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裆夹裤
女童所表演的这种“击球”运动，和传统的马球有所区别，是一种“驴球”。驴球之所以在宋代城市有长足发展，和东京妇女的穿着密切相关。东京的妇女不穿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胜”，穿开裆夹裤或长裤，如福州黄升墓出土宋妇开裆裤和浙江兰溪南宋墓出土宋妇长裤，以便活动和乘骑，这就是驴球运动始作俑者为东京的女伎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风气也传于男士。有人登第后，发放到州县做主簿，竟也是骑着妻子的驴去赴任。而且在北宋初年，就有郭从义以善击驴球而扬名。赵匡胤命他表演，只见郭跨驴殿庭，周旋击拂，曲尽其妙。赵匡胤大喜，特在身旁赐给郭一个座位。慰奖之余，赵匡胤向他指出这种驴球不是他这样的人所应该打的，这使郭大惭……
看来乘驴击球，应以女伎为宜，这固然有妇女服装方面的原因，但也和驴的小巧、耐力不无关系。因此由女伎表演的驴球又称为“小打”——
一百多个女伎，穿棉袄，着丝鞋，各跨雕鞍花鞯驴子，“花装”成男子模样，分为两队，手拿涂金银围的彩画球杖，直奔场地上立着的一个彩结小球门。一队的“朋头”即射手，要将队员传给她的球带射进球门，唤作“入孟”，才算胜利。另一队女伎，则向前争占，不让“入孟”，可抢球供本队“朋头”射门。两队为此互相追逐，展开抢夺。两队女伎无不拼命向前，一直到皇帝赐下优厚赏物，才停止这场比赛。
从语言角度追溯，“孟入”的来源乃是“蜀人打球一棒入湖者谓之猛入，音讹为孟入”。由此可知“入孟”场面一定十分激烈。因为“入孟为胜”，所以有文士在应举时，就梦见打球一棒“孟入”，一朝他登科，“则一棒孟入之应也”。“入孟”简直成了成功的别名了。
一场女子驴球比赛，多达百余人，必然有正式、替补队员之分。驴躯体小，骑在上面，周转虽灵活，但重心低，长时间打球很累，必须频繁换人。其他诸如球场、球门、旗帜、球杖、球质大小、乘骑、服饰、装具、乐队、唱筹的裁判、比赛的章程和“大打”的男子马球相差大致不远。
这种驴球，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在宋代以前，《旧唐书》曾记剑南节度使设置了女子驴球队，但因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装饰侈靡，日费数万，其表演不如马球多。至宋代，李攸《宋朝事实》有了明确记载：跨驴击球，供奉分朋戏，在御前以为乐。后因打球名不雅，改为“击鞠院”，列为军中之戏。在城市中打驴球已是经常的了，宋代以后，则无从找见女子打驴球的踪影。
宋代驴球得到长足发展，其中主要原因是宋代较之其他时代，都非常重视女伎的多方面技能的培养，练习打球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宋白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昨日传宣唤打球，星丸月杖奉宸游。
上阳宫女偏捷，争得楼前第一筹。
女童还要学习其他方面的伎艺，并且经常演练。也是这位宋白的宫词诗，对此展开了生动的描画：
帝诰皇坟味有余，万几无暇旋生疏。
终须别置三千女，分记金华殿里书。
后苑秋晴校猎归，淡妆宫女尽戎衣。
数中供奉谁精熟，斜勒骄骢掠草飞。
御府书踪字字奇，散教宫女仿来时。
研精笔法难停稳，并恨羲之与献之。
如此等等，俯拾皆是。皇家对女伎可谓情有独钟，以至爱屋及乌，还将伎艺作为贵妃入选宫中标准之一。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给人们讲叙：慈圣太后在娘家时，经常在寒食节间玩掷钱游戏，她掷出的铜钱可盘旋好久，侧立不倒，可为一绝。大约此事传进宫中，未过多长时间，她便被招聘入宫。
慈圣太后的入选，原因当然不止于此，但伎艺是她入选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却是不应忽略的。从东京、临安两大城市的“御前应制”活动来看，皇家所宠爱召集最多的主要是女伎。如小唱，有李师师、徐婆惜；嘌唱，有安娘；叫果子，有文八娘；杂剧，有杨总惜，等等。甚至临安元宵之夜所进行的傀儡表演，也都装扮成衣装鲜丽、腰肢纤袅的女伎……
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女伎用实力和风采，在众多的伎艺中奠定了自己颇具竞争力的独特位置。举例而言，有的女伎为了使自己的孩子也成为东京有名的伎艺人，便自幼加以调教。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小儿，可没有他不会唱的乐曲，而且唱起来按皆中节，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连专职的教坊伶人，也都称赞这是奇迹。
说穿了，这是由于幼儿有一位精通乐曲伎艺的母亲，使他在娘怀里食乳时，就捻手指应节，由习惯而养成唱曲的特殊才能。不独如此，在所有的伎艺门类中，都可以找见这类具有高超伎艺本领的女伎。试以临安上千名的著名伎艺人所从事的行当来看——
散乐：张真奴
踢弄人：小娘儿
掉刀蛮牌：朱婆儿、俎六姐
讲史书：张小娘子
棋待诏：沈姑姑
演史：宋小娘子
说经诨经：陆妙静
小说：史慧英
影戏：黑妈妈
队戏：李二娘
唱赚：媳妇徐
鼓板：陈宜娘
杂剧：肖金莲
唱京词：蒋郎妇
诸宫调：王双莲
唱耍令：郭双莲
覆射：女郎中
撮弄杂艺：女姑姑
射弩儿、打诨：林四九娘
这一名目的列出，是临安市民对杰出女伎的杰出本领的认可和推崇。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宋代城市女伎主要是在歌舞乐曲方面成就突出。目前出土的宋代文物，以讲唱歌舞的女伎为多数可以作证。这从河南禹县白沙镇北宋墓壁画上可见其端详——
图中共绘11位女伎，她们或高髻，戴团冠、花冠，或男子装束，戴翘脚花额幞头。她们持乐器作演奏状，有大鼓、杖鼓、拍板、觱篥、笛、笙、排箫、琵琶，纷作乐声，给一作曲膝扬袖之舞的女伎伴奏。
观看这“大曲舞蹈”的是一对夫妇，从其坐椅下和垫子前绘有金银铤与饼等物，及钱贯、贡纳货币场面观察，他们是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者。他们在其墓地还将女伎表演置于面前，可以想见生前必定眷恋女伎不能自拔，从而揭示了喜好女伎的风气，已从东京、临安那样的大城市蔓延到小城镇里。
以南宋隆兴府樵舍镇上的富豪周生为例。一天，一经过此地的卖艺人王七公，引领着一位名唤千一姐的女伎来为他表演。这女伎不仅容色美丽，鼓琴佳，长奕棋，书写大字，还善梅竹。周生命她唱词，千一姐所唱皆妙合音律。周生大喜，立即召来牙侩，与王七公立下契约，给予官券千缗，买下了千一姐。
一个小镇上的富人就如此热衷于有伎艺的女子，而且有多种伎艺的女子也满足于在小镇上落脚，显示出了女伎的供求双方是相当活跃的。一方面是喜好女伎者，一方面是拥有伎艺的女子，构成了一种也可以称得上是兴隆的“买卖”了。于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四川兴元一家市民，在路上捡到一个小男孩，带回家养育。这个小男孩越长越漂亮，夫妻俩便商议，教他歌舞，把他装扮成为女伎，因为这样就可以售数十万钱。此后，这男孩便被关闭在深屋中，节制饮食，他的肤发腰步，都被加以严格的调治和修饰。待他长到十二三岁，俨然是一美女形象了。这对夫妇便将他带到成都，教给他新的乐声，加之他非常警慧，这对夫妇不让人见着他。这样一来，人们更以为他是奇货，许多市民来求他为妻，可这对夫妇一口回绝说：我们这女儿应当归贵人所有。他们这样一说，好事者更接踵盈门，为的是见“她”一面。看一面，“她”便马上避开，就这一面也要钱数千，叫作“看钱”。时间长了，“她”的名声越来越大。有一来成都的通判，慕名见了“她”一面，立刻神情恍惚，非要得到这位“女子”不可，与其父讲了价钱，一直给到70万钱，这对夫妇才将其“女”售给通判。通判喜不自禁，摆下宴席，与来祝贺的客人痛饮，并要此“女子”唱歌以助酒兴。欢闹到了半夜，通判拥“女”进入房中，这时，才知“她”是男子，通判连呼受骗，派人去找其父母，已茫然难觅踪影，告官府去捕捉，也无音讯……
一对夫妇，含辛茹苦，不辞烦难地将一弃男培育成俊俏女伎的过程，不妨视作宋代城市女伎成长短史。从这位假女伎的故事可以返照出市民生活对女伎的迫切需要之情。这对夫妇之所以费尽心机，将男孩训练成非同寻常的女伎模样，无非是因为出色的女伎可以赚来数量可观的金钱罢了。
如在潭州开场的一位善歌宫词的女伎，每一天可挣得数百券，豪门争延致之，日掷与金钗等，使她年余便积累万钱。又如一位官员在杭州宴客，就因一女伎善作“合生”，那官员就日赏她万钱……
所以上面所说的假女伎敢冒风险而上，它发生于兴元至成都等城镇之间，可知宋代四川城市此类事一定不在少数。1970年四川广元市罗家桥宋墓出土石刻图画上有两图，各绘有八女伎，有奏乐者，有舞旋者，乐器纷呈，舞姿蹁跹……这透露出了市民对女伎的喜欢，主要集中在乐舞类女伎身上。
我们还从宋人话本中看到：在宋代城市里，媒婆给人撮合婚事，首先也是讲好女子会很多乐器，以“李乐娘”自誉。一般市民也都要培养自己的子女唱曲，这唤作“教成一身本事”。北宋东京低级吏员之家的庆奴，由于“唱的好曲”，在生活无着流落镇江的时候，便到酒店“卖唱”为生。
为赚钱而唱的乐伎，由于训练有素，往往都是歌喉婉转，字真韵正，使人百听不厌。至于城市中的舞蹈，可以用《繁胜录》中的一句话概括：“诸色舞者，多是女流。”最为突出的是临安，街市上三五成队的乐人，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市“赶趁”……
可以说，歌舞女伎成为宋代城市女伎的主流。金人攻陷东京前，一次来索千名女伎，主要也是限于歌舞伎，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女伎仅歌舞一种，在宋代城市中，女伎的范围是很宽的。1992年2月，河南洛宁县东宋乡大宋村出土的北宋乐重进画像石棺可证——
石棺上有《散乐图》，其图为一吹觱篥女伎，一吹箫女伎，二拍细鼓女伎，一舞蹈女伎。此样式在河南安阳天禧镇等宋墓均有发现，为北宋大小城镇最为常见的小型女伎散乐。
在散乐两侧，各有一窗棂式屏风。左屏风前、桌后、右侧各立一女，左女拿茶托，端茶杯，右女双手端盘。桌前一女，双手扶碾轮在槽中碾茶末。右侧屏风前、桌后一女，双手端一碗，此女对面站一端酒杯女，桌前一女双手端圆盘，盘上放一注子。一《进茶图》，一《进酒图》，交相映衬。
从这画像石棺看出，宋代女伎是各式各样的，不独吹拉弹唱，也有娱侍女伎，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堂前人、拆洗人、针线人……这位乐重进，就是歌舞女伎和侍候女伎并重的，他的这一生活方式，标示出了宋代城市女伎的两个方面——在大量的歌舞女伎一旁，也同样存在着一个以出卖生活技术的庞大的女伎队伍，在东京人力市场上的“女使”，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通过“女侩”或“牙人”，随时都可以雇用或买到这样的女伎。
王明清的《玉熙新志》、洪迈的《夷坚志》都记叙道：政和年间，一官员的儿媳妇怀孕，一官员夫人生男孩，均通过牙侩雇、买到了一位奶妈。可知这种以生活技术谋生的女伎是很多的，并已形成了行当，已有专门的牙侩经纪人。而且，市民对这种以生活性技术谋生的女伎的要求非常之高。侯君素《旌异记》就曾讲叙过这样一个故事——
晏元献家有一老乳媪燕婆，为晏家服务数十年。燕婆死后，晏家对她仍时节祭祀，并经常见到燕婆托梦来说：“冥间甚乐，但衰老须人扶持，苦乏人耳。”晏家便为燕婆画二女伎，送去焚之。可又梦见燕婆来说：送去的女伎软弱不中用。晏家叹异，便请工匠用厚纸格绘二美婢，送去焚之。他日晏家又梦燕婆来谢：“新婢绝可人意，今不寂寞矣”……
这个故事相当生动地刻画了一位终身以生活性技术为职业的老女伎的心愿，她服侍人一生，逝世后在阴间仍向往女伎的服侍。倘女伎无美好伎能与容颜，老女伎怎么会向阳间传递出这一请求？
生活技术性女伎之伎能，与歌舞女伎之歌舞相比，其境界绝不逊色。就以“针线人”来说，虽是缝补刺绣，但本事很高强。《单符郎全州佳偶》中所介绍给司户作“针线人”的李英，“第一手好针线，能于暗中缝纫，分际不差”。又如临安车桥下的“璩家装裱古今书画”铺中，有个18岁的女儿，被郡王所赏识，其原因是郡王在轿中看见她身上系了一条绣腰巾，换言之，也就是此女的绣工被郡王看中。璩秀秀的刺绣本事有《眼儿媚》词为证：
斜枝嫩叶包开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园林深处，引教蜂乱蝶狂。
有这样的针线功夫，自然要使郡王青睐有加，璩秀秀趋奉官员命运自然难免。因为璩家无钱将她嫁人，只能以璩秀秀将针线伎艺献与官员府第来谋一生路。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连都市寺院的尼姑，都纷纷转向以“绣工”赚钱。曹希蕴就曾为东京乾明寺尼姑的“绣工”作诗，说她们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尼姑都以学“绣工”为本行，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在城市里女子就业有较大优势。所以在临安的小户人家，都重女轻男，倘若生下女孩则爱护得如捧珍珠，因为待女孩长大，可以随着她的姿质，教给她一种艺业，以此待价而沽。当然，女伎之伎艺应培养至上乘。即使女伎中最为“下色”的厨娘，所拥有的伎艺也是要十分精湛。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河南偃师出土的此类画像中就可以知道她们的形象——
她们均梳高髻，穿宽领短衣，着长裙，或烹茶，或涤器。其中“斫脍画像砖”上绘有：高木方桌，一把短柄刀，大圆木菜墩上有大鱼一条，刀旁有一柳枝穿三条小鱼，挽袖露出臂上长圈套镯的厨娘，脚边有一盆水，桌下一方形火炉，炉火熊熊，上置一双耳铁锅，锅中水正沸腾……
这使人想起叶梦得所记：在南馔未通行东京时，京城里竟无能斫脍者，只有梅圣俞家一厨娘会，故欧阳修等人想吃鱠时，便提鱼前往梅家。看来艺有专门，厨娘也并非是女子就可胜任，必须要专门训练。以临安厨娘为例，那就是一种具有较高伎艺的职业——
有一当过太守的官员，委托人物色一位厨娘，不几日，委托人便为他寻到了一位有容艺、晓书算的厨娘。一旬过后，厨娘果然来到了，不过她是派一脚夫拿一信先来，太守见信中要求用车去接她，辞语很委婉，字划特端楷，便知此厨娘非庸碌之辈。果然，一入门，着红裙绿裳的厨娘，容止循雅。太守还未尝她做的饭菜，就已十分高兴。待初试厨娘手艺，只见她团袄围裙，“银索攀膊”。
所谓“攀膊”，乃是市民为便于操作而发明的通用工具。如李公麟所绘《百马图》中：二铡草人衣袖都用绳索缚定挂于颈项间，以把袖子高高捋起。高级者才用银索“攀膊”，足见厨娘气度的不凡。待她掉臂而入，切抹批脔，惯熟条理，真有庄子比喻的运斤成风之势。她做出的食馔，芳香脆美，济楚细腻，难以用语言形容。
能够雇佣具有这样不俗伎艺的厨娘的，非豪门贵户莫属，但这并不意味着市民阶层就不能享用这种女伎手艺了。在宋代岭南地区，无问贫富，女子都要研习庖厨，勤练习刀俎，如果能够善长醯醢葅鮓，那就是大好女子了，市民们争着聘具有这样伎艺的女子为婚姻，征婚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笑话：我家女子不善裁袍补袄，若修治水蛇、黄鳝，一条胜似一条……
女子必须具有良好的庖厨伎艺，已成为宋代市民择偶的一个基本标准，这也成为许多女子成名的一个看家“法宝”。以厨娘这一行当来看，在宋代城市中以女子命名的名牌食品和食店已不在少数。其中突出者，如李婆婆杂菜羹、王小姑酒店、王妈妈家茶肆、汴河岸卖粥妪、金明池酒肆卖酒女……如此等等，必是厨艺精良，经营得法，才广泛传于市民之口，进入记叙都城生活的专书。
像宋五嫂鱼羹，在东京饮食行业中就有名气，南渡临安后，仍然以独特味道享誉京城。赵构曾尝过她的鱼羹，仅这一次，宋五嫂就得了10枚金钱、100枚银钱、10匹锦绢。由于曾经御赏，市民便纷纷趋向，宋五嫂由卖鱼羹遂成富媪。宋五嫂鱼羹选料讲究，烹调技术与众不同，故始终为市食中翘楚，否则身处左江右湖环境中的市民，便去喝其他人家的鱼羹了。还有不少以妇女称谓命名的店铺和商品，也是由于特殊的伎艺而扬名，如丑婆婆药铺，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卖卦的西山神女，印刷行业中刻书的婺女。吉州舒公窑的女伎舒娇，制出与哥窑等价、栩栩如生的瓷玩具。还有临安五间楼前大街上，那戴三朵花的婆婆，敲响盏，掇头儿拍板，用伎艺表演来卖“点茶”……
正是这些女伎，以独特的魅力，极大丰富了宋代城市的风貌，并给予当时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影响。如金代燕京的下棋最高国手就是一位号称“妙观道人”的女子，这无疑是步宋代城市女伎“象棋沈姑姑”的后尘。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人窥见宋代城市女伎形象是多么光彩夺目了。
妓女
水光潋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与女子浑为一体，这一美妙的比喻，是来自苏东坡的切身体会。已忆不起是苏东坡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在杭州时的作为了，反正是苏东坡以后的杭州太守姚舜明，听一位曾经侍候过苏东坡的老娼娓娓道来过——
他一有闲暇，就约许多宾朋游西湖，次序是：早晨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饭，吃完饭，让每位客人乘一只船，选出队长一人，再各领着几位妓女，随便到哪去。吃完中午饭后，再敲锣集合在一处，登上望湖楼、竹阁等处欢闹，一直到深夜一二鼓，夜市未散时，他们才拿着烛火回城，引得人们夹道观看。众妓女，华服纵马，踩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下界。观看这支归还的千骑队伍，已成为当时杭州的一大胜事。
苏东坡一次出游就可集合起千余妓女，这反映了杭州的“烟花业”是非常发达的。据史载：杭州各处都有妓馆，从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荐桥、新街、后市街，到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如《钱塘梦》所说：金城“有三十六条花柳巷”。而杭州只不过是北宋时的一郡而已。
作为北宋首都的东京，妓馆则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店一样，遍地皆是，触目皆有，真应了“食色，性也”的古训。像“院街”的曲院街西，竟都是妓馆，可称为“妓馆街”。尤其在繁华地段，像御街东西朱雀门外，还有下桥南、北两斜街，都是妓馆。这些街均为东京最长、最宽之道，可设置多少妓馆，不难想象。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说过东京的鬻色户籍有万数之多，证之以上所说，这倒并非夸大，而是保守统计。
由于妓女多，妓女分为不同层次。罗烨《醉翁谈录》曾描述了不同层次妓女的景况。有人认为《醉翁谈录》是因袭唐代的《北里志》，其实不然，笔者考证认为，《醉翁谈录》所记主要为两大类妓女，皆为东京真情。
一类是最好的妓女，住处就见品位。其起居为宽静房宇，三四厅堂，其庭院有花卉假山，怪石盆池，其小室皆帷幕茵榻，左经右史……她们个个能文词，善谈吐，妙应酬，评品人物，答对有度。门前，仆马繁多，豪少来游；屋内，进士不绝，崇侈布席……
另一类妓女，则多是出自世习散、杂剧之家。朝贵们的宴聚，必有这样妓女携乐器而往的身影。她们在闲暇时，便聚到东京较大的金莲棚中，各自表演拿手好戏。这样的妓女，用丝竹管弦、艳歌妙舞，炫人耳目，以动其心。对她们求欢的，多是膏粱子弟，他们一看上眼，待散后，便访其家，纵情玩乐……
这两类色艺并重的妓女，是东京，也是整个宋代城市妓女的主流，唤做“官妓”。因为官府有公私宴会，都要点妓女去祗应，所以，凡在籍的娼户，便都叫“官妓”。官妓一个重要使命是点缀官府主办的娱乐等重大活动。例如，一到看争标、观旱戏时，金明池的棂星门里对立彩楼，官府便让官妓排列上面，以壮观瞻。
官妓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被官府征用于颇具商业色彩的买卖活动中。熙宁中，王安石实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钱”，为此在谯门设置了酒肆，百娃持钱走出者，便诱之饮酒，十钱便花去二三钱了。又怕市民不来饮酒，则命官妓坐肆作乐，以蛊惑民心……
临安一年一度的官府开煮新酒，都要“点呈”，酒库雇来许多有名的、秀丽的官妓来掀声势，她们以其不同的装束分为三类：一类珠翠饰头顶，穿销金衫儿、裙儿；一类顶冠花，着衫子裆袴；一类穿红大衣，戴特大髻，号为“行首”，为官妓中之佼佼者。
官妓们还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真是衣着映照，乐器并擎；娉婷妩媚，相得益彰。伏侍她们的婆嫂，也乔妆成市井中的绣体浪儿，为她们牵引绣鞍宝勒骏骑。还有许多官员子弟用人托着诸色果子蜜饯，亲自持杯频频劝酒。这样的人物景象简直就似杂剧中的一个片断。加上官妓们前有借请来的宅院诸司人家的虞候押番为之开路，后有手擎罗扇衣笈的浮浪闲客卫护，这支由官妓组成的美酒专卖宣传的队伍，引动得成千上万的市民密密排列街头观看，一时形成了“万人海”的场面……这种官妓表演景象，在宋代城市中并非绝无仅有。在王公贵族家是可以看到类似景象的，不同的是这里聚集不起万人场面。不过无论从服饰还是从表演来说，王公贵族的“家妓”，是毫不逊色于官妓的。我们可以南宋左司郎官张鎡家妓为例——
张举行“牡丹宴会”，一堂虚寂。张问：香发了吗？左右答：已发。卷起帘子，异香自出，郁然满座。一群家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又有数十家妓，头戴牡丹，衣领皆绣牡丹颜色，歌唱《牡丹词》，进酌而退。还有十数家妓，换装出来，大抵簪白花则穿紫衣，簪紫花则穿鹅黄衣，簪黄花则穿红衣。这样喝了有十杯酒，这群家妓的衣服与花也随着换了十次。酒会结束时，数百名歌舞家妓，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使来宾恍若仙游……
于此可以了解到，王公贵族的家妓已经非常专业化，歌舞伎巧高，服装也别致，人数数百，规模很大，从而反映出了宋代城市中的家妓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
相对于官妓，家妓又指一些下等妓女，普通唤作“私妓”，即在自己家中招引嫖客，所以又叫“私窠子”。宋话本《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所描绘“私妓”的情况较为典型——
金奴的母亲，由于丈夫无能，家中也无别的生意，在年轻时靠出卖肉体度日。待其年近五旬，嫖客来得少了，女儿金奴便又来“接代，也不当断这样行业”。这种母子相传的是隐名的娼妓，在自己家中接客。在新桥市上开丝绵铺的吴山，因迷上了“私妓”金奴，不顾身体“炙火”，反复“行事”，结果肚疼不适，险些丧了性命……用话本主人公吴山的话来说：“传与少年子弟，不要学我乾这等非为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躯，实是难得，要贪花恋色的，将我来做个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作者还一语双关地将其作品说成是“风流话本”，证明这类情况在宋代城市不在少数，至少在临安以私妓闻名的就大有人在，如文字季惜惜、媳妇朱三姐、一丈白杨三妈、浴堂沈盼盼……
应该说，宋代城市中风流妓女还是以那种色艺并重的官妓为先。这不仅仅因为官妓的数量，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最多，她们可以成为妓女的集中代表，也不仅仅在于妓女活动的范围多是酒楼茶肆、舞榭歌楼这样诱人的地方，最为主要的是宋代城市的妓女，大多具有夺人的容颜。换言之，姣好的姿色，是成为妓女的先决条件。以政和年间李献民所撰《云斋广录》为个案，李献民所描述的妓女，无一不是形体相貌动人——
像在四川丹棱县的李达道，在后花园遇到一女子，见她微嚲（duǒ）香鬟，脸莹红莲，眉匀翠柳，真蓬岛仙女，便以为她是“娼家”。皇佑中，吴女盈盈吸引人之处，也是容艳，千态万貌，奇性殊绝，用李献民的话来说是“所谓翘翘煌煌，出类甚远”……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人们用上乘的词藻，最佳的情思，根据细致入微的观察，调动一切美化手段，对宋代城市妓女作了精确的描写，人们都可以从这类描写中获得被描绘的妓女是何种类型美人，她们又是在怎样的氛围活动的清晰印象——
她们，明眸闪闪，风姿绰绰；鬓发玄髻，光可以鉴；皜齿朱唇，星眼晕眉；香腮莹腻，体态轻盈；粉妆玉琢，灼烁芳香；被服杂错，巾鲜明；靥辅巧笑，神飞倾城；娇态千变，万种风情；宴堂深轩，芙蓉帐暖；爽歌凝云，谈论双频；舞腰乱旋，时换新音；手嫩胸白，簌簌轻裙；扶肩昵语，悄唱低吟……
宋代城市妓女，仿佛比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般女子更为生动，更赏心悦目，其实，这是一种被精心修饰出来的“人工美”，一颦一笑，一言一动，走坐立睡，喜爱瞋怒，都那么艺术化，以至可以使人“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她们，秀色可餐，媚态如春，不由人不魂销魄荡。纤纤的脚，袅袅的腰，能酥软权倾朝野大员的肌骨；饱满的乳，含春的面，能化解宦海的险恶，党争的酷烈；社稷情，军马苦，官场怨，同僚恨，在妓女的温暖呵护中，统统变作飘渺的云烟。
妓女，像一乘奇妙的仙槎，将狂放的子弟，轻佻的郎君，落魄的公卿，失意的绅，一一吸束，载驶到惬意的彼岸。这就是为什么那拥有三宫六院的风流天子徽宗，也要步入这征逐城市妓女的行列的原因。在谈到男人与妓女交往的历史时，不能不首先提到妓
女与士子的关系。在宋代城市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里聚集着，用《繁胜录》的话说，是以十数万计的读书和准备考试的莘莘学子，也可以说，天下读书种子的精华尽萃于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里。
这是一群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年轻人，但他们不能像恶少年那样闲逛滋事，也没有策肥拥姬的贵公子的气派，只能整日苦读，精神寂寞，而一旦高中，则身价百倍，需要向人炫耀，若金榜落第，则垂头丧气。巨大的反差，使他们渴望异性的抚慰，况且这些人多半或家室不在，或婚姻未结，加之他们的经济状况，多处于社会“中产阶级”，妓馆就成为他们最频繁光顾的去处……
有一位叫沈君章的士子，喜欢并常去妓馆，有一天他宿在妓馆，因感冒归家，两腿特别疼痛，其母按着他的腿说：儿读书良苦，经常深夜读书，学中乏炭薪，故冻坏了。沈君章听到这话，直觉天下无容身处，当即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去妓馆了。
这个故事所传递出来的讯息是：士子是妓馆光顾最多者，以至小说家不得不选取沈君章这一故事来加以劝戒。但从另一方面说，青衫愁苦，红粉怜才，才子佳人的故事频频发生，妓馆已不可遏止地成为士子最理想的精神乐园。
在与妓女眉目传情，而能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的感情游戏中，柳永成为最优秀的代表。笔者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柳永未一味沈湎于色情和淫荡放肆，而是温良恭俭让，一脉深情地将妓女作为讴歌对象，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他赞美东京妓女的舞蹈：“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他欣赏妓女婉转圆润的歌喉：“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他倾心妓女的性格：“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他沉醉于妓女佳娘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举意动容皆济楚”……
存世的两百余首柳词中，我们看到，在柳永的笔下，妓女像彩虹，像轻风，像神仙，像精灵，使人似乎忘记了这是肉欲交易而产生的精神产品，相反，却是身心浸溶于一个由微笑和快乐所织成的甜美的梦境中，减一分狎昵，添一分痴情……
柳永抛却了假道学的面具，调动起自己擅长音乐、善制曲谱的本领，驰骋开了他那本应在贡院应试的才情，专为适应妓女的歌咏，大量地写作了那种突破小令、点化俚言俗语，隔三四句甚至五六句用一次韵，形式不拘的长调慢词，以使妓女更便于抒情，伴红牙拍板曼声低唱，以展现缠绵细腻的感情……
由于妓女所处的市井地位，柳词经妓女之口，很快就传向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不能不归功于妓女的传唱，柳永从妓女那里获得了远高于试场上所能够得到的称誉。柳永通过妓女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妓女也在与柳永的交往、传唱柳词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品位，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一日，柳永从樊楼前过，受妓女张师师呼唤上楼。张请柳永为她填词，柳永正要写，一叫刘香香的妓女上楼来，刘又让柳永为她作词，柳永便应允思索，正在这时，又一妓女钱安安上楼，也向柳永提出写词的要求……
东京的妓女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要求柳词，因为柳词有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陡涨，所以妓女对柳词的追逐，犹如走兽奔于麒麟，飞鸟翔于凤凰，竭力奉应，甚至不惜金物。同时，妓女在演唱柳词时，也能渐渐悟出个中三昧，学得填词技法。像张师师就会填词，她可以即席借柳词韵律，与柳永唱和，其词境竟也会使柳永大喜。而且，妓女填词作诗不让须眉，不独张师师，可谓极为普遍——
像北宋杭州妓女琴操，她能纠正一官吏咏秦少游《满庭芳》的错误，官吏颇惊讶，便向琴操提出将全首词改韵歌咏，琴操应声而吟，依秦词原意而生发，巧易新韵，不露痕迹，起承转合，流畅自如。
这表明了妓女琴操所具备的驾驭词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倘无长时间对词的揣摩和锤炼，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与此相映照的是，北宋杭州的妓女周韶，笑着向一位官员要求脱离妓女的户籍，那位官员提出：可作一绝句才能允许。周韵几乎不加思索，将自己所穿的白衣服及当时的心情融入诗中：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优美的诗意，引起在座人感叹。于是，周韵得以“落籍”。在临别之际，同辈妓女都挥毫写诗，为周韵送行。其中胡楚写的是：
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
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
龙靓写的是：
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
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
这样的诗，语句境界均无懈可击，不使胡楚、龙靓享有极高的诗名才怪呢。那位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的张子野，晚年在杭州时，虽多为妓女作诗词，可是他的诗词意境、韵味，却被诗评家认为远远不如胡楚、龙靓。
有的妓女年老色衰，但依其诗才，也可在争艳的群芳中显出。淳化三年（992）十月，东京太平兴国寺的牡丹花儿盛开之际，有一老妓女，在寺壁上题了首诗：
曾趁东风看几巡，冒霜开唤满城人。
残脂剩粉怜犹在，欲向弥陀借小春。
这首诗切景抒情，竟使这位老妓女住处又车马盈门了。看来，妓女具备赋诗作词的能力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士大夫的好感。于是，妓女就注意在文化修养上下功夫，其中不乏学有专长者，如书法一项就人才辈出，成绩斐然——
王之望《临江仙》，描述妓女的书法技艺，令人叹异：“对客挥毫惊满座，银钩虿尾争新，数行草圣妙如神。”又如长安娼妓曹文姬，尤工翰墨，自桌到窗，可书之处，均作练习，每天数千字，人称她为“书仙”，笔力可推为“关中第一”。所以许多豪贵之士，愿赠金输玉，求与她为偶者，不可胜计。
还有楚州官妓王英英，善笔札，学颜鲁公体，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圣俞就曾专为她赠诗道：
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
亲传笔法中郎孙，妙作蚕头鲁公体。
从诗句看，王英英根本就没有一点官妓的影子，反而更像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
许多妓女就是由于拥有不俗的文化品位，而一跃成为贵人击节赞赏的知己朋友。这样的例子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是非常多的，以上所说仅是显露出的冰山的一角。妓女只有有文化，才更容易得到贵人的容纳和宠爱，这是整个趋势。
像南宋将领张俊得钱塘妓女张秾后，他的往来公文，都委与张秾书写。拓皋战役时，张俊曾在前线寄信给张秾，希望她照看好家事，可张秾回他一书，博引霍去病、赵云等名将杀敌的事，让张俊莫以家为念，以坚其克己报国之心。张俊将此书上奏给皇帝，皇帝阅后大喜，亲下手谕，加封张秾为雍国夫人。
像张秾这样由妓女转变为贵夫人，又参与公务机要，并得到皇帝褒奖，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妓女只能得到的是贵族的欣赏而已，而且这种欣赏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妓女的肢体上，如贵族颇感兴趣的是妓女的脚——
北宋后期，升任驻守长安军事长官的强渊明，去蔡京处辞行，蔡京调侃道：到那里要吃冷茶了。蔡京这样说是因为长安的妓女脚小，走起来慢，所以端的茶必冷。这条史料透露出北宋城市妓女缠足已较为普遍。
在这条史料之前，就有了这样的记录：大文豪苏东坡曾作过一首《菩萨蛮·咏足》。以苏东坡之文名，专咏缠足妓女的舞蹈，这不单是揭开了中国诗词史最早的专咏妓女小脚的一页，也标示着贵族阶层意欲推动妓女缠足的进程。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赵令畤，去刘平叔家玩，刘平叔出八名家妓，以脚绝、歌绝、琴绝、舞绝，乞赵赠词。赵令畤专写《浣溪沙》，称赞“稳小弓鞋三寸罗”。从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冥器女鞋看，其头高翘，底尖锐，全长14厘米，宽4.5厘米，高6.7厘米，与赵令畤所写“弓鞋”不相上下。
缠足兴起，主要是由于城市贵族对妓女审美情趣的变化。就连僧人了元也写出了“觑着脚，想腰肢如削”这样引人浮想联翩的词句，原因就在于：裹小的女人之脚，在当时人看来，是女人整个身体中最性感、最诱人的部位。那生于北宋，在南宋为官的史浩的两首《浣溪沙》词，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再准确不过的参照：
一握钩儿能几何？弓弓珠蹙杏红罗，即时分惠谢奴歌。香压幽兰兰尚浅，样窥初月月仍多，只堪掌上恹琼波。
珠履三千巧斗妍，就中弓窄只迁迁，恼伊划袜转堪怜。舞罢有香留绣褥，步余无迹在金莲，好随云雨楚峰前。
在达官显贵的眼里，妓女缠足，才能愈发体现其瘦、小、尖、弯、香、软的美来，才能使人春情荡漾，欲火难忍。缠足之所以始于妓女，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供贵族们更舒服地玩弄。
至于妓女的生存好坏，贵族们是很少关心的。像东京“南曲”的妓女颜令宾，一旦得病，则无人光顾了。她强扶弱体，写下了“气余三两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的诗句，让小童子送给她昔日按诸衙门行牒而奉候的朝士郎君，希望他们能为她的死作哀挽之词。
“香魂竟难论”，“谁来为鼓盆”，这一哀章道出了许多妓女的真实境遇。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些与士子发生真实爱恋的妓女，“人间最苦，最苦是分离。伊爱我，我怜伊”。艨艟巨舰，也载不动这沈甸甸的恋情。
可是，往往是妓女倾心，也换不来士子的真心，换来的是始乱终弃，背信弃义。于是，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抨击这类负心汉的故事，哀痛欲绝，令人肠断。像话本《王魁》——
山东济宁府秀才王魁，在进京的过程中，得遇一位妓女敫桂英，俩人一见钟情。敫桂英出资帮助王魁应试，王一举中为状元，马上变心，聘崔相国之女为妻。敫桂英激愤自刎而死。王魁闻信暗喜，谁知敫桂英显灵，将王魁追索到了阴间……
此故事是士子对妓女始乱终弃的典型，它反映出了为数不少的士子对妓女好玩不好匹配的心态，同时它寄寓的意义是：妓女是值得同情的，谁若是玩弄妓女而不负责任，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要付出相应的报偿。《王魁》这样的话本小说，将这种思想宣泄得淋漓尽致。
但是，从整体来看，妓女，作为高度发达的城市树上的一个“果实”，她是依附于这棵树，而这棵树又以她的风采，显示着自己的繁华。她已经将自己的根须深深地扎在这棵树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之中了。所以，妓女的生活又有靡烂的一面，以至有的妓女已被深深熏染而不能自拔，并努力去充当这一方面的角色。这种被达官贵人包装起来而光芒四射的形象，浸透着多少刻骨的酸辛，只有亲历者才会有感受，可是她们仍要作出浑然自如、轻松潇洒的模样，这真不知是喜还是悲？像东京“南曲”的潘琼，就有贯财产。一次她招待一举登科的华状元，摆下盛馔，每举一盏，都有乐色百戏为之表演。第二天，华状元取出百余两白金，让潘琼为她再设一席，可是，潘琼却说这些白金只能作夜来佐樽的小费，吓得华状元赶快离开了潘琼的住地。毋庸置疑，作为妓女，潘琼自身不会有什么资财，她之所以举措豪侈，主要是以皇帝为首的贵客厚赏的结果。有的高级妓女，露一次面便可得到斗金，这在宋代城市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