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无眠之夜里，格伯做出了决定：明天他就给沃克医生打电话，告诉她他很抱歉，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拒绝这项委托。是的，这是他该做的最明智的事。但是，当外面天光初亮时，他的思绪仍然一片混乱。显然，如果他不能解决这个谜团，就无法彻底放下，尤其是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弄错，就无法摆脱那个故事。
他很早就出了门，用一个匆忙的吻告别了西尔维娅。他感觉到妻子的目光追随着他来到门口，好在她没有提出疑问。
他回到事务所里。
那儿只有一个负责清洁的男员工。格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以便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重新观看与汉娜·霍尔初步会谈的录像。如果用早晨的眼睛观察，那么很多东西都会起变化，B先生过去总这么说，为的是让格伯愿意早起复习在学校里会被提问的那些科目。他说得在理，事实上，格伯已经学会了把人生中每一个重大决定都推迟到一天的清晨来做。
格伯确定，重新观看录像后，他会对几小时前所见的内容改变看法。
但是，当他看到录像的关键点时，问题不但没有显得更明晰，反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前一晚，尽管需要把视线贴近屏幕，他还是成功放大并看清了画面。现在，无论他怎么尝试调整录像，都无法像之前那样幸运地切中那个画面了。
结果是，他不再确定那女人用大写字母写下的是“伊西奥”。
彻底放弃后，他沮丧地呼出一口气。在这之后的一小时内，汉娜·霍尔应该会打电话给他，而他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应对她。此外，无论是工作上还是个人情感上，他都已经卷入了这件事。尽管这种情况并不算逾越了心理师与病人之间应保持的治疗必需距离，但彼得罗·格伯不再确信自己能否做到足够客观。
留给他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
在领主广场上，里瓦尔咖啡馆门外的招牌上写着“蒸汽巧克力工厂”这几个金色的大字。这家古老的咖啡馆位于拉维森大楼底层，可以追溯到1872年。
这里不但可以抵御忧伤的寒冬，还是嗅觉的庇护所。
彼得罗·格伯站在那儿享受着刚出炉的甜点的香气，手里端着一小杯咖啡。
他看见她出现在橱窗外，正在瓦凯雷恰大街的广场上拐弯，如同一个黑点，跟在一队涌向乌菲齐美术馆的游客后面。汉娜·霍尔还是和上周六一样的装束：套头毛衣、牛仔裤、短靴和手提包，头发扎在脑后。这一次，她的服装还是与季节不相称。
从他所在的地方，格伯能够不被注意地看着她。他想象她的鞋跟在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铺石路面上发出的声响，那儿曾经有段时间全铺着佛罗伦萨陶砖，为的是让女士们的步子更轻些。
他看见她走进一家烟草店，认真地排起队。轮到她的时候，她指了指展示在柜台后的一包烟，然后在包里翻找，掏出几张卷起来的钞票和一些硬币，倾倒在售货员面前，让他帮忙计算那种她不认识的货币面值。
这些笨拙的小动作表现出她拿不定主意，也表现出她没有能力参与困难的生活游戏。这些小动作说服了彼得罗·格伯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与其他玩家不同，格伯对自己说。她出发时就已经处于劣势。
也许那个女人并不像他看过录像后所认为的那么邪门。也许她的确需要有人倾听她。否则，她就不会辛苦地来到世界另一端，只为弄清像谋杀一个名叫阿多的小男孩这样的悲剧事件是否真正发生过，尤其是，她是否对这个事件负有任何责任。
片刻后，当汉娜坐在她之前坐过的那把小扶手椅上点燃第一支烟时，他问道：“您吸的是什么烟？”
女人从打火机的火焰上抬起目光。“温妮。”她说道，接着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包香烟，展示给他看，“是澳大利亚产的，我们那儿都这么叫它。”
格伯借机向她手提包里那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瞥了一眼，汉娜之前在那张纸上写下了“伊西奥”的名字。
“您喜欢吸烟吗？”在她发觉他在偷看前，他问道。
“是的，但我得控制自己。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她觉得有必要解释清楚，“在澳大利亚，香烟可不便宜：一包烟差不多要二十澳元。在未来几年内，政府还想让价格翻倍，为的是让所有人都戒烟。”
“所以到了这儿，在意大利，您一定很欣喜了。”他评论道。但女人迷惑地看着他。格伯忘记了汉娜不具备幽默感。这进一步证实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果。
此前，心理师交给她一只小碟子，这是一个五岁的小病人用手工黏土做来送给他的。这件手工制品有着不规则的形状，装饰着丰富的珐琅色彩。按照制作者的意图，它应该看起来像个烟灰缸。
与前一次相比，汉娜没那么紧张，氛围也显得更轻松。心理师想要重新营造出他们第一次会面时的环境：点燃的壁炉，两杯茶，没人打扰他们。
“我原以为您不想再跟我见面。”汉娜冷不丁说道。
“您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不知道……或许是上周六聊天结束时您的反应。”
“我很抱歉让您得出了这个结论。”他说道，为她看出了这一点感到歉疚。
汉娜轻轻眨了眨那双清澈的蓝眼睛：“那么您会帮助我，对吗？”
“我会尽我所能。”格伯向她保证道。
他思考了很久要怎么对待汉娜。正如和他的澳大利亚同行商议的那样，他应该忘记那个成年女人，和那个小女孩交谈。对他的小病人们，有一个方法总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更容易地重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孩子们喜欢被人倾听。
如果一个成年人表明他准确地记住了他们之前说过的话，孩子们就会感到自己得到了重视，会在自身中找到接着把故事讲下去的自信。
“上一次，我们的会面结束时，您讲了一件事……”格伯试着不犯错，重复着她的原话，“当阿多晚上来找我的时候，在声音之家里，他总是藏在我的床底下……但那次叫我名字的人不是他……是陌生人。”
格伯当时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三个词。
“请您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如果阿多已经死了，他怎么能叫出您的名字呢？”
“阿多话说得不多。”汉娜明确说道，“我只知道他什么时候和我在一起，什么时候不在。”
“您怎么知道的呢？您看见他了吗？”
“我就是知道。”病人重复道，没有补充别的解释。
格伯没有抓住这个话题不放，转而问道：“您记得童年时期的许多事，但在这些过去的回忆中，没有关于阿多如何被杀的记忆，对吗？”他想要再次讲明情况。
“是的。”
他们两人都没有提到汉娜自称是杀死小男孩的凶手。
“事实上，您可能消除了一连串记忆，而不仅仅是那一段。”
“您怎么能断言这样的事呢？”
“因为那些事件构成了一条心理路径，而这条路径通向那个特定片段的记忆。”
就像童话故事《大拇指汤姆》中的面包屑[6]一样：森林里的小鸟吃掉了面包屑，使得可怜的主人公无法找到回家的路。格伯喜欢向他的小病人们这样解释。
“我们应该重构这条路径，通过催眠来重构。”
“那么，您准备好开始了吗？”他问道。
他让她坐到摇椅上，然后让她闭上眼睛，随着樱桃木茶几上节拍器的节奏摇摆。
一分钟四十下。
“假如我无法醒来，会发生什么？”
他已经听小病人们将这个问题重复了上千遍。甚至在成年人中，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恐惧。
“没人会一直处于被催眠的状态，除非他们自己不想醒来。”他像往常一样回答道。与电影中呈现的不同，催眠师没有能力把被催眠者囚禁在他们的头脑中。“那么，您觉得怎么样，我们要开始吗？”
“我准备好了。”
隐藏在房间里的微型摄像机已经在记录第一次催眠治疗。彼得罗·格伯重读了一遍本子上的笔记，以便确定从哪里开始。
“我跟您解释一下这是怎么运作的。”他补充道，“催眠就像一台时间机器，但不需要根据时间顺序讲述事件。我们会在您人生的头十年中来回游走。我们会一直从出现在您脑海中的第一个画面开始，或者从一种感觉开始。通常，我们从最亲近的家人开始……”
汉娜·霍尔仍旧抓着她一直抱在怀里的手提包，但格伯注意到她颤抖的手指开始平静下来。这意味着她正在放松。
“直到十岁，我都不知道我父母的真名，连我自己的真名也不知道。”汉娜肯定道，在她头脑中不知哪个阴暗的角落里搜寻到这个奇怪的细节。
“这怎么可能呢？”
“我很了解我的父母。”女人详细说明道，“但我不知道他们真正叫什么名字。”
“您想要从这里开始讲述这个故事吗？”催眠师问道。
汉娜·霍尔的回答是：“是的。”
7
我什么也看不见。第一个感觉是一只铃铛的召唤声。就像人们系在猫脖子上的——一只铃铛。但这只不在猫脖子上，它在我身上，用一条红色缎带系在我幼小的脚踝上。
我不知道阿多身上发生了什么，但不知为何，这只铃铛发出的声音与发生的那件事情有关。尽管我仍然不知道原因，这阵声音把我带回了那段时间，带回到妈妈和爸爸身边。
我的家人对我很好。我的家人很爱我。
所以，我的爸爸妈妈为了把我从死者的地界接回来，在我的脚踝上系了一只铃铛。在我看来，这很正常。
我是个小女孩，所以对我来说，这件怪事和其他所有怪事都是规则。
妈妈总说，每件事物里都藏着一点儿魔法。当我不听话或者闯了祸时，她不会惩罚我，而是净化我周遭的气场。爸爸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我的床上，给我讲睡前故事。谁知道他为什么喜欢编些关于巨人的故事呢。爸爸会永远保护我。
我的家庭是个幸福的家庭。
我的爸爸妈妈和别的爸爸妈妈不一样。但在火灾之夜之后，在一切都改变之后，我才发现这一点。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开始，而开始时我还无法知晓这一点。
我不记得爸爸妈妈的面容，但我知道那些细节。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小事可能显得无关紧要。但对我而言，却不是这样。因为那些小事都只属于我，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拥有它们。
我不知道我的爸爸身材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我无法描述他的眼睛或鼻子。可谈论他头发的颜色，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对我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他的头发是那么卷曲浓密，他总是无法让它们保持整齐。有一次，在尝试理顺头发时，他把一只梳子卡在了头上，妈妈不得不剪掉一些头发才把它取下来。
我爸爸的双手长着老茧，当他捧起我的脸时，两只手闻起来像干草。其他人都无法知道这个细节。而正是这一点才让他成为我的爸爸。因为这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他永远不会成为别人的爸爸。而我永远是他的女儿。
妈妈的左脚踝上有一个粉色的胎记。它不显眼，而且非常小：一件宝贵的小东西。你得非常仔细，尤其是要靠得非常近，才能注意到它。所以，如果你不是她的女儿或者爱着她的那个男人，就无法看到它。
我不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来自哪里，也不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从不跟我谈起我的祖父母，也从未告诉过我他们是否在别处有兄弟姐妹。我们似乎自出生起就在一起了。我的意思是，就好像我们前世也是这样。
只有我们一家三口。
妈妈坚信人可以转世，从一世的生命中转到另一世，就像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那样简单。你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房间里的陈设。那么，显而易见，不可能存在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
我们就是这样，也会永远这样。
但有时候，有人在穿过房间时会被卡在门槛上。那就是死者的地界，时间在那儿停滞。
我的家庭是一个地方。是的，一个地方。或许对大多数人而言，了解自己的故土、了解自己来自的地方几乎是很正常的。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
那个地方对我而言，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事实上，我们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住很久，久到足以感觉那地方的确属于我们。我们不断地搬家。我们停留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一年。
我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地图上确定一个点——一个随机的点，凭直觉选择——然后就搬到那儿去。那地方通常在地图上绿色的部分，有时在褐色或浅褐色的部分，靠近一些蓝色的点，但总是远离那些黑色的线和红色的点——必须远离黑色的线和红色的点!
我们通常是徒步旅行，穿过草地和山丘，或者总是行经次要的道路。又或者我们走到一个车站，在晚上货运火车都空着的时候，登上一列火车。
旅行是最美好的部分，是让我玩得最高兴的部分。白天的时光都用于探索世界，晚上则置身星空之下。只需要点燃一堆火，爸爸弹起旧吉他，妈妈唱起甜美而忧郁的旋律，我自出生起就习惯于伴着那些音乐入睡。
我们的旅程结束时，总是伴随着重新开始旅行的承诺。但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就开始了另一段生活。首先，我们巡查那个地区，寻找一座荒废的房子。因为再也没人想要那些房屋，它们就属于我们了。尽管只是在很短一段时间之内。
每一次我们来到一个新地方，都会改掉我们的名字。
每个人都会选择一个新名字。我们可以决定自己想要的名字，其他人都不可以反对。从那以后，我们就得这样称呼对方。我们常常借用书里的名字。
我不是汉娜，这时还不是。相反，我是白雪、爱洛、辛德瑞拉、贝儿、山鲁佐德[7]……世上还有哪个小女孩能说她一直是个公主呢？当然，真正的公主除外。
然而妈妈和爸爸选的名字就要简单得多。但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我从来不用他们的新名字：对我而言，他们永远都是“妈妈和爸爸”。
但是，有一个条件：那些名字只能在家里用。最重要的是，我们永远、永远、永远不能把那些名字告诉其他任何人。
规则三：永远不要将你的名字告诉陌生人。
在决定我们的新名字后，妈妈会让我们进行一场仪式，用于净化我们的新居。仪式内容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喊着我们刚取的新名字。我们用尽力气喊出新名字，到处互相喊着对方的新名字，那些声音就变得熟悉起来。我们学着去信赖那些名字，学着变得不同，同时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每个新家都变成了声音之家。
我们的生活并不容易。但在我眼中，妈妈和爸爸让生活看上去像一场大型游戏。他们能把一切逆境变成娱乐。有时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为了忘记饥饿，爸爸会弹起他的吉他，我们三个人都躺在大床上，讲着故事，暖暖和和地度过一天。或者，当雨水从破损的屋顶漏进来时，我们撑着伞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放上锅碗瓢盆，让雨滴落在上面发出声响，编成歌曲。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这就够了。没有别的妈妈和别的爸爸，也没有别的孩子。我甚至从不怀疑还存在别的小孩子。
就我所知，我是这世上唯一的孩子。
我们没有贵重物品，也没有钱。我们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也就不需要任何人。
妈妈种了一片菜园，一年四季都可以从中收获大量的蔬菜。爸爸不时会用弓箭去打猎。
我们常常养些家禽家畜：鸡、火鸡、鹅。有一次还养了一只用来挤奶的母山羊。还有一次养了大约四十只兔子，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当时控制不了情况。这些动物往往是从某个农场跑出来的，从未有人来认领它们。
但我们总是养很多狗，让它们看家。
这些动物不会跟着我们搬家，所以我不该太过喜爱它们。显然，我们旅行时只带着必需品。我们一旦安顿下来，就设法在周围弄到我们需要的一切——衣物、厨具、床铺。通常，那都是人们丢弃或遗忘在某个地方的。
我们选择的地点总是乡村地区，农民们抛弃了这些地方，为寻求更好的机会搬去了别处。从那些荒废的房屋中，可以找出一堆仍然可用的器具。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堆布料和一台脚踏式缝纫机，于是妈妈在那个夏天为我们做出了绝好的冬装。
我们不需要科技进步。
当然，我知道存在电话、电视、电影、电力和电冰箱。但我们从未拥有过任何这些东西，除了我们留待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手电筒。
尽管如此，我仍然了解这个世界，并且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不上学，但妈妈教我读书和写字，爸爸给我上算术课和几何课。
其余的知识我会在书里找到。
那些书也是我们从周围收集来的。每次找到一本新书，我们就会高兴得像过节一样。
书页中的世界很迷人，同时也很危险，就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你欣赏它的美丽、它的优雅、它的力量……但如果你将一只手臂伸入栅栏中，想要抚摸它，它会毫不犹豫地把你的手臂撕咬得粉碎。或者，至少爸爸妈妈是这么向我解释的。
我们远离世界，并希望世界也远离我们。
多亏有爸爸妈妈，我的童年成了一种冒险。我从不问自己，我们这样生活是否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就我所知，当我们厌倦一个地方时，就会收拾行李重新出发。尽管我年纪很小，我还是明白了一件事：我们不断搬家的原因与我们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件东西有关。
一只褐色的小木匣，差不多三拃长。
匣子上刻着一个词，是爸爸用烧红的凿子尖儿刻上的。每当我们到达一个新地方，他就会挖一个深坑，把它放在地里埋起来。我们只在必须再次离开的时候才把它挖出来。
我从来没见过那匣子里的东西，因为爸爸用沥青将它封了起来。但我知道里面锁着唯一一个不改名字的家庭成员：那名字用烧红的铁器刻在匣盖上。
对妈妈和爸爸而言，阿多会永远是阿多。
8
汉娜沉默下来，就好像她决定独自为那个故事画上句号。对目前来说应该够了。
彼得罗·格伯仍然感到迷惑。他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但还是有积极的一面：在某些时刻，倾听病人的时候，他听见了她内心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围绕着那个小女孩，过往一层又一层地，令她沉淀成了他面前这个三十岁的女人。
“好的，现在我想要您和我一起倒数，然后睁开眼睛。”格伯说道，随即像往常一样从十开始倒数。
汉娜照做了。然后，她在办公室的半明半暗中睁开了她那双蓝眼睛，显得难以置信。
格伯伸出一只手，让摇椅停止摆动。“等它停下再站起来。”他建议道。
“我应该深呼吸，对吗？”她问道。她肯定想起了她的第一位催眠师特雷莎·沃克的指示。
“没错。”他同意道。
汉娜开始吸气和呼气。
“您不记得您亲生父母的真名，对吗？”格伯问道，为了验证他是否弄明白了。
汉娜摇了摇头。
被收养的小孩子没有保留关于他们原生家庭的记忆，这很正常。但汉娜搬到澳大利亚时已经十岁了，她本应该记得亲生父母的名字。
“我也是在去往阿德莱德后才成为汉娜·霍尔的。”女人解释道。
“当您住在托斯卡纳的时候，你们总是不断搬家？”
女人点头证实了这第二条信息。
当心理师记录下这些信息的时候，她礼貌地问道：“我可以用洗手间吗？”
“当然。洗手间在左边第二道门。”
女人站起身来，但在离开之前，她取下手提包的背带，把它挂在摇椅的靠背上。
这个举动没有逃过彼得罗·格伯的眼睛。
当汉娜离开房间时，他一直注视着那个黑色的仿皮质物件，它在他面前像个钟摆一样晃动着。包里还存放着那张汉娜从他在初次面谈时递给她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在那张纸上，她写下了伊西奥的名字。她不可能知道我堂哥的绰号，他对自己重复道。这个想法正在变成他无法摆脱的烦恼。但要想核实这个错觉，他就必须侵犯病人的个人隐私，在她的物品中翻找，背叛她的信任。
B先生是永远不会这么做的。相反，他甚至一定会反对尝试这么做的念头。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彼得罗·格伯仍无法做出决定。真相就在那里，在触手可及的位置。但是，把那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拿来读意味着他会在那种奇怪的关系中卷得更深，而汉娜·霍尔在他的病人中已经够不寻常了。
片刻后，女人从洗手间回来，发现他正注视着摇椅。
“对不起，我想，洗手液用完了。”她仅仅说道。
格伯试图掩饰尴尬：“抱歉，我会让清洁工再准备些，谢谢。”
汉娜重新拿起手提包，斜挎在背上。她拿出温妮烟盒，点燃了一支烟，吸烟时却仍站着。
“之前您说，您的父母在您的脚踝上系了一只铃铛，为了把您从死者的地界接回来。”格伯几乎逐字逐句地引述道，“我理解对了吗？”
“是的。”她确认道。“一只人们通常系在猫脖子上的铃铛。我的铃铛有一条漂亮的红色缎带。”她重复道。
“真的发生过吗？”他追问道，并仔细观察着她的眼睛，“您死去后他们来接您，真的发生过吗？”
女人没有转开目光：“我从小就死过好几次。”
“阿多也有一只跟您一样的铃铛吗？”
“不……阿多没有，所以他留在了那里。”
汉娜肯定可以从他脸上读到他所有的怀疑、忧虑以及不可置信。或许她感到他在同情她，但格伯没有别的方法能帮助她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他必须向她证实，她记忆中的魔鬼并不存在。只有这样才能让她解脱出来。
“小孩子知道成年人不了解的事物吗，汉娜？比如怎么从死者的地界回来？”
“是的，就是这样：成年人忘记了那些事情。”她用细若柔丝的声音肯定道，眼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怀念。
格伯可以听见她内心的声音：也许汉娜想要愤怒地哭泣，想要喊出她的失望。因为他拒绝承认在我们周围运行的黑暗力量可能存在。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顽固地保持着迟钝。
但女人深吸了一口烟，说道：“您的儿子是否曾在午夜呼唤您，因为在他床下有一个怪物？”
尽管他无法容忍她再次牵扯到他的家人，彼得罗·格伯还是表示了肯定，试着展现出温和的态度。
“为了让他安心，您会像一个好爸爸那样俯身去检查，向他证实事实上没什么好害怕的。”汉娜肯定地说道，“但是当您掀开床罩的时候，如果仅仅有一秒钟想到一切都可能是真的，您也会感到一阵隐秘的战栗……您能否认这一点吗？”
尽管他是个极为理性的人，他也无法否认。
“好吧，今天先到这里。”他宣布道，结束了这次会面，“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汉娜什么也没说。但在告辞之前，正如一个习惯吸烟的人那样，她快速地舔了舔拇指和食指，用手指掐灭了烟头，像是在掐一只昆虫的头。那支烟散发出一道细烟。当她确定烟已经熄灭后，汉娜并没有把烟头放进格伯递给她的手工黏土做的烟灰缸里，而是从包里拿出那张折叠起来的纸，把烟头包裹在里面，扔进了房间角落里的垃圾桶。
彼得罗·格伯的目光跟随着那个小纸团画出的抛物线，直到它落进其他垃圾之间。
汉娜似乎注意到了，但她什么也没说。相反，或许这正是她想要达到的目的：激起他的好奇心。
“那么，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在离开顶楼前，她说道。
格伯等待着前门重新关上的声音响起，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我竟会落入这么平淡无奇的圈套里，真不可思议，他对自己说道。他摇摇头，嘲笑着自己，但那笑声中藏着他所有的挫败感。接着他从扶手椅上站起身，不慌不忙地走向垃圾桶。他低头看去，甚至期待着什么也找不到，就像一场戏法中被愚弄的、傻乎乎的观众一样。
然而那张被揉成团的纸就在那儿。
他伸出手臂去捡它，把它拿到手里，再展开，确信从这一刻起，许多事情都将改变。
但他必须知道。
这张纸来自他自己的笔记本，写下那个词又胡乱涂画着画去它的墨水来自那支他之前从未借给任何人的自来水笔。
只是那个用大写字母写出的名字不是“伊西奥”。
而是“阿多”。
9
“那么，您觉得她怎么样？”
“她不修边幅，烟抽得相当多。我还注意到她双手颤抖，但我没问她是否在服用药物。”
“她告诉我她服用过一段时间的左洛复[8]，但后来停药了，因为副作用太大。”特雷莎·沃克告诉他。
阿德莱德现在是早上九点半，而佛罗伦萨是午夜。西尔维娅和马可睡在他们各自的床上，而彼得罗·格伯在厨房里，尽量压低声音，以免吵醒他们。
“她告诉过您她住在哪儿，要在佛罗伦萨待多久吗？”
“您说得有理，我本该问她的。我会弥补这一点。”
过去的一刻钟里，格伯都在电话里用英语概述汉娜那个关于她童年的奇怪故事。
“有什么东西让您尤其印象深刻吗，格伯医生？”
“汉娜有几次提到了一场火灾。”他回忆道，把手机从一只耳朵移到另一只，“在治疗期间，她的确提到了一个‘火灾之夜’。”
……在火灾之夜，妈妈让我喝下了遗忘水，所以我什么都忘了……
“我不知道。”沃克说道，“她没有跟我提到过。”
“真奇怪，因为她告诉我，您试图用催眠寻找答案，正是因为那个经常出现的梦。”
“这个梦可能与过去的一件事有关：一件在她身上留下痕迹的事。”
事实上，格伯觉得那是过去与后来之间的一段休止：“那位女士讲述她的童年时，把它形容得像一段与她生命的其他部分隔开的封锁地带……此外，‘汉娜·霍尔’是她在十岁以后才采用的身份。就好像那个成年女人和那个小女孩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也许，当您深入探寻她在托斯卡纳的过去时，我应该调查她在澳大利亚的现在。”特雷莎·沃克在他开口前提议道。
“这主意再好不过了。”他赞同道。
实际上，除了知道她通过不定期地做翻译来赚钱之外，他们对这位病人一无所知。
“我认识一位私家侦探。”沃克向他保证道，“我会请他帮忙调查。”
“我应该尝试和那位女士的亲生父母取得联系。”格伯肯定道，“当然，前提是他们还活着。”
“我推测，想要在二十年后再找到他们并不容易。”
“是的，您说得对。”
谁知道他们怎么样了。格伯回忆起来，他们决定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与世隔绝地活着，不断搬家，过着不稳定的生活。
我们远离世界，并希望世界也远离我们。
“他们在地图上选一个地方，然后搬去那儿，但远离黑色的线和红色的点。”
“主干道和聚居区。”沃克解释道，“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汉娜坚信她经历了某种冒险，她的父母弱化了生活中的困难，把生活的不便变成专为她设计的游戏……一切都被某种新纪元运动[9]精神主宰着：父亲用弓箭打猎，母亲负责举行怪异的仪式、净化气场之类的事情。”
“当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有些不合时代。”沃克怀疑地思索道。
“在我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汉娜提到了幽灵、女巫和不死的死者。她似乎坚定地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所以，我的爸爸妈妈为了把我从死者的地界接回来，在我的脚踝上系了一只铃铛。在我看来，这很正常。
“我不担心古怪的家庭或者迷信。”沃克肯定地说道，“最让我忧虑的是那些名字。”
特雷莎·沃克说得有理。汉娜·霍尔在童年时期多次更改过自己的名字，这也使格伯感到忧心。
一个个体的身份是在生命最初几年中形成的。名字并不仅仅是它的一部分，更是它的支点。名字变得像磁铁一样，那些定义我们是谁并且使我们更独一无二的特性都聚集在它周围。外貌、特殊的痕迹、爱好、性情、优点和缺点。身份对于定义人格是至关重要的。转换身份可能会损害人格，使它变成某种不定的东西。这对个体来说非常危险。
用另一个名字取代自己的名字，即便一生中只有一次，也会破坏个体的稳定性，会对自我评价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法律上改变身份的程序极其复杂。谁知道汉娜·霍尔不断地转换身份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我是白雪、爱洛、辛德瑞拉、贝儿、山鲁佐德……世上还有哪个小女孩能说她一直是个公主呢？
他一边听着脑海里汉娜重复这些话的声音，一边打开西尔维娅存放饼干的陶瓷罐，伸手拿了一块巧克力味的。他心不在焉地咬住饼干。
“汉娜坚持强调她的家庭很幸福。”他说着，打开冰箱去找牛奶。
“您认为她说的是假的？”
格伯回想起了埃米利安，那个像幽灵一样的小男孩。“接手这个病例的同时，我还在跟进另一个病例，是一个六岁的白俄罗斯小男孩，他说他看见养父母进行某种狂欢仪式，祖父母和一位收养机构的负责人也参与其中……他声称他们戴着奇怪的动物面具：猫、羊、猪、猫头鹰和狼。”他准确地列举着，“法院委托我确认他是否在说谎，但问题不能仅仅简化成这个……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或者，是最危险的地方——每个儿童心理师都清楚这一点。只是小孩子自己分辨不出区别。”
沃克思索了一会儿：“在您看来，汉娜小时候并不处于安全中？”
“有关于规则的那回事。”他回答道，“汉娜列举了两条规则：‘陌生人就是危险’，然后是‘永远不要将你的名字告诉陌生人’。”
“也许，为了弄明白规则有多少，内容是什么，尤其是它们被用来做什么，您应该先深入研究‘陌生人’的问题。”沃克提议道。
“事实上，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还有别的问题吗？”
“阿多。”心理师回答道。
他在睡衣口袋里翻找起来，他之前把汉娜写过字的那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放在那儿了。
阿多。
“汉娜向我借了纸笔来记下这个名字。我很疑惑她当时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做这样一件事。”
“您怎么解释这件事呢？”
“也许她只是想吸引我的注意。”
沃克掂量着这条信息，简短地评论了一句：“对孩子们进行治疗时您会录像，对吗？”
“是的。”格伯承认道，“我保存着每一次会面的录像。”这位同行或许也会给她负责的病人录像。这个时候，他本应该跟她讲伊西奥的故事，说他把病人写在他给她的纸上的字错看成了他堂哥的名字，但他不愿意让沃克觉得他自己被汉娜影响了。相反，他总结道：“所以我认为，最后汉娜故意把那张纸扔进垃圾桶，是为了让我找到它。”
这个举动引起了沃克的注意。“在对汉娜进行治疗时，请您继续录像。”她嘱咐道。
“当然，请您放心。”他向她保证道，微露一丝笑意。
“我是认真的。”她坚持道，“我比您年纪大，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请您相信我。”
“抱歉，有时候我对比我年轻的同行过于热心了。”但她的语气听上去的确很担忧，尽管她目前还不愿意解释原因。
“如果您把汉娜在阿德莱德接受第一次催眠治疗的录像发给我，或许会有用。”
“我没那么前卫，我还在用老方法做事。”她承认道。
“您是说您从始至终都记笔记吗？”格伯惊讶道。
“不，不。”沃克回答道，感到好笑，“我有一台数字录音机。我会把治疗的录音发到您的邮箱。”
“太好了，谢谢您。”
见他最终愿意尝试对汉娜进行治疗，特雷莎·沃克似乎很高兴。
“至于您的酬金……”
“这不是问题。”格伯抢在她前面说道。汉娜·霍尔完全不可能付得起钱，他们两人都很清楚。
“这几通洲际电话会花掉我们一大笔钱。”特雷莎·沃克笑道。
“但您说得有理，那位女士需要帮助。从她第一次接受催眠时所讲的故事看，我认为她的记忆里还有很多需要探索的东西。”
“汉娜正在对您产生什么影响？”沃克冷不丁问道。
格伯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多沉默了一秒，沃克就替他说话了。
“请您当心些。”
“我会的。”格伯承诺道。
打完电话后，格伯在厨房里坐了一会儿，一边对着一杯冰牛奶思考，一边又吃下几块巧克力饼干。他身处半明半暗中，仅仅被打开门的冰箱的灯光照亮。
他问自己，汉娜正在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为什么无法回答沃克？
每位治疗师都会对病人产生影响。但相反的事情也会发生，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尤其是当病人是小孩子的时候。无论每个心理师如何尽力保持距离，都不可能不在情感上被卷入某些恐怖故事中。
B先生曾教过他许多克服这一切的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造出一种无形的盔甲，同时又不失去必要的同理心。
“因为如果恐惧跟随你回了家，你就无法解脱出来了。”他总这么说。
格伯从桌旁站起身，把空杯子放进水池，重新关上冰箱门。他在寂静的屋子里赤着脚向卧室走去。
西尔维娅裹藏在被子下，双手合拢，放在脸颊和枕头之间。格伯看着她，心中涌起一种负罪感。有一些东西让他觉得自己和汉娜很相似，所以他才会对病人如此热情用心，所以他才会感到有义务帮助她。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他对自己说道。那是个折磨了他三年的秘密，而他不敢向西尔维娅吐露。
在钻进被子和妻子躺在一起之前，格伯去瞧了一眼马可。马可也在小床里安谧地睡着，一盏仙人掌形状的小夜灯为他守夜，正和他母亲的灯摆在同一个位置。他在这一点上也跟她一模一样，格伯对自己说道。这个念头抚慰了他。
接着，他俯向枕头，在马可的前额上轻轻一吻。孩子发出一声轻微的抗议，但没有被吵醒。他现在很暖和，但他父亲知道，几个小时后，他就会踢开被子，而他得过来再帮他盖好。格伯正要去睡觉，却又在门槛上停了一瞬。
您的儿子是否曾在午夜呼唤您，因为在他床下有一个怪物？
汉娜·霍尔的声音再一次浮现在他脑海中。他摇摇头，对自己说，在夜里的这个时间很容易让自己受到暗示。但他没有动。
他继续注视着马可床下的黑暗缝隙。
他向前走了一步，然后走了第二步。当他再次来到小床边时，他弯下腰，一边叫自己傻瓜，一边向自己重复说没有什么好怕的。但他的心并不同意，跳得比平常更加剧烈。
……但是当您掀开床罩的时候，如果仅仅有一秒钟想到一切都可能是真的，您也会感到一阵隐秘的战栗……
那个声音吸引着格伯去查验他儿子的睡梦下藏匿着什么秘密，格伯任由它说服了自己。他抓起床罩的边缘，猛地将它掀开。仙人掌夜灯的莹莹绿光比他先侦查到那漆黑的洞。格伯用目光环视了一周。
没有怪物，只有不知何时遗落在床下的玩具。
他重新放下床罩边缘，感到一阵放松，却也因为相信了一种毫无依据的恐惧而对自己生气。他松了口气，决定去睡觉。他刚走了几步，马可便在小床上挪动了一下，格伯听见了……
一阵金属般的清脆声响。
格伯转过身，犹如石化。他祈祷着这声音仅仅存在于他的脑海里。但那声音再次响起，从马可的被子下传来。那是一阵召唤。那是在召唤他。
他走近床边，干脆利落地掀开了孩子身上的被子。
那不是幻觉。他所有的理性都已消散，他无力地站在那儿，注视着那个诡异的东西。它径直来自汉娜·霍尔的地狱。
有人在他儿子的脚踝上系了一条红色的缎带。缎带上挂着一只铃铛。
10
他们约定在七点半见面，这样汉娜就不会遇见在九点左右到来的其他病人。
快七点时，格伯已经出门朝事务所走去。他又没有睡多久。只不过这一次，令他没睡好的原因很严重。当他快步走过历史中心区的道路时，他能听见放在外套口袋里的那只铃铛发出走调儿的声音。
来自死者的地界的召唤。
他不知道那条红色的缎带怎么会出现在他儿子的脚踝上。汉娜竟如此接近过他的家人，这个念头使他感到恐惧。他想不出她的真实目的会是什么。
有一个疑问比其他问题更加困扰他：马可和汉娜可能在什么时候见过面？
前一天，孩子只是离家去上幼儿园，是保姆送他去的，下午又把他接了回来。马可没有去公园散步，因为天气很糟。他没有在游戏室给别的孩子庆祝生日，没有进行户外活动。唯一的解释是，在家和幼儿园的路途中，汉娜和马可有过接触。排除在早上的可能性，因为那时汉娜已经跟他待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