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点儿，彼得罗，往前走……”
在这之前，他从未走进过他父亲的树林。他总是停在门口，欣赏那些纸质的树木，它们有着金色的树冠，被长长的藤蔓连接在一起。这个地方是为“特别的孩子”准备的，巴鲁先生总这么说。就连这个名字也是特别的，父亲不允许他使用它。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他疑惑地问道。
“因为今天你满九岁了。”父亲严肃地说道，“我想送你一件礼物。”
但彼得罗不相信。这件事看上去像一种惩罚，尽管他不明白是哪种惩罚。也许是因为冰激凌的事，因为上个周日他在那个女人面前表现的不礼貌？他不敢问父亲，就这样准备勇敢地接受父亲为他准备的惩罚。
“这件礼物是一次催眠治疗。”巴鲁先生有点儿出乎意料地宣布道。
“为什么？”
“我无法向你解释，彼得罗，这太困难了。但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向你保证。”
他试着想象，有什么事是他在未来的某一天会理解而今天无法理解的，但他什么也想不出来。于是他转而问了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
“如果我再也醒不过来了呢？”
父亲笑了起来。彼得罗感到被他的反应冒犯了。但接着，巴鲁先生摸了摸他的头。
“这是个非常常见的担忧，我所有的小病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我是怎么安抚他们的吗？”
他摇了摇头，感觉自己没那么傻了。
“我告诉他们，被催眠的人实际上可以在任何时刻醒来，因为这只取决于他自己。所以，如果你感觉不对劲儿，只需要倒数，然后睁开眼睛就行了。”
“好吧。”彼得罗说道。
父亲牵起他的手，两人走进纸质的树林。待在这里让人愉快。父亲让他在机织割绒毯的草坪上等待，还在他的后颈下垫了一只柔软的枕头。父亲走向角落里一张茶几上的唱片机，用优雅娴熟的动作从包装里取出一张唱片，把它放在唱盘上，然后打开开关，带着唱针的唱臂自动启动，落在声槽上。
《紧要的必需品》用熊巴鲁和毛克利的声音为树林带来了生机。
父亲走过来，在他旁边躺下。他们平躺在对方身边，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欣赏着布满白色云朵和明亮星星的天空。他们很平静。
“可能有一天你会因此而恨我，但我希望你不会。”父亲说道，“事实是，我们两人相依为命，而我不会永远活下去。原谅我选择了以这种方式做这件事，若非如此，我永远都不会找到做这件事的勇气。而且，这样做是对的。”
彼得罗仍然不明白，但他决定相信父亲。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爸爸。”
“现在闭上眼睛……”
35
格伯在下午早些时候回到了他空荡荡的家中。他已经无法再对其他预约的病人进行治疗了。他不具备倾听他们和用催眠探索他们内心所需的平静心绪。这就是为什么他更愿意完全取消自己的日程安排。
他朝卧室走去，感到头痛欲裂。他没脱衣服和鞋子就躺倒在被单之间，裹在防水外套里瑟缩了一下，因为他突然感到很冷。那是利他林的副作用。他像胎儿一样蜷成一团，等待着那一阵阵规律地击打着他头骨的抽痛过去。疼痛一减轻，他就睡着了。
他被投射到一连串如万花筒般的不安的梦境中。他在一个阴暗的深渊中漂浮，深渊里居住着发光的鱼群，还有霍尔先生所说的那些没有影子的生物——海中的幽灵，它们学会了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变成了透明的。
汉娜和它们很像。她永远穿着黑色的衣服，因为她所经历的生活教会了她如何让自己隐形。
那片海里也有他的母亲——B先生的妻子。她展现出和全家福上一样静止的微笑，就像一座蜡像：一动不动，漠不关心。他叫她妈妈，但她没有回应。
没有人真正愿意倾听小孩子要说的话。他再次听见了汉娜·霍尔忧郁的声音。您父亲的秘密遗言是一串数字，对吗？
然后手机响了，格伯重新睁开眼睛。
“你去哪儿了？”巴尔迪生气地问道。
她找他做什么？她为什么发火？
“都十点了，你还没到这儿。”她不耐烦地责备道。
“十点？”他问道，声音里还带着困意。
他查看了时间。确实是十点，但这是早上十点。他睡了几个小时？答案是十几个小时。事实上，他仍然感到晕头转向。
“我们在等你，”巴尔迪不依不饶，“只差你一个人了。”
“我们约好了要见面吗？”他不记得了。
“彼得罗，出什么事了吗？我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说没问题，你会来。”
他不记得有打电话这回事。就他所知，他从昨天下午起就一直在睡觉。
“关于埃米利安。”她说道，“你得来一趟这个孩子的养父母家，其他社工也在。”
“为什么？发生什么了？”他警觉地问道。
“我得确认你的看法。感谢上帝，他的养父母愿意把他接回去。”
他气喘吁吁地赶到目的地。他无法补救自己的迟到，不得不在露面前跳过了整理仪表的步骤。除了衣服皱巴巴的，他知道自己身上的味道也不好闻。而且，他感觉衣服有些宽松，这意味着他在最近的几天里至少瘦了两公斤。
他很肯定，巴尔迪见到他这个样子，一定会用她犀利的眼神狠狠瞪他。然而，他从这位紫寡妇的眼睛里捕捉到的，主要是担忧。
他之前问过巴尔迪，为什么不在他第一次提到汉娜·霍尔的名字时告诉自己她认识她，但她拒绝回答。两人当时的对话仍然在他脑海中回响。
我在很多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
对谁许下的承诺？
你会明白的。
答案仅仅是被推迟了，所以他没有过于坚持地追问。但是，在这天早晨之后，他会再次尝试向她问出结果。与此同时，他试着恢复清醒，以便能更好地致力于自己的工作。这并不容易。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地址是郊区的一座小别墅。
尽管收养埃米利安的这对夫妇相当年轻，他们装修房子却用了老式风格，可能是他们父母那个年代的风格。就好像夫妇二人没有独立出来，没有形成自己的品位。比如浅色的大理石地板、上漆的家具、水晶吊灯，还有一堆陶瓷的小装饰品和小雕像。
社工们完成了例行的现场勘查，为的是确认这户人家是否满足再次收养这个白俄罗斯小男孩的条件。与此同时，格伯心不在焉地在这个环境里漫步，尤其试图不让人过于注意他的存在。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在纵酒作乐之后的早上经历宿醉的人，不适和羞愧的感觉取代了酒精带来的快感。
巴尔迪和埃米利安的养父母在单独交谈。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手牵着手。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小男孩的厌食症。格伯心不在焉地听到了一些片段。
“我们已经咨询过了几位医生。”埃米利安的养母说道，“我们还会咨询别的医生，但我们认为，除了上帝的帮助之外，我们的儿子主要需要我们的关心和爱。”
格伯想起他出席最后一次庭审时的场景，当卢卡让所有人围成圈为埃米利安祈祷的时候，在其他人无法看见她的时候，这位母亲闭着眼睛露出了微笑。
在他回忆的时候，格伯被一条通往别墅地下室的走廊吸引了目光，埃米利安说他曾在那里目睹养父母、祖父母和卢卡叔叔戴着动物面具的狂欢。
一只猫、一只羊、一头猪、一只猫头鹰和一头狼。
埃米利安的脑海中想到了什么？格伯问自己。小孩子也会变得暴虐和残忍，他很清楚这一点。他和巴尔迪之前得出结论，即在白俄罗斯经历了饱受虐待的生活后，小男孩想要体验成为施暴者是怎样的感觉。
他开始上楼，设想着楼上是小男孩的卧室。事实上，他的卧室正好在父母的卧室旁边。他往里走了一步，环顾四周。一张小床、一个衣柜、一张小写字台，许多玩具和毛绒玩偶。这个房间显然是收养家庭满含爱意精心准备的，为了让这个新来的孩子立刻有家的感觉。在墙壁上，相框里的照片展示出埃米利安和这个意大利家庭的幸福时刻，在海边旅行、在游乐场游玩等等。
但也有别的。在门边的一张小茶几上放置着一些带有宗教意义的物件，看上去像是某种净化、驱魔用具。
格伯想象着那场面：收养埃米利安的家庭成员聚集在小男孩床前，唱着赞美诗，做着为他驱魔的礼拜仪式。
这念头太荒唐，他摇了摇头。正当他准备离开房间时，他察觉到有件东西从床头柜的一个半开的抽屉里盯着他。
他走上前去，拉开抽屉，发现那是埃米利安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在催眠状态下画的肖像。实际上，有好几张纸上画了不同的版本，每一幅都非常相似。
双眼锐利，却没有瞳孔，嘴巴巨大，牙齿尖利。
“怪物马奇。”他喃喃自语，回忆起埃米利安给它取的名字。
但是，格伯第一次想到，这个词可能有一个实际的含义。他掏出手机，打开自动翻译应用，输入了这个词。结果令他一惊。
“马奇”在白俄罗斯语里的意思是“妈妈”。
埃米利安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亲生母亲的。在这幅画像的怪物外表下，可能藏着这个小男孩在原生家庭中经历过的一切恐怖的记忆。
就在这时，格伯听见楼下传来的说话声，决定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从楼梯平台的栏杆处往下看，发现一名社工刚刚陪埃米利安回来了。
养父母跑过去拥抱他。现在他们一家三口手牵着手跪下，被在场的人善意的目光包围着。
当格伯下楼梯下到一半的时候，小男孩抬眼向格伯看去。他看上去既失望又愤怒。事实上，他对推翻了自己谎言的人产生怨恨是很正常的。但是，被他这样盯着，格伯感到很不舒服。格伯决定去面对他，于是微笑着走了过去。
“你好，埃米利安，你感觉怎么样？”
小男孩什么也没说。但顷刻间，他感到一阵恶心，呕吐在了格伯的裤子上。
所有人看到这个场面都惊呆了。埃米利安的养母匆匆赶来照料儿子。
“我很抱歉。”那女人对格伯说着，从他身边走过，“紧急情况是无法预料的，当他情绪激动时，就会这样。”
格伯没有回应。
在确保埃米利安好些之后，养母邀请他画个十字，诵读一段祷告，以驱走刚刚这段不快的回忆。
“我们现在一起祈祷，然后一切都会过去。”她说道。
格伯仍然很震惊。巴尔迪走过来，递给他几张纸巾，让他擦干净身上，但他尴尬地走开了。
“请原谅。”他说着，向厨房走去。
他来到了一个纤尘不染的环境里。地板发亮，炉子非常干净，就像从来没有使用过一样。房子的女主人炫耀着她高超的持家本领。但一阵残留的熟食的气味泄露了真相，花香味的空气清新剂徒劳地掩盖着这阵气味。
格伯走近洗碗池，从碗碟架上拿起一只杯子。他拧开水龙头，用颤抖的手接满一杯水，喝了几口。然后他将两只手臂撑在台上，任由水继续往下流。他闭上眼睛。他应该离开这里，他无法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我就要瘫倒了，他对自己说道。我不想让任何人目睹我在自己身上搞出来的这副可笑样子。
没有人真正愿意倾听小孩子要说的话。
汉娜·霍尔的话闯入了他的思绪。这听上去像一项指控，主要针对的是他——这位儿童哄睡师。格伯当时回击了这项指控，因为他为埃米利安尽力做了能做的一切。如果他没有发现埃米利安利用一本童话书的内容来污蔑那些接纳了他、承诺会爱他的人，这些无辜的人大概还会被人指指点点。那么，他为什么会对埃米利安感到愧疚？
我的茶点总是很糟糕。
这是埃米利安在从催眠中醒来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为他伤害新家人所做的某种辩白。一个小孩子的完美借口。
格伯突然有了一种直觉。他睁开眼睛，重新向洁净完美的厨房看去。他联想到了他在楼上卧室里看见的那些宗教物品。有人正在试图净化埃米利安的灵魂。
不对，他对自己说道。只有他的养母。
对这个女人来说，面子非常重要。所有无法生育的女人，都渴望向他人证明，实际上她们无论如何都值得被叫作“妈妈”。
由于她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做母亲对她而言不仅是一件生物学上的事情，更是一种天职。
最好的母亲会愿意照顾另一个女人生下的孩子。尽管这个孩子并不完美，尽管他有厌食症。相反，她承受着这个生病的孩子的痛苦，就好像那是她自己的痛苦。一位这样的母亲不会抱怨。她在祈祷时会满意地微笑。因为她知道，有位神明会看见，会赞赏她的信仰。
“我的茶点总是很糟糕。”彼得罗·格伯对自己重复道。
他开始打开所有橱柜，疯狂地寻找证据。他在一个柜子的顶部找到了。用来涂抹食物的榛子酱。他打开罐子，观察里面的东西。通常情况下，没有成年人会去尝专门为小孩子准备的食物。
因此，没有人会发现埃米利安的养母的秘密。
只有一种方式才能拿到确凿的证据。于是他将一只手指插进那团软腻的酱里，又把手指放入口中。
当他辨别出那种甜味深处的酸味时，他本能地把东西吐在了地上。
埃米利安永远无法说出真相，没有人会相信他。所以他才编造了关于一场魔鬼般的狂欢的故事，把全家人都牵扯其中。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因为没有人真正愿意倾听小孩子想要说的话。连格伯也是。
36
B先生经常引用一个小女孩的病例，她在催眠状态下强迫一只布艺小象吃药，如果它拒绝的话，她就威胁说她不会再爱它了。小女孩的行为让他识别出她的母亲患有名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1]”的心理疾病：那个女人悄悄地给女儿服用大剂量的药物，只是为了让她生病，吸引亲戚朋友的注意，让自己在人们眼中表现得像个关心女儿的好妈妈。
不过，催眠师之所以记起这个病例，只是因为安妮塔·巴尔迪提到了它。她是想用这个例子说服他，如果他们发现了埃米利安身上的真相，那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可能是你的潜意识提示了你该做什么。”巴尔迪坚持道，她指的是那罐被下药的榛子酱，里面掺入了餐具洗涤剂。
但是格伯坚信，那个白俄罗斯小男孩能够得救，要归功于汉娜·霍尔。因此他立刻去找她。他很清楚，这不如说是一个在事务所之外与她见面的借口。他发现，在约定好的时间见面已经无法再满足他。就像一个为爱痴狂的恋人，他需要意外和偶遇。
他来到普契尼旅馆，冲到前台处询问，期盼她在自己的房间里。
“很遗憾，那位女士昨晚就离开了。”接待员说道。
这个消息让格伯呆住了。他道了谢，向门口走去，但他想了想，又走了回去。
“霍尔女士在这家旅馆住了多久？”他一边问道，一边把一张钞票递给接待员。
他坚信，早在她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之前，汉娜就来到了佛罗伦萨，为的是收集关于他的信息，否则无法解释她怎么会了解那么多关于他过去的事。
然而，接待员却回答道：“她只在这里住了几天。”
格伯没有料到这一点。注意到他的惊讶，接待员补充了一个细节：
“这位女士订了一个房间，却从来不在这里过夜。”
格伯记下了这条信息，再次道了谢，然后匆匆离开，他惊得不知如何是好。但这间接证明了他没有猜错：如果汉娜在别的地方睡觉，那就没人知道她在这座城市里待了多久。这个女人为了演好这场戏，准备了很长时间，连普契尼旅馆里那个简陋的小房间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她还在这里，他对自己说道。
但他已经厌倦了那个骗局，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和她谈话。他想到一种可能性，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手机。
他立刻打给了“特雷莎·沃克”。
一个预先录制的声音用英语告诉他，用户目前不在服务区。
他又尝试了几次，回家后也试过，但每一次尝试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他背靠在走廊的墙上，慢慢地让自己滑到地面上，紧张又疲惫。他就这样呆坐在黑暗里。他不得不屈服于这明显的证据，即便他做不到。
汉娜·霍尔不会再回来了。
他迫切地想要找到她，突然想起只剩一种可寻的途径——互联网。“沃克”有一次对他说过，在澳大利亚有两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叫作汉娜·霍尔。一个是国际知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另一个是他们的病人。
格伯打开手机上的浏览器，在搜索引擎里输入那个女人的名字。当搜索结果出现时，他不知为何想起了霍尔先生所说的没有影子的生物。从网络深处浮现出了他意料之外的东西，如果他没有让自己被表象所蒙骗的话，他本可以轻易察觉到。
屏幕上的照片里，那位国际知名的海洋生物学家和他的病人长得一样。
从来就没有两个汉娜·霍尔。
只不过，唯一真正存在的汉娜·霍尔并不是一个寒酸且不修边幅的女人。照片上的她驾驶着一艘帆船，一头金发随风飘扬。她面带微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从未这样笑过，这使他感到一丝嫉妒。但最重要的是，她虽然和他的病人有着相同的外貌，却是个完全不同的女人。
她很幸福。
他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汉娜——真正的汉娜——克服了被偷走的创伤，也克服了被转移到一个陌生家庭的创伤。他本应该为她感到骄傲，因为她活出了自己的人生，没有让过去的遭遇影响自己。然而他只能想，汉娜·霍尔为什么要演这出戏，然后又突然消失。他和自己打赌，她实际上是个注重养生的人，甚至通常不吸烟。
您父亲的秘密遗言是一串数字，对吗？
就在这时，有人按响了他家的门铃。格伯猛地站起来，走过去看来人是谁，祈祷着会是她。但他一打开门，出现在他面前的那张脸立刻让他失望了。
但那是张熟悉的脸。
与他们仅有的两次见面相比，她已经老了许多，但他还是认出了他父亲的这位朋友：他小时候在冰激凌店里看到的神秘女人，他成年后在B先生临终前看见的那个女人。
“我认为这个属于你。”这位圣萨尔维医院的前员工对他说，因为吸了太多烟的缘故，她嗓音沙哑。
接着，她举起手，向他展示从家庭相册中被偷走的那张老照片。照片上是彼得罗·格伯刚出生时的样子。
37
他们从家里出来，躲进布雷拉大街上的一家小咖啡馆，那是夜里这个时候唯一一家还开着的店。这家咖啡馆像一个十字路口，汇集了逃避白日阳光的人们：失眠者、不法商贩、妓女。
他们坐在一张僻静的小桌旁，桌上放着两杯味道糟糕的咖啡，B先生的神秘女友点燃一支香烟，确信在这样一个地方，没人会对此提出任何异议。格伯注意到她抽的是温妮烟。
格伯的手里握着那张老照片：“这是谁给您的？”
“我在信箱里找到的。”
“您怎么知道这个新生儿是我？”
女人注视着他：“我永远都忘不了。”
“为什么？”
她沉默不语。一个微笑。又一个秘密。又一个推迟的答复，正如他当时问巴尔迪，她为什么不愿意立刻告诉他她认识汉娜·霍尔。
“您和我父亲是什么关系？”他问道，态度粗鲁。
“我们是好朋友。”这女人仅仅这么回答，同时也在暗示，在这个平淡的解释之外，她不会再多说什么。除此之外，直到现在，她甚至都不愿意告诉他她的名字。
“您为什么来找我？别告诉我只是为了把这张照片还给我……”
“是你父亲告诉我，如果你在找我，我就来见你……我想，这张照片是他的邀请。”
B先生安排了这次见面？格伯感到惊讶。
“您和我父亲有过一段恋爱关系？”他问道。
女人爆发出一阵沙哑的笑声，但她很快就被一阵咳嗽哽住了。
“你的父亲深爱自己的妻子，甚至在她死后也对她忠贞不渝。”
格伯对西尔维娅感到一阵愧疚。在最近几天的事件之后，也许他已经无法再自认为是个忠诚的丈夫了。
“你的父亲是个非常正直的人，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正派的人之一。”陌生女人继续说道。
但格伯不想听她说，于是打断了她。
“玛丽和托马索。”
听见他说出这两个名字，女人不再说话了。
“我对别的都没有兴趣，只对他们感兴趣。”他坚决地说道。
女人长长地吸了一口烟：“圣萨尔维医院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则。那里的人们基于这些规则生活和死去。”
格伯回想起汉娜在小时候被要求遵守的那五条规则。
“1978年，当那条下令关闭所有精神病医院的法令颁布之后，谁也没有想到，外部世界的规则不适用于我们的世界。光是命令我们搬迁是不够的，因为在医院围墙里度过人生大部分时光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格伯想起在他去那里寻找档案的时候，圣萨尔维医院的看门人也对他说过同样的事。
“我们继续把他们留在那里，毫不声张。显然，外面的人都知道，但人们更愿意忽略这一点。他们认为，等到被关起来的疯子都死了，这个问题也就自动解决了。他们只需要让时间来解决……”
“事实并非如此……”
“官僚人员忽略了一点，在圣萨尔维医院这样的地方，生活无论如何都会找到继续下去的办法……我就是在那时候参与游戏的。”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疑惑，那两个未成年人在精神病院里做了什么？”
当时托马索十六岁，玛丽十四岁。
“不，实际上我没有疑惑过这一点。”
女人站起身，在杯子中剩余的咖啡里熄灭了烟头：“你会在Q大楼找到你想找的答案。”
但格伯没有料到她会这么快离开。而且，还有一件事说不通。他抓住她的手臂：“等等……圣萨尔维医院的大楼编号是从A到P，不存在Q大楼。”
“事实上，”女人注视着他，确认道，“的确不存在。”
38
在马赞蒂大街，在看上去最容易攀爬的地方，他翻过了高高的围墙。他落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惊险地躲开一个不知从何时起就在那里的碎玻璃瓶颈。地上散落着陈旧的垃圾，他必须注意脚下的每一步。
在满月的照耀下，他走进树林。
守护着这个地方的树木似乎不在意他的出现。它们整齐划一地在晚风里摇晃，在空气中发出齐声的低吟。
格伯终于找到了那条柏油小路，它就像一条汇入河口的支流，肯定会通往这组建筑群的中心。他一边往前走，一边观察着组成了圣萨尔维医院这座荒弃之城的那些建筑。
每一座建筑的正面都印着一个字母。
按照字母的顺序，他在一座白色小楼前停下了。这是唯一一座没有字母标识的建筑。
臭名昭著的Q大楼，格伯喃喃道。只有一种方式可以确认，那就是走进去。
要进去并不容易，因为破碎的窗户被钉上了沉重的金属栅栏，无法从这里通行。不过，有一扇后门已经被强行打开了，格伯正是从那里进入了楼里。
他的出现打破了宽阔空间的寂静。他的脚步在碎玻璃和碎石上嘎吱作响。地板在多个地方鼓起，瓷砖的间隙里生长出顽强的灌木，它们成功在水泥之中开出了一条道。月光从天花板的裂缝中倾泻而下，一种明亮的雾气悬在空中。
格伯真切地感受到他不是独自一人。看不见的眼睛躲藏在角落或阴影里，正在观察着他。他听见它们在互相低语。
他们还喜欢移动椅子。看门人这样告诉过他，隐晦地指向那些居住在此地的不安灵魂。他们通常把椅子安置在窗前，朝向花园。尽管已经死了，他们的习惯却没有改变：一小排空椅子被安置在玻璃窗前。
但第一件真正让格伯惊讶的事是他来到第一间寝室时看见的。床的尺寸和常规的不一样。它们更小些，是小孩子的床。
格伯一边继续探索，一边疑惑自己来到的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一直被当作秘密隐瞒着。他走到一座砖砌的楼梯脚下，正要走上二楼，但他停住了。有一样东西迫使他往下看，在那里，一级级阶梯消失在某种深渊中。
灰尘上有一些脚印。
格伯没有随身带手电筒，他咒骂自己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只剩下手机内置的手电筒。他用手机照亮，开始往地下室走去。
走下最后一级阶梯的时候，他期望会发现一个仓库或一个老锅炉房。然而，这里是一条走廊，尽头只有一扇门。他一边走向那扇门，一边环顾四周，因为墙上画着童话中的快乐人物。
他对这个地方的功能做出了上千种猜测。但是，没有一种猜测能让他安心。
跨过最后一道门槛的时候，他用灯光四处照着。有个物件反射出了一道不寻常的光。他仔细观察，所见的东西让他不安起来。
那是一张供产妇使用的不锈钢分娩床，椅背被降低了，搁脚板被抬高了。
一开始，他以为这是幻觉，但接着，他确信了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慢慢地走向前去，立刻察觉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房间。他走进门，发现面前有四排金属摇篮、盥洗池和给婴儿换尿布的台子。
一个托儿所。
显然，这些小床是空的，但他照样可以想象出曾经在床上熟睡着的那些幼小的躯体。
格伯被这件难以置信的事压倒了。一部分的他想要立刻逃离，但另一部分的他无法动弹，还有三分之一的他渴望探索面前这个荒谬的地方。他决定依从那三分之一的自己，因为如果他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如果他没有至少试着去寻找答案，他就再也不得安宁。
他转过身，发现自己处于一座医护人员值班亭前。透过玻璃隔板，他可以看见一张写字台和一个小卡片箱。
他不知道手机电量还剩多少，他完全沉浸在翻看堆在桌子上的档案中。他在那里坐了多久？他无法停下来。他的好奇心贪得无厌。但不只如此。他感到自己对在这个荒唐的地方待过的无辜的人负有义务，外界的人对他们的生活所知甚少。他们是一个保守着可怕秘密的少数群体，就像一个政治集团。
在圣萨尔维医院这样的地方，生活无论如何都会找到继续下去的办法。
B先生的神秘女友说的恰恰是这些话。翻阅那些文件的时候，彼得罗·格伯开始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
Q大楼是一座产科病房。
他想起这家精神病医院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城中之城。这个系统的存在独立于外部世界运行。这里有一个小型电力中心，有一条与佛罗伦萨的引水管道分离的引水管道，有一个做饭的食堂，有一块墓地，因为进了这里的人甚至到死都不会有出去的希望。
但它的自给自足也适用于另一件事。
病人们相识，相爱，决定要共度一生。有时候，他们会把新的生命带到世界上。
圣萨尔维医院对这件可能发生的事也有所预备。
在那些年里，这家精神病医院不仅收容被证实了有精神疾病的人，也收容只能依附他人生存的人和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被关起来，只是因为他们不同于一般人。神志不清的人和精神健全的人都有情感上的需要。有时候，一切都在两相情愿的关系中发生，遗憾的是，另一些时候并非如此。
这些行为常常会带来怀孕的后果。无论是否自愿怀孕，这种情况都需要处理。
我就是在那时候参与游戏的。
B先生的朋友这样说道。
从面前的档案里，格伯发现那个神秘女人是一名产科医生。多亏了她的笔记，他才能重构产妇和新生儿的故事。
许多新生儿死于他们的母亲使用的药物和接受的治疗，被埋葬在墓地的一座公用墓穴里。但大多数孩子都活了下来。
通过这种方式来到圣萨尔维医院内部的人注定要在这里待下去，和其他人完全一样。
没有人会愿意收养疯子的孩子，格伯喃喃道。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人们害怕那些孩子体内潜伏着和他们的父母同样的阴暗疾病。
但是在外界，人们不能说出这个事实：一代又一代的男孩和女孩生活在那些围墙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出生。他们代替了他们的父母，有的人遗传了他们的疾病，有的人只是随着时间流逝才开始精神失常。
在他查阅的这些个人档案中，格伯找到了玛丽的档案。
格伯读了她那个短短的故事：她和托马索都是出生在圣萨尔维医院的孩子。他们可以被归为那些在分娩后存活下来的“幸运儿”。两人在这个地狱里一起长大，然后相爱。这对恋人中没有人表现出有精神疾病的症状，只是因为出生在那里而感到拘束。在他十六岁、她十四岁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孩子。
玛丽并非没有生育能力。巴尔迪对他说了谎。
他们给孩子取名为阿多。但遗憾的是，他在来到世上仅仅几个小时后就死去了。
妈妈想唤醒阿多给他喂奶。
当汉娜到监狱里探望托马索的时候，他这样告诉她。
但当她试着把他贴近胸口的时候，他身体冰冷，一动不动。于是妈妈开始叫喊，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叫喊声和她的痛苦……我把阿多从她怀里夺下来，试着往他幼小的肺里吹气，但那没用……所以我把他裹在被子里，找来木头做了一只匣子。我们把他放进匣子里，我用沥青封上了匣盖。
格伯回想着这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同时继续阅读那些档案。由于分娩时意外出现的并发症，玛丽再也无法生育。因此，她和托马索先后偷走了汉娜和马蒂诺。正如他之前所想的那样，他们的犯罪行为是为了向阻止他们成为父母的命运报复。
格伯感到他来到了故事的结尾。从这里起，只有汉娜·霍尔一人掌握着答案。显然，他最在意的答案是，他的病人和他的父亲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她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关于B先生的事。
格伯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了小阿多的出生和死亡证明上的官方印章和签名上。他认得那个签名，也知道那个印章的含义。
那是未成年人法庭的印章，旁边是安妮塔·巴尔迪的签名：她确认了这些事件和记录上所写的内容丝毫不差。
这是什么样的巧合？这不可能是个意外。同样的人物在这个故事中重复出现，这一点让他觉得另有隐情。这是一场骗局，或者，是一个被操纵的真相。
我在很多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
巴尔迪是向B先生许下的承诺？如果不是他，又会是谁？
在这一刻，彼得罗·格伯明白他弄错了，因为这个谜团的答案不只掌握在汉娜·霍尔手中。
二十年后，在地下，在声音之家旁边的一座坟墓里，仍然可以找到这个答案。
39
要找到发生火灾之夜的那座农舍并不困难。他只需要跟随在汉娜·霍尔的行李箱里找到的报纸文章上的线索。
他看见那座农舍出现在汽车挡风玻璃里。在火红的晨曦中，它仿佛仍在燃烧。现在它只不过是小山丘顶上的一座废墟，常春藤覆盖着它，两棵孤零零的柏树守卫着它。为了到达那里，格伯不得不在土路上行驶了九公里。
他停下车，下车环顾四周。这片荒凉的锡耶纳乡野一直延伸至地平线。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绝对的寂静无声。
没有迎接新一天的鸟鸣，也没有拂过冬季植被的轻风。空气凝滞而沉重。这个地方让人想到死亡。
他沿着农舍旁的小路前行，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找什么。但接着，他心不在焉地朝地面望去，认出了一个温妮烟的烟头，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烟头组成了一条轨迹。他跟了上去，想看看它们会把他引向何处。
扔在一棵柏树下的一只空烟盒证明了汉娜曾到过这儿。彼得罗·格伯现在也知道该从哪儿挖掘了。
他带了一把铁锹来，把它插进被早晨的寒冷冻硬的土地。他慢慢地往下挖着，回想起汉娜被带离家人的那晚发生在这里的事情：紫寡妇带领陌生人包围了农舍；托马索点燃了火，为了赶走他们，也为了争取时间让全家人藏进砂岩壁炉下的密室；玛丽不愿放弃她的女儿，让她喝下了遗忘水。
挖到大约一米深的时候，铁锹尖撞上了什么东西。
格伯跳下坑，想要徒手把东西挖出来。他把手指插入泥土中，摸索着木匣的轮廓。汉娜说得有理，匣子最多只有三拃长。在完全把它挖出来之前，他用掌心擦干净匣盖，认出了托马索用烧红的凿子刻上去的那个名字。
阿多。
这只小匣子用沥青封着口。格伯取出一把钥匙，开始把沥青从匣盖和匣身之间的空隙里刮走。完成这项工作后，他停了几秒来喘口气。然后他打开了匣子。
匣子里的新生儿大哭起来。
格伯失去了平衡，往后摔倒过去，背部重重地撞在地上。恐惧从头到脚贯穿了他全身。
哭声开始减弱，变成了一种阴暗的走调的喘息声。于是格伯再次靠近，准备仔细看看。
那不是一个婴儿，而是一个洋娃娃。
是一个玩具，内部安装了可以模仿婴儿哭声的装置。汉娜讲述过奈利和他的“孩子们”打开匣子寻找那不可能的宝藏时的情形，在听过她的描述后，他本应该料到这一点。她说过，阿多看上去就像仍然活着，就像死亡并没有触碰过他。
但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格伯深受震惊，糊里糊涂地回到车里。他把自己关进驾驶室，却没有启动引擎。他呆坐着，注视着虚空，感到自己的心脏甚至拒绝跳动。
手机铃声使他惊醒过来。
他任由它响着，以为那是西尔维娅。他本想听听她的声音，但此刻他找不到言语来解释。手机不响了，沉默再一次占据了他周围的空间，但接着又响起来，持续不断地响。于是格伯拿起手机，想让它安静下来。
他停住了，因为屏幕上显示的是“特雷莎·沃克”的电话号码。
“情况怎么样？您有什么发现吗？”“沃克”用汉娜·霍尔的声音问道。
“阿多是一个洋娃娃。”他说道。
“阿多是一个幽灵。”她反驳道。
“别说了，不存在幽灵。”他粗暴地回应道。这句话艰难地攀上他干涩的喉咙，才得以说出口。格伯不明白为什么汉娜坚持要纠缠他。她有什么目的？
“您确定吗？”她问道，“世上存在太多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些现象往往与我们的研究对象有关：人的精神。”她有意停顿了一下：“有时候，幽灵就藏在我们的头脑里……”
这个女人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她为什么还要假装成一个心理师？
“您来接受一次催眠吧。”她继续大胆地说道，“催眠是通往未知的入口。有些人想要探索未知，而另一些人却不想，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在那底下找到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
格伯正要告诉她，他已经厌倦了这场滑稽的表演，但汉娜又打断了他。
“我们的病人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无法醒来。”他回答道，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这场游戏。
“我们又是怎么安抚他们的？”
“告诉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刻醒来，因为这只取决于他们自己。”这是B先生教给他的。
“您曾经接受过催眠吗？”女人问道，转移了话题。
格伯被激怒了：“现在这有什么关系？”
“儿童哄睡师在小时候从来没有被哄睡过吗？”她追问道。
就在这时，彼得罗·格伯似乎从电话里听见了那张老唱片的音乐声：《紧要的必需品》声音失真，从远处传来。他屈服了。
“我九岁生日那天，我父亲对我进行了一次催眠。”
“他为什么要催眠您？”“沃克”平静地问道。
“那是一件礼物。”
我无法向你解释，彼得罗，这太困难了。但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向你保证。
“我父亲让我在树林里躺下，他自己躺在我身边。我们靠得很近，很平静，欣赏着布满了白色云朵和明亮星星的天空。”
可能有一天你会因此而恨我，但我希望你不会。事实是，我们两人相依为命，而我不会永远活下去。原谅我选择了以这种方式做这件事，若非如此，我永远都不会找到做这件事的勇气。而且，这样做是对的。
“您父亲的秘密遗言是哪串数字？”汉娜·霍尔立刻问道。
他犹豫了。
“说吧，格伯医生，是时候说出来了，否则，您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想要给您的礼物是什么。”
格伯没有开口的勇气。
“当您的父亲对您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处于另一个世界了：那串数字是从来世说出来的。”汉娜坚持道。
格伯被迫回想起那个场景。巴鲁先生低声说了些什么，但因为隔着氧气面罩，他没能听清。他又靠近了些，父亲努力重复了刚才所说的内容，而他揭露的事像一块巨石砸在他年轻的心上。他感到难以置信又心烦意乱，离开了奄奄一息的父亲。他在巴鲁先生眼中看见的不是遗憾，而是宽慰。冷酷又自私的宽慰。他的父亲——他所认识的最温和的人——摆脱了自己的秘密。现在那个秘密完全属于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