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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本篇于湖南人民出版社主编的《鲁迅研究文丛》第一辑披载之后，日本东京奈良和夫先生于1980年7月26日来信指出：拙文中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译自日本高岛平三郎所著之《儿童学纲要》”不够准确，经他查阅原书，发现《儿童学纲要》系日本儿童学会编辑，大正元年（1912）出版，其中辑有有关儿童学论文十五篇，包括元良勇次郎的《儿童研究》、仓桥惣三的《儿童研究的概况》、石川贞吉的《儿童的异常精神》等，以及高岛平三郎所撰之《儿童的知识与感情》、《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想象作用的研究》、《关于儿童概念的内容》、《论儿童的性情及我国国民性的缺点》、《少年期的心理》、《关于少年期伦理感情的研究》、《青年期及其教育》等论文八篇。感谢奈良和夫先生的匡正与补充。复按《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鲁迅于译文《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标题下以小字注云：“译日本高岛平三郎撰文在《儿童学纲要》中”，文义本来很清楚的，是笔者想当然地认为《儿童学纲要》系高岛平三郎的专著，而其实是一本合集。另据其他资料得知，高岛氏还编有《歌咏儿童的文学》，著有《儿童研究》一书，一并附志于此。

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丰碑——《支那小说史》

1935 年顷，鲁迅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经日本友人增田涉翻译，由东京赛棱（号笛）社出版了题为《支那小说史》的日译本。应增田涉之邀，鲁迅亲自为之作序，欣喜地说：“听到了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译《支那小说史》已经到了出版的机运，非常之高兴。”①同年6 月10日，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

《支那小说史》出版于昭和十年（1935 年）七月。书品端庄凝重，确乎装帧得非常漂亮豪华：布面精装，书顶烫金，重磅道林纸印刷。装帧与题签均为赛棱社主——三上於菟吉，可见该社对这部力作的重视。置于我案头的这部初版本虽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剥蚀，仍然簇新、厚实地矗立着，不减当日的“金碧辉煌”。书脊上一行“支那小说史鲁迅著增田涉译”的金字，在墨绿色麻布底纹的映衬下照旧熠熠发光。书的开本较大，宽十五厘米，高二十二点五厘米，厚达四点五厘米，计有五百多面。无论装帧的精美，还是开本的开阔，抑或书页的厚度，都超过了当时已出版的鲁迅各种著译，难怪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高兴地说：“我喜欢豪华版”。又对另一位日本友人山本初枝说：“我的书这样盛装问世，还是第一次。”这本书一出世就受到读者的欢迎，更使那些鲁迅著作版本的收藏家爱不释手。

《支那小说史》的扉页则设计得很朴素。在粗细相间的栏框中，分行排列着：“鲁迅著增田涉译支那小说史东京·サィしン社版”等字样，看来也出于三上於菟吉氏的手笔。版权页上粘有钤着增田涉印章的版权印花，发行者署名盐谷睛如。

正文卷首就是鲁迅专为日译本所撰之序，后署“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灯下”。次为增田涉所写《译者的话》，文末署明于1935 年3 月25 日作。然后是鲁迅分别于1923 年及1930 年写的序言和题记，都是悉照中文原本移译的。卷末则有增田涉于昭和十年七月十三日所写的《跋》。

增田涉《译者的话》，是一件中日文化交流的可贵实录。译者极为推重《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强调指出，“原著一经问世，立即博得各方面的绝赞，不仅一般研究家，连专门研究家也仰仗此书而获益非浅。受此书刺激或启发，不断出现中国小说史上的新发现和新研究，原著在中国小说研究上可称为是划时代的。”译者高度称颂原著者严谨、勤奋的治学实践，诸如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锐意穷搜关于小说史的片断记载，把大量散佚的资料进行考核、整理并化成小说史的体系，将缤纷多姿的中国古典小说加以搜辑、分类、考订、评析等，认为鲁迅“虽然总览历来各家的记载，又从独自的见地而下严正的推断”，并且“在自己的字里行间，闪烁着尖锐的批评锋芒，可以窥见‘作家鲁迅’的面貌”。译者还热情洋溢地写道：“作家鲁迅的名字，是因为《阿Q 正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同时，鲁迅作为文学史家乃至学者，因《中国小说史略》，恐在百年后，仍被世人称誉。”

以上皆并非过誉之词，出自一位日本友人之口，就令人倍感亲切与信服。译者还叙述了在鲁迅指导下译介该书的过程：译者曾在上海听作者依据此书改订本所作小说史的讲解，每日约三小时，在作者寓所度过几个月。一边听讲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解一边笔记字义的解释。后来是根据那笔记尝试译日文，翻译中遇到疑问时再一一用信请教作者。如此约有两年，直到译文完稿。这段授者谆谆善诱、学者孜孜不倦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增田涉后来在回忆鲁迅的专著《鲁迅的印象》（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48 年11 月初版，角川书店1970 年12 月增订重版；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0 年5 月出版了钟敬文的中译本，据后一版本翻译）以及讲演《我的恩师鲁迅先生》（1974 年10 月19 日在纪念会的讲话，刊于1975年3月由日中友好、鲁迅先生仙台留学七十周年纪念祭实行委员会编辑发行的《鲁迅祭记录集》）中都曾更详尽的追忆过，但这里是最初的记述，当更翔实无误。

最后，译者介绍了作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小说旧闻钞》、《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认为鲁迅辑录的《稗边小缀》和《小说旧闻钞》，“作为考据资料，对小说史研究有益的地方不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可能是第一次由增田涉透露出鲁迅的未刊稿——搜辑从周到隋的古佚小说的《古小说钩沉》，这部书稿在鲁迅生前一直未能出版。此外尚须指出的是，这篇《译者的话》在出版前曾邮奉鲁迅过目。鲁迅在1935年6 月10 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说：“《译者的话》多蒙费心赞扬，不必再加改动，只有三处误植，已代为订正。”鲁迅订正之处今虽已不可考，但曾经他首肯并校阅，这点则是毋庸置疑的了。

增田涉译介这部学术著作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不仅谨守“信、达、雅”的圭臬，而且凡是遇到难解之处，均驰函鲁迅请教。从现存鲁迅致增田涉书简看来，其中1933 年5 月20 日函、6 月25 日函、9 月24 日函、11 月13 日函，1934 年5 月18 日函、5 月31 日函、6 月7 日函、6 月27 日函，1935 年2 月27 日函等，都论及《中国小说史略》，回复了增田涉所提出的问题，并将原文作了两次订正。增田涉自己也用力甚勤，细心地将原著引文作了校订，如他发现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所引纪昀《姑妄听之》提及《牡丹亭·叫画》，而《牡丹亭》中并无此出，类此情节为该剧第二十六出《玩真》。为此他专门写信给鲁迅，鲁迅在复信中说：“我不大了解戏曲，或者在《牡丹亭》原本中的《玩真》，也许是后人演唱时改题为《叫画》，也许是纪昀的失误。”①增田涉后来则在这段行文的注释中注明《叫画》即同剧第二十六出《玩真》。即此一端，也足可窥见译者的一丝不苟。为了便利日本读者，原著中引文均据中文照录，另再附日译；凡认为难解之词，还一一加以注释。除了名词、史实、典故等的诠释而外，在有些篇章中，译者还插入了若干学术性的补注，不仅显现了增田涉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渊博学识，也赖此保存了鲁迅当年对译者的议论。如第二十篇《明的人情小说》（下）

篇末译者注云：“进入清朝以后，才子佳人小说仍绵绵相继出书，盖在通俗方面，因所谓才子佳人，尤其是小说的好题材。原著者本来把才子佳人小说看成没有价值——原著者对译者说，因为要编小说史，所谓才子佳人小说也非放进去不可，要放入，就必须将原书一一看过，但他的内容的愚劣方面是颓丧，看了这些，实在闭口无言——因而，在这里也仅奉彼世所称道的四种，进入清朝后，追随这种踪迹的等等，尽量省略，也有不提及的，但正如这种小说广泛蔓延一样，古代日本，这种小说，不少被舶载进来——可看图书寮的《舶载书目》（此书记载了自元禄八年到宝历四年的舶载书）及《小说字汇》（好象有天明四年的题辞，宽政三年刊行）的引用书目，或古旧的文库、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最近，郭昌鹤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及第二期中，写了《佳人才子小说研究》，将这类东西一起加以研究，据说：“才子佳人小说，存在的有四十九部，目存书无的一部，共计五十部。’将书名按年代次序列举，记录了卷回，撰稿人，其中闻名的，且有较详的内容介绍。”其中鲁迅论及才子佳人小说之处，不见鲁迅致增田涉书简，想必是于1931 年春夏间从鲁迅学《中国小说史略》时笔录了鲁迅的上述议论，然后整理写在此处的。

① 《鲁迅书信集·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致增田涉》。　　

增田涉翻译的底本是1930 年的“订正本”。实际上，鲁迅为了对日译本负责起见，又对该书作了一次校订。如1934 年5 月31 日致增田涉函，其中提及的对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红楼梦》部分的订正，就是根据当时小说史研究的新进展所作的。还有一处则为第二十六篇《清之狎邪小说》中《花月痕》作者魏子安生平的补正，原著中“子安名未详……”至“然其故似不尽此”均删去，日译本中加入了：“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负文名，而年二十八始入泮，即连举丙午（1846）乡试，然屡应进士试不第，乃游山西陕西四川，终为成都芙蓉书院院长，因乱逃归，卒，年五十六（1819—1874），著作满家，而世独传其《花月痕》（《赌棋山压文集》五）。秀仁寓山西时，为太原知府保眠琴教子，所入颇丰，且多暇，而苦无聊，乃作小说，以韦痴珠自况，保偶见之，大喜，力奖其成，遂为巨帙云（谢章铤《课余续录》一）。然所托似不止此”。这段文字对于魏秀仁的生平厘剔颇详，著者舍去了原书中根据《小奢靡馆脞录》撰述的内容，另按新发现的资料作了更详尽的考订。

译本的最后，增田涉还写了校毕的《跋》：“这本译注本的印刷校正，极为费事，我一人为此而忙碌，常感叹校正不易进展。那时，畏友法政大学讲师松枝茂夫兄，鼓励我且协助校正，每逢有关译文及注释的修改时，给予有益的帮助。那种诚挚的友谊，使我永感不忘。特此对松枝茂夫兄的厚谊深表谢意。”由此可知，松枝茂夫对于《支那小说史》的译成也作了推动与协助。后来，松枝茂夫也是著名的汉学家与鲁迅研究者。早在1937 年，他就参加了改造社版的《大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1940 年，与增田涉等合译了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现代中国随笔》（东成社版）；1955 年，他又为岩波书店全译了《朝花夕拾》；1956 年，增田涉、竹内好合译了十三卷本的《鲁迅选集》（岩波书店版）；1973 年，为讲谈社译了《世界文学全集》之九十三卷《鲁迅》……增田涉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以后，参加了《鲁迅选集》（1935 年岩波书店版）、《大鲁迅全集》（1937年改造社版）、《现代中国随笔集》（1940年东成社版）、《鲁迅作品集》（1946年东西出版社版）、《鲁迅选集》（1956　年岩波书店版）等鲁迅著作的翻译；同时，还独自翻译了《鲁迅的话》（1946年创元社版）、《阿Q 正传》（1962 年角川书库版）二书。此外，撰写了《鲁迅的印象》，参与编选了《鲁迅指南》（1956 年岩波书店版）。作为一位知名的汉学家，他还写过《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专著。在他六十岁诞辰时，他执教的大学还专门出版了“增田涉教授还历纪念”的专集《中国六大小说论集》。可以说，增田涉为向日本人民介绍鲁迅乃至中国文学，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值得我们永远忆念。

《支那小说史》的出版问世，是中日两国文化使者友谊的结晶，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丰碑。駸駸半个世纪过去了，鲁迅和增田涉都已作古，但他们以自己的心血培植的中日文化交流之花，将盛开得更加艳丽夺目！

附记：文中所引《译者的话》等，均请前辈作家萧岱先生译出，谨此致谢。

艰辛的犁痕有益的规箴——《创作的经验》

在三十年代的书市上，充斥着各式各样东抄西袭的所谓《小说作法》，《创作入门》，乃至《文坛登龙术》之类。这些以牟利为目的的劳什子，随着时间的流驰都被洗汰无踪了。鲁迅曾针对这种敛钱的骗术写道：“凡是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大概总是‘应该怎样写？’现在市场上陈列着《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掏这类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象没有效，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但是，鲁迅并不反对文学青年学习那真切无伪、实事求是的创作经验。例如他曾推荐苏联文艺评论家惠列赛耶夫的论著《果戈理研究》，要求一个懂俄文的青年朋友将这本探究果戈理世界观及其创作经验的书译成中文。这就是后来由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7 年3月出版的《果戈理怎样写作的》。

鲁迅自己曾经写过一篇创作经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一本题作《创作的经验》的书中，该书由天马书店于1933 年6月初版。这本书中鲁迅、郁达夫、茅盾、洪深等有关创作经验的文字，大多写于1933 年3 月至5 月；全书十六篇文章都并非转载而是第一次刊发。有些篇章，如田汉的文章劈头就写道：“S 兄要我写一点关于创作经验的文章”；柳亚子的文章也说及：“S 先生编辑一部《创作的经验》，要我写一点东西”……

由这些迹象推测，这本集子可能是与天马书店有关系的适夷编的。1979 年春我访问了适夷先生。这位满头华发的老文化战士见到我给他看的这本《创作的经验》，风趣地说：“久违久违！”随之回忆道：“这本书确是我编的，后记也是我写的。编这本书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助，他提供了文章与资料，还亲笔为它题签。”他还谈到《创作的经验》的编辑与出版，主要是为了给“左联”筹措经费，所以得到以鲁迅为首的著名左翼作家的支持；同时，为了使内容更加充实，并使倾向性不那么显著，以免引起鹰犬的注意，也约请了一些非“左联”成员而有相当影响的作家撰稿。之后，又据天马书店主持人之一楼炜春回忆《创作的经验》出版后很受文学青年欢迎，在七个月内再版了两次，作者义务写稿，把稿酬全部捐作“左联”的活动费。鲁迅先生除特地为该书撰写《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外，还介绍日本作家高见顺的一篇《写得出与写不出》，叫适夷译出来放在书后，作为附录。

这些回忆，使我对鲁迅先生与《创作的经验》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检索《鲁迅日记》，1933 年度鲁迅与适夷以及天马书店的交往是甚为频繁的，我想除了“左联”工作与天马书店出版《鲁迅自选集》事宜而外，则肯定是与《创作的经验》有关了。《鲁迅日记》1933 年3 月5 日条记有：“上午寄天马书店信。”《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文末即署1933 年3 月5 日作，想来5 日信中可能附有此稿。3 月9 日日记有：“晚往致美楼夜饭，为天马书店所邀，同席约二十人。”此次邀宴可能也与《创作的经验》有关。4 月13 日日记记有：“得适夷信，即复。”信佚，疑其中附有应适夷请为《创作的经验》所写的题签。6 月18 日日记记有：“午后得《创作的经验》五本，天马书店赠。”此后的日记中尚有将《创作的经验》分赠友好（如许寿裳）的记载。鲁迅自始至终对这本书是极为关切的。

《创作的经验》开本不大。封面底纹绘有从古代图案中撷取的连锁式花纹，系出自陈之佛的手笔；在浅黄与嫩绿相间的背景上，鲁迅手书的“创作的经验”几个红字显得更加夺目。封面里页印有天马书店出版物图案，即两匹展翅飞腾的天马，朝旭日风掣电驰般地翱翔追索，也许象征着一种向往与战取光明的精神吧。扉页上的书名沿用封面的鲁迅手迹；版权页则注明出版于1933 年6 月，证之《鲁迅日记》，倒是没有衍期。

在三十年代同类出版物中，《创作的经验》可说是内容最丰实的一本，作者的阵容也相当强劲可观。其中既有“五四”巨涛里戏波弄潮的老兵，也有左翼文艺中破土而出的新苗，甚至还有清季诗坛上振髯而吼的宿将；他们畅叙的经验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创作等方面，并且阐述了自己文艺观与创作观的变迁、发展。辑入该书正编部分的有创作经验谈十六篇，其中计有：鲁迅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茅盾的《几句旧话》，郁达夫的《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叶圣陶的《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丁玲的《我的创作生活》，田汉的《创作经验谈》，华汉的《谈谈我的创作经验》，张天翼的《创作的故事》，郑伯奇的《即兴主义的与即物主义的》，鲁彦的《关于我的创作》，洪深的《我的经验》，柳亚子的《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感想》，施蛰存的《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以及适夷的《痛苦的回忆》。从以上篇目的作者姓氏可见，截至三十年代前期为止所涌现的中国现代知名作家，十之八九都撰述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我还检视过以上文章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鲁迅先生是交卷最早的一名，于此也可见先生对此书的鼎助。

续编部分包括两个附录：“附录一”系选取已发表的国内著名作家的文字，其中有鲁迅的《<阿Q 正传>的成因》，茅盾的《我的回顾》，冰心的《小说集自序》，郁达夫的《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附录二”系选载国外作家的有关文字，其中有高尔基的《和工人作家的谈话》（林琪译），绥拉菲摩维支的《我怎样写<铁流>的？》（曹靖华译），以及日本作家高见顺的《写得出与写不出》（适夷译）。《铁流》作者绥氏的文章原载于三闲书屋版《铁流》，估计也是鲁迅向《创作的经验》编者提供的。

编者在《编辑后记》中申述了编辑意图：摈弃那些“天才从天而降，灵感由灵而生”的妄言谬说，证明《小说作法》、《创作入门》之类的荒诞不经，使读者从有成就的作家的经验中，得知“文艺的路不是一条轻巧的路，创作事业是一种刻苦的事业”。其次——……每个作家都有他独自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他们从创作经验中所锻冶出来的，多少可以给想从事创作的人以一种参考，一种选择。要从他们的作品以外，更明白的看出他所抱的态度，心境，对于事物的观点，使用技巧的心得等等，这只有作家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抱了一个宏愿，准备普遍的征求作家的自述，编成一本创作的经验，使那些专门找作文入门的人，可以有机会认识一些创作的实践的途径。

这里揭示得十分清楚，最终目的还是为文学青年提供范例，并指出所谓“经验”，不限于技巧的精拙、用笔的得失，还包含“态度”、“心境”、“观点”，实际上即世界观。中国文学界有代表性的左翼作家、进步作家的创作实践，对于广大文学青年当然具有相当的启发与诱导作用。

《编辑后记》末尾表示：“我们应该感谢执笔的诸家，他们大半是很忙迫的写作生活中，特地为我们抽出时间来的。有几位先生，还在编制上指导了我们，替我们找到两个附录的材料。又足深感。”我想，鲁迅先生应该是这“几位先生”中最热诚、最主动的一位吧。

说实在话，我们还应该感谢《创作的经验》的编者。正是由于他的创议与组稿，促使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写下了这些可贵的篇章：是他们辛勤垦殖新文学莽原的犁痕，是他们悉心培育文学新军的箴言，不仅有裨于当时青年作家的创作，而且也是如今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靠资料。就是从鲁迅研究的角度来考察，鲁迅为《创作的经验》特地撰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正是研究鲁迅思想轨迹与创作道路的重要文献。因为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追述了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动因、过程与心得，并根据创作实践，阐扬了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必要，批判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强调了文艺“为人生”亦即为改革社会服务的原则；同时就典型化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并结合小说创作的结构、语言、细节等介绍了许多经验。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一再为鲁迅研究者所征引与探究。除此而外，《创作的经验》的其他篇章中，也有一些值得珍视的鲁迅研究资料。例如柳亚子在《我对于创作旧诗和新诗的感想》中写道：“我最近又发现鲁迅先生的旧诗是不可多得的瑰宝，曾从《现代杂志》二卷六期上抄到下面的一首：“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郁怒清深，兼而有之。我想，在庚白所编的四院长诗钞中，怕找不到这种好诗，更无论‘满洲国’宰相郑太夷先生的《海藏楼诗集》了。”

将鲁迅旧诗喻为“瑰宝”，盛赞其“郁怒清深”——这话出自“南社”创始人之一柳弃疾先生之口，当非肤泛的谀词；从鲁迅旧诗研究来说，这可能也是万氲千氤第一声罢！

《新文学研究》及其他——学者沈从文的一面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沈从文（1902 至1988），其丰硕的小说创作，在文学史有如矗立的丰碑，自不待言；其晚年所撰《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史》等论著，亦显示了他作为学者博洽精深的一面。

人们常说由于五十年代创作环境的阙如，沈氏才被迫转向学术研究，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从事研究对沈氏而言并非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其学术生涯至少可追溯到三十年代初。谓予不信，有书为证。

寒斋柘园藏有沈从文手撰的讲义《新文学研究》与《中国小说史讲义》，就是有关的佐证。前者系沈氏1930 年在国立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的讲义，由该校铅印线装出版；后者系稍后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授小说史的讲义，与孙俍工（1894 至1962）合编，由该校出版室铅印洋装出版。《沈从文文集》及其他有关出版物，均未辑入这两部佚著，尤其是前者，似乎从未有人提到过。

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究竟是何人何时在何校首先开设该课程的，一直是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的学人所关注的问题。八十年代初，我曾赴京托北大王瑶教授转请朱自清先生的哲嗣朱培隽，央其将朱自清二十年代末在清华大学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检出提供出版。结果所见到的讲义有油印、铅印以及剪贴与手稿参半的三种，后由赵圆女士整理刊发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论丛》，王瑶师还为此特撰《先驱者的足迹》一文志念。朱先生在清华开设此课始于1929 年春季，当然是开天辟地第一家。

然而翌年沈从文就在武汉大学开设《新文学研究》，亦可谓堂而皇之的“亚军”了。可惜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未及记录沈先生的劳作，希望将来修订时能补进去。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最早在中国开设现代文学史课的朱、沈二位，都是新文学运动的骁将，他们各自丰硕的创作成果已在当时的文坛影响遐迩，故而皆为开设该课的最佳人选，深谙此中三昧的夫子自道总比隔靴搔痒辈高明多多。

《新文学研究》外观质朴，摺页线装，书面上仿古籍贴有红纸书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汰，仍残留有殷殷浅赤，上镌宋体“新文学研究”数字。装帧古意盎然，内容却是与“古”不相侔的簇新的新文学史（从1916年揭起“文学革命”之旗算起，至1930 年才不过短短的十四五年），这种别具风味的“调和”，可能正出自作者锦绣的匠心。

卷首部分置署“从文编”的《现代中国诗集目录》，共著录“五四”以来的新诗集凡八十六人，一百二十八目。这是自新诗诞生以来最早的一份目录，比阿英（1900 至1977）所编新诗目（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卷》）

和柳倩（1911—）所编《中国新诗目》（刊《文学》月刊），都要早上好多年。其后乃是正文，题为《新文学研究·新诗之发展》（颇疑应另有一册讲义为《小说之发展》，但多年来遍觅无着），下署“沈从文编”，中缝下鱼尾处则有“国立武汉大学印”字样。讲义析为两部分，前半为讲述的作品引例，后半为作家作品编。纵览前半，大致可以窥见沈氏对新诗分期以及流派、倾向的看法，乃至或一作家、作品的衡估，兹将有关标目引录如下：

第一期后半期诗由文体的形式影响及于散文发展的标准引例（例举郭沫若《夜步十里松原》，俞平伯《菊》，朱自清《静》，沈玄卢《玻璃窗》等）

第一期的在纯散文上发展的引例（例举胡适《乐观》，周作人《小河》，沈尹默《月》等）

从尝试中求自放仍然成就于旧形式中之作品引例（例举李大钊《山中即景》，刘大白《我愿》，刘半农《忆江南》等）

第二期转入恍惚朦胧的几个作者的作品（于赓虞《骷髅上蔷薇》，鲁迅《墓碣文》，李金发《松下》，高长虹《从民间来》等）

第一期新诗在小诗方面之成就（例举胡适《江上》，康白情《疑问》，汪静之《过伊家门外》，冰心《春水·六》等）

第三期诗第一段引例（例举戴望舒《夕阳下》、《雨巷》，蓬子《新丧》，邵洵美《春天》，胡也频《我喜欢裸体》等）

在文字中无节制的一些作品引例（例举王独清《别了》，蒋光慈《血祭》，陈醉云《海的舞曲》等）

沈氏关于以上新诗分期及其特征的讲述，可惜都已随风而逝，不可复得（除非有当年学生听课的笔记发现，然这一希望是十分渺茫的），但从上所引录的标目与引例，我们仍然可窥测与探究出若干信息。

后半全为沈氏自撰的新诗论文，有《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徐志摩的诗》、《论闻一多的〈死水〉》、《论焦菊隐诗》、《论刘半农〈扬鞭集〉》、《论朱湘的诗》等，姑不论研究的水准与深度，就当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看来，尚未有任何一个其他研究者对新诗史作过如此密集的探讨，何况以上研究对象都是“五四”以降新诗坛的最活跃分子，或是湖畔诗社的翘楚，或是新月派的中坚，或是现代格律诗的里手，或是象征主义的信徒，或是民谣俗曲的模仿者……其中有的作品还曾是论争的中心，如《蕙的风》因胡梦华攻击其为“堕落轻薄”的作品而引发轩然大波，周作人、章衣萍、鲁迅等都愤而反击胡的澜言，鲁迅甚至将他写进历史小说《不周山》（女娲两腿中间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沈氏有关中国新诗史的论述，应视为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至于另一本《中国小说史讲义》，已在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第五章中详加论析，就不再于此饶舌了（正好借冯伟才兄的宝地作作广告，一笑）。

小引

中国古典小说中若干珍本秘籍散藏于日本各公私文库，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本世纪以来，许多前辈学者前往扶桑探觅这一部分国内久佚的民族文化瑰宝，可谓辛苦备尝，功不可没，例如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董康《书舶庸谈》、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傅芸子《白川集》、王古鲁《稗海一勺录》等，都在在铭记着他们在东瀛访书的劳绩。趋步以上前辈学者的后尘，丰实与拓展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承蒙日本文部省学术振兴会的盛意，聘我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从事研究半年，作为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得到了尾上兼英、丸山■、伊藤虎丸、阿部幸夫、佐治俊彦、藤井省三、小林二男、山口守、芦田肇、近藤龙哉、饭■容……诸教授的关爱与照拂，使我有机会遍访各公私藏家，有幸浏览与蒐集了有关中国小说史的许多珍罕典籍。

归国之后，厘剔成篇，承黄俊东、董桥先生赐以发表的机会，曾以《东瀛访稗录》为题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今择取若干，编入是辑，以志生命史上饶有兴味的一页。

稗海衔微

冯梦龙《三教偶拈》及其他

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话本小说地位的明代文学巨匠冯梦龙，一生著述与编纂的作品达五十多种。然而由于清廷的禁毁，加上岁月的洗汰，自然的剥蚀，其传世之作日渐寥落。即使是他编纂的话本总集《三言》，虽然数百年间脍炙人口，可是博洽如鲁迅，他在二十年代撰述《中国小说史略》时，仅只见到《三言》之一《醒世恒言》，其他的《警世通言》与《喻世明言》，直至五十年代始据日本藏本过录本排印流播。

近年从日本迻入的还有冯梦龙任福建寿宁县知县时所撰的《寿宁待志》，此书对于研究冯的恤民思想与仁政措施，当不无参考价值。

作为一名冯梦龙的崇拜者与研究者，在日期间颇留意蒐集有关他的资料，先后找到了几种国内久佚的冯梦龙著述，较重要的是他创作的小说集《三教偶拈》，包括《王阳明出身靖难录》、《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分别代表儒、释、道三教。此书系明季刊本，原为日本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氏双红堂文库的藏书，今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殆为天下孤本。国内从未见诸著录，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亦失记。刊本大型，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卷首有《序》，署名“东吴畸人七乐生”（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冯有诗集《七乐斋稿》，今已不传），后并钤有“子犹”的阳文印章与“七乐斋”的阴文斋名章。《序》惜已残，略云：“是三教者，互相讥而莫能相废，吾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而袭其迹皆不免于误世。”又云：“余于三教概未有得，然终不敢有所去取。其间于释教，吾取其慈悲；于道教，吾取其清净；于儒教，吾取其平实。所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者此也。”其中还叙及了是书的创作意图与纂辑旨趣：“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因思向有济颠旌阳小说，合之而三教备焉。”以上对于窥测冯梦龙思想与创作的堂奥，当有所裨益。

在这部丛书性质的小说集中，第一卷系冯梦龙依据史实（主要凭藉《王文成公年谱》）撰述的讲史体小说，正文书题为《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署“墨憨斋新编”，约六万余字。第二卷正文题为《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系据旧本传摹，全书约三万余言，此书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隆庆三年（1569）四香高斋平石监刊《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基本相类，仅作了些许文字上的修改。第三卷正文题为《许真君旌阳宫斩蛟传》，系据万历三十一年（1603）萃庆堂余泗泉刊本《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

（邓志漠作），文字较邓本简洁，约三万余言。

冯梦龙《三教偶拈》小说集的发见，对于冯梦龙研究的深入将有所裨益。

因为冯崇尚“李贽之学”，而李卓吾则系王阳明学说的左派弟子；冯为“儒家第一流人物”王阳明立传的因果渊源，于此中可获取更多的消息。

此外，我在皇家图书馆——宫内省书陵部获睹了《燕居笔记》，署“明叟冯梦龙增编、书林余公仁批补”，国内亦无传本。日本国内书目均著录其为“清初刊本”，其实不然，我认为是明刊本。所谓“明叟”，并非作“明代老者”解，而是“睿智明达之长者”的意思，若“明公”、“明府”之谓。

另一有力证据是，“批补”刊刻者余公仁附刊于卷末的《南窗语录》，系余自著诗文，其《容忍》篇云：“我明锺伯敬先生为文宗时”云云，显系明人口吻。

书凡二十一卷，前九卷，下十三卷，从目录中可以测见冯梦龙增编的原版本是与《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等明代通俗类书一样分为上下栏的，即前九卷属上栏，下十三卷属下栏。卷首有图二十余帧，图像优美，线条流畅，绝非草率之作；每图各系以赞，作者有邹迪光、李王孙、董其昌等，并有冯梦龙的题辞二则，此外则多为刊刻者余公仁的题跋，署有余元长、公仁子、一笑道人、书淫子、秃庵子、南窗道者、三峰居土等别号与笔名。前九卷的内容有：一卷诗类；二卷吟、词、歌、赋、曲类；三卷文、赞、箴、铭、状、序等类；四卷判、疏、辩本类；五卷古今尺牍、雁鱼笺、情札等：六卷楹联类；七卷记类；八卷亦为记类；九卷传、录类。前七、八、九卷中羼有

话本小说《郑元和嫖遇李亚仙》、《张于湖宿女贞观记》、《玩江楼记》、《绿珠坠楼记》、《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柳府尹遣红莲破月明和尚记》、《东坡佛印二世相会传》等多篇，赖此而保存了接近宋元旧本原始形态的话本，应属十分珍罕的小说史料。下之一卷至十二卷为传奇小说与话本小说，传奇小说有《三奇志》、《钟情丽集》、《双双传》、《三妙传》、《天缘奇遇》、《拥炉娇红》、《怀春雅集》、《五金鱼传》、《觅莲记传》等；话本小说有《刘之普天锡佳儿》、《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下之十三卷系梓行者余公仁的诗文，有《南窗笔记》、《南窗诗集》之类。如今，冯梦龙增编的《燕居笔记》原刻本似已不可复见，那末这部硕果仅存的通俗类书虽非冯编的原来面目，然仍将有裨于对冯梦龙热衷通俗文化编创活动的认识与研究。

其他，日本公私文库尚庋藏有冯梦龙所编撰的《中兴伟略》、《中兴实录》、《春秋定旨参新》等，以及散见于若干典籍的片断资料，譬如在仓石文库所藏明刊本《龙图公案》卷首就发现了冯梦龙的题辞，系以手迹摹刻，署名“犹龙”。相傍题跋的尚有屠隆、汤显祖、明明居土等。

值得一提的尚有如下一段文字，即在明万历年间所刊笑话集《绝缨三笑》的《序》中见到有关评论冯梦龙作品的话：“笑话旧俗刻无论，近刻收稍广而加以议论者，自《笑林评》始，然识浅而见迂。……其强人意者，则《童痴三弄》中《笑府》，此故自有韵之士所辑，非笑话不录，又烦简笔削之间，各自有致。”《绝缨三笑》于国内亦未见著录，王利器氏所辑《历代笑话集》所附：《历代已佚或未收笑话集书目》亦未列目，想来国内散佚已久，此书恐已属天壤间仅存的孤本，今藏东京大学图书馆。该《序》称冯梦龙为“有韵之土”，颇赞誉其所纂辑的《笑府》，这可以算是有关冯梦龙的最早评论之一罢；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知的信息，即冯梦龙自《童痴一弄·树技儿》、《童痴二弄·山歌》之后，还曾编辑过包括《笑府》在内的《童痴三弄》，这是冯梦龙研究者过去所未了解的。

1988年5月4日

李渔小说佚作二种

清初著名作家李渔以创作稗官野史为职责，曾不无自豪地说：“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稗史为末技”，在举世视小说为“小道”、“末技”的封建时代中，这不能不是惊世骇俗之言。事实上，李渔在小说创作方面实有所建树，为自己奠定了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席地位。与李渔同时代的诗人杜濬推重他道：“野史中第一手也”，“为从来小说之冠”，如就有清一代的拟话本创作而言，这些评语是符合实际的。

众所周知，李渔的拟话本集有《无声戏》初、二集，《连城璧》全集、外编，以及《十二楼》。后一种传本甚夥，然前两种却极为稀见。例如故小说史家马隅卿不登大雅之堂所藏《无声戏合集》，仅残存两篇。大连图书馆所藏原日人冈间乔挹玉楼钞本《连城璧》，亦系残钞本。

我在日本先后看到了尊经阁所藏《无声戏》与佐伯文库所藏《连城璧》，两者皆为全帙足本。

《无声戏》系清顺治间原刊本，其扉页有日本著名汉学家长津规矩也氏的题跋，末署“辛未晚秋拜观”，辛未当为1931 年。卷首有伪斋主人所撰《序》，末钤有“伪斋主人”（阳文）、“掌华阳兵”（阴文）二印章。“伪斋”其人，有的研究者谓为王谦，有的则谓为张缙彦，未知孰是。小说凡十二篇，约十五万言。每页八行，行二十字，写刻。前有图十二帧，各系以赞。所画人物飘逸生动，大有陈洪绶（老莲）之风。书衣署“觉世稗官编次睡多祭酒批判”，按“觉世稗官”即李渔笔名，“睡乡祭酒”即为不仕清朝的诗人杜濬.李渔作为一个“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的良知未泯的作家，故而在他的拟话本创作中，也渗透着对于饱经忧患的黎民百姓的悲悯与同情。他不再重复以往小说中封侯拜相的发迹变泰与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而以封建社会所鄙薄的“卑贱者”作为歌赞的主人公，其中有忠厚诚笃的待诏（理发匠）、急公好义的运弁（低级运粮官）、聪慧机智的农妇、克己奉公的皂隶、忠诚不二的奴仆、茹苦抚孤的婢妾、蔑视豪贵的优伶、乐于助人的乞丐等等。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倡、优、隶、仆，皆是被贬抑为“下九流”的底层民众，李渔如同开璞琢玉的巧匠，发掘并谕扬了他们精神的崇高与品质的晶洁。不但如此，他还将“卑贱者”的光明磊落，与巧取豪夺的榨取者，见利忘义的食利者，以及口是心非的矫情者，一一作了对比性描绘，这是难能可贵的。

高奕在《新传奇品》中评论李渔的戏曲创作有如“桃源笑傲，别有天地”，迻来评骘其小说创作亦颇中绳墨。李渔提出了关于小说的新观念，称谓小说为“无声戏”，认为小说与戏曲是“同流与异派”的姊妹艺术，戏曲是有声的小说，小说乃无声的戏曲，二者有若干相通之处与共同之点；同时还发挥了作为戏剧理论家与创作家的优势，将某些戏曲艺术的招数融汇于小说创作之中，丰富与革新了小说的表现手法。

我所见到的李渔第二部小说佚作是《连城璧》，清初刊本，凡十八篇（全集十二卷，外编六卷），约二十余万言。正文写刻，每页八行，行二十字。

这也是仅存的天下孤本，较大连图书馆所藏间乔山人挹玉楼（日人冈间乔室名）钞本与日本私家所藏田边五兵卫钞本不仅多两篇，而且外编的篇次亦不同。佐伯文库所藏《连城璧》十八篇与尊经阁所藏《无声戏》初集相较，前者全集中丑、卯、辰、巳、未、酉、戌等七集，与外编中礼、乐、御、数、书等五集，同于《无声戏》初集的十二回。《连城璧》全集中子、寅、午、申、亥等五集，笔者认为选自已佚的《无声戏》二集（《无声戏》二集疑为六篇，其中有一篇因涉及张缙彦而贾祸，后来“合两者而一之”时，必因其违碍而“逸去”了），另有外编射集《说鬼话计赚生人显神通智恢旧业》，则显系为补苴因贾祸而舍去的那集而新作的，该集末尾写道：“这桩妙事流传至今，使《连城璧》集之中又添一段佳话”云云，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