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ASAMerezhi-kovskiiZANAHippius),库普林(AAIAKuprin),蒲宁(IAAABunin),安特来夫(LANAAndreev)之流的逃亡〔7〕,阿尔志跋绥夫(MAPAArtzybashev),梭罗古勃(FiodorSologub)之流的沉默〔8〕,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ValeriBriusov),惠垒赛耶夫(VAVeresaiev),戈理唬ǎ停幔椋恚牵铮颍耄椋暄晴娣蛩*基(VAVAMayakovski)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AlekseiNATolstoi)〔9〕。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谡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年顷,新经济政策〔10〕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Serapionsbrü-der)〔11〕。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12〕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13〕,是很给他们支持的。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14〕,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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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竖琴》。
《竖琴》,鲁迅翻译和编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MA扎醚嵌抖纯摺贰ⅲ*A*缪┘骁妗独虾淖印罚ㄈ崾耄ⅲ藺伦支《在沙漠上》、KA斐定《果树园》、AA雅各武莱夫《穷苦的人们》、VA理丁妒佟贰ⅲ臕左祝黎《亚克与人性》、BA拉甫列涅夫《星花》(曹靖华译)、VA英倍尔《拉拉的利益》、VA凯泰耶夫《“物事”》(柔石译)。〔2〕尼古拉斯二世(YTOKFI\a,1868—1918)通译尼古拉二世,俄国最后的一个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3〕陀思妥夫斯基(iAnAeKS[KGLSOT\,1821—1881)通译退雇滓蛩够砉骷遥*著有中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都介涅夫(fAUAZ^`]GJGL,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
〔4〕文学研究会参看本卷第305页注〔20〕。〔5〕创造社参看本卷第7页注〔5〕。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强调“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后来他们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6〕波斯诗人指莪默伽尼谟(OmarKhayyám,1048—1123)。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译了他的诗《鲁拜集》(Rubáiyát)。他在诗里常歌唱饮酒。“黄书”文士,指英国十九世纪末聚集在“黄书”(TheYellowBook)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毕亚兹莱、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约翰·戴维森、小说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作品。
〔7〕梅垒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1866—1941)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其妻吉皮乌斯(EAYACTaaT^S,1869—1945),俄国象征*饕迮耍欠吓纱怼他们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国。库普林(AAfAd^a`TJ,1870—193*福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苏联。蒲宁(fAAAN^JTJ,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安特来夫,即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芬兰。〔8〕阿尔志跋绥夫(M艫c`QhVIjGL,1878—1927)俄国作家*一九二三年逃亡华沙。梭罗古勃(iAUKFK]^V,1863—1927),俄国准遥笳髋纱恚*要作品都写于十月革命以前。〔9〕勃留梭夫(DAFAN`oSKL,1873—1924)苏联诗人,早期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一九○五年革命前夜开始接触现实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写过一些歌颂革命的诗。惠垒赛耶夫,通译魏烈萨耶夫,十月革命后写有长篇小说《绝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尔基,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论文章。玛亚珂夫斯基(BABAMIbOKLSOJ\,1893—1930),鸵肼硌趴煞*斯基,苏联诗人。他的代表作长诗《列宁》、《好》都写在十月革命之后。亚历舍托尔斯泰,一九一九年侨居国外,一九二三年回国,以后连续发表长篇小说《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等。〔10〕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11〕“绥拉比翁的兄弟们”(UG`IaTKJKLhN`I[Lb)通译“谢榔の绦值堋薄R痪哦荒暧陕状摹⒆*琴科等六人组成,一九二四年自动解散。它的名称是借用德国小说家霍夫曼的一部四卷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
〔12〕淑雪兼珂(MAMAGKjGJOK,1895—1958)通译左琴科!靶焕の绦值堋*文学团体发起人之一。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一九二二年《文学杂志》(俄文)第三期所载《论自己及其他》一文。〔13〕瓦浪斯基(AAdADK`KJSOT\,1884—1943)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批评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的杂志《红色处女地》。
〔14〕《烟袋》苏联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苏联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说,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萧伯纳在上海》序
现在的所谓“人”,身体外面总得包上一点东西,绸缎,毡布,纱葛都可以。就是穷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条破裤子;就是被称为野蛮人的,小肚前后也多有了一排草叶子。要是在大庭广众之前自己脱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这就叫作不成人样子。
虽然不像样,可是还有人要看,站着看的也有,跟着看的也有,绅士淑女们一齐掩住了眼睛,然而从手指缝里偷瞥几眼的也有,总之是要看看别人的赤条条,却小心着自己的整齐的衣裤。
人们的讲话,也大抵包着绸缎以至草叶子的,假如将这撕去了,人们就也爱听,也怕听。因为爱,所以围拢来,因为怕,就特地给它起了一个对于自己们可以减少力量的名目,称说这类的话的人曰“讽刺家”。
伯纳·萧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不必说毕力涅克(BorisPllniak)和穆杭(PaulMorand)了,〔2〕我以为原因就在此。
还有一层,是“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3〕,但这是英国的事情,古来只能“道路以目”〔4〕的人们是不敢的。不过时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听洋讽刺家来“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还有一层,我在这里不想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裤。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来了。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者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但结果如何呢?结果只要看唠叨的多,就知道不见得十分圆满了。
萧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英系报,日系报,白俄系报,虽然造了一些谣言,而终于全都攻击起来,就知道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国报,那是无须多说的,因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这跟也跟得长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战略关系”上,这才走在他们军队的前面。
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门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说萧是凹凸镜,我也不以为确凿。
余波流到北平,还给大英国的记者一个教训:他不高兴中国人欢迎他。二十日路透电说北平报章多登关于萧的文章,是“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苦痛性”。〔5〕胡适博士尤其超脱,说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欢迎。〔6〕“打是不打,不打是打!”〔7〕这真是一面大镜子,真是令人们觉得好像一面大镜子的大镜子,从去照或不愿去照里,都装模作样的显出了藏着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虽然用笔和舌的还没有北平的外国记者和中国学者的巧妙,但已经有不少的花样。旧传的脸谱本来也有限,虽有未曾收录的,或后来发表的东西,大致恐怕总在这谱里的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灯下,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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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野草书屋出版的《萧伯纳在上海》。
《萧伯纳在上海》,乐雯(瞿秋白)编译,辑入上海中外报纸对于萧在上海停留期间的记载和评论。在该书的《写在前面》中说,编译这书的主要用意,是把它“当作一面平面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2〕泰戈尔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我国访问。毕力涅克一九二六年曾来我国。穆杭又译莫朗,法国作家,一九三一年曾来我国。〔3〕“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1806—1873)的话。
〔4〕“道路以目”语见《国语·周语》: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据三国时吴国韦昭注:“不敢发言,以目相眄而已”。
〔5〕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萧伯纳由上海到北平,同日英国路透社发出电讯说:“政府机关报(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报纸)今晨载有大规模之战事正在发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广大之篇幅载萧伯纳抵北事,闻此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痛苦性。”
〔6〕胡适的话,见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路透社另一电讯:“胡适之于萧氏抵平之前夕发表一文,其言曰,余以为对于特客如萧伯纳者之最高尚的欢迎,无过于任其独来独往,听渠晤其所欲晤者,见其所欲见者云。”
〔7〕“打是不打,不打是打!”见宋代张耒《明道杂志》:“殿中丞丘浚,多言人也。尝在杭谒珊禅师。珊见之殊傲。俄顷,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降阶接礼甚恭。浚不能平。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浚甚做,而接州将子弟乃尔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掴珊数下,乃徐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一个人的受难》序
“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用熟了,无须更改;但其实是应该称为“连续图画”的,因为它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讫的画本。中国古来的所谓“长卷”,如《长江无尽图卷》,如《归去来辞图卷》,〔2〕也就是这一类,不过联成一幅罢了。
这种画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绩,“死书”〔3〕所画冥中的情形,已就是连环图画。别的民族,古今都有,无须细述了。这于观者很有益,因为一看即可以大概明白当时的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辞,非熟习的不能领会。到十九世纪末,西欧的画家,有许多很喜欢作这一类画,立一个题,制成画帖,但并不一定连贯的。用图画来叙事,又比较的后起,所作最多的就是麦绥莱勒。我想,这和电影有极大的因缘,因为一面是用图画来替文字的故事,同时也是用连续来代活动的电影。
麦绥莱勒(FransMasereel)〔4〕是反对欧战的一人;据他自己说,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弗兰兑伦的勃兰勘培克(BlankenbergheinFlandern),幼小时候是很幸福的,因为玩的多,学的少。求学时代是在干德(Gent),在那里的艺术学院里学了小半年;后来就漫游德,英,瑞士,法国去了,而最爱的是巴黎,称之为“人生的学校”。在瑞士时,常投画稿于日报上,摘发社会的隐病,罗曼罗兰比之于陀密埃(Daumier)和戈耶(Goya)〔5〕。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书籍上的插图,和全用图画来表现的故事。他是酷爱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诡,出于人情,因以收得惊异和滑稽的效果。独有这《一个人的受难》(DiePassioneinesMenschen)乃是写实之作,和别的图画故事都不同。
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并无一字的说明。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无所有的屋子里,一个女子怀着孕了(一),生产之后,即被别人所斥逐,不过我不知道斥逐她的是雇主,还是她的父亲(二)。于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三),终于跟了别人;先前的孩子,便进了野孩子之群,在街头捣乱(四)。稍大,去学木匠,但那么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胜任的(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条野狗一样(六)。他为饥饿所逼,就去偷面包(七),而立刻被维持秩序的巡警所捕获(八),关进监牢里去了(九)。罚满释出(十),这回却轮到他在热闹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过,终日挥着鹤嘴锄,是会觉得疲劳的(十三),这时乘机而入的却是恶友(十四),他受了诱惑,去会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归途中又悔恨起来(十七),决计进厂做工,而且一早就看书自习(十八);在这环境里,这才遇到了真的相爱的同人(十九)。但劳资两方冲突了,他登高呼号,联合下工人,和资本家战斗(二十),于是奸细窥探于前(二十一),兵警弹压于后(二十二),奸细又从中离间,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难的“神之子”耶稣像前,这“人之子”就受着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着,等候着兵们的开枪(二十五)!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还要难。〔6〕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Passion)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这就是《一个人的受难》中所叙述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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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个人的受难》。
〔2〕“长卷”窄长的横幅卷轴国画。古来题名《长江万里》、《江山无尽》的长卷很多,著名的有宋代夏、明代周臣、清代王等人的作品。以陶渊明《归去来辞》为题材的长卷,有明代徐贲等人的作品。
〔3〕“死书”(TheBookoftheDead)又译“死者之书”,古代埃及宗教文艺的一种。本为王公、贵族的陪葬物。它将多种咒语、祷文、颂歌写在长卷纸上,冒于死者棺中。许多“死书”还附有冥间的图画。
〔4〕麦绥莱勒(1889—1972)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曾为美国惠特曼、法国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作家的作品作插图。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还出版过他的连环画《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和《没有字的故事》。〔5〕陀密埃(1808—1879)通译杜米埃,法国讽刺画家,擅长石版画。戈耶(1742—1828),西班牙讽刺画家,擅长铜版画。〔6〕耶稣的这段话,见《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自选集》自序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2〕上提倡“文学革命”〔3〕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4〕,见过二次革命〔5〕,见过袁世凯称帝〔6〕,张勋复辟〔7〕,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8〕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9〕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10〕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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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这本《自选集》内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呐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鸭的喜剧》;《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故事新编》中的两篇:《奔月》、《铸剑》;《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计二十二篇。
〔2〕《新青年》参看本卷第305页注〔16〕。《新青年》最初的编辑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复、吴虞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团体逐渐发生分化。鲁迅是这个团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3〕“文学革命”指“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
〔4〕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夺。
〔5〕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称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凯扑灭。
〔6〕袁世凯称帝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原为清朝大臣,他在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实行帝制,自称皇帝,定年号为“洪宪”;同年三月被迫撤销。〔7〕张勋复辟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军时,从徐州带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为等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8〕“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凯雷尼信中的话,鲁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9〕“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语见屈原《离骚》。鲁迅曾引用它作为《彷徨》的题辞。
〔10〕这两句话,引自《呐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1〕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2〕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3〕的变幻,又在《新小说》〔4〕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Verne)〔5〕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ARi*洌澹颍龋幔纾纾幔颍洌┑男说了,〔6〕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7〕,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RamaandKrishna)〔8〕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9〕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10〕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11〕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12〕,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13〕,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LAAndreev)的作品里遇*搅丝植溃⒍景纤绶颍ǎ虯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VAKorolenko)〔14〕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Maxi*恚牵铮颍耄└受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Katherine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15〕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16〕。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17〕,有的说是意在投降〔18〕,有的笑为“破锣”〔19〕,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20〕是不属于希特拉〔21〕的I字旗下的*端赖氖だ贰玻玻病秤种好以“死”自傲。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23〕,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24〕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着“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反动书籍”(同二十七日新闻)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25〕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26〕。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十二月三十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2〕《时务报》旬刊,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编,是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停刊。
〔3〕《福尔摩斯包探案》英国作家柯南道尔(1859—1930)作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4〕《新小说》月刊,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该刊除登载创作小说之外,也刊登翻译小说。
〔5〕焦士威奴(1828—1905)通译儒勒·凡尔纳,法国小说家。著有科学幻想及冒险小说《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多种。
〔6〕哈葛德(1856—1925)英国小说家。林琴南曾依靠别人口述,用文言翻译过他的《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斐洲烟水愁城录》。
〔7〕苏菲亚即别罗夫斯卡娅(UAX艷`KLSOIb,1853—1881),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领导人之一。因参加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同年四月三日被沙皇政府杀害。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的刊物《新世纪》第二十七号(一九○七年十二月),曾介绍过她的事迹,刊出她的照片。
〔8〕拉玛和吉利瑟那都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物。〔9〕《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它包括戏曲十种:果戈理的《巡按》(贺启明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和《教育之果》(沈颖译),契诃夫的《海鸥》(郑振铎译)、《伊凡诺夫》、《万尼亚叔父》和《樱桃园》(三者均耿式之译),史拉美克的《六月》(郑振铎译)。〔10〕《俄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的增刊,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内收郑振铎《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耿济之《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阿尔志跋绥甫》、郭绍虞《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张闻天《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俄国的叙事诗歌》等论文,以及鲁迅、瞿秋白、耿济之等所译俄国文学作品多篇。
〔11〕《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即《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期专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内收鲁迅译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捷克凯拉绥克作)和《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德国凯尔沛来斯作)、沈雁冰译的《芬兰的文学》(HermioneRamsder作)、沈泽民译的《塞尔维亚文学概观》(ChedoMijatovich作)、周作人译的《近代波兰文学概观》(波兰诃勒温斯奇作)等论文,以及鲁迅、沈雁冰等所译芬兰、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文学作品多篇。〔12〕指那时曾留学英美的某些绅士派如吴宓等人,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有关论述。
〔13〕关于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话,见《民铎》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14〕珂罗连珂(DACAdK`KFGJOK,1853—1921)通开柯罗连*疲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马尔加的梦》、《盲音乐家》、《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15〕膜拜曼殊斐儿的绅士指陈源。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儿》一文中,称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是“超绝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后来,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6〕郭沫若曾根据德译本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艺书局出版。〔17〕为了卢布参看本卷第9页注〔12〕及《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8〕意在投降参看本卷第220页注〔52〕。〔19〕“破锣”反动派对“普罗文学”的污蔑。当时,一般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普罗文学”;“普罗”是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音译“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
〔20〕《战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的续篇,当时有沈叔之的中译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21〕希特拉(AAHitler*保福福埂保梗矗担⊥ㄒ胂L乩眨鹿ㄎ斯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下文的I字旗,即德国法西说钠熳印!癐”,纳粹党的党徽玻玻病场端赖氖だ贰∫獯罄*作家邓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说,当时有芳信的中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23〕里培进斯基(oAYAXTVGJTJSOT\,1898—1959)通译里苯够樟*家。所作《一周间》,当时我国有蒋光慈的译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又有江思、苏汶的译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24〕“复交”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苏联断绝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25〕“黑土”苏联的黑土区面积广大,有以“黑土”作为它的代称的。如丹麦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乔治·勃兰兑斯(1842—1927),曾在他写的《俄国印象记》一书中称俄国为“黑土”。〔26〕指英国作家萧伯纳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一九三一年发表《与过去告别》一文,热烈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萧伯纳,参看本书《谁的矛盾》及其注〔2〕。
《总退却》序
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这在五十年前为止,是大概真实的,整日价辛苦做活的人,就没有工夫看小说。所以凡看小说的,他就得有余暇,既有余暇,可见是不必怎样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经断之曰:“有闲,即是有钱!”〔2〕者以此。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之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但是,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的听下去。不过比起整天做活的人们来,他们也还是较有闲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馆,那有闲钱做茶钱呢?
小说之在欧美,先前又何尝不这样。后来生活艰难起来了,为了维持,就缺少余暇,不再能那么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还想借书来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唠叨不已,破费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说交了桃花运。这一种洋文坛上的趋势,也跟着古人之所谓“欧风美雨”,冲进中国来,所以“文学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小说,几乎以短篇为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构成巨制,自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