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梦中的一阵轻抚。
在睡梦与清醒的蒙眬界限间，在坠入遗忘深渊的前一瞬，冰冷纤细的手指轻轻触碰到她的前额，伴随着一声忧伤且温柔无比的低语。
她的名字。
听见有人唤她，小女孩猛地睁开双眼。她立刻害怕起来。在她熟睡的时候，有人来探望过她。可能是这座房子曾经的老住户，她有时会和他们聊天，或是听见他们像老鼠一样贴着墙壁掠过。
但那些幽灵更像是在她的身体中说话，而不是在身体之外。
阿多——可怜的阿多，忧郁的阿多——也会来探望她。然而，不同于其他所有幽灵，阿多从不说话。因此，现在令她心神不宁的，是一种更贴近现实的忧虑。
除了妈妈和爸爸以外，在活人的世界里，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这就是“规则三”。
想到自己违背了爸爸妈妈立下的五条规则之一，她感到十分惊恐。他们一向信任她，她不想让他们失望。可不能在这个时候让他们失望，爸爸已经答应了要教她用弓箭狩猎，妈妈也已经被说服了。但她又思索道：这怎么能是她的错呢？
规则三：永远不要将你的名字告诉陌生人。
她从未把她的新名字告诉过陌生人，也不可能有某个陌生人无意间得知她的名字。这是因为，至少在两个月内，他们都没看见有人在这座农舍附近游荡。他们在空旷荒凉的乡野中与世隔绝，离最近的城市都隔着两天的路程。
他们很安全。这里只有他们一家三口。
规则四：永远不要靠近陌生人，也不要让他们靠近你。
这怎么可能呢？是这座房子在呼唤她，没有别的解释。有时候，屋梁会发出不祥的嘎吱声或音乐般的呻吟声。爸爸说这是农舍的地基在下沉，就像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坐在扶手椅上，时不时觉得需要挪动身体，调整成更舒服的姿势。在半睡半醒间，其中一阵响动在她听来像是她的名字。仅此而已。
她不安的心灵平静下来。她重新闭上眼睛。睡梦用它无声的召唤吸引她跟随，进入那温暖安宁之所。在那儿，一切都会消散。
就在她即将放任自己睡去时，有人再一次呼唤了她。
这一次，小女孩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她没有下床，只是在房间里的黑暗中试探。走廊里的炉子在几小时前就已熄灭。在被子之外，寒冷包围了她简陋的床铺。现在她完完全全地提起了警惕。
无论呼唤她的是谁，那人都不在屋里，而是在屋外，在冬季的黑夜中。
她与从门缝下和关着的百叶窗中透进来的风声交谈。但这阵寂静深得可怕，她无法感知到其他声音，只能听见自己耳边传来怦怦的心跳声，就像一条鱼在桶里跳动。
“你是谁？”她本想向黑暗询问，却又害怕听到答案。或许，她已经知道那个答案了。
规则五：如果有陌生人唤你的名字，那就快逃。
她从床上起身。但是在动身前，她摸索着找到那个和她睡在一起的布娃娃，它是用碎布做成的，只有一只眼睛。她紧紧抓住布娃娃，把它带在身边。她没有开床头柜上的灯，而是在房间里摸黑冒险，光着小脚在木地板上踩得咚咚响。
她必须告诉妈妈和爸爸。
她出门来到走廊上。从通往楼下的楼梯那儿传来壁炉中缓缓燃烧的木柴的味道。她想起厨房里的橄榄木桌子，桌上仍然摆满了昨晚欢宴的残羹剩饭。那个砂糖面包蛋糕是妈妈用烧木柴的炉子烤成的，不多不少正好缺了三块。那十支生日蜡烛是她坐在爸爸的膝上一口气吹灭的。
当她靠近爸爸妈妈的房间时，快乐的思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阴郁的预感。
规则二：陌生人就是危险。
她曾经亲眼看到：陌生人来抓人，将他们从亲人身边带走。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儿，也没人知道他们的下场如何。或许她年纪还太小，还没有准备好，因此没人愿意向她讲述这些事。她所确定的唯一一件事是，那些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再也没有。
“爸爸、妈妈……房子外面有人。”她低声道，但说话的口气笃定得像是不愿意仅仅再被当成一个小女孩。
爸爸第一个醒来，随即妈妈也醒了。小女孩立刻吸引了他们两人全部的注意。
“你听见什么了？”妈妈问道。与此同时，爸爸握住了他一直备在床边的手电筒。
“我的名字。”小女孩犹豫着回答道。她担心会受到责备，因为她违反了一条规则。
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对她说。爸爸打开手电筒，用手遮住光束，使它勉强照亮黑暗的房间，这样闯入者就不会发现他们醒着了。
爸爸妈妈没再问她别的。他们在考虑是否要相信她。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怀疑她说谎，他们知道她从不在这种事情上撒谎。他们只是需要考虑清楚她所说的是否属实。小女孩也希望这仅仅是她的幻想。
妈妈和爸爸提高了警惕，但他们没有动。他们沉默着，微微抬起头，聆听着黑暗——就像她从天文书上看到的无线电望远镜一样，观测着天空中藏匿的未知，期待着，也害怕着接收到一个信号。因为，正如爸爸向她解释的那样，发现自己在宇宙中并不孤单不一定是个好消息：“外星人可能并不友善。”
时间一秒一秒流逝，绝对的静默似乎永无终止。唯一的声响是吹动枯树枝叶的风声，是屋脊上生锈的铁风向标的哀泣，是老旧的干草仓的嘟囔声——就像一头在海洋深处沉睡的鲸鱼。
一阵金属声。
一只桶落到地上。准确地说，是老水井的水桶。爸爸之前把它系在了两棵柏树之间，这是他每天晚上都会在房子周围设下的声音陷阱之一。
水桶的位置在鸡舍附近。
小女孩想要说些什么，但在她开口之前，妈妈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她原本想要提醒说，这或许是一只夜行动物——一只貂或者一只狐狸——不一定是个陌生人。
“狗。”爸爸低声道。
她这时才想起来。爸爸说得有理。如果这是一只貂或一只狐狸，在水桶落地发出声响后，他们的看门狗一定会开始吠叫，提醒他们有别的动物在。如果狗没有叫，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有人让这些狗噤了声。
想到她这些毛茸茸的朋友可能遭遇了不幸，小女孩的眼眶里滚动着热泪。她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她的伤心与一阵突然袭来的恐惧混在了一起。
她的父母只需互相交换一个眼神就够了。他们非常清楚该怎么办。
爸爸第一个下床。他匆匆穿好衣服，却没有穿鞋。妈妈也照着做了，但她还做了一件事，让小女孩一时间不知所措起来：在小女孩看来，妈妈似乎在等待着爸爸注意不到她的时刻；接着，她看见妈妈将一只手伸到床垫下，取出一个小物件并迅速放进衣袋里。小女孩没来得及看清那是什么东西。
她觉得很奇怪。妈妈和爸爸之间从来没有秘密。
她还没来得及提问，妈妈就把另一支手电筒交给她，并在她面前跪下身，往她的肩上披了一条毯子。
“你还记得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吗？”妈妈问道，认真地注视着小女孩的眼睛。
小女孩表示记得。妈妈坚定的眼神给了她勇气。自从他们搬进这座被弃置的农舍以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演习过数十次这个“程序”——爸爸是这么称呼它的。在此之前，他们从来都不需要真正启动这个程序。
“把你的布娃娃抓紧。”妈妈叮嘱她，接着牵起她的手，握在自己温暖有力的手中，带领她离开。
当她们下楼梯的时候，小女孩回头看见爸爸从贮藏室里取出一只桶，正在沿着上一层楼的墙根洒出桶里的东西。那液体渗入木地板，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她们来到了底楼。妈妈拉着小女孩，朝房子后部的房间走去。小女孩赤裸的双脚沾上了木头的碎片，她紧闭着嘴唇，努力控制自己不发出痛苦的呻吟。但无论如何，这已经没用了，她们不需要再掩藏自己。在屋外，那些陌生人已经明白了一切。
她听见他们在房子周围走动，想要进来。
以前，在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也曾有某样东西或某个人来威胁他们。最后，他们总能战胜危险。
她和妈妈经过那张橄榄木桌子；经过那个插着十支熄灭的生日蜡烛的蛋糕；经过那只上了釉的牛奶杯，她本应该在第二天用它吃早餐；经过父亲为她制作的那些木质玩具；经过装着饼干的圆罐；经过书架，架子上放着他们一家在晚餐后一起读的书。所有这些东西，她本应该向它们再一次道别。
妈妈走近石质壁炉，将一只手臂伸入烟道里，寻找着某样东西。终于，她找到了一条被烟熏黑的铁链的末端。她开始用尽全力拉铁链，让它绕着藏在烟囱顶部的一只滑轮滑动。火炭下面的一块砂岩板开始移动，但它太重了，需要爸爸也来帮忙，这套复杂的器械是他发明的。为什么他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过来找她们？这个意料之外的情况让小女孩感到更加害怕。
“快来帮我。”妈妈吩咐她道。
小女孩抓住铁链，和妈妈一起用力拉着。慌乱间，妈妈的手肘撞上了壁炉搁板上的一个白垩土花瓶。她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在地上摔碎。一阵低沉的声音从农舍的几个房间中穿梭而过。片刻之后，有人开始用力敲起了屋门。敲门声在她们周围回响，就像是一个警告。
我们知道你们在这儿。我们知道你们在哪儿。我们来抓你们了。
母女二人重新开始以最大的力气来拉铁链。火炭下方的石板挪出一个空隙，刚好够她们通行。妈妈用手电筒照亮了一架向下通往地下室的木梯。
敲门声仍在继续，越来越急切。
小女孩和妈妈转向走廊，终于看见爸爸赶了过来，他手中拿着两个瓶子：瓶口上没有瓶塞，取而代之的是一块浸湿的碎布。之前在树林里，小女孩看到过爸爸用这样的瓶子点火，然后将它朝一棵枯树扔去，那棵树瞬间便燃烧了起来。
陌生人仍敲打着屋门。令他们惊讶的是，用来固定屋门的铰链正渐渐从墙壁上脱离，那四个将门闩住的插销随着每一次撞击显得愈加脆弱。
在一瞬间，他们明白了，那最后一道障碍不足以长时间抵挡住入侵者。
爸爸看了看她们，又看了看门，然后再次看向她们。没时间启动那个程序了。因此，他没有多加考虑，朝她们的方向示意了一下，与此同时，他将手中的一个瓶子放在地上，但仅仅是为了腾出手从口袋中掏出一只打火机。
屋门猛然被砸开了。
当吼叫着的身影越过门槛时，爸爸朝小女孩和妈妈最后看了一眼——他看着她们两人，仿佛在拥抱她们。在这短短的注视中，爸爸的眼中凝聚了那样多的爱、同情与遗憾，足以让道别的痛苦变得永远甜蜜。
在点火的时候，爸爸似乎露出了一丝微笑，只为她们两人。然后他扔下瓶子，与那些身影一同消失在燃起的火焰中。小女孩没能看见别的东西，因为妈妈把她推进了壁炉下的通道口，然后捏着铁链的末端，跟着她冲了进去。
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沿着木梯往下跑，好几次险些被绊倒。从上方传来一阵爆炸的闷响、听不懂的叫嚷声和激动的呼喊声。
来到梯子底部，在潮湿的地下室里，妈妈松开铁链，让机械装置将她们头顶的石板重新合上。但有什么东西卡住了，留下了一道宽阔的缝隙。妈妈拉扯着、猛拽着，试图解除装置遇到的阻碍。只是徒劳。
根据程序，在遭遇袭击时，全家人本应躲在地下室避难，而房子本应在他们头顶上燃烧。陌生人也许会因受到惊吓而逃走，也许会以为他们都死于火灾。按计划预想，当他们的上方回归平静时，妈妈和爸爸会重新打开地下室的活动板门，然后他们会回到地面上。
但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切都出了问题。首先，爸爸没有和她们在一起；其次，那该死的石板门没有完全关上。与此同时，在她们上方，一切都开始燃烧。烟雾已经透过缝隙蔓延下来，要将她们赶出地下室。而在这个狭窄的地下室中并没有出路。
妈妈将小女孩拉到这个封闭阴暗的地下室最尽头的角落里。离她们几米远的地方，在一棵柏树下冰冷的土地里，埋葬着阿多。可怜的阿多，忧郁的阿多。她们本应该把他从那儿挖出来，带他离开。
但现在就连她们自己都无法逃脱了。
妈妈把毯子从她的肩上取下来。“你还好吗？”她问道。
小女孩将只有一只眼睛的布娃娃紧贴在胸口，但仍然做出了肯定的表示。
“那么听我说，”妈妈继续道，“现在你必须非常勇敢。”
“妈妈，我害怕，我没法呼吸。”她说着，开始咳嗽起来，“我们离开这儿吧，求你了。”
“如果我们走出去，就会被陌生人抓走，你知道的。你难道想要这样吗？”妈妈断言道，带着责备的语气，“为了不被陌生人抓走，我们已经做出了那么多牺牲，难道我们应该在这时候投降吗？”
小女孩将目光投向地下室的天花板。她已经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了，就在距离她们几米远的地方：那些陌生人正在尝试冲过火焰，来抓她们。
“我遵守了所有规则。”她抽噎着为自己辩护道。
“我知道，亲爱的。”妈妈安慰她，抚摸着她的脸颊。
在她们上方，声音之家在火焰中呻吟着，犹如受伤的巨人。实在令人心痛。现在从砂岩板的缝隙蔓延下来一阵更浓、更黑的烟雾。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妈妈说，“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可以逃出去……”
于是，她将一只手插进口袋，取出一样东西。那个她甚至瞒着爸爸的神秘物件是一只小玻璃瓶。
“一人一口。”
妈妈拔出软木瓶塞，将玻璃瓶递给她。
小女孩犹豫了：“这是什么？”
“别问，喝吧。”
“喝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她惊恐地问道。
妈妈对她微笑道：“这是遗忘水……我们会睡着，然后，当我们醒来时，一切都会结束。”
但她不相信妈妈。为什么遗忘水没有被列入程序中呢？为什么爸爸对此一无所知呢？
妈妈抓住她的手臂，摇了摇她：“规则五的内容是什么？”
小女孩不明白此刻有什么必要列举那些规则。
“规则五，快说。”妈妈坚持要求道。
“如果有陌生人唤你的名字，那就快逃。”小女孩慢慢地重复道。
“规则四呢？”
“永远不要靠近陌生人，也不要让他们靠近你。”她回答道，这一次她的声音因为哭泣开始变得断断续续。“规则三是永远不要将你的名字告诉陌生人。但我没有把我的名字告诉过陌生人，我发誓。”她立刻为自己辩解道，回想着这天晚上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妈妈的语气重新变得温和起来：“规则二，继续说……”
过了一会儿，小女孩说道：“陌生人就是危险。”
“陌生人就是危险。”妈妈严肃地与她一起回忆起来。接着，妈妈将瓶子送到唇边，喝了一小口，而后再一次把瓶子递给她：“我爱你，亲爱的。”
“我也爱你，妈妈。”
小女孩看着妈妈，妈妈也看着她。然后，妈妈盯着自己手里的玻璃瓶。小女孩接过瓶子，不再犹豫，吞下了瓶子里剩下的东西。
规则一：只能信任妈妈和爸爸。
1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或者，是最危险的地方。
彼得罗·格伯试图永远不忘记这一点。
“好吧，埃米利安，你想告诉我关于地下室的事吗？”
小男孩沉默着。他六岁，皮肤苍白，几近透明，看上去如同一个幽灵。他甚至没有从彩色积木块搭成的小堡垒上抬起目光，直到这一刻，他们一直在一起搭建它。格伯继续耐心地往堡垒的墙壁上增添楔子，不慌不忙。经验告诉他，埃米利安自己会找到合适的时机开口。
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时机，他总是这么说。
在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彩虹色的地毯上，格伯在埃米利安身边蹲了至少四十分钟。房间在一幢十四世纪的大楼的三楼，这座建筑位于佛罗伦萨历史中心区的斯卡拉大街。
从一开始，这幢大楼就被佛罗伦萨的慈善机构用于“为走失的孩子提供庇护”，也就是那些因为家庭贫困无力抚养而被遗弃的孩子、私生子、孤儿以及遭受社会犯罪现象侵害的未成年人。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这幢大楼就成了未成年人法庭所在地。
在周围建筑的光辉中，这幢大楼几乎显得默默无闻。那些建筑密密匝匝地聚集在小小的几平方公里范围内，让佛罗伦萨成了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但这个地方不能被看作和其他地方一样，因为它的起源——这里先前是一座教堂，里面那些湿壁画遗迹正是波提切利[1]的《圣母领报》。
也因为这里的游戏室。
这个游戏室里，除了有埃米利安正在忙着搭建的积木块外，还有一个洋娃娃之家，一列玩具火车，各式玩具轿车、铲土机和卡车，一个摇摆木马，一个用于制作想象出来的美食的小厨房，以及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还有一张带有四把小椅子的矮桌，以及齐全的绘画用具。
但这只是个伪装，因为这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中的一切，都只是用来掩盖这个地方的真实性质。
这个游戏室实际上是一个审判庭。
其中一面墙壁被一面巨大的镜子占据，镜子后藏着法官、检察官，还有被告及其辩护律师。
设计出这个地方是为了保护小受害者们的内心不受伤害，让他们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中做证。为了顺利完成笔录，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件都是由儿童心理师考虑和挑选过的，以便在对事件的叙述和阐释中起到确切的作用。
孩子们常常会使用毛绒玩具或洋娃娃，用它们在游戏扮演中代替伤害他们的人，让那些玩偶经受他们自己受到的对待。一些孩子比起讲述更愿意画画，另一些则编故事，在故事里提及他们所遭遇的事。
但是，有时候，一些信息是在无意识间被透露出来的。
正因如此，从墙上的海报中，快乐的幻想人物和隐形的微型摄像机会一起监视小客人们的游戏。每一个词语、手势和举动都被记录下来，作为判决的有效证据。但也存在一些电子镜头无法捕捉到的细微变化。这些细节，年仅三十三岁的彼得罗·格伯已经学会精确识别了。
随着他继续和埃米利安一起搭建彩色积木堡垒，他认真地观察着小男孩，希望能捕捉到哪怕是最微小的敞开心扉的迹象。
室内温度是二十三摄氏度，天花板上的灯发出柔和的蓝色光芒，背景音乐中的节拍器以每分钟四十次的频率打着节奏。
这是最能让人完全放松的气氛。
如果有人问格伯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永远不会回答“专攻催眠疗法的儿童心理师”。他会用另一种表达，创造这个词的人教给他一切，而这个词最能概括他的任务的意义。
儿童哄睡师。
格伯清楚，许多人认为催眠术是一种用于控制他人头脑的神秘学招数，或者认为被催眠者会失去对自己和自身意识的控制，听凭催眠师的摆布，而催眠师能够促使他说出或做出任何事。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门帮助那些迷失的人与自我取得联系的技术。
被催眠者永远不会失去对自我的控制或失去意识——证据就是，小埃米利安仍然一直在玩耍。因为催眠术，他的清醒程度越降越低，直至外部世界的干扰全都停止。排除一切干扰后，他对自我的感知增强了。
但彼得罗·格伯的工作还要更特别一些：他的工作是教孩子们整理好他们脆弱的记忆——他们的记忆悬在游戏与现实之间——并且分辨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然而，格伯能够与埃米利安共度的时间逐渐减少，这位专家想象得到，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官巴尔迪与其他人一起藏在镜子后露出失望的表情。是巴尔迪任命他做这个案子的顾问，也是她一直以来在指导他应该向小男孩问些什么。格伯的任务是分辨出引导埃米利安提供信息的最佳策略。如果他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还不能取得进展，他们就不得不择日再开庭。但是，这位心理师不愿屈服：他们已经是第四次见面了，此前有过微小的进步，但从未有过真正的进展。
埃米利安——那个幽灵一样的小男孩——本应该在法庭上重复他某天对学校老师意外讲出来的故事。问题在于，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过那个“地下室里的故事”。
没有故事，也就没有证据。
在宣告这次尝试失败前，格伯使出了最后一招。
“如果你不想谈地下室的事，那也没关系。”他说。他没等小男孩做出反应，就停止了搭建堡垒的动作，反而拿起一些彩色积木块，开始在第一座建筑旁边搭起了第二座建筑。
埃米利安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停下来注视着他，显得不知所措。
“我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画画的时候，听见了那首童谣……”片刻后他说道，声细如丝，没有看格伯的脸。
格伯没有做出反应，任由他继续说。
“那首关于好奇小孩的童谣。你听过吗？”埃米利安开始反复低声哼唱道，“有个好奇小孩，在角落里玩耍，在寂静黑暗里，听见一个声音。开玩笑的幽灵，唤了他的名字，他想要吻一吻，这个好奇小孩。”
“是的，我听过。”格伯承认道，继续摆弄着积木，就像这只不过是一段平常的对话。
“于是我走过去看这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然后你发现了什么？”
“那是从地下室传来的。”
第一次，格伯成功将埃米利安的思维从游戏室中抽离出来：现在他们在小男孩的家里了。他必须尽可能让埃米利安在那儿待得久一些。
“你去看地下室里有什么东西了吗？”
“是的，我下去看了。”
埃米利安的承认很重要。作为激励，格伯递给他一块彩色积木，允许他参与到新堡垒的搭建中。
“我想那里应该是一片黑暗。你不害怕独自到那儿去吗？”他断言道，为的是对小证人的可靠程度进行第一次测试。
“不是。”小男孩毫不犹豫地回答道，“那儿有一盏灯亮着。”
“那你在下面找到什么了？”
小男孩又开始犹豫不决。格伯停止向他递积木。
“门不像之前那样用钥匙锁上了。”小男孩回答道，“妈妈说我永远不能打开那扇门，那样很危险。但这次门开了一道缝，可以看见门里……”
“所以你偷看啦？”
小男孩表示肯定。
“你知道偷看是不对的吗？”
这个问题有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如果埃米利安感觉受到了责备，他可能会躲藏在自我中，不再讲下去。但如果格伯想要确认他的证词无可置疑，就必须冒这个险。如果一个孩子无法认识到自己行为中的负面含义，他就不能被看作能够对他人行为做出理性判断的可靠证人。
“我知道，但我忘记了偷看是不对的。”小男孩辩解道。
“那你在地下室里看见什么啦？”
“那里有几个人……”他仅仅说道。
“是小孩子吗？”
埃米利安摇摇头。
“那就是大人了？”
小男孩表示肯定。
“他们在做什么呢？”格伯追问道。
“他们没穿衣服。”
“是像去泳池或者海里游泳那样，还是像淋浴那样？”
“像淋浴那样。”
这则信息意味着证词上的一个宝贵进展：对孩子而言，成年人的赤身裸体是一种禁忌，但埃米利安克服了尴尬的障碍。
“他们还戴着面具。”格伯还没有问他，他就补充道。
“面具？”格伯假装惊讶道，他其实知道埃米利安的老师讲述的故事，“哪种面具？”
“是塑料的，后面有松紧带，只遮住脸的那种。”小男孩说道，“动物形状的。”
“动物？”格伯重复道。
小男孩开始列举：“一只猫、一只羊、一头猪、一只猫头鹰……还有一头狼，对，是一头狼。”他强调道。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戴面具呢？”
“他们在做游戏。”
“是什么游戏？你能看出来吗？”
小男孩思考了片刻：“他们在做网络上的那些事。”
“网络上的那些事？”格伯想要埃米利安说得更明白些。
“我的同学利奥有一个十二岁的哥哥。有一次，利奥的哥哥给我们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那些人全都没穿衣服，互相用奇怪的方式拥抱和亲吻。”
“你喜欢那个视频吗？”
埃米利安做了一个鬼脸：“然后利奥的哥哥对我们说，我们必须保守这个秘密，因为那是大人的游戏。”
“我明白了。”格伯肯定道，不让自己的语气中透出任何评判的意味，“你很勇敢，埃米利安，换作我的话一定会被吓到的。”
“我不害怕，因为我认识他们。”
格伯停了下来，这是个微妙的时刻：“你知道那些戴着面具的人是谁吗？”
像幽灵一样的小男孩在这一瞬忘记了积木堡垒，抬起目光，看向装有镜子的那面墙。在那块玻璃后，五名被告正在安静地等待他的回答。
一只猫、一只羊、一头猪、一只猫头鹰，还有一头狼。
在那一刻，格伯明白自己帮不了埃米利安。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利用他仅有的六年生命中的经验，独自找到勇气，说出那个噩梦中的主角们的名字。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卢卡叔叔。”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或者，是最危险的地方——彼得罗·格伯在内心重复道。
“好的，埃米利安，现在我们一起来倒数。十……”
2
休庭后，格伯看了看他调至静音的手机，发现只有一通未接来电，来自一个他不认识的号码。当他思索着是否要回拨过去时，巴尔迪冷不丁问他道：“你怎么看？”
没等格伯关上他们身后的办公室门，她就问出了口。在听过埃米利安的话后，她大概一直被疑问纠缠着。
格伯很清楚，这位女法官急着跟他分享关于证词的感想。但她真正想问的是另一个问题。
埃米利安说的是真的吗？
“小孩子的头脑是可塑的。”格伯宣称道，“有时候他们会捏造出假回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谎话：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经历了某些事情，哪怕是最荒谬的事情。他们的幻想是如此生动，以致在他们看来那些虚构的事都是真实的，但他们的幻想又是如此不成熟，以致他们无法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对巴尔迪来说，这个解释显然不够有说服力。
在走到办公桌旁坐下前，巴尔迪走向窗户，尽管冬日的清晨寒冷又阴沉，她还是打开了窗，就像在盛夏时一样。
“这起案子中有一对年轻的养父母，一直以来都渴望得到一个孩子；有两个慈爱的祖父母，他们会尽可能让孙辈们开心；还有一位收养机构的负责人，多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把像埃米利安这样的未成年人从糟糕的家庭环境中解救出来，并确保他们有一个充满关爱的未来……还有那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他跟我们讲述了一个离经叛道的狂欢仪式。”
巴尔迪试图用讽刺来缓解失望之情，格伯理解她的沮丧。
埃米利安出生于白俄罗斯，格伯在他的档案里一遍又一遍地读到过。文件显示，两岁时，在经受过各种虐待后，他从原生家庭中被带走。他的亲生父母从考验他的生存欲中取乐，就像在生存游戏里一样：他们一连几天不给他食物，任由他在自己的排泄物中哭喊、打滚。幸运的是，格伯对自己说，小孩子没有三岁以前的记忆。但是，如果埃米利安头脑中的某处仍留有被囚禁的痕迹，那也是正常的。
卢卡是在一所学校里发现埃米利安的，他很快就在数十个孩子中注意到了他：埃米利安学习滞后，极少说话。卢卡在国外管理着一所非常活跃的远程收养机构，他为埃米利安找到了一户人家：一对年轻的意大利夫妇。在走完冗长且昂贵的收养手续后，他们最终得以将他带到意大利。
埃米利安仅仅在这个幸福的家庭中生活了一年，就弥补了自己与同龄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且能相当流利地说意大利语。但是，当一切似乎都在好转的时候，他开始表现出儿童厌食症的症状。
他拒绝进食，变成了一个像幽灵一样的小男孩。
养父母带他去看了一位又一位医生，毫不在乎花费，但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所有人都认为，这种严重进食障碍应该从他过去的孤独与暴力经历中追根溯源。
尽管无法找到治愈的方法，养父母却没有放弃。养母甚至辞去了工作，只为全身心地照顾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降临在这对夫妇头上的第无数次坏运气，巴尔迪的巨大失望并不令人惊讶。
但格伯打断了她：“我不认为有别的选择。我们应该继续听听埃米利安要说的话。”
“我不知道我是否愿意在那儿听他说。”巴尔迪断言道，语气中带着点儿苦涩，“当你还小的时候，你别无选择，只能去爱那个把你带到世界上的人，即使他伤害你。埃米利安在白俄罗斯的过去是一个黑洞，而现在，他处于一个完全相反的环境里，他刚刚发现自己拥有一件强大的武器：来自新家庭的爱。他正是用这份爱来对付他们，并且不受惩罚，就像他的亲生父母对待他那样。而这仅仅是为了体验做一个残酷的人会是什么感觉。”
“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格伯同意道，他仍然在办公桌前站着，像被冻僵一般。
“是的，就是这样。”巴尔迪坚定地重申道，用手指指着脸，强调格伯的话正中问题的核心。
在格伯还是个实习生的时候，安妮塔·巴尔迪是他合作过的第一位法官，她也因此总是用亲切随意的语气和他说话。但是，格伯从来不会对她用同样的语气。多年来，他很欣赏她教授的东西和发过的火，她大概是他在这个领域中认识的最正直、最有同情心的人。她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休了。她从未结过婚，一生致力于关爱她不曾有过的孩子。她背后的墙上挂着一些画，是那些来过这间黑暗房间的孩子为她画的。她的桌子塞满了司法卷宗，其中散落着彩色的糖果。
在这些文件中间的，是埃米利安的档案。格伯注视着它，思索道：不幸的是，对这个幽灵一样的小男孩来说，通过换一个国家、城市和名字来获得新生活是不够的。因此，这一次安妮塔·巴尔迪弄错了。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格伯宣称道，“我担心有别的问题。”
巴尔迪闻言向前探身：“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您注意到小男孩抬眼看向镜子了吗？”他问道。但直觉告诉他，巴尔迪无法解释这件事。
“注意到了，然后呢？”
“尽管处于轻微的恍惚状态，埃米利安也知道有人在别处观察着他。”
“你认为他直觉意识到了这个伪装？”她惊讶地问。“那么他就更有可能只是在演戏了。”巴尔迪满意地总结道。
格伯坚信他的想法：“埃米利安希望我们在那里，并且希望他的新家庭也在那里。”
“为什么？”
“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会弄明白的。”
巴尔迪认真考虑起格伯的看法。“如果埃米利安说了谎，他这么做就是出于一个确切的目的。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也一样。”她评判道，她终于理解了格伯话中的含义。
“我们应该信任他，看看他想要用他的故事把我们引向哪里。”格伯说道，“很可能不会有任何结果，他的故事自相矛盾，或者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我们至今没有注意到它。”
他们不该再长时间等待下去：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案子里，审判的进度更快，下一次开庭的时间已经定在了下周。
一声惊雷震动了窗外的风，一场暴风雨正在城市上空聚集。在四楼也能听到来自斯卡拉大街的游客们的声音，他们正忙着找地方避雨。
彼得罗·格伯想，如果他不想淋大雨的话，就该立刻离开，尽管他的事务所和法院只隔着几条街。
“如果没有别的事……”他仅仅这么说着，朝门口示意性地迈了一步，希望她打发他离开。
“你妻子和儿子怎么样？”安妮塔·巴尔迪改变了话题问道。
“他们都好。”他仓促地回答道。
“你得好好把那姑娘留在身边。马可呢，现在几岁了？”
“两岁了。”他一边回答，一边继续朝窗外看去。
“你知道，孩子们信任你，我看得出来。”巴尔迪说，重新开始谈论埃米利安，“你不只能说服他们敞开心扉，还让他们有安全感。”接着，她悲伤地停顿了一会儿。
为什么人们总是一定要“悲伤地停顿”呢？格伯暗自问道。那个短暂的停顿预兆着一句他早已熟知的话。
巴尔迪果然补充道：“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听见她间接提到B先生，格伯身子一僵。
幸运的是，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取出手机，查看屏幕。
又是那个当他在庭上时打来过的陌生号码。
他想那也许来自他的某个小病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但他注意到这个号码带着国际区号。大概是某个烦人的家伙——一个想要哄骗他办理某个“不可取消”的业务的呼叫中心？无论那是谁，都是个帮他离开的完美借口。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他说着，举起手机，想让她明白他有事要忙。
“当然，你走吧。”巴尔迪终于做了个手势允许他离开，“替我问候你的妻子，给马可一个吻。”
格伯气喘吁吁地冲下法院的楼梯，盼着能及时避开暴风雨。
“抱歉，您刚刚说什么？”他问通话人。
信号受到干扰，手机里出现了电流声——电话线路被扰乱得非常严重，肯定是受到了这座老建筑的墙壁厚度的影响。
“请稍等，我听不见您说话。”他对着手机说。
他跨过了大楼的门槛，恰恰在开始下暴雨的时刻来到街道上。他立刻加入那些匆忙逃窜的行人中，他们力图逃离这场世界末日般的暴雨。他竖起旧外套的立领，将手举到耳边，试图理解电话那头的女声想要表达什么。
“我说，我叫特雷莎·沃克，我们是同行。”那女人重复道，她说的是英语，但用的是一种格伯从来没有听过的口音，“我从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给您打来电话。”
发现这通电话甚至来自地球的另一端，格伯感到惊讶。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沃克医生？”他说着加快了步伐，雨水在此时猛烈地砸向一切。
“我在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的网站上找到了您的电话号码。”那女人肯定地说。为了让自己显得可信，她接着又说道：“我想要把一个病例交给您。”
“如果您可以耐心等一会儿，十五分钟后我就能回到我的事务所，然后您就可以跟我详细说明。”他说道，蹦蹦跳跳地避过水坑，拐进一条小巷里。
“我等不了。”她强调道，语气惊慌，“就要到了。”
“谁就要到了？”格伯问道。但是，正当他提出问题的时候，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他心头。
雨越下越大了。
3
一阵毛骨悚然的感觉像蛇一样爬遍全身。
格伯不知道怎样描述这种缓慢、滑腻的感觉。或许正因如此，他才停在道路旁的一座大门下避雨。
他必须弄明白。
“您对A.S.了解多少？”沃克继续问道。
A.S.，即“选择性遗忘症”。
格伯不知所措。这个话题经常被人讨论，是个有争议性的问题。一些心理师认为这是一种很难诊断的疾病，另一些则坚决否认它的存在。
“了解得不多。”他说道。这是真话。
“但您对这个话题持什么态度？”
“我持怀疑态度。”他承认道，“根据我的职业经验，从人的记忆中去掉某些片段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立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人的精神无意识间触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主要发生在童年时期。被托付给新家庭的孤儿会突然间忘记自己是被收养的；经受过重大创伤或虐待的孩子会从脑海中完全删去那些经历。就连格伯也经手过一个类似的病例：一个未成年人协助父亲谋杀了母亲，他的父亲在这之后自杀身亡。数年后，心理师再次遇见了他：他正在念高中，坚信父母二人都死于自然原因。但是，这个插曲不足以说服格伯改变想法。
“我曾经也认为这不可能。”沃克医生出人意料地宣称道，“这种假设的失忆没有生理学依据作为理论基础，比如脑损伤之类的。连受惊也无法解释它，因为当失忆症状出现的时候，造成创伤的事件早已经过去了。”
“我认为这种对记忆的删除很大程度上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格伯同意道，“这就是为什么讨论遗忘症是不确切的。”
“但关键点在于，个体是否真有可能选择遗忘某些东西。”沃克接着说道，“就好像人的大脑能自主决定，为了从创伤中幸存下来，就有必要全力否认它：把那个沉重的包袱藏在心底，只为了能够继续走下去。”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能够忘记坏事是一种福气，格伯想。这也是所有制药工业的幻想：找到一种能够让我们忘记生活中最阴暗的片段的药物。但格伯认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哪怕是最糟糕的事——都帮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那些事是我们的一部分，即使我们想方设法要忘记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