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军训终于以全体大一新兵完美的汇演收场。偏偏我的脚崴得很厉害,注定当不成主角。我喜欢默默欣赏的感觉。在操场四周高高的观众席里,我混在学长们中间,我的同龄人们在台下的塑胶跑道上,飒爽英姿,激情豪迈。他们的人生将从这里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对于未来,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期待。然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却很少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做到无悔青春。直到某一天,忽然醒来,我们才发现,真的走错了太多的路。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来上大学,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究竟是怎么样选择了这个专业,还没来得及去深究将来毕业后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更没有来得及做好周详的计划,该如何去走接下来的四年,真正的大学生活已经无法阻挡的开始了。于是,我们在该上课的时候,偶尔逃课。在该去图书馆的时候,大多在电影院或者宿舍的床上。在该复习知识的时候,吃喝,打牌,ktv。在即将考试该好好休息的前一夜,昏天黑地,秉烛夜战。再后来,当我们想再碰碰专业书本,再背几个英语单词,再去一次图书馆,再坐一坐文科楼自己常常占上座位却整晚没有去坐的那张椅子,我们发现,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校园,可能是永远。我们人生这最美好的四个年头,究竟是怎么过的?我们常常会扪心自问。然而,我们没有答案。人生,本是一列没有归程的列车,四年,只是一瞬间。但总有一些人,他们会活得很明白,他们的人生,每一步都活在自己的计划之内,他们没有浪费一分一秒,即使生命再重新来过,他们依旧会这样去走。但是,再天衣无缝的计划总会有一些小小的意外,是你从前怎么也无法预料的。而我和蒋晓军的相识,都不再彼此的预料之内。
他带我们去ktv后的那个晚上,每一个男士负责护送一个女士回宿舍。我和蒋晓军掉队了。我们穿过校园的林荫路,来到大操场。我们坐在台阶上,倾听夜晚的风声。我感到了秋天的凉意。我忽然有种莫名的感觉涌上心头。我想就这样,和这个人一直的坐着,直到天亮。也许,这种感觉源于我们对生存的态度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及时。在这个基点上,他的我行我素,他的大男子主义,他的快乐至上,他的拼命工作学习……都变得可以理解。我们甚至有一个共通的理念,那便是,假如上天只给与我短暂的人生,那么,我要在我死的那一刻,没有遗憾的离开。我说,我的理想就是,在我死之前,我可以写出一本书来,让我足以骄傲的离开这个世界,我可以把它作为我的枕头带进棺材,不管这本书能否赢得别人的承认,只要我喜欢就足够了。只可惜,我现在,只能写一些很无聊的东西,距离自己的标准还很悬殊。蒋晓军说,其实,从前,我很简单。我规定自己,在每天临睡觉之前,问自己三个问题:你今天快乐吗?你今天浪费时间了吗?你今天努力的去追求更多的新鲜事物了吗?如果,所有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我就很知足。即使明天我就见上帝去了,我也很自信的交差。我对生涯的规划也很简单,学计算机,考研,留校,设计软件。闲下来就去旅游。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的生命中有了一个意外,让我觉得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让我很留恋生命。我说,“你真该来我们专业,说话还挺有哲理的。”“那是当然,你真以为我只是会做程序那么简单吗?”“那你还会什么呀?”“你觉得我还应该会什么?”“乐器?”“我15那年拿到的钢琴八级,好多年不练了。”这我还真有些意外。“书法?”“我的字不错吧?”我点点头。“签名倒是挺艺术的,很有明星体。……体育怎么样?”“我这个头儿不进国家队,挺遗憾的。”我笑他可真不谦虚。我说,“这些我都相信,不过,你的文字水平可不怎么样。”他点点头,“是,我从小就不会写作文。和刘作家没法比。”
那天晚上的日记中,我写下了自己的生涯规划。在大学努力了解人生,接触社会。当然,功课,不管喜欢的,比如死亡社会学,还是不喜欢的,足以致命的,比如数学,我都要努力的去争取不要挂科。在安静的时候,写一些东西。毕业以后,找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就可以,我不想做什么女强人,ceo之类的,也不想做女博士,我只想本分的用我的笔写我的心,用时间揭示我的命。另外,我强调的写下一句话,让自己学着去快乐。
但是,很多时候,现实的进展却总和你想象的不那么相同。
我曾经满怀信心要钻研的哲学,和我一直以来脑中的概念竟然很不一样。我对于那个带着深度玻璃瓶底,脸蛋象个猴屁股,趴在讲台上摇头摆尾读课文,一口一句“是不啥”的马哲教授那些光辉的思想,真的难以苟同。于是,我在正式上课的第二天,我的第一堂马哲课堂上,坐在最后一排,瞌睡了。我有幸见到了周公先生。我迷迷糊糊被安宁推醒的时候,她小声的说,别睡了,老古董瞪了你好几眼了。我抬头,正撞上那个玻璃瓶底,在目光交汇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不屑的移开双眼,转过脸去,继续读他的课文。我看看安宁,她在认真的记笔记。我说,“妹妹,下课了,再叫醒我。”
这节课后,直到期末,我再没有去捧那老古董的场。直到学期最后一节课,安宁说,划考试重点了,我才好不情愿的又坐到他眼皮子底下。
逃课是件上瘾的事情,尤其在你尝到它的甜头以后。对于深恶痛绝的马哲,我以眼不见心不烦为对策,对于英语,我以死记硬背为法宝,对于其他哲学专业课程,我以一点悟性,一点象征性的听讲,一点随意的复习,就可以轻松赚取六十分,但是,数学呢?这是所有文科学生最头疼的一门专业课。对我来说,难于上青天。高中,我起码还能听得懂,而大学数学,我真的知道了什么是鸭子听雷,真是不知道老师在讲些什么。这门功课,也是所有科目中,我唯一没有缺课的一门,但是,这也是唯一我担惊受怕的一门。
我把很多时间用在了钻研数学这门智慧的学科上,时间远远多于看专业书,看小说。多年以后,我总在想,也许这就是教育所标榜的全面发展吧,于是,为了过科,哲学系的学生把1/3的时间用于学数学,数学系的学生把1/3的时间用于学英语,英语系的学生把1/3的时间用于学计算机,而计算机系的呢,把1/3的时间用于学政治。虽然夸张了一些,但是,多少有许多无奈是我们无法抗拒的。这种无奈,我们从小学开始挺过来,又何必在乎多这四年呢?可是,很多年以后,我问自己究竟学了那些有什么用呢?答案也只是,当年没有挂科,因为没有挂科,我得到毕业证,因为有文凭,我找工作有个抓手,仅次而已。
其实,被数学折磨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安宁。安宁是个学习很用心的人。但是,对数学她也一筹莫展。经常,我和她在自习室相遇,共同攻克数学巅峰。而这个困扰对于李俪来说,是不存在的事情。她学数学很轻松。开学后不久,她成了大忙人,在校外找到一份家教的工作,教一个初中小孩数学和英语。安宁虽然数学不怎么样,但其他功课都是特棒的。她其实最幸福,无论遇到什么不开心,都有一个出口供她发泄。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人替她想得很周到。这就是东北话所谓“啥人啥命”。秋天换季了,徐朝阳拎着个大包就来了,从里到外,所有应季衣服都在里面,包括胸罩和内裤。我们看了大跌眼睛。我偷偷的问,安宁,他连你这个都研究的这么细?说实话,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吧?她神秘的说,我还没想好,正考验她呢。她的脸不红不白的,我倒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自己也够多事的。
而许红成为我们之中最不可琢磨的一个人。从那天军训告别晚会以后,她就变了一个人。那天,军训汇报演出后,我托着不利索的双脚孤单的往宿舍走,准备换身衣服去系礼堂,参加告别教官,暨2002届哲学系迎新生文艺晚会。这时,蒋晓军来了。他说,我是故意崴脚,逃避训练。总之,什么正常的事情到了他那里准没有好听的话。我邀请他参加迎新晚会,他答应了。于是,他在楼下等我,准备一起吃饭,然后,去礼堂。
为了军训需要,我一直扎着头发,今天我把长头发散下来了。我化了一点点淡淡的妆。穿上刚来大学那天的衣服,配了一双高跟鞋,那双已经有点裂缝的军训鞋被我扔进了垃圾堆。我小心的下楼。
蒋晓军正在楼下转悠。他转头看见我的一刻,眼睛瞪大了一下,左手在寻找裤兜,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我说,走吧。
他走在前面,我跟的好费劲。我停下来不走了。他竟然一直的往前走,我气的就要转身回宿舍。转身走了几步,我后悔了,又继续朝他走,我大喊,“哎,你急匆匆的干嘛?赶着去死呀!”他突然在不远处停下了,然后,很久他也没有转身。我就一直跟上他。他脸色很难看,说“对不起。我今天不去了。”他就大步流星的走了。
我使尽全身力气狠狠跺一下右脚,然后,我感到脚象突然断了一样。泪水刷刷的流下来了。我没有去看什么晚会。我去校外找个咖啡厅坐着去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大家都还没有回来。我想,什么破晚会,还演不完了呢。我关灯睡觉了。电话响了我不接,直接把线拔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灯亮了,安宁和李俪回来了。她们兴致勃勃的谈今天的晚会,哪个节目好,谁谁是个大帅哥之类的。我把被子蒙在头上。安宁问,你怎么啦。我说,没事,脚疼。她拿出一盒药扔到我的床上。两人继续说笑。
文科楼的钟声敲了十下,我们在宿舍听的分外清晰。这是每天规定的熄灯时间。我们新生的宿舍楼是贵宾级四人间,电费可以不走集体电表,用多少花多少。这时候,我已经睡了一觉醒来,安宁和李俪估计也聊得累了,都爬到床上。我揉揉眼睛说,你们怎么还不睡呢?安宁说,“许红还没有回来。姐姐,会不会有事?”我一激凌,马上精神了。许红是个乖女孩,这么晚回来的时候很少。她又没有手机,也联系不上她。我便询问今天晚上最后见她是怎么个情景。安宁抢着说,“晚会散了以后,我和李俪叫她一起回宿舍。她支吾的说,一会自己回来。我们也没有在意,让她自己小心。就这样了。”我说,“那糟了。她会不会想不开?过了今天,教官就走了呀!”对呀!大家恍然大悟。我们没有经过什么思想储备,纷纷穿上衣服,我说,安宁你留在家等她,我和李俪出去找找。
我托着不利索的脚,带着李俪找遍了操场,花园,校外的大街,附近的小康村,总之,能想到的地方都去过了,还是没有她的影子。最后,我们气极败坏的回宿舍。大家坐下来商量怎么办。安宁要哭出来了,她小心的说,要不,咱们报警吧。我说,不用,等到明天早上,她如果不回来,再想办法。现在,坐着也没用,熄灯睡觉。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听我的领导。折腾了大半天,累了,困了,都躺下了。
这一晚上,谁也没睡好。总之我是没怎么睡着。有那么几分钟是睡着的,也做着稀奇古怪的梦。早上五点,我们无一例外的都醒了。大家收拾整齐,准备去系里汇报情况。这时,有敲门声。
安宁跑过去,没有让大家失望,是许红。我们心里一下子卸下了千金重的大包袱。伴随着七嘴八舌的询问之后,是安宁最先的抱怨,“许红,你知不知道,我们差点报警!”许红还没有来得及道歉,安宁的眼泪已经流下来。那可怜巴巴的样子,真象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许红不看我们,望着窗外,像是在思考或者回味着什么,嘴角始终带着笑。她说,“对不起,我可以不解释吗?总之,我很好,不用担心了。ok?”我们无趣的忙自己的事去了。许红依旧沉浸在一种疑似捡到了一百万的欣喜中,她坐到镜子前,仔细的梳头发,不时的噗嗤乐出声音来。从这一天起,许红总会莫名奇妙的笑醒,让我们不寒而栗。她会经常写信,有时候打电话。最初,我们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不说。后来,我们习惯了,也不再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最该做的事情,也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别人的内心世界。
那天,盼回了许红,得知她没有出事,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但是,没有多久,有一种更加钻心的疼痛感觉袭来。我想,我为什么这么烦呢?我绞尽脑汁,想起来了,是蒋晓军。我昨天晚上,把人家气跑了。可是,我又奇怪,他这个人,大大咧咧,从不生气的,为什么我骂他一句,他就跑了呢?昨夜经历了许红这件事,我忽然觉得生活平平静静的,人与人之间没有摩擦和误解,总是如空气和水一般的相互陪伴,那该多好。无论怎么说,气走蒋晓军是我不对。下次见到他,该给他道个歉才好。
我继续的上课,放学,去食堂,去图书馆,生活很平静的继续。时而,我去计算机中心写作,从早上八点半坐到晚上放欢送曲。今天也和往常一样,已经是中午了,我没有饿的感觉。这时,我发现身边走来一个人。是蒋晓军,拎着很多吃的东西。他说,“你在这里呀,我今天正好值班,中午看机房,在这解决午饭。你也一块吃吧。”他把塑料袋扔给我。我也不客气,挑了几样爱吃的东西。他拿出一个面包,一瓶水,去主机席位坐着去了。整个中午到下午,我在电脑上工作。偶尔抬头,他还在那里值班。后来,五点的时候,有人来接他的班,他走过来,说,“快保存,我下班了。”我心想,你下班,你走好了,我为什么非要跟着走呢?这点东西不写完,我心里放不下,会失眠。我说,我不走。他说,那还要多久呀?我说,最快一个小时。他说,服了你了。于是,他又坐回主机席,和那个同学聊起来。
我以最快的速度结束了战斗,其实,我发现思路不清晰了,心烦意乱的。于是,我点击结账,竟然发现,我的卡上存款余额,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我一阵诧异,正想举手问是怎么一回事。忽然,仿佛明白点什么似的,我向他招招手,说,咱们走吧。
我们去校外的街道上走走。我为那天骂他的事情道歉。他很惊讶的说,“生气?生什么气呀?我忽然不舒服,去宿舍休息了一下,后来去你们礼堂找你了,安宁说,你没去看节目。我给你们宿舍打电话,也没人接。我就回去了。你真的以为我生气了?你还挺在乎我的嘛!”我说“臭美什么呀。”他说,“就是,哥们之间,婆婆妈妈的没意思。”我说,“你拿我当哥们?”他点点头,“那是,从见到你第一眼,我就拿你当自己人了。咱俩之间永远也不要有什么生气之类的别扭事。”我心中窃喜,说,“小弟明白。”这种感觉不正是我想要的吗?没有隔阂与障碍,就像面对空气和水。从此,我知道,在他面前说话,不用计较那么多,就像他可以说走就走,说来就来一样。因为,我知道他不会因为我的胡言乱语而不高兴,就像我不会因为他的扮酷而失落。
晓军说,他们学生会的刊物缺少个文字编辑,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我的天空没有这么狭隘,做校刊太大材小用。我以后发表了文章给你一份,你觉得可用的就用到校刊上即可。他颔首。我说,我的数学怎么用心也没有成效,需要你贡献一臂之力了。他抽出每个周末的时间,给我重新讲解。我觉得豁然开朗了许多。有一次,他需要做一个演讲,让我帮忙写演讲稿。我说,只要有稿费,写什么都行。于是,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不花钱”的机房,给他炮制了一篇演讲稿,他看看说,将究用吧,我因此骗到一顿麦当劳。我和他在一起走路,总是跟不上,他又不肯放慢脚步,于是我建议买一个自行车,他说,买自行车完全是为了我,所以应该我来买。于是,在我们成为哥们后的一个月,我用可怜的100元稿费给他买了一辆二手山地车,他欣然接受,后来,他告诉我,修车用了他三百元。
在大一的第一年,刚刚抛弃了高考灰雾笼罩的学子们,尽情享受着人生最美的年华,很多人都还在沉浸在刚刚做大学生的喜悦中,没有多余的心思来猎取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时代,安宁享受着爱情的浓香,李俪承担着两地分离的苦楚,许红折磨着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而我,满足于有一个红颜知己的快乐中,这种快乐是那种可以把心抛给对方的感觉,也好像,其实,我们曾经是一体的,我们的思想是相通的。在校园里,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我们带给别人的感受,已经有很多人在我们身后窃窃私语,而我的朋友们则是针锋相对的质问,“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最初是从安宁口中传出的。她不相信,不是恋人,会经常凑到一起上自习,说什么补习功课。不是恋人,会大胆的去使用伎俩,让你可以不花钱尽享网络资源。不是恋人,可以骑着你给买的破自行车,载着你招摇过市。不是恋人,可以借着影评人的幌子,一起去看电影,还装模作样的写下某部电影在校园的上座率。……总之,在她的解释看来,我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不是因为我恋爱了,而且是和学校的大才子,大帅哥恋爱了,以至于让很多女孩子的梦破灭了,而是因为,我的不实在,不坦白,不够哥们。我说,无论你们怎么想,我们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可以,我和你安宁是哥们,我和蒋晓军的关系,也只有两个字,哥们!
在许多次的否认之后,安宁也无话可说。最后,她问我,如果你们不是恋人,那你为什么不找男朋友?我一下子没有了话。我想,是啊,大学不谈一场恋爱,会不会很亏呢?我说,谁说我不找,只是没有合适的而已。但这件事,却进入了我的思想,让我突然有种理不清的感觉。有一天,我是要找对象的,和那个人成家,生孩子,象我的父母一样,然后,盼望孩子长大成人,期待他有出息,催着他结婚,生孩子……我抱着我的头,不,我不接受这样的生活,我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