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儿童的养护也很细致，《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专有《慎护论》，从小儿初生开始，到乳母的哺养，一年四季怎样穿衣服，吃什么好，不应吃什么……都明明白白一一写清。董汲编着的《旅舍备要方》，还针对寄住旅途之中的儿童常见的疾病对症备好了药方。
百般呵护、精心养育儿童的这种思潮，还反映在食品保健方面。在宋代城市中就出现了专为儿童制作的保健食品，以糖果为最，其原因就是这一时期，人们都认识到如王灼《糖霜谱》所说：糖是消痰、除心烦热的佳食。而且，糖还可以在制作时使用方圆雕花等模子，做成象形糖，如宣仁太后曾在熙宁年间的上元灯节时赏赐皇家外族的每位儿童两个乳糖狮子即是一证。
宋代城市的儿童糖食，多做成“戏剧糖果”样式，在笔者的视野中，这是糖与果联在一起为一词的较早出处。想来必是以吸引人的戏剧中的各种形象制成糖果，以使儿童更加喜爱。这些“戏剧糖果”种类很多，主要有：行娇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芦、火斋郎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儿、糕粉孩儿鸟兽、像生花朵、风糖饼、十般糖、花花糖、荔枝膏、缩砂糖、五色糖、麻糖、锤子糖、鼓儿饧、铁麻糖、芝麻糖、小麻糖、豆儿黄糖、杨梅糖、荆芥糖、破麻酥，等等。除儿童糖食外，较多的还有儿童点心小吃，如：沙团、箕豆、法豆、山黄、褐青豆、盐豆儿、榧子、蒸梨儿、枣儿、米食羊儿、狗儿、蹄儿、蛋儿、栗棕、豆团、糍糕、麻团、汤团、水团、汤丸、餶饳儿、炊饼、捶栗、炒槌、山里果子、莲肉、数珠、苦槌、甘蔗、茅洋、跳山婆、栗茅、蜜屈律……
这些食品易消化，以甜居多，如“水团”，陈达叟《本心斋疏食谱》，曾对这种食物这样描述过：“团团秫粉，点点蔗霜。浴以沈水，清甘且香。”这表明水团是用秫粉包糖，用香汤煮熟而成。这样的食品是很适合儿童的生理特点的。
为了使儿童健康成长，宋代城市还形成了一种以儿童及其形象祈祷去邪纳福的风气。它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七夕时节，如东京的小儿女在这一天，须买新荷叶执之，效颦摩罗。至临安，这种风气仍在沿续，《梦粱录》说：“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实际，早在唐代城市的寺院里就有这种现象，段成式《酉阳杂俎》说道政坊宝应寺有齐公所丧的一岁孩子，“漆之如罗罗”，供奉在寺中。这证实了摩罗的来历是与宗教祭祀有关。《阿弥陀经疏》可证：释迦牟尼出家六年，罗罗生了下来，诸侍皆疑他不是佛种。释迦牟尼成道后，还宫说法，罗罗的母亲、释迦牟尼的妻子耶输陀罗，为雪清白，让罗罗持“欢喜丸”赠父，释迦牟尼为检验罗罗是否是亲子，遂将诸侍者尽化为佛，可是罗罗却将丸准确地交给释迦牟尼，诸侍者方信他真是释迦牟尼所生。罗罗在佛经中的含意是“覆障”，即因他居母腹七年方生而得名，但他与释迦牟尼相逢便认，显示了他具有极其聪颖的慧根。罗罗15岁出家，在佛的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在七夕节时用罗罗“乞巧”，祝愿妇人生个男孩，是再合适不过了。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摩罗形象的是河南博物馆所藏的一宋代白釉加彩陶瓷童子玩具，其形象是童子上身着背心，敞怀露腹，手持荷叶，骑坐在鼓形绣墩上，腰间扎带，带垂两腿间，红黑彩釉，钩画眉目，仪态大方。
据此，我们可以想见，宋代城市中所售据梵文罗罗音译讹传而成的“磨喝乐”，或可称为“魔合罗”的，大致如是。许多市民之家为了追求一个品质俱佳的摩罗，不惜倾注血本。宋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工匠，就想用一块上尖下圆的玉，“好做一个摩侯罗儿”，即是一例。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玉器来看，玉雕摩罗童子确为一大宗，其形象一般多为短衣窄袖，手腕带环，有的身着小马甲、大肥裤，形态各异，最为常见的为执荷叶童子。这一形象起源于佛书《杂宝藏经》，说的是——
波罗奈国的仙山，梵志神住在山上，他经常往山石上大小便，有一只雌鹿舔食了他的便溺而怀胎，生下一女。梵豫国王知道后，娶了此女。此女怀孕月满时生下了千叶莲花，但被大夫人放在篮子里扔到河中任其漂流。乌耆延王领众侍打捞上来一看，莲花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有一个小儿，于是他便加以养育，这些小儿都长成了力大无穷的勇士。宋代的摩罗形象吸收了这一情节，如苏汉臣的《婴儿戏舞图》，所绘的就是赤身系红兜肚的数名婴儿，戏舞在如碗般大的数枝荷花旁……很明显，这是将宋代城市生育的理念融化其中了。
这样经过点化的摩罗形象，寄寓了市民们祈求聪明，祈求健康，祈求多男多子，祈求佛家保佑的愿望，以至在宋代城市中摩罗已发展成了颇具广泛意义的各式各样的泥孩儿。这些泥孩儿不光在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屡见不鲜，就连苏州、常州，甚至鄜州（今陕西富县）这样的中小城市也出现了专制从二寸到七寸不等的泥孩儿的专业手艺人，著名的有袁遇昌、田等。
他们制造的摩罗泥孩儿，主要是供市民在生育活动中使用的，如祭祀，如敬神。许棐曾描述过一妇女买摩罗泥孩儿之际的心情，是很具代表性的：“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宋代城市的生育思想是凭借着艺术化的摩罗形象而深入人心的。
狂欢上元
美国学者伯高·帕特里奇的《狂欢史》曾总结狂欢类型，认为一类是与社会道德相一致的集体狂欢行为。他追述古希腊人经常举行的这种集体狂欢时说道：
所谓庆典一般也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宴会，巨额耗资多由国家负担。人们身着华丽服装，装扮成各种神女和追随酒神的狂女、精灵等等，在全城各处欢歌起舞，互相嬉闹，开着色情性的玩笑。三四月份要举行月神节和城市狄俄尼索斯节的庆典，合唱队为纪狄俄尼索斯唱起了赞美歌，漂亮的男孩们舞之蹈之。夜晚，人们喝得烂醉如泥，然后露宿街头。
如果撇去希腊的地名和人名，这情景倒与宋代城市的上元灯节颇相吻合，因为上元灯节就是这样一次与社会道德相一致的集体狂欢行为。
汉代永平年间，明帝因提倡佛法，每到正月十五日晚即令点灯，并亲自到寺院张灯祭神，以示尊崇，放灯习俗即由此始。又赵翼《陔余丛考》说：上元起自魏，因尊信道士而来。即道教有上、中、下三元之说，三官大帝中的上元天官火官就是在正月十五日诞生，故正月十五日为上元。每年正月十五，皆不可以断极刑事，这就给上元涂抹上了一道欢快的色调。
据说吴越钱王来东京朝拜时，进贡了不少金帛，在正月十五过上元节时，买了十八、十九两夜，与十五、十六、十七三天相续为五天上元节，但这只能做民间传闻。上元节的实际起源，是建隆元年（960）开始——
这年元夜，赵匡胤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只见灯烛荧煌，箫鼓间作，士女欢会，填溢禁陌……宋太祖心意甚欢，特意问身旁大臣李昉：人物比之五代如何？李昉回答说：民物繁盛，比之五代数倍。这大约触发了赵匡胤借上元张灯欢庆一番的念头。加之以后陆续削平二李，讨定荆湘，孟氏投降，于是，赵匡胤在乾德五年正月甲辰，以年丰米贱无边事为由，特诏开封府在上元节时，更放十八、十九两夜，宜纵士民行乐，自此便为惯例。这种以欢乐为宗旨的惯例的形成，除却宋政府基于国势强盛，需纵容百姓享乐以调节节日气氛的因素外，也有宋以前，如唐代每年正月十五上元日，民众张灯欢乐的传统因素，两种因素交并一处，进发出了像火山熔浆般的灼人热浪。这热浪是由香雾，是由彩山，是由美男，是由丽装，是由家家的灯品，是由处处的锦帐，是由鲜艳的花市，是由夺目的金莲，是由如流水的车，如游龙的马，是由人人五夜到天明的狂欢汇聚而成的。只要看一看当时描述城市上元的文字，就足以使我们惊讶不止了，任何一个朝代的欢乐庆典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随便抽出刘昌诗的《上元词》中的二首，就可知上元的气象是何等热烈不凡了——
紫禁烟光一万重，五门金碧射晴空。
梨园羯鼓三千面，陆海鳌山十二峰。
香雾重，月华浓，露台仙仗彩云中。
朱栏画栋金泥幕，卷尽红莲十里风。
五日都无一日阴，往来车马闹如林。
葆真行到烛初上，丰乐游归夜已深。
人未散，月将沈，更期明夜到而今。
归来尚向灯前说，犹恨追游不称心。
刘昌诗是南宋官员，他所写的情景主要是东京上元之盛况，看来，东京市民上元狂欢，是特别令人怀念的。这是因为自宋代开始，由于游乐时间更为充裕，东京市民将上元祭祀太一神从昏时到天明的观灯习俗加以充分发挥，将东京布置成了一片灯的汪洋，以至宋话本《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中竟出现了这样的描写上元之夜的语言：“是人都去看灯。”东京界身子里胭脂绒线铺主管张胜，是位平日有个风吹草动就不肯外出的大老实人，也要破夜不出门的惯例，上街看灯。因为宋代城市上元之夜的灯景太诱人了，光灯的品种就有：坐车灯、衮球灯、球灯、槊绢灯、日月灯、诗牌绢灯、镜灯、字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琉璃灯、影灯、诸般琉珊子灯、诸般巧作灯、平江玉珊灯、罗帛灯、沙戏灯、火铁灯，进架儿灯、像生鱼灯、一把蓬灯、海鲜灯、人物满堂红灯……
好像天上的星星翻转到地上，化作了万灯千盏，闪闪烁烁，遍处生辉，触目皆是，装点着宋代城市的上元之夜。这种情景的出现，是和市民普遍投身到欢庆节日之中，自己要成为上元灯节主角的情绪有关。像刘昌诗诗中所言的“卷尽红莲十里风”，就是宋代市民自己动手制作出来的灯景：一根竹子，破成20条或10条，用麻线系住竹条头，使其弯曲，再用纸糊上，成为一叶莲花，每二叶莲花相压，便成盛开莲花形状，点燃蜡烛，置放其中。
类似这样人人都可以制作的莲花灯，书籍上已将其制作步骤明确记载，从而标示出了上元灯具制作已相当普遍。灯具的制作由简单到复杂，逐渐出现不惜花费工本材料的倾向：
如全用白玉做成，使人爽彻心目的福州灯；
用绢囊贮粟为胎，因之绕缀，及成去粟，浑然如玻璃球的新安灯；
圈片直径有三四尺，全用五色琉璃制成的苏灯；
用五色珠为纲，下垂流苏，灯上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的珠子灯；
镞镂精巧，五色妆染，用影戏之式的羊皮灯；
用千丝结缚弱骨，轻球万锦装扮，碎罗红白相间，剪缕百花万眼，一看好似彩云笼罩着月魄，珠光宝气围绕着星星的万眼罗灯；
尤其那种飙轮拥骑，回转如飞，灯罩上绘出战争场面的马骑灯，人人爱看。姜夔有《感赋诗》：
纷纷铁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年。
若使英雄知国事，不教儿女戏灯前。
马骑灯的构造是很新颖的：在一个立轴的上部横装一个叶轮，叶轮的下边，在立轴底部的近旁，装个烛座，当烛燃烧时，产生的热气上腾，便可推动叶轮，使它旋转。
走马灯
立轴的中部，沿水平方向横装几根细铁丝，每根铁丝外粘纸剪的人马，夜间点烛，纸剪的人马便随着叶轮和立轴旋转，使其影子投射到以纸糊裱的灯壁上，成为灯画，灯内所映现的人物故事，走马似的循环反复展现在人们眼前。
走马灯的发明，从科学技术发展史来看，它是现代燃气涡轮机的萌芽，可是宋代市民却利用空气受热后上升冷空气下沈的原理，将其转化为走马灯的制造，这真是为了上元灯节挖空了心思，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狂欢史上都值得大笔一书。
各种灯品汇聚一处，其最高成就为“灯山”，也可称为“鳌山”。东京的鳌山通常是冬至日下午开始扎缚，架造时间长，规模气魄大，有人竟把鳌山扎缚到“高一十六丈，阔三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这就壮观得吓人了。
临安则扎缚起了琉璃灯山。它高达五丈，上有大彩楼，大彩楼中有安着机关可以活动的人物。灯山上有大殿，铺连五色琉璃阁，阁上都是球文戏龙百花。殿阁梁栋之间的涌壁，诸色传说故事描绘其上，其中龙凤水，蜿蜒如生。小窗间垂吊着小水晶帘子、流苏宝带。设在中间的御座，与五色玉栅簇成的“皇帝万岁”四个大字，交相炫耀。灯山上还有伶官迭奏新乐，恍如天上广寒宫殿……
宋代中小城市的上元之夜，也不甘落后于大城市，像成都，每夜要用油5000斤，其他费用可想而知了。成都的灯山，竟胜于京城，上设飞桥亭榭，崇高森罗；万炬层出，照耀璀璨。灯山前，缉木为垣，其中旋植花卉，满放捕来的山禽杂兽，市民登垣绕览，大开眼界。
一个小小的温州，仅太守堂内张挂的绢灯就达千盏。到润州任职的钱子高，为欢度上元灯节，要在因胜寺法堂对面搭“戏幄”，竟要使人把花砖遍甃。严雅如新的铺设掘开，埋上柱子，无非是要在上元大摆阔气。
偏远的甘肃宁州城，每逢上元，市民便去南山顶上，把盛着薪火的瓦缶，贯以环索，用一绳维系，从上坠下，远远一望，真如天上奔星下临，因此它被当地人唤为“彗星灯”。
那位在上元献诗歌颂皇帝与民同乐的蔡君谟，在守福州时竟不顾民间疾苦，命令百姓在上元夜，一家要点灯七盏。元佑间，蔡京守永兴时，时值上元，阴雨连下三天，十七日雨停，蔡京便让再张灯两夜，可是准备不出膏油，然而蔡京执意要张灯，便违背北宋法制，动用了城库贮油，以至被转运使所弹劾，但掌国政的吕大防却不以为然，认为不致加罪。
城市放灯，制造升平气象，当权者真是不遗余力。然而有的官吏过分强调上元张灯，也使市民叫苦不迭，这就损害了上元灯节的节日意义。从整体来看，宋代中心城市，和许多中、小市镇，大多具备雄厚的财力，为上元张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方面，以苏州为最好——
苏州腊月里，各式各样的灯就上市了。稀奇价贵的灯，往往很多人竞买，久争不下，就以赌博而定，谁胜了谁就得灯。待上元夜点起“坊巷灯”，街巷间一片辉煌火树。每里门都制作将好句子题在上面的“长灯”，还有龙灯、鹿灯、月灯、葡萄灯、栀子灯……
最多的是莲花灯。地上，有被人滚动的大球灯；天上，有被人掷入的小球灯。那种用生绢糊成的大方灯，因上面画着历史故事，引得一群群人观看。桥梁上竖起了木桅，置竹架如塔形，逐层张灯其上，这唤作“桥灯”。就连停泊苏州河畔的渔户，也接桅樯之表，放置一灯，极目一眺，此樯灯和星星竞放光明……
从苏州一市窥见，灯成了上元欢乐的基础。有了灯，在灯的照耀下，市民们才可能狂热起来。当然，与之相配合的还要有吸引人的娱乐才行，城市均像准备灯一样准备着娱乐节目。这些节目以东京的样式为典型——
在开封府仪曹及殿中省主持下，用棘刺围绕起如盆状的大棘盆，在棘盆中树立着许多仙佛车马的木像。还有高达数十丈、结束彩缯的长竿，竿上悬挂着纸糊的百戏人物形象，它们乘微风而飞舞，犹如天空飘来的神仙。棘盆内设乐棚，专供官衙的专职乐人演奏。从伎艺人中选拔出来的诸色绝艺者，在音乐伴奏下，飞丸掷剑，缘竿走索……
有的伎艺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皇帝的面表演“藏火”绝技：那是至道初年的上元夜，一伎艺人带着一火焰熊熊的巨盆，迎立于太宗的驾前，高声扬言：大家看藏火戏。只见他褫去其他服装，只披一绨袍
，将巨火盆掩饰起来，再拉绨袍在两手团揉，像无物似的，过了一会儿，将绨袍掷于地，即举而披之，襟袖间火焰四射，将他的须眉都灼了，可是“藏火者”却神色自如，豁开绨袍，只见火在袍中，燃烧如前，而且火势更猛……
像这样在上元之夜出演的绝技是很多的。伎艺人都愿意将自己的拿手好戏，在上元之夜演出，因为这时观众最多，最易将绝妙的伎艺加以传扬，所以这时的绝技最为集中，像张九哥表演的吞双面锋刃的铁剑，小健儿的口吐五色水等等。
尤其是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这样的绝技，若不加以考寻，恐怕现代人无法知道这类绝技的确切面目。像鱼跳刀门，从字面上考查，是利刃竖起之门，使鱼跳过。可如何跳？笔者翻阅史料，从陈继儒的着作中得知一训练舞鳌法，可以佐证：
烧地置鳖其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惯习，虽冷地，闻拊掌亦跳梁。
以此条记载映照鱼跳刀门，可知鱼跳刀门的表演方式，是用响声刺激鱼高高跃出水面，跃过刀门。
使唤蜂蝶，乃宋代新发明的幻术，会者甚少，只有庆历年间，一唤张九哥的伎艺人，曾为燕王表演。他取一匹帛重叠，剪成蜂和蝶，蜂蝶随着张九哥的剪子飞去，或聚到燕王衣服上，或聚到美人钗髻上，这场面使燕王大悦。片刻，张以怕失去燕王的帛为由，招呼蜂蝶一一飞回，一匹帛又完好如初……
以上所述绝技，只在东京上元夜演出，其余场合尚未见到这类演出的踪迹。这属于专业性的伎艺，需要伎艺人长时间的钻研才能在公众面前出演。在上元夜较多的是群众性的自娱自乐演出，娱乐的市民构成了狂欢上元的主体。如临安的舞队，一伙竟达千人之多。舞蹈演出的波澜从冬至以后就翻卷了。那些为了赚钱的乘肩小女的小舞队，每晚灯烛初亮，便响起声声箫鼓。除了专供豪贵欣赏，舞女们还去客邸最盛的三桥等处，往来舞蹈，收费也不高。“茸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她们故作奇异的外来装束就足以使市民争看不已了，所以“欲买千金应不惜”，更何况她们舞姿动人，市民即使倦意重重也强随着她们演出的鼓笛，甚至看完“归来困顿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待上元之夜，她们便汇入了数以千计的舞队中了。
如果说乘肩小女的演出是商业性的，而这时上街的舞队，则完全是娱乐性的。苏州的灯市上，就有着夹道陆行为竞渡之乐的划旱船舞和水傀儡舞。还有“钳赭装牢户，嘲嗤绘乐棚”等戏耍。临安的舞队，则更是规模庞大，花样百出了，可以说是以人物故事为主，将唱、念、做、打兼容一体的歌舞戏剧大汇演——
像“村田乐”以乐旦、正末扮为一对在农村劳动的伙伴，用唱对念，表现了田野丰收的喜悦之情。“瞎判官”表现的则是戴假面，留长髯，着绿袍，穿靴抱简的钟馗形象。他的旁边有一人用小锣相伴招，并伴有舞蹈动作。更有胜一筹者，如“抱锣装鬼”，他们穿着青帖金花短后衣服，帖金皂裤，赤脚携大铜锣，装成厉鬼，踏舞步而进退。
还有动人心魄的“武舞”：一人舞大旗，一人翻筋斗；人在旗中扑，旗在人中卷。“狮豹蛮牌”又是另一种格调：许多挥舞木刀枪持兽面盾牌的健儿击刺打斗，在乐队奏出的“蛮牌令”中，他们变化阵势，两两对舞……
上元之夜是不受任何约束的，民间艺人还将流传于临安的一桩佛教轮回，冤冤相报的传说——“月明和尚度柳翠”，编演成“耍和尚”的滑稽舞蹈。和尚是坚决不允许近女色的，但是月明和尚却因柳翠女子破了“色戒”。艺人偏选这样体裁，搬演到市民中间，又名为“耍”，肯定是对崇高如神的佛家人物加以无情的嘲弄，动作引人笑乐不止……
市民需要的只是开心，所以各种平时不易登场的节目，在上元之夜尽管演出，无人会加以乾涉，只会加以喝采。傀儡戏就在这时大派用场。如“快活三郎”，原是用泥捏塑人物，有机关以动手足，货于市中的泥偶玩具。由于受人欢迎，艺人便以它的形体，编演成了快活三郎、快活三娘的傀儡戏。
据宋代笔记载：有一刘姓者，经常酣饮，饮酒时必大呼连唱“快活”二字，故人们送他一“刘快活”的绰号。于此可知，所谓“快活”，乃是无拘无束之意。甚至大诗人苏轼都将“快活”入诗，如“丰年无象何处寻，听取林间快活吟”。在宋代城市中，“快活”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市民用语，成为市民狂欢情绪的一个最为通俗的反映。
类似傀儡戏的，还有踢蹬鲍老、交衮鲍老，也都是：身躯扭得村村势势，舞袖舞得郎郎当当。此外，苏州的鼓乐社火，都不可悉记，更何况临安化装舞队，队队相与竞夸了。他们摘采生活中的现象，加以升华，大抵以滑稽取笑，可谓“轻薄行歌过，颠狂社舞呈”。
像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乔教象、乔焦、乔谢神、乔捉蛇、乔学堂、乔宅眷、乔像生、乔师娘、乔卖药等等，“乔”为“装”，必定是加以装扮生发，加以调侃诙谐。这样多的好戏集中在一起，引得许多心盛少年，拦街嬉耍，这就使本来簇拥不前的舞队，更无法行进，以至天亮了，鼓吹还不绝于耳……
从正月十五日到十九日这五夜，政府每夜都派官员点视舞队，规定舞队南到升阳宫赏酒烛，北至春风楼赏钱，这就是皇家的所谓“买市”。皇家所买的还包括上元的“节食”，那就是小贩们向市民大肆兜售的乳糖圆子、水晶脍、韭饼、蜜煎、生熟灌藕、南北珍果……
这些“节食”除乳糖圆子外，其时令色彩远不如苏州节食那样风味独具。苏州一入正月十五，市民就锅抛下糯谷，转手翻成米花，以爆谷，俗称“爆孛娄”，来卜年华，占喜事，问生涯。家家又簸米粉，作名为“圆子”的米粉丸。市民还吃麦芽熬成的白饧，俗言吃这种糖，能去乌腻，所以又唤“乌腻糖”。还有春茧、宝糖都入上元“食次”。
临安的节食大异苏州节食处，是市民吃食物的劲头还没有看买上元节食的兴趣大，因为政府差出的吏魁用大口袋满装楮券，只要遇上小贩，便犒以数千钱。于是，小贩中的狡黠者，用小盘子装几片梨、藕，一次又一次从稠密的人群中腾身挤到吏魁面前，请支“官钱”。官吏虽然明知他是几番来请支“官钱”的，也不公开禁止。
这种近似闹剧的买卖节食的行为，盖出于政府对上元之夜所制定的只要玩得痛快百无禁忌的指导思想。整年身居深宫的皇帝也非常需要狂欢上元来调剂精神，几乎每年的上元之夜，皇帝都要做出与民同乐的样子，原因就在于此。自大观元年（1107）起，东京的彩山中间还高张大榜，用烫金大字书写“与民同乐万寿彩山”。为了兑现这一口号，普通市民都可以登上这灯光灿烂的彩山观灯、玩优戏。
上元时的城市，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狂热的欢乐气氛之中。整整五天，每个人都是穷日尽夜才回家中，没有闲空睡一觉，也来不及小憩，神情朦朦胧胧地相互招唤着赶快整理一下“残妆”，再出去游玩，因为邀请的客人已在门口等候了……
有的贵族之家就在上元之夜专去看人，至于大城里的人，如东京、临安两城，更是引人多看了。因为此刻，就连从驾臣僚也接受了皇帝赏赐的宫花，簪在耳畔，引得人人都羡慕，市民遂想出别法效仿——
妇女们都戴上大如枣栗、似珠茸的灯球灯笼，以及缯楮做成的玉梅、雪梅、雪柳、菩提叶、蛾蜂儿等，以至传诵出这样的词儿：“灯球儿小，闹蛾儿颤，又何须头面。”男人们则用白纸做成的飞蛾，用长竹梗“标之”于头上，穿行在稠人列炬中间，真似漫空飞舞的“蛾”。
更有甚者，有一种唤为“火杨梅”的食物灯火，是用熟枣捣炭丸为弹，再串在铁枝上点着火。显然，市民不是为吃它，而纯属是为了插在头上，在本来已经很耀眼的灯光中，别出一“火”……“此时方信，凤阙都民，奢华豪富”，这是崇宁年间进士李邴，看到东京上元之夜的情景而发出的惊讶之语。
更使人惊讶的，是上元之夜青年男女的活跃。只要彼此钟情，就可以成其好事，有男女双方一识便意浓，在巷陌又不能驻足调笑，便到市桥下面“野合”寻欢，然后便道别分手……这种就像喝一杯水一样随便的异性相交，在整个古代城市上元历史上也是鲜见的，它标示着宋代城市上元狂欢，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青年男女们的性需要赤裸裸地释放了出来，毫无顾忌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手拉手，肩并肩，仅端门一处这样的少男少女，“少也有五千来对儿”。他们将上元之夜当成了自己纵肆情爱的乐园，许许多多青年男女由相识到相爱到结成永久夫妻的故事不绝于闪闪的彩灯旁……
宋代的小说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搜集上元青年男女的这种独特的狂欢情爱，写成了一篇《张生彩鸾灯传》。小说家着力描写了一位轻俊标致的张舜美秀士，是如何见到一位随一盏彩鸾灯而来的绝色美女，便进行“调光”的。小说家总结的《调光经》法，堪称一篇上元之夜浪子与女子调情的“指南”文字——
情当好极防更变，认不真时莫强为，锦香囊乃偷期之本，绣罗帕亦暗约之书。撇情的中心泛澜，卖乖的外貌威仪。才待相交，情便十分之切；未曾执手，泪先两道而垂。搂一会，抱一会，温存软款；笑一回，耍一回，性格痴迷。点头会意，咳嗽知心。讪语时，口要紧；刮涎处，脸须皮。以言词为说客，凭色眼作梯媒。
这“调光”，像大野奔雷，豁亮无掩。这“调光”，似长川大河，一泻无余。它将平日不敢明言的被认为大逆不道的男女之间的调情，公开出来，明确出来，并涂以游戏放浪的色彩。为了使“调光”经得起检验，小说家还用一段文字刻画了张与女子的“调光”成功：
说那女娘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乱了，腿也苏了，脚也麻了，痴呆了半晌，四目相睃，面面有情。
于是乎，张舜美与那女娘子情做一处，于上元之夜相约私奔……而这只不过是上元之夜千千万万狂欢青年男女中的一对，小说家加以浓缩点化为一段狂欢佳话，供市民欣赏品味。实际上，《张生彩鸾灯传》的原型是《醉翁谈录》中的《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
那是狂欢上元之时，有不满自己婚姻的妇女，大胆地将写上“得此物有情者，来年上元夜见车前有双鸳鸯灯可相见”字样的香囊、红绡帕掷于乾明寺殿前，以期求年轻男子，有一叫张生的秀士拾得这一信物。
在来年的上元夜，在雕轮绣毂、翠盖争飞的车流之中，张生见到一挂双鸳鸯灯的香车，他勇敢上前，用诗句向这位未见过面的女子倾诉了衷肠。车中女子一听便知去年上元夜遗下香囊、红帕的事成了。张生和这位给一位太尉做偏室的李氏会了面，并在次夜三鼓时分私奔出城，去苏州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种事颇具传奇性，但在狂欢上元的青年男女之中又是非常自然的、完全可能的。青年男女们的大开大合、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快大闹的故事，不仅仅是给文艺家们提供了一个无比丰富的创作源泉，更主要的是使上元的狂欢更能煽情，更具节日的号召力。
但是，就在绮罗丛里、兰麝香中，正宜狂欢之际，也屡屡发生许多鼠窃狗盗乃至趁乱抢人的事情。如神宗朝，王侯贵戚女眷，在宣德门外两庑设下用绢缎、布匹扯作的帷幕，摆下酒肴，观看灯火。那花炮烧着了一位宗王家的帷幕，一时烟焰四起，众人撞跌，竞相躲避。一些坏人趁火打劫，婢女等辈的簪珥钗钏，都被人抢去。盏碟粉碎，家人也都丢了帽，挤落鞋。但人人都在，独缺小姐真珠姬，原来是一伙专趁上元狂欢时作案的剧贼，乱中将真珠姬掠到郊外进行奸淫，再将她卖与城外一富家为妾。
又过了一年，这伙盗贼又在上元作案，这次他们劫的是襄敏公的十三郎南陔。谁知年方五岁的南陔非常聪敏，觉得背自己的人怪，便知此人是贪图他头上那顶洋珠、宝石攒簇成的帽子，便将帽子揣在怀中，也不言语，也不慌张。近东华门时，见几乘车子，南陔过去攀呼叫，那背南陔的贼人，恐被捉住，将南陔撂下逃跑。南陔因此得救，并被送至神宗面前。神宗遂命捕贼，这伙专在上元狂欢时作案的强盗终于落网，受到严惩。
连贵族之家的子女都要受到威胁，政府便采取了防范措施，在大城市每一坊巷口，都设立了儿童最愿看的小影戏棚子，用以引聚小儿，以防走失。因为观灯狂欢的市民如潮似浪，极容易出差错。更何况专有无事生非者，如东京的上元夜之时，有不少恶劣少年，联袂喧笑，以遮侮行人为乐，这也应算是宋代城市狂欢上元的另一面。
赏心乐事
南宋的张约斋曾把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每一季，划分为孟、仲、季三个月。即正月孟春，二月仲春，三月季春。四月孟夏，五月仲夏，六月季夏。七月孟秋，八月仲秋，九月季秋。十月孟冬，十一月仲冬，十二月季冬。
在张约斋笔下，每个月都有节日、有活动，如果说正月岁时更新，是节日活动之高峰，还情有可原，可那平平常常的四月孟夏，却也是活动不断，好像每天都在节日之中——
初八日亦庵早斋随诣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亭斗草芙蓉池赏新荷
蕊珠洞赏荼满霜亭观橘花
玉照堂尝青梅艳香馆赏长春花
安闲堂观紫笑群仙绘幅楼前观玫瑰
诗禅堂观盘子山丹餐霞轩赏樱桃
南湖观杂花欧渚亭观五色罂粟花
在史家以往的研究中，一向认为城市的一般市民是无法享受游玩之乐的，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有资格享受节日乐趣，实际出入很大。在宋代城市，最普通的市民都有机会和条件，充分地沐浴在岁时节日的欢乐之中。这是因为宋代的城市，旅游和娱乐的功能愈益显着。在南宋驿路上的白塔桥商店里，就专门出售一种称为“地经”，类似今日导游图性质的《朝京里程图》。这个《里程图》，以京都临安为中心，把南宋所属地区通向临安的道路和里程，以及可以歇脚的凉亭、旅店的位置，标得非常清楚。所以，有人在桥壁题诗说：“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南宋印刷出版了导游图，说明临安可游玩处很多。如果将当时描写这方面城市风貌的文字综合起来看，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百亭千树，林间水滨；花迎野望，烟禁春深；景多妍丽，俗重登临；潺潺鸿沟，涣涣洧水；帷幕蔽野，轩盖成阴；暮而忘归，乐不绝音；高显宏丽，百美所具；移市景日，倾城赏心；四方异花，于是乎见；百啭好鸟，于是乎闻……
倘若仅仅是在盛夏时分到柳树成荫、榆树成林的汴堤上去游览一番，就会获得无限乐趣了，更不要说是到城内香花如绣、莺啼芳树的园林去。广大市民已经善于利用城市优越的游览玩乐条件，在岁时节日展开自己的赏心乐事之举——
如宋代城市中较为普遍的春天赏花活动。以洛阳牡丹为例，一到花开时节，洛阳城中无论贵贱都插花，就是挑负担者也是这样。花开时，市民便来游赏，甚至在古寺废宅处为市，并张幄幕，笙歌之声相闻。最盛的像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一直到牡丹花谢才算结束。
像能开千叶黄花的姚黄牡丹，全城市民必倾城往观，乡下老百姓也扶老携幼，有的不远千里赶来观看这种花开盛景。这样风气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传遍了整个宋代的城市。像号称“小西京”的四川天彭，也是一到牡丹开时，自太守而下，都往花盛处张饮，帘幕车马，歌吹相属，最盛的时节就是清明、寒食之际。
这种以春序正中、百花齐放之时最堪游赏的观念，已成为宋代市民的共识。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积极推动着各种时序性节日向着更耐欣赏、更加好玩的方向变化发展。“打春”即是这种时序性节日的范例——
自北宋开国以来，每年正月初六日，“立春”来临的时候，都要由太史局造一只土牛，放在迎春殿。待这一天到来，由太常寺备乐，将这只土牛迎出殿堂，然后鞭牛，举行俗称为“打春”的仪式。
用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早在周秦时代就开始了，历代相传成习。发展到了宋代，土牛仪式又有了“重文”的迹象。如土牛本不着色，任土所宜；可是宋代所造的土牛，或赤或青，或黄或黑，“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乾色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乾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所以苏东坡用“衣被丹青”的句子来形容土牛。
至于立在土牛旁专司策牛之职的土偶人，即通常所说的“勾芒神”及其服饰，甚至土牛的笼头、缰索皆有规度，不容乱造。从策牛人服饰看，头履鞭策，可随时候之宜，用红紫头须之类，不像他站的位置那样严格。策牛人的位置，则必须是：春在岁前，策牛人则在牛后；若春在岁后，则策牛人在牛前；春与岁齐，则土牛与策牛人并立。假如立春在腊月，则是春在岁前，即策牛人在牛后；立春在正月内，则是春在岁后，即策牛人在牛前。
就天文历法而言，“寅辰午申戌子为阳”，“卯巳未酉亥丑为阴”。那么阳岁，策牛人居左；阴岁，策牛人居右。土牛的缰索须长达七尺二寸，象征着七十二节候。土牛的鼻中用桑柘木做成的环，名曰“拘”，以每年正月中“官色”为准。
如此丰富的色彩，如此繁琐的规矩，土牛做成，其结果必然是观者如堵。在远离东京的四川成都，还未到立春时节，由于县吏将土牛、策牛人放置府门外，便呈现出观者颇众的场景。
每逢此时，常有当朝大手笔写出《立春祭土牛祝文》之类的文章，表达诸如“土牛示候，稼穑将兴，敢徼福于有神。庶保民于卒岁，无作水旱，以登麦禾”等等吉祥之意。也有著名文士赋诗，较为形象地刻画出了鞭春的氛围。神宗时代的龙图阁直学士韩维在题为《立春观杖牛》的诗中这样写道：
清霜凉初曙，高门肃无哗。
行树迎初日，微风迎高牙。
慈辰亦何辰，见此气候嘉。
有司谨春事，象牛告田家。
微和被广陌，缨弁扬蕤葩。
代鼓众乐兴，剡剡彩杖加。
盛仪适云已，观者何纷拿。
因思古圣人，时儆在不差。
礼实久已废，所重存其华。
晋非鲁观宾，胡为亦谘嗟！
正像韩维诗所描绘的那样，官吏们手挥鞭杖，在鼓乐的伴奏下，抽打土牛，揭开了“立春”的序幕。按《礼记·月令》篇记载，当时出“土牛”但不用杖打，可是到了宋代却有了“打牛”的仪式。
宋代以前，出土牛放置几日乃至七日才除掉，可是，宋代却是打完立即除掉。更为有趣的是，当“鞭春”完毕，市民蜂拥而上，分裂这条土牛，人们前挤后推，互相攘夺，以至有人在争抢中毁伤了自己的身体。市民之所以年年在立春时演出这样的一幕，就是因为宋代有一种习惯的说法：得土牛肉者，其家宜蚕、宜田，又可治病，兼避瘟疫。如《宣和宫词》写道：“春日循常击土牛，香泥分去竟珍收。三农以此占丰瘠，应是宫娥暗有求。”看来，皇宫内苑也未超脱这一活活泼泼的民间“打春”的风情……
在宋代城市中较多的还有一种宗教性岁时节日，从上至下都是非常热衷的。如宋政府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特下《六月六日赐休假诏》，颁布全国：“在京百司及诸路，并赐休息一日。”这就从时间上保证市民可以在六月六日崔府君的生日里欢乐一番。其实崔府君只不过是一主幽冥的神灵，他的生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宗教性岁时节日，但也使整个社会十分重视。
与崔府君生日相提并论的是六月二十四日“灌口二郎”即俗称“二郎神”的生日，史书说此日“最为繁盛”。政和七（1117），徽宗还曾专为修二郎神庙宇下过一道诏书，自春及夏，市民们都去背土献役。更早一些时候，在四川的益州，一百多名恶少年，还要造二郎神像，为他们的造乱壮声势。
不管什么样的市民，出于何种目的，都对二郎神顶礼膜拜。这不单纯因为他是自秦代就传下来的神，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宋代市民继承了自唐代以来的将二郎神用“戎装，被金甲，珠帽，锦绣，执弓，挟矢”予以美化的传统，经过不断反复的繁衍变化，二郎神被塑造成这样的形象：
头裹金花幞头，身穿赭衣绣袍，腰系蓝田玉带，足蹬飞凤乌靴，龙眉凤眼，皜齿鲜唇，手执弹弓，丰神俊雅。
由于二郎神在市民心目中是这样一位翩翩美少年的形象，故有不法之徒，打扮成他的模样，到太尉府中勾引内宫遣回的韩夫人。韩夫人被假二郎神的丰采迷惑，竟与其勾搭成奸。这个故事倒是反映出了二郎神在宋代城市生活中影响之大之深。《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这篇宋代话本中所描写的韩夫人，一看到二郎神像竟情不自禁：“目眩心摇，不觉口里悠悠扬扬，漏出一句俏语低声的话来：‘若是氏儿前程远大，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生平之愿。’”一尊土木形骸，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二郎神已由须仰视才见的神的地位变至活生生的亲切可触的市民化的理想人物位置上了。这一特点在其他宗教性岁时节日上体现得也很充分。如每年除夕的驱鬼游行——
《吕氏春秋·季冬纪》有除夕前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谓之逐除，亦曰傩”的记录。商周至战国时期，上自天子，下至百姓，在腊月及其他时间，都有一系列傩仪，以便驱疫。汉代以后集中在腊八或除夕举行。
《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子为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
宋代以前除夕夜驱傩样式大致如是，除唐代驱傩又称为“打野狐”，傩仪有些微变化，如方相氏由一位增至四位，“子”扩充到了500人外，其余均如《后汉书》中所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