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被认为诊断出A.S.的孩子身上，童年记忆会毫无预兆地在他们长大成人后浮现。”格伯提醒道，“记忆突然回来的后果总是无法预料的，而且常常是有害的。”
最后一句话尤其吸引了沃克的注意，因为她不再说话了。
“但您为什么要问这些？”彼得罗·格伯问道，这时雨水正在为他提供遮护的大楼门廊外哗啦作响，“您想要交给我的奇怪病例是什么？”
“几天前，有位名叫汉娜·霍尔的女士来到我的事务所，想要接受催眠治疗，最初的目的是想整理她过去的痛苦记忆。但在第一次治疗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
沃克再次停顿了很长时间。格伯猜想她正在寻找最合适的字眼来解释令她不安的是什么。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场面。”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沃克为自己辩解道，“治疗开始时好得不能再好了：病人对疗法做出回应，并且积极配合。但是，汉娜突然开始大声喊叫。”她停了下来，无法再讲下去。“她的头脑中重新浮现出关于一起谋杀事件的回忆，事件发生时她还只是个小女孩。”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没有说服她去报警呢？”格伯插话道。
“汉娜·霍尔没有讲那件罪行是怎么发生的。”沃克明确道，“但我确信那是真的。”
“好吧，但是您现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受害者被埋葬在意大利，在托斯卡纳乡村一个具体位置不详的地方，而且从来没人知道关于这场谋杀的任何事情。”沃克断言道，“汉娜·霍尔认为她清除了有关此事的记忆，所以她正赶往那儿——她想要回忆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汉娜·霍尔即将到达佛罗伦萨。尽管他不认识她，这个消息还是令他警觉起来。
“对不起，我们谈论的是一位成年人，对吗？”格伯打断她道，“这儿有个误会，沃克医生，您应该找别人，因为我是个儿童心理师。”
他无意冒犯这位同行，但他感到很不自在，而且不明白为什么。
“那位女士需要帮助，而我在这儿什么也做不了。”特雷莎·沃克继续道，不顾他试图摆脱她，“我们不能无视她所说的事。”
“我们？”格伯被激怒了。他为什么要被牵涉其中？
“您比我更清楚，突然中断催眠治疗是不可取的。”沃克坚持道，“这可能会对病人的心理造成巨大的伤害。”
他清楚这一点，也知道这是违背义务伦理规则的。“在我的病人中，年龄最大的只有十二三岁。”他抗议道。
“汉娜·霍尔声称这场谋杀发生在她年满十岁之前。”沃克坚持道，毫无放弃的意思。
“她可能有谎语癖，您考虑过这一点吗？”格伯反驳道，他的确不想和这件事有什么牵连，“我强烈建议您去找一位精神病专家。”
“她声称受害者是一个名叫阿多的小男孩。”
这句话飘悬在巨大的雨声中。彼得罗·格伯再也没有力量反驳。
“或许有个无辜的孩子，不知道被埋葬在什么地方，应该有人找出真相。”沃克平静地继续道。
“我该做些什么？”格伯让步道。
“汉娜没有在世的亲人，甚至连手机也没有。但她承诺说，她一到佛罗伦萨就会告知我。等她通知我后，我就让她去找您。”
“好的，但是我该做些什么？”格伯再次问道。
“聆听。”沃克简单地回答道，“在这个成年人的内心，有个只想倾诉的小女孩。应该有人跟她取得联系，听她说话。”
你知道，孩子们信任你，我看得出来。
巴尔迪法官不久前曾这样说过。
你不只能说服他们敞开心扉，还让他们有安全感……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换作B先生，他一定不会退却。
“沃克医生，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您确定这样做真的值得吗？即使我们通过催眠从那位女士的头脑中找回了关于阿多的遭遇的记忆，那段记忆想必已经被时间和经历侵蚀，被她在那之后度过的人生污染了。”
“汉娜·霍尔说她知道杀害孩子的凶手是谁。”沃克打断他道。
格伯停下了。他在通话开始时感受到的那种令人不快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那是谁呢？”他问道。
“她自己。”
4
谋杀了另一个小孩子的小女孩会是什么样子？在同意对这个奇怪的病例进行评估后，彼得罗·格伯很长时间都在好奇这一点。
他第一次见到那个外表是成年女人的小女孩，是在一个灰暗冬晨的八点钟，汉娜·霍尔坐在通往他的事务所的楼梯的最后一级台阶中间。
这位儿童哄睡师——外套滴着雨水，两只手放在衣袋里——停下来打量那个他从未见过的脆弱的女人，瞬间就认出了她。
汉娜被窗口透进来的微弱光亮勾勒出轮廓，而他隐匿在阴影里。那女人没有察觉到他在这儿。她向外看着，细密的雨珠落在切尔奇大街的窄口。在街道的尽头，领主广场[2]的一角隐约可见。
格伯感到惊讶，他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目光。这个陌生女人在他心中激起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好奇心。他们之间隔着数级台阶，从他所在的位置，他只需伸长手臂就能触及她用简单的橡皮筋扎起的金色长发。
他产生了一种怪异的冲动，想要抚摸她，因为一见她就令他心生怜悯。
汉娜·霍尔穿着一件阔型黑色高领毛衣——连她的胯部也遮住了；一条黑色牛仔裤和一双带点跟儿的黑色短靴；一只黑色手提包斜挎在她肩上，包身被她搁在腿上。
令格伯惊讶的是，她没有穿大衣或者别的更暖和的衣物。显然，像许多来佛罗伦萨观光的游客一样，她低估了这个季节的气候。谁知道为什么人们都以为意大利永远是夏天。
汉娜弯着身子，两臂交叉着抱在怀里，右手只从过长的衣袖中露出来一点儿，指间夹着一支香烟。她被一阵薄薄的烟雾包裹着，沉浸在她的思绪中。
只需一眼，格伯就能将她看穿。
三十岁，衣着普通，不修边幅。黑色让她不引人注意。双手轻微颤抖，是她服用的抗精神病药或抗抑郁药带来的副作用。被啃过的手指甲和稀少的眉毛显示她处于持续焦虑状态——失眠，头晕，偶尔惊恐发作。
那种病症没有名字。但是他见过数十个与汉娜·霍尔相似的人：他们在坠入深渊前都处于同样的状态。
但是，彼得罗·格伯无须治疗那个成年人，那不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正如特雷莎·沃克所说，他应该和那个小女孩交谈。
“汉娜？”他温柔地问道，试图不吓到她。
那女人突然转过头来。“对，是我。”她确认道，用的是地道的意大利语。
她有着清秀的面部线条。没有化妆。蓝色的双眼周围有细小的皱纹，眼睛显得无比悲伤。
“我原本是在等您九点钟到。”他对她说。
女人举起手臂，她的手腕上戴着一只塑料的小手表：“而我原本期望在九点钟看到您来。”
“那么很抱歉，我提前到了。”格伯微笑着回答道。但她仍然严肃。格伯明白她没有理解这句反讽，但他把这归因于，虽然她的意大利语说得很流利，但仍然存在着语言隔阂。
他走过她身边，在口袋里翻找钥匙，打开了事务所的门。
一走进室内，他就脱下湿透的外套，打开走廊的灯，扫视各个房间，确保一切都井然有序，同时为这位不寻常的病人让路。
“周六早上这儿通常都没人。”
他原本也应该跟妻子和儿子一起去外地拜访朋友，但他向西尔维娅承诺会在第二天出发。他用眼角的余光看见汉娜在一张用过的纸巾上吐了点儿唾沫，在上面熄灭了烟，然后把纸巾重新放回手提包里。女人顺从地跟随着他，一言不发，试图在这座带有复折屋顶的古老建筑的顶楼中辨别方向。
“我更愿意在今天跟您见面，因为我不希望有人问太多关于您为什么在这儿的问题。”或许这让她感到尴尬，格伯想，但他没有说出口。这个地方通常都挤满了小孩子。
“格伯医生，准确地说，您负责的是什么？”
格伯把衬衫袖子卷到橙色套头衫上，寻找着一个不那么复杂的方式来向她解释：“我负责有各种心理问题的未成年人。一些病例常常是法院委托给我的，但有时候是他们的家人带他们来找我。”
那女人没有评论，而是紧抓着斜背带。格伯觉得她被他吓到了，于是试图让她感到自在些。
“我给您做杯咖啡吧？或者您也许更愿意来杯茶……”他提议道。
“来杯茶就好。两块方糖，谢谢您。”
“我稍后给您送来，您可以在我的办公室里坐下。”
他向她指了指走廊尽头两扇门中的一扇，那唯一一扇开着的。但汉娜准备进入对面那扇门。
“不对，不是那个房间。”他有些粗暴地走到她前面。
汉娜停下了脚步：“抱歉。”
那个房间已经三年没有被打开过了。
儿童哄睡师的办公室位于顶楼，是个舒适的地方。
那里有朝右边逐渐倾斜的天花板、可以看见的房梁、栎木地板、石质壁炉。地上铺着一块宽大的红色地毯，上面散布着木质或布质的玩具，以及装着铅笔和蜡笔的马口铁盒子。移动书架上交替摆放着科学论文、童话书和填色书。
还有一把让小病人们一见倾心的摇椅。通常，他们在进行治疗时都想坐在那里。
孩子们不会注意到这个房间里少了一张办公桌。心理师的位子是一张黑色的皮质扶手椅，配着经典的红木装饰，旁边是一张樱桃木茶几，上面整齐地放置着一只用于催眠治疗的旧节拍器、一个笔记本、一支自来水笔和一个被倒扣着的相框。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家具。
当他端着两只加了糖的、热气腾腾的茶杯回到汉娜·霍尔身边时，她正站在房间中央。她环顾四周，紧抓着手提包，不确定该坐在哪儿。
“我很抱歉。”他立刻说，意识到她因为那把摇椅而不知所措，“请稍等。”
他把茶杯放在茶几上，片刻后，从等候室带回来一把天鹅绒小扶手椅。
汉娜·霍尔坐下了。她挺直背，双腿并拢，双手隔着手提包，搭在膝盖上。
“您冷吗？”格伯一边问，一边将茶杯递给她。“您一定很冷吧。”他自问自答，“周六不开暖气，但我们马上就能解决……”
他走近壁炉，开始忙着用木柴点燃温暖的火堆。
“如果您想的话，您可以吸烟。”他肯定道，想象着她有很大的烟瘾，“其他的病人，我都不允许他们在满七岁之前吸烟。”
这一次，格伯的俏皮话还是没能激起女人的幽默感。汉娜似乎只等着他的允许，立即点燃了一支烟。
“所以您是澳大利亚人？”格伯一边在木柴下放置几张纸，一边说道，只是为了营造一种亲切的氛围。
女人点头表示肯定。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他补充道。
格伯从搁板上的盒子里取出一根火柴，将它点燃，插进那个小小的柴堆中。然后他弯下腰，朝壁炉里小心地吹气，为火焰提供氧气，使它在几秒钟后充分燃烧起来。终于，他直起身子，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他用手在小羊驼毛长裤上蹭了蹭，擦干净手掌，走回他的扶手椅前坐下。
汉娜·霍尔一刻不停地用目光跟随着他的动作，像是在观察他。“现在您要催眠我，还是做别的什么？”她问道。她显得很紧张。
“今天不用。”他回答道，带着一个安抚人心的微笑，“我们先来一次初步的闲谈，让彼此更加了解。”
事实上，他应该先评估是否要接受她做他的病人。他此前答应过沃克，他只在预估能得到成果的条件下才会开始对汉娜进行治疗。但这常常取决于个体的素质：催眠在许多人身上并不能产生效果。
“您是做什么的？”格伯突然问道。
这个问题看似微不足道，对病人来说却是最难回答的。如果你的生活是一片空虚，就不存在答案。
“您问的是什么？”她果然怀疑地问道。
“您有工作吗？曾经有过工作吗？或者说，您靠什么度日呢？”他试着简化问题。
“我有一些积蓄。等到钱用完的时候，我就做些意大利语翻译。”
“您的意大利语说得非常好。”他微笑着称赞道。
懂外语可能意味着对他人的态度非常开放，以及倾向于体验新的经历。但特雷莎·沃克说过，汉娜没有亲人，甚至没有手机。像汉娜这样的病人是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的囚徒，总是重复同样的习惯。如果能发现她为什么在英语之外还如此精通意大利语，那会很有趣。
“您曾经在意大利度过人生中的一段时光吗？”
“只度过了童年时期，我十岁时就离开了。”
“您和家人一起移民到澳大利亚了吗？”
在回答之前，汉娜停顿了片刻。
“其实我从那以后就没见过他们了……我是在另一个家庭长大的。”
格伯记录下了这条信息：汉娜曾经被收养过。这一点非常重要。
“您现在定居在阿德莱德吗？”
“是的。”
“那地方美吗？您喜欢在那儿生活吗？”
女人停下来思索。“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她仅仅这么回答。
格伯想，客套话已经说够了，于是他立即进入正题：“您为什么决定要接受催眠治疗呢？”
“我经常做同一个梦。”
“您愿意谈谈这个梦吗？”
“一场火灾。”她仅仅说道。
奇怪!特雷莎·沃克没有跟他提过这个。格伯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下这个细节。他决定不强求汉娜，之后会有时间再回到这个话题上的。相反，他问道：“您希望从催眠治疗中获得什么呢？”
“我不知道。”她承认道。
小孩子的精神世界更容易通过催眠被探索。和成年人相比，他们不会那么激烈地抵抗，能够允许他人进入自己的大脑。
“您只接受过一次催眠治疗，对吗？”
“的确，是沃克医生向我提议了这种疗法。”她说着，从鼻孔中喷出灰色的烟雾。
“您对这种疗法有什么看法？请您坦率地说……”
“我得承认我一开始并不相信。我就躺在那儿，身体僵硬，闭着眼睛，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我依从她所说的一切——关于放松的事——同时我感觉鼻子痒，想着如果我挠了鼻子，她会对此很不高兴。这样做表明我还处于警醒状态，不是吗？”
格伯表示同意，觉得有趣。
“治疗开始时，外面阳光灿烂。就这样，当沃克医生让我睁开眼睛时，我觉得仅仅过了一个小时，然而天已经黑了。”她停顿了一会儿。“我没有意识到过了这么久。”她惊讶地承认道。
她完全没有提及沃克曾谈到的汉娜在催眠状态下发出的叫喊。这在格伯看来也很奇怪。
“您知道您的治疗师为什么让您来找我吗？”
“那您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吗？”她问道，强调着这个原因的重要性，“也许她也怀疑我疯了。”
“沃克医生完全不这么认为。”他安慰她道，“但您来到佛罗伦萨的原因非常特别，您不觉得吗？您认为二十年前有个小男孩被杀了，您只记得他的名字。”
“阿多。”她说，强调她说的是真话。
“阿多。”格伯重复道，对她表示赞同，“但您无法说出这场谋杀发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发生，而且您声称罪责在您，但您也并不那么确定。”
“我当时还是个小女孩。”她自我辩护道，似乎认为更需要辩解的是对她记忆力脆弱的指控，而不是年幼时就能杀人的指控，“在火灾之夜，妈妈让我喝下了遗忘水，所以我什么都忘了……”
在继续谈话之前，格伯在笔记本上也记下了这句古怪的话。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现在已经不存在关于那场罪行的物证了，您知道，对吗？即便有一件凶器，现在谁也不知道它落到哪儿了。即便能够找到它，也无法肯定它与那场罪行有关。然后，没有尸体，谋杀也就无从谈起……”
“我知道阿多在哪里。”女人反对道，“他仍然被埋葬在发生火灾的农舍旁边。”
格伯用自来水笔敲打着笔记本：“这座农舍在哪儿呢？”
“在托斯卡纳……但我说不清具体位置。”汉娜确认了这一点，垂下眼睛。
“我明白这令人沮丧，但您不能认为我不相信您。相反，我在这里正是为了帮助您回忆，和您一起确认那段记忆是真是假。”
“是真的。”汉娜·霍尔强调道，但语气温和。
“我想向您解释一件事。”格伯耐心地说道，“相关科研已经证实，儿童在三岁之前没有记忆。”他肯定道，回想起他对埃米利安的看法：“自三岁以后，人们不会自动记忆，而是学着去记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现实和幻想会交替着互相帮助，但也会因此无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排除怀疑，不是吗？”
女人看上去平静下来了，然后将目光移到天窗上。从那儿可以看见维琪奥宫[3]的塔楼正被一层阴暗细密的雨笼罩着。
“我知道，这是只有少数人才有幸看到的风景。”格伯先开口说道，以为她在欣赏那座古建筑。
然而，她伤感地说道：“阿德莱德几乎从不下雨。”
“雨会让您变得忧郁吗？”
“不，会让我害怕。”汉娜出人意料地说道。
格伯想到了她或许不得不经受内心的无数磨难才来到这里与他见面，也想到了她面前仍存在的那些磨难。
“您常常会觉得害怕吗？”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她用她那双蓝眼睛注视着他：“每时每刻。”
他觉得她是真心的。
“您会害怕吗，格伯医生？”
女人一边问，一边看着樱桃木茶几上倒扣着的相框。在那张照片里，格伯与他的妻子和儿子一起，在阿尔卑斯山的美景前摆着姿势。但汉娜·霍尔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她怎么可能知道，把这张照片摆在身边对他很重要，而他之所以遮盖着它，是因为他幸福的家庭合影不适合展示给那些有着严重情感问题的孩子看。但是无论如何，格伯认为她注视着相框的动作是有意为之的。不管她的目的是什么，这都使他感到很不自在。
“我母亲过去总说，没有家人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害怕。”女人继续说道。这让他明白她凭直觉意识到了相框里照片上的人是谁。
“然而有人认为生活就是冒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冒险。”格伯反驳道，为的是转移话题，“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简单的论断，我们就会永远孤独一人。”
女人淡淡一笑，这是她第一次露出笑容。然后她向前探身，低声说道：
“如果我告诉您，面对有些事物您无法保护您的亲人，您会相信我吗？如果我告诉您，有一些我们无法想象的危险已经潜伏在我们的生命中，您会相信我吗？如果我告诉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我们无法逃避的邪恶力量，您会相信我吗？”
在别的情况下，格伯会在心里把病人的话归为单纯的谵语。但这段讨论是从他的全家福出发的，这使他极为不安。
“您指的是什么？”他问道。
汉娜·霍尔小心捧着茶杯，垂眸看着这杯热饮，问道：“您相信幽灵、不死的死者和女巫吗？”
“我很久以前就不相信这些了。”他佯装冷静地说道。
“这恰恰就是关键……为什么您小时候相信这些？”
“因为那时我很幼稚，也不具备长大成人后得到的知识：经验和文化帮助我们战胜迷信。”
“仅仅是因为这个吗？您就想不起来，您的童年里至少发生过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您就没有碰到过一些神秘的事情？”
“确实，我从未经历过类似的事。”格伯再次微笑道，“也许我有个平淡无奇的童年。”
“您再好好想想。不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好吧。”格伯同意道，“有一次，一个八岁的病人跟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是在夏天，他和堂哥在埃尔科莱港[4]的一幢海滨别墅里玩耍。那儿只有他们两人，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他们听见前门重重关上，于是走过去看，以为有人闯进了家里。”他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在通往上一层楼的楼梯上有湿脚印。”
“他们去检查情况了吗？”
他摇摇头：“脚印在楼梯中段的地方就消失了。”
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格伯隐瞒了一个细节：主角之一是他自己。他仍然能感受到多年前看见那些湿脚印时的感觉：嘴里有种苦味，腹部暗暗发痒。
“我敢打赌，那两个孩子什么都没有跟父母说。”汉娜·霍尔宣称道。
事实的确如此。格伯记得很清楚：他和堂哥没有勇气提起那件事，因为害怕没人相信，或者更糟——被人嘲笑。
汉娜愣住了，陷入了沉思。
“您可以从那个本子里撕一张纸给我，并把自来水笔也借我用一会儿吗？”她问道，指向他手里拿着的东西。
这个要求在他看来不同寻常，而且使他不安：迄今为止，只有两个人握过那支自来水笔。女人似乎看出了他的犹豫，但在她询问原因之前，他还是决定满足她的要求：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取下自来水笔的笔帽。
在把这些东西递给她的时候，他轻轻触碰了她的手。
汉娜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她在纸上写了些东西，但又立即画掉了，在上面胡乱涂着，就好像她突然改变了想法。她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手提包里。
最终，她交还了自来水笔。
“谢谢。”她仅仅说道，没有做任何解释。“回到您的故事，您可以问您想问的任何人：每个成年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个童年时期无法解释的事件。”她肯定地说道，“但是，在长大后，我们倾向于把那些事件归为想象的结果，只是因为当它们发生的时候，我们年纪太小，无法合理地解释它们。”
再说，他也是这么做的。
“但如果我们小时候拥有一种特殊能力，能够看见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呢？如果我们在人生的最初几年里真的具备这种能力——能够看到现实以外的东西，能够与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进行沟通，却在长大成人后失去了这种能力呢？”
心理师突然发出一阵短暂而紧张的笑声，但这只是用于掩饰，因为那些话在他心中激起了一阵微不可察的不安。
汉娜注意到了他的犹豫。她伸出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他的手臂。接着，她用一种使他心里发寒的声音说道：“当阿多晚上来找我的时候，在声音之家里，他总是藏在我的床底下……但那次叫我名字的人不是他……是陌生人。”
她接着总结道：“规则二：陌生人就是危险。”
5
“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你和你堂哥在海滨度假别墅的那个故事。”西尔维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边说边品尝着霞多丽葡萄酒。
“是因为我刻意忘掉了这个故事，绝对不是因为我为它感到羞耻。”他反驳道。他穿着一件衬衫，肩上搭着一条抹布。他刚刚冲洗完最后一口锅，准备把它和其他餐具一起放进洗碗机。
晚饭是妻子做的，所以轮到彼得罗·格伯来打扫厨房。
“但是，回忆起楼梯上的湿脚印这个细节，你还是一样害怕，是吧？”西尔维娅追问道。
“我当然害怕。”格伯干脆地承认道。
“现在再想想那件事，你相信那真的是个幽灵吗？”她向他挑衅道。
“如果我当时是独自一人的话，我现在就会认为那是我想象出来的……但当时伊西奥也和我在一起。”
“伊西奥”指的是毛里齐奥，但大家在他小时候就这么叫他了。这是个早晚会降临到所有家庭中的某个人身上的命运：也许你最小的妹妹念错了你的名字，要是大家都觉得这种念法特别讨喜，那么这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名字就会粘着你一辈子。
“也许你应该给伊西奥打个电话。”她打趣他道。
“这可不好玩……”
“不，等等，我明白了。这位汉娜·霍尔可能拥有超自然能力，她正在试图向你揭示什么，一个秘密……或许就像布鲁斯·威利斯[5]参演的那部电影里那个说出‘我看见了死人’的孩子一样……”
“那部电影简直是所有儿童心理师的噩梦，所以别开玩笑了。”格伯反驳道，忍受着她的玩笑。
接着他关上洗碗机的门，启动最环保的清洗模式。他擦干手，把抹布扔到桌子上，为自己倒了杯酒，回到西尔维娅身边。
调暗灯光后，他坐到沙发另一头，而她伸长腿，把双脚放在他腿上取暖。马可在他的小床上睡着了，现在格伯只想关心妻子。他度过了艰难的一周：首先是埃米利安——那个幽灵一样的小男孩，还有他讲的那个关于全家人和一个收养机构的负责人戴着动物面具狂欢的故事，然后是汉娜·霍尔的胡言乱语。
“说真的，”他对西尔维娅说道，“那个女人认为，我们小时候都遇到过无法合理解释的事件。你遇到过吗？”
“我当时六岁，”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奶奶去世的那天晚上，闹钟响起的时候，我感觉有人正坐在我的床上。”
“天哪，西尔维娅!”格伯喊道，他没有料到她会讲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我再也睡不着觉了!”
两人都大笑起来，笑了至少有一分钟。他感到幸福，不仅因为和她结了婚，也因为她同样是心理师，所以他可以自由地跟她谈论自己的病例。西尔维娅很明智，选择成为私人婚姻咨询师，这比跟有心理问题的小孩子打交道压力小得多，而且赚的要多得多。
与相爱之人一起大笑是对情绪最好的良药。和其他许多女人不同，尤其和汉娜·霍尔不同，西尔维娅甚至觉得他的俏皮话很有趣。因此现在彼得罗·格伯感到宽慰，但这种宽慰没有持续多久。
“心理师特雷莎·沃克告诉我，汉娜自称在她年纪还很小的时候谋杀了一个叫阿多的小男孩。”他回忆道，脸色沉了下去，“汉娜曾经跟原生家庭居住在托斯卡纳，直到她十岁时搬到了阿德莱德，由另一个家庭抚养长大。她认为，直到今天，她一直刻意隐藏着关于那场谋杀的记忆，她回到意大利只为弄明白那是不是真的。”
当阿多晚上来找我的时候，在声音之家里，他总是藏在我的床底下……但那次叫我名字的人不是他……是陌生人。
“规则二：陌生人就是危险。”格伯重复道，回想着那名假定的杀人凶手的原话。
“这个‘声音之家’是什么？”西尔维娅问道。
“我完全不知道。”他摇着头回答道。
“她漂亮吗？”妻子故意用一种不怀好意的语气问道。
他装出生气的样子：“谁？”
“那个病人……”她微笑道。
“她比我小三岁……比你大一岁。”为了满足她，他描述道，“金发、蓝眼……”
“总之，是位绝色佳人。”西尔维娅评论道，“但你至少查过关于特雷莎·沃克的信息吧？”
格伯查看过这位同行在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网站上的履历和个人资料，她之前正是通过同样的方式与他取得了联系。照片上是一位亲切的六十岁老太太，蓬松的红发围绕着她的面庞，照片旁边是一份令人尊敬的履历。
“是的，那位治疗师没问题。”他说道。
西尔维娅把盛着霞多丽葡萄酒的杯子放到地上，撑起身，双手捧起他的脸颊，以便彼此对视。“亲爱的，”她说道，“这位汉娜·霍尔缺乏幽默感，你跟我说过她听不懂你的俏皮话。”
“所以呢？”
“无法理解讽刺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之一。此外，还有妄想、谵语和幻觉。”
“所以，你觉得我没有注意到这些？”
换作B先生，他一定会注意到。他对自己说。他一定会明白这一点。
“但这很正常。你只接诊小孩子，最多接诊青春期少年。你不习惯于辨认某些症状，因为它们通常只在孩子长大后出现。”为了让他心里好受些，妻子辩解道。
格伯思考着这一点。“是的，你说得有理。”他承认道，但他内心的某个声音告诉他西尔维娅错了。
精神分裂症患者只限于讲述妄想、谵语和幻觉。汉娜·霍尔让他回忆起在海滨别墅里发生过的那个插曲，是为了让他感同身受。她几乎成功了。
如果我告诉您，面对有些事物您无法保护您的亲人，您会相信我吗？如果我告诉您，有一些我们无法想象的危险已经潜伏在我们的生命中，您会相信我吗？如果我告诉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我们无法逃避的邪恶力量，您会相信我吗？
这个周日，他们按计划去往住在外地的朋友家里吃了午饭。那儿有一大群人，差不多二十人。这样一来，彼得罗·格伯自然地融入他人的谈笑中，没有人注意到他那天格外沉默寡言。
有个念头一直在纠缠他。
小孩子的大脑是可塑的——他反复回想着他对巴尔迪法官说的关于埃米利安的话——有时候他们会捏造出假回忆……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经历了某些事情……他们的幻想是如此生动，以致在他们看来那些虚构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但他们的幻想又是如此不成熟，以致他们无法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这一切对小时候的彼得罗·格伯来说也成立。
在坐到餐桌旁之前，格伯躲在阳台上打了个电话。如果西尔维娅问他，他会说那是关于一名小病人的事情。
“喂，伊西奥，我是彼得罗。”
“嘿，最近怎么样？西尔维娅和马可怎么样？”他的堂哥问道，显得很惊讶。
“他们很好，谢谢。你们怎么样？”
伊西奥只比他大一岁，住在米兰，从事证券行业，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事业蒸蒸日上。自从三年前B先生的葬礼后，他们就再没见过面，只在圣诞节时互相问候。
“昨天我和西尔维娅谈起你了。”
“真的吗？”堂哥表现得很惊讶，他肯定在疑惑格伯打这通电话的原因，“为什么呢？”
“你知道，我在考虑明年夏天重新使用埃尔科莱港的别墅，想要邀请你、格洛丽亚和女孩们一起去。”
这不是真的。他厌恶那座房子。那儿充满了无用的回忆。但他为什么还没有挂牌出售它呢？
“现在问我还太早了点儿。”伊西奥提醒他，因为现在还是冬天。
“我想让整个家族聚在一起。”格伯试图为自己辩解，想让这件事显得不那么古怪，“我们从来没有过团聚的机会。”
“彼得罗，一切都好吗？”堂哥再次问道，语气有些担忧。
“当然，”他回答道，但他说话的声音在他自己听来都不可信，“你还记得我们在船库里抽爷爷的烟斗被当场抓住吗？”
“我还记得我们那天挨了多少打。”伊西奥确定道，觉得有趣。
“是啊，我们一整个星期都被禁足了……还记得那次暴风雨的时候，我们以为屋里进了一个幽灵吗？”
“谁能忘得了!”堂哥喊道，突然大笑起来，“到现在只要想起那件事，我都会觉得害怕。”
格伯感到很糟糕。他其实希望伊西奥会告诉他那件事从未发生过。如果能确定那只是他童年时期虚构的记忆，那么他会感到心安。
“那件事过去了将近二十五年，你怎么解释它呢？”
“我不知道。你才是心理师，应该由你告诉我。”
“或许是我们互相暗示了对方。”格伯肯定道，或许事实的确如此。
又寒暄了几句后，他挂掉了电话，感到自己很愚蠢。
他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他怎么了？
黄昏时分，回家路上，马可在车里的儿童座椅上睡觉，西尔维娅在用平板电脑看新闻，而格伯在问自己是否真的应该给汉娜·霍尔进行催眠疗法。
他担心自己帮不了她。
前一天，在他们第一次简短会面结束的时候，他跟她约定了星期一再见。事实上，在那女人抓住他的手臂后，心理师就找了个借口结束了这次初步会谈。汉娜没有料到他们会结束得这么早，感到迷惑不解。
格伯仍然能感觉到那女人冰冷的手指触及他的皮肤。他没有向西尔维娅讲述那个细节，因为他早就知道关于此事她会对他说什么。她会明智地建议他与沃克医生联系，告诉对方他要跟汉娜断绝一切联系。
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必须永远保持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某种力量场或者无形的屏障。如果二者之一越过了界限，就算只越过了一点点，这也会像是某种污染，整个治疗会因此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
“心理师该做的是观察，”B先生过去总说，“就像纪录片导演不会从狮口救下羚羊幼崽一样，心理师不会干涉病人的精神。”
但是，不知为什么，彼得罗·格伯继续问自己，是不是他鼓励了汉娜做出那样的举动，又是用什么方式鼓励了她？
如果是这样，情况就会非常严重。
到家后，在西尔维娅给马可做晚餐的时候，他编了个理由去事务所，但承诺会很快回来。
他一到位于切尔奇大街的那间带复折屋顶的顶楼，就朝他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他打开灯，眼前便出现他整天都想逃避却又避无可避的场景：汉娜·霍尔坐过的小扶手椅仍在原来的地方；樱桃木茶几上，在节拍器的旁边，是他们一起啜饮过的两杯茶；空气中还残留着那女人抽烟的余味。
格伯走向书架。他打开一只抽屉，从中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拿着它走到他的扶手椅前坐下，把它放在膝盖上。
电脑开机后，他开始搜索监控视频。
事务所被十个微型摄像机监控着，这些摄像机经伪装全被安放在最意想不到的物件里——搁板上的一个机器人、一本书的书脊、一盏独角兽形的台灯、几幅画作和几件家具。
格伯习惯对治疗过程进行视频监控。他把监控视频保存在一个档案文件里。他这么做是出于谨慎，因为他在工作中接触的是未成年人，他不希望成为他们某个危险幻想中的主角。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小病人们，或许还能借此纠正他的治疗策略。
前一天，在接待了汉娜·霍尔后，他在隔壁房间里为两人沏茶的时候，趁她不注意，打开了监控系统。
他打开了存有那个周六数据的视频文件，开始观察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影像。其中一个片段比其他的更能引起他的兴趣。
您可以从那个本子里撕一张纸给我，并把自来水笔也借我用一会儿吗？
他回想起，这个要求当时在他看来不同寻常，使他感到不安，尤其是关于借自来水笔的要求。
那支自来水笔曾经属于B先生。
而且，除了彼得罗·格伯之外，没人有权使用它。实际上，上面没有写禁止触碰的说明。只不过彼得罗避免有人碰它。
那么他为什么会突然愿意把它借给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呢？他本可以编个理由来拒绝，为什么反而同意借给她了呢？
当屏幕上显现出他把纸张和自来水笔递给病人的那一幕时，答案就来了。这和他回想起来的一样。
在递给她的时候，他轻触了她的手。
这是一个有意的举动还是纯属意外？汉娜意识到这个动作了吗？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亲密接触，她之后才觉得自己有权抓住他的手臂吗？
正当这些疑问充满他的思绪时，格伯重看了那女人写下一条笔记又快速画去的一幕。他注意到汉娜把那张纸折叠起来放进手提包里，最后把自来水笔还给了自己。
格伯暂停了这段视频，试着寻找一份更清楚的录像。或许某个微型摄像机的拍摄位置比其他的更有优势。
事实上，在病人背后的那面墙上的画里就有一个。
格伯打开录像。当他看到汉娜写下笔记的时候，就尝试去读她写下的内容。
那条笔记只有一个词。
但女人接着便用极快的速度胡乱涂画着画去了它。于是格伯放慢了播放速度，但还是看不清那个词。
他没有认输。他倒回录像，在汉娜画去那个词的前一瞬暂停了视频，然后试着放大画面。
他对变焦镜头用得不太熟，之前从来没有用过。但尝试了两次后，他成功地把镜头聚焦在那张纸上。
他还是没有办法把焦点对准那几个模糊的字母。唯一的方法或许是尽可能地把脸靠近屏幕。他这么做了，感到自己有些滑稽。但这次尝试获得了回报，他费了些力，成功读到了内容。
彼得罗·格伯猛地从扶手椅上站起身。笔记本电脑落到他的脚边，摔在地面上。但他仍旧难以置信地看着它。
那张纸上写着“伊西奥”。
但他从来没有把他堂哥的小名告诉过汉娜·霍尔。
6
他一晚上没有睡着。
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寻找着一个解释。但脑海中浮现的那些解释都无法给他任何安慰。
汉娜·霍尔知道发生在埃尔科莱港别墅里的那个关于幽灵的故事，但她假装相信了他的说法——这是发生在一个八岁的病人身上的事。她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她调查过他吗？但在他们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相见之前，她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调查他呢？即便汉娜知道他的堂哥是谁，可“伊西奥”又是一个只在家人间使用的名字，她怎么会了解到这么私密的细节呢？在初步会谈时，他们谈论了童年时期的怪异事件，可格伯甚至没有向西尔维娅提起埃尔科莱港那个幽灵的故事，汉娜又怎么会知道格伯要讲的一定是这件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