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袁李搭档，优势互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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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李搭档，优势互补
在对伍绍祖同志为体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充分肯定和衷心感谢之后，他又对自己的出任，表示了看法：
党的事业是靠一代代人的不懈奋斗去完成，一个单位的发展靠一任任班子的“接力”来实现。11年前，李梦华同志把“接力棒”传给了伍绍祖，绍祖同志在梦华同志打下的工作基础上，继承发展，又为后人的“接力”打下了新的基础。现在，轮到我和志坚同志一起带领一班人，从绍祖手中接过“接力棒”开始跑自己的一百米。任何事业的发展都会有长远的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长远目标指导阶段性目标，离开了长远目标，阶段性目标就会失去方向和动力。我们的责任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继承上创新，不断求得新的发展。
袁伟民的讲话，道出了他把这次“升迁”看作是体育事业发展中，由一任一任班子组成的“接力赛”，现在轮到他和李志坚带领一班人，从前任手中接过“接力棒”，开始跑自己的100米了。他要努力跑好自己这一棒，他说：
同志们，今年是奥运年，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也进入关键阶段，体育事业又将面临接受全国人民的大检验。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任重而道远，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的新一任局长，我将和党组书记志坚同志一起，带领班子全体成员，本着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发扬“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守纪律、团结友爱、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巩固“三讲”成果，进一步锐意创新、深化改革、甘当公仆、廉洁从政、求真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力争在任期内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无愧于组织、无愧于群众的信任和期望。
第一部分袁李搭档，优势互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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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民这样回忆道：
在200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到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对我和志坚的任命前五天，也就是4月13日，我接到中组部电话，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并通知我于第二天4月14日上午10时去中南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要找我和李志坚谈话。我和志坚过去认识，但是不太熟，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有过几次接触。那天去中南海，我到时，志坚同志已到，他没先进去，而是坐在自己的车里等我，见我下车，立即迎上来和我握手。他个子和我差不多，胖瘦也差不多，穿着一件咖啡色夹克衫，很精神。他热情地说，很高兴能和我合作共事，一定配合好，支持我的工作。因为时间已到，来不及说什么，就一起进了庆红同志的办公室。我想，我们俩事先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会成为“搭档”。过去我曾听北京市的人说起过他很有能力，政治理论水平很高，这次合作共事前的见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礼貌、谦和的人。
当时袁伟民是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李志坚也是中央候补委员，对他们俩的任命，是在中组部对第15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进行届中考核后做出的，毫无疑问，他们俩的政绩、业绩都符合“升迁”的条件。曾庆红在和他们俩的谈话中说，这次国家体育总局主要领导同志的变动，是党中央从推进干部交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通盘考虑做出的决定，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对他们俩的任命，既从他们俩各自的能力、所具备的条件考虑，也是从体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中央认为对他俩这样的任用是合适的，可以优势互补。中央是4月7日做出体育总局主要领导同志变动的决定的。
中组部副部长张柏林，在4月18日体育总局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国务院的通知后，也在讲话中传达了中央的看法。张柏林说：“袁伟民同志1984年就担任国家体委的领导了，他政治坚定，肯于学习，熟悉体育工作业务，有比较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工作扎实、原则性强、敢抓敢管、严于律己。李志坚同志政治坚定、思维敏捷、有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组织领导能力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较强，处理问题果断，工作务实、作风正派、团结同志、要求自己严格。中央认为，这次国家体育总局主要领导同志的任用是合适的，可以优势互补。”
第一部分体育局强大的领导班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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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局强大的领导班子
袁伟民、李志坚上任时，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班子成员还有副局长张发强、于再清、李富荣、段世杰、纪检组长王宝良、局长助理何慧娴。两位主要领导和班子全体成员深知，在他们这一届任期内，任务艰巨、时间紧迫。
2000年4月新班子组成，5个月后的9月就要出征悉尼奥运会；一年后，2001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就要投票决定北京2008奥运会申办是否能成功；再过半年，2002年2月盐湖城冬奥会又将开幕，紧接着是8月的釜山亚运会；如果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对2008年奥运会筹备工作的整体规划和起步，以及完成好2004年雅典奥运会任务，都将是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必须打好的基础。
除了这些摆在面前的竞技体育和申办工作方面的刚性任务外，随着整个国家的深化改革，体制、机制的转换，市场经济的实施，全面走向小康社会，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体育的建章立制、廉政建设等等，方方面面的任务都很艰巨和紧迫。
袁伟民、李志坚率领班子成员和体育界广大干部群众，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开拓进取，全面推进各项工作。袁伟民回忆当时的分工是：
我主持全面工作，侧重于主抓竞技体育、实施奥运争光计划和外联工作；李志坚主抓党务和人事工作，侧重于群众体育，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张发强主要分管群众体育和机关党委工作；于再清分管外联和体育经济工作；李富荣、段世杰两人共同、交叉分管竞赛、训练、科研、法规工作；王宝良负责反腐倡廉；何慧娴分管体育宣传工作。整个班子各负其责、有分有合，强调相互信任、支持、补台、谅解，讲党性、顾大局、重团结。局办公会由我主持，重大决策集思广益、集体审定；党组会由李志坚书记主持，讨论人事问题，坚决按照中组部规定的程序和原则办，决不搞歪门邪道。上任伊始，整个班子的工作还比较顺利。
2002年开始，体育总局领导班子的力量又有所加强。因为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了，我考虑体育总局工作的面变宽了，除原有的工作外，还要和北京市政府一起筹办2008年奥运会。我和志坚商量，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总局的领导班子。经争取，中组部同意总局领导班子可以“先进后出”，即现有领导中有人年龄已到，因奥运任务可以根据需要暂不退，但不占编制，新增领导可以提前进入岗位；因为我们的要求，中编委还同意给我们增加了两个临时性局长助理的编制，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再收回这个编制。
第一部分体育局强大的领导班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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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2003年11月份，体育总局领导班子中，先后又增加了两个副局长，一个是原人事司司长王钧，他被提拔后分管人事、办公厅和体育产业工作；还有一个是原竞体司司长杨树安，他被委派到2008北京奥运会组委会中任执行副主席，主抓北京奥运会的竞赛组织工作。2003年又提拔了三个局长助理，他们是：原射击中心主任冯建中，原冬季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肖天，以及原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崔大林。他们三人从竞技体育的第一线被提拔进总局领导班子，主要协助李富荣、段世杰抓竞赛、训练工作，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后备人才的筹备工作，以及需要总局自己完成的几个2008奥运会场馆建设工作。
也许是因为我是搞女排这个集体项目出身，做事、干事业，我一直比较重视发挥集体的力量，用人所长。提拔崔大林为局长助理时，起初总局领导班子成员中有不同意见，全国体育系统也有不同声音，有人对崔大林在反兴奋剂问题上有看法，有人认为他个性太张扬，表现欲强。我考虑人无完人，尤其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某些缺点可能会暴露得更明显。我认为，崔大林对竞技体育的规律、对体育出人才的规律，理解得还是比较深刻的，他长期在体育实践一线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筹备2008年奥运会需要用这样的人。如果他对这次提拔有正确的认识，是为体育事业做贡献、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得利益、个人当官，还是可以把他调过来的。经和班子其他成员沟通，最终取得了共识，大林进班子后，我找他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话，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两方面问题应该引起他重视。反兴奋剂问题是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含糊，体育战线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反对使用兴奋剂；我也希望他低调一点，进一步加强个人修养，提高全面素质。大林表示虚心接受，态度不错。
第一部分兴奋剂事件突如其来（1）
-138:32:41988
兴奋剂事件突如其来
在袁伟民出任体育总局局长之前的16年中，他作为国家体委、体育总局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副局长协助一把手抓全面工作，经历了体坛风风雨雨，参与和处理了许多体坛大事，饱尝挫折与胜利的忧喜，尤其是“兵败汉城”、“5•19足球事件”、“马家军风波”、“珀斯、米兰兴奋剂丑闻”等重大事件，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为此他困惑过、烦恼过，但是那时他毕竟是副手、二把手，天塌下来有一把手顶着呢，而且时任一把手的李梦华、伍绍祖都是政治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出身。对于从运动员、教练员走上领导岗位，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业务干部袁伟民来说，真正的考验、仕途中最为艰难的岁月，是把他推到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出任一把手的那五年。可以说，最惊心动魄的体坛大事，还真比较集中地发生在袁伟民当体育总局局长的几年中。
这五年，袁伟民、李志坚和体育总局领导班子率领体育战线广大群众，经历了两届夏季奥运会、一届冬季奥运会、一届亚运会、一届全运会，以及申办北京奥运会的决战之年和筹备北京奥运会的前三年，还经历了全面组织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关键阶段，全面推进体育产业蓬勃发展阶段等等，两位主要领导颇有些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但是令他们高兴的是，在合作共事中一拍即合，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总能配合得“天衣无缝”，齐心协力、知难而进。在他们同舟共济的五年里，体育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突破。
这五年，重大赛事一个接一个，重大战役一仗接一仗，重大任务一项接一项，重大事件一件接一件，在应对挑战中曾经有过的雷鸣电闪、乌云迷雾，至今鲜为人知。
这五年，伴随着成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浓缩了袁伟民仕途中最为深刻的人生感悟。袁伟民早就发表过一番“考试理论”--全运会是“小考”、亚运会是“中考”、奥运会是“大考”。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之后，他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四个多月后的悉尼奥运会这个“大考”。
有过多次奥运会经历的袁伟民，对于应对这样的“考试”原本已开始轻车熟路，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居然还有比这更大的考验，居然有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考试”！
2000年7月初，刚刚上任局长两个多月的袁伟民看到了总局体育信息所定期编发的《体育情况简报》，其中的主题是“备战悉尼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情况”。
第一部分兴奋剂事件突如其来（2）
-138:32:42758
这个报告首先引用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宁可拿不到金牌也不能使用兴奋剂”。随后介绍了悉尼奥运会前的反兴奋剂形势，提供了几个重要信息。
第一个信息来自东道主：“东道主澳大利亚既是我代表团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也是近年来在兴奋剂问题上对我攻击最多的国家之一”，他们“投资近五十万美元购置了高分辨和同位素质谱仪，进一步提高了检测水平”，“澳大利亚一直希望在国际反兴奋剂斗争中扮演领导者角色”。
第二个信息是备战奥运会的中国选手的兴奋剂检测情况：“截止6月30日，检查1583例，其中赛外检查833例，发现阳性9例，违反赛外检查有关规定的1例。检查项目为射击、游泳、田径、举重、自行车、跆拳道六个项目。”此外还完成血检167例，发现1例超标。
第三个信息是国际反兴奋剂形势：“1998年全球兴奋剂检查，阳性率1.83%，奥运会项目阳性率1.75%，而北京实验室检查的阳性率是
0.75%。”“洛杉矶奥运会前，美国的86例阳性奥运会后才披露出来。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检测阳性率始终在2.2%~3.3%之间。”
这份报告同时还提到：“中国的兴奋剂检查部门，已经与澳大利亚开展了兴奋剂互检，并且进行着EPO检测方法的合作研究，同时受澳方委托，北京的实验室将作为悉尼奥运会的备用实验室。”
袁伟民说：
这份报告提供的重要信息，使我为之一震，马上清醒地认识到：第一，澳大利亚在EPO检测方法上随时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二，尽管中国奥委会不断加大反兴奋剂力度，仍有人铤而走险，半年来检测情况说明问题仍不少；第三，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如在悉尼奥运会上发生兴奋剂事件，对申办的打击将是巨大的。
第一部分兴奋剂问题形势严重（1）
-138:32:43818
兴奋剂问题形势严重
袁伟民一眼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7月6日一份由袁伟民亲自签发的《备战悉尼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情况》送到了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份报告，既如实反映了悉尼奥运会前反兴奋剂形势的严峻和代表团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隐患；同时也反映了国家体育总局在认真抓好队伍训练、选拔等各项工作的同时，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大反兴奋剂力度的决心。
袁伟民感觉到了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出任一把手后，全面工作要抓，各项工作都要推进，我把反兴奋剂工作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要抓就要抓实抓细，我们专门制订了备战悉尼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方案，对代表团反兴奋剂工作提出了10条具体要求，并与有关单位签署了责任书，从讲政治的高度反复进行反兴奋剂的教育和动员，严格检查各项措施落实情况，尤其是在国际反兴奋剂组织飞行检测和中国反兴奋剂组织自行已安排的检测的基础上，我们又增拨了兴奋剂检测专款，进一步加大检测的面和检测的次数。
经过全面部署，对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检测后，令袁伟民万万没有想到的严重问题终于露出了水面。
第一次检测结果是：2名田径运动员尿检呈阳性，17名运动员血检超标，20名运动员血检疑似超标。在这份名单中，有著名选手，是有希望在悉尼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选手。
袁伟民回忆道：
面对这份令人惊愕的名单，我意识到，过去每次大赛提心吊胆生怕会发生的事，这一次终于发生了，而且来势凶猛、突如其来，带有颠覆性。对于兴奋剂这个体坛大毒瘤，我一向深恶痛绝，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李志坚等总局其他领导是完全一致的，使用兴奋剂会毒害运动员身心健康，破坏公平竞争，玷污体育精神。兴奋剂问题关系到国家荣誉和中国运动员的形象，是政治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能否成功也会产生直接影响。体育总局必须高举反兴奋剂大旗，绝不含糊！
第一部分兴奋剂问题形势严重（2）
-138:32:44911
8月18日，袁伟民召开总局办公会，向大家通报了兴奋剂问题的严重性。
8月20日，他召集李富荣（当时分管备战工作的副局长）、吴寿章（当时总局竞体司司长、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史康成（当时总局科教司司长，负责反兴奋剂工作）等人开会，决定对所有高危项目（有可能使用的项目）、体能类项目备战奥运会的运动员再进行一次全面血检。
再次血检是在8月29日到31日进行的，其结果表明：疑似超标的20名运动员中，有7人确定超标。此外，还发现了另外11名运动员超标。
两次血检，一共发现了血检超标运动员35人，2名尿检阳性的运动员，备战悉尼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中，一共有多达37人被笼罩在兴奋剂的阴影下。
此时，离悉尼奥运会开幕已经不到一个月了，参赛代表团名单已报到悉尼奥运会组委会，这些血检超标的运动员，让他们去还是不去？去了，后果难以设想；不去，又怎么处理好？运动员、教练员、所在单位的工作怎么跟上？名单怎么更改？如何面对海内外舆论？一系列棘手问题摆在面前，必须果断决策，全面妥善处理。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选手约翰逊以9秒79成绩“打破”百米世界纪录，但最终被查出使用了兴奋剂。各大媒体撰文指责：约翰逊欺骗了全世界！
兴奋剂危机首次波及现代奥运会，是发生在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上。当时，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因在比赛途中服食了大剂量的混合着鸡蛋清的士的宁，导致率先冲过终点后倒地不起，后经医务人员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人数急剧增长。1952年，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首次发生与苯丙胺有关的兴奋剂事件--几名速度滑冰运动员因服用苯丙胺而在预赛中虚脱，后经医生的救治转危为安。
在夏季奥运会历史上，首例因服兴奋剂丧生的事件发生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运动员努德·詹森在参加100公里自行车计时赛时突然摔倒在地，当人们去搀扶他时，发现他已经死亡，经过尸体解剖，詹森的死因之谜终于解开：原来他是服用了过量的苯丙胺和酒精的混合剂导致了猝死。
第一部分兴奋剂曾给中国丢脸
-138:32:451569
兴奋剂曾给中国丢脸
80年代初，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兴奋剂也逐渐侵蚀到了中国体育界。少数人在了解到使用兴奋剂能够提高运动成绩之后，开始明目张胆地使用它。
应该说，对于兴奋剂在中国的泛滥，当时的国家体委有的领导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体育观念的影响，对兴奋剂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甚至还说出过这样的话：假如对于提高运动成绩有利、假如对运动员的身体无害、假如在国际上不会被人查出来，使用它也是可以的——这句话后来被概括为“兴奋剂使用三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
到了90年代，中国体育的兴奋剂问题越演越烈，对中国和中国体育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袁伟民说：
此时伍绍祖当主任，在反兴奋剂问题上他是非常坚决的。我和徐寅生在这个问题上也从来没有含糊过，我们都是运动员、教练员出身的领导干部，我们知道体育是什么，体育的本质是增强人民体质，不能摧残健康；竞技体育是一个公平竞争、讲究规则、不允许不干净的事业；要在体育领域里取得成绩，必须脚踏实地实打实干，容不得半点儿侥幸和浮夸。如果允许使用兴奋剂，那就失去了搞体育的意义。90年代初，国家体委制订了反兴奋剂的“三严方针”，即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我们不断加强反兴奋剂的教育，不断调拨经费，增添检测兴奋剂的设备，提高检测能力，不断增加检测力度，查出一个处理一个。虽然也不断取得了反兴奋剂成果，但是使用兴奋剂事件还是屡禁不止。
有两起兴奋剂事件十分严重，给国家丢脸，教训惨痛，令我难忘。一起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虽然取得了出色成绩，但是在比赛结束后一个月，组委会通知我们，有17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他们中11名选手的金牌被取消，其中有7名是游泳运动员。这件事为什么一个月后才公布呢？因为在亚运会举行期间，这些尿样在日本的检测中心没有被查出来，但是人家把我们的运动员盯上了，在亚运会结束后，又将保留着的尿样送到了德国设备更先进的科隆实验室去检测，结果检测出来了。他们盯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游泳、田径等体能类项目的运动员。
在这届亚运会前不久举行的1994年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国女选手获得了16个奥运游泳项目中的12块金牌，但是他们的大面积丰收成绩引起了国际泳坛的怀疑，让很多美国运动员当场痛哭，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突飞猛进”的成绩太不可思议了，觉得他们今后永远也不可能战胜中国队了。
同样，1993年，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中国某省数位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将，大幅度刷新了一万米世界纪录，一举夺得女子长跑3枚金牌，引起国际田坛非议，比赛现场看台上就有人打出了对此成绩有怀疑的标语，挪威一位著名长跑选手也是潸然泪下。
任何一个体育项目，运动员出成绩、成才都有其自身规律，短期内、神话般地杀出黑马，技压群芳，轻易打破世界纪录，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国际上反馈回来的信息，引起了袁伟民的高度重视，他一直倍加小心地关注着这不太正常的现象：
其实广岛亚运会游泳比赛决赛前，我不放心，那天早晨我就把一位游泳教练（后来被查出尿样呈阳性运动员的教练）叫到了亚运村我住的房间里，我问他到底有没有给运动员用兴奋剂，现在说还来得及，马上换人，不能给国家丢脸。我耐心地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回答说：“没用，我没给运动员用。”当时我虽然有很大怀疑，但是他说没用，我也无法证明他用了，也不能不让他带的队员参加比赛，结果最后还是被查出来了，在国际上影响很坏。这件事想起来还后怕，如果那次在广岛亚运会期间当场被查出来，那么这10多名运动员就要被赶出亚运村，送回国，丢丑就更大啦！后来，我们非常严厉地处理了这起兴奋剂事件，那位教练被终身禁止带队员参加比赛。
第一部分誓要铲除毒瘤
-138:32:461544
誓要铲除毒瘤
1998年在澳大利亚珀斯举行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一名中国运动员和她的教练员携带违禁药物生长激素（HGH）入境被澳大利亚海关查获，并被取消参赛资格，比赛期间又有四名中国运动员赛前尿检呈阳性，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中国的这起兴奋剂事件，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几乎“群起而攻之”，百余家媒体做了抨击，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国游泳代表团是“该死的说谎者”，整个国家都应该取消资格BBC新闻报道说：瑞典游泳队认为，应该取消接下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杯游泳赛，因为中国的兴奋剂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游泳的形象，也伤害了整个国际游泳界。加拿大CBC网谴责了中国运动员入境时被查出随身携带兴奋剂后，指出这个时候即使中国坚持他们的队员并没有使用兴奋剂也是徒劳的，因为数字统计早已说明了一切：1990年之后超过40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这个数量是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游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人数的三倍。这些历史的教训令袁伟民痛心，使他下决心更加坚决地反对使用兴奋剂，坚决捍卫国家声誉。
使用兴奋剂不仅仅践踏公平竞赛、违背道德、损害国家形象，更重要的是严重危害运动员身心健康。一般说来，使用兴奋剂会出现性格变化，产生药物依赖性，导致细胞和器官功能异常，产生过敏反应并损害免疫力，引起各种感染和疾病，如肝炎、心脏病、肾病、精神病、成年女性男性化等等。许多有害作用只是在数年之后才表现出来，而且即使是医生也分辨不出哪些运动员正处于危险期，哪些暂时还不会出问题。运动员如长期使用兴奋剂还会导致妄想型精神病，如大量使用后又停用，可能产生戒断综合症，表现为抑郁、疲劳、睡眠障碍等，身体各项功能全面瘫痪。
使用兴奋剂还可引起中毒，包括心动过速，瞳孔扩大，血压升高，反射亢进等等，袁伟民说：
国际体坛自从出现了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以后，每年都有运动员猝死在运动场上或其他场合，数字是耸人听闻的。我一直很关注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体育科研所、信息所给我提供的这方面简报，有的我还一直保
百米女子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金牌得主美国乔伊娜（右三），1998年9月21日晚在睡梦中猝死。这个留着美丽长指甲的田径场上的“花蝴蝶”，被疑似使用了兴奋剂。
留着呢，非常触目惊心。
进入新世纪，国际体坛兴奋剂泛滥，丑闻不断。我从简报上看到：2004年2月13日，1998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意大利人潘塔尼猝死在意大利里米尼附近的一个旅馆中，年仅34岁。潘塔尼自1998年夺得环法冠军后就再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成绩，在1999年的一次例行药检中，他被查出红血球含量高于正常标准。从2003年1月到2004年2月，已经有8名自行车选手死于突发的心脏病。他们有的死在睡梦里，有的死在医院中，有的死在聚会后，还有的就死在比赛中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他们中多人的死亡都被怀疑与EPO有关。EPO，学名“血红细胞增长素”，它能提高血液中红细胞数量，是耐力型运动如游泳、田径、自行车等项目的运动员最普遍使用的一种兴奋剂。2003年，154名法国自行车运动员接受检测，有29.2%的人体内红细胞数量超标，出现使用过EPO的症状。受检车手中，还有6%~7%的人肾上腺已经受到了损害，可能“随时死亡”。据国际自行车联盟估计，去年大概有70名西班牙职业车手都使用了这种禁药。
袁伟民激动地说：
兴奋剂是体坛的大毒瘤，它对运动员身心的危害、对公平竞争的破坏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作为中国体育界的主要领导，如果我不坚决保护运动员的健康，我不坚决为净化体坛而斗争，那就是我的失职，那就是犯罪，我良心不忍！
第一部分动真格的，决不手软
-138:32:471469
动真格的，决不手软
在中国体育界跟兴奋剂斗争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反不反”的问题，而且存在着“真反还是假反”的问题。袁伟民、李志坚率领体育总局领导班子，痛割兴奋剂毒瘤的决心是下定了，但是要做到既坚决又妥善，处理好悉尼奥运会前“血检超标”的突发事件，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要讲政治、讲科学、讲事实，这是袁伟民在处理这起突发事件时，给自己定的一个原则。他和分管反兴奋剂的李富荣、段世杰两位副局长一起，首先高度重视、严格检查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的工作，特别强调对EPO血检的科学性，直到了解到我们检测中心对EPO血检的一系列程序、手段、方法、标准都和悉尼奥运会检测中心完全相符，才放心。
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对立双方一直是一种“警察抓小偷”的关系，还是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使用了兴奋剂但是没被查出来，就好像小偷偷东西得手又没被警察擒获；而随着国际上反兴奋剂斗争的深入，一批药物被列入兴奋剂名单之后，总会又有一批新药被研制出来。
EPO就是这样，它是兴奋剂从“大力补”时代进入到“高科技”时代的医药学杰作。因为通过一般的尿检方法无法检测出人体是否使用了EPO，而进行血检、从运动员身上抽血化验的做法，又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道德争议。因此对于EPO这个“小偷”，国际体育医学界、国际反兴奋剂组织一直试图“双管齐下”：一方面争取使血检的方法为国际奥委会采纳；另一方面希望发明一种更先进的检测手段，最好是通过传统的尿检方法也能抓住这个“小偷”。到现在为止，EPO仍然是最难被查出的一种兴奋剂形式，只能通过血检才能查出。
悉尼奥运会之前的奥运会兴奋剂检测都还没有使用血检方法，因此，国际、国内体坛有些即使被怀疑有可能使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也总能溜之大吉。这次国际奥委会批准在悉尼奥运会进行EPO血检的消息传来，正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行进行第三次血检的时候，这说明袁伟民对国际体育反兴奋剂的趋势是有敏锐洞察力的，是积极采取措施自觉抵制兴奋剂，主动防范中国运动员在悉尼奥运会上可能出现的丑闻。
袁伟民多次召开总局办公会议，细致研究血检超标事件处理方案：怎么内部处理，怎么对外公布，怎么向领导汇报，怎么给群众交代，怎么调整参赛名单，怎么不影响备战都要想细、想周到，各项工作都要做到位。
9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所有被查出有血检超标问题的省市，都要派出省市体育局主要领导参加会议，会上公布了两次自查检测EPO血检的结果，告知国际奥委会已批准在悉尼奥运会期间进行EPO血检和尿检，宣布体育总局已决定所有血检超标的中国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
袁伟民翻开笔记本，看了一下说：
这时离悉尼奥运会开幕还有15天，离代表团出发还有10天。
9月1日下午的会前，我写了这样几点：
第一，这次血检是我们和兴奋剂斗争的一个突破，这场斗争远没有完；第二，反兴奋剂的态度要坚决，但处理上要积极稳妥；第三，给省市领导做好工作，要耐心要细致--为此专门写一封长信；第四，向国务院领导同志专门汇报一次；第五，检测中心一定要科学合理公正，不能出问题，要严格按兴奋剂检测的程序办事；第六，要收集好材料；第七，开一个项目中心的主任会，主要谈反兴奋剂问题和备战问题，如果会后各方面都配合的话，这么多工作要做，时间上都觉得来不及，然而使我们远没有想到的是，血检超标名单一公布，看到我们动真格的了，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第一部分不干局长也要顶住压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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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局长也要顶住压力
受这项决定影响最大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
在收到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汇报“血检超标”事件的报告的同时，一位国务院领导人也收到了该省一位负责人的一封信，要求对运动员再进行一次血检，以便让该省女子中长跑运动员重新获得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的机会。
袁伟民对“能不能重查”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他明白，这是一个和兴奋剂斗争的常识问题：国际上之所以使用“飞行检查（突然到达）”的办法，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达，使得运动员在使用兴奋剂之后，可以再使用“掩盖剂”迅速消除兴奋剂的痕迹。如果同意“重查”，提出希望重新检查的人做好了准备，是能够保证再次检查时没有任何问题。而事实上呢？一旦通过了检查，拿到去往奥运会的通行证之后，难以保证他们就不再使用兴奋剂了，毕竟目标是为了成绩，带着这些“危险品”去悉尼，在检查水平更高的奥运会赛场上，我们的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可能性岂不是更大？国际影响岂不是更坏？他们不但无法为国争光、夺取奖牌，甚至连北京申奥的前程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袁伟民一边翻自己的记事本，一边说：
怎么可以重查一次呢？兴奋剂检查必须是突然袭击的。国际上规定，运动员不能拒绝事先未知晓的飞行检查，如拒绝，则作为阳性处理。现在我经过突然检查，查出你有问题了，然后又高抬贵手同意再重新查一次，而你事先知道要查采取了防范手段，这不就是放过你了吗？这完全是一个涉及到真反兴奋剂还是假反兴奋剂的原则问题！我不同意。可是，某省领导不断地给我打电话，要求给机会“重查”，这个本子上都记着呢：
2000年9月5日，下午该省一位主要领导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40分钟。晚上到家里，该省另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25分钟，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重查”，说再查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没问题就去。
第一部分不干局长也要顶住压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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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该省的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局局长专程来京找到袁伟民，为此，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总局领导都出席了，谈了两个小时。
这位副书记修养不错，对这个问题谈得比较客观。但另一位省领导好像对反兴奋剂的情况了解甚少，还说据她所知，国际上运动员都在用，意思是我们不用就吃亏了。当时在会上我批评了该体育局局长，批评他没有如实向领导汇报国内外反兴奋剂斗争的情况。
但是不管袁伟民如何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他们仍然不断在做工作，尤其是努力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要求重查一次。一位上级领导在9月6日和7日晚两次给袁伟民打电话，一次40分钟，一次45分钟，潜台词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虑个人的乌纱帽，也许就会按这么多领导的要求去做，冒着置国家形象于不顾的危险重新进行血检，让那些血检超标的运动员一下子恢复“清白”、出征悉尼奥运会。
而袁伟民是不会这么做的！他顶住了各方面压力，坚持不重新进行血检，坚持不让所有血检超标的运动员参加悉尼奥运会--为了真反兴奋剂，为了保护运动员健康，为了维护公平竞争，为了中国体育和国家的形象，为了北京申奥成功，袁伟民宁愿自己承受更多的压力。他说：
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在压力面前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色和性格。袁伟民不怕承受压力，只要自己认为这件事对国家有利、对事业有利，他就敢于顶着各方面压力去做；他强调体育中的公平竞争原则，信奉和坚持自己的体育理想，因此对于违背体育道德和违反体育理想的兴奋剂现象毫不留情、毫不手软。
第一部分对外公开“血检超标”消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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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公开“血检超标”消息
在压力面前，很多人做的很多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难免没有私心。甚至正是袁伟民这种“不给人面子”、“不顾金牌数量”、“不管自己前程”的做法还让人有些不解。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身份带兵打仗，代表团成绩的好坏关系着他的“乌纱帽”；毕竟，这是决定北京申奥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成绩的好坏对于北京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袁伟民就是袁伟民，在他心中，国家利益、中国体育的形象远远高于自己能不能继续当体育总局局长；他非常明白，金牌数量可能会影响北京申奥，但是兴奋剂问题更是可能会让北京申奥一败涂地，于是他甚至有些“不管不顾”、“一意孤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此时就不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9月6日，距离奥运会开幕只有十天了，距离袁伟民率团出发的时间只有五天了。他再次就血检问题召集了专门的办公会，紧急研究由于中国代表团参赛人数减少可能带来的各方面的反应，以及中国奥委会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应对策略。
在反兴奋剂问题上，袁伟民不仅要面对动真格以后的压力，还要面对国际组织、国际舆论有人采取双重标准，借机攻击中国。西方国家出了再严重的兴奋剂问题，都是运动员的个人行为，而中国出了兴奋剂问题，就被说成是“国家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搞兴奋剂，后台是国家，是政府”，就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袁伟民说：
第一部分对外公开“血检超标”消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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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忘记，1996年奥运会开幕式，当中国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美国的电视转播主持人对全世界这样解说中国体育：“他们的田径和游泳运动员近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现在使用兴奋剂国家的运动员入场了”这样的说法，引起了全世界华人的反感，这件事还闹得比较大，美国当地的爱国华人华侨还抗议，要求这位主持人向中国代表团道歉！
一方面我们在兴奋剂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有人又以此为炮弹做政治文章攻击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需要我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此事公布还是不公布？不公布，扛不住，这么多已报了名的运动员要留在家里；公布，就是送上门的炮弹，引火烧身。经过反复推敲，我们决定坦然面对，请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主动公布来自中国奥委会的消息：2名中国运动员由于尿检呈阳性，25名中国运动员由于血检超标，将不参加悉尼奥运会。紧接着又让中国奥委会新闻发言人主动就中国体育代表团赴悉尼人数有变化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为什么血检超标是30多人，却只说27人不参加悉尼奥运会呢？并不是另外9个人就放行了，而是这9个人参加的项目规定是可以换人参赛的。血检超标，还不能立即判阳性，还要进行尿检确认阳性后，才能公布名单进行判罚，不让这些人参赛，不是判罚，而是中国奥委会维护奥林匹克的纯洁性，自觉防范悉尼奥运会出现兴奋剂事件的措施。所以在对外表态上要把握一个度，既不能回避事实，又不能夸大事实，让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攻击我们。
对外公开“血检超标”消息时，已临近出发前，无论是在出征前的首都机场还是一抵达悉尼奥运村，中国奥委会新闻发言人都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她都代表中国奥委会坦然地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有一位记者问：“中国代表团是个大团，现在总人数减少了十分之一，什么原因？对此有何看法？”发言人沉着明确地回答：“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的人数确有一些变化，主要原因是有的队员在血检中有疑问，为了他们的健康，不再参加此次比赛。同时，还因为有的队员出现了伤病，有的项目削减了部分替补队员，以及根据组委会规定，运动员人数减少，教练员、医生、官员人数也要相应减少，因此中国体育代表团最终参加悉尼奥运会的人数少于原定人数。”不回避、不掩盖、准确、清楚地回答，既实事求是地表明了态度，又防止了有人夸大其词，把代表团总人数减少等同于“血检超标”人数。
第一部分国际舆论一片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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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一片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