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徽宗爱慕名妓李师师，便拿出内府珍藏的紫茸皮衣、四支彩色的细毛布、两颗珍奇的瑟瑟珠、白金廿镒为进见礼。一旦如意，徽宗竟将国宝“蛇跗琴”赐给了李师师，至于各种灯盏、奇茗、名饮、辟寒金钿、舞鸾青镜、金虯香鼎、端溪凤咮砚、玉管毫笔、剡溪绫纹纸、玉彩珊瑚钩，等等，则无法计算。
这种在妓女身上一掷千金的作风，是为了显示其雄厚的财力，无比的地位，浪漫的情调。红颜溢坐，美目盈堂，王公显贵自是乐此不疲，互相攀比，从而使城市妓女的消费，似波涌浪翻，滚滚直上，成为宋代城市畸形繁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一个独特的景观。
如淳佑间的妓女徐兰，名着一时，吴兴乌墩镇的巨富沈承务，便驾大船到她家一嫖。留恋半年，便在徐兰身上花费了数百万金钱，徐兰的名声更加远传，公子大贾等有钱人士，无不趋赴，致使徐兰家益发如人间仙境一样——
堂馆华丽曲折，亭榭园池点缀其间。锦缬铺地，帐幔销金，十余位侍婢执乐器伺候。金银玉玩具，名人书画，饮食受用器皿，其精妙可为整个吴地之冠。
正因如此，南宋南方城市中的许多小户人家，有女便日夜盼望长成，长成后便不惜用重金求师教女乐艺，目的是为了让女儿得到官宦的传唤或卖给富家为妾，用女儿的身体来赡门户。他们嗜钱如饴，为钱至爱也可送出。
天台的陈润道有感于这一习俗的毒害，曾专作一首《吴女》诗，大声向政府疾呼，让他去做“吴守”，以改掉这一恶习。但是，妓女在宋代城市中已经形成了行业，是其繁盛的标志，怎么能触动得了？
在东京及其他中小城市中，甚至有许多无赖男子，也学会了以色媚世，以图衣食。北宋政府一直未正式禁止，一直到了政和年间，才开始立法：凡是男子为娼者，重打100杖，告发人得赏钱50贯。
可是在南宋临安新门外竟专有男娼的“巢穴”，这些男子抹胭粉，着丽服，还乔模乔样做针线活儿，连口气称谓都与妇人一样。他们这种变态的形象，实在令人作呕。然而，谁也没看见有兵丁举着从北宋就订有的禁止男子为娼的条牌来严令禁止他们行娼。
正是由于政府默许的态度，才使娼妓业阴暗的一面愈益发挥着作用。在宋代笔记小说中所描写的城市生活中，许多犯罪活动，均有妓女参与其间。在妓女参与的犯罪活动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武林旧事》所说的“美人局”，即以妓女为姬妾，诱引少年上当。我们可以从《夷坚志》中选择这样的事例，以窥知这些丑恶勾当的内幕——
宣教郎吴约，家富饶财，久在南方，多蓄珠翠奇货，有可值千缗的骏马鞍勒。吴约携带这些物品，到临安官，留滞临安期间，与邻近寓馆诸客熟悉了。其中有一宗室赵监庙，与吴居住百步之间，赵多次用酒馔果蔬来慰问吴，吴亦回报南中珍异。赵邀吴至居舍，妻子卫氏出见，卫美色妙年，吴为之心醉，遂同饮席，笑狎谑浪，目成云雨，忘形无间……
一日，赵向吴借仆马准备去婺州，吴马上借给。卫氏则传信于吴，让他来会面，吴应邀至赵家，与卫氏唱酬应和。及暮留宿，吴将就枕，忽闻扣门甚急，乃赵归来，吴急趋伏床下。卫问赵何以遽还，赵说因浪大不能渡江，便打水洗脚，赵且洗且浇，水流满地，吴在床下移避，窸窣有声，赵秉烛照见吴。叱使出来，辱骂责打，绑缚于地。吴请输金赎罪，乞怜不已，愿纳百万，赵也不答应，增至三倍，再加上鞍马服玩，赵才将吴松绑，命壮夫数辈，尽掇吴的所有财产装去。同邸无不为吴不平，认为这是猾恶之徒，以妓女诱吴作的戏，根本不是真宗室夫妇。吴方醒悟，往视赵家，已空无一人。吴悔恨不已，但已无糊口之费，由此心志惘惘，且遭人讥议，遂感疾沈绵，未赴官就死了……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长地讲叙这一故事，实在因为这一故事极为典型，它开中国城市黑社会利用妓女诱骗男人钱财之先河，它是妓女不光彩行径的真实写照，是帮助我们观察宋代城市妓女全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关扑
一个人为了一个黄柑花费了一万钱，这说起来好像是匪夷所思的奇事，而在宋代城市里则确确实实，乃是“关扑”之反映。《夷坚志·李将仕》说：
一个即将赴临安当官的李生，住在与一小宅相对的旅馆。他发现那宅内有一妇人，常立帘下阅市，有时好歌唱。李生听其音，大为赞赏，但只见其双足，未见妇人真面目。一天，有一持永嘉黄柑叫卖的人从旅馆前经过，李生坐在旅馆前眺望那宅内妇人动静，不见妇人，闲极无事，便要“关扑”黄柑。结果一扑起来，心不在焉，钱如流水输去，也不曾赢得一个黄柑到口。此事重心虽然在李生如何上了那妇人的圈套，但它是以“关扑”为由头的，这表明“关扑”在宋代已是极其平常的社会现象了。怪不得后来的书会先生以此为雏型，专门作了一篇《赵县君乔送黄柑子》的小说，小说相当生动地写了一位宣教郎，因想勾引他人家眷——
一日，正在门首坐地，呆呆的看着帘内。忽见个经纪，挑着一篮永嘉黄柑子过门，宣教叫住，问道：“这柑子可要博的？”经纪道：“小人正待要博两文钱使，官人作成则个。”宣教接将头钱过来，往下就扑。那经纪蹭在柑子篮边，一头拾钱，一头数之。怎当得宣教一边扑，一心牵挂着帘内那人在里头看见，没心没想的抛下去，扑上两三个时辰，再扑不得一个浑成来。
至此，小说家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关扑的人的心理活动，写道：“欲待再扑，恐怕扑不出来，又要贴钱；欲待住手，输得多了，又不甘伏。”通过以上这些维妙维肖的文字，我们大致了解了何谓“关扑”和如何进行“关扑”。
从字义上看，“关”自春秋以来有“关节”、“关闭”、“关口”等意解，也有“交”、“涉及”、“参与”之意。如汉代扬《太玄经》有：“升降相关，大贞乃通。”《注》：“关，交也。”《后汉书》：“通道玉关，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又如《世说新语》：“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共余贤，略无所关。”就“扑”字原义说，前人或释为“争到曰扑”，或解作“手相博曰扑也”。两种解释都具有竞争、搏斗以角胜负的意思。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力士相扑，是角力竞技于竞技场，那么据此推知，所谓“关扑”，可作参加竞争解，如专门研究宋代买扑制度的裴汝诚、许沛藻两位专家所言：所谓买扑者，或以买主们互出高价竞争于卖主之前，角逐之状，酷似力士相扑，更直白一点说要像力士角逐那样赌物赢钱。
在宋代城市真就是这个样子，像前面引述的小说，是作者忠实承袭了发生在宋代城市里的故事而创作的。一万钱还赢不得一个黄柑到口，还丢了官人的面子，那位宣教郎禁不住连声叫道：“可恨！可恨！”这种从富有跌到窘迫的境遇，是颇具刺激性的。
有多少市民，只要有一文钱或几文钱，就去关扑，将钱扔在地上扑，看着钱辗转翻腾，既可以一玩，又可以通过一扑或几扑，将成倍的大宗钱财赚来。所以我们翻开《东京梦华录》，就可看到这样的画面——
无论春夏还是秋冬，市民常常将关扑赢来的衣服、茶酒、器皿等等，挑挂在一根根长长的竹竿上，迎着人群，伴着歌叫，在闹市中穿行，好不惬意，好一派炫耀……膨胀的商品经济生活也的确给市民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契机。
在东京，在临安，一般商贩的货物，或玩具，或糖果，或衣或镜，或珍珠宝玉，既可出售，也可能关扑。顾主与商人以买卖之物商定，按质论价关扑。如一尾重七八斤的鱼，扑时需要五文钱。赢即得物，输则失钱，简便易行，只要有钱有物就行。
关扑时，扑的双方就拿钱在地上或瓦盆中扑，不费任何力气，有道是：“你博一千，博我这胳膊也无些儿困。”但是关扑并非漫无规矩，用宋人的话来说：掷钱为博者戏，看钱的正面多少，正面“曰字，曰幕前”。
凡钱是背面，则称为“纯”。几个钱全部掷成背面，则称为“浑纯”，“浑纯”是赢的标志。如宋代有的市民“一扑五钱皆黑，一钱旋转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几乎浑纯及榜，乃为小荐第一”。
在关扑进行时还有些约定俗成的具体说法，像元杂剧《同乐院燕青博鱼》说关扑时，“如不要你蹲着腰虚土里踪，叠着指漫砖上墩；则要你平着身往下撇，不要你探着手可便往前分”。
一扑起来就意味着扑钱，关扑的人无不小心翼翼，有的竟紧张得“呀，呀，呀，我则见五个镘儿乞丢磕塔稳，更和一个字儿急留骨碌滚，吓得我咬定下唇，掐定指纹”。因为稍有不慎，顷刻之间，失去本钱乃至万钱并非不可能。
但就是这样的关扑，使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市井小民看见了一线光亮。如盐官县黄天荡的余三乙，已到行乞于市的地步，幸亏妻子存了数匹布，他便以此为资，跑到临安，“扑卖头须篦掠”为生去了。
可是这种偶然性很大的赌博，并非能解人于倒悬。在东京，有的市民已两天没有饭吃，就找熟人赊了一条鱼，晨起去大街上关扑，希望能赢点钱，作全家之食。谁知与一待发榜的举子掷骰赌钱，却叫举子一掷胜了，赊来的鱼，扑没了，就等于这一家市民食物和财物全没有了。
这真是资本微薄，且希望无定，然而，有市民确实从一扑中得到车马、地宅、歌童、舞女以及器皿、食品……这就撩起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无论如何也要去关扑的念头。宋话本《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就描写这种关扑状态中的市民形象——
有扑鱼的市民，扑输了仍不甘心，又央借“扑过了鱼”，准备再到前面扑赢得几个钱，以养老娘，然后来还借给他鱼的郭大郎，一条鱼竟寄予以这么大的期望。那扑过鱼的郭大郎见他说得孝顺，便将鱼借给他去扑。扑鱼的市民，满怀信心拿着鱼，路过一酒店，被酒店中一恶棍李霸遇叫住“扑鱼”，结果李霸遇“扑不过，输了几文钱，径硬拿了鱼”。扑鱼的市民无奈，以实相告借给
他鱼的郭大郎，郭大郎愤愤不平，便去酒店找那赖鱼的恶棍。俩人因“扑鱼”，在酒店展开了一场厮打。
话本作者，选择宋代城市中最为常见的、与普通市民联系最密切的关扑为素材，是有寓意的。一是它可以最直接地反映出一般市民的生活概况，二是通过郭大郎为扑鱼而拔刀相助，褒扬扞卫关扑的合理性的行为，抨击破坏关扑的败类。
在描写此景此情之前，话本作者特加一伏笔，说：“这郭大郎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这实际也道出了郭大郎的成长过程，他是由一个不遵关扑法度的市民，转化成了一个视捣乱关扑为敌的市民，这细微的一笔，却是有深刻含意的。
因关扑而横眉相向，虽为个别，但折射出了关扑关系到市民的切身利益，说有的市民身家性命系于关扑之上，并不为过。绝大多数关扑的市民，是希望通过赌物赢钱，改善境遇或谋到好处。可是扑起来是凶是吉，无法把握，所以，市民们又在扑前虔诚地祷告一番：“我去这新盒子内，拏的这常占胜、不曾输、舀富贵的马杓、明滴溜的六文头钱问：钱哪！我若是告一场响豁，便是我半路里落的这殷。”
有的市民甚至以关扑来测定自己是否应该做某件事。如南宋嘉定十年（1217）九月，一孔姓官吏的门客郑复礼，因见市上有三文十纯博鸡并钱的游戏，勾起他对孔家小姐垂涎已久的想法，他便借关扑——
如果用骰钱祝之得一个“纯成”，便去拐孔氏女，结果他随手便得了一个“浑纯”，但他还不放心，又借骰钱“一祝”，结果又得一个“浑纯”。也许这样的运气是少见的，郑复礼在这天夜里，便将孔家小姐拐走了。运气好坏，只有去扑一下便知端详，何乐而不为？这大概是所有参加关扑的市民的心理吧。这样的市民不止一个，各式各样的关扑形式便相应出现。东京有这样一位
扑卖饧的小商贩——
他为使市民能与自己一扑，自己又不蚀本，精心设计，做了一个三尺圆盘，上面画有数百个禽鱼器物，它们长不过半寸，大约如人小指，小的只有两个豆粒那么大，而且细到禽有足，鞋有带，弓有弦。扑卖饧商贩旋转这琐细的圆盘，用别着五色羽毛的针箭，招揽市民“扑买”，买者投一文钱，便可用针箭向旋转的圆盘射去，扑卖饧商贩一边看，一边高声唱叫白中某，赤中某，余不中这样的行话。待圆盘旋止定住，卖饧者再看看与自己观察是否有差，若无差，射中圆盘上的禽鱼器物的市民，就可以吃到美味的油饧。而扑卖饧商贩，从圆盘上取下针箭，再旋转圆盘，开始下一次的“扑卖”……
这样的关扑，相当典型，它足可以代替发生在300年中宋代大大小小城市中的关扑的基本面貌。我们或可将它称之为赢钱赌物的游戏。正是由于关扑中有娱乐的因素，这就更使市民向往这一可以愉悦精神又给人以希望的活动。
北宋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满足市民关扑游戏的热烈欲望。自北宋后期，每年一入正月，开封府便张榜告示全城：元旦、冬至、寒食这三大年节，放关扑三日。每到此时，市民都喜气洋洋的。
不惟度佳节，而且要痛痛快快地关扑游戏，所以市民们一大早就出门，互相庆贺，即使再贫穷的市民，也穿上新洁的衣服，把酒相酬，好像要用酒来助兴。在关扑的日子里，入市店饮宴已成习惯，并相沿成为东京独特的风俗。其实，何止一般的市民因关扑而纵情，王公贵人也纷纷参与其中，他们乘坐的车马在关扑的地段走驰不歇。关扑的地段非常广大，如马行街、潘楼街、州东门外、州西梁门外、州北封丘门外、州南一带……
这些地段，彩棚连接，彩棚里铺陈着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等物，扑卖商贩的高声吟叫，与关扑彩棚间的舞场、歌馆传来的笙乐，高低相和。坊巷间的关扑，稍有逊色，多是食物、果实、柴炭之类。
可是，不管尊卑贵贱，关扑都紧紧吸引住了每一个市民。入夜，连一向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名门贵妇都迈出门槛，抛头露面，纵赏关扑。然而韶光易逝，每次关扑不过三天，欢乐短暂，广大市民无不盼望着集中的关扑……北宋政府不得不在春天开金明池、琼林苑，在这狂欢的黄金时刻，特意纵人关扑游戏。只见那金明池中心的五殿上下回廊，摆满了钱物、饮食，一簇簇扑卖者，一堆堆扑买者，吆五喝六，兴致勃勃。不少人还到横跨池中心与池岸的仙桥的两边，在瓦盆内掷头钱，似乎想占仙气取胜。
在与金明池南北相对的琼林苑里，除酒家、占场表演的伎艺人，其余空闲地方，全为扑卖商贩所占。他们在搭扎起的华贵彩幕中，铺设珍玉奇玩，彩帛器皿……市民们面对各式各样物品，无不怦然心动。他们往往就地关扑，或以乐艺女伎为一掷，或以一笏扑出三十笏，毫不罕见。大到车马地宅，小至歌姬舞女，都可一一划价下赌。
这就更促使市民关扑的热情难以衰竭，即使下雨刮风，金明池内，琼林苑里，游人也从不间断。当然，许多市民是为赏春光、看伎艺而来。可是为市民提供一个关扑游戏的理想所在，也不能不是金明池、琼林苑从三月一直开放到四月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北宋的这种赢钱赌物的游戏，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与南宋相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主要表现在与市场紧密相连的程度上。从南宋临安的早市、夜市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吃的，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象生花果、鲜鱼、猪、羊蹄肉、猪胰胡饼，到用的，如细柳箱、罗桶杖、诸样藤作、银丝盒子、乌木花梨动使、画烛；从穿戴的，如花环钗朵、箧儿头饰、销金裙、缎背心、销金帽儿、逍遥巾，到玩耍的，如四时玩具……可以说应有尽有，都一一排列上市，参与关扑。
随着时令节序的转移，扑卖商贩也随之变换着自己关扑的品种，像春、冬之际，就扑卖玉栅小球灯、奇巧玉栅屏风、棒灯球、走马灯、闹蛾儿、玉梅花、元子槌拍、金橘数珠、糖水、鱼龙船儿、梭球、香鼓儿等时令之物。夏、秋时节则关扑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犀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细扇、茉莉盛盒儿、带朵茉莉花朵、挑纱荷花、满地娇、背心儿、细巧笼杖、促织笼儿、金桃、陈公梨、炒栗子、诸般果子等应景之物……
这种关扑，完全是市场经济性质。扑卖商贩是根据市民的生活需要，制造和安排关扑物品的。如临安天气最热的时候，市民们都在宽阔处避暑纳凉，扑卖商贩便投其所好，在街市上扑卖蒲合、生绢背心、黄草布衫、苎布背心、黑伞、花手巾、紫纱裙、凉伞、凉簟、凉枕、凉鞋……总之，一切消夏衣着用具，均在关扑之列。
而且南宋临安的关扑，专门化程度也较高，在每一个传统节日里，节物关扑就分外红火。比较突出的是七夕节时，小贩们捏造牛郎织女泥土玩具，扑卖盈市。
七夕节时在御街上扑卖着乾红背心、系青纱裙儿的摩合罗泥孩儿玩具成为节日一景。摩合罗泥孩儿一个可值上千钱，非常昂贵，但其形象华美端正，惹人喜爱，故七夕这天，自北宋东京起，就将扑卖摩合罗当成过七夕的一项重要活动。临安更甚，工匠也纷呈绝技，以至用金银打造摩合罗，其中以苏州的制作为第一。市民们争相扑买，有一首谑词风趣地描写这一情况道：
天上佳期，九衢灯月交辉。摩喉孩儿，斗巧争奇。戴短檐珠子帽，披小缕金衣。瞋眉笑眼，百般地敛手相宜。转晴底工夫不少，引得人爱后如痴。快输钱，须要扑，不问归迟。归来猛醒，争如我活底孩儿。
摩合罗是由于纳入关扑的运行之路而分外繁盛起来，这倒是发生在宋代城市市场上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
它表明了此类时令节物关扑，尽管摆脱不了市场经济的痕迹，但渗透其中的游戏意味却是相当的浓。确切地说，临安的扑卖商贩已越来越多地具备了伎艺人的味道，和其他伎艺一样，在临安的十三军大教场、教奕军教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的宽阔地方“作场”，扑卖物品多是供人观赏玩耍的：各色凉伞、小银枪刀、诸般斗笠、打马象棋、杂彩梭球、宜男肩儿、悬丝狮豹、杖头傀儡、宜男竹作、锡小筵席、杂彩旗儿、单皮鼓、大小采莲船、番鼓儿、大扁鼓、道扇儿、耍三郎、泥黄胖、花篮儿、一竹竿、竹马儿、小龙船、打马图……
市民们已经把赢钱赌物的关扑，越来越多地当成一种消遣乐事。就以扑卖中的“打马图”为例，它的雏型原是一将十马的“关西马”和一种无将二十四马的“依经马”。这两种“马棋”，流传很久，各有图经，行移赏罚，互有异同。
宣和年间，市民采取二种马棋之长，又定名为“宣和马”。到了南宋，这种特为闺房雅戏的马棋，已用五十六采之间，行九十一路之内，明以赏罚，十分完备，出现在扑卖市场上。下这种棋时，二人至五人，均聚钱置盆中，看上去下棋者是运指麾于方寸之中，可实质是决胜负于几微之外——赢钱赌物。但由于这种“打马象棋”，在打马图上，“或衔枚缓进，已逾关塞之艰；或贾勇争先，莫悟阱堑之坠”，很好地发挥了娱乐游戏的作用，使市民玩而忘返，用它来扑卖，无疑会刺激扑卖市场更加蓬勃发展。
也就是说，关扑虽然与市场紧密相连，但由于宋代城市中的这种关扑，所具有的游戏娱乐性质很强，即使真龙天子也禁不住玩心大动。仁宗就经常与宫人关扑，可是仁宗关扑的手法不高，刚出了1000钱，便输了个一干二净。
仁宗欲罢不能，便向宫人商借他输去的一半钱再扑，可是宫人却不肯将赢来的钱，再还给仁宗。虽然仁宗说自己输掉的钱，乃是百姓的钱，自己一天就妄用了百姓千钱，但这不过是故作姿态，遮人耳目，在掩关扑玩乐之实。
但后来的皇帝连一点遮掩也不需要了。理宗曾命小太监在内苑效市井关扑之戏，在御座前互扑为乐。这是为了使市民关扑时的真实情景再现，求得开心。小太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良机，尽情掷钱关扑，因为他们所使用的“纯镘骰钱”，都是由内库供给的，需要多少供给多少，所有目的，只在“以供一笑”……
在皇帝的心目中，万贯金钱是第二位的，娱乐游戏才是第一位。但在市民那里，却是二者兼并的，更多的市民是将赢钱赌物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宋代城市扑卖市场特别繁荣的一个内在原因。
不过从风俗习惯角度看，关扑盛行也是风俗自身发展的规律。像“一阳节”来临之际，临安崇尚乡风，关扑“斗鸡”火热，一般是用三文钱作一扑，可饶两贯钱，或饶一贯五百文钱，“倘拗一钱饶三扑”。
许多市民竟在这时，在大街上拦住行人，执意“斗扑”。这种关扑样式，很难说它完全是受市场意识左右，或者说它受娱乐游戏主导，依笔者之见，它是两者有机的结合。
相扑
如果说踢气球是一种较为轻松的体育运动，迅速在市民中间得到推广的话，相扑则是一种较为激烈的强身健体的运动，也得到了市民的喜好和认可。宋代城市的相扑，和其他风行的争标、蹴鞠运动一样，最初也是起自军队——
宋太祖在戎旅之中，就曾制定过一条角力斗殴以较胜负、渐增俸缗、迁隶上军的“圣训之法”，这是非常明确的以相扑训练增强将士体质的措施。统一全国后，这条规定并未停止执行，皇宫经常从诸州解发强勇之人，训练他们成为专业的“相扑手”，并仍将其归为军队建制。在实行用相扑锻炼体质制度方面，以南宋军队执行为最佳。建炎中兴，当时有著名的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四将，以韩、岳兵最精，其精兵之源，主要得力于韩世忠、岳飞在部队中贯彻了“相扑”的练兵方法。韩世忠、岳飞常常在军中举行相扑比赛，倘若谁获胜，便将他另入一籍，每押队的“旗头”缺少了，就从此籍中选拔。又让他们互相比赛相扑，决出其中勇力出众的，封为副将。
韩世忠、岳飞还设置了亲随军，这支亲随军，又谓之“背”。顾名思义，选入此军中，能称得上“背”的，其体魄必是强硕无比，力壮如牛；形象也必是豪犷奇异，气势逼人，他们都是从优秀军士中选拔出来的。倘若一人被选为“背”，军内从统制官以下，都来馈送厚礼，大加犒赏，从而也就使军中以相扑为荣的风气大兴。由于“背”者勇不可当，每逢相遇坚敌，遣“背军”上阵，从来都是所向披靡，无不破者。
临安朝廷特别欣赏这一优中选优、精中拔精的严格选拔相扑能手的做法。内苑侍奉皇帝左右的“内等子”，即标准的相扑手，都是由诸军队中膂力强健者充应的，一次仅设120个名额。他们演练相扑，常至深夜。因为只有管押人员十将各二名，上、中等各五对，下等八对，剑棒手五对，属于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管辖的正式相扑手，即皇帝身边的虎贲郎将，余者皆准备应，时间为三年一次。选拔制度如此严格，是为了充分保证相扑手优良的质量，三年期限一到，除管押人员十将各二名以下的“内等子”，都要呈试相扑。皇帝经常亲自主持这样的相扑升级比赛。
赵匡胤就主持过一次别开生面的相扑比赛。那是开宝八年（975）廷考，按殿试规则是以先交卷子，皇帝提问难不倒者为魁。可是应试的王嗣宗和陈识斋同时交了赋卷，怎么办？赵匡胤便命令王嗣宗与陈识斋当场角力，即以两两相当，分其胜负的相扑来争第一。结果王嗣宗胜了陈识斋，夺得了状元，并以此为骄傲，因而遭到了他人的讥讽：“岂与角力儿较曲直耶！”
此事虽有些荒唐，但反映了相扑在赵匡胤心目中的重要性。从此，由皇帝亲自主持相扑升级比赛已成惯习，以此来提倡这一强身健体的运动。像《宋史》所记的一次：绍兴五年（1135）三月，高宗阅看相扑手赵青等50人的角力，赛后，对这些力士转资、支赐了钱粮。由于在皇帝公卿面前，直接可以决定谁能上名入次入额，所以每当此时——相扑鬓发蓬松、相貌威狞的力士们，随着流星似的“急颭”音响，在宽敞的金殿上，拉开骇人的架势，奋力争交。飘舞的旗帜、阵阵击鼓声和相扑手的吼叫声交织在一起，“疑是啸风吟雨处，怒龙彪虎角亏盈”。以这样的诗句描绘他们，是再恰当不过了。
被选拔出来的相扑力士，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专为国家
庆典等活动助兴。在招待国外来使的庭宴上，相扑力士表演，成为必备节目。像内苑上寿隆重大宴行将结束之际，皇帝也是传唤号称“左右军”的京师坊市两厢的艺人集体进行相扑，似乎不如此，这次宴会就有失水准，正所谓“角抵罢时还罢宴”。
为了达到使人在杯觥交错之中出一身冷汗的效果，相扑力士要使出加倍的气力进行训练。拼尽全劲的喊叫声，不仅震动了屋宇，也冲出训练场地，直逼附近的栋栋房舍——
终日袖手枯坐、埋头典籍的学士，也不能不被这强大喧嚷动摇，心绪不宁。常侍徐铉读不下去书，只得命小童子出外看看是谁呼喊得这么厉害。小童去探视，回来禀报说：是许多常侍在五龙堂练习相扑呢。徐铉只好自我解嘲地说：这是我的同行啊，可是我无法和他们共欢乐呀。徐铉与小童子的对话，间接地告诉了我们：相扑手可以任常侍之职，社会地位已相当高，起码属于宫廷中的一员。他们随时跟皇帝出行，但不像那些出谋献策的文士备皇帝顾问一样，而是以其强健的体魄，增添皇帝摄人的威仪。
因为相扑力士一个个无不是面孔粗大，怪眼圆睁，行走狰狞如猛虎，站立威严似门神，着锦袄顶帽，握拳顾望的他们紧卫在皇帝车驾两侧，倘有围观皇帝的人发出高声或骚动，他们给予一击，立刻会使人鲜血淋淋。由雄风凛凛、威武强壮的相扑力士担当重大礼仪侍从，这与唐代是有很大区别的，尽管唐代也有相扑力士，但多限制在“有力能扛鼎，则角抵可知矣”的水平。然而在北宋城市里，相扑力士不仅仅侍从皇帝，即使名门望族外出造访，也要带上相扑力士，让他们排列庭户，显示气派……
在宋代以前，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宋代这样，给予相扑如此之高的重视。宋初的调露子所着《角力记》中一段概括宋初东京相扑的面貌的话可以作证：
自唐灭，寂寞无闻，纵有其人，散投诸国乡。今东京自梁祖以来，恶少者无不丛萃其间。旧例屠羊、豕者，必隶相扑管辖焉，贵益其脂膏尔，此亦近人馔之意也。于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河南有庄宗之遗俗，故人多习焉。
更令人满意的是，调露子在理论上条分缕析，给相扑以“正名”。他开宗明义地提出：
夫角力者，宜勇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己勇快也。使之能斗敌，至敢死者之教，男无勇之至，斯亦兵阵之权舆，争竞之萌渐。
调露子的观点与《晋书》“相扑下技”及唐代对相扑“且多猥俗”的看法大相径庭。调露子的理论，正是宋代城市中涌动的相扑春潮的回响，市民们已经将相扑当成不止于强身健体，而是兼求锻炼灵活、技击凶猛、自如应变的一种运动——
吴兴有六名士子，去东京赴试，晚间走到汴河堤上，碰上数名挟枪持刀、气貌凶悍的强盗。士子中间有一高大勇健、精通相扑之术，号称“霍将军”的霍秀才，他立即让同行者止步，列立于后。这是在迎敌之前，先稳住“阵脚”，然后，霍秀才主动上前出击。由于他深得“扑倒”之精髓，用短棒击中强盗的膝盖，出手极快，转瞬之间，数名强盗一个个仆倒在地不能起来了……
这一故事，是对调露子“击要终在扑也”理论的验证，也是宋代城市相扑已向较高深层次发展的一个征兆，市民对它的理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深刻得多。像小儿相扑、女子相扑，就是非常独特，均为宋代以前或以后所未有、所鲜见。
小儿相扑，据《识余》记载，大致是：两小儿表演时，俯首，双手支在地上，像牛一样用头相触，互相较力，颇像两两戴牛角相抵的蚩尤戏。四川邛窑出土的小儿相扑瓷塑，表现的则是另一形式：互相搂抱相搏，双腿拉开后支。这套瓷塑虽高仅6.4厘米，却十分传神。
小儿相扑在宋代城市中至少有两种形式。女子相扑，则和男子相扑形式一样，裸露颈项臂膀，乃至腰围，所以被人称为“妇人裸戏”。女子相扑，曾在东京最大的宣德门广场上，为皇帝与市民表演过，当时万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场面使司马光犯颜直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
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从目前遗存在辽宁博物馆的赵佶所画的宣德门，与北宋钟上宣德门浮雕，不难想见宣德门之高大雄伟及其在宋代的重要性，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之而上书，至今读来仍有一股激愤之情了。尽管司马光提出了“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但提归提，并不妨碍女子相扑在城市体育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临安，以“女厮扑”闻名的就有张椿等十名之多。
“厮”含有互相之意，女子角抵不称“相扑”，而为“厮扑”，乃是取女性身单力薄之特点，含贬意。与“女厮扑”类似的还有“女颭”，它是正式相扑的前奏——临安女颭为数不少，有嚣三娘、黑四姐、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女急快等。她们在男子相扑之前，使用类似“水流星”的利于急速展转的“颭”，打开场子，招呼观众，制造气氛，待市民围拢过来时，正式相扑开始，女颭便退下……
这种现象在宋代城市是很普遍的，它表明相扑强身健体的本色在减弱，搞笑逗乐、极力迎合市民欣赏需要的成份在相扑运动中逐渐增强。如“戾家相扑”——
“戾家”，是临安的常谚俗语，当时有“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的话，可见“戾家”一语，寓有不学、不内行的意思。张端义也曾用“两制皆不是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来嘲笑那些做事不行的文人才士。
称“戾家相扑”，不过是由于相扑手众多，不得不标新立异，自立贬语独为一家，用来吸引观众。既然以“戾家”自我标榜，在表演相扑时，自然就有引人发笑的戏耍性动作。这使相扑越来越耐看，常见的“乔相扑”就是这种类型的项目。
“乔相扑”是表演者隐藏在用稻草、棉花做成的两个偶人的衣服套子里面，表演者弯腰四肢着地，背负这对双手连接成互抱姿势的偶人，表演者的双手下面穿着一双靴子，作为一个偶人的双腿，自己的一双真腿作为另一偶人的足部，作互抱、互扭、前掳、后挂、搂腰、盘腿各种姿势，尽情展示相扑时的各种解数，看去和真相扑一样……但比较而言，还是两两相当的角力是城市相扑运动的主流，当时临安以相扑著名者就达44名之多，而以“乔相扑”著名者不过9名。
当时的著名相扑者有撞倒山、铁板踏、宋金刚、曹铁凛、周急快、杨长脚、金重旺、韩铜柱、郑排、广大头、黑八郎、盖来住、武当山、一拔条，等等，名字很能体现出相扑的急、快、狠、重等技术特点，可想他们本领端的不凡！
还有唤张关索、严关索、小关索、赛关索的，显然是在刻意模仿三国武将关羽之子关索之神韵。据传：关索年少美容仪，故有“花关索”之称。他武艺高强，又有“英雄男子”之誉，真是美勇兼具。
到了宋代，龚圣从“病关索杨雄”生发，作出了“关索之雄，超之亦贤”的崇高评价，关索更是被市民奉之若神明。故余嘉锡先生认为：“盖凡绰号皆取之街谈巷语，此必宋时民间盛传关索之武勇，为武夫健儿所忻慕，故纷纷取以为号。”
北宋政府在金兵入侵的时候，怕城中善于相扑的“小关索”李宝闹事，将他和其他16人急捕入狱，后枭首示众。一个相扑手在宋政府眼中就可以构成这样可怕的威胁，这就比较容易理解，宋代城市中的相扑手为什么纷纷以“关索”命名自誉了。
遗憾的是，宋代的历史着作家并未记下“小关索”李宝的具体情况，这使我们无法了解到更为细致的相扑场景。在这方面，要求助于小说《水浒传》。基于二十余年不懈的考证，笔者坚认：《水浒传》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市民生活。在《水浒传》中所看到的相扑场景，比正史在《水浒传》中，相扑手和好相扑者很多，如蒋门神就是靠相扑本事夺了“快活林”，武松则又靠相扑的“玉环步，鸳鸯脚”，夺回了“快活林”。“闲汉”出身的高俅也会相扑，自夸“天下无对”。只一跤便摔翻了李逵的焦挺，则
是“祖传三代相扑为生”的职业相扑手，他们家是“父子相传，不教徒弟”……
所有这些，都是对宋代城镇相扑运动真实的描写。最为精彩的是，《水浒传》中《燕青智扑擎天柱》一回，展现了宋代城市相扑的具体场景——
这次相扑在山东泰安州的岱岳庙内举行，时值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圣帝降诞之辰，天下香客如风云聚汇。在此时此地相扑，是应“献圣”的美名，寄寓祭神礼佛的美意，这与东京市民每年六月六日，要举行相扑以祝贺崔府君的生日是一样的。
先是一位年老的“部署”，即相扑的裁判员，拿着“竹批”，即比赛时的指挥标示，走上相扑赛场——数根粗大柱子支橕起来的“献台”上。他先“参神”，然后才请今年相扑的对手“争跤”。
著名相扑力士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连续两年蝉联相扑冠军的任原，为他扬名的“两条红标柱，恰与坊巷牌额一般相似”。任原在客店教徒弟时是“面前遍插铺金旗牌，锦绣帐额，等身靠背”，俨然戏剧中的“霸王”。任原奔赴赛场时更是雄纠纠、气昂昂，“却早十数对哨棒过来，前面列着四把绣旗。那任原坐在轿上，这轿前轿后三二十对花胳膊的好汉，前遮后拥”，这排场不弱于出巡的高官。到了比赛场地，主持相扑的“部署”，要把他请下轿来，“开了几句温暖的呵会”，慰问一番，任原这才上台
献艺。
因为是为了祭神礼佛表演相扑，所以任原先“喝了一声参神喏，受了两口神水”，再摘了巾帻，脱下棉袄，露出一身这样的装束：
头绾一窝穿心红角子，腰系一条绦罗翠袖。三串带儿拴十二个玉蝴蝶牙子扣儿，主腰上排数对金鸳鸯踅褶衬衣。护膝中有铜铛铜裤，缴臁内有铁片铁环。扎腕牢拴，踢鞋紧系。
燕青则是：
除了头巾，光光地梳着两个角儿，脱下草鞋，赤了双脚，蹲在献台一边，解了腿绷护膝，跳将起来，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了架子。
以上可见，相扑者，头发都要绾成角儿，要赤裸上身，下身似应脱裤，可能任原是多年冠军，身上可以佩戴些冠军标志的饰物，如今日日本相扑冠军身上悬挂的饰物一般。
明刊本《水浒全传》插图：燕青智扑擎天柱燕青和任原的相扑姿势，可和宋代笔记、出土文物互证。如《葆光录》所记：相扑者成双结对，披着银画衫子，唱啖而出，裸身相扑。山西晋城南社宋墓室南顶《相扑图》还可证明——
四个相扑汉子，上身赤裸，下身短裤露腿，黑色头巾，穿靴，两侧各有一旁观者，中间两人则全力相扑，左边者头被右边者夹在臂下，右边者左腿却被左边者抱住，双方相持不下……
从这幅《相扑图》观察，四位汉子身材均同，看来相扑是要有级别的。任原身长一丈，貌若金刚，约有千百斤气力，对手也应膀大腰圆，可燕青身材却瘦小，许多人加以嘲笑，嫌他分量不够。部署也制止燕青相扑，并从“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
这说明宋代的相扑，对什么样的人方可参加，有没有“保人”，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不许暗算”之类，已有明细规定。因燕青抱着“输了死，永无怨心”的念头，任原则“恨不得把燕青丢去九霄云外，跌死了他”，弄得部署无法，只好拿着竹批，两边分付已了，叫声“看扑”！
献台上只有部署、任原、燕青三人，先是“燕青做一块蹲在右边，任原先在左边立个门户”。这是遵循“各占一半，中间心里合交”的相扑规则。而一旦相扑起来，“正如空中星移电掣相似，些儿迟慢不得”，一来一往，胜负只在刹那间。
所以，任原依靠着身大力壮，采取了“逼”、“拿”的相扑战术。燕青则借身材瘦小，灵活地在任原的左、右肋下钻来钻去，利用任原转身不便的缺点，扰乱他的步子。接着燕青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一共旋了四五旋，“旋到献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撺下献台来。这一扑，名唤做鹁鸽旋”。
燕青一连串颇有力度的穿、跃、抢、探、扭、顶、托等相扑动作，相当准确地表现出了宋代相扑运动的主要特点，这是富有历史价值的，并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果《水浒传》作者没有经过长期的对宋代相扑运动细致入微的追踪观察和研究分析，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对宋代城市相扑运动及其风俗的深入了解，是绝对写不出这样丝丝入扣、传神逼真的作品来的。如燕青与任原的相扑比赛，“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都助将利物来”。这一数字虽有些小说家的夸饰，但验之南宋临安经常举行的这样的有“利物”的相扑比赛，还是很真实的。
这种在露台高处的相扑，主持者以旗帐、银杯、彩缎、锦袄、官会、马匹等大宗财物为诱饵，使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的相扑高手来夺其赏。有夺得头赏者不仅能获得丰厚奖品，而且还可以补军佐之职。理宗时，就有一号为“温州子”的韩福，胜了所有相扑对手，得了头奖，授了军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