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记者问：“有人说中国进行血检，是为了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而采取的突
击措施，自我保护措施，请问是这样吗？”我们的发言人同样坦然回答：“国际奥委会已经批准，在悉尼奥运会上采用血检加尿检的方法检测EPO。这是国际反兴奋剂斗争的重大突破，中国奥委会坚决支持、拥护。和有些国家一样，中国奥委会1998年就开始对有些项目采用血检的方法进行兴奋剂检测，不断加大反兴奋剂的力度，今年以来，8个月我们就尿检了2268例，并进行了300多例血检。”
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态度鲜明，代表中国奥委会表示，为了维护运动员的健康、维护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的原则，中国体育代表团做出对血检中有疑问的运动员不再参加本届奥运会的决定，这是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的一贯立场。中国奥委会坚决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各单项体育组织一起，将这场反对使用兴奋剂的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在兴奋剂问题上的严厉举措，使得国际舆论风向大变--得知中国把那么多运动员留在家里不参加奥运会，原来批评中国、质疑中国、诋毁中国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都开始赞赏中国的行动：
美联社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我不失望，我很高兴，非常高兴，那是个好消息。”“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干净的奥运会。我们相信中国人，他们与兴奋剂进行着斗争，这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对我们体育的形象是个好消息。”
欧洲媒体报道，当时的欧洲各国奥委会联合会主席（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说：“其他国家应该像中国一样在赛前抓出那些有欺骗行为的人。那是一个好的迹象，这表示中国当局希望一个干净的体育，这对北京申办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信息，也给世界一个很好的信息。”
路透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美国的德弗朗茨对中国当局的决定表示赞赏，认为这将提高中国的体育形象，加强他们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机会，她说：“我对行骗的运动员感到失望，显然这些运动员没有勇气以自己的能力参加比赛。我个人认为这些人都是懦夫。我很早就说过，那些服用禁药、不敢以自己的实力进行比赛的运动员应该留在家里。”
美联社报道，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庞德认为，中国少数运动员的退出是个积极现象。他说：“欢迎中国撤回7名赛艇选手，这是一大进步。这说明了人们知道我们对反禁药是非常认真的，而且我们也掌握了足够的科技进行有效的药检。在比赛中被验出服用禁药的尴尬，是促使他们决定不冒险的原因。”庞德所说的“中国撤回7名赛艇选手”是指已经抵达了悉尼的这7名中国选手也被袁伟民撤回了，原因是：当时这7名赛艇运动员在国内第一次进行EPO检测的时候就是“疑似”人员，指标稍稍低于界限值。但当时由于他们急于出国，而且本身又没有超标就让他们出去了。如果不被召回，难保悉尼检测中心不会查出。
当时袁伟民解决问题就是这样细心、彻底，连已经到达悉尼了的也一个不漏地被叫回。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结果真被他言中了：这支队伍到悉尼之后，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通过检测了，于是放松了“警惕”，而当他们被召回国再次进行血检抽测时，结果查出这7名运动员血检都超标了。
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翰·科茨表示支持中国代表团的决定。他说：“据我所知，如果红血球的数量超过50%，应该基于健康的理由让选手退出比赛。至于公平竞赛的原则，这些红血球数量高的选手将在比赛中占有优势，让他们退出将确保本届比赛在更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我想这符合了奥运精神。”
第一部分忧心忡忡参加悉尼奥运会
-138:32:531575
忧心忡忡参加悉尼奥运会
美国白宫禁药措施办公室主任巴里麦卡西将军专门致信袁伟民，赞扬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打击禁药方面所做的工作，认为这一做法充分表明了中国体育反兴奋剂的决心。信中说：“这一行动充分证明中国对待自己队伍中害群之马的严肃态度，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信号，说明中国下的决心是多么大。可能有人认为这件事是中国体育的一件丑闻，但我们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好的征兆，是中国和国际社会携手共同打击禁药的标志。”
袁伟民有些激动地说：
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国际上会把我们作为反兴奋剂的榜样，也没想到后来还能拿到28块金牌。我们态度如此坚决，人家也没有放松盯住我们。中国代表团一进驻悉尼奥运村，刚放下行李，就有好几个项目的运动员被通知去兴奋剂检测中心检测，从进村第一天到奥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被检测的运动员共112人次，可喜的是未发现一例阳性，真正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正如麦克莱齐报业集团属下一家过去对我们不太友好的媒体当时刊文所说：“即使是这样，中国亦然还在被怀疑中，那么中国有什么样的办法来消除别人的这种想法呢？那就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能在这届奥运会上取得很多奖牌，那么世界将相信他们是清白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是好样的，他们没有受到这次“血检超标”事件的影响，赛出了应有的精神面貌，创造了金牌数和奖牌数超过历届奥运会的好成绩。
是的，假如兴奋剂这个毒瘤被袁伟民他们狠狠地动了刀子，但是悉尼奥运会的成绩下降了，不如往届了，那么，国际舆论又会是怎样呢？国内的反响，从中央领导到广大群众又会是怎样呢？对中国体育界的打击又会是怎样呢？自己的为官之路上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这一系列问号，要让善于思考的袁伟民不想是不可能的，他都想到了，而且明明白白：
假如是这样的结果，那么一切的一切必然是唯你袁伟民是问，吃不了兜着走！这个结果对我个人来说，大不了丢了乌纱帽，我能承受，但是对国家、对中国体育界的打击和损失，我个人是承受不了的。国际舆论也许就会出现另一种声音，他们会说中国一反兴奋剂，成绩就下来了，说明过去的好成绩都有水分，都有使用了兴奋剂的因素国内从领导到群众也许就会对你把血检超标的运动员留在家里的做法产生怀疑，对体育界反兴奋剂工作更会是毁灭性的打击，有些项目对今后夺金就会丧失信心，会认为不使用兴奋剂就是拿不了金牌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就太糟糕了。可是谁能保证每届奥运会都能赛出最好成绩呢？即使不出兴奋剂的问题，赛前也无法保证本届奥运会的成绩就一定超过上一届啊！
的确，悉尼奥运会是在非常时期进行的一场非同寻常的艰苦战斗。
袁伟民担任局长之后，第一场大战就是悉尼奥运会。虽然指挥大赛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这一次的身份毕竟不一样，这一次出征之前的“血检事件”，犹如当头一棒，虽然没把他打晕，但是这一棒会不会把他打下台，还不得而知。所有的人都关注着他、盯着他的成与败。
兴奋剂问题使悉尼奥运会之前的袁伟民颇感煎熬，“急火攻心”的结果，没有写在脸上，没有印在心里，却表现在头上--他不能把这股火气当着代表团成员的面发泄出来，他也不想把这个印象随代表团一起带到悉尼，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结果内火参天，头顶上长了很多湿疹，结成一片片痂，中西医一起出手治疗，怎么治也治不好，用他夫人的话说：“脑袋像是顶着一头‘锅巴’”。
执教中国女排的八年，屡战屡胜给袁伟民留下了一条宝贵的经验，那就是竞技场上无私才能无畏，只有丢掉个人的一切私心杂念，轻装上阵，才能赛出水平。这不仅是经验，也是竞技体育中的一条规律。袁伟民深知作为运动员、教练员需要把握这条规律，作为官员也不能例外。
第一部分打好开局，事半功倍（1）
-138:32:54724
打好开局，事半功倍
2000年9月12日，顶着一头“锅巴”的袁伟民，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精神抖擞地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悉尼。代表团由488人组成，运动员311人，其中男选手107人、女选手204人；运动员总人数在参加奥运会的各国代表团中排在第六位，前五位的是：澳大利亚650人、美国595人、俄罗斯501人、德国432人、法国340人。
自从1984年中国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以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人数一届比一届多，每届都以10%~20%递增。但是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人数则少于前一届亚特兰大奥运会。问题还在于，有一些有可能争金夺牌的运动员被留在了家里，据粗略统计，大约会有8~10个小项受到影响。袁伟民意识到，过细地做好各项工作，打好开局，鼓舞全团士气，显得格外的重要。
袁伟民说：
中国古代兵法讲究“慎重初战”，我在指挥奥运会的大兵团作战时，也一向特别重视“初战”，一直强调“打好开局、旗开得胜、鼓舞士气、乘胜追击”。
“初战”中有这样几个含义：第一块金牌、第一天比赛、第一阶段和第一战役的比赛，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上，每当“初战打响”的时候，中国代表团都会取得满意的成绩；而“初战打哑”时，则会陷入很困难的境地：
1984年奥运会，“初战”中，许海峰“零的突破”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的精神和士气，结果一共获得了15块金牌，大大超过了国际媒体预测的“10块左右金牌”；
1988年奥运会，张秋萍、何灼强的“初战”失利，给整个代表团的前途蒙上了阴影，一直到第八天才见金，最后中国只获得5块金牌；
第一部分打好开局，事半功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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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奥运会，庄泳的闪亮开局既是中国游泳的历史性突破，又给整个代表团带来福音；
1996年奥运会，孙福明的胜利极大地弥补了王义夫失利造成的危险。
对于“初战”概念来说，“第一战役”的意义最为重要，这也是袁伟民一贯强调的指挥思想，他认为：
第一天的比赛很重要，关系到“开局”是否有利，但是从奥运会的整个进程看来，“初战”应该是最初三天、甚至四天的比赛。“打好开局”、“慎重初战”，是因为奥运会是国家、地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抗争，它不同于单项世界锦标赛，单项世界锦标赛是一个项目内的争夺，而奥运会是28个大项300多个小项，17天里全面开花，各国家、地区代表团之间的全面较量。代表团指挥部要率领的是大部队打大仗，是大部队同时同场竞技，这里就有一个代表团内部各项目之间相互影响的问题，搞好了就能相互间起好的影响，搞不好就有可能相互间起负面影响。打好开局还因为，中国的优势项目大多是赛程前期的项目，旗开得胜格外重要。
开局打响，首金按计划冲击成功，代表团的氛围就不一样了，似乎人人沾光，为之一振，就容易鼓舞士气，乘胜追击；如果第一炮打哑了，该拿的没拿下来，压力就会转嫁到第二天，再拿不下来，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如果几天不开壶，就会像得了传染病一样，阴影很快会蔓延开去，不仅会影响本项目其他小项的发挥，还会影响到别的项目，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承担冲金任务的项目就会越来越紧张。汉城奥运会就是这样连续七天不见金，一个接一个失手，被媒体称为：黑色的七天。
在进驻奥运村的动员大会上，尽管袁伟民特别强调了开局的重要性，反复列举了前四届奥运会的经验和教训，然而，比赛第一天，最有把握的第一枪还是打哑了：第一个冲金点是女子10米气步枪的比赛，成绩一直稳定上升的小将赵颖慧，在这个项目前一年的世界锦标赛中，所有的冠军都属于了她，媒体赛前评论为，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首金非赵颖慧莫属。比赛结果，她大失水准，连决赛也未能进入。奥运会“五朝元老”王义夫在男子气手枪比赛的资格赛中表现不错，领先进入决赛，但是最后一枪失手，最终获得银牌。虽然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但是袁伟民历来不怕出现问题，就怕解决问题不及时，开局的问题尤其需要做到解决问题不过夜。
第二部分开局不利，赵颖慧压力重重
-138:32:561514
开局不利，赵颖慧压力重重
赵颖慧在预赛结束之后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几乎都不想再打下去了。”预赛她只打出了393环，并列第九，未能进入决赛。比赛时她已经记不得自己最高打了几环了，只记得打了好几个9环，几乎失去了继续比赛的勇气。她自己分析说，这次比赛失利，主要因为对自己过于苛求，太紧张、压力过大，心理状态不稳定。
中国射击队总教练孙盛伟则认为赵颖慧思想不够集中，在比赛前训练连续打出10环出头的成绩时自己心里不踏实，当比赛真正开始打出第一发9环后，思想上有些波动，等打出第二发9环，压力就越来越大。因为按照以往经验，资格赛成绩一般在396环以上才能进决赛。她已经丢掉2环，这意味着必须在后面的比赛中不能再有失误。实际上，像奥运会这种大赛对成绩发挥不要期望太高，今天的比赛别人成绩也都不好，394环就能进决赛。而赵颖慧的压力，使得她精力难以集中，后面的比赛更加不理想。
领队冯建中则认为虽然比赛前赵颖慧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比如一旦比赛开始落后该怎么办等，但比赛中赵颖慧由于对自己过于苛求，期望值太高，对比赛开始就出现9环的意外没有处理好，造成紧张。实际上，当开局不利时，后面如果放松一点，完全可以赶上去，但她心里还是太急了一点。
其实，赛前一直在察颜观色、捕捉运动员思想状态的袁伟民，已经发现了一些苗头：
我听说，赵颖慧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问：“我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人家都在看我啊？”凭我的经验，觉得这个运动员脑子里有想法，因此在比赛前，我就和冯建中（时任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现任体育总局副局长）谈到，虽然我们中国有多名选手具备夺金希望，但必须要在各方面做好准备，教练员要摸清每一位队员的心理状况，帮助队员放下思想包袱，因为射击比赛对选手的心理要求极高，虽然我们选手具备夺金实力，但是比赛中面临的对手也很多，像王义夫这样的老队员，经验丰富是他的一大优势，但同时以往的成绩也可能成为他的心理包袱；而像赵颖慧那样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队员，虽然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奥运会竞争之残酷是他们无法想象到的，对于年轻队员来说，压力过大，会被压垮。为此教练员们一定要摸透新老队员真实的想法，准确地判断出队员是缺少自信还是自信过头，要帮助队员把心里的“鬼”赶走。
第一天的比赛结果，说明射击队领队、教练并没有在赛前及时发现问题，帮助运动员把问题解决在比赛之前。在当晚指挥部召开的午夜例会上，全体领队、总教练参加，袁伟民针对开局出现的问题，要求所有的项目都要从中吸取教训，强调各个项目领队、教练都要帮助运动员在技术上、战术上和心理上做精心准备，强调程序化参赛，强调提早设想各种困难，考虑到比赛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细节，提出了“于细微处见金牌”的要求。
同时，袁伟民提醒射击队：
每位参赛队员都要认真准备，因为前两届奥运会就出现过赛前不被看好的队员夺取金牌的现象，如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的张山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杨凌，他们都是奥运会前差点没报上名，后来却夺得冠军的。所以，比赛之前对每一位选手都不要轻易放松。
袁伟民装在脑子里的这两个例子，都是中国射击运动历史上的经典--
1992年奥运会，女选手张山获得了双向飞碟的参赛席位，因为这是一个男女混合项目，所以在报名的时候，有关部门不同意让张山参赛，认为一个女选手战胜男选手夺取好成绩的希望不大。当时，射击队的教练们力主张山参赛，终于说服了有关领导。结果，张山创造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奇迹，不仅获得金牌，而且在资格赛中打出了200发子弹全中的好成绩。
第二部分陶璐娜打破局面
-138:32:571253
陶璐娜打破局面
1996年奥运会，当时有四位实力相当的中国运动员争夺移动靶射击的两个席位，相比之下，北京选手杨凌并没有优势，后来，移动靶教练蔡添响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决定放弃从小到大由他亲自培养的一位福建选手（蔡添响是福建人），让杨凌参加奥运会，结果杨凌一举夺冠。
中国体育代表团虽然第一天没有夺金，但从中总结了教训，全团引以为戒，进一步理清了思路，根据团部“于细微处见金牌”的要求，射击队根据驻地与比赛场地较远的实际情况（一个多小时车程），强调参赛程序化，精确地列出了每一个运动员的时间表：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乘车、几点练习、几点比赛每个时间段要带什么、勿忘什么、注意什么一清二楚，使运动员感到一切有序而笃定。
第二天早晨，中国射击队6：30吃的饭，7：00坐上班车，提前来到场地开始空枪预习。夺冠之后的陶璐娜后来说：自己那天感觉枪特别稳，这跟比赛之前练习的时间比较长有关系。
其实，陶璐娜在资格赛过程中也一度出现了不稳定，试射了12发子弹，前两组尤其是第二组一开始就打了两个9环，不是很顺，许海峰把她叫回来，跟她说了一番要领。打第三组，突然出现了一个8环--8环在气手枪比赛中是比较危险的。这时候许海峰又把她叫回来，总共叫回来两次，这两次还是非常及时的。第三组第九发打了8环以后，一直到第四组整个的10发子弹，一共打了11个10环，赢得了场上阵阵掌声。
陶璐娜的资格赛成绩是390环，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成绩，尤其是在奥运会这样大的比赛中就更加难得了。
2000年9月15日杨霞在悉尼奥运会上，以125公斤的总成绩，夺得女子举重53公斤级金牌。
在决赛之前，许海峰非常耐心地给陶璐娜布置战术，许海峰没有告诉她第二名的成绩是多少，陶璐娜只知道自己是390环，知道自己是第一名进入决赛，但是不知道其他选手的成绩，她也没有问，这是队员和教练之间的默契。许海峰后来谈道：告不告诉运动员预赛时对手的成绩，主要是看会不会对队员造成影响，当时2环不是很大的优势，人家可能赶上，怕她心理上有压力，所以就没有告诉她。决赛中，许海峰说并没有要求她打10点几，这根本不太可能，因为在奥运会这种比赛中，能要求她打到9.5环就够了，如果保证每发在9.5环以上，不会有大的闪失，就肯定拿下这块金牌。陶璐娜就是在许海峰和射击队非常精心的照顾下，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水准。她说：“我准备得特别充分，我和我的教练一切都心中有数，而且我也没有觉得今天的比赛有什么大的压力，因为都准备好了。”
中国代表团在开赛第二天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枚金牌，这块金牌似乎来得有点儿晚，但是也来得及时。陶璐娜夺金，吹响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全面进军的号角，从这一刻起，好成绩就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中国运动员的身上，特别是在第一天受到挫折的射击队完全扭转了过来，举重队、体操队也纷纷拿出了好的比赛状态，开始冲金争奖。陶璐娜的夺金使中国代表团出现了转折。
第二部分辉煌的中国日（1）
-138:32:58796
辉煌的中国日
而开赛第三天，中国代表团更是迎来悉尼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日”--
赛前并不被看好的蔡亚林成为第一匹“黑马”，夺得了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虽然男子10米气步枪不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悉尼奥运会第三天中午12点，蔡亚林在两名俄罗斯选手古哈吉比科夫与阿伦尼科夫的夹击下单枪突围，以696.4环的成绩夺得奥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同时也打破了该项目的奥运会纪录。
女子举重53公斤级比赛中，土家族姑娘杨霞微笑着将世界纪录举过头顶，她的金牌揭开了我巾帼力士奥运夺金的序幕。
中国女子举重队是当天上午8点离开驻地前往比赛场馆的。在巴士车上，活泼好动的杨霞问坐在一旁的举重队领队韦迪：“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大赛前的感觉，好像平常一样，感觉不到紧张，这正常不正常？”韦领队说：“我给你测一测心跳脉搏，就知道你到底紧张不紧张了。”杨霞很认真地卷起袖子露出自己的手腕。过了一会儿，她急切地问韦领队到底怎么样，韦迪一脸疑惑地说：“你怎么没有脉了？”杨霞顿时笑得前仰后合，引得整个车厢欢笑一片。赛后韦领队说，大赛临头，队员还能够笑出来，这就说明心理素质绝对过关。当时他就想，这块金牌，没跑！
而笑则是杨霞留给袁伟民最深刻的印象：“小姑娘一笑两个酒窝，特别可爱！”在预赛中成绩不佳的中国体操男队的小伙子们众志成城，顽强拼搏，力克各路好手，圆了几代体操人的团体冠军梦。
在总结开局比赛的时候，袁伟民着重表扬了两个人：一个是举重运动员杨霞，说她“一笑两酒窝”，非常可爱，她的精神面貌显示了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风采；另外一个是射击运动员蔡亚林，这个战例证明，不管你以前的成绩如何，不管队里是怎样为自己定位的，只要敢于拼搏和善于拼搏，奥运会赛场上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发生，只要破除迷信、全力拼搏，就有可能由弱变强。
第二部分辉煌的中国日（2）
-138:32:59649
袁伟民在奥运会上的临阵指挥，基本不到具体项目比赛的现场。6届奥运会，除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作为率领中国女排夺冠的教练外，其余5届他都是中国代表团赛事的总指挥，他的指挥习惯是天天坐阵在奥运村，除了因参加国际会议或外事活动需要外，他基本不出村，当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时率团出征，组委会给他在村外五星级宾馆安排了豪华住房，他也从不去住，不观光、不旅游、不逛街，天天守候在奥运村里他那十余平方米的团长屋里（一般都只有那么大），办公、住宿合而为一。20多年，每届奥运会他都和运动员、教练员同吃一个餐厅、同住一幢楼，所不同的是，每天运动员坐车去赛场比赛了，他就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掌握电视遥控器，啪嗒、啪嗒，从这个台看到那个台。奥运村的电视有各赛场传来的各路信号，这是袁伟民不去现场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
我坐在村里看电视，可以看到各个赛场的比赛，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既可以看得多、看得全，还可以从特写镜头中，看到运动员的表情，从他们的神态中还可以看出些苗头，琢磨些问题。到现场去看只能看一场，赶来赶去一天也只能看两三场、三四场，怎么能掌握全局的信息？再说，都到这个时候了，应该充分相信一线的指挥，少去少干扰，不去不干扰，去了坐在那儿不说话，没准他们也会感觉到有压力，所以奥运赛场上一般见不到我人，女排个别场次比赛，他们希望我去看，我即使去了，现场也很少发表意见，不影响教练指挥。我一般都是赛前赛后帮助他们发现问题，他们能自己解决的就自己解决，不能解决的我帮助解决。
第二部分“三加一保险”失利
-138:33:001277
“三加一保险”失利
开赛第一天，除了两个有希望获得金牌的射击项目以外，这天袁伟民最看重的是体操的男子团体资格赛，因为这场比赛将关系到中国选手能不能在自己的强项上获得单项的决赛资格。结果中国队表现不佳，团体总分输给了俄罗斯。俄罗斯队总教练阿尔卡耶夫一句“我们从未在奥运会上输给中国队”，唤起了俄罗斯选手的斗志，9月16日的预赛中，俄罗斯队前三项领先中国队1.021分，使得中国队在后面的比赛中失误增多，失去了很有希望获得金牌的男子跳马和鞍马两个单项决赛资格。
中国队领队张健说：自从1983年中国男队从前苏联队手中夺取团体世界冠军以来，双方曾多次交手，而悉尼的团体预赛，是两队交手十多年来，中国队比得最差的一次。
这两个失去决赛权的单项里，以男子跳马最为可惜，因为当时中国队有李小鹏、肖俊峰和杨威三名具有夺取金牌实力的选手，而且这个项目的总裁判长还是昔日中国的“体操王子”李宁——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在中国队这一边，但是这个“三加一保险”却在预赛中彻底输了。
在预赛之前，体操队的领队张健（时任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高健（后任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在观看了俄罗斯队的赛前训练之后觉得很乐观，向袁伟民汇报说赢俄罗斯没有问题，认为双方有三四分的差距。这时候袁伟民就提醒他们吸取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教训，因为那届奥运会，中国男队的整体实力很强，对团体冠军志在必得，但结果却失利了。
袁伟民说：
我这个人是这样，刚开始我提醒你该注意什么，如果你不听我的吃了苦头，我就把你找来开会，和你们一起分析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但是我相信你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那天就是这样。比赛结束后，我把张健、高健、黄玉斌等体操队的领队、教练叫到团部开会，我指出他们赛前对奥运会竞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静态分析彼我双方实力，产生盲目乐观，没有发现运动员的思想、心理是变化的，如果事先不发现，不帮他们解决，带上场，就必然影响技术发挥。那天我给了他们一些压力，要求他们回去立刻做转化工作，不能过夜，而且和他们讲明白，这个压力只能到领队、教练为止，不允许转嫁到运动员头上。转化工作做好了，你们还是你们，实力在，信心也必须在！他们也很同意我的分析，说确实如此，张健说有个队员没进驻奥运村时，在村外训练生龙活虎，一进村傻了，不知道怎么练了。这就是奥运会的残酷性，一到村里，见到那么多穿着不同国家和地区运动服的选手聚集在一起，激烈竞争的氛围，顿时感染着每个运动员，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年轻选手，心理、思想就会发生变化，弄不好就会紧张、发毛。加上赛前看俄罗斯队训练，见他们一个个都站得那么稳，我们的队员感到俄罗斯并不是想象得那样，很强啊！教练、领队未能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疏导，他们就把问题带到了比赛场上，出现问题，这是必然的。关键是，有针对性地及时做好转化工作。
那天开完午夜例会，凌晨两点，我还没睡，特意到体操队住的地方去看看，见张健、高健的房间都还亮着灯，我没有打扰他们，相信他们自己能解决问题。
第二部分东方不亮西方亮（1）
-138:33:01976
东方不亮西方亮
团体决赛那天，中国体操队的小伙子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比赛之前，六个小伙子聚集到了一起，自己开起了准备会，几个人说说笑笑，看上去就信心十足。李小鹏特别兴奋地跟队友们“布置”着最后一项跳马的战术：“虾哥（郑李辉的绰号）你第一个上场，站稳了！紧接着是邢傲伟也站稳了！然后是杨威来一个高难度动作，最后是我上场！”一边说着一边还比划着，做了一个比赛结束之后向裁判致意的动作：“我只要那么一站，冠军就拿下了！”然后几个小伙子一起欢呼起来，仿佛已经拿到了冠军这样的场景很难让人想到此时的中国队、预赛只是名列第二名，并且就在跳马这个项目上，预赛时连续出现过三人次的失误！
果不其然，决赛中的中国男子体操队与预赛时相比，仿佛换了一支队伍，他们发挥出色，在决赛中没有一人次出现重大失误，这支由李小鹏、黄旭、肖俊峰、杨威、邢傲伟以及郑李辉组成的队伍，以总分231.919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是中国体操人期待了16年的奥运会男团冠军。
在当晚指挥部召开的午夜例会上，袁伟民总结了体操队的表现，所有与会者，包括正在参赛的和等待参赛的各项目领队、教练，都从中得到启迪。袁伟民说：
男子体操一开始盲目乐观，看不上人家，等到发现对手实力很强，又害怕了。体操队那天压力很大，自己也明白预赛没打好，而且影响了单项进入决赛。那天开完会以后，从张健、高健到黄玉斌，都整整一夜没睡觉，我认为这很正常，这就叫战胜自我。不战胜自我，想拿金牌，没门！我不客气，该给压力就要给，因为奥运会冠军人家不会白送给你，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我们男子体操能够这么好地将被动局面扭转过来，没有被压垮，说明这支队伍还是有战斗力的。女子体操吸取男子体操的教训，振奋精神，在比赛中赛出了10年来最好的表现，这就叫“比出风格，比出水平”了。运动队要想不发生问题不可能，关键是发生问题及时解决，尽快做好转化工作，问题解决了就会往前走，就能取得成绩。这两天做思想政治工作是有收获的，但是做工作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否则你说的没错，道理也对，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袁伟民说的做好转化工作，包括思想上和心理上的，主要是思想上的，因为心理变化往往主要是受思想影响，所以他指的转化工作，主要是指给运动员做思想工作。
第二部分东方不亮西方亮（2）
-138:33:02676
袁伟民在指挥部午夜例会上，对开局阶段进行总结时，说了这样一个观点：
开局的日子都不好过，打大仗，开赛前三天，哪个国家都想开局就打响，所以日子都不好过，调整好情绪、理顺心理很重要，这对哪个代表团、哪个队来说都一样，对高水平和低水平的队员来说都一样，“克拉克现象”都存在，关键在自我调节，关键在战胜自己。有些队还没有进村，有些队今天刚到，你能否一进村就调整好情绪、搞好心态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比赛是在动态中进行的，如果我们的工作简单化，或者没有落到实处，或者针对性不强，说了等于没说，能否使运动员在这次比赛中发挥水平，甚至超水平发挥，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看我们的思想工作水平。
袁伟民说到的“克拉克现象”，是奥运会上的一个著名范例：澳大利亚田径运动员克拉克，曾经17次打破世界纪录，但是在奥运会上却从来没有取得过金牌，这种情况被称为“克拉克现象”。同样的例子还有乌克兰的撑杆跳高名将布勃卡，虽然他在男子撑杆跳高项目上称霸世界15年、35次打破世界纪录，但是在奥运会上，他只在1988年获得过金牌，1992年、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布勃卡都以失败告终。
正是因为像克拉克和布勃卡这样的超级明星都会在奥运会上犯错误，所以袁伟民一向有“哀兵作战”的思想，正是因为有不可避免的“克拉克现象”，所以袁伟民一贯强调“东方不亮西方亮”，他要求领队、教练不能只把宝压在有能力冲金的点上，要在动态中观察，发现新的闪光点，抓住瞬间，激励运动员敢拼、敢上。他非常善于利用代表团新发生的、鲜活的实际战例激发、鼓舞全团的士气。
第二部分失而复得的羽毛球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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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复得的羽毛球金牌
悉尼奥运羽毛球比赛，中国派出了三对混合双打选手参加比赛，其中最强的一对是多次获得世界冠军的葛菲和刘永，但是在比赛中，最强的这对输了，而最弱的一对张军和高.却
赢了，袁伟民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在午夜例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李永波前一天曾经把张军和高?了一顿，得好，让他们清醒了，所以今天他们冒出来了，打败了世界冠军。李永波，你是不是看到刘永和葛菲不敢他们？当然，怎么还有个讲究艺术的问题，不是什么都，但有时你点得得重一点，能使他们清醒。所以，教练员必须找准‘点’狠狠解决。冠军是不好拿的，不管是计划内的还是计划外的，只要发挥水平就好，这中间有区别，但没有绝对的分别，比如蔡亚林就是计划外的，张军和高?也是计划外的。“克拉克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袁伟民很生动地说：
克人要讲究克法，你不能训人——有的人吃硬的、有的人吃软的，你要有针对性、艺术性，关键要解决他的问题，做到不带问题上场，这才是根本。
借着张军和高.的例子，袁伟民又强调了赛场上的进取精神，他说：
实力不够拿不到金牌可以，但形象要好，不能就此服输，要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前八名。你不要看不起前八名。金牌没有可以，但场上绝不允许没有进取精神。比赛可以输，人绝对不能输，所有的弱项都要重视这个问题，没有一项可以例外，没有一项可以在大树底下乘凉，每个人都要靠自己来回答问题，自己的考卷别人代替不了你，落后项目拿不到牌也必须为今后打基础，在精神上不能打败仗。
张军和高.拿到的是一块失而复得的金牌，中国队最有实力在这个项目上冲击金牌的刘永和葛菲提前被淘汰出局，而未被看好的年轻选手张军和高.却连连爆冷，一路杀进决赛，凭着初生牛犊的拼劲，硬是把赛前被认为不可能得的金牌得到了。
张军和高.拼出了金牌，另一位女将唐琳在柔道赛场上也一样拼出了气势。
唐琳在半决赛中战胜比利时选手拉克尔后，心理上曾出现波动。郭仲恭领队想起了袁伟民局长在开会时曾经告诫领队、教练，关键时刻要抓准问题给运动员一“激”。于是，教练唱红脸，领队唱白脸，在决胜关头催唐琳猛醒。过去唐琳曾与决赛对手法国的勒布伦交手几次，胜多负少，凭实力可以取胜。只要摆正位置、调整心态，就能赢得这场比赛。被刺激后，唐琳重新找回了镇静，最后一“激”，在赛场上带来了个人水平的出色发挥，勇夺桂冠。
可以说，悉尼奥运会第五天，张军和高.、唐琳的拼劲儿给其他队伍带来了非常大的鼓舞，也就有了悉尼第六天中国代表团的夺金高潮，日进6金，这天才是悉尼奥运会真正的“中国日”——这一天对于中国体育来说是金色的一天，中国代表团夺取了6枚金牌，成为中国自1984年参加奥运会以来，在奥运会的比赛中夺取金牌最多的一天。
辉煌的“中国日”激发了国人对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的大胆猜想，也激发了参赛运动员们不可遏止的夺金欲望。中国军团势如破竹，在这之后的三天中，七战七捷，日日有金。转眼间，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量就达到了21枚，但是问题也随着来了。
第二部分“梦之队”出师不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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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之队”出师不利
胜利是不会轻易到手的。在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好戏连台的时候，另一个夺金大项跳水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夺金把握最大的女子十米台单人、男子十米台双人、女子三米板双人三个项目上，中国选手分别输给了美国选手和俄罗斯选手。原以为是中国队囊中之物的3枚金牌挂在了外国选手的脖子上。被媒体称为“梦之队”的中国跳水队出师不利，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袁伟民坐在奥运村自己的房间里面看电视，从特写镜头中，根据运动员临场的表现“号脉”，而且他这个“号脉”，不光号到临场运动员，甚至可以发现工作人员的问题在哪儿。中国跳水队出师不利的情况让袁伟民非常明白，到午夜例会的时候，他要号准周继红的脉，才能解决问题。
周继红是中国跳水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退役以后，她先是到北京大学学习了两年外语，然后先后在北京队和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那时中国跳水队的总教练是徐益明，他也是周继红的教练。
刚担任领队的时候，周继红还处在积累管理经验、逐步树立威信的阶段，她遇事经常会向领导求助，甚至在遇到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会直接求助于教练员出身的总局领导袁伟民。她虽然有点儿怕这位严师，但又觉得这个领导不讲官话，容易了解自己的想法。
当他们踌躇满志地抵达悉尼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局，这支被称为“中国体坛梦之队”的队伍，有点儿想当然了。
第一天跳水比赛，进行的两个双人跳水项目，令周继红他们感到意外的是：田亮、胡佳的男子十米台双人和伏明霞、郭晶晶的女子三米板双人两个项目，中国队都失利了；随后在第三个项目--女子十米台单人的比赛中，三年中一直保持不败的中国选手李娜和桑雪也失利了。
第二部分“梦之队”出师不利（2）
-138:33:05783
袁伟民还记得：
开始的时候说她，她不听，但是有些话我不能开始就讲。后来问题出来了，我不讲不行了--丢了两块金牌的时候，我叫李富荣去讲，第三块一丢，我就把他们领队教练都叫来了，不讲不行了，再丢下去越丢越多了。
袁伟民给跳水队的全体领队教练开了一个会，一般他都是先听领队和教练讲情况、讲他们的看法。
周继红认为，前两天丢掉的金牌，虽然是我们的强项、有优势，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发挥正常，而对手发挥超常，所以金牌丢了，马上就要开始的第四个项目是熊倪参加的男子三米板单人，但是按照以往的实力，这个项目是中国队实力最弱的项目，金牌很可能落到俄罗斯名将萨乌丁手里。周继红这么算账，意思是第四个项目也还拿不到金牌。
听过周继红的汇报，袁伟民几乎使用了质问的口吻：
你这是静态的分析，认为明天是人家该拿的，你熊倪有可能拿不到。但是，体育比赛是动态的，前两天你们的强项不是被别人打败了吗？既然你们最该拿的金牌被别人拿掉了，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把别人该拿的金牌从他手里拿回来，为什么不存在这个可能性？你们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念：必须要拿，非拿不可！
周继红事后回忆：那次袁局长声色俱厉，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
实际上，大赛中高水平运动员的实力都差不多，如果自己把自己框死了，不会动态地看问题而是静态地看，就会出问题。所以成绩不能说明现在，只能说明过去。那天我要求他们回去给运动员分析形势，辨证地看问题，要把熊倪的工作做通，要把他逼到悬崖上，要让他觉得这块金牌非拿不可，就要让他想明白，既然别人可以超水平发挥把我该拿的金牌拿走，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把别人该拿的金牌拿过来！让熊倪想通了，轻装上阵，下死决心去拼！
赛事的发展果然如袁伟民的预料，熊倪超水平发挥，为中国跳水队赢得了悉尼奥运会的转折。
第二部分熊倪力挽狂澜
-138:33:061550
熊倪力挽狂澜
男子跳水三米板决赛，熊倪最后一个出场，但他从预赛带入决赛的分数却比俄罗斯名将萨乌丁少9.84分。第一跳熊倪落后萨乌丁15.42分。第二跳，双方差距继续扩大至30.63分。从第三跳开始熊倪开始追赶萨乌丁，到最后一跳之前，他已经超过另一位有望夺金的墨西哥选手2.34分，与萨乌丁的差距也缩小到10.98分。决定命运的一跳开始了。倒数第三个出场的墨西哥选手跳出了83.64的高分。急于求成的萨乌丁在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上出现严重失误，成绩排在墨西哥选手之后。萨乌丁已经无缘金牌了，墨西哥选手以为金牌到手，已经和教练开始庆祝胜利了。这时熊倪最后一个出场，他的动作是407C，难度系数3.4。熊倪不动声色，稳稳地一跳，空中动作接近完美，但入水水花较大。全场屏息，等待裁判亮分。81.60分！熊倪以0.3分的优势夺得冠军。全场欢声雷动，而熊倪避开了人们的视线，把头埋进池中，任泪水纵情流淌--在中国跳水队几近绝境的时候力挽狂澜，唤醒了“梦之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