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3

“为什么？她怎么了？”

“阿宽刚刚把她送到医院，她就要分娩了……”

“什么？”易君恕愣了，“分娩？！”

“是的，”林若翰点点头，一声长长的叹息，“你们瞒着我，但瞒不过上帝，现在，孩子就要出世了！”

“啊！”易君恕的心脏颤抖了，干裂的嘴唇悸动着，“翰翁，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倚阑小姐！”

“不必说了，一切都不必说了！人性是很脆弱的，连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都难以抵御诱惑，犯下了罪恶！”

“翰翁，谢谢您的宽容，您要责怪就责怪我吧，不要责怪倚阑……”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谁也不想责怪！我不能拒绝上帝赐给我的小生命，十六年前一个，十六年后又一个……”林若翰喃喃地说，十六年的岁月在他心中倒流，流到了头，又周而复始。

“小生命……可惜我已经无缘看上一眼了！”易君恕的热泪再难以遏止，他还有多少话语要对倚阑诉说？而倚阑却又不在眼前，他只有拜托翰翁了，“小生命来了，我却该走了！请您善待他们。告诉倚阑和孩子：虽然我不在了，别忘了北京还有一个家……”

“我记住了！”林若翰一听到“北京”二字就引起无限的伤感，但他理解，就像他永远怀念艾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易君恕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故乡北京。哦，他突然想起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把手抖抖索索地伸进圣袍的衣襟，取出那个特地带来的信封，向易君恕递了过去，“你的信，北京来的信

“信？我的家信？”易君恕突然一阵惊喜，刹那间，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是个行将就戮的死囚，“家书抵万金”，他盼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家信终于盼到了！

林若翰忐忑不安地看着易君恕接过信去，担心他察看信封上的邮戳，会发现日期上的差错，这封信早在去年春天就收到了，却被倚阑压下了这么久，唉，爱得太深了，女孩子的嫉妒之心使她做了这么一件蠢事……

林若翰完全多虑了。易君恕根本没有注意什么邮戳，便急切地撕开信封，像焦渴的远行人遇到了泉水，贪婪地吞咽着，什么也不顾了！

这封信是菜市口鹤年堂的老掌柜写来的。前年秋天，易君恕初到香港时寄出的家信就是请老掌柜转交的，为的是避开官府的耳目，没想到回信也是老掌柜代笔。

老掌柜开药铺是行家，于文笔却不大精通，因此这封信写得十分简略，文白夹杂，仅仅勉强表意而已……君恕先生大鉴：

惠书收阅，知先生平安脱险，我心甚慰。关于来信所问府上之情形，把笔临纸，不忍相告，又恐愧对先生，无奈泣涕奉间如下：八月初九，官兵到府上捕人，惊动四邻，我亦到场。官兵捕先生不着，欲拘令堂、令夫人入狱以抵罪。府上昔日义仆名检子者，怜老夫人病弱、少夫人刚刚分娩，乃自愿为主人抵罪，被官府拘捕而去。令堂因受此惊吓，一病不起，于中秋之少不幸病故。令夫人产后受风，加之心情悲痛，于十一月初四不幸病故。惟初生数月之令媛，无人照管，归于先生岳家收养，侍女杏枝亦随往。可怜栓子替主而死，冬至前一日于菜市口行刑，我目不忍睹，大哭一场，为其收尸埋葬。呜呼，易府世代忠良，不期遭此横祸，街坊四邻人人感叹。先生但有落脚之处，幸勿归来，免遭意外。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鹤年堂主人顿首

光绪二十四年冬月

悲怆撕裂了易君恕的胸膛，那双眼睛里流出的已经不是泪水，而是鲜血！去年春夜那个血淋淋的梦，终于有了答案，老母、弱妻、义仆栓子，他们都已经忍悲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报国寺前的那个小院荒颓了，多灾多难的易府毁灭了，侥幸留下的小小孤女却又是最不幸的，她出生以来还没有见过父亲，以后也就永远见不到了！

执行官早已等得不耐烦，托起手里的怀表，看了一眼，说：“提犯人！”

“是！”两名狱率应声走上前去，“哐啷！”打开了铁栅上的监门。

“等一等，”易君恕知道，现在已经轮到他赴死了。“翰翁，请告诉我，哪边是北方？”

“你的背后就是北方，”林若翰说，“你……要做什么？”

易君恕没有回答。他默默地转过身，朝着北方跪了下去，深深地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涕泪纵横，喃喃说道：“母亲大人，安如贤妻，栓子兄弟，我对不起你们，是我害了你们！现在，我也要随你们去了！”

他缓缓站起身来，拖着沉重的铁镣，步出这囚禁了他九个月的牢房，却不是获得自由，而是走向死亡。林若翰踉跄地奔过去，扶住他那沾满血污的臂膀，一时万感交集！

“易先生，前年秋天，我和你一起乘船来香港的时候，哪里想到会有今天啊？唉，我到底也没有救得了你！”老牧师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今天，我来为你作临终祈祷，给你送行来了……”

“翰翁的这一番盛情，我心领了，祈祷就不必了！”易君恕抚着老人的肩背，平静地说，“北京人有句老话：‘生有处，死有地。’我因为反对香港拓界而遭难，如今死在香港，死得其所，虽死无怨！”

林若翰一个战栗，松开了手，惶然地望着易君恕。老牧师曾经为无数的人作过临终祈祷，那些人无论是穷还是富，是善还是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对人世充满了依恋，“鸟之将死，其声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切仇恨、争斗都化为乌有，他们给自己的灵魂以解脱，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林若翰还是第一次见到像易君恕这样对死亡无所畏惧的人，这是个怎样的人啊？林若翰自以为是他的忘年之交，却至今并不懂得他那颗心……

易君恕拖着沉重的铁镣，缓缓向前走去。执行官和狱卒在前面带路，他的身后，跟着步履蹒跚的老牧师。

穿过幽暗的通道，行刑室到了。花岗岩筑成的四壁布满了苍黑的苔藓，犹如一座岁月悠久的古堡。正中的方台上，支着方框形的绞刑架，这便是死亡之门。当死刑犯站在绞刑架下，他脚下踏着的是一块由机关牵动的木板，凌空架在黑沉沉的地槽上，头顶的天窗泄下一束光亮，照射着这阴森森的屠场。不知设计者是否有意在昭示死者：脚踏地狱，头顶天堂，你的归宿只在二者之间。

狱卒为易君恕卸下了脚镣。他们坚信，犯人到了这里，已经插翅难飞，只有死路一条了。

易君恕抬起头来，凝望着那环形的绞索。

在此之前，他不知道自己将是这样的死法。他本以为，他会像谭嗣同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被押赴刑场，砍下头颅。如果是那样，他还可以再看一眼祖国的天，脚踏着祖国的地，向身旁千千万万的同胞作最后的告别。可惜，他连这一个最后的愿望也难以实现了！

他轻轻地一声叹息，举步登上了绞刑架下的方台，脚踏在那块凌空横架的木板上，伸出手去，抓住绞索。他的眼前，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谭嗣同、邓伯雄、文心瑜、龙仔、阿惠；他那病残的老母和柔弱的妻子安如，还有憨厚的栓子。他们都先他而去了！现在，易君恕也该去了，不要让他们等得太久！

刹那间，他又突然清晰地看见了难分难舍的倚阑……

“易先生！”林若翰声音颤抖地叫了一声。

“翰翁……”易君恕最后再望望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翰翁，我去了！拜托您，一定善待倚阑，还有那将出世的孩子……”

此刻，在那打素医院妇产科的产房里，剧烈的产前阵痛正折磨得倚阑死去活来。她全身大汗淋漓，在产床上翻滚着，一声声惨叫着：“易先生！易先生……”

医生和护士从雪白的口罩上方大睁着疑惑的蓝眼睛：她呼叫的那个人是谁？为什么迟迟地不来啊？

维多利亚监狱行刑室里，林若翰老泪纵横：“易先生，我答应你一！如果上帝给我寿命，我会像对待倚阑一样，抚养你的孩子长大成人……”

“谢谢了，翰翁！”易君恕深深向他一揖，然后，无牵无挂地抓住绞索，套上自己的颈项。

“哦，等一等，”林若翰叫道，“你还没作临终忏悔……”

“忏悔？”易君恕双手拉着绞索，说，“您让我向谁忏悔？”

“向上帝忏悔！求他洗净你的一切污秽，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把你的灵魂送上天堂！”

“不，我根本无罪！为国捐躯是我平生所愿，今日如愿以偿，我已经无愧无悔！向上帝忏悔？如果天上真有一位上帝，他能够容忍人问的残暴、罪恶、欺诈、掠夺吗？如果普天下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他能够偏爱白种的儿女、虐待黄种和黑种的儿女吗？我亲身经历了你们英国人强占中国新安县的全过程，亲眼看到英国军队和警察用战舰、大炮、快枪、刺刀屠杀了无数的中国人，亲耳听见他们在冲锋的时候高喊着：‘上帝保佑我们’翰翁，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保佑他们？为什么不去惩罚他们在中国所犯下的累累罪恶？为什么还要让失去了国土、失去了同胞、受尽了酷刑、最后又被屠夫送上绞刑架的人忏悔？翰翁，你能回答我吗？”

林若翰惊呆了，他不能……他也不敢向上帝发问！

“你不能回答，我也就决不忏悔！”易君恕望望头顶朦胧的天光，脚下黑沉沉的地槽，断然说，“刽子手，行刑吧！”

执行官把手一挥：“执行！”

狱卒走上前去，熟练地操纵机关，倏地抽去了横在地槽下的木板，易君恕双脚腾空，脖子上的绞索收紧了！

“啊……”林若翰如雷殛顶，五脏六肺仿佛骤然都被撕裂，他踉跄地向前奔去，伸着颤抖的双手，对天发问，“上帝！你为什么不能救救他？为什么？上帝啊，你在哪里？”

一股鲜血从他的口腔喷涌而出，那老迈的身躯颓然倒了下去……

那打素医院的产房里，传出了嘹亮的婴儿啼哭声。鲜血染红的产床上，滚动着一个粉嫩的小生命，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华夏男儿。

后记　看试手，补天裂

义冢无碑，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当我又一次来到锦田，正是春末夏初的清明时节，漫山遍野开满了黄白的花。那时一种高大的乔木，墨绿色的叶子类似椿树，枝端缀着繁盛的花穗，花朵细小如米兰，黄白相间，密密麻麻，锦田平原和周围的山上长满了这种树，白茫茫一望无际。我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树？”回答是：“唔知呀。”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大约是司空见惯了，并不去追究树木的名称，而在我这个远方来客的眼中和心中，那黄白的花却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味，尤其是在这清明时节。

我从吉庆围往北，沿着锦田五围六村之间的小路前行两公里许，出了水尾村，进入逢吉乡，便到了鸡公山下。这里是锦田平原的北端，山下一片开阔地，竹林、农舍、菜田，一株古老的榕树，盘根错节，丝丝缕缕的气根从茂密的枝干间垂向大地。穿过浓密的树荫，我寻访的目的地到了。

这是一座硕大的坟墓，占地数十平方米，墓身呈平缓的坡形，以水泥覆顶，正面砌以屏风式石壁，本也是粤地常见的墓葬形式。而不寻常之处在于，这座坟墓并没有记载墓主姓名和事迹的碑刻，正中的墓门部位，上方镌一“万”字图案，下嵌一长方形石碑，刻有“义冢”二字；旁有一联：“早达三摩地，高超六欲天”；两翼横题“西方极乐”四字、这些带有佛教意味的文字，极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坟墓中埋葬的是什么高僧或者笃信如来的善男信女。其实不然，这座坟墓和佛教没有任何关系，“错觉”是修墓人故意制造的，以隐蔽事实真象，因为，在这一抔黄土下面，掩埋着一段血写的历史……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大英帝国趁机谋求香港“拓界”，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谈判，胁迫清朝政府于1898年6月9日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广东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租期九十九年。这是继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北京条约》之后，中、英之间关于香港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侵吞中国领土香港的“三部曲”终于宣告完成，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界限街”之北又增加了一块“New Territories”——“新租借地”，简称“新界”，土地面积由此扩展了十一倍，水域扩展了四五十倍。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海盗行径和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激起了新安县人民的强烈义愤，邓、文、廖、彭、侯五大家族联合十万乡民发起抗英保土的武装斗争，并且得到了深圳、东莞、惠州等地民间社团的支持，在1899年4月港英接管“新界”前后，他们与英国军队、警察展开了殊死搏斗，先后两战大埔，再战林村谷、上村石头围，最后据守锦田吉庆围，与敌血战到底。围破之时，英军大肆“屠城”，无数抗英志士为守尽最后一寸国土献出了热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不甘受辱、宁死不屈的慷慨悲歌。中国人民历来富于抵御外侮的光荣传统，但是，与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所不同的是，“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在两国已经正式签订拓界《专条》和《合同》之后进行的，他们已经失去了祖国，成为大清国的“遗民”，不但得不到清朝政府和军队的支持，反而还受到官方告示的威胁和官军弹压的危险，他们的行动在中、英两方面都是“非法”的，而且，以胼手胝足的农夫，落后、原始的武器，去对付拥有先进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大英皇家军队和警察，其结局必败无疑。然而他们知其不时为而为之，宁做华夏之鬼，不做英夷之民，其英勇悲壮可谓前无古人！他们捐躯之日，“新界”已经飘扬着“米”字旗，笼罩在殖民主义血腥恐怖之中，港英当局大肆搜捕抗英领袖，没收他们的财产，查抄抗英指挥部，盘查、传唤、逼供、处罚村民，强迫他们递交“归顺”请愿书，幸存的抗英志士和他们的家属不得不逃亡内地，有家难归。死难者的遗体则由乡亲们肉葬在鸡公山下，血肉之躯和着那血染的黄士，堆成一座硕大的土坟，直到三十五年后，才执骨修建了这座“义冢”，那时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为了避免港英当局的追查和迫害，这座“义冢”没有树立墓碑，而实际上，墓中到底埋葬着多少位抗英烈士，也已经难以确切统计了，他们不屈的英灵默默地长眠地下，隐姓埋名，等待着国土回归、日月重光的那一天，从他们捐躯之日算起，将要等待九十八年，才到租约期满，那一天是1997年6月30日。

我从北京远道而来，拜谒鸡公山下这座无名烈士的义冢，凭吊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灵。义冢无碑，英灵无言，我向他们三鞠躬，默默地，默默地……

我一次一次从港岛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龙半岛，翻越大帽山，从吐露港到大埔墟，从林村谷到石头围，从锦田到屏山、厦村，沿着他们当年走过的路，辨认他们战斗的足迹，查询他们的姓名。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九十多年的时间在历史老人眼中只不过昨日之事，而在人间却显得十分遥远了，那一场血肉之躯的激烈搏斗，那一群宁死不屈的中国人，长眠在地下，被埋没得太久了，要清晰地认以他们，已经十分困难了。

在吉庆围西门前方不远，路旁有一座“友邻堂”，经常关闭着大门，不知底蕴的人很难想象它是作什么用的。此堂原名“英雄祠”，供奉着黑白两色木牌，代表当年英军屠围时死难的邓姓与外姓抗英烈士。“英雄祠”后来修缮一新，却改了名字叫“友邻堂”，其中的衷曲自然也无须解释，在港英统治之下的香港，纪念抗英烈士只能用这种“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我试图从牌位上找到我心中默念着的名字，但是没有找到，牺牲的人太多了，而留下姓名的又太少了！

我从锦田来到元朗旧墟，寻找当年抗英总指挥部“太平公局”的遗址，它早已不存在了，我只根据有关线索，找到了位于公局后门的那棵大榕树，据当地人说，它也已经不是原物，当年的老榕树被台风摧毁，现在的这棵是在原址补种的。如今老干龙钟，枝叶葱宠，树冠直径数文，也颇具规模，睹物思史，聊作纪念吧！

与当年抗英斗争有关的文物，保存最为完好的当属锦田的“清乐邓公祠”、厦村的邓氏宗祠“友恭堂”、屏山的邓氏宗祠，因为这些建筑都是宗族祭祀场所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修葺，至今仍呈现完整的面貌。觐廷书室当年曾是太平公局首领们进行抗英斗争的参谋部，屏山失陷后，又成为英军的指挥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被港英“手下留情”而未被摧毁。1993年，包括觐廷书室在内的“屏山文物径”正式开放，古塔聚星楼、上璋围、侯王庙、五桂堂、邓氏宗祠、愈乔二公词、若虚书室、洪圣宫、述卿书室等修葺一新的古典建筑迤逦一公里，移步换景，令中外游客大开眼界。末代港督彭定康从港岛中环总督府远道驱车赶来，亲自主持了开幕仪式并剪彩，为这一民间活动增添了政治色彩，似乎要给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港英政府是如何珍视香港的文物古迹，如何尊重华人传统文化，如何热心公益，与民同乐，然而，表面的热热闹闹却难以掩盖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条文物径的尽头，六百年古塔聚星楼的近旁，有一座硬山式老屋，已经十分破旧了，粉墙斑斑驳驳，门前堆满垃圾杂物，长着齐腰深的荒草，与修葺一新的聚星楼极不协调。它显然不在供人参观的“文物径”之内。出于寻访历史的好奇，我走近了这座已经废弃的三开间老屋，端详着檐下残存的木雕、壁画和花岗岩雕成的门框，门媚上浮雕着“达德公所”四个楷书大字，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房子比我脚下的地面要低很多，像是“入土半截”，显然是出于某种原因，房前的地面垫高了，老屋不能随之拔高，仍然屈居于原来的地基，便如同陷进了深坑。我探头往门内看去，不觉又吃了一惊，原来这老屋不但“入土半截”，而且还存着半截水，黑黝黝微波不起，那是一潭死水，仿佛是一座水牢，令人毛骨悚然。

紧靠“达德公所”的右侧，相连又是一座同样风格的老屋，但山墙比它低了尺许，并且幅宽也小得多，仅仅一开间。门框也是以花岗岩雕成，门媚上浮雕着三个大字：“英勇词”。与“达德公所”一样，它里面也积了半截死水。

这两座老屋使我大惑不解：此“所”是个什么机构？此“词”又是祭祖何人？又为什么废弃破败如此呢？

屏山邓氏宗祠“一体堂”司理、七十三岁的邓圣时老人以徐缓低沉的声调，回答了我的疑问，揭开了那尘封的历史……

屏山文物径近旁，当年曾经有一条屏山河，发源于洪水山，自南向北，蜿蜒曲折，流经三围六村，汇入深圳湾，聚星楼前便是入海口，港阔水深，载重木船可以驶进桥头围的拱桥，建筑祠堂、书室的石柱、石梁都是从水路运来。“门环碧水观龙跃，地枕屏山听鹿鸣”，青山古围、小桥流水、渔歌帆影，绘就一派旖旎幽雅的田园风光。屏山河不仅是天然的泄洪河道，两岸村民的生活废水经过池塘的沉淀，澄清后也流入河道。池塘夏季养鱼，冬季塘涸，又可取泥肥田。按照现代环保理论，屏山先民们这一“制天而用之”的良性循环系统倒是十分科学，立村八百年来，即使盛夏豪雨，山洪暴发，也调节自如，从未发生水浸灾害。

屏山由于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成为附近一带乡村的中心，从深水涉沿西部海岸到后海湾，再加上腹地八乡一带，共39个自然村落组成一个“约”，名为“达德约”，办公地点设在屏山，称为“达德公所”，也就是我所见到的这座老屋。就在1899年港英武装接管“新界”之时，达德约39村的乡民联合起来，募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组织青壮男丁，抗击侵略者，遭到港英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许多抗英志士流血牺牲。国恨家仇埋藏在心底，屏山人集资修葺“达德公所”，为抗英义士刻石立碑，一一记下烈士、烈妇的英名；又在近旁兴建“英勇祠”，配享祭祀，让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那血写的历史。

“达德公所”和“英勇词”刺痛了港英政府的神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港府将毗邻屏山的天水围辟为新市镇，乘此机会，借口“市政建设需要”，下令填平了屏山河，周围的农田也垫高五六米，建起一片高楼。从此，屏山三围六村的天然排水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山洪、雨水和生活废水无以排放，地势低凹的“达德公所”和“英勇祠”惨遭水淹，虽用一台水泵终年抽水，也无济于事，屋内污水深达数尺，一面后墙已被腐蚀损毁，整个建筑也岌岌可危！

百年岁月在我眼前重现。怀着沉重的心情注目那一潭死水的深处，抗英义士纪念碑依稀可见，上方一块横匾镌刻着四个金色大字：“忠义留芳”。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竟被浸泡在污水之中，激愤的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在文物荟萃的屏山，历尽劫难百年不倒的老屋“达德公所”和“英勇词”，“忠义留芳”的抗英义士纪念碑，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却不但被港英排除在“文物径”之外，而且处心积虑，必欲将之淹垮、摧毁而后快，以销毁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然而，血写的历史，水冲得掉吗？

这块纪念碑是1939年重修“达德公所”时刊立的，上面记载着的烈士、烈妇姓名，屏山乡八十一人，横洲乡三十三人，沙江乡十八人，长莆乡一人，下岸乡三人，鞍岗乡一人，上村乡四人，元岗乡四人，台山乡五人，鳌磡乡六人，山下乡五人，管乙乡五人，怀德乡三人，锦田乡一人，西路囗家三人，共一百七十三人，姓氏包括邓、林、陶、苏、李、蔡、黄、梁、杨、洪、薛、郑、冯、庄、陈、曾、关、何、胡、莫、彭、简、黎、骆、张、程、房、许共二十八姓，以邓姓最多。其中有些烈士姓氏不详，仅录下“阿英”、“阿珠”这样的乳名，有些烈妇连个正式名字也没有，如“邓门梁氏”、“苏门黄氏”等等，这是当时对已婚妇女的习惯称呼，而“兴娇林姑”、“连喜蔡姑”、“群妹黄姑”则是一些年轻姑娘的名字，死难时尚未出嫁，还保留着娘家的姓氏。每一个名字代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当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强占他们的家园之时，这些农夫、农妇、农女拿起火铳、大刀、长矛甚至菜刀，与称霸世界的英国殖民军血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乡民们的抵抗运动终归于失败，英军占领了屏山，随即在乡民们视为“风水宝地”的屏山岭修建了两座建筑：警署和理民府，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威慑着被“征服”的百姓。那警署的红色瓦顶令乡民们触目惊心，强盗横行，豺狼入室，屏山的“风水”被破坏殆尽！邓圣时老人和我一起站在他所居住的四层楼阳台上，注视着那如巨石压顶的警署，对我说：“这块巨石，已经在屏山人心上压了将近百年。要说是风水，它就是风水；要说是心理，它就是心理；要说是政治，它就是政治；而说到用途，它是和我们为敌的，用来镇压我们的。这是我们屏山立村八百年来最大的耻辱！”老人把话说尽了，显然他并不十分笃信“风水”，而对当年那场流血斗争进行了深层的剖析：心理、政治、军事，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强权政治、海盗手段，完全违背国际公理、人类道义，它又怎么能真正把中国人“征服”呢？屏山岭下，“英勇词”中，那“忠义留芳”纪念碑上一个个血写的姓名便是最好的证明！

当我从邓圣时老人手中接过纪念碑碑文的复制件，如获至宝，急切地拜读那被岁月湮没的姓名。我以为，这就是从大埔之战到吉庆围之战全部死难烈士的名单，就是鸡公山下的“义家”所掩埋的血肉之躯的名单。但是我错了，碑上只有一百七十三个名字，而在“新界”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烈妇的数目则数十、数百倍于此也不止，英勇词中祭祀的死难者只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与这片浸透鲜血的热土共存了。

若干历史事实的考订与思辨

本书所写的事件，自1898年4月中、英关于香港拓界的谈判始，至1900年1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终，但涉及的历史远不止此，实际上，有关晚清史、香港史和“新界”家族史的许多问题都无可回避。其中有些问题已有定论，有些则扑朔迷离，我在采访、考察中得以逐步弄清，还有一些则已被岁月所湮没，目前尚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关于邓氏迁居锦田的年代

邓氏是“新界”五大家族之一，1899年抗英斗争的主力，因此，对邓氏家族史不可不详察。邓氏原籍江西吉水县白沙村，宋代迁居到此，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迁居锦田的年代和始祖，却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为“汉黻迁居锦田”说：北宋初，江西吉水白沙村人邓汉黻，官至承务郎，宦游广东，乐粤俗之淳，于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卜居于东莞岑田，即今之锦田，是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邓圣时先生提供的《锦田邓氏族谱》、《屏山邓氏族谱》均主此说，并有《田赋记》、《邓氏族谱图记》、《符公碑文记》、《南屏邓公墓铭》等历史文献以资佐证。

一为“符协迁居锦田”说：邓符，字符协，号瀛斋，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登进士，授阳春县令、权南雄淬，后宦游至宝安，因觉风土之优美，乃奉三代考妣，迁葬于此，并于圭角山下，创办力瀛斋，建书楼，读书讲学，为邓氏迁居锦田始祖。清嘉庆年间王崇熙撰《新安县志》主此说，且在香港流传甚广，出版物中多所引用。

两说相比，前后相差九十六年。我采用“汉黻迁居锦田”说，理由是：邓氏老族谱由邓氏十三世祖、明宁国府正堂邓彦通续写，成书年代在十四世纪末，远远早于清嘉庆年间编纂的《新安县志》，且有其他旁证甚多，如：1565年，邓世隆撰邓氏族谱序称：“汉黻公膺承务郎，宦游入广东，……遂筑室建基于邑之岑田……此公为一世初祖也。”1566年，邓垂范撰《符公碑文记》称：“汉故先……开宝中兴始徙东莞岑田里。”1708年，《邓都庆堂五大房间派宗祠重修碑记》称：“始祖汉黻公仕宋为承务郎，于开宝六年宦游至粤，卜居于莞之九都圭角山下。”由此足见，邓氏族谱本身流传有序，为粤派邓氏五大房所公认，其权威性当无可怀疑，而《县志》编纂者王崇熙系外姓人言邓家事，且无旁证，不足为凭。结论：邓汉黻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而邓符协为邓汉黻四世孙，虽有创办力瀛斋之盛举，但非迁居锦田始祖。

关于宋王台遗迹

香港的地面文物之中，宋王台是我最感兴趣的古迹之一。其原因在于它的悲剧色彩：南宋末年少帝孤臣流亡到此，矢志抗元，守尽最后一寸宋土，壮烈殉国，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极为可歌可泣的一幕，而它的发生地在数百年后又不幸被异邦割占，历史的前后观照更增添了苍凉悲壮之感。现在的宋王台公园在九龙启德机场西侧的世运道与马头涌道之间，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袖珍公园，园中仅一方石，刻“宋王台”三字。此石虽系原物，却非原貌，也不在原处。宋王台本来靠近九龙湾，距九龙寨城以南约数百米，有一座小山，山顶一块未经雕琢的浑然巨石，正面榜书“宋王台”三字，右首题款为“清嘉庆丁卯重修”，当为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自南宋沦亡，经元、明、清三朝，数百年间，宋王台遗迹一直得以保存，当地人民引以为自豪，即使在英占九龙之后，港英政府对于这处古迹也不敢造次，将宋王台所在的小山命名为圣山（Sacred Hill）。1915年，香港大学赖际熙教授呼吁港府保护宋王台古迹，由绅商李瑞琴出资赞助，在巨石周围构筑石垣，重树牌坊，镌联曰：“一声望帝啼荒殿，百战河山见落晖。”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占香港时期，日寇为扩展启德机场，借口宋王台妨碍飞机起落，将巨石炸裂为三，抛落山脚。日寇投降之后，港英政府继续扩建机场，把圣山也铲平了，昔日的宋王台遗址便成为启德机场的一部分。后应九龙街坊会的请求，港府派工人把日寇毁坏的残石切割整理，另迁新址，即今天的宋王台公园，于1960年开幕。所幸的是，残石中间部分“宋王台”三字及有首题款完好无缺，历六百年沧桑的“宋王台”刻石遂得以重见天日，传之久远。

宋王台公园有一座石碑，上刻《九龙宋皇台遗址碑记》，其辞曰：

宋皇台遗址在九龙湾西岸，原有小阜名“圣山一者。巨石巍峨，矗立其上，西面横列元刻“宋王台”榜书，旁缀“清嘉庆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年，香港大学教授赖际熙吁请政府划地数亩，永作斯台遗址，港绅李瑞琴赞襄其事，捐建石垣缭焉。迨日军陷港，扩筑飞机场，爆石裂而为三，中一石摩崖请字完整如故。香港光复后，有司本保存古迹之旨，在机场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辟地建公园，削其石为长方形，移实国内，藉作标识，亦从众意也。考台址明、清属广州府新安县，宋时则属广州郡东莞县，称“官富场”。端宗正位福州，以元兵追迫，遂入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门，以景炎二年春入广州。治二月，舟次于梅蔚，四月进驻场地，尝建行宫于此，世称“宋皇台”。或谓端宗每每慈息于石下洞中，故名，非所知矣。其年六月，移跸古塔。九月如浅湾，即今之荃湾也。十一月元兵来袭，乃复乘舟迁秀山。计驻于九龙者，凡十阅月焉。有宋一代，边患迭兴，西夏而外，抗辽、抗金、抗元，无宁岁。洎夫末叶，颠沛蒙尘，暂止于海氵筮一隅，图匡复兴。后此厓山，君臣所践履者，同为九州南尽之一寸宋土，供后人凭吊而已。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于本纪附二王，致误今名。是国日“宋皇台公园”，园前大道日“宋皇台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流离播粤也，宗室随而南者甚众，后乃散居各地，赵氏谱牒，彰彰可稽。抑又闻之圣山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卫王囗同次其地得名。其北有金夫人墓，相传为杨太后女，晋国公主，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庙，则东莞陈伯陶碑文疑为杨太后弟杨亮节道死葬此，土人立庙以祀昭忠也。至白鹤山之游仙岩畔，有交椅石，据故老传闻，端宗尝设行朝以此为御座云。是皆有关斯台史迹，因并及之，以备考证。

一九五七年岁次丁酉冬月，新会简又文撰文，台山赵超书丹。而选材监刻，力助建碑，复刊行专集，以长留纪念者，则香港赵族宗亲总会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这篇《碑记》中所说有关宋王台故实，大体上是不错的。宋末二王驻跸官富场，在宋人撰《填海录》、《二王本末》、明人撰《压山集》等史籍中都有记载，清康熙《新安县志》称：官富山“在佛堂门内，急（汲）水门之东。宋景炎中，帝舟尝幸于此，殿址犹存。”清嘉庆《新安县志》也称：“官富驻跸，宋行朝录记载，丁丑年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营宫殿，基址柱石犹存，今土人将其址改北帝庙。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磐石方平数丈，昔帝囗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按清《一统志》。“官富山在新安县东南七十里，又东十里有马鞍山，脉皆出自大帽。”“官富巡检司在新安县东南八十里古官富场，明洪武三年置。宋史：景炎二年，帝舟次于官富场，即此。”官富巡检司的驻地，大体在今之九龙寨城一带，所辖范围也大体相当今之香港地区，所以，宋末二王曾驻跸九龙，与香港地区的这一段因缘应是可信的。

但《碑记》中尚有可商榷之处。择其要者，略述其二。

第一，《碑记》中说到“九月如浅湾”，随即注明“即今之荃湾也”，而前面一句“其年六月，移跸古塔”，则语焉不详，“古塔”者，何也？查《厓山集》所载“古塔”，《填海录》则作“古墐”，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古塔”实为“古墐”之误，而昔日之“古墐村”即今之“马头围”，如是，则为宋王台遗址又添一佐证。

第二，《碑记》中称“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因而改称“宋皇台”，为其“正名”。我意以为，此举大可不必。按：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正月元军占领宋都临安，益王赵囗和信王赵囗南逃，二人的身份是“王”而不是“皇”。当年五月初一，益王赵囗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赵囗为广王，后又改封为卫王，景炎二年四月驻晔官富场，赵囗为“皇”，而赵囗仍为“王”，他继任帝位是景炎三年四月赵旱病逝囗州之后的事，所以在驻跸官富场时，人们仍沿用过去的习惯，并称二人为“二王”，“二王殿村”亦即由此而来，若称“二皇”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了。因此，我以为，“宋王台”之名并无不妥，无须强改古称而“正名”。顺便说一句，嘉庆《新安县志》中“昔帝囗驻跸于此”一语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昔帝囗偕卫王囗驻跸于此。

帝囗与卫王囗后来为元军所迫，由官富场一路转战，流落于调州，帝囗病逝，卫王囗即位，改元祥兴，后又转战于厓山，祥兴二年二月初六，败于元将张弘范，陆秀夫负少帝囗蹈海殉国，南宋的悲壮历史至此结束。

但这里又生出一桩公案：帝囗病逝的“囗州”在哪里？对此，史家又有两说，各持己见。

一为“囗州即大屿山”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吴莱《南海人物古迹记》称：“大奚山在东莞南大海中，一曰囗州，有三十六屿。”陈仲微《二王本末》称：“大军至次仙澳，与战得利，寻望南去，止囗州。囗州，广之东莞县，与州沿相对，但隔一水。”1926年兴建石壁水塘时，在东涌、大澳一带曾发掘出三大批宋代的铜钱和青瓷，其中有“淳佑”（1241—1253年）年号的铜钱，距帝囗入粤仅二十多年。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香港大屿山即古之囗州，帝囗病逝在此，许地山、罗香林、叶灵凤等诸位先生以及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均主此说。如此说成立，则宋末二王与香港的关系就不仅是驻跸官富场，而更加密切了。

一为“囗州在化州”说。饶宗颐先生力主此说，曾有专著《九龙与宋季史料》，其中列有多项佐证，竭力批驳“囗州即大屿山”说，认为“囗州”在雷州半岛旁边，属化州，即今之硇州。主要依据是，《填海录》称：“……欲往占城不果，遂驻调州，隶化州。”《压山集》称：“帝舟次于化之囗州。”邓光荐《文丞相传》称：“化州之囗州。”周密《癸辛杂识》注称：“囗州在化州。”

此二说各有所据，互不相让，迄今尚未有定论，且留待识者作进一步考察。又，古籍称二王行踪尚有“丁丑正月，帝舟次于广之梅蔚”一语，一些学者试图证明“梅蔚”即今大屿山之“梅窝”，亦尚未得确证。但无论囗州是不是大屿山，梅蔚是不是梅窝，宋末二王曾驻跸九龙、转战香港一带则是毫无疑问的。

抗英志士邓菁士等人生平考

在1899年“新界”人民武装抗英斗争中，涌现了一批领袖人物，他们本是当地乡绅，在族人和乡邻当中素有威望。当时担任港府辅政司的骆克曾开列一份《有关乡绅及长老之保密名单》（见《关于展拓香港界址的函件及其他文书》第53页，原载1899年4月24日殖民地秘书处密件第三号），其中的一些人即为抗英领袖，邓菁士也在名单之内，列在“元朗洞”之“厦村”，英文名写作“Tang Ts'ing—sz”，汉文名写作“邓菁士”，这是在港英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邓菁士的名字，后来的一些有关香港拓界的函件中也曾几次出现。由于港英官方文件的“先入为主”，目前我们见到的出版物多数沿用“邓菁士”字样，也有的写作“邓清士”。

邓菁士的事迹流传甚为简略，在我所能找到的有关香港拓界的史料性著作和普及读物中均未查到他的生卒年月，不止一本书把他的居住地也弄错了，把他当作吉庆围的人，说吉庆围出了个邓清士，他振臂一呼：“乡亲们……”如何如何。这是历史造成的缺憾，因为在“新界”乡民武装抗英失败之后，港英政府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新界”人民处于港英统治之下，那段悲壮的历史被埋没、被歪曲，以至于大量史料散失，如今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自然是困难重重。

我在采访中得到邓氏后人的帮助，据厦村籍邓兆棠医生提供的材料，邓菁士为厦村新围人氏，系邓氏二十四世祖，《厦村新围邓氏族谱》有如下记载：

国学公名芝槐，字弼才，号菁士，乳名乳槐，乃郡库诞献公长子也。补国学生。娶仇氏，生一子，曰锡龄。公生于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终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卯时，享寿五十二岁。

由是可知，“邓菁士”、“邓清士”的写法都是不准确的，应为“邓菁士”，而且“菁士”既非名，也非字，而是他的号。

邓菁士卒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换算为公历应是1899年7月31日。根据第十二任港督卜力的报告，在港英当局的武装镇压之下，“新界”人民的抗英斗争截止1899年4月26日已全部平息，此后“新界”地区归于港英管辖之下，港英并且于5月16日将九龙城、深圳和沙头角同时强行占领。那么，邓菁士在7月31日由于何因死于何地？邓氏族谱中并没有记载。就我所看到的材料，邓菁士在领导抗英斗争失败之后的下落，有两种说法。

一为“逃亡”说。刘存宽编著的《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一书中说：“上村之战后，……抗英武装事实上已无力组织一场战斗，一部分人被迫撤退到深圳河以北，抵抗运动领袖邓菁士、邓仪石等逃奔广州、南头，另一部分人则藏匿在本地。”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一书也用此说，据该二书注解，此说源于安德葛著《香港史》。

此说在港英的英文档案中也可以找到依据。1899年4月19日骆克报告说：“下午1：3O，我们前往厦村……我要他们将叛乱的首领交出来，他们说，那些人都逃跑了，其中一人去了南头，另一人去了广东。”厦村是邓菁士、邓仪石、邓植亭的家乡，此处所指何人，是显而易见的。骆克在1899年4月24日给卜力报告中也曾说到：“在厦村，邓菁士和邓植亭这些人看来在诱使当地的老人和村民参加他们的抵抗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我把这些名字列了一个名单，但几乎所有提到的人都已逃离。”

一为“绞杀”说。“新界”黄建五先生在《新界租借漫谈》一文中说：“港英追捕领袖人物，结果，邓菁士执行绞刑，邓仪石逃亡西乡……”

以上两说虽不一致，但也并不矛盾，因为“逃亡”并不是结果，在逃亡之中为港英逮捕、最后被绞杀仍是可能的，所以两说可以并存，而邓菁士的卒期为1899年7月31日则是可以肯定的，《厦村新围邓氏族谱》应是确证。

抗英领袖之一邓植亭，是邓菁士的三弟，《厦村新围邓氏族谱》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