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下财礼”就非同小可了，因为它意味着婚姻已完全成“定论”。男女双方，都要倾其所有，有钱人家送聘礼，以送“三金”为时髦，即金钏、金、金帔坠。送不起金器的家庭，用“银镀”的代替。这种以金为主的财物聘礼，闪烁着好一派富贵气象。这是在唐代婚姻聘礼中所未见的，也是元代婚姻聘礼所未达到的，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在宋代城市婚姻中占有的无可争辩的主导地位。此外，官宦之家还送销金大袖或红素罗大袖缎、黄罗销金裙、缎红长裙、珠翠团冠、四时髻花、上细杂色彩缎匹帛、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简直像展开了一场送聘礼的比赛，看谁送得多，送得好。
在宋代以前，这一习俗并不明显。但到了宋代，“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已成为最基本的婚俗第一步，然后再立契约，“以求售其女”，所以“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倘若城市中的富室，一次新婚，最低程度要有“半千质具”！王安石嫁女到蔡家，慈寿宫赐一珠褥，就值数十万钱。南宋景定年间，一小小九品郑姓将仕郎之女庆一娘，许嫁给万知县之子，仅资装费钱就高达十万五千贯，随嫁五百亩田尚不算在内。通过以上一高一低两例，可以推想婚姻论财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这与宋代以前讲究门第、等级的悬殊是有明显区别的。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为下聘财损资破产，乃至嫁娶失时、不能成礼的特别多起来。故官府将聘财定立等第，以男家为主，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等：
上户金一两，银五两，彩缎六表里，杂用绢四十匹。
中户金五钱，银四两，彩缎四表里，杂用绢三十匹。
下户银三两，彩缎三表里，杂用绢一十五匹。
这只是大体的规定，目的是让市民们下聘嫁礼时有所遵循。实际上，即使没有钱的市民，也要硬橕着备一两匹彩缎、一两封官会，加上一些茶饼鹅酒。有的穷苦市民，不顾“报应”，竟到居处附近的大庙，取人们布施给寺院的缣帛以嫁女。至于一贫如洗之家，奁具茫然，但假如女子姿色可取，这就要由男方送首饰衣帛等物，叫作“兜裹”。然而，也有女方奁具万计，只慕男方容仪，情愿不要男方分文，只想及早成婚的。男方一旦答应，女方便来人，“施供张，敷茵几，金玉绮绣，杂然盈前”。然后便是笙箫之音，锵洋渐近，女子乘花舆而来……
这与东京有权人家，专去科场上选婿，毫不考虑男方的阴阳凶吉及其家世同出一辙。这唤作“榜下捉婿”，女方还给男方缗钱，唤作“系捉钱”。后来富商和广有钱财者，也都到科场上捉婿，并成倍付“捉钱”，以诱士人上钩。捉到一个女婿一次就给千余钱，这一明码实价还是非常之高的。可是一旦从科场上选来的这女婿与女子成婚后，其家则就要索取“遍手钱”。通过女不看男家世只重相貌，女方重男才乾而不虑其他的这二事，可见宋代城市婚姻不计较门第、“不问阀阅”的端倪，而且它透露出了宋代城市婚姻直逼钱财，专问实际而不好虚名的举措，已是很有代表性，以至可以成为宋代城市婚姻的最大特色。所以，即使男方再贫穷，也要备纳采、问名之礼，始为允当。而受了聘送的富家女子，不仅要用双匹绿紫罗、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须掠这样的女工礼物答回，而且还要送给媒人缎匹、盘盏、纸币、花红礼盒等。
送礼到此还不算完。到迎亲的前三天，男家开始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花扇、花粉盘、画彩线果等物品，女家则回送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一直到了成亲的前一天，“下财礼”才告一段落。因为这时要“铺房”，由男家备床席桌椅，女家备被褥帐幔；女家出人去男家铺设房奁器具，摆珠宝首饰等。张幔设褥、布幕置毡的程序，演变成了女家夸耀的机会。像公主出嫁的房奁，还由皇帝降旨许官员去参观。
到“迎娶”那一天，婚礼将以欢天喜地热热闹闹的面貌出现，这与宋代以前的婚礼成鲜明对照。早在《礼记》就提出“婚礼不用乐”，后一直延续到北周，才开始出现“嫁娶之辰，多举音乐”的记载，但很快禁断。
唐代嫁娶时，虽有广奏音乐、歌舞喧哗的现象，却遭官方取缔。至北宋前朝皇帝、皇太子还是袭用旧制，婚礼仍不举乐，可民间却松弛多了，《清波杂志》曾说元佑哲宗大婚时，宰执议论不用乐，宣仁太后反对道：“寻常人家，娶个新妇，尚点几个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这就告诉了我们，城市婚礼用乐已司空见惯。《事林广记》中一段话也透露出了这一新礼节的抬头、不用乐的旧制的崩溃：
近俗，六礼多废，货财相交，婿或以花饰衣冠，妇或以声乐迎导，猥仪鄙事，无所不为，非所以谨夫妇严宗庙也。在乐队吹吹打打声中，男家陪伴人各拿花瓶、灯烛、香球、沙罗洗漱、妆盒、照台、裙箱、衣匣、青凉伞、交椅等物，跟着送“迎客”的车子或花担子前往女家。女家在男家来人迎亲前，叫出嫁的女儿先拜家堂并祖宗，以保过门平安，并且要有一大套吉利话：
今朝我嫁，未敢自专。
四时八节，不断香烟。
告知神圣，万望垂怜。
男婚女嫁，理之自然。
有吉有庆，夫妇双全。
无灾无难，永保百年。
如鱼似水，胜蜜糖甜。
待迎亲队伍到女家门口，女家用酒礼款待来人，并散“利市钱”，乐官作乐催妆，待嫁的女子“房中巧妆画，铺两鬓，黑似鸦，调和脂粉把脸搽。点朱唇，将眉画，一对金环坠耳下。金银珠翠插满头，宝石禁步身边挂”。这时，有“克择官”报时辰，茶酒司仪互念诗词，促请新人出屋登车。新人登上车，从人却不肯起步。此刻，有人念这样的诗句：
高楼珠帘挂玉钩，香车宝马到门头。
花红利市多多赏，富贵荣华过百秋。
新人家只得赏了这一求利钱酒的，担才起了，迎至男家。北宋时，迎娶的人先回男家门口，吵吵嚷嚷向男方要钱物，这叫“拦门”，旁边还有人吟诵拦门诗，以推波助澜：
仙娥缥渺下人寰，咫尽荣归洞府间。
今日门阑多喜色，花箱利市不须悭。
绦绡银烛拥嫦娥，见说有蚨办得多。
锦绣铺陈千百贯，便同萧史上鸾坡。
拦门礼物多为贵，岂比寻常市道交。
十万缠腰应满足，三千五索莫轻抛。
这时，由男方以“答拦门诗”回敬：
从来君子不怀金，此意追寻意转深。
欲望诸亲聊阔略，毋烦介绍久劳心。
洞府都来咫尺间，门前何事苦遮拦。
愧无利市堪抛掷，欲退无因进又难。
拦门过后，该进行“本宅亲人来接宝，添妆含饭古来留”这一习俗。是由媒人拿着一碗饭，叫道：“小娘子，开口接饭。”这是表示新人入门之初，吃夫家饭，成夫家人。也有喂粗粮的，以示女子进门后要艰苦持家。南宋城市则没有拦门一礼。只待新媳妇下车后，由阴阳先生拿着盛五谷豆钱彩果的花斗，向门首撒去，孩子们争着捡拾。撒谷豆这一点和北宋是一致的，其用意是在压青羊、乌鸡、青牛这“三煞”。习俗认为，三煞在门，新人不能入，若入则会损尊长及无子。撒谷豆，三煞则自避，新人方可进门。
新媳妇是踏着青布条或毡席行走，一女子捧着一面镜子在前面倒行，或者由二女扶持行走，先跨马鞍，据说这是来自唐五代的婚俗。那时，军阀混战，礼乐废坏，无暇讲究婚姻制度，随取一时世俗所用仪式——
因当时胡人乘鞍马风甚，于是，便有了新媳妇跨女婿准备的马鞍的婚俗。直到明清时期，这种由女婿以马鞍置地，令新媳妇跨过其上，叫做“平安”的婚俗仍保持着，标示着宋代城市婚俗一直引领着宋以后的婚俗潮流。新媳妇还要在草上、秤上过，入了门，进一当中悬挂着帐子的房间，稍微休息，这叫“坐虚帐”。或者一直到一间屋内，坐在一张床上，这叫“坐富贵”。这时男家委托亲戚接待女子亲家，“亲送客”，急急忙忙喝完男家准备的三盏酒退走，这叫“走送”。
北宋城市婚礼进行到此，出现了有趣的一幕：堂中置一马鞍，女婿要坐上，饮三杯酒，女家再遣人请他下马鞍，连着请三次，才能把他请下来，这叫“上高坐”。凡是举行婚礼，只有女婿上高坐，才称得起是最隆重的仪式，如谁家不设此礼，就会被男女宾客视为阙礼。即使北宋的名儒巨公、衣冠旧族也都要举行这“坐鞍礼”。这或许是对当时旋风般的草原民族骠悍的仰慕、撷取？
到了南宋城市中，这点变化出现了，男子不像传统戏剧中那样着大红袍，而是穿绿衣裳，戴花幞头，到一张放在床上或离地面很高处的椅子上就坐，这也叫做“高坐”。先由媒人，后由姨或舅母请，他们各斟一杯酒，男子接住饮了，再由岳母请，把他请下“高坐”，回房坐在床上。这时新人家的门额，横挂一条彩帛，已被人扯裂下来，夫婿进门后，众人争着扯着碎片散去，这叫“利市缴门红”。然后，礼官请两位新人出房，男执槐简，挂红绿彩，绾“同心结”倒行；女面向男，把“同心结”挂在手上，缓缓行走。这种被无数文学艺术样式反复重复过的礼节，唤做“牵巾”。也有女子专以此写诗祝贺的，如《灯下闲谈》：
团圆今夕色珍晖，结了同心翠带垂。
此后莫交尘点染，他年长照岁寒姿。
到了堂前，双方并立，请父母、女方亲人，用秤或机杼挑开“盖头”，露出女子的面容，再行参拜男家高祖及诸亲戚的礼节。礼毕，女子再倒行手执“同心结”，牵引着新郎回房，讲“交拜礼”。
宋代城市婚礼席上的参拜仪式，有的是宋代之前就有，如拜舅姑诸亲，有的则是自宋代方始，如夫妇交拜。“交拜礼”之后，礼官用盘盛金银钱、杂果，在房中撒掷，这叫“撒帐”。它与“撒谷豆”禳三煞不同，而是寄寓着祝愿得子、长命富贵等吉祥幸福之意，这可从“撒帐致语”中看出——
窃以满堂欢洽，正鹊桥仙下降之辰；半夜乐浓，乃风流子佳期之夕。几岁相思会，今日喜相逢。天仙子初下瑶台，虞美人乍归香阁。诉衷情而款客，合欢带以谐和。苏幕遮中，象鸳鸯之交颈；绮罗香里，如鱼水之同欢。系裙腰解而百媚生，点绦唇偎而千娇集。款款抱柳腰轻细，时时看人娇羞。既遂永同，惟宜歌长，寿乐是夜也。一派安公子，尽欲贺新郎。幸对帐前，敢呈抛撒。
值得注意的是，宋话本《快嘴李翠莲记》所载撒帐祝词，与《翰墨全书》乙集所录完全一致，可见这种撒帐祝词已形成了一套格式，互相借鉴，传录甚多，但又都是喜庆吉祥的框架。礼官一面不断吟着喜词，一面拿着喜果撒向帏幕间，方位有东、西、南、北、上、中、下、前、后。这种边吟边撒的撒帐致语，极好地烘托出了欢乐祥和热烈的气氛，所以直到近代仍广泛采用。孙宝瑄在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9月22日所记的《忘山庐日记》中录下了别人教他的“洒帐词”——
宋人洒帐之歌，使熟记，待洒时遂唱曰：洒帐东，帘幕深围烛影红，佳气葱笼长不散，画堂日日醉春风。洒帐西，锦带流苏四角低，龙虎榜中标第一，鸳鸯谱里稳双栖。洒帐南，琴瑟和鸣乐且耽，碧月团人似玉，双双绣带佩宜男。洒帐北，新添喜气眉间塞，芙蓉并蒂本来双，广寒仙子蟾宫客。洒帐中，一双云里玉芙蓉，锦衾洗就湘波绿，绣枕移就琥珀红。洒帐毕，诸位亲朋齐请出，夫夫妇妇咸有家，子子孙孙乐无极。
从这段文字可以返观宋代城市婚俗的撒帐致语是相当生动的。撒帐结束后，男左女右，剪下一绺头发，绾在一起，为“合髻”。这种仪式源于唐代，在宋代城市婚俗中得以完善，它与男冠女笄是不一样的，是表示二性合一、生死相随、患难与共、白头偕老的信物。
接着，把两盏酒用红绿“同心结”绾住盏底，男女互饮，这叫“交杯酒”，也叫“合卺酒”。它的最早源头虽可追溯到上古，但“交杯酒”一词却最早出现于宋代城市婚俗。这期间有一演变过程——
众所周知，卺是一个瓠分割而成的两个瓢。瓠，苦不可食，用来盛酒必然有苦味，新夫妇各用一瓢共同进酒，不但象征着夫妇合为一体，而且也比喻夫妇当同辛苦。到了北宋末期，婚礼用的“四爵两卺”便常用酒杯代替了，并在《政和五礼新仪》中得到了确认。男女喝“交杯酒”时，礼官还念“合卺诗”助兴：
玉女朱唇饮数分，盏边微见有坏痕。
仙郎故意留残酒，为惜馨香不忍吞。
这时，男子用手摘下女子头上的花，女子用手解开男子身上的绿抛纽，再把杯扔到床下面，酒杯一仰一复，这就是大吉的征象，寄托着天翻地覆、阴阳和谐的意思。而且有所发展的是，宋代城市合卺之夕，女婿登上高堂，赋诗催妆，已成常礼。
有一亲家父母先观女婿，母亲曾认为其女像菩萨，却嫁了个多髯麻胡子似的人物，待索诗时，这麻胡子女婿却大显其才，大书道：
一双两好古来无，好女从来无好夫。
却扇卷帘明点烛，待教菩萨看麻胡。
此诗一出，满堂传观，来宾哄动，一致认为这位女婿不是凡人。重和元年（1118）的新科状元王昂，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妇家立索“催妆词”，王昂才思敏捷，迅写《好事近》词，其中“喜气拥门阑，光动绮罗香陌”、“留取黛眉浅处，画章台春色”，意境动人，遂推为合卺之诗的佳作。待赋诗完毕，这时该开始“掩帐”了，新人换妆，换好后，礼官迎请两新人到中堂，行参谢之礼，亲朋讲些庆贺话，男女双方亲家行“新亲之好”礼，再入礼筵。南宋一般是喝五杯酒，再到别间歇坐，讲讲亲情，再重入礼筵，饮四盏酒，结束这个仪式。
北宋这一套则比较简单，较之南宋不同的是第二天五更时分，要用一有镜子的桌台放在高处，让新娘子拜，这叫“新妇拜堂”，再拜父母亲戚。然后用绿缎，做工精细的鞋、枕献上，这叫“赏贺”。男子父母则给她一匹布，这叫“答贺”。然后女婿去女方家，这叫“拜门”，拜门也可以在新婚后的三天、七天之后。到女家，女婿也要献上绿缎，做工精细的鞋、枕，女方父母也给他一匹布，再设席喝酒，南宋时这叫做“会郎”。酒席散了，女家准备吹鼓手送女婿回家。
北宋和南宋的婚俗还有相同之处，女家往男家送彩缎、油蜜、蒸饼，北宋叫“蜜和油蒸饼”，南宋叫“三朝礼”。北宋时，新婚三天之后，女家到婿家致酒作会，叫做“暖女”。到南宋此礼并不太严格了，只要九天之内举行即可。这中间还可以取女子回家，送给她彩匹、冠花、盒食等物，这叫“洗头”。新婚满一个月后，女家送“满月”礼盒，女婿家摆下酒席，招待亲家及亲眷，这叫“贺满月会亲”。至此，整个婚礼仪式圆满完成。
虽然其中不乏成婚男女的愉悦，不乏欢乐甚至调侃的色调，但是这样的聘娶婚俗，还是由幕后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策划操纵而演成的，任何成婚的男女都不能违背，也不可能违背这个规律。因为许许多多的男女，有的尚在母腹中，就定了“指腹婚”，在襁褓中定婚的更屡见不鲜，男女长大成人后，更是双方父母包办。有的父母为所谓“天下之义”，可自作主张任意为女求婿，或为子配女。即使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也要体现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精神，完成“冥婚”。那是由专做这种媒的“鬼媒人”，选通帖子，男女双方父母以其帖子命祷而卜，卜后再制冥衣，即双方各备男冠带、女裙帔等衣物。这些物品交给“鬼媒人”后，在男墓地举行“合婚”仪式，墓前放置果酒，设两个相并的座位，两座后各立一长一尺有余的小幡，以此二幡，举行合卺，判定标准是二幡微动，就可以“相合”了，若一幡不动，也算可以相合。
对死去的男女，都要让他们恪守着规定好的婚俗行事，那阳间的男女结合更是要一丝不苟。在某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统治者手里，任何青年男女的婚配都是不允许僭越他们能够允许的范围，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临安咸安郡王府内的绣作璩秀秀，与碾玉待诏崔宁，曾由郡王当着众人之面，将璩秀秀许给崔宁，两人彼此也都满意。一次，郡王府失火，他们偶遇廊下，一并逃出，直奔两千多里外的潭州结为夫妻，开店度日。谁知被王府军兵发现，报知郡王，郡王因他们未经自己同意私自成婚，就一反初意，勃然大怒，将他俩抓回，把崔宁问成大罪，杀死了璩秀秀，后来崔宁也为此死去。
但是随着风气的开化，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大胆地走上自择配偶的道路。一对从不相识的青年男女，只因在东京的一个茶坊逢面，四目相视，俱各有情，那女孩心里暗暗喜欢那男子，便以买糖水为由说道：“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那男孩儿也有爱慕女孩之意，也以买糖水回应：“我不曾娶浑家……”
话本作者借一盏甜蜜蜜的糖水，传递出男女双方一见钟情、互相求爱若渴的心意，真可谓匠心独运，而且背景是选在人烟繁阜、拥挤不堪的市井中间，也是那么勇敢，那么热烈，这在宋代以前的城市婚俗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在宋代以后的城市婚俗中也从未见过，甚至要远胜现代青年的求爱方式，它不愧是中国古代城市中一支石破天惊的青春爱情之歌！
还据《南烬纪闻》等宋代笔记佐证：尤其是在节日当中，男女青年毫无顾忌，南宋某地的男女“合婚”，都是自己去选择，往往是“男自负女而归，不烦父母媒妁引也”。
可是，一点稚嫩的婚俗胚芽，它只能像初绽的蓓蕾，在茂盛的封建思想园圃中，很难长成为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婚姻之树。尽管在沧州小市镇上也有招男子入门“做女婿”的“入赘婚”，还有令人感到意外的弟弟因姊姊而娶到妻子，妹妹因哥哥而得到夫婿的自由恋爱婚，寡妇的再婚等各式与传统不一的婚姻……
但，从根本上，婚俗园圃的格局是不容改动的。就像北宋皇室宗女很多，一开始为之议婚不限门第，有钱的人家为了将来求得一官，以庇门户，便贿赂宗室求婚。这样，连络互引，东京有名的富族“大桶张家”，最多的时候竟和皇帝的三十多个近亲攀上亲家。
然而，元佑年间，娶宗女而官至左班殿直的广州藩坊刘姓人死了，他们娶的宗女膝下无子，所以刘家就要争分财产，一直闹到朝廷。这时，朝廷方才醒悟，自此下令：“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取宗女。”
是的，婚俗的园圃虽有新风吹来，可只不过是偶尔的，微微的，是为点缀升平而出现的一朵朵悦目但没有长久生命的纸花。作为封建文化的婚俗，必然由制造它的社会给予制约，而且从不留情面，极其冷酷。东京枣槊巷里的官人皇甫松，因中了一位和尚使用的奸计，就可以扭住自己“花枝也似的浑家”，到开封府便把她“休了”。
而女子，在婚姻中是没有自由平等权利的。东京李吉员外的女儿翠莲，自小口快，嫁到张员外家，多言多语，惹得一家之主张员外大怒说道：“女人家须要温柔稳重，说话安详，方是做媳妇的道理。那见过这样长舌妇人！”终以久后必败坏门风、玷辱上祖为由，执意让儿子把她“休了”。这样被休回家的女子，爸爸妈妈也是不欢迎的。李翠莲虽然挑描刺绣，大裁小剪，浆洗缝联，劈柴挑水，样样精通，可是她因不被两家见容，只好凄凄凉凉、孤孤单单到明音寺出家当个小尼姑去了……
生育
洪迈《夷坚志》曾记述：婺源严田农民江四，生活很富裕，行迹却无赖，妻子初产是个女孩，江四便将其投入水盆，逾时尚活，江痛掐其女两耳，皆落，如刀割似的，遂死。第二年，江妻又生一两耳缺断女，像上次被掐痕迹。里巷居民认为这是报应，都说若再溺杀，必有殃祸，劝江四存育，江四这才将这个女孩留下来。
这种溺女现象不止安徽一地，福建农村生男至第四子，再多就不养了；女子则不至第三，若再多，临产时用器贮水，生下来即溺死。北宋朝廷针对这种现象立下了禁赏，可是愚昧的乡民却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隐瞒……
好像是为了回应这种野蛮、落后的农村生子不育溺杀的风俗似的，宋代政府在各主要城市里建立起了“慈幼局”。海内外史学家们对宋代生子不育溺杀的风俗曾作过不少的研究，未知是否对出现在宋代城市中的幼儿慈善机构作过深入的探讨？
慈幼局的宗旨是：如果贫穷市民无力养育子女，许其抱至局，写上出生年月日，局里设有专职的乳娘抚育。他人家若无子女，可到局来领养。每年灾荒发生，贫穷市民的子女多抱入慈幼局，故道上无抛弃子女。这种幼儿慈善机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宋代灭亡之后，元明两代均未再建，只是到了清代才重新设置起慈幼机构，其间中断有三四百年之久，这恰恰证明了在宋代城市中对儿童生育的重视。这种重视不光是在儿童的慈善方面，而且在儿童生育的所有方面，已形成了一整套相当严细的规矩——
每当孕妇怀孕月份快满之时，她的父母亲、舅舅、姑姑，用银盆或彩画盆，盛着一束粟秆，用绵绣巾或生色帕袱盖着，上面放着花朵，并用有五男二女花样的草帖子送去，以示吉祥庆贺。还用盆、盒装馒头、彩画鸭蛋120个、生枣并送，这叫“分痛”，以示娘家亲属对产妇分娩痛疼分承之意。又做成卧鹿、眠羊动物模样的果子，小孩的彩衣，当成“催生礼”，表明欢迎婴儿早日平安降生的美好愿望。又有“催生符”，想是必挂或必烧。“催生歌”确有助于孕妇——
一乌梅三巴豆七胡椒，细研烂捣取成膏。
酒醋调和脐下贴，便令子母见分胞。
为了使孕妇的生产顺利，宋代医学家还从专业角度规定了孕妇生产时的必备用品。在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中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药：
保气散佛手散枳壳散榆白皮散
黑圣散大圣散神寝元花药石散
保生元催生丹黑龙丹雌雄石燕
理中元生地黄羌活葵子
黄莲竹茹乌梅甘草
海马陈皮姜钱黑豆
一类是物：
催生符马衔铁煎药炉滤药帛
醋炭盆铫子软硬炭煮粥沙瓶
乾蓐草汤瓶干柴茅小石一二十颗
暖水釜灯笼灯心火把
油烛发烛缴巾软厚
洗儿肥皂头发断脐线及剪刀
还有一类是为孕妇准备用的而不是吃的食品：枣子、白蜜、无灰酒、好醋、白米。另备童子小便，纯属荒诞，但也堂而皇之写入《妇人大全良方》，显然是当时盛行宋代城市中的一种迷信陋习。
如果以这些物品与城市高层即皇家孕妇物品相比，则差距立见。《妇人大全良方》中孕妇所备之物主要是为一般市民之家，皇家孕妇所备“分痛”、“催生”物品，种类和市民之家相差无几，可量大、齐全，尽显富贵。如同是小石子，市民为一二十颗，皇家为50颗；同是食物，皇家一次备十盒“吃食”，包括一口蒸羊、八节生羊剪花、羊六色子、枣大包子、枣浮图儿、豌豆枣塔儿、炊饼、糕、糖饼、髓饼。至于果子，要饰以金银，达500个，影金贴罗散花儿则为2500朵，金银罗缎则备200匹罗，4674匹绢，24两8钱7分4厘金，4440两银，三贯足银钱。袋要装画，铁要涂漆，剃头的刀要檀香匣盛……
虽然物品上可以折射出“平常风光”和“富贵气象”，但在实际习俗当中，应该说差距并不大，因为不管何方神圣都要一律遵从大自然的规律，像妇女生下小孩，市民、皇家都是要在三天之后给小孩落脐带炙囟脑门儿。
此后，孕妇亲属都要为孕妇送些膳物。至满月，则外面亲家都要用金彩缎珠翠、杂果食物等送给孕妇，以开“洗儿会”。在宋代城市中，洗儿已成为最重要的生育习俗，这可从宋代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体现出来。
其书对初生婴儿这样说道：“须先洗浴，以荡涤污秽，然后乃可断脐。”婴儿洗浴，其步骤首先是：须将预先煎好用瓶存贮的煎药暖好倒入水中，或用猪胆汁汤洗儿，使之不患疮癣，保持皮肤滑泽。或用金虎骨丹砂煎汤，以辟邪去惊。或用二两白芷、三两苦参挫碎煎汤，以去诸风。或用蒴、葱白、胡麻叶、白芷、藁本、蛇床子煎汤，以退热。或用苦参、黄连、猪胆、白芨杉叶、柏叶、枫叶煎汤，以去风。或用大麻、茯苓、陵香、丁香、桑葚、藁本煎汤，以治诸疮……
洗浴对初生婴儿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故从唐代始，名画家周昉就专画《麟趾图》，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宫中一盆洗三儿的景象。宋代也有类似的洗儿图，不过是在芳茵上、芭蕉下、栏槛前、大盆中洗一小儿的。明代画家仇英则精心临摹了这幅洗儿图，几可乱真。于此得知洗儿传统悠久，为世人所崇奉，在宋代城市中尤为市民所看重。
每逢洗儿，好友亲朋聚会一堂，在银盆内煎香汤，下洗儿果、彩钱、葱蒜，用数丈色彩绕住银盆，这叫“围盆红”。请来宾中尊长，用金银钗搅水，这叫“搅盆钗”。来宾将钱撒入盆中，这叫“添盆”。盆内有枣儿，少妇纷纷争着拿来吃，因为枣儿是生子的象征。这时，已用清水洗过的婴儿，家人把他（她）的胎发剪下来，装入一个小盒，并用彩色线编织成绦带子络上。由母亲抱着小孩，向诸亲客人一一道谢，再抱入姆婶房里，这叫“移窠”。洗儿时，要作诗祝贺，北宋苏轼曾戏作道：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南宋王以宁《浣溪沙·洗儿词》则一派庄重：
招福宫中第几真，餐花辟谷小夫人，天翁新与玉麒麟。
我识外家西府相，玉壶冰雪照青春，小郎风骨已凌云。
从北宋、南宋一诗一词可见，盼子成龙，一脉相承，虽然诗词作者均为士大夫，但他们的文字之作也间接地反映了一般市民的这样的心声。事实上，即使贫穷的市民，也把育子仪式看得非常隆重。如普遍在生子100天后举行“百晬”仪式，不能开筵作庆的市民人家，则把盘、碟、碗放在地上，里面盛着果木彩缎、花朵针线等日用物件，让孩子过去拿，看小孩先拿什么物品，以此来预定小孩将来乾什么，这叫“试晬”。贵富之家更是要这样。需特别指出的是，据《东京梦华录》记述，市民家庭已普遍为孩子摆上了最为时髦的官诰、笔研、算秤等物品。《东京梦华录》所说的“算秤”是算盘和秤提的简称。秤提，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第十一卷《秤提官会》中有其明确指称。“算”为算盘，1921年河北巨鹿故城曾出土直径为21mm的北宋大观二年（1108）木制算盘珠。再看《清明上河图》中所绘“赵太丞家”当门的桌子上摆着的一个九档的算盘，可知算盘在北宋末叶已在城市中广泛应用了。这一时期的城市儿童真是幸运，很小很早就受到了新的科学技术之光的沐浴……
在“试晬”仪式上，较多的还是各式玩具，《宋史·曹彬传》记曹彬在“百晬”时，就左手持乾戈，右手取俎豆，一会儿又取一印。后来的《养蒙图说》专将曹彬“抓周”的故事突出出来，大加宣扬，因曹彬成长后确以武功挂印，为节度使。其实，曹父为节度使，曹彬抓周时提戈拿印，可为巧合，也属合情，而且曹彬“父母以百玩之具罗列于席，观其所取”，玩具枪印摆放在曹彬面前，刚满百天的儿童哪有不抓之理？
这个故事透射出了宋代城市已非常重视用玩具给儿童以教化这一有益的育儿方式，这一观念并已转为全社会的共识，儿童玩具大批大批地出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城市儿童玩具鼎盛的新记录——
像临安沿街叫卖的物品中以“小儿戏耍”玩具为最多：线天戏耍孩儿、鸡头担儿、罐儿、碟儿、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枪儿、旗儿、马儿、闹竿儿、黄胖儿、桥儿、傀儡儿、猫儿、棒槌儿……
记述者用一连串的“儿”字，形象地烘托出了儿童玩具济济皇皇的壮美场景，市民甚至将泥孩儿玩具都算作游西湖时的“湖中土宜”，儿童玩具的普及从此可见一斑。《武林旧事·小经纪》中就这样说道：儿童玩具，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数，像相银杏、糖、吹叫儿、打娇惜、千千车、轮盘儿，每一种玩具都有数十人卖，依靠卖玩具为衣食之地，这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这种现象的确是宋代中小城市所未有的，而且在宋代以后也未达到过这样深的程度，我们从现存天津艺术博物馆王襄先生捐献的宋代陶瓷儿童玩具中，还可感受到这种独特的光彩——
这些玩具通高在3.5厘米左右，最高不过5.5厘米，姿态有立、卧、伏、蹲各式，有的以色彩夺目，有的以装束动人。如白釉绿彩爬娃，全身施黄白釉，眼嘴却以绿釉点出，臀部用绿彩装饰。如白釉盘髻娃，着右衽交领长衣，发髻前方饰二莲蓬，十分新颖。有的则态憨神朴，有的则威猛强健，如立耳、圆睛、翘嘴，四肢粗壮，前后伸开的褐釉小狗，如昂首、狞目、宽鼻、张口，披毛竖立，尾贴背上，前腿直，后腿屈，蹲踞于地的绿釉狮子，均生气勃勃。这些玩具儿童特点鲜明，如伏卧的白釉榴子男娃，下肢为石榴体，这是取其石榴房中多子之意而创作的；白釉盘髻娃，髻呈鱼饰，右手持莲，寄寓着“连年有余”的美意……
玩具的多样性，显示了宋代城市育儿方式的活跃性。如果我们按照这条路子，再将目光转向遗存下来的宋代陶枕、图画、铜镜等，便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一下子放出了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小精灵，从而看到了一个极其健康、极其活泼、极其广阔的城市育儿的世界——
如故宫陶瓷馆陈列的宋代民窑烧制的一陶枕，上有一儿童手持扇形的长棒正在击球，此种器具和广泛开展的步击扑棒球杖无异。再看故宫博物馆所藏《蕉荫击球图》，立于长案后面的少妇，正在仲裁两位持类似乒乓球拍式的短拍、或蹲或立的儿童击球的输赢，它使我们知道让儿童在体育活动中去竞争的观念已较为普遍，又知用球拍击球比赛之体育样式在宋代城市儿童中已颇受欢迎，否则艺术品中亦不会一水两流，化为陶枕，形成图画。
又如河北邢台曹寅庄出土的钓鱼纹陶枕，上有一儿童躬身于岸边，手执长竿垂钓于水边，水下，三条栩栩如生的小鱼正在争吞钩饵。而另一幅苏汉臣所绘儿童戏水捕鱼的《捕鱼图》，仅其旁题诗就可以使人想见烂漫一片：
十岁婴儿妙入神，水边游戏任天真。
翻嫌点尔童心减，冠者何须五六人。
从那一个个陶枕，我们仿佛见到当年的硕学儒士，也置有小儿捉迷藏的枕屏画像，也在上面题以儿童游戏娱情之诗：“遂令高卧人，枕看儿戏。”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儿童游戏在宋代城市已成风习。
从那一幅幅冬庭秋园的婴戏图中，我们似乎听到两儿童为抢夺一杆玩具长枪而发生的唧唧喳喳的争执声音。而另一处一男童一女童，将一根孔雀羽毛拖在地上，将—绣花锦旗来回摇摆，引逗着一只花猫随着他们的羽毛、小旗跳跃，猫鸣、婴叫从绢纸上传到我们的耳畔……
看河南济源出土的《婴戏杖头傀儡》、《婴戏悬丝傀儡》三彩陶枕，如闻那皂衣白裤孩童的横笛声、绿衣黄裤婴儿的击锣声，儿童俯地支手举杖头傀儡而戏的情境历历在目。看《儿童骑竹马》陶枕，那用一根刻木马头形状的短竹竿放于胯下，一手握竹马前端使其后梢拖地作向前奔跑状的男童，那元宵“社火”中的小儿竹马如在目前。
看《儿童弄影戏》铜镜，镜背纹饰中有一双手各持人形的儿童坐于幕后，幕前有五个儿童围观，它使笔者想起佚名所绘《蕉石婴戏图》中三婴在帐帏后作影戏人的表演。这是宋代城市的儿童，利用光学原理的映画技术，操纵由兽皮雕成人形，涂以颜色，勾上脸谱，其四肢头部均可活动的“影人”，在光源与支起的幕布之间，做出种种动作，使幕布上显现出影像的生动表演。它又使笔者想起《武林旧事》中所说儿童看此影戏而“喧呼，终夕不绝”的话来，也被感染而兴奋不已。
从陶枕、图画、铜镜中，我们好像漫步在宋代城市春夏秋冬四季，亲品野菊的芬芳，荷花的清新，落英的缤纷，松柏的翠绿，清楚地看到了宋代城市的儿童是怎样地生活在一种优雅富裕的环境之中。在精巧的太湖石，宽厚的芭蕉叶，鲜妍的青草，明净的蓝天之间，儿童无拘无束陶然于户外，在大自然怀抱中尽情地挥发着无尽的体力。薄薄纱衣下显露出的丰满娇嫩的肌体，表明了他们是自有城市生活文字记载以来体质最佳的市民子弟，这个时代需要他们这样的身体矫健、活跃异常的儿童来点缀。
在镇江市中心大市口东约200米五条街小学后身出土的一批宋代苏州儿童嬉戏陶土捏像还可证明：两位儿童，一位摔倒，臀部着地，右臂支橕，脸上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另一位匍匐于地，右臂环曲，左臂橕前，头却高昂。他是将对手摔倒，被对手拖倒在地吗？虽倒犹荣。旁观者为三儿童，中间者站立，右侧者蹲坐，都在为嬉戏的两位儿童鼓气，而左侧一位儿童，神态悠闲，尽在默观。五位儿童，嬉戏观看，姿势毕肖，透露出了体育运动已成宋代城市儿童常修一课，同时也使我们对儿童体质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检阅。
我们又通过另一类《儿童斗蟋蟀图》等，又进一步感觉到了宋代城市儿童再也不是唐代周昉笔下的宫廷贵子的模样，而是带着普通的城市居民家庭的气象出现的“市民样”。巍峨殿堂隐去，市井园圃代之而起，曼回的廊腰，高啄的檐牙，已不再见。一缸一几，一凳一木，一笑一瞋，一争一夺，已和日常生活毫无二致，世俗景象已成为宋城儿童生活的永恒背景。
从陶枕、图画、铜镜中，我们还知道许多新的育儿史实，如《子孙和合图》中的三个儿童，正在盛满水的椭圆盆中作放船之戏。这种船上有楼阁、桅杆，型体重大，属于宋代驶往远洋的巨舰之列，这是育儿方式已有科学技术教育成份的展示。又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一女童一男童，正在一镂空圆几上摆弄玩具，修长直立的花石前的另一镂空圆几上陈列着罗盘、T型图尺，这更可证实在宋代城市儿童中已有了学习科学技术热。
我们又知道，女童已不养在深闺而是作为男童的对衬而神闲气定地出现在各项活动之中，几近主角。如临安像生叫声社中的小女童就是主力，苏汉臣《水戏图》中教坊女童的立机飞丸、绝胜银盘的出演就足以使我们击节赞赏不止。
陶枕、图画、铜镜，如果排列开去，将展现出宋代城市儿童生活、体育、游戏的各个方面——下棋、捉迷藏、歌舞、耍刀枪、戏傀儡、捉蝴蝶、洗澡、吃梅、礼佛、采荷……一个两个富而不尊的风光，一帧两帧华而不贵的画面，一只两只长方形的众童被服杂错的三彩陶枕，一方两方雕铸着群儿亲切围坐的铜镜，组装成宋代城市精致的儿童生活的场景……就好像画了100个男孩《百子嬉春图》一样：有的赏画，有的抚琴，有的上树，有的携幼，有的放风筝，有的舞狮子……生动感人的儿童健康活动的形象的崇厦巨堂已构成，引我们走入，供我们欣赏，使我们像痴迷于伎艺，流连于勾栏的宋城市民一样，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当我们从锻炼其体魄、娱乐其生活的儿童身上，深深感受到宋代这种育儿方式的文明时，也看到宋代城市里充溢着一种对儿童健康持柔弱扶植为主的思潮，以至形成了一种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呵护有加，而锻炼不足的幼儿保健文化”。这从宋代的医学可以折射出来——
在东京最繁华的马行街上，就设有专治小儿疾病的医家。《清明上河图》可证：有一挂“赵太丞家”招牌的私人诊所，四个大字之间，建筑装饰的斗拱很大，与间壁一豪族住宅门头上的斗拱相较毫不逊色，又与其门首对竖三大高招字牌、门框上的小招牌相映照，颇显富丽堂皇，气派非凡。
铺画中，一坐方凳的妇女怀抱一小儿，对面一着长衫戴纱帽的儒雅男子，手端器皿正向小儿作送药状……从这画面可知，这是东京一家有声望的小儿医铺，它与史载相合，是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独成系统且有相当规模的有力证明。它使笔者又想起临安。在早晨专做批发生意的诸多铺席当中，张省乾金马杓小儿药铺，就是其中的一个，它以独特的名称在形形色色的铺席中占有一个席位，证明了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生意是非常兴隆的。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理论也已成系统，主要表现在居住在城市中的许多医家的着作，如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刘昉的《幼幼新书》，佚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陈师圣等编的《产育宝庆集》，严用和的《济生方》，佚名的《产宝诸方》等。
有许多医生，是以治儿童疾病而著名的，据说钱乙到东京治愈了长公主及皇子的疾病，并写出了专治儿童疾病的《颅囟经》，其名取自“小儿初生，颅囟未合”之意，论述极为精当，故被授为翰林医学乙幼科，自此冠绝一代，名扬天下。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特别是城市对儿童疾病治疗的重视。即使不是专门的小儿病书，如吴彦夔的《传信适用方》、王衮的《博济方》、许叔微的《类证普济本事方》等医书都专设了小儿病方一门。经医家的开掘和研究，人们普遍对儿童体质保健有了明确的认识：儿童生理特点是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因此儿童的治疗原则为“柔润”，不宜痛击和蛮补。
在儿童诊断方面，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较早记载了诊断指纹法，使对儿童疾病的诊断更为科学。从宋代开始，医家发现了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为麻疹、天花（即痘）、惊风、营养与发育不良（即疳）等四类，并归纳出了一系列的防治方法，如对儿童的急惊风，要以镇惊、截风、止搐、清热解毒、祛痰为基本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