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
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
三月，花还没有，人们嗅不到花香。
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
（作为“随笔三篇”之一首刊于1936年5月上海《中学生》第65号）
小偷、车夫和老头
木柈车在石路上发着隆隆的重响。出了木柈场，这满车的木柈使老马拉得吃力了！但不能满足我，大木柈堆对于这一车木柈，真象在牛背上拔了一根毛，我好象嫌这柈子太少。“丢了两块木柈哩！小偷来抢的，没看见？要好好看着，小偷常偷柈子……十块八块木柈也能丢。”
我被车夫提醒了！觉得一块木柈也不该丢，木柈对我才恢复了它的重要性。小偷眼睛发着光又来抢时，车夫在招呼我们：
“来了啊！又来啦！”
郎华招呼一声，那竖着头发的人跑了！
“这些东西顶没有脸，拉两块就得啦吧！贪多不厌，把这一车都送给你好不好？……”打着鞭子的车夫，反复地在说那个小偷的坏话，说他贪多不厌。
在院心把木柈一块块推下车来，那还没有推完，车夫就不再动手了！把车钱给了他，他才说：“先生，这两块给我吧！拉家去好烘火，孩子小，屋子又冷。”
“好吧！你拉走吧！”我看一看那是五块顶大的他留在车上。
这时候他又弯下腰，去弄一些碎的，把一些木皮扬上车去，而后拉起马来走了。但他对他自己并没说贪多不厌，别的坏话也没说，跑出大门道去了。
只要有木柈车进院，铁门栏外就有人向院里看着问：“柈子拉（锯）不拉？”
那些人带着锯，有两个老头也扒着门扇。
这些柈子就讲妥归两个老头来锯，老头有了工作在眼前，才对那个伙伴说：“吃点么？”
我去买给他们面包吃。
柈子拉完又送到柈子房去。整个下午我不能安定下来，好象我从未见过木柈，木柈给我这样的大欢喜，使我坐也坐不定，一会跑出去看看。最后老头子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了！这时候，我给他工钱。
我先用碎木皮来烘着火。夜晚在三月里也是冷一点，玻璃窗上挂着蒸气。没有点灯，炉火颗颗星星地发着爆炸，炉门打开着，火光照红我的脸，我感到例外的安宁。
我又到窗外去拾木皮，我吃惊了！老头子的斧子和锯都背好在肩上，另一个背着架柈子的木架，可是他们还没有走。这许多的时候，为什么不走呢？
“太太，多给了钱啦？”
“怎么多给的！不多，七角五分不是吗？”
“太太，吃面包钱没有扣去！”那几角工钱，老头子并没放入衣袋，仍呈在他的手上，他借着离得很远的门灯在考察钱数。
我说：“吃面包不要钱，拿着走吧！”
“谢谢，太太。”感恩似的，他们转过身走去了，觉得吃面包是我的恩情。
我愧得立刻心上烧起来，望着那两个背影停了好久，羞恨的眼泪就要流出来。已经是祖父的年纪了，吃块面包还要感恩吗？
公园
树叶摇摇曳曳地挂满了池边。一个半胖的人走在桥上，他是一个报社的编辑。
“你们来多久啦？”他一看到我们两个在长石凳上就说。“多幸福，像你们多幸福，两个人逛逛公园……”
“坐在这里吧。”郎华招呼他。
我很快地让一个位置。但他没有坐，他的鞋底无意地踢撞着石子，身边的树叶让他扯掉两片。他更烦恼了，比前些日子看见他更有点两样。
“你忙吗？稿子多不多？”
“忙什么！一天到晚就是那一点事，发下稿去就完，连大样子也不看。忙什么，忙着幻想！”
“幻想什么？……这几天有信吗？”郎华问。
“什么信！那……一点意思也没有，恋爱对于胆小的人是一种刑罚。”
让他坐下，他故意不坐下；没有人让他，他自己会坐下。于是他又用手拔着脚下的短草。他满脸似乎蒙着灰色。
“要恋爱，那就大大方方地恋爱，何必受罪？”郎华摇一下头。
一个小信封，小得有些神秘意味的，从他的口袋里拔出来，拔着蝴蝶或是什么会飞的虫儿一样，他要把那信给郎华看，结果只是他自己把头歪了歪，那信又放进了衣袋。
“爱情是苦的呢，是甜的？我还没有爱她，对不对？家里来信说我母亲死了那天，我失眠了一夜，可是第二天就恢复了。为什么她……她使我不安会整天，整夜？才通信两个礼拜，我觉得我的头发也脱落了不少，嘴上的小胡也增多了。”
当我们站起要离开公园时，又来一个熟人：“我烦忧啊！我烦忧啊！”象唱着一般说。
我和郎华踏上木桥了，回头望时，那小树丛中的人影也象对那个新来的人说：
“我烦忧啊！我烦忧啊！”
我每天早晨看报，先看文艺栏。这一天，有编者的说话：
摩登女子的口红，我看正相同于“血”。资产阶级的小姐们怎样活着的？不是吃血活着吗？不能否认，那是个鲜明的标记。人涂着人的“血”在嘴上，那是污浊的嘴，嘴上带着血腥和血色，那是污浊的标记。
我心中很佩服他，因为他来得很干脆。我一面读报，一面走到院子里去，晒一晒清晨的太阳。汪林也在读报。
“汪林，起得很早！”
“你看，这一段，什么小姐不小姐，‘血’不‘血’的！这骂人的是谁？”
那天郎华把他做编辑的朋友领到家里来，是带着酒和菜回来的。郎华说他朋友的女友到别处去进大学了。于是喝酒，我是帮闲喝，郎华是劝朋友。至于被劝的那个朋友呢？他嘴里哼着京调哼得很难听。
和我们的窗子相对的是汪林的窗子。里面胡琴响了。那是汪林拉的胡琴。
天气开始热了，趁着太阳还没走到正空，汪林在窗下长凳上洗衣服。编辑朋友来了，郎华不在家，他就在院心里来回走转，可是郎华还没有回来。
“自己洗衣服，很热吧！”
“洗得干净。”汪林手里拿着肥皂答他。
郎华还不回来，他走了。
（作为“随笔三篇”之二首刊于1936年5月上海《中学生》第65号）
夏夜
密密的浓黑的一带长林，远在天边静止着。夏夜蓝色的天，蓝色的夜。夏夜坐在茅檐边，望着茅檐借宿麻雀的窠巢，隔着墙可以望见北山森静的密林，林的那端，望不见弯月勾垂着。
于是虫声，各样的穿着夜衣的幽灵般的生命的响叫。墙外小溪畅引着，水声脆脆瑯瑯。菱姑在北窗下语着多时了！眼泪凝和着夜露已经多时了！她依着一株花枝，花枝的影子抹上墙去，那样她俨若睡在荷叶上，立刻我取笑她：“荷叶姑娘，怎么啦？”
她过来似用手打我，嘴里似乎咒我，她依过的那花枝，立刻摇闪不定了，我想：我们两个是同一不幸的人。
“为什么还不睡呢？有什么说的尽在那儿咕咕叨叨，天不早啦，进来睡。”
祖母的头探出竹帘外，又缩回去。在模糊的天之下，我看见她白色的睡衣，我疑她是一只夜猫，在黑夜她也是到处巡行着。
菱姑27岁了，菱姑的青春尚关闭在怀中，近来她有些关闭不住了，她怎么能不忧伤呢？怎能对于一切生兴致呢？渐渐脸孔惨黄。
她一天天远着我的祖母，有时间只和我谈话，和我在园中散步。
“小萍，你看那老太太，她总怕我们在一起说什么，她总留心我们。”
“小萍，你在学校一定比我住在家得到的知识多些，怎么你没有胆子吗？我若是你，我早跑啦！我早不在家受他们的气，就是到工厂去做工也可以吃饭。”
“前村李正的两个儿子，听说去当‘胡子’，可不是为钱，是去 ……”
祖母宛如一只猫头鹰样，突然出现在我们背后，并且响着她的喉咙：好像响着猫头鹰的翅膀似的：“好啊！这东西在这议论呢！我说：菱子你还有一点廉耻没有？”她吐口涎在地面上，“小萍那丫头入了什么党啦，你也跟她学，没有老幼！没有一点姑娘样！尽和男学生在一块。你知道她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怕是再上学更要学坏，更没法管教啦！”
我常常是这样，我依靠墙根哭，这样使她更会动气，她的眼睛像要从眼眶跑出来马上落到地面似的，把头转向我，银簪子闪着光：“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先上也找不出这丫头。”
我听见她从窗口爬进去的时候，她仍是说着我把脸丢尽了。就是那夜，菱姑在枕上小声说：“今天不要说什么了，怕是你奶奶听着。”
菱姑是个乡下姑娘，她有热的情怀，聪明的素质，而没有好的环境。
“同什么人结婚好呢？”她常常问我。
“我什么时候结婚呢？结婚以后怎样生活？我希望我有职业，我一定到工厂去。”她说。
那夜我怎样努力也不能睡着，我反复想过菱姑的话，可怜的菱姑她只知道在家庭里受压迫，因为家中有腐败的老太婆。然而她不能知道工厂里更有齿轮，齿轮更会压榨。
在一条长炕上，祖母睡在第一位，菱姑第二位，我在最末的一位。通宵翻转着，我仿佛是睡在蒸笼里，每夜要听后窗外的虫声，和着这在山上的密林的啸声透进竹帘来，也听更多的在夜里的一切声息。今夜我被蒸笼蒸昏了！忘记着一切！
是天快亮的时候，马在前院响起鼻子来，狗睡醒了，在院中抖擞着毛，这时候正是炮手们和一切守夜更的人睡觉的时候。在夜里就连叔叔们也戒备着，戒备着这乡村多事的六八月，现在他们都去睡觉了！院中只剩下些狗、马、鸡和鸭子们。
就是这天早晨，来了胡匪了，有人说是什么军，有人说是前村李正的儿子。
祖母到佛龛边去叩头，并且祷告：“佛爷保佑……”
“我来保佑吧！”站在佛龛边我说。
菱姑作难的把笑沉下去。
大门打开的时候，只知是官兵，不是胡匪，不是什么什么军。
1936．2．21
（此篇作于哈尔滨，刊于1934年3月6、7日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
篇后注明的时间，大概是编《桥》集子时的时间。)
家庭教师是强盗
有个人影在窗子上闪了一下，接着敲了两下窗子，那是汪林的父亲。
什么事情？郎华去了好大时间没回来，半个钟头还没回来！
我拉开门，午觉还没睡醒的样子，一面揉着眼睛一面走出门去。汪林的二姐，面孔白得那样怕人，坐在门前的木台上，林禽（狗名）在院心乱跑，使那坐在木台的白面孔十分生气，她大声想叫住它。汪林也出来了！嘴上的纸烟冒着烟，但没有和我打招呼，也坐在木台上。使女小菊在院心走路也很规矩的样子。
我站在她家客厅窗下，听着郎华在里面不住地说话，看不到人。白纱窗帘罩得很周密，我站在那里不动。……日本人吧！有什么事要发生吧！可是里面没有日本人说话，我并不去问那很不好看的脸色的她们。
为着印册子而来的恐怖吧？没经过检查的小说册被日本人晓得了吧！
“接到一封黑信，说他老师要绑汪玉祥的票。”
我点了点头。再到窗下去听时，里面的声音更听不清了。
“三小姐，开饭啦！”小菊叫她们吃饭，那孩子很留心看我一遍。过了三四天，汪玉祥被姐姐们看管着不敢到大门口去。
家庭教师真有点像个强盗，谁能保准不是强盗？领子不打领结，没有更多的，只是一件外套，冬天，秋天，春天都穿夹外套。
不知有半月或更多的日子，汪玉祥连我们窗下都不敢来，他家的大人一定告诉他：
“你老师是个不详细的人……”
册子
永远不安定下来的洋烛的火光，使眼睛痛了。抄写，抄写……
“几千字了？”
“才3000多。”
“不手疼吗？休息休息吧，别弄坏了眼睛。”郎华打着哈欠到床边，两只手相交着依在头后，背脊靠着铁床的钢骨。我还没停下来，笔尖在纸上作出响声……
纱窗外阵阵起着狗叫，很响的皮鞋，人们的脚步从大门道来近。不自禁的恐怖落在我的心上。
“谁来了，你出去看看。”
郎华开了门，李和陈成进来。他们是剧团的同志，带来的一定是剧本。我没接过来看，让他们随便坐在床边。
“吟真忙，又在写什么？”
“没有写，抄一点什么。”我又拿起笔来抄。
他们的谈话，我一句半句地听到一点，我的神经开始不能统一，时时写出错字来，或是丢掉字，或是写重字。
蚊虫啄着我的脚面，后来在灯下也嗡嗡叫，我才放下不写。
呵呀呀，蚊虫满屋了！门扇仍大开着。一个小狗崽溜走进来，又卷着尾巴跑出去。关起门来，蚊虫仍是飞……我用手搔着作痒的耳，搔着腿和脚……手指的骨节搔得肿胀起来，这些中了蚊毒的地方，使我已经发酸的手腕不得不停下。我的嘴唇肿得很高，眼边也感到发热和紧胀。这里搔搔，那里搔搔，我的手感到不够用了。
“册子怎么样啦？”李的烟卷在嘴上冒烟。
“只剩这一篇。”郎华回答。
“封面是什么样子？”
“就是等着封面呢……”
第二天，我也跟着跑到印刷局去。使我特别高兴，折得很整齐的一帖一帖的都是要完成的册子，比儿时母亲为我制一件新衣裳更觉欢喜。……我又到排铅字的工人旁边，他手下按住的正是一个题目，很大的铅字，方的，带来无限的感情，那正是我的那篇《夜风》。
那天预先吃了一顿外国包子，郎华说他为着册子来敬祝我，所以到柜台前叫那人倒了两个杯“伏特克”酒。我说这是为着册子敬祝他。
被大欢喜追逐着，我们变成孩子了！走进公园，在大树下乘了一刻凉，觉得公园是满足的地方。望着树梢顶边的天。外国孩子们在地面弄着沙土。因为还是上午，游园的人不多，日本女人撑着伞走。卖“冰激凌”的小板房洗刷着杯子。我忽然觉得渴了，但那一排排的透明的汽水瓶子，并不引诱我们。我还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在公园还没喝过一次那样东西。
“我们回家去喝水吧。”只有回家去喝冷水，家里的冷水才不要钱。
拉开第一扇门，大草帽被震落下来。喝完了水，我提议戴上大草帽到江边走走。
赤着脚，郎华穿的是短裤，我穿的是小短裙子，向江边出发了。
两个人渔翁似的，时时在沿街玻璃窗上反映着。
“划小船吧，多么好的天气！”到了江边我又提议。
“就剩两毛钱……但也可以划，都花了吧！”
择一个船底铺着青草的、有两副桨的船。和船夫说明，一点钟一角五分。并没打算洗澡，连洗澡的衣裳也没有穿。船夫给推开了船，我们向江心去了。两副桨翻着，顺水下流，好象江岸在退走。我们不是故意去寻，任意遇到了一个沙洲，有两方丈的沙滩突出江心，郎华勇敢地先跳上沙滩，我胆怯，迟疑着，怕沙洲会沉下江底。
最后洗澡了，就在沙洲上脱掉衣服。郎华是完全脱的。我看了看江沿洗衣人的面孔是辨不出来的，那么我借了船身的遮掩，才爬下水底把衣服脱掉。我时时靠沙滩，怕水流把我带走。江浪击撞着船底，我拉住船板，头在水上，身子在水里，水光，天光，离开了人间一般的。当我躺在沙滩晒太阳时，从北面来了一只小划船。我慌张起来，穿衣裳已经来不及，怎么好呢？爬下水去吧！船走过，我又爬上来。
我穿好衣服。郎华还没穿好。他找他的衬衫，他说他的衬衫洗完了就挂在船板上，结果找不到。远处有白色的东西浮着，他想一定是他的衬衫了。划船去追白色的东西，那白东西走得很慢，那是一条鱼，死掉的白色的鱼。
虽然丢掉了衬衫并不感到可惜，郎华赤着膀子大嚷大笑地把鱼捉上来，大概他觉得在江上能够捉到鱼是一件很有本领的事。
“晚饭就吃这条鱼，你给煎煎它。”
“死鱼不能吃，大概臭了。”
他赶快把鱼腮掀给我看：“你看，你看，这样红就会臭的？”
直到上岸，他才静下去。
“我怎么办呢！光着膀子，在中央大街上可怎样走？”他完全静下去了，大概这时候忘了他的鱼。
我跑到家去拿了衣裳回来，满头流着汗。可是，他在江沿和码头夫们在一起喝茶了。在那个样的布棚下吹着江风。他第一句和我说的话，想来是：“你热吧？”
但他不是问我，他先问鱼：“你把鱼放在哪里啦？用凉水泡上没有？”
“五分钱给我！”我要买醋，煎鱼要用醋的。
“一个铜板也没剩，我喝了茶，你不知道？”
被大欢喜追逐着的两个人，把所有的钱用掉，把衬衣丢到大江，换得一条死鱼。
等到吃鱼的时候，郎华又说：“为着册子，我请你吃鱼。”
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阶段，最前的一个阶段，册子就是划分这个阶段的东西。
8月14日，家家准备着过节的那天。我们到印刷局去，自己开始装订，装订了一整天。郎华用拳头打着背，我也感到背痛。
于是郎华跑出去叫来一部斗车，100本册子提上车去。就在夕阳中，马脖子上颠动着很响的铃子，走在回家的道上。家里，地板上摆着册子，朋友们手里拿着册子，谈论也是册子。同时关于册子出了谣言：没收啦！日本宪兵队逮捕啦！
逮捕可没有逮捕，没收是真的。送到书店去的书，没有几天就被禁止发卖了。
（作为“随笔三篇”之一，首刊在1936年6月《中学生》第66号）
剧团
册子带来了恐怖。黄昏时候，我们排完了剧，和剧团那些人出了“民众教育馆”，恐怖使我对于家有点不安。街灯亮起来，进院，那些人跟在我们后面。门扇，窗子，和每日一样安然地关着。我十分放心，知道家中没有来过什么恶物。
失望了，开门的钥匙由郎华带着，于是大家只好坐在窗下的楼梯口。李买的香瓜，大家就吃香瓜。
汪林照样吸着烟。她掀起纱窗帘向我们这边笑了笑。陈成把一个香瓜高举起来。
“不要。”她摇头，隔着玻璃窗说。
我一点趣味也感不到，一直到他们把公演的事情议论完，我想的事情还没停下来。我愿意他们快快去，我好收拾箱子，好象箱子里面藏着什么使我和郎华犯罪的东西。
那些人走了，郎华从床底把箱子拉出来，洋烛立在地板上，我们开始收拾了。弄了满地纸片，什么犯罪的东西也没有。但不敢自信，怕书页里边夹着骂“满洲国”的，或是骂什么的字迹，所以每册书都翻了一遍。一切收拾好，箱子是空空洞洞的了。一张高尔基的照片，也把它烧掉。大火炉烧得烤痛人的面孔。我烧得很快，日本宪兵就要来捉人似的。
当我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当然是十分定心了，十分有把握了。一张吸墨纸我无意地玩弄着，我把腰挺得很直，很大方的样子，我的心象被拉满的弓放了下来一般的松适。我细看红铅笔在吸墨纸上写的字，那字正是犯法的字：
——小日本子，走狗，他妈的“满洲国”……——
我连再看一遍也没有看，就送到火炉里边。
“吸墨纸啊？是吸墨纸！”郎华可惜得跺着脚。等他发觉那已开始烧起来了：“那样大一张吸墨纸你烧掉它，烧花眼了？什么都烧，看用什么！”
他过于可惜那张吸墨纸。我看他那种样子也很生气。吸墨纸重要，还是拿生命去开玩笑重要？
“为着一个虱子烧掉一件棉袄！”郎华骂我。“那你就不会把字剪掉？”
我哪想起来这样做！真傻，为着一块疮疤丢掉一个苹果！
我们把“满洲国”建国纪念明信片摆到桌上，那是朋友送给的，很厚的一打。还有两本上面写着“满洲国”字样的不知是什么书，连看也没有看也摆起来。桌子上面很有意思：《离骚》，《李后主词》，《石达开日记》，他当家庭教师用的小学算术教本。一本《世界各国革命史》也从桌子上抽下去，郎华说那上面载着日本怎样压迫朝鲜的历史，所以不能摆在外面。我一听说有这种重要性，马上就要去烧掉，我已经站起来了，郎华把我按下：“疯了吗？你疯了吗？”
我就一声不响了，一直到灭了灯睡下，连呼吸也不能呼吸似的。在黑暗中我把眼睛张得很大。院中的狗叫声也多起来。大门扇响得也厉害了。总之，一切能发声的东西都比起常发的声音要高，平常不会响的东西也被我新发现着，棚顶发着响，洋瓦房盖被风吹着也响，响，响……
郎华按住我的胸口……我的不会说话的胸口。铁大门震响了一下，我跳了一下。
“不要怕，我们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谣传不要太认真。他妈的，哪天捉去哪天算！睡吧，睡不足，明天要头疼的……”
他按住我的胸口。好象给恶梦惊醒的孩子似的，心在母亲的手下大跳着。
有一天，到一家影戏院去试剧，散散杂杂的这一些人，从我们的小房出发。
全体都到齐，只少了徐志，他一次也没有不到过，要试演他就不到，大家以为他病了。
很大的舞台，很漂亮的垂幕。我扮演的是一个老太婆的角色，还要我哭，还要我生病。把四个椅子拼成一张床，试一试倒下去，我的腰部触得很疼。
先试给影戏院老板看的，是郎华饰的《小偷》中的杰姆和李饰的律师夫人对话的那一幕。我是另外一个剧本，还没挨到我，大家就退出影戏院了。
因为条件不合，没能公演。大家等待机会，同时每个人发着疑问：公演不成了吧？
三个剧排了三个月，若说演不出，总有点可惜。
“关于你们册子的风声怎么样？”
“没有什么。怕狼，怕虎是不行的。这年头只得碰上什么算什么……”郎华是刚强的。
（作为“随笔三篇”之二，首刊于1936年6月《中学生》第66号）
白面孔
恐怖压到剧团的头上，陈成的白面孔在月光下更白了。这种白色使人感到事件的严重。落过秋雨的街道，脚在街石上发着“巴巴”的声音，李，郎华，我们四个人走过很长的一条街。李说：“徐志，我们那天去试演，他不是没有到吗？被捕一个礼拜了！我们还不知道……”
“不要说。在街上不要说。”我撞动她的肩头。
鬼祟的样子，郎华和陈成一队，我和李一队。假如有人走在后面，还不等那人注意我，我就先注意他，好象人人都知道我们这回事。街灯也变了颜色，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街灯，只是紧张地走着。
李和陈成是来给我们报信，听说剧团人老柏已经三天不敢回家，有密探等在他的门口，他在准备逃跑。
我们去找胖朋友，胖朋友又有什么办法？他说：“×××科里面的事情非常秘密，我不知道这事，我还没有听说。”他在屋里转着弯子。
回到家锁了门，又在收拾书箱，明知道没有什么可收拾的，但本能的要收拾。后来，也把那一些册子从过道拿到后面柈子房去。看到册子并不喜欢，反而感到累赘了！
老秦的面孔也白起来，那是在街上第二天遇见他。我们没说什么，因为郎华早已通知他这事件。
没有什么办法，逃，没有路费，逃又逃到什么地方去？不安定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从前是闹饿，刚能弄得饭吃，又闹着恐怖。好象从来未遇过的恶的传闻和事实，都在这时来到：日本宪兵队前夜捉去了谁，昨夜捉去了谁……听说昨天被捉去的人与剧团又有关系……
耳孔里塞满了这一些，走在街上也是非常不安。在中央大街的中段，竟有这样突然的事情——郎华被一个很瘦的高个子在肩上拍了一下，就带着他走了！转弯走向横街去，郎华也一声不响地就跟他走，也好象莫名其妙地脱开我就跟他去……起先我的视线被电影院门前的人们遮断，但我并不怎样心跳，那人和郎华很密切的样子，肩贴着肩，踱过来，但一点感情也没有，又踱过去……这次走了许多工夫就没再转回来。我想这是用的什么计策吧？把他弄上圈套。
结果不是要捉他，那是他的一个熟人，多么可笑的熟人呀！太突然了！神经衰弱的人会吓出神经病来。“唉呀危险，你们剧团里人捕去了两个了……在街上他竟弄出这样一个奇特的样子来，他不断地说：“你们应该预备预备。”
“我预备什么？怕也不成，遇上算。”郎华的肩连摇也不摇地说。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极多，做编辑的朋友陵也跑掉了。汪林喝过酒的白面孔也出现在院心。她说她醉了一夜，她说陵前夜怎样送她到家门，怎样要去了她一把削瓜皮的小刀……她一面说着，一面幻想，脸也是白的。好象不好的事情都一起发生，朋友们变了样。汪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变了样。
只失掉了剧员徐志，剧团的事就在恐怖中不再提起了。
（此篇作为“随笔三篇”之三首刊于1936年6月《中学生》第66号）
又是冬天
窗前的大雪白绒一般，没有停地在落，整天没有停。我去年受冻的脚完全好起来，可是今年没有冻，壁炉着得呼呼发响，时时起着木柈的小炸音；玻璃窗简直就没被冰霜蔽住；柈子不象去年摆在窗前，而是装满了柈子房的。
我们决定非回国不可。每次到书店去，一本杂志也没有，至于别的书，那还是三年前摆在玻璃窗里退了色的旧书。非去不可，非走不可。
遇到朋友，我们就问：
“海上几月里浪小？小海船是怎样晕法？……”因为我们都没航过海，海船那样大，在图画上看见也是害怕，所以一经过“万国车票公司”的窗前，必须要停住许多时候，要看窗子里立着的大图画，我们计算着这海船有多么高啊！都说海上无风三尺浪，我在玻璃上就用手去量，看海船有海浪的几倍高？结果那太差远了！海船的高度等于海浪的二十倍。我说海船六丈高。
“哪有六丈？”郎华反对我，他又量量：“哼！可不是吗！
差不多……海浪三尺，船高是二十三尺。”
也有时因为我反复着说：“有那么高吗？没有吧！也许有！”
郎华听了就生起气了，因为海船的事差不多在街上就吵架……
可是朋友们不知道我们要走。有一天，我们在胖朋友家里举起酒杯的时候，嘴里吃着烧鸡的时候，郎华要说，我不叫他说，可是到底说了。
“走了好！我看你早就该走！”以前胖朋友常这样说：“郎华，你走吧！我给你们对付点路费。我天天在××科里边听着问案子。皮鞭子打得那个响！哎，走吧！我想要是我的朋友也弄去……那声音可怎么听？我一看那行人，我就想到你……”
老秦来了，他是穿着一件崭新的外套，看起来帽子也是新的，不过没有问他，他自己先说：
“你们看我穿新外套了吧？非去上海不可，忙着做了两件衣裳，好去进当铺，卖破烂，新的也值几个钱……”
听了这话，我们很高兴，想不说也不可能：“我们也走，非走不可，在这个地方等着活剥皮吗？”郎华说完了就笑了：
“你什么时候走？”
“那么你们呢？”
“我们没有一定。”
“走就五六月走，海上浪小……”
“那么我们一同走吧！”
老秦并不认为我们是真话，大家随便说了不少关于走的事情，怎样走法呢？怕路上检查，怕路上盘问，到上海什么朋友也没有，又没有钱。说得高兴起来，逼真了！带着幻想了！老秦是到过上海的，他说四马路怎样怎样！他说上海的穷是怎样的穷法……
他走了以后，雪还没有停。我把火炉又放进一块木柈去。
又到烧晚饭的时间了！我想一想去年，想一想今年，看一看自己的手骨节胀大了一点，个子还是这么高，还是这么瘦……这房子我看得太熟了，至于墙上或是棚顶有几个多余的钉子，我都知道。郎华呢？没有瘦胖，他是照旧，从我认识他那时候起，他就是那样，颧骨很高，眼睛小，嘴大，鼻子是一条柱。
“我们吃什么饭呢？吃面或是饭？”
居然我们有米有面了，这和去年不同，忽然那些回想牵住了我……借到两角钱或一角钱……空手他跑回来……抱着新棉袍去进当铺。
我想到我冻伤的脚，下意识的看了一下脚。于是又想到柈子，那样多的柈子，烧吧！我就又去搬了木柈进来。
“关上门啊！冷啊！”郎华嚷着。
他仍把两手插在裤袋，在地上打转；一说到关于走，他不住地打转，转起半点钟来也是常常的事。
秋天，我们已经装起电灯了。我在灯下抄自己的稿子。郎华又跑出去，他是跑出去玩，这可和去年不同，今年他不到外面当家庭教师了。
一个南方的姑娘
郎华告诉我一件新的事情，他去学开汽车回来的第一句话说：
“新认识一个朋友，她从上海来，是中学生。过两天还要到家里来。”
第三天，外面打着门了！我先看到的是她头上扎着漂亮的红带，她说她来访我。老王在前面引着她。大家谈起来，差不多我没有说话，我听着别人说。
“我到此地四十天了！我的北方话还说不好，大概听得懂吧！老王是我到此地才认识的。那天巧得很，我看报上为着戏剧在开着笔战，署名郎华的我同情他……我同朋友们说：这位郎华先生是谁？论文作得很好。因为老王的介绍，上次，见到郎华……”
我点着头，遇到生人，我一向是不会说什么话，她又去拿桌上的报纸，她寻找笔战继续的论文。我慢慢地看着她，大概她也慢慢地看着我吧！她很漂亮，很素净，脸上不涂粉，头发没有卷起来，只是扎了一条红绸带，这更显得特别风味，又美又干净，葡萄灰色的袍子上面，有黄色的花，只是这件袍子我看不很美，但也无损于美。到晚上，这美人似的人就在我们家里吃晚饭。在吃饭以前，汪林也来了！汪林是来约郎华去滑冰，她从小孔窗看了一下：
“郎华不在家吗？”她接着“唔”了一声。
“你怎么到这里来？”汪林进来了。
“我怎么就不许到这里来？”
我看得她们这样很熟的样子，更奇怪。我说：
“你们怎么也认识呢？”
“我们在舞场里认识的。”汪林走了以后她告诉我。
从这句话当然也知道程女士也是常常进舞场的人了！汪林是漂亮的小姐，当然程女士也是，所以我就不再留意程女士了。
环境和我不同的人来和我做朋友，我感不到兴味。
郎华肩着冰鞋回来，汪林大概在院中也看到了他，所以也跟进来。这屋子就热闹了！汪林的胡琴口琴都跑去拿过来。
郎华唱：“杨延辉坐宫院。”
“哈呀呀，怎么唱这个？这是‘奴心未死’！”汪林嘲笑他。
在报纸上就是因为旧剧才开笔战。郎华自己明明写着，唱旧戏是奴心未死。
并且汪林耸起肩来笑得背脊靠住暖墙，她带着西洋少妇的风情。程女士很黑，是个黑姑娘。
又过几天，郎华为我借一双滑冰鞋来，我也到冰场上去。程女士常到我们这里来，她是来借冰鞋，有时我们就一起去，同时新人当然一天比一天熟起来。她渐渐对郎华比对我更熟，她给郎华写信了，虽然常见，但是要写信的。
又过些日子，程女士要在我们这里吃面条，我到厨房去调面条。
“……喳……喳……”等我走进屋，他们又在谈别的了！程女士只吃一小碗面就说：“饱了。”
我看她近些日子更黑一点，好象她的“愁”更多了！她不仅仅是“愁”，因为愁并不兴奋，可是程女士有点兴奋。我忙着收拾家具，她走时我没有送她，郎华送她出门。
我听得清楚楚的是在门口：“有信吗？”
或者不是这么说，总之跟着一声“喳喳”之后，郎华很响的：“没有。”
又过了些日子，程女士就不常来了，大概是她怕见我。
程女士要回南方，她到我们这里来辞行，有我做障碍，她没有把要诉说出来的“愁”尽量诉说给郎华。她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
生人
来了一个希奇的客人。我照样在厨房里煎着饼，因为正是预备晚饭时候。饼煎得糊烂了半块，有的竟烧着起来，冒着烟。一边煎着饼，一边跑到屋里去听他们的谈话，我忘记我是在预备饭，所以在晚饭桌上那些饼很不好吃，我去买面包来吃。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谈完，于是家具我也不能去洗，就站在门边不动。
“………………………………”
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那个人是从盘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
我只记住他是很红的脸。
又是春天
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坍下去，融成水了，江上用人支走的爬犁渐少起来。汽车更没有一辆在江上行走了。松花江失去了它冬天的威严，江上的雪已经不是闪眼的白色，变成灰的了。又过几天，江冰顺着水慢慢流动起来，那是很好看的，有意流动，也象无意流动，大块冰和小块冰轻轻地互相击撞发着响，啷啷着。这种响声，像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也像玻璃相碰的响声似的。立在江边，我起了许多幻想：这些冰块流到哪里去？流到大海去吧！也怕是到不了海，阳光在半路上就会全数把它们消灭……
然而它们是走的，幽游一般，也象有生命似的，看起来比人更快活。
那天在江边遇到一些朋友，于是大家同意去走江桥。我和郎华走得最快，松花江在脚下东流，铁轨在江空发啸，满江面的冰块，满天空的白云。走到尽头，那里并不是郊野，看不见绿绒绒的草地，看不见绿树，“塞外”的春来得这样迟啊！我们想吃酒，于是沿着土堤走下去，然而寻不到酒馆，江北完全是破落人家，用泥土盖成的房子，用柴草织成的短墙。
“怎么听不到鸡鸣？”
“要听鸡鸣做什么？”人们坐在土堤上揩着面孔，走得热了。
后来，我们去看一个战舰，那是一九二九年和苏俄作战时被打沉在江底的，名字是“利捷”。每个人用自己所有的思想来研究这战舰，但那完全是瞎说，有的说汽锅被打碎了才沉江的，有的说把驾船人打死才沉江的。一个洞又一个洞。这样的军舰使人感到残忍，正相同在街上遇见的在战场上丢了腿的人一样，他残废了，别人称他是个废人。
这个破战舰停在船坞里完全发霉了。
患病
我在准备早饭，同时打开了窗子，春朝特有的气息充满了屋子。在大炉台上摆着已经去了皮的地豆，小洋刀在手中仍是不断地转着……浅黄色带着弹性似的地豆，个个在炉台上摆好，稀饭在旁边冒着泡，我一面切着地豆，一面想着：江上连一块冰也融尽了吧！公园的榆树怕是发了芽吧！已经三天不到公园去，吃过饭非去看看不可。
“郎华呀！你在外边尽作什么？也来帮我提一桶水去……”
“我不管，你自己去提吧。”他在院子来回走，又是在想什么文章。于是我跑着，为着高兴。把水桶翻得很响，斜着身子从汪家厨房出来，差不多是横走，水桶在腿边左摇荡一下，右摇荡一下……
菜烧好，饭也烧好。吃过饭就要去江边，去公园。春天就要在头上飞，在心上过，然而我不能吃早饭了，肚子偶然疼起来。
我喊郎华进来，他很惊讶！但越痛越不可耐了。
他去请医生，请来一个治喉病的医生。
“你是患着盲肠炎吧？”医生问我。
我疼得那个样子，还晓得什么盲肠炎不盲肠炎的？眼睛发黑了，喉医生在我的臂上打了止痛药针。
“张医生，车费先请自备吧！过几天和药费一起送去。”郎华对医生说。
一角钱也没有了，我又不能说再请医生，白打了止痛药针，一点痛也不能止。
郎华又跑出去，我不知他跑出去做什么，说不出怀着怎样的心情在等他回来。
一个星期过去，我还不能从床上坐起来。第九天，郎华从外面举着鲜花回来，插在瓶子里，摆在桌上。
“花开了？”
“不但花开，树还绿了呢！”
我听说树绿了！我对于“春”不知怀着多少意义。我想立刻起来去看看，但是什么也不能做，腿软得好象没有腿了，我还站不住。
肚痛减轻一些，夜里睡得很熟。有朋友告诉郎华：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市立的公共医院，为贫民而设，不收药费。
当然我挣扎着也要去的。那天是晴天，换好干净衣服，一步一步走出大门，坐上了人力车，郎华在车旁走，起先他是扶着车走，后来，就走在行人道上了。街树不是发着芽的时候，已长好绿叶了！
进了诊闻所，到挂号处挂了名，很长的堂屋，排着长椅子，那里已经开始诊断。穿白衣裳的俄国女人，跑来跑去唤着名字，六七个人一起闯进病室去，过一刻就放出来，下一批人再被呼进去。到这里来的病人，都是穷人，愁眉苦脸的一个，愁眉苦脸的一个。撑着木棍的跛子，脚上生疮缚着白布的肿脚人，肺痨病的女人，白布包住眼睛的盲人，包住眼睛的盲小孩，头上生疮的小孩。对面坐着老外国女人，闭着眼睛，把头靠住椅子，好似睡着，然而她的嘴不住地收缩，她的包头巾在下巴上慢慢牵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