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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学社的成员有贝寿同、穆湘瑶、胡敦复、章士钊、林蛎等五十余人，均十分活跃。据有关文献记述他们“鼓吹革命，言论激烈。于是革命潮流震荡东南，而益为清吏所注意”。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阴历五月初六日，上海《苏报》以指斥戴麟被清廷封闭，并捕去章炳麟、邹容等，爱国学社遂被解散。但其成员并未星散，而是奔赴日本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少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分子。

《童子世界》创刊号（ 1903 年4 月6 日）系油光纸石印，第一版绘有象征性图案：一童子执龙旗骑于猛狮背上作腾跃状，天幕上镌有“童子世界”四字。其《告白》云：“本报日出一纸，用石印大宇，间以图画”。后至第二十二号（1903 年4 月28 日）改为双日刊。自第三十一号（1903 年5 月27日）改为旬刊，“改用上等洁白厚韧洋纸，铅字排印，洋式装订”（《改版启事》），其封面左上角绘一钟，右下角画一圈人各执乐器而歌，中书“铸自由钟”四字。关于封面画的涵意，本号中的论说《铸自由钟》（忆琴）中有所阐释：“……大之可以御外，小之可以革命，驯使脱离专制。自由钟震长衢，快哉快哉，童子童子，钟铸矣，新中国其庶几成立矣，‘以军国民铸自由钟’，我童子其谨志之勉为之，毋让美人独步也。”现所见之最后一期为第三十三号，出版于1903 年6 月16 日，即癸卯五月二十一日，其时《苏报》案业已爆发，恐怕亦遭到清廷封禁的厄运了。关于《童子世界》发刊的契机，见于《论〈童子世界〉之缘起并办法》（刊第八号，1903 年4 月13日出版）：

……我想中国之病，在乎闭塞；对病发药，在乎交通；交通之道，在乎报章。于是同人集议倡办斯报，欲以世界之重担，共肩一分，即定名为《童子世界》。赞成诸君提议办法，有谓旬报者，有倡礼拜报者，有倡日报者，有以日报为期之接住，不得稍松，为难事者。同人爰亦倡一说曰：“此报定名曰：《童子世界》，宜顺童子之性情。字多而期远，一则盼切甚苦，一则长篇取厌，不如日报之按日而文短，有鼓舞而无厌倦之为得也。”赞成诸君曰：“尔曹以童子知童子，较我辈更意切，决如此可矣。”于是，遂定日出一纸云。

石印版《童子世界》（自第一号至第卅号）辟有以下“门类”——论说，历史，地理，小说，传记，故事，格致，化学，演说，箴言，新闻，游戏，歌词，专件，笑话，学界风潮，介绍新刊等。坚持“以童子导童子”的原则，竭力使该报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为“蒙学生”所接受，并于《改良告白》中申明：“今定报中除论说外，一律编成官话，务求浅近，益合于童子之程度，由渐而进。”改版之后的《童子世界》（自第三十一期始），更强调了该报的宗旨：“故本报以爱国之思想曲述将来的凄苦，呕吾心血而养成夫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公开表白：因“中华将陆沉矣”，“故也本报议论遂多激烈而少平和”。本其“广输文明，荫养国魂”的目的，“门类”又有所拓展，增加了学说（“述中西各名儒之浅近学说”），时局（“论中外重要事故以为国民当头棒喝’），以及评论、谈丛、杂俎、文苑等十数种。更复申述：“本报之文字多合于童子之程度，妇孺皆可卒读。”

因为《童子世界》是一旨在宣传革命的报纸，所以它的“论说”栏的政论写得十分泼辣，立论鲜明，措词亢烈，如创刊号首版之《论童子世界》（钱瑞香），开宗明义地阐发了：“中国之人，莫不曰国将亡矣。国将亡矣，不闻有一人能兴之也，吾谓此责任尽在吾童子。……然兴中国者，非十余岁之童子所能为也，必先求学问，学问既成，然后为之，何忧乎。然则二十世纪中国之存亡，实系于吾童子之手矣。则虽谓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吾童子之世界也亦宜。”其论说皆就“爱国”（反侵略）、“排满”（反专制）两个主题作了毫无顾忌的滔滔雄辩。其中有的警醒国人，告以祖国沦亡之势危如累卵：“诸君知今日中国之危亡有刻不容俟之势乎，东三省已入俄人之握，广西省又为法人所垂涎，岩石垂危，伏弩渐发……呜呼，中国存亡悬诸吾童子之掌上，诸君之前途为牛马为奴隶为英雄惟在自取！”（第二十八号：《敬告同志者》）有的则振臂狂呼，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颟顸、昏庸与卖国：“我们祖国已经糟的不象个样子，你道是不是那些国贼民贼弄坏的，看现在的情形，他们处处同我们为难，同我们作对，拍外国人的马屁，东边割了一块地皮，西边送了十万银子，穷是穷了，亡是差不多了，我们还不要骂他恨他么？！”

（第九号：《爱国》）有的则直言不讳，呼吁儿童矢志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吾辈行年方幼，趁此好光阴，努力向学，抱定宗旨，不稍苟移，夫然后而革命，而流血，脱奴隶之厄，造自由之邦，靡不济矣！少年乎童子乎，勉之哉。”（第五号：《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中国之主人翁》）有的则慷慨陈词，指斥清王朝君臣为祸国殃民的蟊贼：“而吾国何如乎，新机窒而新智扃，有欲牖而导之者反为顽固党所指骂，致令吾祖国不克振起，吾百姓长居政府压制之下。呜呼！顽固党何其固执不通也，固执不能之人，灭中国之人也；灭中国之人，吾党可操刀而刃之者也。试为之，顽固党死而中国不兴，吾滋不信矣。”（第二十号：《论顽固党》）有的则阐扬主义，强调封建专制制度势将被取代的必然：“二十世纪之时代为民族主义普及世界之时代，夫人而知之矣，然欲达民族之主义，必先革专制之政体。”（第三十三号：《家族改革论》）有的则更旗帜鲜明，公开号召起而推翻腐朽已极的清王朝：“我们四万万人把全国人民的性命交付给那个皇帝，那些大人阁相；这些混帐东西，把我们交付给他的性命儿都奉送外国人了。这些毛人财运是没有望了，死期要到了，请你们快儿起来救自己的性命，断送这些混帐东西罢。”（第二十一号：《爱国》）以上这些鼓吹“犯上作乱”的革命言论，显示了这一儿童报纸不凡的倾向与特色，而它表露出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开创了中国儿童报刊的“树中国未树之帜，造中国未造之时”的甘当革命马前卒的优良传统。

《童子世界》也很侧重于刊发文艺作品，而这些作品也饱孕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内容，并尽力寓于儿童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之中。例如在《本报告白》中关于“小说”类注云：“或译，或著，或用章回体，或用词曲体，赏心悦目，令阅者爱，不忍释手。”其实，不仅小说如此，其他方面都是朝上述方向努力的。小说有三：《俄皇宫中之人鬼》、《陆治斯南极探险记》及《鱼丽水冒险记》，前者转载自《新小说》，二者转载自《浙江潮》，后者似系本社成员创作，惜未完。以上诸篇儿童文学的特点均不显著，较为活泼可观的倒是另一种体裁——“笑话”，大都取材现社会，抉其一人一事，予以铺张扬厉，颇能切中时弊，前后楬橥报尾有《某公子》、《打野鸡》、《老学究训蒙童》、《梦见周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粪将安求》、《好诗》、《吃白饭者》、《老鼠屎》等，于嬉笑怒骂之中鞭笞腐恶，如《某公子》篇讽刺一“八股专家”，自诩学识渊博，而不识《东洋文明史》为何物，竟破读为“东洋文，明史”。这篇“笑话”实际上是抨击清政府以八股取士的制度，其创作意图是相当大胆的。又如《好诗》篇则更不客气地点了清廷大员王郁庄太守的名，生动地记述了当王在任三江学务总提调时擅作威福，勒令学生见之必须叩头打拱，口称大人，否则开除；而却有学生敢于蔑视他，就是要摸老虎屁股，不仅当面揶揄这个不学无术的官僚，而且作诗剥露了他假充斯文的丑态。

传统的文学样式如旧体诗词之类，也被《童子世界》藉以宣传革命思想，例如《招魂篇》（刊第三十号，1903 年5 月14 日出版）仿骚体笔走龙蛇地写道：

……呜呼，魂丧千年，国亡百世，行尸累累，鬼脉奄奄。人有恒言，否极泰来，果如是矣，魂胡不归。爰作招魂之歌曰：魂一去而千载兮，如黄鹤之高翔；嗟同胞之垂毙兮，俨傀儡之满场；民贼肆其殄虐兮，仍尊之为帝王；精神从此耗尽兮，一措念而神伤；世界沉沉而寂寂兮，唏太虚之苍茫。魂归来兮，归来兮，为吾祖国吾民族放一线之耿光。

作者本着“广输文明，荫养国魂”的宗旨，热切地召唤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战斗精神的再现与高扬，激励新生一代为“或兴祖国，或挽亡灭，或救倒悬”而立志，为夺取与实现“民主”而奋斗。

又如《帝王家》更明白写道：

山河公共器，羡废子传贤陶唐妙理。禹汤错算计，把国民公产，儿孙私据，千祀万禩，淘多少枭雄闲气，到如今故纸纷纷，何限秦头汉尾。

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声讨，在这阕词中表现得十分犀利有力，其中彰明“山河公共器”是对封建皇权“家天下”的否定。类此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之言，在该报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如同样议论：“国者公共之器，非一人所得私者”（第二十一号：《读曹君梁厦致同里李某书》），甚至更明白揭示：“中国之土地数千年来民贼据以为私产者也”，进而诱导曰：“然则今日之患在于不能使同胞咸知国即为我之国耳，苟知以国为祖国矣，要知我辈他日不竞树‘祈战死’之旗帜于黄河扬子江之南北耶。欲得善果，先造善因，造此善因之责任，又将谁属耶，望太虚兮苍苍，盼神州兮茫茫，吾于此不得不有望乎吾党之童子。”（第二十三号：《论中国民族无尚武精神之原因》）还有则翘首企望儿童肩负起复兴国家民族的民主革命大业：“呜呼，吾童子，吾童子，速振精神，以求复我祖业，还我公产，毋复沉沉在梦也；彼老大者，吾复何望焉。”（第二十七号：《论中国是谁之中国》）当时在国内，像这样顽强、执着、明了地宣传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报刊，能如《童子世界》者，也是并不多见的。

民间文艺的旧形式中贯注新内容，一时在晚清的革命派报刊中蔚为风气，歌谣与拟歌谣体十分风行，《童子世界》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先后刊载的歌谣体诗有《十八省祖国歌》、《新编湘江郎》、《少年歌》等。试录《新编湘江郎》之末一节以窥一斑：

五更里报晓鸡鸣，这一声，唤醒大家。大家醒醒，我们中国好似分呀分的瓜。叫大家，快去抗他。众听了悲愤胸怀，路休认差，全国的土地忍听瘟呀瘟官送。

其他体裁的选择与运用，也都力示有裨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例如《箴言》（刊第四号，1903 年4 月9 日出版）一栏，就披露了以下一则：法兰西为欧洲文明之母，其谚语皆有精神，录之以告吾国民知焉：

“自由如面包，不可一日缺！”

这里所倡导的“自由”，当然是与当时身受的“专制”相对而言，而当年的少年读者看了，必然会产生异常深切的体会。

又如“纪事”栏所刊之《游龙华寺记》（连载于第十二、十五、十六及十九诸号），迥异于一般的游记文字，其中常夹叙夹议地抒发反侵略反专制的言论，象其中一段写到：“有六千中国人尽被俄罗斯赶到黑龙江，如鸭子一般尽淹死在黑龙江中，这桩事却是没有几年，你们大约没有忘记。”提醒国人不要轻易忘却沙皇俄国侵略者欠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

即使是“历史”、“地理”等知识性栏目，也尽量借机晓以大义，例如在《印度灭亡史》（刊第四号，1903 年4 月9 日出版）中告诫道：“还有中国人民亦是如印度一样的，恐怕将做第二个印度了。噫！你们想一想，可怕不可怕！所以我把印度灭亡的缘故，讲给你们听听，教你们警戒警戒。”将他民族沦亡的覆辙展示给国人，当然可以起到针砭警醒的功效。又如在《说地理不可不讲究的缘故》（刊第一、二号，1903 年4 月6、7 日出版）中，在叙述了祖国版图辽阔、物产丰饶等情况之后，就申述了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人民才是国家的主宰，“因为前辈都放弃了主人的责任，所以主人的权利已经失完，现在要靠着我等幼童，去夺回这个主权来。”如此言简意赅的措词，读者定会始则心领神会，次则身体力行。

此外，《童子世界》中的若干“纪事”，均赋有文献意义，如第三十二号（1903 年6 月6 日出版）上之“纪事”一则云：“四月二十八日，中国教育会开四月月会于张园之安垲第，会员到者约百余。午后二时，鸣号开会。……

四时，议事毕，举行演说，吴君稚晖歌新编《上海码头》一曲，邹君慰丹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五时，鸣号散会。”邹慰丹即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烈士邹容，当时他即寄居于爱国学社之内，又在学社所编印的刊物上留下他革命活动的鸿爪，这当然是有纪念意义的事。又如在终刊号即第三十三号（1903 年6 月16 日出版）的“记事”中有一则云：“北京大学堂学生结立秘密社，欲联络海内外同志，以谋革命。机事不密，为那拉氏所闻，立召满洲某亲王于颐和园，令其查办。学生数人被执，慷慨自如，毫无卑屈之色，是诚勇。”我想，这可能是有关我国学生运动最早的记录之一，故录存之。

总之，《童子世界》作为中国第一份儿童报纸（而且是日报），又曾作为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要的舆论工具之一，是不应该被湮没无闻或冷淡忘却的。它的编者、作者与读者，其中许多人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作用，贡献了力量，如今绝大多数成了古人，历史也不会轻易将他们忘却的。今天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展示差不多八十年之前的这份儿童报纸，看到那些年轻的编者、作者（有的本身就是“童子”）在斧钺之前仍毫不畏缩地顽强宣扬真理的境况，也许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

1981年6月1日

第五辑学苑识小

小引

明周宾所、清董丰垣、现代唐弢均曾以“识小”作书名，前二者题为《识小编》，后者题为《识小录》。前辈学者所言“识小”，亦即汉张衡《东京赋》“鄙夫寡识”之谓，表现了一种可贵的谦逊。不佞学识菲薄，目力短浅，虽厕身学苑经年，惟为学力所囿，创获甚鲜，故是货真价实的“识小”，绝非故自谦抑。曩岁曾择取在学术文化史上有影响之作敷衍成书话，今择其尚可咀嚼者，录存一二，以飨同好。

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黄人著《中国文学史》

在近代学术文化史上，一般均认为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其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据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概论》的编译本，算不得著述。故而不佞认为黄人所撰《中国文学史》，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顺便说一句，外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是英人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 1846—1935 所著）。

寒斋柘园所藏黄人著《中国文学史》厚达盈尺，系其于本世纪初在东吴大学执教时所作讲义，由国学扶轮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印行，线装二十九册，共二千三百页，凡一百七十余万字。扉页印有“中国文学史东吴大学堂课本”字样。此书甚不经见，郑逸梅早年在忆念黄人时说：“他犹有一巨著《中国文学史》，凡二十九厚册，清季，东吴大学以铅字有光纸印行，用作教材，坊肆未曾流行，故见者甚少。”如今当然更罕如麟凤了。

黄人是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的畸人，其挚友吴梅，一位吝于称誉别人的戏曲家曾由衷地赞叹曰：“其为学也，无所不窥。凡经史，诗文，方技，音律，遁甲之属，辄能晓其大概。故其为文，操笔立就，不屑屑于绳尺，而光焰万丈，目不可遏。”（吴梅：《书黄人〈血花飞传奇〉叙后》）黄人原名振元，字慕韩，字摩西，别署有震元、野蛮、蛮、梦庵、慕云、藤谷古泉等。江苏常熟人。清同治七年（1866）生，民国二年（1913）卒，年仅四十六岁。光绪庚子（1900），美国传教士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1850—1911）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黄与章太炎同被聘为文学教授，且于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上同气相求。清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早期社员，编号十三。

曾先后主编晚清著名文学刊物《雁来红》、《著林林》、《小说林》。著述甚丰，有《石陶黎烟室集》、《膏兰集》、《摩西词》、《摩西曲》等；著有小说《轰天雷》，译有小说《银山女王》、《哑旅行》、《大狱记》等；另有杂剧《红勒帛》、《雁来红》、《紫云回》三种，传奇《血花飞》一种；其他作品散见于《独立报》、《南社社刊》等。

萧蜕在《〈摩西遗稿〉序》中曾云：“君所为书，有《中国文学史》，自佉仓造文，迄于现代。错综繁森，博关群言。诚学览之潭奥，摛翰之华苑。”

实际上是书起自上古而讫于明代，全书不分卷，厘为若干编：第一编总论（文学之目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文学史之效用），第二编略论（文学史之分期；全盛期、华离期、暧昧期等），第三编文学之种类，第四编分论（略论文学之起源与定义），以上四编似为绪论部分，约占全书六分之一篇幅。其后即为正史部分，分为上世文学史（叙文学之胚胎期与全盛期），中世文学史（叙三国、南北朝、隋唐、两宋），近世文学史（明）。

综观黄氏所著文学史，窃以为具以下特点：首先，忧国情怀，溢于言表。作者身处清末乱世，又执教于外国教会主办的大学，然而却毫不掩饰其民族主义的立场，在“总论”编开宗明义地揭示了中国正临于剧烈变化的历史关键时刻，驳斥了“或谓进化之公理，不行于支那”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从全局论之，则进化之机固未尝少息也”，并警醒国人重视“夷人之国灭人之种者”的祸心，从而强调“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宣示了自己“展翅翻昆仑”、“镕冶新乾坤”的爱国情思与反清意志。

其次，阐扬国粹，播扬新知。将中国数千年的文学遗产予以梳理与评估，黄人当时所从事的是前人所未开辟的事业，他除了对中国文学的渊源沿革、消长兴衰有透澈的研究外，并对欧美的文艺思潮、文学史观有深切的了解，用以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参照系，故而能开创这一全新学科的新生面。例如在“绪编”部分曾引述了朋科德的《文学形体编》、薄士纳的《比较文学》、大田善男的《文学概论》、烹苦斯德的《英士利文学史》等有关论著，向国人绍介了新颖的理论及知识；例如关于比较文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的肇始，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理论概念也在五四初期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1920 年章锡琛译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发表于《新中国》杂志，从此在我国首次出现‘比较文学’这个名词。”（林秀清编《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文集》），其实黄人在上述篇章中就文学的定义写道：“立读者之标准，当为一般的而非特殊的，薄士纳所著《比较文学》有云：“文学者，与其呈特别之智识，毋宁呈普通之知识。’”薄士纳即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M.Pos-nett），其于1866 年写成并出版的《比较文学》被称为“划出了一个新时代”的力作。黄人在文学史中援引波氏的著作用以阐释文学定义，说明他在距“五四”十多年前，就已了解了比较研究这一簇新的研究方法。

再次，推崇“小道”，奉为经典。小说戏曲一直被封建正统文化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黄人一反陈规，第一个将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正宗写入文学史，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绪论”中就强调“小说”、“实文学之本色”，认为《虞初》、《齐谐》为“穷社会之状态”的“最古之史乘”。

其后亦多有的论：如评骘唐人小说“列屈宋之外臣”、“开稗官之生面”，其感染力“足令桑海改观”；推崇宋元小说戏曲为“文界之异军苍头”，甚至认为“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按指荷马、莎士比亚——引者）专美于前也”。我们不要忘记，上述论说的出现比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要早近十年，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早十五年，足见其卓识的不可等闲视之了。

作为中国学者自己撰述的第一部文学史，希望不致为历史的尘沙所掩蔽，而引起更多读书人与研究者的重视与探究。

沧海遗珠六十年——鲁迅编《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

不久前读到日本鲁迅研究者中野美代子所写的《解剖台的文学——鲁迅佚文考》一文，其中论及了鲁迅早期著译的辑佚问题。这位热心的日本学者写道：“鲁迅1918 年以前的文章，很多都是在鲁迅晚年或死后拾遗编定的。

但我认为，漏掉的也还不少。比如鲁迅1914 年11 月27 日的日记写道：“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但我们对这个《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还一点都不了解。”稍后，又读到唐弢《对<玻璃神>小说的商榷》，也谈到了同一问题，其中写道：“譬如中野女士认为‘一点都不了解’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我们在几年前已经发现了。”以上说明，中外学者都很关心鲁迅著译的辑佚工作，目的都是为了使有关鲁迅的研究资料尽量臻于完备，这当然是值得欣慰与提倡的好事。正巧笔者对于《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及其有关情况略知一二，试简述如下。

《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是鲁迅早年译述的一篇论文，刊载于1914 年顷由教育部印行的一本《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中。这本纪念专刊，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现的，它不仅揭载了一篇久觅无着的鲁迅佚文，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可资研究鲁迅早年思想与活动的资料。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当时教育部主办

的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纪念专刊，署“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辑”，1915 年3 月出版。唐弢先生认为这本纪念专刊系鲁迅“主持编辑”，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论断。因为鲁迅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13 年2 月刊行《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本部纪事”栏8 月26 日条记有：“委任……周树人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关于该科的职能，也有当时的文件可徵。据民国元年（1912 年）12 月28 日教育部颁布的第三十五号法令《教育部分科规程》第四条“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第二科分掌各项事务”中明文规定“第一科所掌事务如左”：一、博物馆、图书馆事项；二、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三、美术馆、美术展览馆事项；四、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五、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

由此可见，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筹备事宜，正属于第一科所执掌的职责范围之内。鲁迅先生作为该科科长，他自始至终地参预了展览会的酝酿、筹划、召开、审查、善后的全过程。关于主办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动议，早在民国元年就已提出，该年9 月24 日，教育部发出《咨各省都督民政长送第一次儿童艺术展览会征集条例文》，决定次年夏天在京举行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通知各省按照《展览搜集条例》八则征收搜集展品，目的在于“以供观摩，而资研究”。但实际上，展览会因故延至民国三年（即1914年）才举行。

另据《纪要》“文牍”部分所载1914 年4 月15 日教育部委任令第十三号《教育部令派夏曾佑等为儿童艺术品展览会干事文》云：“派夏曾佑、陈任中、汪馨、柯兴昌、周树人、沈彭年……为儿童艺术展览会干事，此令。”

展览会虽由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穗卿）领衔主办，而具体工作则由该司分管“美术展览馆事项”的第一科具体负责，作为第一科科长的鲁迅，是实际上的主持者。这些在《鲁迅日记》中都有记载。如1913 年3 月31 日条就载有：“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舲往全浙会馆，视其戏台及附近房屋可作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不。”同年11 月6 日条记有：“午后同稻孙布置儿童艺术品。”

1914 年的《鲁迅日记》对于展览会展出始末及善后事宜也记载得颇为详尽，如4 月21 日条记有：“午后一时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开会。”此后，5 月3日、10 日、17 日均有“至展览会理事”等字样。5 月20 日记有：“下午四时半儿童艺术展览会闭幕，会员合摄一影。”（照片题为“教育总长暨全体会员摄影”，载于《纪要》卷首，其上共有五十九人，后排左起第三人就是鲁迅先生，平头、留髭、西装革履，两眼仰视，极有风采。照片中教育总长以下皆为部中筹办展览会的同仁，当时与鲁迅过从甚密的齐宗颐、沈彭年、钱稻孙、陈衡恪等均厕身其间。）闭幕之后，鲁迅还参加了评奖工作，5 月23 日日记记有：“上午开儿童艺术审查会。”6 月2 日日记又记有：“与陈师曾就展览会诸品物选出可赴巴那马者饰之，尽一日。”陈师曾即著名画家陈衡恪，时任教育部编审员，也是展览会的审查员。“巴那马”即巴拿马。

儿童艺术展览会的部分展品，后来送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展览会展出。

《鲁迅日记》中虽无主持编辑《纪要》的记载，但也有两点线索可寻。

一是1914 年11 月27 日条记有：“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而此文就是专门为这本《纪要》所译述的，且未记“寄”或“交”某某人，可见这个专刊是他自己编辑的。二是1915 年6 月25 日条记有：“上午寄商契衡《儿童艺术展览会报告》（按即《纪要》——引者）一册。”商契衡字颐芗，浙江嵊县人，系鲁迅任教绍兴府中学堂期间的学生，当时在北京大学理科读书。

鲁迅将自己编辑的书刊寄赠过去的学生，也是情理中事。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正文以十六开重磅道林纸印刷。封面呈淡灰色，左侧有一长方形黑框，中写书名，题签者可能是陈衡恪。扉页上有篆字书写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第一次”数字，风格与鲁迅稍后为北京大学设计的校徽上字体极为相似，可能也是鲁迅先生写的。版权页记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辑，1915 年3 月印行。《纪要》为非卖品，印数看来也不会很多，经过六十多年来的汰洗剥蚀，留存世间的恐已甚少了，所以公私藏家的书目极少著录此书。而此书在当时却是不乏记载的，例如1914 年11 月刊印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十册曾载该处启事云：“本处月刊……拟自十一册起暂行停刊，俟本部视学报告暨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编成时再行补刊。”这也可算是当年《纪要》的出版预告罢。

《纪要》作为一份现在已经难得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留下了哪些鲁迅早年从事文化活动的雪泥鸿爪呢？

首先，它保存了鲁迅曾为之付出甚大精力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儿童艺术展览会的详尽资料，其中包括图片、文牍、章程、报告、附表以及附录等门类。图版部分计十二帧，除前已述及的“教育总长暨全体会员摄影”外，尚有展览会五个会场的照片十幅，以及整个展览会的平面俯瞰图。文字部分约十万言：“文牍”栏搜集了如《教育部咨各省都督民政长送第一次儿童艺术展览会征集条例文》等有关展览会的文件八十三件，均有一定的文献价值；“章程”栏刊载了《搜集条例》、《干事会简章》、《阅览规则》、《旨趣书》、《审查规则》：“报告”栏公布了“国文”、“图画”、“字”、“手工”、“针黹”等审查报告，以及《巴那马展览会展出品审查报告》：“附录”栏则发表了《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儿童之绘画》两篇译文。

通过以上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概况：早在民国元年（1912 年）9 月24 日，教育部即发令征集第一次儿童艺术展览会展品，并明文阐释目的在于“以审全国儿童之能力，暨各省教育之状况，以资教育家之研究”，具体地说则是：“儿童艺术展览会之设，意在汇集儿童制作。藉觇其心意之趋向，智力发展之程度，暨其所处境地与外物之关系，因而研究其施教方法，以资比较而图改良。”与此同时颁布的《搜集条例》规定了年龄以十五岁为限，“制作者不限男女及有无问学”（这一条值得注意，即民主主义教育家已打破了封建宗法制度男尊女卑的观念，并也留意于失学儿童，这当然是一大进步），所征集作品的范围包括文章、字、绘画、手工、针黹、自作玩具等项，而且强调“制作品以存儿童之本真为第一谊，长者不得为之删润”。为办好这个展览会，教育总长还委派了夏曾佑、陈任中、周树人等七十名部员为展览会干事，分任管理员、经理员、监察员、招待员、庶务员等职责。后又另委派了白振民、钱稻孙、陈衡恪等人为审查员。

展览会于1914 年4 月21 日开幕，5 月20 日闭会，历时整一月。会址即在手帕胡同教育部西首会场，共分五个分会场，计十一室。参加的省区有直隶（即今河北）、湖北、江苏、浙江、奉天（即今辽宁）、黑龙江、新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河南、福建、安徽、四川、湖南、江西、山西、陕西、山东、甘肃以及日本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展品共计有八万二千余件，参观者达二万九千一百六十六人次。后于展品中选出一百零四种计一百二十五件，送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展览会。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结束后，由审查员就文章、书法、绘画等门类，评骘出甲、乙等第，并颁发奖章，以资奖励。

其次，在所遗存的文献中，有关鲁迅的史料很值得我们探觅考证。1964年顷，当我在上海旧书店得到这本《纪要》时，曾就若干问题并附原书寄呈唐弢先生请教，承他于1965 年元月5 日复信说：“书中第一张照片后排第三人确是鲁迅，旨趣也确是鲁迅手笔，要不然，也是经过他修改润色的，因为思想、口气、文笔都是他的。”这里所说的“旨趣”，即《纪要》中“章程”

栏所刊布的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这份《旨趣书》，我们曾反复研读，诚如唐弢先生所指出的，它出于鲁迅手笔，或者至少是经过鲁迅润饰的。在这篇不及千言的《旨趣书》中，言简意赅地反映了鲁迅当年的美学观点与教育思想。为提供大家共同研讨，相互切磋起见，现将《旨趣书》全文引录如下：

人自朴野至于文明，其待遇儿童之道，约有三级。最初曰育养。更进，则因审观其动止既久，而眷爱益深，是为审美。更进则知儿童与国家之关系，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盛衰，有系于此，则欲寻求方术，有所振策，是为研究。

研究儿童，为术不一，或察其体质，或观其精神。今儿童艺术展览会者，则审察精神之一端，中国十五岁以下儿童所心营手造，略见于此。览者可藉以见知识之发达，好尚之所在，外物之关系，及土风之不同。

知识之发达者，谓凡所造者，其由简而繁，由疏而密者如何也。好尚之所在者，谓于平日习见诸物，其取舍如何也。与外物土风关系者，谓居口岸与内地，居市与居村，生农家与商家，其制作之殊别如何。生此省与他省，其殊别又何如也。

儿童之精神，虽以外物而有殊别；然有不可不同具者，则为中国国民应有之德与智与美三者。所以养成之者，则有小学校，与社会教育。然事以比较而良，学因博见而进；今儿童艺术展览会者，则研究教育之一端，全国已入及未入学校儿童之所造作皆有之，览者于此，可藉以见各地家庭之情形，外物之影响，教育之状况，及其教法之善否。

惟第一次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事属草创，收集不多，而旨趣所在，则总得两端：一在研究儿童，为改良教育之根柢；一在改良教育，即研究儿童之成绩。故会中所列，非必足为教育楷模之精品，亦非可与成人争胜之杰作，仅为平常儿童所制之物而已。然其所以有研究之价值者，亦正在此。

今世所尚制造创作百工技艺，虽皆专门绝诣之事，然其能力思虑，无不根柢于幼时。

故结线刺豆之属，为事虽若甚微，而其效则能令儿童之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他日之有所成就者，大抵肇端于此。且为今日之国民，其智虑情感，皆不能不求进于精密高尚之域，以期增益中国之文明，而与列邦齐轨。则今日之会，虽甚简质，然其有裨于中国之将来者，当非浅鲜也。

如果我们将这份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与鲁迅同时期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刊于1913 年2 月出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

以下简称《意见书》）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其间的思想观点是相通的。如《意见书》中“美术之目的与致用”一章，阐述了美术可以用以“表见文化”、“辅翼道德”、“救援经济”的社会功用；而《旨趣书》也同样认为艺术能使儿童“观察渐密，见解渐确，知识渐进，美感渐高”。又如《意见书》在论及美术的陶冶诲诱功能时，认为它可以促使人们“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乂安”，亦可望收到净化民风，时清国治的效果；《旨趣书》则认为“中国国民应有之德与智与美三者”，“美育”尤为养成“儿童之精神”之要素，其效能与影响“实有裨于中国之将来者，当非浅鲜也。”再如，《意见书》指出了美术在发展与外国交往中的作用：“美术弘布，作品自胜，陈诸市肆，足越殊方。”而《旨趣书》也认为艺术足以“增益中国之文明，而与列邦齐轨。”应该指出：上述诸点，在强调艺术（包括美术）的作用方面，难免有过分之处，但爱国主义的激情却溢于纸面。两篇文章都希望通过“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亦即用以揭示生活的真理（“启人生之闷机”），并达到“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想”的目的，最终以臻“与列邦齐轨”，甚至而超越过“殊方”——外国。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即《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与儿童艺术展览会《旨趣书》是包含着鲁迅早期美学思想的姊妹篇，它们互为补充地反映了鲁迅当年对于艺术与现实诸问题的观点。关于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著名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就批判了美学中的唯心主义，揭示了艺术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可以作为“生活的教科书”，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了解社会，揭示“人的心灵的辩证法”，进而剖析了所谓“纯艺术”不过是一句虚伪的谎言，针对“唯美的伊璧鸠鲁主义”评判道：“这就是把文学的范围紧缩到荒唐的程度，就是陷入最狭窄的片面化和偏执里”。当时鲁迅的美学思想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的美学观有某些近似之处的，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他的早期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唯物主义。这一论点，在上述《意见书》、《旨趣书》姊妹篇中就可找到毋庸置疑的论证。鲁迅在其中不仅强调了生活美是第一性，艺术美是第二性的，而且论述了艺术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

民国元年一度担任过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作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在民国元年九月二日教育部颁发的第二号部令《教育宗旨》中申明：“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将向所忽略的“美感教育”列入“教育宗旨”，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在稍后颁布的第十二号部令《小学校令》中，更详尽阐明了有关“美感教育”的“教则”，其第八条云：“手工要旨在使儿童制作简易物品养成勤劳之习惯”；其第九条云：“图画要旨在使儿童观察物体具摹写之技能兼以养其美感”；其第十条云：“唱歌要旨在使儿童唱平易歌曲以涵养美感陶冶德性……歌词乐谱宜平易雅正使儿童心情活泼优美”。以上强调与推行美育的宗旨及具体措施，对于长期置于封建教育重轭下的中国儿童来说，不啻是一种废除桎梏的解放，当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所以当时鲁迅等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追随之、拥护之。

不料，蔡元培去职之后不久，教育部即废除美育，鲁迅在1915 年7 月12 日的日记中记有：“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在这一时期，鲁迅对美术的提倡实际已经超越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他在这一方面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已站到当时时代的前列。

现在虽然没有完整的文献足资引证，但从以下几点可见端倪：1913 年2 月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对“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播布美术之方”等都有系统的阐述，认为美术是征表“国魂”、踔厉“精神”、辅翼“道德”的有力手段，呼吁应“发挥而光大之”。在此之前，鲁迅还于1912 年6 至7 月五次前往北京夏期讲习会讲演《美术略论》（惜稿已佚），内容虽难以臆测，但其中竭力鼓吹美术的意义与功效，则是可以肯定的。而刊载在《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中的这一篇《旨趣书》，则更进一步阐扬了“美育”的作用，认为儿童“他日之有所成就者，大抵肇端于此”。以上都无不说明，鲁迅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当时是非常重视美育的社会功利目的的。

第三，《纪要》还为我们保存了鲁迅的文字遗产。其上的“附录”栏刊载的有两篇文章：《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和《儿童之绘画》，皆为译文，前者译自日本高岛平三郎等所著之《儿童学纲要》，后者译自美国张伯仑所著之《儿童：人的进化的研究》，均未署译者姓名。但据《鲁迅日记》，1914年11 月27 日条记有“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可以明确判断前一篇即为鲁迅所译，且为鲁迅研究者多年寻觅无着的佚文。后一篇《儿童之绘画》为周作人所译，《鲁迅日记》1914 年2 月22 日条记有：“夜得二弟信并所译《儿童之绘画》三叶”，3 月2 日条记有：“得二弟信并所译张百仑《儿童之绘画》三叶，全篇已毕”。《纪要》出版后，鲁迅将样书寄给周作人也见于日记，即1915 年4 月16 日条记：“上午寄二弟信……又寄……《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二本”。唐弢先生在1964 年9 月26 日致笔者函中写道：“鲁迅这一译文，我编《补遗》时曾从《日记》中发现篇名，却始终不知道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一直是个疑问，现在算解决了。”鲁迅先生这篇长达万余字的译文，在湮没逾半个多世纪之后重新发现，当然是一件值得欣喜和庆幸的事。1964 年春，我曾在《光明日报》撰文介绍，但惜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的鲁迅研究者由于地域的阻隔，未及留意殊不足怪；但国内某些有关鲁迅的出版物中，在涉及这篇译文时都付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如王观泉所编纂的《鲁迅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年3 月初版）中，1914 年部分也曾记述筹办儿童艺术展览会事，并说：“编有展览会报告书，未发现。”至于《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则注云：“译文，原著者不详，译稿未发现。”又如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鲁迅年谱》编写组所编之《鲁迅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 年3 月初版），在引录《鲁迅日记》“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讫”条后注云：“本文原著者不详，译稿佚。曾否发表待查。”鉴于以上情况，我觉得《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以及佚文《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实在有稍加详细地介绍的必要，于是草就此文，以飨鲁迅研究的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