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书中的主角也变换了。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现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飘摇不再要听一个特别的人的运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还有谁会转过脸去呢？他们要知道，感觉得更广大，更深邃了。
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我以为作者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但也许因为我先前较熟于农村，否则，是作者较熟于农村的缘故罢。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鲁迅记。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总退却》，葛琴的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短篇小说七篇，与鲁迅作序时的篇目有出入。〔２〕“有闲，即是有钱”这是李初梨的话，参看本卷第８页注〔８〕。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文化列车》〔２〕破格的开到我的书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开车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来有这样一种杂志，并且使我看见了杨邨人〔３〕先生给我的公开信，还要求着答复。对于这一种公开信，本没有一定给以答复的必要的，因为它既是公开，那目的其实是在给大家看，对我个人倒还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过目的也还是在给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给个人就完了么？因为这缘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应该先将原信重抄在下面——鲁迅先生：
读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笔名）的《读伪自由书》一文，近末一段说：“读着鲁迅：《伪自由书》，便想到鲁迅先生的人。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这末一句照原文十个字抄，一字无错，确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两个感想：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是诸葛亮？先生的“旁边”那里来的“早变心了魏延”？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
第一个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这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记得《呐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时候（大概总在十年前），我拜读之后，景仰不置，曾为文介绍颂扬，揭登于张东荪先生编的《学灯》，在当时我的敬爱先生甚于敬爱创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语丝》上先生为文讥诮我们，虽然两方论战绝无感情，可是论战是一回事，私心敬爱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是参加庆祝的一个，而且很亲切地和先生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左联有一次大会在一个日本同志家里开着，我又和先生见面，十分快乐。可是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头只说先生出阵交战用的是大刀一词加以反攻的讽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绪与态度都是敬爱先生的。文中的意义却是以为先生对我加以“嘘”的袭击未免看错了敌人吧了。到了拜读大著《两地书》以后为文介绍，笔下也十分恭敬并没半点谩骂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头却有所误会似地顺笔对我放了两三枝冷箭儿，特别地说是有人攻击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没有觉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没有攻击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认为是老了吧了。伯纳萧的年纪比先生还大，伯纳萧的鬓毛比先生还白如丝吧，伯纳萧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这样就以为老了呢？我是从来没感觉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觉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读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讶，原来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态的时候有过的情绪，我虽然也时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亲，但并没有如人家攻击我那样地想做一个“孝子”，不过是天性所在有时未免兴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联想到我的父亲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讶。
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这敬爱的心理与观念上，我将今年来对先生的反感打个粉碎，竭诚地请先生训诲。可是希望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出之，如“嘘”，如放冷箭儿等却请慎重，以令对方心服。
第二个感想使我……因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这信是先生觉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话，就请寄到这里《文化列车》的编者将它发表，否则希望先生为文给我一个严正的批判也可以。发表的地方我想随处都欢迎的。
专此并竭诚地恭敬地问了一声安好并祝康健。
杨邨人谨启。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带声明一句，我作这信是出诸至诚，并非因为鬼儿子骂我和先生打笔墨官司变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为是信的形式，所以开头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给我的信是没有答复的价值的。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无须我批判，因为近二年来的文字，已经将自己的形象画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决不会相信“鬼儿子”们的胡说，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这并非说先生的话是一样的叭儿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为永久诚实的罢，不过因为急促的变化，苦心的躲闪，弄得左支右绌，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变成废话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实是不必写的。
先生首先问我“为什么是诸葛亮〔４〕？”这就问得稀奇。李儵〔５〕先生我曾经见过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无从确说，因为又燃先生我是没有豫先见过的。我“为什么是诸葛亮”呢？别人的议论，我不能，也不必代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说我是“人群的蟊贼”〔６〕的。“为什么？”——我都由它去。但据我所知道，魏延变心，是在诸葛亮死后，〔７〕我还活着，诸葛亮的头衔是不能加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８〕？”的问题也就落了空。那些废话，如果还记得《三国志演义》或吴稚晖先生的话，是不至于说出来的，书本子上及别人，并未说过人民是阿斗。现在请放心罢。但先生站在“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９〕的旗下，还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些字，不觉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这些字，怎么样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动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动魄”得很稀奇。我没有修炼仙丹，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请先生还是镇静一点的好。而且我后来还要死呢，这也是自然的规则，豫先声明，请千万不要“惊心动魄”，否则，逐渐就要神经衰弱，愈加满口废话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目前也还可以插先生的旗子。这一节我敢保证，也请放心工作罢。
于是就要说到“三嘘”问题了。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闻上所载的有些两样。那时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这几个人们中，先生也在内。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１０〕里，明明的告白了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却又要来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不过也并未说出，走散了就算完结了。但不知道是辗转传开去的呢，还是当时就有新闻记者在座，不久就张大其辞的在纸上登了出来，并请读者猜测。近五六年来，关于我的记载多极了，无论为毁为誉，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为我没有聘定律师，常登广告的巨款，也没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况且新闻记者为要哄动读者，会弄些夸张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还全盘捏造。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１１〕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您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当时我一声不响。为什么呢？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三闲集》中，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讲演里，我有时也曾嘲笑叶灵凤先生或先生，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赳赳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无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然而我从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无产阶级大众”之名，来凌压敌手，我接着一定声明：这是因为我和他有些个人的私怨的。先生，这还不够退让么？
但为了不能使我负责的新闻记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来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１２〕里，还赏我拿一柄大刀。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谢的，但在实际上，却也如大张筵宴一样，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我确曾用这笔碰着了先生，不过也只如运用古典一样，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报复的恶意。但先生却又给我挂上“三枝冷箭”了。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为这只是陈源教授的余唾〔１３〕。然而，即使算是我在报复罢，由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也还不至于走进“以怨报德”的队伍里面去。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就此完结。总之，我还是和先前一样，决不肯造谣说谎，特别攻击先生，但从此改变另一种态度，却也不见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请先生也不要因为我的“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谅我，为幸。
专此奉答，并请
著安。
鲁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BB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２〕《文化列车》文艺性五日刊，方含章、陈栾合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３〕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４〕诸葛亮（１８１—２３４）字孔明，琅王牙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谋略的典型人物。〔５〕李儵应作李儵，即曹艺，浙江浦江人，曹聚仁之弟。他的《读〈伪自由书〉》一文，发表于《涛声》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６〕“人群的蟊贼”这是《社会新闻》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后》中谩骂鲁迅的话。
〔７〕魏延（？—２３４）三国义阳（今属河南）人，蜀国大将。《三国演义》一○五回载：“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诸葛亮死后不久，他就谋反；长史杨仪按诸葛亮生前预定计策，将他杀掉。〔８〕阿斗三国蜀后主刘禅的小名。据史书记载和《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
〔９〕“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杨邨人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中说：“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我们也承认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承认着属于某一阶级的作家的作品任是无意地也是拥护着其自身所属的阶级的利益。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们也就来作拥护着目前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和农民的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１０〕“自白”指杨邨人叛变革命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其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１１〕这里指杨邨人于一九三○年在他自己所办的《白话小报》第一期上，以“文坛小卒”的笔名发表的《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其中对鲁迅造谣诬蔑说：“这时恰巧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汤饼会便开成了。……这日鲁迅大师的汤饼会到会的来宾，都是海上闻人，鸿儒硕士，大小文学家呢。那位郁达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学负有责任的，听到这个喜讯，亦从安庆府连夜坐船东下呢。郁先生在去年就产下了一个虎儿，这日带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会，会场空气倍加热闹。酒饮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来致祝辞，大家都对鲁迅大师恭喜一杯，鲁迅大师谦逊着致词，说是小囝将来是龙是犬还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样的庆祝啦。座中杨骚大爷和白薇女士同声叫道，一定是一个龙儿呀！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伤感，他前年不幸夭殇的儿子，名字就叫龙儿呢！”
〔１２〕《新儒林外史》这是杨邨人化名柳丝所作攻击鲁迅的文章，载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火炬》。其中诬蔑鲁迅对他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分”的“乱砍乱杀”。
〔１３〕陈源教授的余唾陈源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其中诬蔑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文学》第一期的《〈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２〕，是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一篇账。这《图书评论》〔３〕不但是“我们唯一的批评杂志”，也是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所组成的唯一的联军。然而文学部分中，关于译注本的批评却占了大半，这除掉那《清算》里所指出的各种之外，实在也还有一个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学术界文艺界作工的人员，大抵都比他的实力凭空跳高一级。
校对员一面要通晓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认识字，然而看现在的出版物，“己”与“已”，“戮”与“戳”，“剌”与“刺”，在很多的眼睛里是没有区别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为他不管，就压在校对员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为和大家不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认识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战'G”为“战包”，以“已竟”为“已经”；“非常顽艳”是因妒杀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说这人已有六十多岁了。至于译注的书，那自然，不是“硬译”，就是误译，为了训斥与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图书评论》中文学部分的书数的一半，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
这些错误的书的出现，当然大抵是因为看准了社会上的需要，匆匆的来投机，但一面也实在为了胜任的人，不肯自贬声价，来做这用力多而获利少的工作的缘故。否则，这些译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学，去谨听教授们的指示的。只因为能够不至于误译的人们洁身远去，出版界上空荡荡了，遂使小兵也来挂着帅印，辱没了翻译的天下。
但是，胜任的译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说，他也跳了一级，做了教授，成为学者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４〕，于是只配做学生的胚子，就乘着空虚，托庇变了译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个译注者的胚子，却踞着高座，昂然说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５〕的学者，不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么？
要澄清中国的翻译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级去，虽然那时候是否真是都能胜任愉快，也还是一个没有把握的问题。七月七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八号，署名洛文。
〔２〕《〈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傅东华作，载《文学》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三三年七月）。该文就《图书评论》一至九期发表的二十二篇文学书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３〕《图书评论》月刊，刘英士编辑，一九三二年九月创刊，南京图书评论社出版。该刊发表的梁实秋、罗家伦等对当时一些外国文学译本的评论，态度十分粗暴，往往抓住译文的个别错误，就指斥为“荒谬绝伦”，“糊涂到莫名其妙”，“比毒药还要厉害”，“误人子弟，男盗女娼”等，并且定出所谓“标准”，企图限制和打击别的译者。〔４〕“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语出《晋书·阮籍传》：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５〕八极《淮南子·形训》：“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八极，边远的地方，引伸为世界。
捣鬼心传
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看见过。于是怪胎畸形，就成为报章的好资料，替代了生物学的常识的位置了。最近在广告上所见的，有像所谓两头蛇似的两头四手的胎儿，还有从小肚上生出一只脚来的三脚汉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领是有限的，他无论怎么怪，怎么畸，总有一个限制：孪儿可以连背，连腹，连臀，连胁，或竟骈头，却不会将头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骈拇，枝指，缺肢，多乳，却不会两脚之外添出一只脚来，好像“买两送一”的买卖。天实在不及人之能捣鬼。
但是，人的捣鬼，虽胜于天，而实际上本领也有限。因为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胡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之所谓“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笔记里，常说罗两峰的《鬼趣图》〔２〕，真写得鬼气拂拂；后来那图由文明书局印出来了，却不过一个奇瘦，一个矮胖，一个臃肿的模样，并不见得怎样的出奇，还不如只看笔记有趣。小说上的描摹鬼相，虽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五官，浑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３〕。因为五官不过是五官，纵使苦心经营，要它凶恶，总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围，现在使它浑沦得莫名其妙，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过较之写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聪明得远。
中华民国人的宣布罪状大抵是十条，然而结果大抵是无效。古来尽多坏人，十条不过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动是决不会的。骆宾王作《讨武白檄》，那“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几句，恐怕是很费点心机的了，但相传武后看到这里，不过微微一笑。〔４〕是的，如此而已，又怎么样呢？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我想假使当时骆宾王站在大众之前，只是攒眉摇头，连称“坏极坏极”，却不说出其所谓坏的实例，恐怕那效力会在文章之上的罢。“狂飙文豪”高长虹攻击我时，说道劣迹多端，倘一发表，便即身败名裂，〔５〕而终于并不发表，是深得捣鬼正脉的；但也竟无大效者，则与广泛俱来的“模胡”之弊为之也。
明白了这两例，便知道治国平天下之法，在告诉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实的说出何法来。因为一说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与行相对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测。不测的威棱使人萎伤，不测的妙法使人希望——饥荒时生病，打仗时做诗，虽若与治国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却能令人疑为跟着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却还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谓妙法，其实不过是毫无方法而已。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怃。
心传，佛教禅宗用语，指不立文字，不依经卷，只凭师徒心心相印来传法授受。
〔２〕罗两峰（１７３３—１７９９）名聘，字遯夫，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清代画家。《鬼趣图》，是一幅讽刺世态的画，当时不少文人曾为它题咏。
〔３〕这里所说的山中厉鬼，见南朝宋人郭季产的《集异记》：“中山刘玄，居越城。日暮，忽见一人著乌袴褶来，取火照之，面首无七孔，面莽傥然。”（据鲁迅《古小说鉤沈》）
〔４〕骆宾王（约６４０—？）义乌（今属浙江）人，唐代诗人。曾随徐敬业反对武则天，著有《代徐敬业讨武白檄》。据《新唐书·骆宾王传》，他“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但嘻笑”。〔５〕高长虹在《狂飙》第十七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说：“若夫其他琐事，如狂飙社以直报怨，则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我们是青年，我们有的是同情，所以我们决不为已甚。”
声明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从开明书店转到Ｍ女士〔２〕的一封信，其中有云：
“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
我便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我不到杭州，已将十年，决不能在孤山和人作别，所以她所看见的，是另一人。两礼拜前，蒙Ｍ女士和两位曾经听过我的讲义的同学见访，三面证明，知道在孤山者，确是别一“鲁迅”。但Ｍ女士又给我看题在曼殊〔３〕师坟旁的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
我于是写信去打听寓杭的Ｈ君〔４〕，前天得到回信，说确有人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就在城外教书，自说姓周，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但自己不满意，不远将有更好的东西发表云云。
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却有些使我为难。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豫约“指导”之类……。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５〕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
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三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
〔２〕Ｍ女士指马湘影，当时上海法政大学的学生。《鲁迅日记》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得开明书店……转交马湘影信，即复。”
〔３〕曼殊苏曼殊（１８８４—１９１８），名玄瑛，字子谷，出家后法号曼殊，广东中山县人，文学家。著作有《曼殊全集》。他的坟墓在杭州西湖孤山。
〔４〕Ｈ君指许钦文，浙江绍兴人，当时的青年作家。作品有小说集《故乡》等。
〔５〕“前驱”高长虹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号《新女性》所刊的“狂飙社广告”中，说《狂飙》是“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合办”。“落伍”，参看本卷第６７页注〔２〕。
给文学社信
编辑先生：
《文学》第二号，伍实〔２〕先生写的《休士在中国》中，开首有这样的一段——
“……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是的，见萧的不只我一个，但我见了一回萧，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骂到现在，最近的就是这回因此就并我和梅兰芳为一谈的名文。然而那时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３〕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
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
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这无关政局，决无危险，况且我们原曾相识，见面时倒是装作十分客气的也说不定的。
临末，我要求这封信就在《文学》三号上发表。
鲁迅。七月二十九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三号。
〔２〕伍实即傅东华（１８９３—１９７１），浙江金华人，翻译家。当时《文学》的编者之一。
〔３〕休士（ＬA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０２—１９６７）美国黑人作家。一九热*年七月访苏返美途经上海时，上海的文学社、现代杂志社、中外新闻社等曾联合为他举行招待会。
关于翻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２〕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不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３〕，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５〕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八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现代》第三卷第五期。
〔２〕“美麦”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棉麦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五千万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购买美麦，五分之四购买美棉。
〔３〕关于题材的积极性问题，当时曾有过讨论，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学》第一卷第二号“社谈”栏《文坛往何处去》一文就曾谈到：“其次是‘题材积极性’的问题。现在很有些人以为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题材便没有‘积极性’，必须写工农大众的生活，这才是题材有积极性；又以为仅仅描写大众的生活痛苦或是仅仅描写了他们怎样被剥削被压迫，也就不能说有积极性，必须写他们斗争才好，而且须写斗争得胜。究竟所谓‘题材的积极性’是否应当这样去理解呢，抑或别有理论？这也是当前问题的一个，亟待发展讨论，俾创作者可资参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国作家，一九三三年迁居美国。他是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觉醒的中国》、《中国经济研究》以及与人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史》等。
〔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译敏娜·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女作家，著有小说《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等。
〔６〕这里所引恩格斯的话，现译为：“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页，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关于妇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２〕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３〕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４〕（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