年。惟其完成与否，已不可考，然作为国人自作的外国文学史论的嚆矢，似应引起学术文化史研究者的重视。

“音乐篇”刊有息霜作《西洋器乐种类概说》，原拟作四章，即“弦乐器”、“管乐器”、“击乐器”及“有键乐器”，本期先刊一、二两章，每章分若干节，并配以插图，以裨读者了然。笔者对于音乐史比较隔膜，不敢臆测妄评，然其可算有关西洋乐器的最早绍介之一，则是无疑的。

“绘画篇”首为息霜学生吴梦非所译《人体画法》（英国Richard G Hatton著），此篇刊布十数年后，仍有刘海粟所长美术学校画人体模特儿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更觉得息霜倡导的美术教育之可贵。次为息霜所撰《石膏模型用法》，凡四章：第一章石膏模型为学图画者最良之范本，第二章收藏法，第三章教室之选定及室内之设备，第四章图画之材料。作者说明以石膏模型作为实物写生范本的必要性，强调旨在训练学生“悟解线形及骨相纯正之状态”，并以“养成审美之智识”。

李叔同创办《白阳》，致力于文化启蒙工作，应是他早期文化活动中一件大事，然林子青编《弘一大师年谱》，以及《弘一法师生西纪念刊》、《弘一法师永怀录》等书均未记载，所有师友弟子的回忆文字亦均未涉及，至可诧异；可能此刊在三四十年代就很稀见，以致有关人士无法省忆了罢。我原先也不知有《白阳》，得来纯出于偶然，六十年代中期赴广州参加中南戏剧汇演，采访之余就跑旧书店，在文德路一家旧书店购得，仅售洋五角，当时曾惊喜地出示给江林先生（笔名林遐，时任《羊城晚报》总编辑，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看，他亦诧为奇遇，因他正在蒐集“五四”前后的散文，遂借去抄录了李叔同所作《西湖夜游记》。如今江先生墓木已拱，谨缀数语，以志纪念。

以上流水账式的复述了《白阳》的内容，无非欲显先哲潜德之幽光，

因《中国现代期刊联合目录》（国内数十家中央、地方及主要大学图书馆的联合目录，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未著录这一刊物，其传世寥寥可以肯定。

作为中国近代启蒙者心血凝铸的结晶，如任其被荒烟蔓草所掩没，则太可惜了。但愿有一天我有能力使其化为千百，使这位以“普渡众生”为职业的启蒙者所散播的芳馨，从而能永驻人间。1992 年10 月13 日（农历九月四日）

弘一法师圆寂五十周年

闲话《声色》

有一段时期，我曾着意搜集晚清以降某些不经见的文学刊物，经年累月，所获不菲。其中大多为《全国期刊联合目灵》（1883—1949）所不载，也就是说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入藏。就中若干刊物，从文学史角度来考察，未必是不值得保存的史料，兹以《声色》为例而略述之。

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出版过不少以“声色”作招徕的报刊，有的甚至直截了当地题名曰《声色画报》，大多不外乎裸女、嫖经之类，早已成为为时代所洗汰的文化垃圾。本篇所绍介的《声色》，却是新月社属下的一份文学刊物，但所有有关新月社的回忆文字或研究文章，均未曾有片言只字提及这份刊物，一度令我颇为惊诧。翻查当年的报刊倒有线索可寻，如1931 年10 月19 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三十二号第四版刊出了署名“V.T.”的《现代文坛百观百感：猫样的温文》，就是批评《声色》的文字。

《声色》创刊号出版于1931 年9 月，由新月书店总经售。封面淡泊素雅，了无装饰，仅在翠绿的底色上镌有“声色创刊号”两行美术体字，但无论封皮与书芯的用纸都相当好。兹引要目如次：论文有邵洵美的《水晶的符咒》；诗有邵洵美的《蛇》，朱维基的《过旧园门》、《RONDEAU》、《神奇》、《黑渊》、《喝龙头水者》；散文有徐志摩的《一个诗人》，林微音的《红》，芳信的《一个色彩的素描》、《我爱我的狐步》等。封三刊有将由新月书店发行“自己丛书”的广告，包括徐志摩的《志摩诗集》，林微音的《舞》，朱维基的《花香街》，芳信的《Blues 底忧郁》，邵洵美的《诗与女人》，但好像除诗集《花香街》后来由朱维基自费出版（印制得十分精美华贵）外，其余皆未见问世。

创刊号没有版权页，所以未见署明由何人或何社编辑，不过我臆测是邵洵美编的，因为卷首形同发刊辞的论文《水晶的符咒》即出自他的手笔，中谓：“我要一张水晶的符咒！我要透明，我要坚硬，我要纯净，我要冰冷：我要在上面写着迷惑仙神的奇文。我要她反映着神秘，柔软，色彩与火。我要她留住那忘却了一切话语的声音。”在那闪灼而华瞻的文字中，表露了作者乃至《声色》同人的唯美主义的美学追求。

在诗与散文作品中确也弥漫着一派唯美的气息，就中不乏官能刺激的描摹，女性胴体的赞美，以及感伤乃至颓放的情绪的抒发，像邵洵美所作诗《蛇》中首段：“在宫殿的阶下，在庙宇的瓦上，/你垂下你最柔嫩的一段——/好像是女人半松的裤带，/在等待着男性的颤抖的勇敢。”就曾为当时的批评家所诟病。

林微音的散文《红》状绘得更为冶艳：

你看，这两点红，像象牙塜之端的珊瑚顶似的。这两点红真饥死了我的心。真饱死了我的手。是的，凡女子身体上的红的部分都是集中天地间的精灵的所在；没有这几处红就没有女子，也就没有宇宙，而我最受她们迷恋的是这中间的两粒，两粒精圆的母珠，两只无瑕的稚鸠，两颗透明的灵魂。

就三十年代初中国文坛的现状而论，已将纯文学中的色情描写推向了极致。

当然就中也不乏真挚、优美的文字，徐志摩的散文《一个诗人》，我认为就写得相当出色。兹钞引如下：

一个诗人

我的猫，她是美丽与壮健的化身，今夜坐对着新生的发珠光的炉火，似乎在讶异这温暖的来处的神奇。我想她是倦了的，但她还不舍得就此窝下去闭上眼睡，真可爱是这一旺的红艳。她蹲在她的后腿上，两支前腿静穆的站着，像是古希腊庙楹前的石柱，微昂着头，露出一片纯白的胸膛，像是西比利亚的雪野。她有时也低头去舐她的毛片，她那小红舌灵动得如同一剪火焰。但过了好多时她还是壮直的坐望着火。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但我想她，这时候至少，决不在想她早上的一碟奶，或是暗房里的耗子，也决不会想到屋顶上去作浪漫的巡游，因为春时已经不在。我敢说，我不迟疑的替她说，她是在全神的看，在欣赏，在惊奇这室内新来的奇妙——火的光在她的眼里闪动，热在她的身上流布，如同一个诗人在静观一个秋林的晚照。我的猫，这一晌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

对于外部世界中“新来的奇妙”的敏锐观察与迅捷反映，本是诗人的天赋，就这一点而言，可视作徐志摩的自我写照。作为徐氏的晚期作品（甚至可能是他的最后作品，因他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就不幸坠机遇难了，距《声色》的出版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而这篇重要的晚年之作，为梁实秋、蒋复聪合编《徐志摩全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陆小曼编《徐志摩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内某人编《徐志摩全集》（贵州出版社出版）均未辑录的佚文，后来我将它编入了与吴宏聪、陆耀东二教授共同主编的《徐志摩文集续编》（商务印书馆1994 年出版），读者有兴趣可找来翻翻。

《声色》作为一本在三十年代文坛上转瞬即逝的刊物，似不值得为之浪费笔墨，不过我不作如是观，不佞认为它有裨于对新月社的研究，认真检视这本《新月》、《诗刊》等之外的新月社刊的，将必会有更深的体认。

最后不妨说句笑话，以往我一直将《声色》诩为天下孤本，无奈前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李欧梵教授莅敝寒斋柘园看书聊天，他见到《声色》立即全本拷贝而去，如今则孤本不孤也。

郁郁青山芃芃浅草——无名文艺社的《无名文艺》

旅港作家刘以鬯在他的近作《看树看林》（香港书画屋图书公司，1982年4 月初版）中写了一篇《叶紫与“无名文学会”》，亲切地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参加“无名文学会”（应为“无名文艺社”——笔者）的往事，述及了该社的机关刊物——《无名文艺》。刘先生对自己早年身历其间的社团十分怀念，认为“这个团体的重要性，不应忽视”。诚如斯言，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考察，这一文学社团的地位作用应予重视；而它的刊物《无名文艺》，在中国文学期刊史上也应给予应有的注意。

叶紫主持的无名文艺社曾先后出过两种均署“无名文艺”的刊物，一种是旬刊，一种是月刊，皆出版于1933 年度。

《无名文艺旬刊》于1933 年2 月5 日创刊，三十二开本，篇幅仅有二十页，封面了无装饰，上端惟叶紫手绘“无名文艺”四个中空美术字，下端即为目录。创刊号首页刊发了叶紫署名“叶子”所写的《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这不啻是《无名文艺旬刊》的发刊辞，也堪当无名文艺社的宣言。它阐明了社名的由来：“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无名’，所以叫它个‘无名社’”，昭告本社团创立的鹄的是企图构筑一座“为大众而奋斗的营阵”，从而同心同德地“用自己的力量来开拓一条新的文艺之路”。同时，也鲜明地表露了归依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大纛之下的立场，强调“新的文艺之路”

应该“完全是大众的”，亦即赋有“大众的内容，大众的情绪，一直到大众的技术”。最后，挥臂号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团结起来，冲到时代的核心中去，开拓一条光明灿烂的出路！”叶紫执笔的这篇文章，充分表示了以叶紫为中心的一群文学青年渴求投身革命文学运动的热情，而他们决心遵循与追随的正是革命文学运动的指挥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开拓的路线。

创刊号所披载的创作稿有小说《吠声》（汪雪湄）、《梦里的挣扎》（陈企霞），诗《前夜》（陈亢摩）、《我是一只小羊》（萍生），散文《疯了的人》（李梨）、《姊姊》（盛马良）等，以及一之译的巴比塞作短篇《复活》。其中颇可注意的是《吠声》，它通过一对热血青年的牺牲，揭露与指控了新军阀叛变革命后所实施的浓重的白色恐怖。作者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对前驱者表示了悼念与钦仰：“曙光在望，他们将这光明的世界赠给了未来的人们……”。

第二期于1933 年2 月15 日出版，开本、篇幅均同前期，刊发有岛西（彭家煌）的论文《文学与大众》，另外有小说《三日间》（雨沫），诗《蠢真蠢莫过于我》（雪湄）、《声色依然》（惠月仙）、《给》（宗廉），以及珍颖译的弗鲁达作《绝命书》。

彭家煌的论文《文学与大众》由“大众在哪儿？”、“大众文学在哪里？”、“大众不需要文学吗？”等三部分组成，逐层阐发了文学大众化所必须注意的问题，认为“从事大众文学的人们，应该明了大众在那里？怎样去建设大众文学？而尤要注意的是怎样使文学为大众所需要？文学与大众密切的联系起来，便成功推进人类到幸福之路的一种力量。”作者鼓动无名文艺社的同仁乃至所有“从事大众文学者们”，处此危难之处，要不顾艰苦和毁誉功利，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工作，“为文学去唤醒大众，为大众去创造文学”。彭家煌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可惜在贫病与牢狱的夹击下，这位严谨而勤奋的作家不久即被黑暗吞噬了。

本期发表的小说《三日间》，作者雨沫，我疑系叶紫的又一笔名（谐音余家最末的孩子），曾就此面询过叶紫夫人汤咏兰，她不能肯定，但认为可能性甚大。即就作品本身来看，其主题、题材、风格与叶紫以后的同类作品颇为相似。故事写的是南方某镇一度为工农红军占领，旋又被白军攻克的三日间发生的剧变，红军“为着所有穷苦的人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而分田分地、济贫救苦，白军则大肆屠戮、残杀无辜，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

《无名文艺旬刊》在当时的文学界影响不是很大，然而却获取了许多追求光明的文学青年的共鸣。

《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出版于1933 年6 月1 日，编辑人署叶紫、陈企霞，出版者为无名文艺社，开本十六，篇幅一百二十页，与当时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现代》相仿佛。封面系叶紫设计，红黑色调相间，复羼以翠绿，整个画面凝重而大方，显示了这位曾就学于华中美术学校的作家的艺术才华。

创刊号辟有“创作小说”、“翻译小说”、“诗”、“童话”、“小品”、“书评”等栏目，后附有编者叶紫所作《编辑日记》。“创作小说”部分内容丰实，篇幅约占刊物的三分之二，其中有叶紫的《丰收》、黑婴（张又君）的《没有爸爸》、岛西（彭家煌）的《垃圾》、刘锡公的《巷战》及汪雪湄的《雁》。

叶紫在《编辑日记》中对编入本期的小说创作都进行了简约的评述，如对岛西的《垃圾》写道：“描写的细致沉痛，词句的隽永诙谐，真使我为它感动不少。作者在这里大声的喊出了中国下级军官和兵士们的苦痛，这是一篇如何生动的作品啊。”彭家煌（岛西）系叶紫的同乡，又是曾一同坐监的难友，他们之间的同志情谊是诚笃而亲密的；彭于1934 年春不幸病逝，叶紫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发表了《忆家煌》，表示了深切的痛惜与悼念。

同期还发表了白兮（钟望阳）的童话《雪人》，叶紫在《编辑日记》中评析道：“我和企霞都觉得这篇作品的意义是伟大极了，在过去中国文坛上还没有看见过这样好意义的童话。虽然技巧并不十分新奇，然而，在描写方面也另有他的独到处。”这不无溢美的评价对于作者当是一种鞭策与鼓励，白兮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许与此有若干因由罢。

据白兮回忆，当《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问世之后，他即通过朋友捎信给鲁迅先生，并附《无名文艺月刊》一本（《鲁迅日记》1933 年6 月5 日条记有：“午后得白兮信并《无名文艺月刊》一本。”）信的内容主要是请求鲁迅先生给刊物写稿。鲁迅于6 月10 日复信，大意说很赞赏《无名文艺月刊》，但表示不能为它写稿，因为这会被国民党当局豢养的文化特务侦嗅出来，从而遭致刊物的夭折；并在信中引述了一句中国古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给无名文艺社以勉慰与期许。白兮为此曾甚为感动地追忆道：“这句本来就蕴含哲理，又被先生赋予革命内容的话，数十年来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心中的碑铭》）另外，叶紫通过其他渠道也给鲁迅奉呈了《无名文艺月刊》，如今在鲁迅藏书中仍保存了这份刊物，其刊名页有钢笔题字：“鲁迅先生指正叶子陈企霞敬赠一九三三，六，一”。以上均说明了鲁迅对新生的革命文学幼芽充满着深挚的爱。

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茅盾，在《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出版不久，即在《文学》上发表评论，热情推重道：“《无名文艺月刊》的一群青年作家有很大的前途，我们虔诚地盼望他们继续努力。”他尤其激赏叶紫的《丰收》，认为“这是一篇精心结构的佳作”；其次喜欢汪雪湄的《雁》，欣赏其“主人公桂生的性格描写”；对于岛西的《垃圾》从侧面暴露军营生活的黑暗，感到“写来也还细腻”……。凡此种种，皆流露了一位前辈作家关心爱护新生力量的拳拳心意。

《无名文艺月刊》只出版了一期就因为续出经费无着而停刊。

无名文艺社及其主持的刊物存在的时间虽不长，然而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轨迹。与此有关的作家叶紫、陈企霞、彭家煌、黑婴、钟望阳、刘以鬯、韩尚义、汪雪湄等，在此后的岁月中，都为建设与壮大中国的进步文化贡献了智慧与力量，由茸茸细草成长为齐云乔木；有的即使英年夭逝，但他们的姓氏与作品也将毫无愧色的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

1989年10月5日

叶紫逝世五十周年祭]

木艺新花南国奇葩——《现代版画》

我珍藏着一册《现代版画》，它是我国新兴木刻运动先行者之一新波同志所赠。

《现代版画》是现代版画会的机关刊物，1934 年12 月创刊于广州。它的出世，与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奠基者——鲁迅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首先得从现代版画会的创立谈起。

现代版画会的全称是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1934 年6 月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成立。发起人为当时在该校任教的青年版画家李桦。最初的成员有赖少麒、张影、唐英伟、陈仲纲、刘光宪、刘仑等二十七人，大多是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二年级的进步学生，也有部分是该校其他系科的进步学生及校外爱好美术的进步青年。后来会员陆续有所增加，最多时达三十余名。现代版画会的负责人李桦及骨干成员赖少麒、唐英伟、张影等人，与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建立了通讯联系，不时求教，鲁迅先生总是及时地具体地答复。例如他在1934 年12 月18 日给李桦的第一封信中，就对这位素昧平生的木刻青年既有严肃的告诫：“木刻确已得到客观的支持，但这时候，就要严防它的堕落和衰退，尤其是蛀虫，它能使木刻的趣味降低，如新剧之变为开玩笑的‘文明戏’一样”；也有热情的祝愿：“我深希望先生们的团体，成为支柱和发展版画之中心”；并且提出，为了推动中国的新兴美术运动，必须创办有作品观摩与理论切磋的全国性美术杂志：“论理，以中国之大，是该有一种（至少）正正堂堂的美术杂志，一面绍介外国作品，一面绍介国内艺术的发展的，但我们没有。”李桦后来在回忆这封终生难忘的信时写道：“这封信使一个摸索着前进的木刻作者立刻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前途，有了信心和力量，更使他觉得身上已负担着一个重大的责任。我就是这样从鲁迅先生的关怀，指导和鼓舞中吸取了前进力量的。”①于是，现代版画会起初以发起人李桦的名义，在广州的《市民日报》上编了一个《木刻周刊》；而后，自1934 年12 月开始，遵照鲁迅先生所提出的“该有一种（至少）正正堂堂的美术杂志”的建议，创办了会刊《现代版画》。创刊号所刊作品的作者有：李桦、唐英伟、刘光宪、潘学昭、胡其藻、陈仲纲、司徒奏、刘憬辉、潘成业、赖少麒、杨长业、张世光、区旭溨、张影、李烂荣、林世忠、李同和等，几乎现代版画会的所有成员都为创刊号提供了创作。我所见到的《现代版画》第一集系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的鲁迅遗物，封面上有钢笔书写的：“给豫才先生纪念李桦廿三·十二·十七”。刊名“现代版画”自右至左横排，中央部位印有一个圆形的木刻图案，画中绘有两人朝初升的旭日奔驰，可能是表达同人对光明的憧憬吧！下标“第一集”，并署有“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出版”与“1934”的字样。

1977 年仲夏，我在北京沙滩西屋书室的寓所访问了年已古稀的李桦先生，承他见告了有关《现代版画》的编印情况。第一集是以木刻原版上机印刷，共印五百册，印制效果不甚理想，鲁迅于1935 年1 月4 日致李桦信中曾指出：“《现代版画》……选择内容且作别论，纸的光滑，墨的多油，就毁损作品的好处不少，创作木刻虽是版画，仍须作者自印，佳处这才全备，一经机器的处理，和原作会大不同的，况且中国的印刷术，又这样的不进步。”

① 《鼓舞着我前进的一封信》，刊《美术》1958 年第十期。

遵照鲁迅的指导，版画会同人决定以后改为手印，以保持创作木刻的韵味。

据木刻原版手拓的《现代版画》第二集，于1935 年2 月1 日出版，印数五十本；以后逐期俱为手印，每集印制五十、六十、八十本不等，最多一百本。

《现代版画》在鲁迅的关切下，自1934 年12 月至1936 年五月共出十八集，初为半月刊，第十一集起改为月刊。每集刊载作者手拓版画原作十二幅至十五幅不等，其中不少是专号与特辑，有风景静物专号（第二集），新春风俗专号（第四集），广州生活专号（第五集），民间风俗专号（第八集），藏书票特辑（第九集），第二回半年展纪念专号（第十集），贺年片特辑（第十一集），反帝专号（第十七集）等。

这些集子里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处于重压之下的新兴木刻的顽强生命力，其内容的坚实、风格的多样，甚得鲁迅的好评。在收到李桦寄来的最初的几集后，鲁迅在1935 年3 月9 日的复信中写道：“内容以至装订，无不优美，欣赏之后，真是感谢得很。”他推荐给内山书店代售，还准备寄给苏联的木刻家及美术评论家，以扩大影响。鲁迅在此后的通信中，对《现代版画》提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与建议：在思想内容方面，要警惕“小资产阶级的气分太重”，“但要消除此气分，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关于艺术修养，强调“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但是“它是艺术”，告诫青年木刻家不要“蔑视技术”，不能“缺少基础工夫”；至于题材，则认为“范围太狭”，应该拓展、“变革”，即使刻静物吧，也可以刻“枪刀锄斧”、“草根树皮”，使它们具有“和古之静物”“大不相同”的神采，揭示它们的社会意义；还具体举出《现代版画》的缺点，如作品“选得欠精”（以上均见1935 年6 月16 日致李桦信）。鲁迅在写给现代版画会其他成员的信中也备多勉励，如1935 年6 月29 日致赖少麒笺云：“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同日致唐英伟笺，阐明木刻的任务在于“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新发现的1935 年1 月18 夜致张影笺，在指出青年艺术学徒在修养与技艺方面的不足以后，热情地鼓励道：“……在学习的途中，这些是并不要紧的，只要不放手，我知道一定进步起来”①。鲁迅热望木刻青年在思想、艺术上都健康成长的精诚，在书简中在在显现出来。

在鲁迅的哺育与指导下，《现代版画》所刊发的若干作品，在中国现代木刻史上也留下了明显的印痕。例如，新波师贻我的第十四集载有李桦的木刻画《怒吼罢，中国！》，它以有力的刀法刻画了一个被蒙目缚身的巨人形象，象征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奋起——他那搏跳的挣扎，已颤动到指头与脚踵；他那高亢的呐喊，震醒了人们的酣梦与沉迷；他攫取武器的意志，以及浑然焕发的“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无不促人深思：是置身刀俎之上任人宰割呢？还是挣脱镣铐奋起抗争？两者必居其一，后者才是生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现代版画》上这类作品的反帝救亡主题得到了深化。例如第十七集“反帝专号”上李桦的另一幅木刻《前进曲》，采用诗画相辅的诗传单形式，上图为手执“打倒帝国主义”大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后有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下文中的诗这样写道：① 刊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动态》第五期，1980 年10 月10 日出版。

我们头上架着帝国主义的刀枪，手脚给汉奸们绊住了！

可恨自家人做刽子手！

甘心亡国屈膝帝国主义的铁蹄下！

前进！前进！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罢！

画面上的擎旗手在振臂疾呼，必将召唤更多的爱国者投入反帝救国的大军！又如第十五集“贺年片特辑”中，有刘仑的作品《恐怖的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它以黑白木刻特具的遒劲刀触，刻划了侵略者烧杀淫掠的罪行，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场，悲愤郁怒之情溢于纸面。

在艺术方面，《现代版画》注意民族风格的探索；因为鲁迅在论及木刻艺术时，屡屡强调“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参见1933 年12 月19 日致何白涛函），认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参见1934 年4 月19 日致陈烟桥函），希望木刻青年继承民族艺术传统：“中国古时候的木刻，对于现在也许有可采用之点”（参见1935 年4 月4日致李桦函）。在《现代版画》的第四集“新春风俗专号”和第八集“民间风俗专号”中的作品，广泛采取中国传统版画以及民间木版年画的艺术表现形式，讲究形象的丰满，线条的流畅，布局的密实，场景的热闹，并赋有装饰性。第九集“藏书票特辑”，则继承中国固有的画像石、肖形印等简约生动的象征手法，也借鉴了日本以及西欧的藏书票的若干表现手法，呈现出玲珑透剔的风姿。第十五集“贺年片特辑”，采用中国传统木刻艺术的笺纸形式，表现了东方的美的力量。

《现代版画》的装帧也别具匠心。以中国古代典籍书面常用的磁青纸或朱红纸作封面，以佛山特产的图案标致、色彩艳丽的民间木版花作环衬，以称作“玉扣纸”的土制竹纸做贴木刻画的书页，尤其是衬页的形式多样，色彩缤纷。如第六集环衬用红底蓝白相交的民间图案作装饰，第十期环衬系黑底白纹的类似民间蜡染蓝印花布纹图案。我所藏的第十四期环衬是黑底白纹，饰以民间传统的龙凤呈祥图案。这些佛山传统木版花纸，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美学修养，赋予《现代版画》一种妩媚、质朴的特色。

1936 年，现代版画会为配合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的展出，又创办了一种图文并茂的版画杂志——《木刻界》，系锌版铅印，每期发行五百份。

鲁迅在1936 年3 月23 日致唐英伟的信中称赞：“……《木刻界》的出版，是极有意义的。”但由于反动当局的戕害，同年7 月被勒令查禁，仅出版了四期。与此同时，现代版画会还曾协助民众教育馆出版过《民众画报》的木刻画期刊，也只出了三期便被迫中止。此外，现代版画会还出版了手拓或机印的会员个人版画集或合作版画集。其中有：李桦的《春郊小景》、《一九三四年即景》、《罗浮集》、《李桦版画集》，连环木刻《黎明》；赖少麒的《诗与版画》、《自祭曲》、《赖少麒木刻集》；胡其藻的连环木刻《一个平凡的故事》、《胡其藻版画集》；唐英伟的《青空集》、《藏书票集》；还有《张影版画集》、《刘宪版画集》、《潘业版画集》、《陈仲纲版画集》、《梅长业、张憬辉版画合集》、《黄功荣、张在民版画合集》等。

现代版画会在鲁迅的培育下，犹如一簇绽放在南中国的木艺新花，成为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一支劲旅；《现代版画》等版画集铭记着他们的战绩，保存了这枝南国奇葩的丰硕果实。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所存的鲁迅遗物中，全套十八集《现代版画》至今完好地收藏着，显现了鲁迅对木刻新军的眷爱。

中国最早的儿童报纸——《童子世界》

因颇留心于搜集儿童文学史料，甚想了解中国近代最早的儿童刊物、报纸的情况，但因这方面资料的零落，久久未能如愿。后偶然在《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 年8 月初版）中读到柳亚子写的《关于〈童子世界〉》，中谓《童子世界》是清末上海革命组织爱国学社所创办的儿童报纸，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九日（1903 年4 月6 日），“我自己是在爱国学社当过学生的，而且时间正在《童子世界》第三十二期出版的时候，……”

最后还说及这一革命史料在当时已很难见到了。我为寻到有关最早的儿童报纸的线索而兴奋，但又为史料的湮没而沮丧（因为柳文写于1936 年，当时已找不到该报，更何况已过半个世纪的现在）。感谢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朋友，在他们的热心关切下，我不仅见到了《童子世界》的风采，而且得睹了它的全帙。

吴玉章在《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中说到：“爱国学社设在上

海，为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所主办，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一个爱国团体，那里聚集了不少的革命青年。”（《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11 月出版）有关爱国学社的性质，于此可见一斑；至于它的沿革始末，许多涉及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史都有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蔡元培、蒋智由等组成中国教育会，蔡任会长。同年，上海南洋公学第五班学生因抗议校方禁议时政而退学，中国教育会接受退学学生的要求，为其设立爱国学社，南京陆师学堂的退学青年亦来沪加入。学社由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等义务授课，学务由学生联合会自治。次年创刊《童子世界》（顺便说一句，新版《辞海》“爱国学社”条曰：“次年编刊《学生世界》，有误。）及为《苏报》撰稿，并在张园开会演说，宣传革命，倡言排满。随即还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提出了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的宗旨。与此同时，邹容自日本归国，寄居社中，发刊《革命军》小册子，更为清政府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