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外媒体都充分报道了中国代表团在悉尼的表现，《中国体育报》在头版头条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在中国代表团指挥部里”，每天都刊登了袁伟民在午夜例会上原汁原味的讲话。读了那一篇篇比赛前夜的讲话，再看看第二天比赛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都讲到了刀刃上，基本都被言中。
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为凯旋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举行的欢迎晚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袁伟民在午夜例会上的那些讲话，李瑞环善用哲学，懂得体育，熟悉袁伟民，他说：“袁伟民每次都能说到点子上，说明他是专家，他的那些话一般的领导是讲不出来的。”
在悉尼的20多天征战中，袁伟民全身心投入，思想高度集中，用经验和智慧留下了堪称经典的指挥力作。然而，假如在一开局金牌就连连失手的情况下，袁伟民私心作祟，想到的是这样下去成绩不好回去怎么交代，他的指挥又会是怎样呢？假如面对“梦之队”中国跳水队出师不利，连丢3块本该拿下来的金牌之后，袁伟民不去扭转局面，而采取的是保守指挥，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第二部分战斗远远没有结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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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民说：
竞技场上的“保”与“拼”，或者说“守”与“冲”，首先是受思想左右，把私心杂念、个人患得患失带到比赛场上去，水平再高也会失手，运动员、教练员如此，官员也如此。悉尼奥运会兴奋剂问题处理得当还是不当，成绩好还是不好，我都是第一责任人，没必要先考虑结果，应该重视的是过程中的努力，不受干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处理事情常常忘了自己是个“官”，我往往总是直言无忌，坚持己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悉尼奥运会许多人为我捏了一把汗，担心我丢乌纱帽。我无所谓，大不了不当这个官了，所以复杂问题反而简单化了。如果意见有分歧就不敢再坚持己见，这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其实当官和打比赛一样，无私才能无畏，才能赢得胜利和成功。
反兴奋剂斗争还远未结束
中国体育代表团带着“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成绩回到了北京。来自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的信息都表明：经过这次严查猛打，中国成为了反对兴奋剂的典型，成为了国际体育界的榜样。
从悉尼奥运会归来，曾经对以袁伟民为局长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做法提出过质疑的人都承认袁伟民做得对，因为这种做法的直接影响，是使玩兴奋剂的人不得不有所收敛，就连抱侥幸心理的人也不敢随意玩“瞒天过海”的把戏了。
在悉尼奥运会时成为全球典范的中国，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兴奋剂工作得到了国际上更有力的支持：2003年3月，中国等80多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哥本哈根宣言》；2004年1月13日，中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公布了《反兴奋剂条例》，3月1日起施行。
但是，袁伟民仍然十分清醒，他知道这场斗争远没有结束，无论是国内体坛还是国际体坛，使用兴奋剂和反对使用兴奋剂的斗争仍然非常尖锐、复杂、激烈。悉尼奥运会之后，中国体坛仍然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年年兴奋剂检测都有被查出呈阳性者。原本要参加悉尼奥运会的那七名某省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在之后的不到两年时间里，全军覆没，均遭禁赛处罚。
第二部分兴奋剂问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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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问题不容忽视
发生在游泳和女子中长跑项目上的一些现象依然让人难以解释：
第九届、第十届全运会上，女子游泳都出现了一批世界冠军级的好成绩，但是在随后的世锦赛、奥运会上，这些成绩都不能表现出来，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甚至会突然销声匿迹，中国游泳内战强于外战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
第十届全运会上，还爆出了一起非常令人震惊的兴奋剂事件：一位著名女子中长跑选手先是在北京进行的女子马拉松比赛中轻松摘金，第二天她又出现在南京的女子5000米赛场上，并且顺利拿到了银牌；在前一天马拉松比赛结束后药检呈阴性的她，在第二天的药检中结果竟然是阳性，而且禁药的成分是早已过时的“诺龙”。从她使用兴奋剂的手段和药品成分都暴露出如此大胆和无知。
所有这些例证，都可以说明兴奋剂问题在中国体育界的泛滥，即使在今天，这个问题也依然存在。
就像全世界都在禁毒，仍然有人在吸毒、贩毒一样，全世界反兴奋剂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2000年9月29日，在悉尼各界为中国奥运代表团举行的庆功会上，袁伟民团长为舞狮点睛。
2007年10月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爆出惊天丑闻，曾有“田径女皇”之称的美国人马里昂·琼斯“招供”，承认自己曾在备战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使用类固醇类兴奋剂，并打算为自己此前的欺骗行为认罪。10月8日，琼斯将自己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获得的所有5枚奖牌归还给国际奥委会，这其中包括了女子100米、女子200米和女子4×400米的金牌以及女子4×100米和女子跳远的铜牌，而美国反兴奋剂委员会并没有因为琼斯此时的态度而减少对她的处罚，即使琼斯在之前已经宣布退役，但还是被追加了两年的禁赛期，同时国际田联和美国奥委会还要求琼斯归还以前获得的巨额出场费和比赛奖金。此外，由于她本人涉嫌在接受调查时说了假话，以伪证罪被判入狱。
在袁伟民看来，兴奋剂在中国的存在、流行甚至泛滥，是中国体育在变革过程、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孤立地看待这个现实。兴奋剂作为改革开放初期鱼目混珠的“舶来品”之一，人们对它的危害性有一个认识过程，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把兴奋剂的研发和体育科学的进步混为一谈。
袁伟民认为：
中国实现市场经济后，兴奋剂屡禁不止，泛滥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利益驱动、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政绩观，以及唯金牌论、锦标主义作祟。有些地方对运动员过分地重奖，一块金牌到手，房子、车子、票子、位子什么都有了，常常使一些运动员、教练员挡不住诱惑去“赌博”，使用兴奋剂，寄希望于侥幸过关取得好成绩。有的官员、领导把运动员取得的好成绩看作是地方的荣誉、名片，甚至当作是个人的政绩、“升官”的资本，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眼开眼闭、暗中支持、提供经费的也还有人在。
袁伟民一贯主张：
要解决中国体育界存在的兴奋剂问题，必须对于包庇、纵容、指使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那些人严肃处理，对于运动员，还是要以教育为主、批评处罚从严，关键是让整个中国体育界远离兴奋剂。
兴奋剂是体育界最大的腐败行为之一，必须上升到这个高度认识这个问题，才能彻底杜绝兴奋剂现象对中国体育的危害。对中国反兴奋剂的前景，袁伟民依然流露出几分担忧。
第二部分申奥深层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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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奥深层谋略
袁伟民不仅经历了北京两次申奥的全过程，而且在2000年4月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之后，以奥申委执行主席的身份，和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刘淇一起，直接参与指挥了北京申奥的攻坚阶段和决战阶段。
在袁伟民上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时候，北京的申奥工作处在第三个阶段，即公关阶段。在这之前，袁伟民也参与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他上任之后，面临的形势更严峻，申办工作正处在最关键的时刻。
国际奥委会的一系列丑闻被不断披露：在盐湖城冬奥会申办过程中，部分委员接受了不同形式的贿赂，使人强烈质疑--在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过程中，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贿选丑闻”，导致了国际奥委会的改革和重新制订了申办奥运会的规则，在第110次全会上，对奥运会主办城市的遴选程序进行了重大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增加了接受申办的预选程序。
2.不允许国际奥委会委员和申办城市互访--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申办城市利用互访和第三方做国际奥委会委员工作的机会。
3.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组成人员发生了变化：确定了70岁退休制和主席8年任期制；确定了115名委员制，除了70名个人委员以外，其中15人必须为来自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代表，15人为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主席或其领导成员，15人为国家(或地区)奥委会的主席或其领导成员。
4.再次确定：由国际奥委会委员秘密投票决定举办城市--这就说明了最后的投票依然像以往那样具有不可预测性。
5.国际奥委会发出通知：申办城市不能做国际性的广告和宣传--我们的策略是“内冷外热”，现在对外“热”也热不起来了。
6.提出了国家和地区奥委会要对国际奥委会负责，对本国的申办城市要发挥既合作又监督的作用。很显然，这样的限制让世界了解北京的渠道变窄了，但同时，这也给了各个申奥城市相对公平、透明的申办平台。袁伟民这样分析当时“申奥”的形势：
总体情况来看，目前对北京有利的因素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申办以来，北京一直是受到各方面关注的大热门，截止到目前，国际舆论仍然认为北京是获胜可能性最大的城市之一，在申办竞争中处于“领跑者”的地位。但同时，不断显现出来的迹象也表明：随着投票日期的临近，各种阻挠北京申办的力量正在聚集，并加紧活动，夺取申办成功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面对更加激烈的挑战。
第二，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评估报告”对北京的申办工作和举办条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为我们取得委员们的了解和支持奠定了有权威的坚实基础。这个报告把北京列为三个优秀城市之一，这三个城市所在的国家唯有中国没有举办过奥运会，对我们的有利之处显而易见。报告中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体育留下独特的遗产。”这句话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明确指出了北京奥运会的历史意义。报告公布以后，国际媒体普遍认为，北京的领先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
第三，国际奥委会领导层的态度倾向和委员态度的基本格局为北京获胜提供了基本条件，我们加强了一贯工作的力度，在委员中广泛开展了宣传和争取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触了99个委员，占有投票权委员人数的85%。
第四，中国具有独特的条件，在国际奥委会构成很强的吸引力，热情支持申办的国家政府和13亿人民、从未举办过奥运会的世界体育大国、迅速成长潜力巨大的市场、北京国际化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和发展前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认同，成为我们拥有的独特的优势，这些积极因素形成了对我们有利的基本态势，为我们夺取申办成功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第二部分申奥政策有变，申奥对策要变
-138:33:141319
申奥政策有变，申奥对策要变
但是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各种阻挠北京申办成功的情况呈上升趋势，根据上次申办的经验，越是接近投票的时间，情况会越复杂，“承诺”并不等于拿到手，这里面的变数很大；尽管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委员表示支持北京，可如同邓小平所说：“承诺的东西不等于已经到手的东西，不能轻信。”
因此，在袁伟民上任之初，做好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化解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声音、争取更多的人支持北京，就成为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仅仅靠少数人显然是不行的，需要调动现有的全部力量做体育外交工作。作为中国奥委会主席和奥申委执行主席的袁伟民，更要在这项工作中身先士卒、首当其冲。
袁伟民第一次以奥申委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执委会，就谈了几个观点，他打开笔记本，回忆说：
我写了一个提纲：投票前的重要工作是在最后的时间里，积极周密地有效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一、继续组织各方面力量落实计划，全面接触委员，巩固扩大支持，在最后投票以前，争取不留“死角”，不管赞成我们的、不赞成我们的、中立的，都要注意争取，票不是送给你的，是你争取来的，讲这个道理；二、认真细致、精益求精做好莫斯科陈述的准备工作；三、积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增强对我们有利的舆论氛围；四、搞好到莫斯科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的组团工作，制订周密的工作方案；五、适度地把国内的申办宣传力度引导到群众以积极平和的心态对待申办上。
袁伟民认识到，在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怎样做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因为袁伟民上任后面临的申办工作，是一种在国际奥委会改革之后的申办程序。
新的不确定因素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和以前相比，北京展示自己的渠道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对申办的要求更高了，特别是对外联和宣传的要求更高了。
第二，国际奥委会成员组成的变化使得不确定因素增大了，尤其是15名现役运动员委员的工作难度很大，其中已经确定的10人都是欧洲运动员，而申奥过程中胜败的差距往往都是只有几票。
第三，国际奥委会增加了资格审查的程序，要求各申办城市在成为正式候选城市之前，各国奥委会和申办城市要先回答六方面的问题；这六方面的问题将成为申办奥运会的最低标准，这就是规定动作。这六个方面分别是：申办动机和政治支持；国家宏观经济的指标；城市基础设施和体育设施；赞助商的支持；法律法规方面；非技术性的标准。在申办改革的新形势下，北京首先要通过资格审查关，就是要达到作为申办城市最低标准的六条，才有可能进入最后更为激烈的竞争。这六个问题中，大部分问题可以在申办过程中加以解决，但是有一个问题应该提前加以重视，就是申办动机和政治支持问题，这要进行民意调查和全民表决，国际奥委会也要进行调查，因此宣传上必须加大力度和覆盖面以获得群众的支持，这和原来说“内冷外热”的精神是矛盾的。
总之，当袁伟民出任中国体育部门“掌门人”的时候，不但作为体育总局局长面临着他所擅长的竞技体育问题--在悉尼奥运会上争取好成绩，而且作为中国奥委会主席和北京奥申委的执行主席，面临着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的很多复杂的新形势。
第二部分竞争对手的策略（1）
-138:33:15658
竞争对手的策略
就像袁伟民所说，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IOC组成成员的变化，二是“申办动机和政治支持”问题。
首先看IOC组成成员的变化--
国际奥委会在改革过程中增加了三部分新的委员：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负责人出任的委员、运动员出任的委员、国家奥委会负责人出任的委员。
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委员的增加，是“三位一体”的奥林匹克理念和组织结构使然：正像《奥林匹克宪章》中所指出的--国际奥委会、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是构成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结构的三个主要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伟民的认识是十分准确的，因为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国际奥委会已经不是过去那样的贵族俱乐部了，它必须处理好和国家奥委会之间的关系。
而第二部分委员的增加，则对北京的申办工作有更加直接的影响，这部分委员是由参加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们投票选出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其中大多数都是欧美运动员，显然会在感情上更加倾向欧美的奥运会申办城市。对此，袁伟民也予以了正确的认识和密切的关注。
再看“申办动机和政治支持”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得原来北京再次申办中的“内冷外热”的提法变得不可行了，因为要应对国际奥委会的民意调查，就不仅要“外热”，而且要“内热”--加强在国内，尤其是北京市的宣传力度。
北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法国的巴黎，这两个城市都有着自身的优势，也有着自己的策略。袁伟民概括说：
第二部分竞争对手的策略（2）
-138:33:19984
多伦多的策略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们两个重要的“卖点”，是多元文化和场馆集中。第二，他们发动运动员和残疾人运动员参与申办工作，并且做得非常成功，他们认为奥运会的主题是运动员，整个申办团体里面也是以运动员为主。第三，开展全方位的游说，他们通过运动员拜访28个国家单项体育组织和198个国家奥委会，这并不违反国际奥委会的规定。第四，他们重点争取非洲的选票，因为非洲奥委会在过去两届奥运会主办权的争夺中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非洲倒向谁，哪里就能胜利，多伦多奥申委加大了对非洲工作的力度，一方面他们承诺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体育援助，另外一方面计划出资1000多万加元，在加拿大举办法语国家运动会。第五，他们加强欧洲选票的争夺，注重争取运动员出身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支持（国际奥委会有投票资格的委员中，当时一共有19位是运动员出身），他们相信大部分运动员出身的委员都会支持他们。第六，动员外交机构拉选票，加拿大总理亲自到莫斯科去助威，他们也注重和国际的主流媒体保持良好关系。
多伦多寄希望于在莫斯科投票的最后几轮胜出，他们认为：北京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可能得票最多，但是不可能超过半数，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在第二轮投票中能够获得25张到30张选票，超过巴黎，在第三、第四轮中间再和北京“决战”。
而巴黎的策略，主要是利用其国际大都市的知名度进行宣传，他们认为自己有以下优势：第一，巴黎具有国际性，是世界级大城市，游客最多，一定会使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和游客对他们有兴趣。第二，巴黎具有多样性，不仅体育设施，而且在艺术文化建筑环境等各方面都具有优势。第三，巴黎具有宽容性，容纳了近一百多个民族，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不同的宗教信仰。第四，巴黎尊重人权，是《人权宣言》的签署城市。第五，巴黎有新闻自由，能给记者提供自由采访的便利。
巴黎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例如无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体育器材，邀请世界20多万青年参观巴黎等等。
和北京竞争的这两个城市还进行一系列的造势活动，特别是利用“人权问题”做文章，借运动员之口向国际奥委会委员施加压力，不断提醒国际奥委会注意中国的“人权问题”，特别提醒国际奥委会注意国际舆论对“***”的关注；另外，他们还秘密游说国际奥委会中来自天主教国家的委员，说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信仰天主教的人反对中国。
第二部分是否提及人权问题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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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及人权问题悬而未决
海内外许多高层人士分析：“北京的申办工作，成也政治，败也政治。”袁伟民格外关注的是：其中“人权问题”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
在距离莫斯科投票越来越近、申奥工作进入关键时刻之际，北京奥申委分析认为，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敌对势力和对手有可能利用政治问题攻击我申办工作，攻击的方法主要表现为：抛出观点和重复某些有影响的观点，唤起舆论跟进，达到杀伤我方的目的。对此我们要做好论战和行动的两手准备，积极做好防范，应对危机。
“中国的人权记录十分恶劣，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这是美联社反复表述的观点。
“如果让北京举办奥运会，不会使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相反，会使中国继续迫害持不同政见的精神病患者、流浪汉以及下岗工人，中国将继续执行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北京举办奥运会，将同1936年柏林奥运会一样可怕。”--这是法国一些媒体的观点。
对于当时西方舆论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攻击，我们的看法是：中国人权事业已经取得长足进步，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完善，这些成就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中国人权具有广泛性、公平性和真实性。中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关于促进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原则。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解决人权问题，国际奥委会多次强调要把政治因素和体育区分开来。但是，由于“人权”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很容易在说话的分寸上授人以柄。袁伟民回忆说：
对于在陈述报告中，是主动讲到“人权”问题，还是不主动涉及“人权”问题，当时考虑得比较仔细和慎重。一种意见是，继续通过海外第三方支持者，宣传“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自由”的观点，奥申委自己不进行主动宣传；还有一种意见是陈述报告中应主动提到“人权”问题，哪怕是很简单的表述。我的观点是主张主动去讲“人权”问题。我的根据在哪儿呢？我们朱熔基总理当选总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主动讲到人权问题，反响不错。我想只要不离开总理讲话的原则就行。我认为西方舆论和北京的竞争对手们肯定会在“人权”问题上做文章，与其回避这个问题，不如去主动触及这个问题，以显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正视这个问题的决心和自信。
李志坚也是主张主动提及“人权”问题的，正如他所写的《申奥六鳞》一文中所指出的：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国际反华势力从来没有放弃以人权问题为借口，攻击中国，丑化中国，瓦解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自始至终也摆脱不了人权问题的干扰。
实事求是地说，围绕着人权问题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别有用心者，肆意夸大中国的人权问题，而且根本不谈生存权发展权这些最基本的人权问题，用他们臆造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基本情况的所谓人权问题，造谣污蔑，根本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另一种情况，不少委员受长期敌意宣传，弄不清围绕人权问题激烈斗争的实质，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情真意切地希望中国能在人权问题上表一个他们希望的态度，使他们能理直气壮地投北京的赞成票。而且他（她）们回到国内也好交待。
袁伟民说：
主张不主动涉及“人权”问题的想法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说北京没有资格申办奥运会，如果我们主动去讲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引火烧身”，带来麻烦。但是国际奥委会的许多委员，尤其是支持北京、支持中国的委员们，都劝我们在陈述中对“人权”问题有个表态，哪怕是很简单的表态也对我们有利，不表态、一字不提人权问题肯定不利。
那么，究竟如何去面对“人权问题”？在陈述报告里到底说不说这个问题？怎么个说法？直到去莫斯科陈述的北京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这些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二部分国际舆论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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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舆论一片大好
袁伟民说：
当时大家心里都有点儿焦急和烦躁，因为这么大的问题还没解决。不但代表团的领导有点儿急，代表团的很多工作人员也有点儿急，开会时甚至争论起来，国务院新闻办的顾耀铭说：“‘人权’两个字都不敢提，还去申办什么啊？”很多当事者在回顾北京陈述团前往莫斯科的情景时，都有这样的印象：去申奥就像是去参加一次世界大赛，别看很多参赛者都是部长级别的‘高官’，但是初登赛场的他们，有时候就像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轻选手那样，也会有点儿紧张、有点儿急躁、有点儿急于求成和有点儿“想赢怕输”！
大家也都明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情况，让他拍板决定怎么办。此时，李岚清副总理已经来到了莫斯科，他也一样要在莫斯科全会上做陈述，表明中国政府对北京申奥的态度。这时，距离北京代表团做陈述报告还有48小时。
袁伟民回忆道：
在中国驻莫斯科的使馆里，见到岚清同志时，他正在用英语背两天后他自己的陈述，因为他比较注重怎么能够把他自己的陈述讲得更好--处在临阵前的那种状态，清醒而果断。当前去的人把关于委员们对“人权”问题的反应，尤其是那些我们在国际奥委会的好朋友们的反应讲了一遍后，特别强调看来如果我们在陈述报告中只字不提“人权”问题，对我们很不利。岚清同志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拍板决定：第二天在刘淇的陈述讲话中加一句话：“如果北京申办成功，必将促进社会文明，促进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包括人权问题。”
“包括人权问题”，这就是中国在陈述时候的最后表述，虽然只是在刘淇的讲话中点了一下“人权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个“点到为止”的做法，也得到了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和国际舆论的好评。就在那天下午表决前，中午休息时，一个历来对我十分友好的欧洲委员，急匆匆地找到时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中国委员、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主席吕圣荣。吕圣荣善于做友好工作，人缘很好。那位欧洲委员诚恳地对吕圣荣说：“你们代表团下午的陈述一定要对人权问题有个表态。我的这个建议代表了25个委员的建议。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对中国十分友好的，都真诚地希望北京拿到承办权。”可见这句话加得何等及时。
决定把“包括人权问题”这句话加入陈述报告，已经是莫斯科投票前两天晚上9点以后的事儿了。刘淇、袁伟民、李志坚等同志，因为在中国大使馆向李岚清副总理汇报，所以回到代表团驻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很多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回来，因为按照代表团的规定，每天晚上10点钟要开碰头会，这个会议就像运动员在大赛之前的准备会一样。像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最资深的何振梁、次资深的吕圣荣和新委员于再清三人，以及魏纪中、楼大鹏、屠铭德等都要赶来参加这个碰头会，他们的任务是白天去继续做委员们的工作，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大家都要聚在一起，汇总各方面的信息。
因为在李岚清那边的汇报和讨论时间比较长，之后还有宴请莫斯科市市长的活动，所以当这五个人回到中国代表团驻地的时候，10点已经过了。
何振梁急了：“什么时候了？到哪儿去了？还不开会”他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去谈什么，特别生气。
于再清那天去做委员们的工作，陪人家喝了几杯酒，赶过来，见还不开会，坐在那儿说了几句不知所云的话。
袁伟民回忆说：“当时，好几个人在那里嚷嚷，七嘴八舌，显得很烦躁，那天我也有点儿火了，我说：不要说了！都不要说了！”
不难想象袁伟民当时的神态和表情--他就像指挥中国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时那样，镇静的、智慧的。
第二部分制定合纵连横政策
-138:33:221408
制定合纵连横政策
有人回忆说：那晚的情况很有意思，最后的决战马上就要打响了，说不出是兴奋，是紧张，还是焦虑尤其是在申奥一线连续作战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三位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和申奥的各级领导，此时此刻都各有各的心情和表情。那天于再清的样子非常可爱，开完会以后坐电梯下去，他靠在那儿嘟嘟囔囔地发牢骚：“我不就是陪人多喝了几杯酒吗？不是要我去了解情况、做工作吗？老袁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为什么呀？我那么辛辛苦苦地去做工作，你袁伟民为什么对我这副样子，这副样子”
其实，袁伟民也只是打断了于再清的说话，叫他别说了，别说了！袁伟民知道于再清最辛苦，为了北京申奥成功，他走遍了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50出头的人，满头黑发变成了满头灰白。
袁伟民回忆说：
“那天的场面的确很有意思--运动员上场打重大比赛前吃不好睡不好，心情烦躁，那种场面我看得多了--那天我们团部里的官员出现这种情况也实属正常，于是我就讲大赛前不能浮躁，不能求胜心过急，就讲这个。
我当时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载的：
在外界都一致看好北京的情况下，求战心切、求胜心切，怕有利的形势丢失，怕“万一”，因此烦躁，埋怨别人，容易来“火”，显得不冷静。这是大赛前的一种常态，实际上是压力大，怕失利。
我当时说了三点意见：第一，正确对待形势，以我为主，继续做好工作，少犯错误，少失分，要自信；第二，冷静，再冷静；第三，注意休息，养精蓄锐。
就像我们打球似的，总会想赶快开打，开打以后就总想赶快拿下，而且还就怕明天拿不下来--实际上，这些领导也是有压力，就跟打球一样。别看他们都五六十岁了，都是高
级别的领导干部，但其实心态，就像年轻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一样的。
经过了很多紧张和焦虑之后，北京申奥代表团在莫斯科赢得了一个美妙的结局。北京获胜跟方方面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人权问题”最后出现在陈述报告上，却是不能忽视的一个亮点。与北京当年第一次申办之后的反应完全不同，为数不少的外电认为：关于“人权问题”的表态为北京申奥加了分。据有关信息，不少国家奥委会委员对陈述报告的反映：北京轻而易举胜出，关键因素是李岚清讲话中政府对财政的保证和对友好合作基金的承诺，二是刘淇在陈述中主动讲到了人权问题。而当时，中国媒体对人权问题是没有报道的，因为那时代表团内部也只是小范围知道，成功以后自己也不便透露。
申奥成功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一位美国记者开始不太善意地通过自己的提问想引发袁伟民更加详细的关于“人权问题”的表述。袁伟民成竹在胸地一一回答，让那位美国记者相当信服，也得到了该媒体的好评。袁伟民说：
讲跟不讲效果不一样。讲的话，即使不讲很多，点到为止，但是说明你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自信，不回避现实。我当时心想：我只要按朱熔基总理讲话的精神就不会出问题。
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是中国体育界的老朋友，在当选主席之前，他就曾经为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积极斡旋，当选主席之后，也一直希望中国能主办一届奥运会。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奥的时候以43比45“输给”悉尼，所以人们会假设一种可能：如果在蒙特卡罗投票的时候北京和悉尼得票相等，萨马兰奇会不会把他的那张票投给北京？
答案明确而简单：不会！
第二部分一切都要靠中国人自己（1）
-138:33:23931
一切都要靠中国人自己
在萨马兰奇的自传中，他清晰地描述了自己的做法--
在那次投票之前，萨马兰奇早就想好了一旦出现平局之后自己的对策--首先，他将要求重新进行投票，他自己虽然将参加投票，但是将投出空白票；其次，如果再次出现平局，他将要求休会15分钟，由执委会进行紧急磋商，他将尊重执委们的选择。但无论如何，他将不会给任何城市投票。
不能说萨马兰奇对中国不友好，他曾经说：“在我担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把1996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了亚特兰大而没有给雅典，第二个是把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给了悉尼而没给北京。”这种态度，曾经使他遭到了澳大利亚媒体的抨击，但即使如此，在蒙特卡罗，他还是决定不使用自己的投票权。在他担任主席的21年间，他从来没有使用过自己的投票权。
或许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更多、更深地了解萨马兰奇：作为主席，他尊重委员们的选择，尊重奥林匹克的规则。而这种对于规则的尊重和对于所有参与者的尊重，是体育的魅力所在，是奥林匹克的生命所在。
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认识萨马兰奇：他是一个西方外交家、西方政治家，在国际体育事务上，他会考虑怎样平衡各方利益，但是他绝对不会只考虑中国利益！
争取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这种利益，还要靠中国人自己！
那么，北京第二次申奥，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维护国家利益，力争北京申办成功呢？
2001年7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报告会”上，北京奥申委赴莫斯科代表团中有8人作了讲话，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讲述了申奥的历程和成功的经验。
袁伟民讲话的题目是：“实力加努力”。他说：
奥运选择北京，世界看好中国。本次北京申办之所以能获得成功的原因很多，我个人认为，归纳起来，通俗地说是两个方面：一靠实力，二靠努力。也就是中国的实力打动了世界，北京真诚的努力感动了世界。
回顾申奥工作的全过程，中央为我们制定的申办工作方针、策略和我们在各个阶段制定的一系列对策在关键时刻都指导着我们的行动，是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二部分一切都要靠中国人自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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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公布的评估报告中也指出：北京申办是由政府推动并得到国家奥委会协助的申办。良好的比赛构想和政府全力支持促进了高质量的申办工作。
我们中国的实力不用说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努力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关键是在中央为我们制定的正确的申办工作方针、政策指导下，我们所制定的“合纵连横”的对策和“滴灌”的工作方法，非常成功。
什么叫“合纵连横”？
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李志坚写了一篇回顾申奥的文章--《申奥六鳞》，发表在2007年8月29日的《中国体育报》头版上，第一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合纵连横”策略的来龙去脉：
公元前200多年前，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含有战略性的策略--合纵连横就已经游刃于一国或者几国的广阔舞台了。到了上个世纪的40年代，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合纵连横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蒋介石反动派真正地被孤立到宝塔尖上。合纵连横的另一视角的概括叫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就这个意义上说，合纵连横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强项，尽管申办奥运的激烈角逐与战国争雄、解放战争有很多不同，但合纵连横同样贯穿其中，且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伙计。这一点，可谓只能心领难以言传，只能神通难以语达。
合纵连横策略的提出在奥申委执委会分析蒙特卡罗四轮投票结果时醒悟的。一定要强调的是，第一次申办，尽管承办权之花未落北京，但成绩是巨大的。第一次申办就位居第二，仅以两票之差与承办城市擦肩而过，足以使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准朋友、非朋友及顽固派震惊。蒙特卡罗投票的情况是：第一轮，北京32票、悉尼30票；第二轮，北京37票、悉尼30票；第三轮，北京40票、悉尼37票；第四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北京前三轮都领先悉尼，恰恰是决定命运的第四轮输给了悉尼。明摆着，第三轮被淘汰的曼彻斯特与悉尼同属英联邦国家，第三轮投给曼彻斯特的11票，分流给悉尼8票，分流给北京的只有3票。明眼人推测，事前可能有约定，就有合纵连横。
第二部分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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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
第一次申办在哪个环节吃了亏，第二次申办就要在哪个环节上下功夫。申奥小组集体讨论认为：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由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般而言，两件大好事，在一场全会上不大可能给同一个洲。我们北京最关心最要努力的是保证北京拿到承办权，至于新的主席人选最大可能是出自欧洲，呼声最高的是罗格。罗格的人品、威望、资历、能力都是上乘的，如果他能担任主席，对于国际奥委会的团结稳定、走正道，抑制邪的歪的，保证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健康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他能担任主席，我们乐观其成。其他洲若有合适人选，我们也乐观其成。我们，或者说我自己，最不希望金云龙当选主席。其一是人品、经历，因经济丑闻被本国司法机关投入牢狱就是证明；其二，尽管主席是在选承办城市之后，如果全会一开，金的呼声就很高，那对亚洲城市北京竞争承办权显然不利。
参加这一次合纵连横策略决策的绝大多数都是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高度负责的，都是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都是有高智商的。领导同志不用说了，参与申奥的总局外事专家们也都是坚定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袁伟民说：
尽管在理论上这两件大事是各自独立的，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实际操作上又必然会被捆在一起考虑。确实如志坚所说的，在国际奥委会一次全会上，要表决通过两件都与地域的荣誉相关的大事，怎么可能两件大好事同时落到同一个大洲的头上去呢？这也是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内心的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或者说在投票时会掌握的重要因素，“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即使不用这个常理来分析，仅从申办城市的竞争方和主席位置的竞争者，各自单方面利益考虑，谁都会利用两件好事在同一次全会上投票的机会，制定各自的对策，建立各自的联盟，做各自的交易，这是不言而喻的，是公开的秘密。
因此，北京奥申委制定的“合纵连横”策略，就是要通过中国对于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承诺，我们会联合我们的朋友去支持罗格--这个策略是我们的总方针，是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情。
萨马兰奇是在莫斯科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因此他希望也在莫斯科结束自己的主席生涯，他曾经多次流露：较理想的接班人是罗格。
罗格是帆船运动员出身，职业是外科大夫，他曾经参加过三届奥运会，获得过欧洲帆船冠军。早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后，罗格就被认为是萨马兰奇可能的继承者之一。萨马兰奇对他的评价也很高，他说：“罗格的过去没有任何阴影，是一位从小就信守承诺和独立自主的人”，“坚定、力量、与外界因素和孤独抗争，这些在帆船运动中学到的有价值的东西，必将在他日后担任主席的工作中起到作用”。
当时，罗格还担任着欧洲国家奥委会协会的主席，这是一个由欧洲各国奥委会组成的洲际组织，其地位相当于“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如果用一句通俗的语言表达：罗格的职位相当于“欧洲奥委会主席”。因此，欧洲的委员都支持罗格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第二部分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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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票为本”、“实施滴灌”
袁伟民认为：
罗格对中国很友好，个人的素质和修养也不错，与奥林匹克有特殊的情结，符合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条件。当时国际奥委会共有128个委员，其中欧洲的委员有42个。上次悉尼申办的同盟者是欧美大部分委员、大洋洲委员、非洲的英语委员、亚洲英联邦部分委员，而当时北京选票主要还是来自亚非拉，欧洲只有少数同情票投给了北京，所以可以说上次就输在了欧洲票不够上。而这次北京申办的主要竞争对手又是巴黎和加拿大，巴黎是欧洲城市，加拿大虽在美洲，但是移民城市，不少人会讲法语，有历史的渊源；还有一个申办城市伊斯坦布尔，是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城市。欧洲委员与这几个城市有天然的感情联系，而欧洲委员对于中国很陌生，大部分没有来过中国，对北京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奥申委经过反复认真讨论认为：无论就欧洲委员的数字而言，还是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而言，北京要想成功，都必须联合欧洲的委员。毫无疑问，他们对投票的结果将具有比上次更大的左右能力，因此我们要一方面支持罗格竞选主席，另一方面要联合罗格和欧洲委员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要通过支持罗格，换取欧洲委员支持北京，要发挥罗格的影响力，赢得欧洲委员支持北京。这就是北京这次申奥的总策略。
