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书生论政

戊戌年因为多了一个闰三月，阴历和阳历的差距就拉大了，到了五月中旬，已经进入阳历7月。北京城炎热而沉闷，饱胀的空气仿佛浸透了油，一点火星就可以燃起冲天烈焰。

午后炽烈的阳光把菜市口“丁”字街照得白花花一片，鹤年堂门前的国槐树枝干低垂，叶子都晒蔫了。药铺廊檐下面新添了一口大缸，盛满清热解暑的酸梅汤，任客饮用，不取分文。这是鹤年堂掌柜的一项医德，也是招徕主顾的一件法宝。“要吃丸散膏丹，请到同仁堂；要吃汤剂饮片，请到鹤年堂。”买卖的信誉一半是自己创出来的，一半是主顾捧出来的，主顾是生意人的衣食父母。鹤年堂的东家深谙此道，所以对主顾格外恭敬，即使不买药的人路过门口，也请你白喝酸梅汤。喝的是鹤年堂的字号，扬的是鹤年堂的名声。

这就挤了栓子的生意。栓子卖的都是节令小吃，秋冬天卖萨其马、艾窝窝，春天卖豌豆黄儿，夏天卖凉粉儿。这会儿就离开鹤年堂门口的老地盘儿，把独轮小车顺“丁”字街口往西推，在路南房檐下的荫凉里支下摊子，“凉粉儿！酸辣凉粉儿哟！”这吆喝声，在鹤年堂听来，就显得远了。

鹤年堂店堂里，易君恕坐在柜台外边的椅子上，等着伙计抓药，闷闷地想着心事……

近来，朝廷里发生的一桩桩大事，令人目不暇接。就在李鸿章与窦纳乐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前数日，恭亲王奕訢寿终正寝。“鬼子六”之死，对于光绪皇帝变法维新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走了一位顽固守旧大臣，便减少了一份阻力；然而对于他的皇帝之位，却又增加了一份威胁，爱新觉罗家族这位最年长的王爷撒手西归，皇太后若要废黜皇上，也就更少了顾忌。形势逼人。皇帝在朱批香港拓界《专条》之后，便颁布《明定国是诏》，厉行变法。变法第三天，侍读学士徐致靖向皇帝保荐工部主事康有为、广东举人梁启超、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通达时务人士。然而，变法刚到第五天，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在他六十九岁诞辰之日却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宣布：授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嗣后凡赏二品以上文武廷臣须具折诣太后前谢恩；皇帝将于今秋恭奉皇太后赴天津阅兵……。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鹤年堂老掌柜摇着芭蕉扇，从里边走出来，一眼瞧见易君恕，亲切地打个招呼：“哟，易先生来了，老太太的贵恙好些了吗？”

“噢，老掌柜，”易君恕从独自遐想中被惊醒，也只好客气地应酬，“家母是长年老病，需要慢慢调理；自从换了您赐给的方子，倒是见轻了一些，我还要多谢您呢！”

“哪里，哪里！治病救人是本店的宗旨，还提什么‘谢’字？”老掌柜笑眯眯地说，“不过，易先生，我倒是早就想敬求您一幅墨宝，挂在店堂里，为这三百年老店增光！”

“哦，老掌柜过奖，”易君恕忙说，“贵店早有镇店之宝，我哪敢献拙？”

他转过脸，望着店堂里左右两根抱柱上的一副金漆楹联，“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据说，书写此联的乃是明朝嘉靖年间兵部武选员外郎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因上书弹劾权相严嵩十大罪状，下狱三年，受酷刑，被杀。

“杨椒山是一位不畏权势、宁折不弯的铁汉子，字也写得极有气势，贵店留有他的遗墨，足可引为自豪！”易君恕感叹道，“可惜，店门口那块‘鹤年堂’匾却是严嵩的手笔，这两个死对头，一忠一奸，怎么好共处一堂呢？老掌柜若是把严嵩的字取下，我一定替您重写一块匾！”

“那是本店的金字招牌，可摘不得！”老掌柜笑道，“易先生，您也忒较真儿了，甭管哪朝哪代，朝廷里头也不会一水儿清，总是有忠有奸，就好比我这药铺里，有补药，也有泻药！”

“嗯？”易君恕听他这个比喻，心中一动，沉吟道，“朝廷，药铺……”

“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老掌柜说，“咱们眼前的事就是如此，皇上要变法，给大清国开了一服补药，起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皇太后马上给他下一剂泻药，把皇上的师傅翁同龢打下去了！

易君恕暗暗吃惊，朝廷里错综复杂的权力争斗，倒被这位中药铺老板一语破的！

两人正在闲谈，店门口进来一位主顾。此人年约三十出头，身材不甚高大，宽脑门，高颧骨，厚嘴唇，高耸的眉弓下，一双黑亮的眼睛炯炯有神；头戴青缎便帽，身穿一件浏阳圆丝细夏布长衫，脚蹬双梁布鞋。进了店门那几步走，呼呼生风，不经意地带出身上的“功夫”。

“来了您呐？”老掌柜暂且中止了闲谈，上前招呼道，虽然是生客，也笑脸相迎，“这位先生，您是抓药啊，还是来歇歇凉儿？”

“抓药。”那人递过来一张方子，一口京腔地说，“劳驾，您给抓快点儿！”

“好嘞，”老掌柜伸手接过方子，“您坐下歇会儿，这就给您抓，说话就得！”

那人却不坐，双手背在身后，抬头浏览着店堂，目光落在了镌刻着杨继盛遗墨的抱柱上，细细地观看。

自从那人一进门，易君恕就在一旁打量着他，依稀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待到那人背手而立，凝视抱柱上的楹联，猛然从那副神情辨认了出来，不觉倏地站起，试探地问道：“这位先生，请问您可是贵姓谭？”

“嗯，”那人蓦然回首，“不错，先生怎么认识我？请问您是……”

“复生兄，”易君恕兴奋地叫道，“您不认识我了？我姓易……”

“姓易？”那人端详着他，“看你的面目，和易元杰老伯十分相似，莫非你是君恕小弟？”

“是啊，是啊！”

“你真是君恕？”那人一阵惊喜，“多年不见，你长大了，一条男子汉了！”

两人四手相握，激动不已。

“复生兄！”易君恕说，“我从《京报》上看到皇上谕令，便知道您要进京了……”

“我刚刚到京，亲朋故旧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看望，”那人说，“今天得通贤弟，真是太好了！”

旁边，老掌柜和伙计们听他们左一个“皇上”，右一个“谕令”，惊得张口结舌！老掌柜把手里的药方交给伙计，连忙问易君恕：“易先生，请问这位爷是……”

易君恕说：“这是现任湖北巡抚谭大人的三公子谭嗣同，字复生……”

“哎呀，您就是谭大人？”老掌柜不等他说完，就惊叫起来。其实他对于远在天边的那位湖北巡抚谭大人倒并不在意，而眼前这位年轻的谭大人却令他肃然起敬，此番奉诏进京，眼看就要大红大紫，老掌柜在京城地面混事，对此等新贵敢不巴结？“谭大人，小人不知您大驾光临，有失迎迓，您多多包涵，我这儿给您请安了！”说着，就弯腰打千儿。

谭嗣同忙扶住他：“哦，不敢当！”

“哪里，该当的！”老掌柜不知说什么才好，慌忙掸了掸椅子，请谭嗣同坐下，又朝柜台里头嚷道，“沏茶！”

伙计端出两盏盖碗茶，摆在两张椅子之间的茶几上，连易君恕也叨了光了。

“您二位请用茶！”老掌柜恭恭敬敬地伺候在旁边，“谭大人光临小店，我们真是不胜荣幸！”

“老掌柜太客气了，”谭嗣同说，“其实，您和我所做的是一回事，您调和鼎鼐，济世活人，治天下病；我奉诏进京，辅佐皇上，针砭时弊，扶正驱邪，也是治天下病。”

“这真是高抬小店了！”老掌柜谦恭有加，关切地说，“大人身负重任，还望保重贵体。刚才这方子……”

“我来京时旧恙未愈，”谭嗣同道，“照原方再吃它几服药，早些除根儿才好。”

“这事儿，小店责无旁贷，大人要用什么药，只管吩咐！”老掌柜满口应承，忽然心里一动，压低了声音说，“小人斗胆，向大人打听一件事儿……”

“请讲！”谭嗣同说。

“打今年春天起，就不断听说皇上龙体欠安，淋病、腹泻、遗精、咳嗽，其说不一……”老掌柜眯起两眼，专注地望着谭嗣同，“不知皇上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您听谁说的？”谭嗣同一愣。

“街头巷尾都在流传，”老掌柜说，“还说康南海给皇上进献了一种红丸……”

“红丸？”谭嗣同听得离奇，问道，“什么红丸？”

“小人只是听说，并没见到，”老掌柜神色肃然说，“谭大人，关乎皇上的龙体，用药可要慎重！您熟读史书，一定知道，明朝泰昌元年，光宗即位之后就得了重病，御药房用了泻药，病情更是加剧。当时鸿肿寺丞李可灼就向光宗进了一种红丸，说是仙方，有回春之效。可是，光宗服下之后，立即驾崩。这件事儿闹得好大，史称‘红丸案’！如今听说康南海也向皇上进献红丸，小人不免担心，万一出了事儿，对皇上不好，对康先生也不好。所以向您打听打听，皇上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无论是淋病、腹泻、遗精、咳嗽，只要太医确诊，都并不难治，小店倒愿意为皇上效劳，保证药到病除，我有祖传秘方儿……”

谭嗣同哭笑不得。一个平民百姓，如此关心皇上的健康，当然忠心可嘉；但毕竟在商言商，三句话不离本行，时时不忘揽生意，还想揽到紫禁城里去！

“皇上青春年少，正是精神饱满、奋发有为之时，日理万机，孜孜不倦，哪有什么病啊？”谭嗣同正色说，“康先生也从未进献过什么药物！”

“噢，那就好！”老掌柜赶紧拱拱手说，“我们就巴望着皇上龙体康健，国泰民安！”

“嗯，”谭嗣同点点头，“那些语言，想必是仇视新政的人放出来的，万万不可听信，也不要再传。老掌柜，您虽是个生意人，倒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

“那当然！”老掌柜说，“老百姓都想过几年安稳日子，就怕天下大乱！谭大人，您大概还不知道，每逢朝廷出了大事儿，连小店都不得安宁……”

“我知道，”谭嗣同说，“您这门口是个杀头的地方。”

“是啊，”老掌柜说，“每逢这时候，官府头一天就告知小店：‘明日有差事，进备酒菜，日后付款。’我们这就得备酒备菜，第二天行刑之前招待监斩官和刽子手，然后才开斩。嗬，到时候菜市口人山人海，当街鲜血淋漓，十天半月也去不了腥味儿！唉，店里头治病救人，店门口砍头杀人，您说这叫什么事儿？”

“世界就是如此，有救人的，也有杀人的。”谭嗣同目光冷峻地望着鹤年堂门口那片曾经无数次被鲜血染红的地方，喃喃地说，“谁也不愿意流血，可是血总在流，下一个流血的不知是谁？”

易君恕听得心中一动：谭嗣同现在正是新官上任，春风得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老掌柜也发觉他的神色有些不大好看，忙赔着笑脸说：“谭大人，我不该在您面前提起这让人堵心的事儿！反正这种事儿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管他砍谁的头呢！”

这时，柜台上的伙计嚷了一声：“谭大人，您的药得了！”

谭嗣同和易君恕同时站了起来。

老掌柜连忙从伙计手里接过那捆扎好的几服中药，恭恭敬敬地递给谭嗣同。易君恕的药早已抓好，伙计也取过来奉上。

谭嗣同和易君恕拿了药，一起向门外走去。老掌柜跟着送出来，殷勤地说：“谭大人，您公务繁忙，日后需要什么，不必亲劳大驾，吩咐一声，给您送到府上就是了！请问您的官邸在……”

“我刚到北京，哪有什么官邸？”谭嗣同说，“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

“噢，那和小店真是近邻了，”老掌柜又奉承道，“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谭嗣同回头说声：“请留步！”。

老掌柜这才站住了，拱拱手说：“谭大人慢走，改日到会馆给您请安！”

谭嗣同和易君恕朝前走去，到了“丁”字街口，谭嗣同停住了脚，高耸的眉弓下那双深造的眼睛凝望着面前这片横尸流血之地。此时此刻，在这片土地上当然看不到丝毫血迹，陈年瘀血早已渗入黄土，被千千万万只脚踏平，踩实，在当头烈日的照耀之下，惨白闪亮，不像血，倒像是水——一条流过了许多年总也流不断的“丁”字形的河流。

两人从“丁”字街口往西，叙说着别后之情，往西走去。前面不远，路南一个小小的巷口，便是北半截胡同，谭嗣同所住的例阳会馆就在这条胡同里。

谭嗣同走到胡同口，就站住了。

“复生兄，”易君恕说，“我们多年不见，请到舍下一叙，我给您接风！”

“改日，我专程到府上给伯母请安，”谭嗣同迟疑地说，“今晚我还有个约会……”

“噢，兄长有事，尽管去忙，”易君恕怅然若失，“我明天再去看您……”

“现在时间还早，”谭嗣同看看西斜的太阳，说，“请你到会馆坐坐，如何？”

“也好！”易君恕说着，就跟着他往南拐弯儿。

在路边卖凉粉儿的栓子一眼瞧见了他：“哎，大少爷！您这是上哪儿去啊？”

“栓子？”易君恕回过头看看他，指着谭嗣同说，“这就是前几天我跟你说起的那位谭府三少爷……”

话还没说完，栓子就大呼小叫起来：“哎哟！谭大人？栓子给您请安！”

北京人多礼，动不动就是打千儿。

谭嗣同伸手托住他的胳膊：“另外，这位兄弟，初次见面……”

“您哪儿能认得我？您离开北京那会儿，我还光着屁股呢！”栓子笑着说。

谭嗣同祖籍湖南制阳，却是出生在北京。那是同治四年，当时他父亲谭继洵在京师任刑部主事，家住在烂面胡同，也在菜市口附近，因此，谭继洵和易君恕的父亲易元杰有文字之交。同治十三年，谭府搬到了浏阳会馆，和易府仍然常有来往。同治十四年，北京白喉肆虐，谭老夫人和女儿、次子都染上时疫，不治而亡。光绪三年，谭老太爷调任甘肃道，谭嗣同随父赴任，那年他十三岁，易君恕比他小五岁，还是个刚刚发蒙的小学童，从此一别多年。后来，谭嗣同虽然也曾几次进京，都是来去匆匆，未及一一寻访故旧，多年隔绝，他也不知道易府的后人现在何处……

“谭大人，”栓子眉开眼笑地望着谭嗣同，“您这回可真是衣锦还乡啊！”

“衣锦还乡？”谭嗣同抚了抚自己的夏布长衫，“‘衣锦’无从谈起，‘还乡’倒是真情！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才是真正的故乡！”

一口纯正的京腔，充满了浓浓的乡情。

“谭大人，皇上召您进京的消息已然轰动京城，万民仰望啊！”栓子伶牙俐齿，练就了一张生意口，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但他对谭嗣同说的这几句话却是出自内心的，“谭大人，我没什么孝敬您的，敬您一碗凉粉儿！”

“噢，凉粉儿！”谭嗣同脸上绽开了笑容，嘴里馋馋的，“好些年没吃到北京的凉粉儿了！”

栓子得意极了，抄起家伙就去盛凉粉儿，易君恕拦住他说：“复生兄，以您的身分，在大街上托着个碗吃凉粉儿，恐怕不是个样子……”

谭嗣同已经伸出手要接凉粉儿，他这么一说，就不好意思地缩了回去。

“栓子，你给送到会馆去！”易君恕说。

“不必了，”谭嗣同说，“回头我叫家人来端两碗就是了，省得耽误他的生意。”

“也好，”易君恕说，把手里的中药递给栓子，“你回头把这个带家去！”

易君恕和谭嗣同顺着北半截胡同往南走，进了浏阳会馆。

这会馆坐西朝东，有前后两进院子，还带一个跨院，房屋三十多间。前院五间正房，其中的北套间就是谭嗣同现在的住所。

随谭嗣同赴任的两名家人胡理臣和罗升迎了出来，接过谭嗣同手里的药，向易君恕见了礼。

易君恕举步正要进门，迎面先看见门媚上高悬一块匾额，上书四个苍劲的大字：“莽苍苍斋”，顿感一股宏阔苍茫之气，不觉赞叹：“这斋名起得好！”

谭嗣同说：“聊以寄情罢了！”

易君恕又看那门两旁的机联：“家无儋石，气雄万夫。”更觉肃然，说：“这联语也好！复生兄离京二十年，归来已是一条英雄好汉！”

谭嗣同说：“英雄好汉，不敢自诩，不过，这二十年间，我游历直隶、甘肃、新疆、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浙江，亲见民间疾苦、世上疮痍，更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科举仕途于国家、民族毫无意义，中国要自立，要富强，只有走变法之路，大丈夫生逢此时，要担当起天降之大任！”

“说得好！”易君恕深表赞同，这几句话字字打动了他的心，“君恕正愁报国无门，愿以兄长为师！”

“你不要学我，我这个人锋芒太露，说不定会惹麻烦。康先生就不赞成我把这样的对子贴出来，劝我另写一副，文字要含蓄一些。”

“嗯？写什么呢？”

“我已经想好了：‘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如何？”

“好，果然含蓄得多了，把万夫不当之勇，化为俯瞰人世之思，有圣哲之风！”

两人高谈阔论，忘乎所以，老家人胡理臣说：“三少爷，请易少爷到里边儿坐下说话吧！”

“噢，”谭嗣同这才意识到客人还站在门外，笑笑说，“君恕，请！”

易君恕随着谭嗣同走进莽苍苍斋，穿过客厅，到了书房。谭嗣同说：“你我兄弟，不拘礼节，随便坐吧！”

易君恕不待落座，见这里满架图书，倍觉亲切，便走上前去，信手翻检。

老家人胡理臣捧上茶来。谭嗣同吩咐道：“你到胡同北口的摊子上去端两碗凉粉儿来！”

“是！”胡理臣应声去了。

此时，易君恕已经被满架图书深深地吸引，站在那里，一一浏览：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梁启超所编《西政丛书》、《西学书目表》，英国人傅兰雅所译《各国交涉公法论》、《佐治刍言》……一时目不暇给，不由得赞叹道：“您这里真是新学的汪洋大海！”

谭嗣同说：“这些书，你喜欢哪些，尽管拿去看！”

胡理臣回来了，把两碗凉粉儿放在书案上。

谭嗣同说：“君恕，请！”

易君恕手里捧着书，笑笑说：“这东西，在北京并不算新鲜，复生兄请吧！”

谭嗣同早已馋涎欲滴，便不再客气，左手端起碗来，右手拈起羹匙，“呼噜噜”吞下一口，便觉如醍醐灌顶：“啊，又吃到北京的凉粉儿了！”

易君恕却只顾如饥似渴地翻检图书。猛然间看见其中一本，封面印着《甲午战纪》，便立即取过来，打开了，急急地翻阅。此书自甲午战前起，至乙未议和止，把整个战争过程中的中外电报、皇帝诏令、大臣奏折、中日双方军事装备、作战方略、议和历程，尽行收录，洋洋大观。尤其是其中一节，列有北洋水师阵亡将士名单，“易元杰”三字赫然在列，更使易君恕激动不已！那场浩劫早已震动中外，虽然著文评说者不乏其人，但都是择其大端，述其概略，易君恕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详尽的记录，第一次看到白纸黑字的行世书刊中提到父亲的名字！父亲既不是提督、管带，也不是枪手、炮手，他只是一介书生，怀着报国之志，卷入了那场战争，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殉国者，也有人记得他，在煌煌巨著之中列上他的名字，传布天下，流传后世，那么，父亲的死也就值得了！

匆匆浏览，易君恕自然不可能通读全书，但心中已经对这位作者升起了敬意。他连忙翻过书来，重新审视封面，才注意到刚才未曾在意的一行小字：“林若翰著”。

“复生兄，”他迫不及待地问谭嗣同，“我孤陋寡闻，不知这位林若翰林先生是……”

“噢，”谭嗣同已经把两碗凉粉一口气吃光，把空碗递给胡理臣，朝易君恕手中的那本书看了一眼，说，“你不认识他，并不足怪，林若翰是个英国传教士……”

“英国人？而且还是个传教士？”易君恕很觉意外。

“是啊，”谭嗣同说，“十几年前他就到华北赈灾、传教，还得了个雅号叫‘鬼子大人’。”

“‘鬼子大人’？”易君恕琢磨着这个不伦不类的称呼，“我一向对传教士并无好感，不过，这位‘鬼子大人’倒是颇有学识，一个外国人，能够对甲午之战作如此深人的研究，著书立辩，倒是令人刮目相看！”

“这也不足怪。像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花之安等人，都是西方的传教士，但他们的著作却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传到了中国，对中国的许多事情都很关注。林若翰写过不少著作，《甲午战纪》是其中最好的一部，资料翔实，立论公允，对中国战败的原因作了透彻的分析，值得一读

“我一定仔细拜读。不知这位林若翰现在哪里？”

“现在北京，”谭嗣同说，“和我约定今晚来访的，便是此人！”

“噢？”易君恕又是出乎意料，“你和他认识？”

“也不过是一面之交。他久居香港，也常到内地走动，去年他到湖南拜会张之洞，我就是那时候和他认识的。这次，我刚到北京，就收到了他的帖子，说有要事和我相商，”谭嗣同说着，看了看窗外，院墙已经被夕照染红，“现在，他也该动身了。”

易君恕听谭嗣同说到“香港”二字，心中便不禁一阵刺痛。抬头看看外面，见天色不早，便阖上手中的书，说：“兄长还要会客，我就告辞了。”

“不妨，不妨，”谭嗣同忙说，“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你完全不必回避，和他认识认识又有何不可？”

“嗯……”易君恕便犹犹豫豫地坐了下来，心中泛起一股复杂的情感，难以言表。手中这本《甲午战纪》的作者即将来访，不能不说对他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林若翰那来自香港的英国传教士身分又使他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见与不见都无关紧要了。他本想走开，无须勉强留在这里奉陪那位“鬼子大人”，但和谭嗣同刚刚见面，满腹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却又舍不得离去。几个月来，他在孤独之中苦闷、彷徨，听说谭嗣同在湖南与梁启超等人办时务学堂，创《时务报》，倡导维新，鼓吹变法，中国十八行省，湖南开风气之先，令他十分向往，只恨山重水复，无缘相见；今天，谭嗣同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犹如黑夜中看到了亮光，焦渴中遇见了甘泉，他有多少话急于倾诉啊！

“好吧，在客人到来之前，我们还可以说说话儿……”

“君恕，”谭嗣同望着他那异样的神色，说，“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唉！”易君恕叹息道，积问已久的胸中块垒又被搅起，两个月前在总理衙门被李鸿章斥退、马家铺挥泪送别邓伯雄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复生兄，见到你，我心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残阳西照，酷热已经渐渐消退，路旁的槐荫下吹来一丝凉风。清静的东江米巷，一辆轻快的骡车驶出了巷口。北京城里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车辆之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这种小鞍车，它比大鞍车规制小巧，进深仅三尺六寸，行驶便捷。讲究的是山西造轱辘，钉“十”字瓦，摈榔木鞭杆儿，称之为“山西较子摈榔杆儿”。车厢上为穹顶，下置栏板，又有内帏、外帏，一年四季用料都有不同的讲究。如今时值盛夏，这辆车的内帏已经撤去，只挂熟罗帘子，外罩蓝布外帏，左右的玻璃也换了纱窗。像所有有身分的人出门一样，车后尾上站着一名仆人，车夫则跨坐在车前盘上，熟练地甩着那光滑柔韧的模榔木杆儿鞭子，发出一声声脆响。驾辕的骡子，毛色乌黑油亮“一锭墨”，俏耳，长颈，宽胸，细腰，四条长腿矫健敏捷，碎步小跑，蹄声得得。车轴上装着车箭，这是北京能工巧匠的绝活儿，车跑起来，便传出一串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响声，连绵不断，犹如京戏场面上的鼓点儿“放丝鞭”。

这辆地地道道的北京骡车，车厢里坐着的却是一位外国人。他已经年近花甲，白皙的皮肤布满细密的皱纹，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一双微微眯起的灰蓝色的眼睛，上唇和下颚蓄着一部蓬松的大胡子，洁白如银。而他的装束则又是彻底的中国式：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虽在盛夏季节也一丝不苟。美中不足的是脑后没有辫子，瓜皮帽的边缘只露出鬈曲的白发。此人便是英国牧师John ling，和那身中式装束一样，他还有一个中国化的汉文名字：林若翰。

公元1839年，林若翰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美丽的小镇斯特拉特福，那里有葱郁的森林，铺满绿茵的平缓山丘，碧水瀑瀑的艾冯河蜿蜒流过，两岸星罗棋布木结构的乡间民居，还有诺曼时代的老式教堂，青青草地上点缀着雪白的绵羊，牛群缓缓地走过古老的贵族庄园。与繁华喧嚣的伦敦相比，英格兰中部是一片宁静安详的世外桃源，但这才是英格兰的本来面目，被称为“真正英吉利的英格兰”。林若翰的祖上是当地的豪门望族，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牧师，他对遥远的东方怀有浓厚的兴趣，曾经打算横渡沧海，到古老的中国传播基督的福音。然而在中国，自康熙末年起，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长达百余年间，西方宗教一直被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被严厉禁止。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国门，也冲垮了朝廷禁教的法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们迫不及待地越过浩瀚的大西洋和印度洋，从欧洲和北美涌入中国，教会势力在一夜之间迅速壮大，超过了以往的几个世纪。

父亲生前没有完成的夙愿，由儿子实现了，1860年，二十一岁的林若翰在神学院毕业，由伦敦圣公会派往香港，在圣保罗书院任教。一到香港，他就爱上了这座四面环水的海岛，只是不太习惯炎热的气候，每天大量饮水，以补充消耗。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这方水土，并已像拚命喝水那样，孜孜不倦地汲取中国的文化。每天六点钟起床之后，就去图书馆，教一名管理员学习英文，作为交换条件，对方教他汉文。八点钟才吃早饭，祈祷之后去圣保罗书院给学生上课。数年之后，他的学生以熟练的英文完成了学业，一批一批走出校门，他本人也读完了厚厚的一摞中国典籍，而且从不同籍贯的学生那里学会了广东话、潮州话、福建话、客家话和“官话”，成为一名“汉学家”。

1872年，他被教会按立为牧师，奉命到圣约翰大教堂任职。圣约翰大教堂是圣公会在香港最大的教堂，共有五位牧师，林若翰是其中之一，除了管理教堂内部事务和联络本牧区的教友，他还有充裕的时间研究学问和外出传教，从香港到内地，足迹遍及华南、华中和华北，并且几次进出京城，和帝师翁同龢、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都有过交往。1876年到1879年，直隶、山东、山西一带连续三年大旱不雨，颗粒无收，俄俘塞道，哀鸿遍野。于裂的华北大地上，林若翰匆匆奔走呼号，把募集而来的十余万两白银撒向人间，嗷嗷待哺、濒临倒毙的饥民望着这位黄发碧眼的救命恩人，感激涕零，尊称他为“鬼子大人”！中国人历来以“鬼子”一同表达对外国人的蔑视和仇恨，即便是大清帝国全面衰落、西方教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全盛时期，各地也仍然不断发生捣毁教堂，杀死神甫和牧师的“教案”。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传教士是以妖术邪法拐骗儿童、诱奸妇女、食人心肝、挖眼炼药、无恶不作的“鬼子”，何曾被称作“大人”？林若翰以其放赈救灾、济世活人的善行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朴实憨厚的北方农民难以表达对他的感激和尊敬，笨拙地创造了“鬼子大人”这个尴尬称呼。黄土地上刮起一股林若翰旋风，身受其惠的灾民们纷纷归附于他的麾下，受洗入教，皈依基督。那是林若翰创造的一项奇迹。188O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接见了他，也可以称得上一项殊荣。

李鸿章对他的功德甚表嘉许，然后问他：“牧师此番赈灾，发展了多少人入教？”

林若翰答：“约三五万人。”

李鸿章又问：“其中有多少读书人？”

林若翰愣了。他的教民，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村妇，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把他看作救苦救难的“活神仙”，却弄不清楚东方的神和西方的神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林若翰手里有一份长长的教友名单，而他们当中却很少有人认识自己的名字……

见他无言以对，李鸿章说道：“牧师来华时日不浅，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中国人当中，有信佛的，有信道的，而真正穷究其教义者却如凤毛麟角。那些无知愚民，更谈不上什么信仰，无非是伸手要好处，佛祖保佑我如何，老天爷保佑我如何。香火最盛的，莫若财神，那便是赵公元帅保佑我发财了。牧师发展的那些教民，无非吃教而已，一旦无钱可散，便立即散伙。以本部堂所闻，在中国信奉基督教的，并没有几个真正的读书人，那么教徒虽多，又有何用？”

说罢，哈哈大笑。

李鸿章的这番话，只不过是即兴闲谈，但却深深地刺痛了林若翰的心。经过审慎的观察和思索，他终于明白了，中国本来并没有宗教可言。伏羲、女娲、三皇、五帝都不是神，而是中国人的远古祖先。老子和孔子也不是神，而是中国人之中杰出的圣哲。他们的学说不是宗教，而是“道”。“道”便是学问，而学问只掌握在读书人手里，和种田做工经商的人不相干。种田做工经商的人所信奉的“玉皇大帝”、“西天王母”、“赵公元帅”在读书人心目中也没有什么地位。读书人孜孜以求的是“道”，“道”是他们认识世界的途径，是他们灵魂的栖息之所。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立足，就必须征服中国的读书人，而征服他们的途径又恰恰不是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而是“道”。“道”在中国简直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词汇，既可以清静无为地坐而论道谈玄说偈，似乎只是智者的哲学游戏；又可以经世致用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那就已经走进政治了。中国的读书人对政治的狂热可以说是天下少有，从孔子、屈原、司马迁、李太白、王安石……一直延续下来，他们总是百折不挠地力图把自己所掌握的“道”作用于政治，哪怕碰得头破血流。当中国失去了往日天朝帝国的地位，神州大地上西风劲吹之时，他们为了影响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急切地寻找着解惑释疑的“道”

明白了这个道理，林若翰不再云游传教，改弦易辙，返回香港，潜心著述。他的著作不仅有宣传宗教的普及读本，更大量的则广泛涉及国际历史、政治、军事、文化、科学，通过这些洋洋洒洒的论述，和中国的读书人寻求共鸣。他仍然不时地深入内地，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脱下西服革履，换上长袍马褂；高鼻蓝眼的洋夫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用心地和读书人交朋友。近年来，甲午之战使中国跌入了前所未有的深渊，而读书人的思想却被这场惨败刺激得空前活跃，林若翰预感到一场巨大的变革即将到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激进人士脱颖而出，即将取代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张之洞之流的位置，左右中国这艘古老帆船的航向。他为此而激动不已，因为康、梁、谭都是他的朋友。现在，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施行新政的诏令少则一日一诏，多则一日十余诏，雪片似地从紫禁城发往全国，在这适宜的气候，林若翰像北飞的候鸟，又来到了北京……

车子驶出了崇文门，顺着护城河沿往西，在正阳门下绕过瓮城，奔上前门大街，到珠市口又转弯往西，朝着菜市口方向驶去……

莽苍苍斋。

易君恕说起两个月前的往事，仍然耿耿于怀，心潮难平。

谭嗣同专注地听完了他的叙说，感叹道：“香港拓界之议，我在湖南也听到了消息，早就预感到会是这个结果！我与李鸿章虽无交往，倒是深知其人。他作为曾国藩的高足，不能说没有才学；办了一辈子洋务，也不能说没有阅历。但是此人私心太重！他对下徇私枉法，对上以利结主，堂堂元老重臣竟然低三下四地巴结太监总管李连英，重金行贿，借以在皇太后面前邀欢固宠，为士大夫所不齿。本朝官场腐败之风，李鸿章实为始作俑者！在对外交往之中，他则一味趋承逢迎，委曲求全，以国土、利权与洋人作交易。前年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将黑龙江、吉林路权让与俄国，置东北于俄国控制之下，并允许俄国军舰在战时驶入中国所有口岸，因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以三百万卢布赠李鸿章作为酬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大清国的外交大权掌握在这种人的手里，列强图谋中国，何患不成啊？”

“您既然早有预见，当时为什么保持沉默，而不挺身而出？”易君恕问道。

“我算得了什么？”谭嗣同苦笑一笑，“一名候补知府，官职低微，无权面奏皇上，上书言事要由都察院代转。那都是一些顽固守旧的昏谬老臣，层层阻挡，外官和民间的呼声根本不可能上达圣听！”

“现在的情形不同了！皇上厉行变法，启用维新人士，兄长也在首选之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易君恕说，双眼闪射着希望，“请兄长恳奏皇上，将那些误国的老朽尽行罢黜！”

“你真是书生意气！要将那些人尽行罢黜，谈何容易？”谭嗣同叹了口气，说，“现在皇上对他们还一个都没有触动，那边就已经先下手了：突然罢免翁同龢，而皇太后的内侄荣禄被授为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三军，皇太后的亲信王文韶出任户部尚书，入军机处、总理衙门，军、政、财权都已控制在皇太后的手里，今年秋天她还要带皇上到天津阅兵！这些都是什么征兆？”谭嗣同高耸的眉弓下，那双深邃的眼睛幽幽地盯着易君恕，令人不寒而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君恕，你难道看不出吗？”

“啊？！”易君恕目瞪口呆，连日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疑团，由谭嗣同点破，透过层层迷雾，他仿佛看到了九重深帏之中的大清国最高中枢，两股力量正在激烈较量，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他脑际闪现，“她……她难道敢废黜皇上吗？”

“难说啊！当年同治帝驾崩，身后无嗣，由皇太后作主立当今皇上继位，垂帘听政十余年，如今皇上已经成年，亲政，不再听从她的摆布，她既然敢立，也就敢废！其实，早在皇上颁诏变法之前，皇太后就试图废黜皇上，只是因为恭亲王力持不可，才只好暂且作罢。恭亲王死后，皇太后便又和庆亲王、荣禄、刚毅策划废立阴谋。皇上曾对庆亲王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皇太后得知，大发雷霆：‘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了！’”

“啊！”仿佛晴天霹雳在头顶炸响，使易君恕惊心动魄，当今大清国的君主已处于随时都可能被废黜的危险境地，这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原来，皇上是迎着灭顶之灾，厉行变法！”

“是啊！皇上明知前途凶险，但他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不愿做亡国之君，被天下后世所耻笑！”谭嗣同动情地说，“皇上蹈厉发愤，力排众议。厉行变法，推行新政，即使皇冠落地、身陷鼎镬也在所不惜，我们的皇上不愧为以身许国的圣明天子！”

“复生兄，”易君恕悚然望着谭嗣同，胸腔里那颗心在怦怦地狂跳，“您和康先生、梁先生追随皇上变法，也是在铤而走险啊！”

“当然，”谭嗣同慨然道，“我们心里都明白，中国被列强逼到了绝境，皇上被太后逼到了绝境，变法乃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成则可以救中国，败则必然流血横尸、肝脑涂地！我此番奉诏进京，这在世人看来，正是青云直上的大好时机，而我知道自己的前面将有多少艰难险阻，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皇上的信任、皇上的托付，重如千钧啊！”他缓缓立起，满怀崇敬地朝着紫禁城的方向拱起双手，“皇上一声召唤，臣谭嗣同来了！为了皇上，为了大清国，我愿洒尽这一腔热血！”

易君恕感到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灵魂震撼，处于政治漩涡之外的这位布衣书生简直难以想象，风起云涌的维新变法原来如此艰难，大清国的前途如此险恶！猛然之间，他想起谭嗣同在菜市口凝视着那片浸透鲜血的土地的肃穆神情，想起谭嗣同的那句喃喃自语：“下一个流血的不知是谁？”啊，复生兄，您风尘仆仆进京辅佐皇上，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与您相比，我所遭受的那点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呢？

两个人都沉默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窗外的天空夕照如血，沉沉暮色充盈于莽苍苍斋。

随着轻快的得得蹄声，“山西较子摈榔杆儿”的骡车沿着北半截胡同，来到了浏阳会馆门前。车把式一声“吁……”车就稳稳当当地停住了，站在车尾的仆人跳下来，搀着林若翰下车。

胡理臣和罗升早已在门前迎候，连忙上前，打了招呼，罗升便飞跑进去，通报主人。

谭嗣同迎了出来，朝林若翰拱手道：“欢迎翰翁大驾光临！”

“谭大人，别来无恙？”林若翰满面春风地拱手问候，娴熟的官场礼仪，一口流利的汉语，把“别来无恙？”说得和“How are you？”一样得心应口。他称谭嗣同“大人”，是出于对谭嗣同的官衔的尊重，而且可以预见，这位奉诏进京的新贵很快还要高升。谭嗣同则称他“翰翁”。西方人最忌讳被视为老人，但林若翰是个“中国通”，他知道这个“翁”字的分量，这是对他的年龄和学问的尊重。

“别来无恙，托翰翁的福！”谭嗣同随口说，其实院子里的炉子上正熬着中药，“翰翁请！”

两人并肩跨进院子，穿过雨路，步入莽苍苍斋的客厅。

易君恕见客人到了，礼貌地站起身来。谭嗣同连忙介绍说：“翰翁，这位是我久别重逢的挚友……”

易君恕拱手道：“晚生易君恕。”

林若翰立即拱手还礼：“敝人林若翰，久仰，久仰！”

易君恕看见他那副西洋相貌和中国装束，已是觉得古怪，再听到这一口汉语，更是暗暗称奇。林若翰和他素不相识，所谓“久仰”只不过客套而已，但礼貌周全却也无可挑剔。这位“鬼子大人”，果然不简单！

三人分宾主落座，罗升奉上茶来，退了出去。

罗升走到院子里，和胡理臣商议道：“这个时候会客，肯定得吃饭，这位‘鬼子大人’还是个洋和尚，该怎么招待才好？”

胡理臣说：“洋和尚和中国和尚不一样，基督教的传教士照样娶妻生子，也不吃素，再说，这位‘鬼子大人’一身中国打扮，看来也好伺候。我这儿炯上米饭，你到馆子里去叫它几个菜，一壶酒，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